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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去时所做的事儿，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买菜做饭。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厂子里却又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时髦玩意儿，连衣服都有好多打着补丁。那么钱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基本如常，不过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在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滴滴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了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拣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弓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
“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咂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们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吗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吗，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尤其这两年，工资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连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按说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的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没准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而等来到姚斌彬家，杜湘东便挑起了话头：“刚才碰见厂长书记了。”
接着问起欠条的事。那一刻，杜湘东感到自己实在有些冷酷。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瞒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说出一句更加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扯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鼓励造反他就组建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算在了他的头上。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干活儿时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留下一个许文革，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咽了口唾沫明知故问：“去干吗？”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可以预料，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枪。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也没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但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杜湘东隔着栅栏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这才缓缓仰起脸：“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服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他说：“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
杜湘东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
“谢谢您。”
“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他，你对他有什么说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铁门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武警也终于不耐烦起来。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其中一个说：“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姚斌彬他妈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了：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工程”。囚车进去，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
8
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也从它能否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它能否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
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得没错，刘芬芳说到底是受到了八十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但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双休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她爸是个甩手掌柜，她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的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
有时杜湘东会怀疑：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能说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的刘芬芳吗？她当然还是，或者说，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儿责任，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懒，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了抱怨的保留项目，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甚至暗自里有几分庆幸。说来也是，以目前的条件，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在哪儿养呢？再者，没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那样的话，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净了，心情也别想踏实了。他现在觉得脑袋清净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
在如今，他能够获得清净与踏实的地方，只有姚斌彬家。
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去了先干活儿，俩人再说会儿话。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更不说许文革，聊的都是身边近况。厂里也开始推行“两不找”了，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还有些脑袋活络的人，不知怎么就富了起来。《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口音没变吧？如今怎么广播里都是港台腔，哇哇哇，听取“哇”声一片。直说到太阳偏西，姚斌彬他妈眼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她留下了印记：她的头发大片地白了，皱纹愈发深刻，她的两腮凹陷，牙齿岌岌可危。有时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斌彬。这对母子太相像了，从长相到性格都像，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大概也是这般模样。
几年来，不时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有些听起来颇为传奇。比如有个悍匪改名更姓又和一个女警察结了婚，最后是被老婆在床上铐起来的。再比如有个贼头到外国整了容，又偷渡回来想看一眼孩子，结果孩子大喊有小偷，就被逮了个正着。而在一次又一次“清网”之后，许文革仍然音信全无。对于逃犯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传奇。他是怎么躲过那些“雪亮的眼睛”的？他如果离开了北京，又辗转去过哪些地方？难道他已经死了吗？
那些谜底露出一角，还是经由姚斌彬他妈。时间是在越狱事件之后的第六年，也是一个春天。礼拜五的晚上，杜湘东回到家，还没进屋就见灯亮着。打开门，刘芬芳已经坐在屋里，情绪似乎还不错，不仅挂着笑模样，而且做好了饭。桌上摆了一只砂锅，砂锅里热腾腾地漂浮着猪下水——大概又是从单位里“顺”的。
她一笑：“先吃，吃完有事儿跟你商量。”
杜湘东有点儿含糊：“要不先商量吧。”
刘芬芳说：“不吃就凉了。你急什么，反正不是坏事。”
说完抄起勺子，给他盛下水。俩人就吃，吃时刘芬芳也没开展抱怨，笑吟吟地继续卖关子。等吃完，都有些肉醉，进而又有了肉欲，于是早早上床，先过了一回性生活。过时刘芬芳侧着脸，用仍然还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那个角度朝向杜湘东，所以杜湘东就很激动，他觉得刘芬芳终究是恋着他的。
