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似乎很快就要过去了，凉风习习，带来了些许秋天的气息。离别两年之后，土井策太郎再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正值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清朝年号是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是旧历闰年，有两个五月。虽然阳历九月已经过半，但阴历上依然写着七月。
土井策太郎按照上级的要求，到北京内城的金鱼胡同拜访那须启吾。
那须启吾的屋子完全是中国风格的。屋里有热炕，炕上铺着有些磨损的毯子。一张细竹帘，把屋子隔成两半。穿帘子的线已经脱落，作为“墙壁”的帘子也是歪歪斜斜的。很快，竹帘就该换成布帘了。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看上去像紫檀木的，实际上是普通木头做的，只不过涂了一层黑漆，根本不值钱。黑漆脱落的地方还露出了斑驳的白色。墙上的挂轴是赝品，花瓶也比较劣质。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主人穷，而是因为他对房间摆设这种事不太在意。
策太郎一坐下，“紫檀木”椅就吱吱作响，像要散架似的。
那须启吾拿起素陶茶壶，斟了杯茶。茶壶表面蒙了一层灰尘，杯子似乎也没人洗过。
“请。”他一边得意地捋着胡须，一边说。虽然屋内摆设很简陋，但他那向上翘的八字胡，却修剪得极其讲究。
茶水表面浮着一层油，策太郎装作毫不介意，勉强喝了下去，还说“多谢”。
“对目前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那须问道。
“毫无头绪。”策太郎含糊地回答。
“总有个数吧？”
“我总觉得……”
当前，日、俄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三年前，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趁机大举进入“满洲”，并与清政府约定，待战乱平息后就撤兵。但后来俄国违约，赖在“满洲”不肯走，企图与清政府签订密约，以使侵占“满洲”这件事合法化。双方第一次密约的内容是将“满洲”的军政大权交予俄国掌控。当时，盛京将军在俄国关东总督阿历克谢耶夫的要挟下妥协了，但清政府并未批准。在随即进行的第二次密约磋商中，俄国仍不死心，妄图获得“满洲”的军事、行政和其他权益，但受到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警告才有所收敛。
去年四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1]，计划分三期撤兵，一年半内撤完。第一期撤兵已经实行。第二期撤兵计划规定，应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将军队撤出盛京[2]和吉林两个地区，然而俄国政府却一再拖延，计划迟迟未能付诸实行。
与此同时，日本与英国结盟后，对俄国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博士联名向日本首相桂太郎提交意见书。他们认为俄国人的目的是先占领东北，再进军朝鲜，最后将矛头指向日本，因此他们提出主战论。日本的国内舆论也认为对俄作战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策太郎父亲的同乡好友，也是外务省的一个工作人员，找策太郎商量工作：“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北京。你愿意去吗？”
策太郎家世代经营书画古董。他父亲的好友，亦是同行的鹿原氏经营了一家鹿原商会。策太郎在那里见习时，曾因工作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当时，义和团事件刚发生不久。
其实他非常愿意去北京。除了可以大开眼界、增长见识，对将来经营家族事业有益，他还有私人原因。
“你在鹿原商会的见习，应该已经结束了吧？我之前见过你父亲，跟他说起此事，他觉得很好，已经同意你去北京。虽然离家较远，但你父亲身体很健康，短时间内，你也不用为他操心……”
策太郎听完，不满地回答道：“虽然我父亲同意了，可那并不能代表我的想法！”
“哎！别这么讲。现在咱们要服从国家需要嘛！”说服明治年代的人，一句“服从国家需要”就够了。
其实，策太郎只是不想受到别人的轻视。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别人瞧不起，他就给自己施加压力，希望在自己这一代改变现状。至于去北京，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现在，策太郎担心的是外务省的工作性质。据说，日本已经连续向中国派遣了不少密探。一旦日、俄之间发生战争，中国的东北三省就将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因此，针对清政府的秘密工作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可除了书画古董，我什么也不会啊！”
策太郎刚说完，他父亲的好友便紧接着说道：“不！这件事你来做最合适，别人还不行呢，我是特地来拜托你的。”
“到底是什么工作？”
“这你就先别问了，你只管先到北京，见了那须启吾再说。他知道该怎么做。”
两天后，策太郎就离开东京，来到了北京。
那须启吾一边捋着八字胡须，望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土井策太郎讲他来北京接受任务的经过。听完后，他哈哈大笑，肥胖的身躯也不住地摇晃：“那小子真会故弄玄虚，其实你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神秘。”
看到那须的这副神态，策太郎不禁有些恼火，他问道：“听您这么说，那……”
“哦，不，我的意思是，他跟你这么交代也没错。”那须抱着胳膊说，“毕竟是我希望能派你来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点名要的啊！”那须边讲边站起来，两手抄在身后，挺着胸脯。
“为什么？”策太郎有些不安。
“你别那么紧张嘛！哈哈哈哈……”那须得意地笑着说，“你的工作并不难，知道你学过做买卖，所以我希望你借生意去拉拢文保泰。”
“文保泰？是那个取字画拓本很出名的？”
“是啊！”
那须凝视着策太郎，“哧哧”地笑了起来。
文保泰是中国人。他取字画拓本的技术高超，就是在大师云集的北京也享有盛名。但他既非商人也非工匠，而是一位富有的世家弟子。他对拓本非常感兴趣，专爱收集名贵的字画拓本。除了收藏，他还有一手好技术，不知不觉地成了拓本方面首屈一指的大师。
两年前，策太郎第一次来北京时，曾通过琉璃厂[3]某书画商的介绍，见过文保泰。当时，凡从事古玩字画交易，先要拜访这一行业的权威人士文保泰。
策太郎在日本外国语学校学过中文，逗留北京期间，也用心地提高了自己的汉语口语，因此，交流不成问题。
当时，策太郎尚不谙人情世故，只是很单纯地喜欢向文保泰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他提到，拓本工具长期以来墨守成规，为什么不下功夫钻研新技术，比如说考虑使用一些西洋材料。
听了策太郎的想法后，文保泰频频点头，大加赞赏：“嗯，你的建议很好，值得考虑。”
