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地不多，不能划出一大块，让学校在那里堂堂皇皇地建，只能在村子的一角，挤出一块地来，搬些砖来，弄些瓦来，花上个把月，给盖出了几间瓦房，再派上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房子上把坑坑洼洼填平，算是有个活动的操场。于是，附近的村村寨寨的孩子犯不着跑很远的地方念书，走上几百米，甚至一走出家门，就是校门。那四合院的模样跟村里人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清晨或黄昏响起的一阵琅琅的书声，才让人感觉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校。
学校的房子是村里的，老师也是村里的。这千山万弄的深山里，是很少有什么师范毕业生分配到这里的，村里读书的人没几个，成才的更不说，山外的人对这里都望而生畏，那就只好找村里念过点书的人或读过私塾的。念过高小的，找来找去，就找出了三四个，上级派来一个校长，管着这里的一切，工资由村里每家每户地筹着或者由上级补贴，学校就这样“人口手上中下”地开学了。
村里的老师跟村里的人没什么两样，蓬乱着头发，惺忪着双眼，只是偶尔的时候，穿上笔挺的中山装，插上一支锃亮的钢笔，才让人感觉到有些派头，更多的时候，则是灰头土脸的。只有那外来的校长精神些，经常的中山装，让头发尽量地往后翻，背着手在校园里转悠，让调皮的我们有些收敛。
村里的老师是村里唯一能讲普通话的人，他们经常出差到山外去培训，学这些城里人说话。村里的人大多是讲“叽里呱啦”的壮话或毛南话，桂柳话都没有多少人会说，普通话是什么玩意儿，大伙心里就不清楚。只是让我们村里的小孩很敬佩的地方，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一年到头就听着校长从山外带来的那个破旧的收音机，“沙沙”地播放些歌曲和新闻，很是新奇。我们常常跟着收音机里读，便觉得村里的老师的普通话说得怪怪的。上课时，他们手拿着课本，憋足了劲，一字一顿地吃力地范读着那课文，嘴唇不停地嚅动，有时盯着一个字，嘴巴张了大半天，还是吐不出来，弄得满头大汗，转而脸色有些微红，很尴尬地对我们笑笑，干脆就用壮话来解释，大家恍然大悟般地赶紧记住了那个字，脑勤口快的同学便一蹦就蹦出那个字，清脆响亮，弄得村里的老师翘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自己也赶紧拗着嘴唇学着，支支吾吾地弄了几声，还是不像，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在我们当地的壮话里送气和不送气是不分的，还有什么卷舌不卷舌的，更是让村里的老师伤透了脑筋。记得上《兔子和乌龟》这篇课文时，大伙都被那精彩的故事迷住了。突然，村里的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把大伙都愣住了，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既然兔子跑得那么厉害，那么它的肚子里装什么东西，肚子的肚子是？
“大家吃过肚肉吗？”什么？兔肉还是肚肉？肚肉的是猪肚的肉，那也是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两种在当时是很难吃上，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这两种肉到底是哪一种？也许是大半天没人吭声，村里老师用壮话解释了一番并且在黑板上板书那个“兔”字，教室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他们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的培训，长期说方言也使他们的口型走型，说出的普通话很拗口。他们也最担心有领导和外面的老师来听课，所以一有时间便拿着课本在操场上“咿呀呀”地练着。