并排躺了会儿，杜湘东才问：“到底商量什么？”
刘芬芳就说：“我二姐从南方回来了。在外面漂了些年，她好歹还算有点儿人心，想补偿家里，尤其是想补偿我，所以就问到了你。她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可以在她们那个德国公司干个物流部的小组长，工作也简单，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就行。她还说你有学历，人也踏实，公司又在扩大规模，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
杜湘东还在含糊：“你是说让我辞职？”
刘芬芳说：“我已经替你——替咱们算计过了，你在看守所待着，什么时候是头儿啊？再熬几年就真熬老了，老了再后悔就晚了。还不如趁早过去，工资翻番儿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当初没解决的问题，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
杜湘东更含糊了：“辞职不就得脱警服吗？”
刘芬芳进而咯咯笑了：“铁饭碗不如金饭碗，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脱就脱呗。”
杜湘东说：“让我琢磨琢磨？”
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一夜，第二天，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这让她感到他不识好歹，于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抱怨的内容则紧紧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远和得不到提拔。说的都是事实，所以杜湘东理亏。而刘芬芳又摔摔打打起来，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给句话行不行，你还是男的吗？”
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他却落荒而走，这要让所里的同事看见，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脑子还乱着，他只想清净一点儿，踏实一点儿。哪里才有清净和踏实呢？于是便坐上车，往姚斌彬家里来。
进门打声招呼，照旧扫地做饭。刚把粥摆上桌，却听见楼下嘀嘀按喇叭，还有人喊：“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然后嚷嚷一串人名。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不过仍是每周才来一趟，并且不管送信上门，只能下去自领。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得到的答复是姚斌彬家与外界并无信件往来。但此时，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崔丽珍，崔丽珍在不在？不在我可走啦。”
杜湘东抬头和女人对视一眼，说：“您歇着，我去。”
说着拉开书桌抽屉，拿了证件。平时姚斌彬他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只要赶上杜湘东在，也常由他代劳，所以放证件的地方他也熟。三步两步下楼，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人的身份证，说明“代领”，便从人家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写着叫“刘春粟”，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汇款金额是三千块钱。
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他竭力平复呼吸，掏出警察证，在对方眼前一晃：“特殊情况，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别再告诉别人，明白了吗？”
对方的脸就白了，忙不迭地点头。杜湘东转身回去，以镇定的姿态上楼，来到姚斌彬家门前，听见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这才推门进屋。
他对姚斌彬他妈笑道：“他们看错了，不是找您的。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
女人似乎凝视了他片刻，又似乎随口应道：“哦。”
也不知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但杜湘东背上已经冒了冷汗。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直熬到两点多钟，姚斌彬他妈要午睡了，他才起身告辞。出了筒子楼，杜湘东两腿裹风，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以前来姚斌彬家，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所以总得时不常地就这个任务的进展做一下汇报。过了这么久，案子成了悬案，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了下去，尤其这两年，几乎音信不通。说到底，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点儿“犯冲”。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
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但电话打到办公室，同学却不在。杜湘东便又打同学的传呼，号码还是刚普及BP机的时候对方给的。挂了电话就蹲在马路牙子上，那副样子像个焦急地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电话才响起来。
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和当年一样：“你找我？少见呀。”
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低声说：“那事儿有消息了。”
“哪事儿？”
“还能哪事儿，许文革呀。”
“哦哦，许文革。”同学俨然已经忘了，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
杜湘东便把情况说了。他分析，姚斌彬他妈常年独居，除了和他自己，并未与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那么有谁会专门给她汇款，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如果真是许文革，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说这话时，杜湘东嗓音颤抖，伴随着咳嗽，仿佛被“逃犯”“流窜”等字眼儿呛着了。
没等他理顺调门儿，同学就截断了他：“知道了。”
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儿犯蒙：“你们准备怎么办？”
“照章办。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追逃办’，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
杜湘东叫起来：“那怎么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而且基层的警力、装备都和北京比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办案也没那么专业，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跑了再抓可就难了。”
同学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杜湘东说：“当然是从北京派人，最好你带队，立即去。到了地方暗中排查，慢慢收网，还得多做几种预案……”
“哟，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同学阴阳怪气地“刺儿”了一句，随后叹了一声，话竟说得难得地诚恳起来，“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楚哪段儿是哪个人的了。为了这案子，我已经带人蹲了半个月，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我们哪儿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哪儿有工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你不也只说了‘可能是’吗？”
“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
同学嗫嚅了一下：“我要再说什么‘天网恢恢’那是糊弄你，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就别来那一套了。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时过境迁，这世道变得太快。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主管领导早调走了，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对吧？”
“……对。”
“那我先忙。”
杜湘东挂了电话，木然半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墙纹丝不动，手却戳得生疼。
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到家时已近傍晚，宿舍楼都亮着灯，只有他家黑着。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回北京”了，但开门进去，却见她还在，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又发了会子闷，说声“睡吧”，就铺床躺了上去。躺着什么也不干，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发呆很久，刘芬芳才开口：“琢磨得怎么样了？”
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怎么琢磨。”
刘芬芳说：“那你想什么去了？这都一天了。”
杜湘东说：“想个案子。”
刘芬芳说：“什么案子？”
杜湘东说：“好多年前，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
刘芬芳说：“我记得。跑了俩，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
杜湘东说：“知道。枪丢了，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