从那以后，文保泰就很中意策太郎。“我一向不收徒弟，可偏偏愿意教你。即便你将来把技术带回了日本，我也愿意收你这个徒弟。”
真是出乎意料，策太郎竟然被这位取拓本的名家赏识，还对他特别关照。
自此，策太郎便经常出入于文保泰家，还慢慢学会了取拓本。回国后，策太郎曾为父亲表演了一番，他父亲看得兴致勃勃，连连夸奖道：“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去北京。”
言归正传。当那须提到文保泰，策太郎侧首沉思道：“文保泰不是和政治没有关系吗？”
“谁说没关系？他可和政治红人们密切着呢！你只是不太了解。”
于是，那须启吾便向策太郎详细说明了文保泰与清朝政界人物的关系。据说，文保泰非常了解中国政界的动向，人们称他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政府腐败无能、贿赂成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不过，那些顶层的高官们还不敢公开、露骨地受贿，因此，自然而然地便有了代办行贿受贿的掮客。比如说，甲有求于袁世凯，乙有求于荣禄。行贿前，他们各自与该掮客商谈，这个掮客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质，分别指出甲和乙各自应拿出多少钱，然后他们便按照指示进行交易。文保泰就类似这种掮客。日本若想了解清朝的政治内幕，找准掮客花钱贿赂就行。
“哎！我真是一点儿都没发觉。”听完那须启吾的说明，策太郎叹了口气说道。
从表面看，文保泰热心于书画古董，还有着高超的取拓本技术，似乎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其实不然。
“人类社会都有其内部隐秘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国，光从表面看，你是永远无法摸清它的真相。”那须启吾摆出老前辈的架子说。对策太郎而言，那须确实是前辈。在策太郎之前，他也曾就读于日本外国语学校。
“照这么说……”策太郎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这时，他想起了两年前回国时的事：当时，文保泰买下了自家旁边的土地，打算建新房子。当时以为，他出于素封之家，估计继承了不少遗产，能有钱买地建房，也不足为奇。
那须启吾听到策太郎嘟嘟囔囔，就问道：“怎么啦？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前年从北京回国时，文保泰正在盖房子，估计现在已经盖好了吧。”
“嗯，盖好了，还取了个很特别的名字，叫作‘悠悠馆’。”
“悠悠馆？”
“对，取名悠悠，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这样的话，悠悠馆是他取拓本的地方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国前，他到文家辞行。当时，房子才刚开始打地基。在工地现场，文保泰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的计划：“在后院，还要另建一栋房子，专门用来取拓本……”
文保泰并非以取拓本为生，将房子取名为悠悠馆也算是恰如其分。
“文保泰和政界要人们来往频繁，也算是如今的当红之人。据我了解，他和庆亲王特别亲近，说不定可以从他那儿挖到一些重要的情报。过去你们关系不错，他很喜欢你，所以我才希望由你来联系文保泰。但暂时没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做，你只要进一步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就行。”那须启吾说。
出了那须家，策太郎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
当初，他下决心来北京，除了公事，也是为了一名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她叫王丽英，曾到日本留过学，就读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热心妇女教育，尤其喜爱美术。
前年回国后，策太郎曾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过汉语讲习会[4]的讲师。在讲习会会场，王丽英介绍他认识了李涛。李涛也是一位清朝留日生，那时在讲习会担任会话教师。
在日本的时候，策太郎曾和王丽英出去过几次。那时，王丽英总是穿着和服，外罩一件带褶子的、宽大的和服裙。
“为什么您不穿本国服装呢？我觉得中国服装很有魅力。”有时，策太郎会这么问她。
每次，她的表情都会有些不大自然：“您说的是旗袍吧，那是满族的衣服，不是汉族的传统服装，这一点您应该知道。而且日本的和服源于中国，所以我喜欢穿和服。”王丽英就这么简单地回答了他。
不久，王丽英就回国了。听李涛说，她住在北京。随后不久，李涛也跟着回了国。策太郎托友人打听到，李涛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胡同。他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心想：要想知道王丽英住在哪儿，问问李涛不就行了，他俩之间应该会有联系。
1903年前后的日本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温床。中国的惠州起义失败后，许多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纷纷经台湾逃到日本横滨。这些留学生大都聚集在孙文周围。孙文时年三十八岁，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体制，属于共和派。而戊戌变法失败后，稳健的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也亡命到了日本，他们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当时，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都在争取留学生们的支持。
平时对政治不怎么上心的策太郎，此刻突然想到，李涛和王丽英很可能也是某个党派的成员。
1903年，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阵营尚未建立起完整有序的组织机构。那些热血沸腾的中国爱国青年，为了理想，奔走于各地。祖籍江苏的王丽英去北京，很可能就和反清的政治运动有关。
不过，她那么漂亮，实在不适合参与残酷的政治斗争。策太郎在心中暗自祈祷，希望她不要冒险去参加政治运动。他想，如果王丽英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不知道会柳眉倒竖，还是会哈哈大笑呢？
“还是到李涛那儿去看看吧。”策太郎自言自语道。
他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笔记本。虽然记得很清楚，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仔细核对了一遍。
当然，他并不是思念李涛，只不过是想通过李涛打听王丽英的消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