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一颗耀眼的民主革命新星从五岭南端的惠州升起，飞越神州大地，掠过苏联、东欧、南亚，同中华民族的命运一起奋击，在民主革命的激流中演绎出一幕幕雄伟威武的史诗壮歌，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增添无数光彩和亮点。他就是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受人敬仰的南粤先烈——邓演达（1895—1931年）。
一、在危难中诞生
1895年3月1日，农历二月初五，邓演达诞生在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现属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的一户秀才家庭。他又名邓达明，字择生，曾化名石登生、策成、仲干。家中排行第四，是邓郁赞（字镜仁）的第二个儿子。
1895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于1894年7月挑起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清军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的安东、旅顺、大连、营口等地，逼近北平京城，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不平等的卖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银元，把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开放长江流域沿岸，日本资本和货物可大量输入我国。这种耻辱的卖国行径立即激起全国反清抗日的革命浪潮。孙中山先生于同年1月从美国檀香山秘密回国，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会，准备组织爱国反清武装起义。2月底，孙中山先生偕同陆皓东、郑士良等人抵广州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草讨清檄文，决定于当年的重阳节期间（10月26—28日，农历九月初九至十一日）在广州举行起义。但因消息被泄漏，清兵在广州大肆搜查逮捕，使起义中途夭折。10月27日晚，孙中山先生乘船逃出广州，经唐家湾抵澳门，再经香港赴日本。当孙中山先生正在广州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改良派人士康有为于同年5月2日，联合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署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签《马关条约》，主张“变法维新”。当时的中国，全国人民反清抗日的革命怒潮风起云涌，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祖国在危难之中，民主大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革命的时代孕育出革命的英雄。邓演达在国家危难之中诞生，在革命烽火中成长，客观上为他的人生轨迹和事业走向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为他的才华施展提供了时空的大舞台。
惠阳县（隶属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临海的边缘，是东江的下游和出口处，河网纵横，港湾连延，宽阔的大亚湾成了粤东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地势十分险要，历史上处于“北控粤赣要冲，南濒南海入穗之要道，东扼潮（州）梅（州）交通之咽喉”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惠阳县的农业、渔业和商业历来十分发达，历史上的淡水镇就有“国际市场”之称。孙中山先生于1900年10月选择在惠州三洲田举行武装起义，1907年选择在惠阳与博罗之间的七女湖举行武装起义，就是充分利用惠州市的有利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两次武装起义曾击败过清军，占领过城池，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激昂奋进、正气浩然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刻印在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造就出一大批民主革命的精英人才。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廖仲恺（1877—1925，惠阳县鸭仔埗乡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邓仲元（1886—1922，梅县人，7岁随父定居惠阳县淡水镇）、北伐名将叶挺（1896—1946，惠阳县秋长区周田乡会水楼村人）等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都是在这一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邓演达在这块热土上诞生和成长，同样吸纳着这里大地的精华，流着热土的血脉。
二、在大潮中成长
邓演达的父亲邓郁赞，字镜仁，是夏朝南阳邓曼公的第111代后裔。他的祖辈经过长期从北往南的颠沛迁徙，最后定居在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今属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这里依山傍水，是一片丘陵沃土。淡水河从这里流入西枝江和东江。据考证，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邓家祖辈一族分支就在此安家落户，开荒务农，繁衍生息八百多年。淡水河在过去是一条难于驯服的兽性河。每年台风暴雨季节，经常泛滥成灾，一片汪洋，田毁屋塌，使当地农民常遭灾害，难于维持温饱生活。不少人为此兼做船工或杂工，往返于淡水、惠州之间。邓郁赞的祖辈也不例外。
邓郁赞是邓锦鳌的独生子，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疼爱。他们节衣缩食，全力供邓郁赞读书，望其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恢复客家望族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邓郁赞不负所望，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在清朝光绪年间考上了秀才，继承了祖辈知书识礼的传统。邓郁赞考上秀才后，并不想在仕途上发展，而是热心教育事业，立志为家乡培养人才。他写下“培植资时雨，英雄起草茅”的诗句来勉励自己，并在家乡创办了鹿颈小学，亲任校长。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爱才如子，教学威望很高。后来被淡水镇崇雅学堂聘为教员。
