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四点钟光景，缓缓隆起的地平线上，躁动地堆积起一层层乌云。同样在这个下午的三四点钟，一八四团团长关向民心里有点烦。说准确点，应该是很烦，非常的烦。
当时，部队正奉命向紧邻香港的深圳宝安一线紧急开进，去制止边民外逃。而在十分钟前，关向民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说他们连的老兵冯宁表现异常“反常”。这个冯宁因脚伤在团卫生所治疗多日，始终未愈而没能归队，在这次行动之前，经师党委核准，已被列入留守人员名单；但得知今天部队要出发，仍需拄双拐行走的他，却突然强行冲出卫生所，蹿上一辆出租车，一路追赶到火车站。当时军列已经缓缓启动。他全然不顾站台上铁路公安的大声喝阻和竭力拦截，扔掉双拐，纵身一扑，钻进八连所在的那个闷罐子车厢里，“死皮赖脸”地随部队一起往南边来了。当时的情形真可以说是惊险万分。就在他纵身一扑，伸手抓住车厢门上那冰冷的铁把手的瞬间，列车突然加速，他的下半身差一点被甩进急速滚动的车轮里。若不是这小子手劲儿足够大，抵抗住了车轮飞速旋转时产生的那股吸力，他的两只脚，连带两条小腿，肯定就会在车轮和钢轨的无情啮合中轧成肉酱。且不说由此给他本人的后半生将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更严重的是将延宕滞阻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军区首长在给一八四团传达由军委下达的这次行动命令时，反复强调，深圳紧临香港，最近处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多年来，许多边民就是利用深圳这个地缘条件，不断地在此“闯关”外逃。当然，更多的人（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是从邻近的海上泅渡去香港，有人中途被淹死，因而海面上随波逐浪地漂浮起几百具尸首的事情已不止发生过一起两起。边民外逃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已然成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为此，年年大张旗鼓地采取各种措施，内外结合，上下齐心地防外逃，治外逃。但外逃之风却依然像盛夏的韭菜似的越割越盛，越演越烈。在这样的情势下，军委下决心把一八四团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团”拿上去，布防深圳宝安，尽最大的努力，在国境线上修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坚决制止住多年没能堵住的外逃现象，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在这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队伍内部发生任何变故，尤其是不能跑了人。军区首长着重指出，一八四团最后能不能堵住外逃，这取决于众多因素，但是带好部队，决不发生一例官兵外逃事件，是作为一团之长的他，应尽之责，必须做到，也是应该能做到的。如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跑了人，别说跑多了，只要跑了一个，“红军团”这面光荣的旗帜，也就算彻底砸了。“到时候，你关向民少说废话，带着请辞报告回来见我！”所以，在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后，关向民绝不敢有半点疏忽，马上想把这个冯宁找到团部来，严肃认真地谈一谈，摸摸底。
冯宁是个“老兵油子”。关向民不相信他此次“强行”随大部队南下，会是出于“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的高尚动机。关向民做出这种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个冯宁是关向民一个老首长的儿子。老首长离开部队早，转业回东阳老家办教育，两人多年没联系。一直到五年前，关向民带队去东阳市征兵，老首长突然找到征兵办公室，把儿子托付给了他。这个冯宁聪明，肯干，也能吃苦，所有这一切都是没啥可说的。但当兵五年了，却一直没能解决组织问题，也就是说一直也入不了党，也没提干。这要是在地方上，也许不算是一档子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在部队上，尤其是在“红军团”这么一个有光荣政治传统的部队里，一个老兵，五年了，既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又提不了干，自己不提出退伍的要求，组织上也不让他退伍，上上下下都会觉得这样的事非常“怪异”。其实团里早有领导主张让冯宁脱军装走人。但在团党委会上，只要讨论到这档子事，关向民总也不表态。党委的其他领导也都明白老关的为难：冯宁在他管制下，五年没入党、没提干，就这样让他走了，他觉得没法向老首长交代。而让人感到更“怪异”的是，直接管着冯宁“进步”大事的营、连两级组织，一方面总是反对让冯宁入党和提干，另一方面却又老不放他脱军装走人。这个冯宁虽然好犯自由主义，又有点“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不服管，但是真正交给他个什么任务，他总能完成得很好。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这小子脑袋瓜特别好使，当他来劲儿的时候，经常能给连长、营长出一些非常好的点子，帮着营里连里把工作做好，而且在一些后进的战士中，他还拥有一种特别的威望，在关键时候总能让他们不出什么问题，出色地完成某些突击性的军训和生产任务；而且在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后，他还从来不跟营里、连里邀什么功，不跟别人争个什么荣誉，这一点又让营连领导特别舒心。关向民也曾多次找他谈过话，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他：“论能力，你完全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把一个连甚至把一个营带好。只要改掉忽冷忽热、自由散漫的毛病，听话，踏踏实实地干，在部队你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冯宁对“个人前途”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乎，仍然改不了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认真，一会儿又疲疲沓沓的老毛病。所以，在得知他今天突然铆足了劲儿，冲出卫生所，不顾一切地要跟部队南下到深圳宝安，关向民很自然地凭直觉就断定冯宁此举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某种“阴暗打算”……
让关向民焦虑的还有，一些基层领导完全认识不到部队面临局势的复杂性。他曾找三营八连连长谈过一次话，要求八连连长好好地做一下冯宁的工作。让他先去摸一摸冯宁的思想底牌：“他为什么不顾脚上有伤，拼死也要跟着大部队到南方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你们摸透了？”
八连连长只是一愣，说道：“这还能有什么原因？不就是想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呗。”
团长告诉他：“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八连连长却说：“那还能有什么原因？”
团长说：“你知道我们这回整建制地拉到深圳宝安，要执行啥重大任务吗？”