刘芬芳说：“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
杜湘东说：“当时那么急，哪儿想得到这个。”
刘芬芳说：“那你就没想到我？”
杜湘东说：“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
刘芬芳就扑哧一笑，笑完又说：“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我二姐说了，她们那边急，时间不等人。”
杜湘东便也沉默。片刻道：“不去了。我干不了别的。”
说这话时，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分居着。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教育他。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了。这个道理同学懂，刘芬芳懂，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杜湘东的思绪飘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为安。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墓地上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死于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刚入土的人，按理是该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在坟前伏了片刻，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烧的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
旧账一笔勾销，姚斌彬他妈都对杜湘东回头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彬斌是为我死的，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于是她活到了今天。
想到这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像深不见底的夜空。愧疚感还是存在的，说一千道一万，只是苦了刘芬芳。而令他纳闷的是，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刘芬芳偏又不做声了。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她睡着了吗？当然没有。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
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她说：“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9
那天中午送走刘芬芳以后，杜湘东出了趟远门。
他对单位编造的理由是“姨病危甥速归”，所长批得很痛快，并未深究他妈有没有姐妹。临动身前，办公室的电话却响了。这两年看守所各部门都装了座机，不用大喇叭喊人了。杜湘东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是刑警同学。听到那个略显傲慢又略显疲惫的声音，他却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料到同学会唱上这么一出似的。
同学劈头就问：“杜湘东，你还在北京呀？”
杜湘东就笑了，告诉同学：“正准备出门。”
“去大同？”
“对。”
同学“哼”了一声，仿佛也早料到了杜湘东要唱哪一出，接着道：“幸亏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我只问一句，你非得去吗？”
杜湘东继续笑道：“假都开好了，也不能浪费呀。”
同学又“哼”一声：“你要不是这个脾气，咱们当初也不会较劲。那行，就看在较过劲的分上儿上，我索性再为你犯一回忌。你到了地方，先去找个人，这人办案子也是老手，以前查一起跨省抢劫案的时候，我跟他共过事儿。”
说着强令杜湘东拿出纸笔，记录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杜湘东听完，先诧异了一下：怎么就是个交管局收发室的接待员？在警察的序列里，这种身份简直比看守所管教还不如。同学解释，其实此人过去也是刑警，只不过前两年“摊上点儿事”，就被冷处理了，“再说你又不是领了钦命出京暗访，难道还得给你找俩特警当跟班儿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总之有个‘地头蛇’带着，要比一个人瞎跑乱撞强得多。”
听着同学夹枪带棒的贬损，杜湘东心里却是一暖。有时越是关系别扭的人，反而越比朋友懂得自己。带着对刑警同学的感念，以及对那位并不存在的姨的内疚，他在郊县的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充斥着霉味儿、屁味儿和烧鸡味儿，颠簸了半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凌晨才抵达大同。杜湘东几乎一夜没睡，但也不敢歇脚，立刻去给同学介绍的人打电话。和所有单位的传达室一样，那里值班的也是一个老头儿。而此地人虽然也说北方话，口音却含混不清，说不明白就反问：“咋？”
人家“咋”，他也“咋”，好容易讲清来意，老头儿说他要找的人还没上班，让他等着。杜湘东再三强调自己就在火车站的钟楼下，然后撂下背包，盘腿一坐。这一坐，困劲儿便泛滥上来，令人支撑不住，不知不觉迷糊了一觉。睡也睡不踏实，如同被吊在了钟摆上，一会儿滑到亮的地方，一会儿滑到暗的地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候车厅里有人大喊大叫，大概是丢了东西；断断续续地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才是逃犯，正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追捕。将这两种意象拼在一处，却又衍生出了新的意象——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捕快押着犯了事的和尚去见官，路上和尚跑了，临走前还把捕快剃了个光头。捕快醒来，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摸摸行李棍棒牒文都在，那么和尚呢？一摸脑袋，原来和尚在这里。可他又想：既然和尚在，“我”又去哪儿了？
哦，原来“我”就是和尚。捕快想。
这得是个多笨的捕快啊。警察杜湘东想。
睁开眼，心下若有所失，几乎下意识地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再仰望头顶的大钟，已经过了中午十一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出现。难道同学托付的人并不靠谱？正在急躁，面前就晃出一个人来，长得瘦而高，红脸驼背，一身警服脏兮兮的，好像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大虾米般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与杜湘东核对身份，然后绽开笑容，脸像干旱的土地咔然开裂：“北京同志，您不用到得那么早，坐下午那趟车也是一样的。”
杜湘东按捺不住愠怒：“你们几点上班？”
大虾米般的警察坦然地回答：“他们八点，我不固定。”
说完就带杜湘东去吃饭，吃的是一种名叫“栲栳栳”的面食：将莜面盘成细密的卷儿，放在笼屉上蒸熟，再佐以三四种汤料蘸着吃。从早上就水米没打牙，杜湘东已经饿坏了，狼吞虎咽地送下去几笼。然后他略喘几口气，催着赶紧动身。
大虾米般的警察问：“去哪儿？”
杜湘东说：“当然是镇上。我看过地图，那里离城里还有二百多公里……”
大虾米般的警察又问：“到镇上干吗？”
杜湘东差点儿又急了：“我手里有个汇款单，汇款地址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你要找个刘春粟对吧？这我知道，另一个北京同志已经讲过了。既然有汇款单，就得先到邮局核查一下，不过你以为乡下的邮局说查就给你查？你有介绍信吗？你有搜查证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规范，或者说，只要人家嫌麻烦，就可以拿这些规范把你挡回去。所以这事还得在城里办。”
“那就办呀。”
“你还真急。”
杜湘东坚持付账，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推辞。出了饭铺，坐车前往市中心的邮电局，径直来到办事大厅后面的办公室，由大虾米般的警察出面和一个干部交涉。双方明显认识，口音都像舌头底下压了个鸡蛋，只有一个“咂”说得清晰而嘹亮。啧啧有声半晌，干部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给镇邮电所打了个电话，请那边的办事员协助“处理一下”。在电话里，镇上的邮政人员表示，底单倒是有，查也能查，只不过查起来颇费时间。杜湘东他们只好等着，大虾米般的警察便熟门熟路地沏茶倒水，和干部聊天扯淡。耗了一会儿，他又转头问杜湘东，反正等着也是等着，要不要找个洗澡的地方搓一搓去。
干部也附和：“是呀，越往下面效率越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回音。”
杜湘东坚决地说：“我是来办事的，又不是来洗澡的。”
这种态度几乎是故意做给大虾米般的警察看的。后者只好又让干部给镇邮电所打电话，再次敦促，以示郑重。杜湘东几乎能想象那个倒霉的办事员叫苦不迭的模样，但却又怀疑人家压根儿没理他们这茬儿。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有余，电话总算响了。抢在邮政干部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之前，杜湘东一把抓过电话。
果然是镇邮政所的办事员：“找着了，还真有个刘春粟。”
杜湘东心头一亮，问：“身份证显示是哪里人？”
办事员说：“河南新乡。”
杜湘东又问：“这个刘春粟长什么样，是不是大高个儿，有棱有角的？”
办事员苦笑道：“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是管寄信的，又不是管相面的。自从私营老板到我们这里开了煤矿，来汇款的矿工特别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清楚。”
“你确定他是矿工？”
“我们这地方鸟不拉屎，除了矿上，哪还有别处招工。”
“煤矿离镇上远吗？”
“说远也不远，望山跑死马，而且不通车。”
杜湘东不厌其烦，接着打听煤矿的基本情况，诸如老板是谁、雇了多少人和作息时间等等。办事员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大概又有人过来办事，浮皮潦草地搪塞两句，咣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带着几分踌躇满志的神色，杜湘东转过头来，把大虾米般的警察拉到屋外。他宣布立刻动身，前往矿上，而对方如果嫌远嫌累，那就大可不必跟他同行了。反正帮他找到这条线索，也算履行了同学所托。