淡水镇是我国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重要口岸，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交流与兼容，外来文化和社会新思想大量从此传入。邓郁赞对当时传入我国的许多新潮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都爱不释手，认真研读，吸纳其精髓。他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思想深有领悟。为此，他给长子起名邓演存（1889—1979），字竞生；次子起名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寓意物竞天择的意思，寄望儿子们顺应历史潮流，做有理想、有学识、有作为的顶天立地之人。
1893年，在淡水经商的同姓老乡邓金水的7岁儿子邓铿（字仲元，1886—1922）到崇雅学堂就读。邓铿聪明能干，胆识过人，很快引起邓郁赞的注意，不久就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师生关系。1900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惠州三洲田举行武装起义，与清兵激战十多天，因弹尽粮缺而失败。这次武装起义对14岁的邓铿震动很大。他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积极支持武装起义，决心加入民主革命行列，为反清救国贡献力量。1905年，他毅然考入广东将弁学堂（两广总督岑春煊于1904年创办，位于广州大东门外北横街，后改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从军闹革命。军事训练一年后，他因成绩优秀、才能出众，留校当步兵科助教，继任步兵营排长，代理队堂等职。邓铿的军事才华发展甚快，很快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后起之秀。1909年他调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相当区队长），1910年直接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广州武装起义，并以其父设在广州小东门的米店掩护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失败，他被迫逃匿香港。1911年，孙中山再次在广州起义，邓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并返回淡水组织起义，以配合广州起义。这两地起义由于组织严密，指挥得当，获得了成功，从而取得了粤东的控制权。邓铿被提升为都督府陆军司司长兼稽查局局长，1912年5月改任都督府参谋长。1913年3月都督府改组，他被派往国防要塞海南岛任琼崖镇守使兼民政事务官。邓铿上任时，特邀请邓郁赞随行，担任海南岛儋县知府。儋县是海南岛的重要县府，民国前一直叫儋州，民国元年（1912）改称儋县。自北宋苏东坡贬至儋县居住四年后，该县成了海南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读书之乡。邓铿到海南任职，也希望儋县重振历史文化之辉煌。邓郁赞以深厚的师生友情，毅然答应赴任。当年邓郁赞48岁，邓铿27岁。但他们到任不久，全国“反袁战争”于1913年7月爆发，邓铿被急调回粤参加反袁战争。邓郁赞也返回惠阳，继续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1925年陈炯明新军阀占领惠州后，邓郁赞携家眷到香港定居于香港大埔墟。1936年回广州，不久病逝，终年71岁。
邓郁赞的新思想和支持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行动，在邓演达的幼小心灵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当时中国大地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各帝国主义国家步日本之后尘，纷纷伸出魔爪向中国要权要利，从军事上、经济上全面瓜分中国。1896年6月（邓演达1岁）沙俄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以缔结反日同盟为名，获得在中国驻军、通商、通航、长租旅顺大连的特权。1897年11月（邓演达2岁），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事件，派兵强占中国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获得开发山东半岛的特权。法国也于1898年4月（邓演达3岁）强占我国雷州半岛广州湾，把云南、广东、广西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更不示弱，以维持均势为借口，从南向北向我国采取全面攻势，威逼清政府签订《中英续议滇缅条约附款》，掠夺中国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大片土地的开发特权，野蛮扩展广东、广西珠江沿岸的开发特权；长期租占九龙半岛，使香港九龙成了英国的殖民地。1899年（邓演达4岁）又强租山东威海卫，垄断山西、河南矿藏的开采权。就在邓演达出生后的短短五年中，国家大片土地的丧失和无数权利被掠夺，激起全国反清反帝的怒潮如火如荼，中华民族的危难日益加深。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为代表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最后以“乱党”罪名被慈禧太后所镇压，改良之路已彻底行不通。1899年山东、华北、东北、京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又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民间反抗运动也无能为力了。1900年10月，邓演达5岁的时候，孙中山派郑士良（1863—1901）到惠阳三洲田组织三合会武装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英勇顽强，深得惠阳人民的拥护和大力支持，起义人数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击败了佛子坳、镇隆、永湖等地的清军。起义军的反帝宣传深入人心，年仅5岁的邓演达也受到影响，他学唱反帝歌曲，看街头宣传剧。在这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中，秉性聪颖、勤奋好学、同情受苦农民的邓演达，在幼小的心灵中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种子。
三、立志从军报国
1905年，邓演达10岁，随父亲离开农村到淡水镇读书。淡水是惠阳县的第二大镇，毗邻港澳，文化比较发达。在父亲的指导下，邓演达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6月2日孙中山先生命令邓子瑜、陈纯等人集结全党力量在惠州城外七女湖发动武装起义，袭击清军水兵营，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地，在八子爷清军驻地把清军管带洪兆麟彻底打败。后因清兵水师提督李准带兵镇压，起义军寡不敌众，才主动撤退。这次七女湖起义，双方激战八天八夜，激烈的枪声震撼整个淡水镇，把全镇的群众都唤醒了。他们奔走相告，期待着起义军的胜利。12岁的邓演达，走上街头眺望远方的烽火，萌发立志从军报国的念头。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淡水，但动摇不了邓演达从军报国的决心。邓郁赞看到邓演达的心事，从心底里为儿子高兴。邓演达在其兄邓演存之后，于1909年报考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就读。邓演存是1904年陆军小学堂创办时报考第一期就读的，比弟弟早读了五年。