村里的老师大多是堂叔堂伯类的，感觉又是亲切又是有些害怕。丁零零的上课铃响了，背个小书包急急往学校赶，心里有些慌慌张的，生怕被老师逮住了，唠唠叨叨地训上个大半天。往教室门口一瞧，一见是堂叔，心情自然放松些，缩缩地钻到前面，很委屈的样子，低低地叫声“叔”，他那微微绷着的脸温和了下来，作了个手势，“哧溜”从他腋下钻了过去。上课时，大伙争先恐后地发言，“叔叔”“老师”“伯伯”各种称呼，此起彼伏，尽管父母在家时经常严厉地强调，在学校只能叫老师，不能叫叔或伯什么，那样是很不礼貌的。回了家可以随便叫，可在这种课堂之中，情急之下，谁还管那么多呢，甚至在做作业时，遇到不懂的地方，便赶紧扯扯老师的衣角亲热地“叔长”“叔短”地叫，弄得那老师狠狠地盯了两眼，便耐心地弯下腰讲解问题了。谁是谁的堂叔堂伯，同学们也最喜欢拿来炫在口头上，村里没什么外出工作的干部，大概能按时领到工资的就算干部了，村里的老师就是吃皇粮的干部了。于是，大伙儿就喜欢拿他们来说事，表明自己的得意。有个早上，大家坐在教室里大半天，也没见到老师的影子。阿豆便神神秘秘地跟大家讲，他的堂叔（村里老师）昨晚喝高了，估计今天早上难以起床，应该是向校长请假了的。这么一说，原先安安静静的教室一下子纷乱了，大伙趁着难得的自习课，各自做喜欢的事，吹牛聊天的，呼呼啦啦，追逐打闹的，叽叽喳喳，大伙尽情地欢乐，教室里像是炸开了锅。突然，门口晃动着一个身影，一动不动，直盯着教室里的大伙，一看是村里的老师来了，红着双眼，满脸严肃地看着纷乱的教室，大伙一下子慌了，赶紧逃回自己的座位，翻开书本，端端正正地坐好。一堂认认真真的课就在老师面前出这种丑可不好，回去肯定被父母训的。心里直埋怨着阿豆，大伙心里直忐忑地跳。
村里的老师一般不住在学校里，整个空荡荡的校园就留校长一个人守着，即使也分上了一两间房子，也是摆上桌子，放上作业、粉笔或是教本什么的。我们放了学，他们就回了家。他们正当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活忙着呢，家里的几亩田地全撂给瘦弱的师母们去干了，师母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间地头，风里来雨里去。但村里的老师被孩子们牵着呢，上课备课改作业，一点都马虎不得，都是亲朋好友乡亲的孩子，但家里的事情也牵着他们。于是学一放，他们便急匆匆往家里赶，喂猪喂牛，煮饭煮菜，经常是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作业本经常是沾着些斑斑的米浆，脏兮兮的。那是村里老师放了学，带上一摞摞的作业到家里，拎上箩筐往地里捡猪菜，洗净剁细，混上米浆，赶到脏兮兮的猪栏前，舀起一大瓢，放到槽里，饿得嗷嗷叫的猪，迫不及待地将大嘴拱过来，抢着瓢里的潲水，张开大嘴“扑扑”地吃。这时，村里的老师看着猪们在津津有味地吃，就坐在猪圈旁拿出几本刚刚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本，专心致志地改起来。猪的大嘴在槽里不停地拱着，飞溅起来的潲水喷到了作业本上，村里的老师忙不迭地用自己的衣袖小心翼翼地擦了擦，但还是拖下一条长长的米浆迹，跟鲜红的墨水排在一起，很是好玩。有时也沾染着些油迹，那是炒菜留下来的，乡村小学生的作业本就这样花花绿绿地被批改着。
村里老师的裤脚常常是往上挽着的，除非是寒冷的冬天，才齐刷刷放下，他们常常要下到田地里耙田插秧，到河边挑水，洗菜，都是一些跟水打交道的活计，而且都是放了学，急急忙忙赶过去，有时一到田里就一挽。整天就这样留着，省得下次再挽。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你想想，中午是十点多钟就放学，回家赶紧扒两口饭，背个重重的耙，把裤脚一挽，匆匆往田里赶去，这些重活，师母们是干不来的，只有靠这些村里的男老师，这农活又很讲季节，错过了，一年全家可能就得喝西北风了，谁也不敢怠慢。农村小学在这大忙季节，常常有农忙假，村里老师就利用这一星期的假期赶紧把田里的秧插了，也埋下一颗定心丸，要是田地较多的，收了假，上了课，心里也老惦着，课前课后地赶。有次上了课，铃声响过不久，村里的老师急急赶来，满头大汗，踩着一双凉鞋，小腿白白的，像是刚被水冲洗过一阵，那裤脚仍高高地挽着，皱成一团，裹在膝盖上，后面还沾着点点黑沃的泥巴，紧紧地贴在裤脚上，还没干呢。但村里老师一踏上讲台，便摊开课本，忘情地讲了起来……
师母们是不怎么喜欢这些村里老师，当初嫁的时候想必是看中他们有点文化，是半个干部，得到别人的尊敬。现在可是没有后悔药，只好认命，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担着，累了，满腔委屈，不顺心了忍不住便破口大骂：“天天守着那破讲台，一个月没得几十块钱，添点油盐都不够。”满村地骂。有时候索性拎个背篓往教室门口一放，交代着拣菜收玉米什么的就走了，全不顾教室里一双双惶惑的眼睛，扔下还在那直愣愣听着的村里老师。碰到骂着的时候，村里老师便使着酸溜溜的那一套：“压低点声音，学校里的孩子都是乡里乡亲的呢，我不教谁教？以后的活我尽可能多做些。”满脸堆笑，惹得师母们又咯咯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