大虾米般的警察却又笑了：“北京同志，你怎么去？”
“当然是坐长途车……到了镇上再想办法，找不到车就走着去。”
“真有劲头。那么到了矿上，你又打算怎么办？”
这就让杜湘东含糊了。如果前往的是国营煤矿，他可以像当初在六机厂一样联系保卫科，再对矿上的工人展开排查，但私营煤矿却是另一套架构，在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中，下面的人只对老板负责，跟他这种“吃官儿饭的”并不在同一条战线。又早就听说开矿的人常和黑道有瓜葛，万一有了摩擦，他可没有三言两语唬住对方的把握。
于是他只好说：“走一步算一步。”
大虾米般的警察挤了挤眼：“走一步算一步，那就是没计划。咱们都是当警察的，你的水平肯定比我高，应该知道行动之前最怕没计划。你着急我理解，但万一出了差池，事情办得成办不成另说，要是让你这个北京同志面临危险，我们地方上可担不起责任。”
话说得虽然软，却像个老警察在教诲后辈。杜湘东反问：“这么说你有计划？”
“帮人总得帮到底嘛。据我所知，开矿的老板平时不去矿上，他们不是在大同就是在省里，就连住在北京的都有。所以咱们还是先洗澡吧，边洗边找人聊聊。”
几乎连哄带诳，杜湘东被对方拉上了出租车，三拐两拐开进一家不仅在大同，就是在北京也称得上豪华的宾馆院内。主楼侧面开着一家洗浴城，车停在旋转门前，早有服务员上前鞠躬。跟着大虾米般的警察走进大堂，杜湘东看了一眼价目表，正在暗自掂量身上的现金够不够支付两张门票，大虾米般的警察却相当轻浮地对一个经理模样的女人吹了声口哨，那女人就笑着迎上来，打了个哈哈又亲自对后面喊：“贵宾两位。”
可见大虾米般的警察对这里熟门熟路，熟到了穿着警服进来也大摇大摆的地步。而他不避讳，人家却避讳，里面的服务员送了浴衣过来：“您赶紧换上，要不都不方便。”
大虾米般的警察一瞪眼：“我今天又不是来扫黄的。”
说完笑嘻嘻地脱了个精光，喊杜湘东一起进去。杜湘东却摇头，径自坐在了长条沙发里。他也不是恪守“一针一线”之类的原则，而是想着既然来这儿也和行动有关，既然行动就有出现突发状况的可能，那么他可不愿意赤裸着应对状况。难道线人跑了，他也得光着追到街上去吗？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多劝，似乎嗤笑两声，搭了条毛巾就进去了。休息室隔壁的浴池哗哗流水，还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敲背声，几个男人舒服得直哼哼。
片刻，就有一个满胳膊刺青、挂了根金链子的汉子急匆匆地从里往外跑，后面传来了大虾米般的警察的暴喝：“敢跑就别让我再见着你。”
吼得声如洪钟，四面八方都是回音。杜湘东条件反射地跳起来，却见金链汉子原地定住，脸上浮现出半哭半笑的表情，慢慢转身，夹着屁股走了回去。浴池仍然哗哗流水，噼里啪啦乱响，几个男人直哼哼。一会儿，大虾米般的警察走出来，腰间扎条浴巾，手里还拿着一部砖头似的大哥大。他已经被搓得浑身又红又亮，这时就不像是一只在土里蹦跶的大虾米，而像是一只刚出锅的大虾米了。他对杜湘东说：“问清煤矿是谁开的了。也挺巧，那人就在大同，晚上还要到这里招待客人，咱们等着就行。”
说完穿上裤衩，披上浴衣，招呼服务员到楼上开个房间。楼上又是另一番天地：灯光是粉红的，窄小的走廊铺着地毯，两侧排列着十几个紧闭的房门，门里也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但就不止是男人在哼哼了。身处这样的环境，杜湘东自然觉得不自在，不自在却又来自于某种难言的躁动，于是只好用加倍的刻板和严肃来对抗躁动。好在服务员也算识相，进屋以后并没给他们推荐什么“服务”，只是端来了满满一托盘啤酒、饮料和点心。大虾米般的警察开吃开喝，间或耳朵贴墙，听隔壁房间的动静，还给人加油：“使劲，使劲。”然后又拿起大哥大，开始打电话，拨的都是长途，不是陕西战友就是内蒙同行，通话内容主要是感谢人家的帮忙，说他虽然被“靠边站”，但托大家的福，总算没有丢掉公职；又说老婆在太原过得挺好，女儿还进了省里的重点学校。碎碎叨叨，颠三倒四。
聊够了，递给杜湘东：“你也给家打一个？免费的。”
杜湘东又摇头。他并没有告诉刘芬芳自己出门了，所以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在这种地方和她说什么。枯坐着更加难受，只好打开房间里的电视。却没有中央台和地方台，只有宾馆的闭路，放的香港三级片，大概是助兴之用。今天这部偏巧是破案题材，讲的是一皇家警察正在调查一起连环强奸案，查得非常卖力，每遇到一个女证人就跟人家干一把，干爽了才能得到线索；另一边，那个强奸犯也在卖力地干着，干爽了就留下一条线索；俩人从铜锣湾干到尖沙咀，从叶玉卿干到叶子楣，最后终归是邪不压正：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杜湘东惊异于自己居然把这部片子看完了，甚而身体还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他只好侧了侧身子，扯过被角盖住大腿。而俩男人分坐在双人床的两端，沉默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黄色录像，这个景象实在有些荒谬。好在没过一会儿，电话响了，大哥大的主人，就是那个戴金链的线人通知他们，煤矿老板已经洗浴完毕，上三楼了。
大虾米般的警察立刻弹起来，杜湘东也起身，一对临时结成的搭档硬邦邦地展开行动。他们穿过走廊，对楼梯口的服务员做了个“封口”的手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爬了上去。三楼与二楼又有不同：一个宽阔的、空空荡荡的大厅灯火辉煌，中间有张八仙桌，已经摆了几样凉菜；大厅尽头紧闭着一扇雕花仿古双开木门。无疑，要找的人就在里面。走到门前，大虾米般的警察低声说：“该下狠手就下狠手，那是个老油条，先得把他镇住。”
说这话时，全没了方才的懒散，眼里还流露出一丝杀气。这神态令杜湘东心里一惊，接着就见大虾米般的警察退后两步，道袍似的浴衣底下伸出一条白腿，一脚踹脱了门锁。露出来的是一个装修得古香古色的包间，居中的硬木条案上摆着一套工夫茶具，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给一个秃顶男人斟茶。看见杜湘东他们进来，屋里的两个男人并不惊慌，秃顶男人两手在胸前一抱，抬头看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戴眼镜的男人低喝了一声：“人呢？”
人就从大门里侧的一扇小门里拥了出来，五六条汉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西服。杜湘东拧了下身子，让朝他来的那条汉子扑了个空，然后脚下使绊儿将其放倒，凌空扣住对方手腕，顺势一掰一扭，猪腿般粗壮的胳膊就脱了臼。这种人身上都是带着凶器的吧，往腰间一摸，果然搜出一柄匕首——他反手握住，却不顾及其他人，几步冲过包间，一个腾跃跨过条案，一把按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刀尖顶在他脖颈的大动脉上。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五秒钟。痛快，说不出的痛快。多年过去，他依然是一身本事一身胆量，只可惜实战的机会来得太晚。杜湘东几乎想要照搬警匪片里的那句台词了：你有权……呈堂证供。
但话却轮不着他说。大虾米般的警察吼出一句更加俗套的台词：“都他妈别动，警察。”说完抖了抖肉隐肉现的浴衣，过去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伸手揽住戴眼镜的男人。后者长得斯斯文文的，看起来像个中学教师，身处刀锋之下却连眼都不眨，还从桌上抽了几张餐巾纸，仔细把溅出来的茶水擦干净了。可见类似的场面，人家司空见惯。当然，茶是没必要再喝了，他僵着脖子，朝秃顶男人拱了拱手：“对不住，咱们改天再谈。”
秃顶男人不动，征询地望向大虾米般的警察：“真是警察？我什么也没干，就喝了口茶。”
大虾米般的警察说：“您茶都没喝。我们不是找您的，也没看见您。”
秃顶男人这才起身，对戴眼镜的男人撇下一句：“再有这种事，我可不敢跟你谈了。”
说完不看人，迈着方步往外就走。这又是哪个级别哪个机关的领导呢？杜湘东却明白，还是别管那么多的好。他来，是为了许文革，没必要再生枝节。而秃顶男人留下的话却让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挂不住了，他相当有气魄地拍了下大腿，对大虾米般的警察说：“你们是市局的还是省厅的？别管是哪的，我都认识……”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不是我找你。这位是北京的。”
戴眼镜的男人这才看向杜湘东，唔了一声，挥了挥手，让黑西服汉子们退出去，把地上的那个也拖了出去。然后用两根手指敲敲刀背：“有事说事吧。”
杜湘东便放下刀，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一左一右夹着这人，先问清镇上的煤矿确实是他开的，然后表示他们只是想到矿上寻个人。戴眼镜的男人问找什么人，杜湘东略微迟疑，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出了“刘春粟”三个字。
戴眼镜的男人一愣：“他们家人把事情捅到北京了？还有完没完？我不是给钱了吗？”
说得杜湘东也一愣：“你知道有个刘春粟？”
戴眼镜的男人说：“当然知道，这人死了。不死我哪里记得他。”
杜湘东又一哆嗦：“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戴眼镜的男人说：“两个月以前。塌方了，压在井下了。”
然后这人的表情反而坦然了，轻松了。他站起来，舒活了一下筋骨，接着侧过身去，从沙发背后拿出一只皮包来，又从里面掏出两捆钱，敦敦实实地摔在桌面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纸条还封着呢，每捆一万。
杜湘东问：“你要干吗？”
戴眼镜的男人歪头想了想，又扔了一捆，然后说：“北京同志，还有这位警察大哥，这是个私密地方，咱们也把话说敞亮了吧。你们领了什么人的指示来找刘春粟，我一概不知，也不想多问。不过有人盯着我，想‘坏’我的生意，这我是清楚的。那个刘春粟确实死了，当初我看过尸体，还亲自和他家里人签了赔偿协议，从法律上说，这桩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希望别的事情能在你们这里结束。这些钱是小意思，等到北京同志离开大同，我还可以如数再给你们一份。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但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怕事。要是真撕破脸，不止你们，恐怕你们上面的人也麻烦。谁要让我头疼，我也会让他头疼。”
说完不再看人，摘了眼镜往沙发上一靠，仿佛在闭目养神。两个警察隔着戴眼镜的男人对视一眼，又把目光挪向了桌面，在那钱上蜻蜓点水般地跳了几跳。随后，三尊人像都活动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身上劲道一松，分别靠向了椅背，还一左一右地跷起了二郎腿。戴眼镜的男人反而坐直了，两手撑在膝盖上，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大概认为已经给了两位警察充分考虑的时间，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谈生意的氛围了。他不紧不慢地拎起茶壶，给二人倒茶，同时问：“怎么样？”