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的创办，是清朝末年“新政”的产物。清政府吸取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清军惨败的教训，决心重振军事，建立新军，仿德国、日本军校学制建立陆军学堂，将学堂分为小学、中学、军官学校三个等级。1904年（光绪三十一年）5月，在广州黄埔新洲平岗原武备学堂旧址开办广东陆军小学堂。该学堂设总办、监督、提调、教官和队官等职共100人。第一任总办为虞汝钧，继任者有魏瀚、韦汝聪、黄士龙等人。陆军小学堂招收15—18岁的高小毕业生或初中一年级学生，学习基本军事知识，修业期三年，毕业后再升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学校得到地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学员免费就读并得到优厚的生活待遇，因此吸引许多有志青年前来报读。第一期报考500多人，录取80人；第二期报考800人，录取100人。许多著名的军政人物都出自陆军小学堂。例如著名军械专家邓演存（第一期），著名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第二期），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陈济棠（第四期），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余汉谋（第五期），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李汉魂（第六期），抗日名将张发奎（第七期），新四军军长叶挺（第七期），抗日时期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第七期）等，都是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学生。陆军小学堂办校的宗旨是：“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德育、体育为基础，振尚武之精神，汰叫嚣之陋习。”办校的训词是：“强存弱亡，尚武自强；忠节信义，崇尚武勇；严禁自由，反对平等观念；严格服从，绝对忠君。”当时的革命党人认为，充分利用清政府的陆军小学堂来培养革命人才，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于是他们积极派人渗入学校，建立革命教育阵地，为革命物色人才和培养人才，这就成为当时革命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广东陆军小学堂的监督赵声（字伯先，1881—1911）和学长邓铿都是秘密进入学校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每次招生，都由同盟会选择有关人士的子弟通过陆军小学堂的有关人员吸收入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为革命积聚力量。1904年邓演存和1909年邓演达两兄弟先后考入陆军小学堂，他们学习都很用功。在1909年招收的学生中，邓演达的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是全班的尖子。邓铿对他十分器重，经常表扬奖励。
在陆军小学堂学习期间，邓演达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由邓铿介绍，邓演达、陈济棠、李仙根等以陆军小学堂学生会的名义秘密到香港“泰记”集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宣誓时还打上手指印。当时全校有同盟会员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名党务主持人。邓演达这一期的学生同盟会员有郭冠杰（1892—1952）、肖冠英（1892—1945）、廖尚果（1893—1959）、陈济棠（1890—1954）等。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他们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痛斥腐败官员，激发革命热情，增长革命知识。邓演达在革命大潮中受到熏陶，逐步树立了革命爱国的人生观。
四、投身革命行列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5时半，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了黄埔陆军小学堂的每个角落，原计划陆军小学堂的同盟会员配合起义，夺取黄埔炮台，可惜还未下达出发命令，黄花岗起义因走漏消息而被镇压，牺牲72人，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党人英勇顽强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对邓演达等陆军小学堂学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黄花岗起义不久，清政府把我国铁路修筑权让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武昌同盟会决定举行起义，推翻清皇朝。全国各地14个省市立即响应，开展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宣告各省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陆小革命军，走出校门，第一次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他们秘密到达香港湾仔集结，然后分赴惠州、潮汕、东江南路等地参加当地的武装起义，组织军政府。16岁的邓演达与郭冠杰等十多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举行的武装起义。他们分成三组，一组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一组向水巡局发起进攻，一组向崎碌炮台进逼。清朝官兵闻风而逃，韩江第四军没有受到多少抵抗就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潮汕武装起义胜利后，陈炯明、邓铿、姚雨平等人的部队回师广州，广州清兵宣布投降。11月17日，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由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黄士龙任参都督，接管广东军政大权。陆小的学生军也从潮汕回粤。