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时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欠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旨”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低进高出，关键在于眼光准，出手时机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大势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斩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这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四家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同时，长实公司决定，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五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股市的变幻莫测，是谁也无法准确预计的。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
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然而长实的售股集资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股市狂泻，包销商已无法退出了。
香港股市这次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又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长实系上市公司只是市值下跌，实际资产并没有任何损失。而包销商这次真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长实指定的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港元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及上二百家分销商承担。
如此一来，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小系股票的大好时机。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大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李嘉诚这次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在这次股市大行动当中，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作法，但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条件感到非常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诚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了。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到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蚀，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到手。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迷。
大凡决策，是在掌握相关信息基础上进行的。李嘉诚之所以能预知股市的这次大动荡，也许是掌握了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信息。有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不符合事实。例如，我们“旁观者”没有深入了解事物内部，很难明白李嘉诚这位“当局者”为什么会如此神机妙算。
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的角色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在股市中，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在于：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进行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它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取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更有人一朝破产。在香港有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商贾大亨，就是在股海翻船，将多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李嘉诚认为，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会有失算之时。
所以，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他说：“一向以来，我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5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因为自感市场风向难料，李嘉诚始终信奉“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投资哲学，以分散风险。因此，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
这种债券有1至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DS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每投资一家公司，就要将其控制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没有多少大规模的收购计划了，而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实在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足以同时管理多家大型公司。他只有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这样，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事。
李嘉诚投资债券，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这样两条腿走路，游刃余地更大。
感悟：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做事时也容易保持冷静乐观；而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如此才能冷静决策，以成其大。
18.稳健中求发展才能做大做强
李嘉诚语：这是因为，商场如战场，单枪匹马的勇士，总不如一支军队强大。事业有了，但不能停滞不前，而要勇于向前看，积极地令其发展。
李嘉诚终于通过创出自己的新产品而很快占领了市场，企业得到很快的发展。李嘉诚敢于开风气之先，使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长江塑胶厂在李嘉诚的领导下，大发而特发。
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香港产业界就冒出了许多专门生产塑胶花的专业厂家。塑胶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香港市场。
引领了消费新潮的李嘉诚，并没有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他开始居安思危，想着进一步发展的路子，他的初步成果使他坚定了做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李嘉诚知道，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行业残酷而无情的竞争。大家都在抢占市场，而以长江厂现有的规模和实力，很难保证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所以，李嘉诚又做出了另一项重大决定：扩大工厂的规模，增添设备，改进原有的生产条件。
但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对李嘉诚来说，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个体业主式企业的实力是怎样的弱小。李嘉诚又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新的突破。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金。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决定将长江塑胶厂改为股份制企业。他的头脑依然很冷静，仔细分析了自身优劣，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再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的李嘉诚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管理意识和资本运营意识，这为他后来在股市的搏击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牢牢地将一句话铭记心中，那就是他在失败之中得来的深刻教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他首先到亲友中间集资招股，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李嘉诚的确有理由自信，因为他现在不仅能用自己的资本办事，还能调动别人的钱来经营事业。
商界有这样一种略失偏颇却又不无道理的说法；衡量一位商人的能耐有多大，不仅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资本和钞票，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否调动他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情。你有多大实力，有多大的号召力，要看你能调动的资本量有多大。
在1957年末，长江塑胶厂正式改名为长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总部由新莆岗迁到北角，由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开始着手引进西方的管理经验。他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内部保持高水平管理，都是很重要的。
李嘉诚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旧生产塑胶玩具，而另一处则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公司生产的重点来抓。
如今的李嘉诚，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炼，积累了许多经验，眼界更开阔。他越来越觉得做生意是十分有趣味的事情，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继续把事业进一步做大。而且，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商海中拓展出更大的基业。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的投资总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前段日子的晦气。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底，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从而引起了二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
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从香港传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五月风暴”与内地“文革”有直接关系。李嘉诚也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内地群众组织散发的小报，他从中获悉，8月份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据此看来，香港“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而且，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那么，究竟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呢？李嘉诚认定，中国政府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政府若要收复香港，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当年中国政府保留香港，是希望保留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这样对中国政府较为有利。现在的国际形势和香港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却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