大虾米般的警察先开口：“要不是北京同志在，我这警察不干了也得废了你。”
话音不大，杀气毕露。戴眼镜的男人一哆嗦，茶水又溅了一桌子。他刚撑起来的气势转瞬被打了下去，扭脸去寻杜湘东。
杜湘东的回答却温和得多：“你的意思我理解。”
戴眼镜的男人赶紧说：“理解万岁。”
杜湘东却又说：“不过也请给我们行个方便，毕竟要对上面交代。”
戴眼镜的男人唯唯应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然后，他探身将钱摞成一块方砖，往出送也不是，往回拿也不是。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现钱。感慨完，他便把手放在钱上，慢慢往戴眼镜的男人身前推了推：“我们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
10
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
路上倒不辛苦，并未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戴眼镜的男人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也即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粟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粟非彼刘春粟，一个刘春粟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粟。
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蹦出一句：“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深坑，不时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直到这时，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之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厂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淳朴干练的模样。他与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北京同志，您辛苦了。”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意是，本地在历史上是煤炭主产区，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因而市里的领导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厂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可比过去大多了”。场面倒像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
杜湘东引开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
“基本替换成了农民工……当然，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和养老问题，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能……”
“农民工又是从哪儿招的，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
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天南地北，什么地方都有。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就不怕招不上来。长则干上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就走……流动性很大。”
说话间就进了厂区。四下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似的煤堆。都知道煤是黑的，但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煤山却像覆了层雪一般通体银白。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地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中，先被发现的那一方就算输了。因此杜湘东下意识地躲着灯走，还故意把背佝偻得更弯。好在一路上没碰到人，副矿长又把他们引向那栋办公小楼，提议“先歇歇，慢慢谈”。
屋里居然设了宴，桌上还摆了一瓶汾酒。俩警察也不客气，径自坐下，吧唧吧唧开动起来，副矿长陪在一边，不住夹菜倒酒。正吃着，却听见远处——具体说是来自地底——传来了两声巨响，让人脚下一颤，仿佛站在了随时可能腾身跃起的巨兽的脊背上。一时间屋里灯影摇动，连斟满的酒都晃出了半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趣道：“不用搞得这么郑重，放什么礼炮呀。”
副矿长笑道：“我们这里需要爆破开采，响动是常有的，但从没出过事。”
杜湘东本想噎他一句：那么刘春粟是怎么死的？但又一想，跑题也没必要。再说往后还得需要这位“管事儿的人”配合呢。因此他只是问：“工人现在还在井下？”
副矿长坦然回答：“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十六小时工作制。向时间要效益嘛。”
怪不得办公楼旁边的工棚都是黑的，一点儿人声没有。杜湘东又看了看表，目前还不到十一点半，假如早上八点上班，那么离下工的凌晨时分还有些工夫。他索性踏实下来，细嚼慢咽地吃起了饭。其间本想问副矿长要个花名册来看看，但又觉得多此一举。许文革要是用本名来应聘，那他可真是个弱智了。
终于又熬过半个小时，杜湘东便拍了拍手站起来，宣布：“到矿里看看吧。”
副矿长就不情愿了。他嘀咕道：“不是说转转就走吗？您二位到底要干什么？”
事到如今，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杜湘东直言以告，他怀疑矿上有个逃犯，因此需要副矿长做的，是以下两件事情：第一，把他带到矿工从井下返回地面的通道附近，再提供一个隐秘的观察场所，保证他可以辨认每一张经过的人脸而不被发现；第二，严格保密，切勿声张。而对方听完，并未露出多么意外的神色，只是响亮地嘬了几声牙花子，好像在害牙疼。对于运营煤矿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麻烦，这位副矿长仿佛早已习以为常。他考虑的是如何渡过麻烦，或者暂时压住麻烦，哪怕是把眼前的麻烦变成以后的麻烦也行。
片刻，副矿长的脸上再次绽放了笑容：“您早说呀，多大个事。”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到这家煤矿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投资煤矿的老板本人也刚刚当选为政协委员。作为煤炭行业的改革标杆，又岂能容忍流窜作案的坏分子破坏抹黑？因此对于“北京同志”千里迢迢地赶来清理工人队伍，他们肯定是热烈欢迎，大力配合的。这时套话就不是套话了，甚而套话从来不是套话。杜湘东明白，副矿长这是在向他讲明利害呢，意思和戴眼镜的男人说过的话大同小异：警察执行任务，没人敢妨碍，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万一闹大了，谁怕谁还不好说。
而他也只能表态：“职责之内的事我一定要做，但仅限职责之内。”
双方再次谈妥，分别起身。副矿长率先走到门口，颇具表演性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俩警察往矿厂的核心部位，也就是矿井的方向而去。踩着一地咯吱作响的煤渣子，沿一条干道穿过空地，又穿过另一道围墙铁门，远远就望见了巷道入口。四下也是灯火通明，衬托得那个大洞的内部更加黑暗，一条狭窄的铁轨从洞里通出来，也传出了大地深处机械作业的震颤与共鸣。越往近走，回声就越发浩大，好像地壳已被挖穿。砰砰又是两声炮响，比刚才听到的更加骇人，连山顶上的碎石都往下滚了几块。
洞口却有一个铁皮搭建的岗亭，大概是清点人数和存放物品所用，副矿长走了过去，对亭子里的监工说了几句，那人便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麻布口袋。随后，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便钻了进去，灭了灯，坐下来，透过黑黝黝的窗子看着洞口。这是个适于观察的有利位置，里面的人能将外面一览无余，外面的人却无法看清里面，就连大虾米般的警察那身脏兮兮的警服也不会暴露身份，更何况外面还有俩人为他们吸引注意力。黑夜像一个谜，山岭像一个谜，洞口更像含着个谜。在等待谜底揭晓的那段时间里，杜湘东的心态竟然出奇地平静，反倒是大虾米般的警察呼吸沉重，似乎比他还要紧张。
外面的副矿长和监工也被悬念感染，干瞪眼望着铁轨。非常准时，刚过十二点，洞里传出了隆隆轰鸣，好像一个消化不良又喝了过多碳酸饮料的人正在没完没了地打嗝。一列矿车开了上来，前几节车斗里却没有人，而是满载着今天的最后一批，或者是明天的第一批矿产，随后的几节才坐着矿工。矿车在洞口之内停下，人先下车，排着松散的队列走出来。副矿长示意监工往更亮堂的地方站了站，又迎着来人吆喝一声，那条队列便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移动过去。一切不露形迹，也可见这位敬业的领导亲自查岗是经常的事。
在杜湘东的注视下，矿工们纷纷从劳动布上衣兜里掏出一枚塑料牌，投进监工手里敞开的口袋。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但即使如此，杜湘东仍对自己的辨别能力充满信心。他相信许文革的身体轮廓、脸部线条乃至走路时的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如果不是印得那么深，他也不会在多年以来如此憋屈。而现在，摆脱憋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一个不是，太矮。第二个不是，太胖。第三个虽然身高体形相仿，但脸又太宽太圆，几乎像一张饼。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是。被杜湘东否定掉的人们记上考勤，却不离开，又折回矿车开始卸货。因为捎了半车煤，第一趟矿车的乘客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这趟毫无发现，就只能寄希望于矿车倒回去再开出来的第二趟了。但一转瞬，杜湘东的视线锁定在队尾的一个男人身上。一米八多，肩宽腿长，面部棱角令人联想到西方雕塑。与记忆中的许文革不同，那男人的背驼得厉害，弯成了一条夸张的弧线，但考虑到他所经历的日复一日的逃亡和劳累，这点儿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杜湘东叫了一声。怎么叫也是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老到的逃犯想必早已练就了听到真名也无动于衷的定力，因此他叫的是：“姚斌彬。”