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年仅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推举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任都督，向全国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10月底，同盟会总部派黄兴、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昌加强对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明确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组织机构和各项政策，规定政府都督由人民公选，都督权力由议会监督和限制，从而使中国几千年“朕即国家”的封建制度彻底被推翻。列宁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称其对“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作出了许多贡献”[1]，“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2]”。11月30日，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汉口召开，选举产生中央政府。12月2日，革命军在南京武装起义成功，随即各省都督代表会议迁到南京继续开会。此时，孙中山先生在法国巴黎发表讲话，宣告立即回国开展组建中央政府工作，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3]。”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12月29日，在全国17个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先生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于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1月28日组成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政府对武昌和各地政权的丧失垂死挣扎，一方面组织兵力反扑，一方面把袁世凯抬出来，搞所谓君主立宪制，拉拢改良派与顽固派合作，向革命派展开全面进攻。武昌革命党人在黄兴等人领导下，开展艰苦的武昌保卫战，但终被清军攻陷。武昌失守，革命形势严峻，武汉、上海同盟会迭电广东出兵支援。广东军政府决定立即组建广东北伐军北上，开赴沪宁一带，支援长江下游各省的革命斗争。北伐军设总司令部，任命姚雨平、马锦春为正副司令，陈雄洲为参谋长，率兵8000人于1911年12月8日在广州誓师出发，分三批乘船到达南京，在革命联军统一指挥下进军安徽、江苏北部，连获固镇、宿县、徐州，三战三捷，把张勋清兵击退。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的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在战斗中渐露头角。
南京国民革命政府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2月15日，在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袁世凯玩弄手法当选为大总统，决定迁都北京，并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孙中山放弃组织起义军渡江北上的彻底革命主张，践约解职，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上台后，原形毕露，很快撕毁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起义军。广东北伐军原拟撤回广东，但遭陈炯明阻挠，被迫就地解散，保留一个炮兵营撤回到广东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辞职和袁世凯的登台而宣告失败。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民族危机和人民灾难仍然深重。邓演达曾经对辛亥革命寄予热切的希望，如今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篡夺，不免感到失望。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广州，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心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当插班生，继续攻读军事，好让自己成为军事上有用之才。经过北伐战争的锻炼和考验，邓演达在学习上更加认真刻苦。与他同一区队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后来回忆说：“老友择生与我出入与共，成为金石之交，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名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4]。”现在保存下来的《兵器学笔记》、《野外勤务笔记》就记录着当时邓演达学习的认真和刻苦。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把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希望重整旗鼓，继续革命。至1913年7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史称二次革命）。18岁的邓演达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筹划、以林震为总监的讨袁北伐军，任总监部卫队营第三连连长。当反袁准备工作进入最紧张的时候，粤军内部出了叛徒，张我权、苏慎初与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勾结，向都督府开炮，陈炯明仓皇逃脱，赴香港躲避。龙济光部队进入广州，反袁起义宣告失败，部队被迫解散。邓演达怅恨之余，回到惠州家乡。邓铿远赴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各地的反袁起义在袁世凯的镇压下也相继失败。
五、报国“断金”不移