八连连长说：“制止边民往香港那边跑。”
团长说：“知道香港是个啥地方吗？”
八连连长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团长说：“制止边民外逃，是一场重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如果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反而从我们部队里跑出去一个两个战士，这会造成什么严重的政治影响，我想，不用我说，你也会掂量出这里的分量！”
八连连长听团长这么说，反而笑了，说道：“战士外逃？你说冯宁这小子会叛逃到香港？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关向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了一声：“八连长！”
八连长这才不作声了。
八连长在团里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基层干部，而抱有这种认识和态度的连营干部绝对不止八连连长一个人啊！
因为整列军车挂的都是闷罐子车厢。闷罐子车厢之间是互不连通的。要把冯宁从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找到团部所在的这节闷罐子车厢里来谈话，只有等停车以后，才有可能。
傍晚时分，军列行进到一个三等小站，终于停了下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小会儿。开饭。让各连整理一下车厢内务，比如，各连队值勤的战士得赶紧抬着自己车厢里那个沉甸甸的大尿桶，匆匆向车站上那个又小又脏又臭的半露天的公厕跑去，待清空了它，再赶紧将它刷洗干净。趁隙，也让官兵们到站台上去透口清爽的空气，活动活动腿脚。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离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并不远。因为是紧急召见，关向民觉得，即便算上吃饭的时间，七八分钟之内，冯宁也应该能出现在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了。但过了二十分钟，冯宁还没有露头。关向民有点恼火了。这小子完全目中无人嘛！疲疲沓沓到了何种地步！他马上找来通信员，让他赶紧跑步前去通知八连连长，让八连连长立即带着冯宁跑步到团部来见他。没曾想，命令刚出口，还没等通信员转身跑去，值班参谋的哨子声却响在了前边，军列又要启动了。
其实，接到团长第一道“召见”令，冯宁就动身向团部来了。当时他刚打上饭菜，都没等吃上一口，就端着那只军绿色的搪瓷碗，一手攥着两个大白馒头，一瘸一拐地往团部赶。他平时确实有点自由散漫，但五年行伍生活的磨炼告诉他，对于“团长召见”这等大事，还是不能怠慢的。但当时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不大不小的事，也是他想不到、挡不住的。在他紧赶慢赶向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走去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窸窣窣脚步声响，好像有什么人在尾随自己。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回头看去，却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可怜兮兮地跟在他身后，显然是来讨饭吃的。
冯宁稍稍打量了他们一下，便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了他俩。
孩子拿着半拉馒头，欢天喜地地说了声：“谢谢解放军叔叔。”扭头跑了。
冯宁心里有点酸涩，怔怔地目送两个孩子跑远，刚转过身想继续向团部走去，只见从路轨对面的灌木丛中呼啦一下又蹿出一群孩子，把他围住了。他们大都跟刚才那两个孩子一般大小，或七八岁，或十一二岁模样，也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贪婪地看着冯宁手中那个冒着肉片香味儿的搪瓷碗和剩下的那个又白又暄的大馒头。
冯宁有些为难了：孩子太多，而馒头却只有一个。给谁？这种选择显然会让他陷入另一种“残酷”。一时间，冯宁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连长匆匆走过来催他：“你怎么还不上团部去？”
冯宁忙应了声：“我这就走。”
连长又补充了一句：“别磨蹭。你知道团长的脾气！”
冯宁犹豫了一下，问：“团长这会儿找我，会有啥事？”
连长苦笑笑：“我想肯定不会是表扬你吧。”
冯宁傻愣了一会儿，看着连长走远，又迟疑了一下，把剩下的那个馒头再掰成两半，分别给了眼前最小的两个女孩儿，再把碗里的菜肴倒给了一位跟在这群孩子身后、也来乞讨的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身旁还站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儿。也许因为她比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大一些，虽然同样的饿，同样需要食物，还是不好意思往前挤。在饥饿和食物面前，居然还知道谦让，这让冯宁特别地看了她一眼，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的清秀和文静，有一瞬间，甚至想把菜给了她，但比较了一下眼前那个老大爷，他还是决定救助更可怜的老人。这时，他忽然间又想起，腰间还有一小袋炒熟了的玉米粉，那是连里发的“备用干粮”。但那袋子的绳结打得太死，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撕解不开，只得作罢，赶紧向团部走去。这么一耽搁，二十分钟就过去了，再往前走了几步，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已经响起。这时，他本该继续向前快走几步，赶在列车启动前，冲进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去见团长的。换了谁，都会这么干。因为连长已经知道他是被团长召去谈话了，回不回连里并无所谓。而此刻见到团长，解释清楚“误会”，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事。但是，冯宁却偏偏做了另一种选择。从本意上，冯宁并不想去应付团长的“训斥”和“追问”。他意识到，团长这时候找他，跟他这回“死皮赖脸”地跟着队伍南来有直接关系。他知道自己此举违规了。他违规自然有他的理由，而他的理由又是没法向别人公开说出口的，尤其是没法向团长那样的“大领导”解释得清楚这个理由。就是解释清楚了，他也并不准备，也不愿意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这个理由。为此，他料想到了团长跟前，自己会相当地难堪和尴尬。正是在潜意识中害怕经历这种难堪和尴尬，在哨子响起的那一瞬间，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向后转身，向着自己连队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跑了过去。他此刻当然不会知道，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居然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生命之路的走向，也给他平添了如此多的坎坷和风险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