那个名字在暗夜的山岭破空而出，锐利得像一支响箭。不远处的黑影果然一愣，茫然地回过了头。几乎没有停顿，杜湘东就从岗亭里冲了出去，也几乎没有停顿，他的抓捕目标开始奔跑。两人绕着目瞪口呆的人群各自画了一条弧线，与此同时观察、预判着对方的步伐轨迹，随后一前一后跑进了巷道洞口。在不久之后，当杜湘东反复纠结于这次行动的种种细节时，才会疑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许文革为什么没往开阔的、更有利于躲避的方向逃跑，而是一头扎进了矿井深处？这是他在情急之下出现了判断失误，还是另有什么企图，比如说打算把杜湘东引进去再下毒手？但在那个刹那，杜湘东和当年追捕持枪逃犯姚斌彬时一样，脑子里除了抓人以外什么都没想。他只知道时隔数年，许文革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并且自己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位置，只要一鼓作气，就能瓮中捉鳖。
也许恰因为此，杜湘东没有留意周边的变化。他盯着前方那个背影，沿着越发黑暗也越发幽深的洞穴向地下冲刺。二十米，十五米，距离的缩短是逐渐的，稳步的，岩壁发出了几声脆响，像颌骨挨了一拳时脑子里的回音，大概是前不久放炮的余波导致的，应该也是“常有的事”。十米，五米，借着头顶间隔悬挂的矿灯，他看清了逃犯一头乱发之下那苍白的侧脸。而直到两块比酸菜坛子还要粗壮的碎石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在离杜湘东不到半米的跟前，他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咔然开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包括脚下传来，越发密集，震耳欲聋，整条巷道都在扭曲变形，像把人吞进了一段蠕动不休的肠子之中。
然后杜湘东听到了喊声：“塌了塌了塌了——”
然后他的胳膊被人拽住，往反方向拉着。直到此刻，杜湘东的身体还在前冲，甚至想要甩脱抓住他的那人。很遗憾或者很幸运，他没做到。对方使出了擒拿手法，并且比他所掌握得更加娴熟：一手扣住上臂，另一手夹住头颅，拖扯着他往洞外跑出去。
五米，十米，十五米，二十米，他与许文革的距离重新拉大。回头再望，那个黑影在巷道深处拐了个弯，令人绝望地消失不见。而当一个鱼跃沉重地摔在洞口之外，他才看清了强行把自己挟持出来的人，是大虾米般的警察。俩人躺在地上喘气，像两条离了水的鱼。然后杜湘东又想跳起来，却被一个扫腿撂倒。
对方吼道：“你他妈想立功想疯啦？”
杜湘东吼了回去：“我他妈不是为了立功，你懂个屁。”
对方再吼：“甭管为什么，搭上条命就是不值。”
吼完，大虾米般的警察却不再看杜湘东，站起身来走向一旁的副矿长。后者呆若木鸡地瞪着洞口，两眼凸了出来。大虾米般的警察推了他一把：“打电话去。”
“现在不能。”副矿长摇头。
大虾米般的警察扬手抽了他一个嘴巴：“你们还想瞒几回？”
出人意料，副矿长也抬起手，抽了自己一个更加响亮的嘴巴：“你要打电话尽可以去打，没人拦你，不过打也没用。这矿随时会塌，如果真塌了，等外面的救援赶到，井底下的人早埋了。所以现在只能按我们矿上的办法来，你们警察帮不上忙。”
这时在俩警察眼里，副矿长好像换了个人，绝非不久前那个只会说套话的工头了。他阴沉着脸，转身去向几个老矿工询问情况，三言两语，可以得知：煤矿采用皮带传送和矿车运载两种方法结合，井下的最底层用皮带，将爆破开采的煤块运送到深约一千米的中转站再装进矿车；此时矿里还有二十多人，恰好正在那个中转站等车；因为离地面并不太远，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沿着轨道爬上来的，但现在还没人影，估计是被震落的石块挡住了去路。综上所述，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有几个人带着工具下去，在矿井全面塌方之前开出一条生路。如果赶得及，井下的人或许还有救，如果赶不及，那么很可能连救人的也被压在底下。因此再开口时，副矿长的哑嗓子里好像含了块滚烫的铁，他环视那一圈黑黝黝的、只看得清两眼反光的矿工，问：“谁没老婆孩子？”
沉默之中，便有两个人站了出来。片刻又出来两个。又有一人呜呜干号两声，也往前迈了一步。副矿长拍拍那人肩膀，脱了上衣往地上一摔，顺手抄起一柄钢钎：
“我也下过井，鬼门关上走过都是兄弟。出发吧。”
几条没家没业的汉子发一声喊，跟着他往矿井深处走去。等那支敢死队消失在矿灯照射不到的角落，巷道变得出奇的安静，只有偶尔飘出的细小的断裂声提示着人们悬念还在继续。而原本压在杜湘东心头的那个悬念则被囊括进一个更大、更紧迫的悬念之中，那是千钧一发，那是生死攸关。他连重新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像狗一样伏在地上望着洞口，手指抠进混着煤渣的泥土，似乎指尖所能感受到的最微小的震动都能让他肝胆俱裂。
大概过去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杜湘东腕上手表的秒针均匀地数着格儿，每一格所代表的时间流逝都像包含了人的一辈子那样漫长。大约在某一秒即将结束、新的一秒即将开始之际，他仿佛看到秒针顿了一顿，好像时间本身也犹豫了，踯躅了。随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地壳震颤导致的视觉错乱，在接踵而至的轰鸣中，他看到巷道里尘土飞扬，寥寥几盏矿灯像暴雨里的萤火虫一样坠落陨灭。石块无规则地落下，转眼埋住了洞口。身边的矿工纷纷跪了下来，捶胸拍腿地痛哭或者指天对地地怨骂。没救了，这是从常识以及人们的表现中得出的判断。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一口气吞噬了三十多条人命，其中包括原本被困的二十余人和六名前往营救的敢死队队员，以及一名逃犯。
直到次日清晨，上述事实在杜湘东的头脑之中还是事实。大虾米般的警察终于还是跑回办公楼打了电话，救援部队是在凌晨五点赶到的。来了两个连，一个连是工兵，就地开始挖掘，另一个连是武警，负责封锁现场。煤矿老板始终没露面，听说连夜去了北京，至于是去躲风声还是找门路，那就不得而知了。副矿长以外的几个工头被迅速“控制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里接受问讯。从“有关部门”的口中，杜湘东也得知，本次矿难像许多追悔莫及的灾祸一样并非偶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为加快开采进度，该煤矿在爆破中使用了高爆炸药，且装药量远远超标，每个工作面上的炮眼数量也超标；第二，为节省成本，该煤矿在建设过程中使用的钢梁规格不达标；第三，该煤矿于两个月前曾发生过一次塌方，还死了人，本该停业整改，但不知为何没有执行。矿上的人竹筒倒豆子，交代的内容几乎可以立刻形成材料上报，相比之下，来自警察的侧面印证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一个工作人员这才想起来问：“你一个北京警察，到矿上来干什么？”
杜湘东正待回答，却见一个军人急匆匆跑进来，对那人耳语两句。一瞬之间，在那张僵硬得平板一块的脸上，浮现出了也许是这个小官僚所能传递的最为复杂的表情：狂喜、惊讶、庆幸、难以置信、迷惑不解……而当对方把消息转告给他之后，同样的表情也在杜湘东脸上重演了一遍。没过多久，隔壁和走廊里各种身份的人们爆发出了连锁式的欢呼，尤其是那些矿工，他们再次号啕大哭起来。
然后全体集合，急行军赶往山的中段。昨天夜里坐车上来时，杜湘东并未看到上山的路还分出了一条岔路，更无从得知海拔位置比山顶煤矿低了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处废弃已久的老矿。废矿入口早被堵上，好在只是堆了一层砖石，并未再浇水泥封铸，又好在工具设备一应俱全，井下的人就从那里破壳而出了。有人是自己爬出来的，有人浑身是血，是被同伴拖出来的。最惨烈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深度昏迷，左腿膝盖以下全成了一摊烂肉。这些从鬼变回人的矿工被阳光晒愣了，捂了半晌眼睛，这才开始呼喊，于是被高处的武警发现。当杜湘东跟着队伍赶到现场，第一眼认出的是副矿长。问明身份后，这人立刻被调查人员缉拿在案，但即使是亮晃晃的手铐也无法打消他那疯癫的狂喜。
当政府的人清点人数时，杜湘东也凑了上去。他近距离地打量着每一张沾满煤污或血迹的脸，几个伤员在被抬上救护车之前也早就辨认过了。共三十二人，反复点了几遍都是这个数字。而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被困在矿里的人数是三十三个。还有一个去哪儿了？难道死了吗？如果死了，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杜湘东像魔怔了一样念念有词，反复穿梭着逡巡着。终于，他的行为让人们觉得碍事了，那个询问过他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试图把他拉开。
杜湘东一抡膀子，把对方甩了个踉跄。人们齐刷刷打量着他，而那位工作人员还想缓和气氛，谨慎地再次靠近杜湘东：“这位同志，您别激动……”
杜湘东却失魂落魄地溜开，又在人群里乱窜起来。他开始询问每一个幸免于难的矿工，有没有在井下见到这样一个人——一米八几，肩宽腿长，棱角分明。见过？这人叫姚文林？妈的，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也对，“文林”就是从“斌彬”里拆出来的嘛。那么这个姚文林现在怎么样？还活着？跟你们一起出来的？出来以后就不见了？你们干吗不看着他？干吗不问他一句？矿工们被他搞得惶惑不已，大虾米般的警察抄到他身后，依然使出擒拿手法，把杜湘东的两臂牢牢箍住。但他仍然跳跃着，后仰着，嗓子眼儿里含含糊糊地挤出两个字来：“搜山。”
“你说什么？”工作人员勉强笑了一笑，问。
“搜山，搜山搜山搜山。”杜湘东重复。
对方就从讪笑变成了冷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有伤员等着救治呢，还有现场等着勘查呢，还有情况等着汇报呢，哪儿腾得出人手搜山。不就是少了个人吗，比起活下来的几十个，少了的那个算得了什么。你不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警察吗，就算真是北京什么重要部门的领导，也得考虑地方上的现实困难吧？于是众人散开，没人再理他，各忙各的去。杜湘东被晾在当地，仍被大虾米般的警察擒抱着。大虾米般的警察在他耳边劝道：“兄弟，你冷静点儿，人跑了还能再找。”
杜湘东终于停止挣扎，后背蹭着对方的肚子和腿，缓缓坐在了地上，头却仰望着四周的山峦。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来一趟。事到如今，北京人这句粗俗的歇后语真是再贴切不过，至于一路上的执念、辛苦、惊心动魄，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念头让杜湘东古怪地笑出了声，咯咯，咯咯，好像一只丢了蛋的母鸡。