袁世凯镇压起义军获胜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卖国求荣，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也使邓演达报国救民之心更加炽热。于是，他下决心再到军事学校深造，以完成从军报国的志愿。1914年12月，19岁的邓演达远离家乡，长途跋涉考入原陆军中学堂之一的武昌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完成军事学业。（陆军中学堂原是清王朝于1907年建立，全国共建四所，即直隶第一中学堂、陕西第二中学堂、湖北第三中学堂、江苏第四中学堂。）陆军预备学校学制两年，开设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逻辑、图画以及德语等课程。教德语的是德国籍老师格拉塞。当时清王朝以德国陆军作为建设新军的榜样，处处以仿德为时尚，要求军官懂德语，以便于向德国学习与交流。邓演达十分珍惜这段时间的学习，除军事课、文化课之外，他还对政治、经济、德语很感兴趣，通过学习也很有心得。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旗帜。他十分痛心地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5]”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比国民党严格。入党要立誓，誓约中有“附从孙中山”、“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规定。誓约要自己亲笔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字下，用右手中指打上指模，然后宣誓党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1914年12月，袁世凯精心策划《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为复辟帝制制造条件。1915年底，袁世凯借所谓公民投票，登上“中华帝国”皇帝宝座，宣布1915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反袁浪潮，孙中山于1915年12月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的暴政罪行，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6]”。唐继尧、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邓铿回到澳门，与朱执信成立中华革命军，自任总司令，讨伐袁世凯的走卒龙济光，使广州重新独立。在这风云变幻、政局动荡不安的形势下，邓演达曾感到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巨大矛盾，内心非常苦闷，对从军报国有点无信心，曾想脱离军事学校，转学机械，走实业救国之路。他曾想通过学校教师的推荐，到德国学校学习新科学技术。当知道邓铿又回到广东组织讨袁活动后，才打消了这一念头，更加倍用功学习军事。并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和黄琪翔（1898—1970）、叶挺（1896—1946）等一起于1916年春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深造。当他从武汉北上保定的沿途中，看到祖国大地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蹂躏下，民不聊生，满目疮痍，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更增强了强兵富国的决心。保定军官学校是清朝于1896年创办的，原名陆军行营武备学堂，1907年改名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河北保定，故又称保定军官学校。这是当时北洋军阀专门培养陆军军官的培训基地，是仿日本士官学校的要求来建设的。入校学员的条件要求甚高，必须是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或陆军预备学校的毕业生，并由各省直接保送。学校课目齐全，设备先进，教官多由日本人担任。在校学员都以中士待遇，佩戴肩章领章，毕业后为上士见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部队实习才能正式担任排长职务。邓演达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不仅注重军事理论和技能的学习，严格操练，还十分重视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进一步学习德语，关心时局，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刊物。这些努力为邓演达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树立和优秀的军人素质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精通德语以及日后的出国考察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期间，邓演达还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友情较深的同学一起讨论时局，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1918年，他与同学严重、陈式恒等三人发起组织“断金学会”。“断金”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读‘嗅’，作‘气味’解）如兰”。他们以“断金”一词作为学术团体的命名，其宗旨是：在学术问题上可以自由研究切磋；在组织活动形式上，可以凝聚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活动，维系真挚的友情。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他们也经常通过书信，坦诚地抒发感情，互相关怀扶助，成为挚诚的诤友。这个“学会”的成员不断扩大，如丘哲、季方、岳化、郭冠杰等都曾加入“学会”行列。“学会”的活动一直维持到邓演达被害之后。邓演达出国考察，也得到断金学会的大力支持。1929年3月23日，邓演达在给严重的信中说：“我的生活自然还是断金学会的援助，绝不会倚靠其他政治上的人物。[7]”
断金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与邓演达一起被派到西北边防军见习，期满后加入粤军第一师任工兵营副营长、三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白崇禧二十一师师长等职务。陈式恒，广东遂溪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与邓演达一起派到西北边防军见习，期满后加入粤军一师担任营长职务。1923年1月在征讨陈炯明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从他们的聚会和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哲学上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历史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等问题，政治学的中国社会现状及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文化学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等问题。他们研究视野的广阔、探讨的深入，忧国忧民之心境，以及相互坦诚关爱的态度，使他们身在军营心系祖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楷模和杰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