那也是许文革在逃期间，杜湘东最接近于将其抓捕归案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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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天在井下发生了什么，则是那位副矿长转述给杜湘东的。而这又得归功于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知他使出了什么斡旋手段，居然说服政府的人，同意让杜湘东在车轮战似的审讯间隙见了副矿长一面。见面时间是晚上，副矿长好像没认出来的是谁，不等杜湘东开口，就喋喋不休地申诉起来。对应着调查得出的矿难原因，其申诉内容也可分为三条：第一，擅自使用高爆炸药和增大填药量是老板的决定，他本人曾对这种违规行为提出过质疑，但质疑无效；第二，建矿期间选用什么规格的钢梁也是老板任用的亲戚一手操办，他更插不上话；第三，两个月前发生塌方并导致矿工刘春粟死亡后，他曾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老板并建议上报，但老板告诉他官司已被摆平，又严禁对外人提起此事。总而言之，他就是个打工的，在人家锅里吃饭，对人家的任何做法都无可奈何。
杜湘东安静地听完，这才提醒副矿长，对于矿难，自己并无调查权更无发言权。而他来，想打听的是另一件事：那个冒用了刘春粟名字的人，那个逃犯，有印象吧？副矿长相当失落地“哦”了一声，但神色却又变得更加亢奋，就连语调也夸张了起来。这种状态让杜湘东颇为诧异，他不禁暗自琢磨，副矿长究竟是在矿难中被震坏了脑袋，还是天生具有当说书人的潜质。话说那日，山崩地裂，矿井之下，危在旦夕。为了二十七名阶级兄弟，以副矿长为首的敢死队义无反顾，深入虎穴，众人手持开山打洞的器械，一路坎坷一路心惊，来到了千余米深的地下转运站，只见头顶钢梁歪斜断裂，倾覆下来的煤块和碎石堵住了去路。从缝隙中，却又听得煤块碎石的另一端传来了呼号惨叫之声，真是万幸，被困的人还活着。二话不说，就地开挖，又号召对面的兄弟里应外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开出一条窄道。两支队伍会师，赶紧又往地面开拔，但说时迟那时快，矿井发生了二次塌方，这一回来得更猛，并且位置就在洞口，把去路也给堵了。别说工人，就连有着多年井下经验的副矿长都傻了眼。他心知塌方就怕连锁反应，有了二次就会有三次，再塌可就全玩儿完了。正没奈何，却见暗处闪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生得好一副硬朗相貌。
“你道这又是谁？”副矿长问。
“您……没事儿吧？”杜湘东反问。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打岔。”副矿长两眼放光，仿佛重温着那生死一夜的惊心动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矿工姚文林。直到这天，副矿长才知道这人的身份是个逃犯，真是人心叵测，世事难料。这位姚文林或许文革或冒名顶替的刘春粟逃进矿井，也被一起捂在了地下，难不成老天爷要惩罚这个罪人，就把其余三十二人一起当了垫背的？那也太不公平了。但没承想，恰恰是该死的给该活的指了条生路。逃犯告诉副矿长，在矿井的一侧，还有一座废弃的矿井，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采的遗迹，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落后，就没有进一步扩建。以前爆破开山的时候，曾把两座矿井之间炸通了，那个通道的位置他还依稀记得，往巷道深处再走几百米就是。这一说，就提醒了副矿长。矿底下还有一个老矿，这个情况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情急之下没想起来。而眼下，要想从原路开掘回去已不可能，如果能进入老矿，再从半山腰钻出去，那几乎是唯一的生路。另外一点副矿长也有信心：老矿是国家修的，那时又刚发生过唐山大地震，因而建筑质量绝对超标完成，新矿塌了老矿也不会塌。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恍然大悟。许文革之所以逃进矿井，并不是慌不择路，而是早有预谋。往开阔处跑，势必难以甩脱警察，而假如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老矿脱身，那就相当于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地道战。也许早在刚发现那个密道时，许文革就已经做好了这种规划。想到这里，杜湘东倒抽一口凉气。几年前的许文革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或者说是靠了姚斌彬的那一条命。但如今，长年的逃亡生活已经把许文革磨练得如此老谋深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满脸发臊，副矿长却浑然不察，兀自沉浸在对险情的回忆之中。当机立断，一声令下，矿工们往井下的更深处进发，去找两个矿井的连接点。一路上，副矿长都走在逃犯身边，不时询问那个秘密洞口的位置、模样。山的内部还在嘎嘎作响，再往下走，就连仅有的两盏手提矿灯都无法照亮前路了。而地面猛然又是一震，就在人们魂飞魄散地呼喊之间，副矿长却发现身边的逃犯不见了。他只得强令队伍停下，随后四下张望，眼睛不够用就拿鼻子嗅，像猎犬一样探寻着未知的黑暗空间。命悬一线之际被无限拉长。
终于，身后有人说话：“都这时候了，你还敢回去？”
“怎么没把他想起来。”
“已经没气儿了吧……”
人们窃窃私语，像怕再一次惊动了摇摇欲坠的山体。说话之间，队伍自动闪开，从浓郁的黑暗里托出两个人来。一个正是姚文林，他背上还驮着个身材单薄的孩子，头耷拉在逃犯的肩膀上，已然昏迷不醒。再往下扫一眼，孩子的一条腿却成了破墩布的形状，条条缕缕往下挂着肉丝儿。副矿长记得这孩子叫刘秋谷，今年刚满十八。他还记得办理矿工刘春粟的赔偿事宜时，正是刘秋谷替他哥签字画押并承诺“永不上诉”，然后从老板手里接过了五万块钱。刘春粟死后，刘秋谷仍在矿上干。刘秋谷要是也死了，他家的这根独苗就算断了。从矿工们的慨叹中，副矿长又得知，刘秋谷和他哥刘春粟一样，今天也被塌方给砸了。当时刘秋谷吓蒙了，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转眼就有一块巨石滚下来，和雨点般的煤块一起将他埋了。别人都没致命伤，偏偏是他再没声息。众人本来商量，要能活着出去，就把这孩子挖出来带上，带不走活人好歹也带个尸首，而随后的连锁塌方却截断了这个念头。光顾着去找出口，他们干脆把他忘了。但是姚文林不仅想了起来，而且专门为这孩子折了回去。他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刘秋谷还活着的？是在刨开煤堆撬开巨石的过程中，还是在扛着这孩子追赶队伍的路上？总之从他带着三分小心的步态里，众人看出他背着的是个活人。那块巨石没有压在刘秋谷身上，只是砸烂了他的一条小腿，这个事实令人庆幸，也令人羞惭。
姚文林背着伤员，走向队伍前端，对副矿长说：“没多远了。”
继续摸黑赶路，到达某个拐角停下，姚文林又说：“就这儿。”
这也是逃犯对副矿长说的最后两句话。几条壮汉在放过炮的废墟里开凿，不多时打开了一片更加漆黑、泛着久远年代气息的空间。从山内的一个腔道钻进另一个腔道，用矿灯照见头顶锈迹斑斑但却结构完好的钢梁，副矿长和所有人都舒了口长气。背后的那个绝命矿坑里又传来了震动和巨响，但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基本上安全了。逃犯提供的逃生路线的确有效。然后就沿着国营老矿的巷道往半山腰里进发，路的尽头当然还是漆黑，但此时的漆黑已经不再令人绝望。人们有手有脚有工具，而且按照他们所信奉的朴素的人生哲学，但凡大难不死都是有后福的——就像逃犯背上的刘秋谷，他只要还能微弱地喘气儿，等待他的理所应当是几十年的好光景。于是不紧不慢地换班开挖，当第一缕阳光从某根钢钎的落点直射出来，人群里蔓延开了海浪一般的叹息之声。又有更多的钢钎、榔头和铁锹涌向那个亮点附近，将黑暗的窗户纸捅得像个筛子，轰然一响，天日重现。人们反而肃穆地沉默了下来，没人往外走第一步。如果姚文林和他背上的孩子不先出去，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资格重返人间。
最先出去的正是姚文林，他又从狗洞大小的豁口里把刘秋谷拽了出去。接着才是其他人，先出来的立刻回身，在碎石中间乱掏乱摸，寻找着后来者的手臂。身处漫山遍野肆无忌惮的阳光之中，人们陷入了暂时的失明。副矿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当他紧闭着汩汩冒泪的双眼，宣布后面再没有别人时，矿工们一齐对着苍天呼啸起来。那声响不是为了求救，甚而不包含任何明确的意味，但又是与远古人类一脉相承的宣告与象征。而当副矿长恢复了视觉，第一件事就是在人群里寻找姚文林。此时的他早不在意姚文林的身份，他找那人，只是觉得鬼门关里走过都是兄弟。但他没找到姚文林，只看到了刘秋谷。这孩子是此起彼伏的呼啸声中唯一安静的人，此刻正躺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身下漫了亮晃晃的一摊血。
仍是通过大虾米般的警察的关系，杜湘东又在医院见到了刘秋谷。这个号称年满十八，长相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与许文革有过最近距离接触的证人，当时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虽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但静静地平躺着的模样仍然让人想到一具尸体。他的脸惨白得好像被人潦草地涂去了五官，覆着棉被的左腿膝盖以下空空如也，那是截肢手术的成果。杜湘东问他知不知道是谁把他背出了矿井，他死鱼似的眼睛连转也不转。杜湘东又问起他哥刘春粟的身份证怎么就到了姚文林手里，孩子终于操着河南腔开了口：“大哥，我啥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想问你个事。为啥我老觉得那腿还在，想动弹又没了？”
杜湘东没法作答，刘秋谷便扭过脸去，再无声响。事到如今，杜湘东接受了一个理智的判断：凭自己是别想抓住许文革了。只要离开了矿山，顺便再改个身份，许文革就会像雨滴落进湖水一样隐没在人海之中。不过杜湘东还是又在当地“赖”了几天。这时搜集资料，就不是为了继续追捕许文革了，而是受到了一种古怪的感觉的驱使——好像许文革远在天边却又与他朝夕相处，好像许文革是他的敌人却又与他亲密无间，因此他迫切地想要了解今天的许文革。在其他矿工们口中，“姓姚的兄弟”可是个能人，有一次井下的传送带坏了，技术员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人这儿鼓捣那儿鼓捣，居然鼓捣好了。有个头儿听说这事，要调他去干维修，从此不必下井挣钱还多，但姚文林一口拒绝，还明说自己要不是急需用钱，才不愿给黑心老板卖命。渐渐地，这人反而在工人之中有了威信，尤其是死了的那个刘春粟，几乎要拽着弟弟刘秋谷一起磕头认他当老大。然而也许是太有本事了，这人性子也怪，前前后后在矿上待了半年，也没见他跟谁成了朋友，甚至对人故意爱搭不理的。刘春粟出事时，距离他也就不到两米，别人早吓得筛糠一般，他却极其镇定地查验了尸体，独自一人把刘春粟扛上了矿车，又带着一身血迹去通知在井上倒休的刘秋谷：你哥死了，找他们谈赔偿去吧。这时在众人眼中，姚文林就显得异常冷血了，于是大伙儿又都有些怕他。
以上种种，在外人眼里捉摸不透，杜湘东却认为理所当然。一个许文革这样的逃犯，难道不是本该如此吗？但随后搜集的两条信息，就出乎杜湘东意料之外了。第一件事也是矿工们讲的，说是许文革特别爱看书。本来看书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曾经是青工里的技术能手嘛，但一个人在逃亡期间仍然手不释卷，这就似乎传达出了别样的意味。进而细想，许文革看书，是为了“解闷”还是“有用”？如果是“解闷”，说明他想要忘记现在，如果是“有用”，则说明他还惦记着未来。杜湘东让工人把他带向大通铺上许文革的床位，果然在床板下翻出了厚厚一摞书。书都很旧，封皮几乎没有完整的，内容除了工业原理和机械维修，居然还包括法律方面的入门教材。念念不忘老本行也就罢了，难道许文革还想当律师吗？
第二件事更让杜湘东震惊。当他把书撂在一旁，顺手翻扯着许文革的被褥时，一抬头却看见枕头上方的砖墙上，寥寥地排列着几行字。字迹歪斜，深邃而清晰，大约是不久前用锉刀刻上去的。杜湘东随即意识到，那话语分明就是诗句：
美人济贪
英雄济富
没有人上过梁山（此句来自于打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无题》）
在那一刻，杜湘东的头颅之内充满回响，就像滚雷掠过了焦土。这就是从逃犯的躯体里蜕变出来的、必须让人重新认识的许文革了。这个许文革不仅包括了过去的许文革，而且包括了死去的姚斌彬，一生一死之力在他身上混合催化，衍生出了义无反顾的气概。凭借这份气概，许文革当然不会畏惧杜湘东，他甚至不会畏惧任何事物。而也正是在那一刻，杜湘东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预感，那就是他迟早还会再次见到许文革。
但那天来得实在有点儿晚，又是五年之后了。
12
接踵而至的五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就滑过去了。再换个比喻，以前也说日子快，快得像狗撵，那么后来就像疯狗在撵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
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因其过于主观，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盘点，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食品公司每况愈下，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索性来了个处理大包圆儿，连猪带人一块儿甩给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猪可以要，人不能留。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等到敲定改制方案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闪电战。那天刘芬芳和她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就被勒令去签协议，领买断工龄的钱。人家还告诉她们，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要是不签，连这点儿钱也领不到。
偏在这时，刘芬芳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另一个弟弟怕吃亏，也扯来个女的要结，兄弟俩瓜分了宣武区平房的里外间，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二姐房子宽敞还雇着保姆，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没人需要她伺候了。她只好卷铺盖回了郊县，并且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这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分居，但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他必须时刻准备聆听刘芬芳的抱怨，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即：他们已经沦为了标准意义上的“穷人”。
平心而论，如果纵向比较，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楼单间里添置了电视、洗衣机、窗式空调，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间陋室的现代化。但这番现代化的进程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节衣缩食和忍辱负重。连单门冰柜都是刘芬芳她二姐用剩下的，为了把那个铁箱子搬回家，杜湘东借了辆板儿车，愣是从二环边儿上蹬出了城外。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无照摊贩，看见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样，还以为是个收旧电器的，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冰柜扔上了卡车。他挤在一群卖菜卖袜子的妇女中间，一直坐到看押点，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协管员连称“误会”，又哭笑不得地问：“您怎么不早说呀？”
杜湘东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儿你们的车。”
这桩误会的解决方案，是城管派了一辆小卡车，把板儿车冰柜一起送回了郊县。经过看守所正门，刚好遇到当班的同事们去吃晚饭，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东如何智取城管。这时所里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老吴那代管教纷纷退休，接替上来的都是大学生，有许多学历比杜湘东还高。这些年轻人穿着与国际接轨的“九九”式警服，像当年的他一样身材挺拔，面露英气。车停下，两个小伙子绕到后面问：“杜哥，帮您把东西抬上去？”
杜湘东却歪着屁股坐在车斗上，朝前方的后视镜里照了一照。刚才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
记得老吴退休时，反倒是扬眉吐气的。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个采摘园。随着城市的大干快上，地广人稀的郊区冒出了一批土财主，他们举着小旗到国外豪迈地吐痰，他们开着进口汽车盘踞在村口拉黑活儿，他们在床底下藏了大摞现金以至于钱都长绿毛了，而老吴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对于故人，老吴是懂得藏富的，直到离开的前夕，他才对那些嘲弄过他鄙夷过他的同事宣布：
“我他妈跟你们才不是一个阶级哪。”
但与杜湘东告别时，他却仿佛流露出了一丝忧伤。在办公室里，老吴抄起窗台上的半瓶白酒，自己先吱溜一口，又把淡绿色的酒瓶递给杜湘东，杜湘东便也吱溜一口。吱溜完，老吴拍拍杜湘东的肩膀：“这些年给你添麻烦了。”
杜湘东说：“哪儿的话。”
老吴说：“你好好儿的。”
杜湘东说：“好好儿的。”
老吴又说：“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说：“不想了。”
没过半年，所长也离开了所里。倒不是退休，而是肩膀旧伤复发，一到阴天就疼得直打滚，上面体恤干部，给安排了个调研员的闲职。走时又赶上下雨，所以所长是用担架抬出办公楼的，只能躺着与同事们一一握手。握到杜湘东，所长格外加了把力，将他拽近了，颤巍巍道：“耽误你了，我有责任。”
杜湘东说：“您别这么说。没您保着，我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所长又说的话，却与老吴如出一辙：“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再次保证：“不想了。”
当年偷偷跑到大同，没抓着许文革又牵扯进了一起矿难，当地政府把电话打到了市局，一问才知道他是在管辖权之外私自展开调查，弄得上级很被动，还是所长求了局里，好说歹说才把对方的抗议搪塞过去。而既然两位老同志临走前都专门劝他，杜湘东便也决定“不想了”。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贯彻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比如那个单门冷柜，他就没搬到楼上，而是摆在了看守所大门正对面的河岸上。那里有个近两年才形成的小集市，做的是前来探监的家属的生意。又从传达室扯出来一截电线，下岗女工刘芬芳就可以守着冷柜奋发图强了。为了招徕顾客，刘芬芳还接了个音箱喇叭，循环播放的总是《从头再来》。这歌声不仅激励着她，好像也在激励着一墙之隔的犯人。而郊县现在也开始整治市容市貌了，城管一来，其他小贩望风而逃，只有刘芬芳岿然不动，杜湘东则带了几个小兄弟围坐在冷柜旁，都穿着警服，手里举着冰棍和啤酒，挑衅地面对执法人员。这点儿特权终于令她对杜湘东感到了欣慰：“总算沾着你的光了。”
这么说时，杜湘东正坐在小马扎上发呆。现在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班磨洋工，还把老吴的半瓶白酒继承了下来，吱溜到傍晚时分，常常已经高了。耷拉着脑袋，他好像没听见刘芬芳的话，只是望着夕阳下的河水。上游在开发旅游，这条河也得到了治理，景致变得颇为潋滟。逝者如斯，仿佛没人记得在那河床里，曾经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
刘芬芳又说：“晚上多打香胰子去去味儿，我也让你沾个光。”
杜湘东仍然置若罔闻，眼皮上落了个苍蝇也不轰。
刘芬芳就有些气恼，掐了杜湘东一下：“你是死人呀你。”
一激灵，死人就活了。杜湘东揉着脖子扭头，正待感谢刘芬芳的恩赐，恰好瞥见了驶向看守所的两辆汽车。一辆是蓝白条的警车，后面亦步亦趋的是辆硕大无朋的奔驰。两车停下，奔驰车里跳下两个男人，一个西装笔挺，手拎公文包，另一个年轻许多，染了一脑袋黄毛，走路却一拐一拐的。俩人紧赶几步来到警车旁，簇拥着第三个男人出来。那男人身材高大，因为背对着杜湘东，一时不能看清面貌。随即又有两名警察下车，按电铃催促所里的同事开门；小瘸子一直在跟身材高大的男人说话，哼哼啊啊地点头称是。
越过小瘸子金光璀璨的脑袋，杜湘东终于看清了高大男人的长相。和他一样，那也是一张未老先衰的脸：头发灰白，皮肤干枯，两眼像睡不醒似的往下耷拉着。不仅如此，那人连呼吸也不匀畅，说不到半句话就必须换口长气。都不年轻了，他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些。然而那棱角分明的脸形却还维持着原状，令人想起西方雕像。
杜湘东站起身来，痴了一般朝那男人走去。
看守所的小铁门已经打开，一名年轻管教与外面的警察简略核对，示意男人进去。小瘸子突然激动起来，抱住男人的肩膀呜呜两声，男人倒像有点儿尴尬，拍着对方的后背劝了两句。随后，他目不斜视地往里走去，那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就像回家一样。
杜湘东终于叫出声来：“许文革。”
许文革回头，隔着铁门与他对视，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那表情令杜湘东倍感熟悉，他随即反应过来，姚斌彬也曾对他这样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