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
张子雨的长篇小说《黑白布局》即将出版，我很高兴。作为同乡同行，我了解子雨的才气，早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将其纳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作家推出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这个同乡才子了。最近几年，但凡发现张子雨的作品，我都要认真阅读。前不久《小说月报》（原创版）和《中篇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分别刊载、选载和连载他的中篇小说《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我曾问过一些作家，大家对此反映都不错，可见此人才气灵气。我对朋友们笑说：“看看，本哥们能够写出两本好小说，也不是偶然、碰巧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霍邱曾为古蓼国之地，东绕淠水，南倚群山，西襟豫地，北负长淮。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哺育出一代又一代鸿文硕士，造就了“文藻之乡”美名。清末有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裴伯谦，翰林学士李肖峰。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革命作家蒋光慈。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王冶秋，更有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这样的“未名社”英杰。八十年代有老作家陶锦源、王余九、苗振亚等。这几年，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坛崭露头角，如莽汉、陈斌先、穆志强、柳冬妩、李训喜、张烈鹏、张冰等，张子雨名列其中。陈斌先成为签约作家，柳冬妩成为“打工诗人”的代表并获全国性大奖，穆志强作品多次被多家报刊选载，张子雨多部小说被影视改编。特别是2007年，张子雨和陈斌先同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路数来，当真是风生水起，一脉相承。
霍邱也有个作协，其主要职能就是坐在酒桌边协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谁最近作品多了，影响大了，谁就当主席。承蒙他们谦让，这个非正式、松散型的临时机构，至今还是由我虚领“主席”一衔，穆志强、陈斌先、张子雨任副主席，轮流常务。子雨主持工作次数较多，因为喝酒是要买单的，当常务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掏腰包，在这个问题上，子雨责无旁贷，谁让他是大律师呢。在霍邱县作协或曰“坐协”里，有三个人是中国作协会员，一人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我们在一起很坦诚很友善，相互之间对作品的看法直言不讳。不虚伪不虚无，言之凿凿一针见血。我们在外面有了成绩，有了荣誉，感觉良好，但回到霍邱县，气焰立即就收敛了。霍邱县的那些文友，在一起说话直来直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有了成绩大家打你的“土豪”喝你的喜酒，但你要沾沾自喜扬扬得意，他们就会批评你围攻你，你只得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我这些年常回故乡，感到十分受益，为人作文都有了一些长进。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评头论足，争高斗低，谈笑风生，相互寻找“撞击点”。香港《大公报》在一次刊文谈到“未名社”英杰时，特别提到过霍邱作家的“抱团精神”。也正是这种“抱团精神”让霍邱有了一帮作家群。
张子雨本职是律师，做得不错。可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好客助友，闲暇之余还爱好文学，爱好之极就自己写。2001年才开始发表作品，但出道迟，起点高。我想这得益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就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与我正好间隔十年。这本集子后来又获“安徽省社科类文艺奖”，这是省政府奖，也是安徽最高的文学奖项。长期做律师的他练就性格外向，语言干练，文字极具张力。
做律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接触到的人和事多，很多人或事走进了他的小说。因此他的小说非常好看，有很多被影视剧看中，比如《警花燕子》《说声对不起》等。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极具蓼城特色，非常口语化。
2005年开始，张子雨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黑白布局》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在这部长篇里，张子雨展示出他出色的叙事能力。几条线同时并进，“纷”而不“乱”地讲述着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战争。“正方”的领军人物自然是市委书记李锋。李锋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物，他正直、敢于和黑恶势力较量，有一腔热血，也有勇有谋。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李锋书记请各大局局长偕夫人赴宴，每位局长要为夫人做一道菜，看哪位夫人能品出自己丈夫做的菜，品出来的有奖。李锋说：“一个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没有为妻子服务过的人，很难保证在工作上有责任感，有服务意识。”张子雨并没有把李锋写成“高大全”似的人物，在某一个特定时间，他也有过放弃有过退缩。在李锋身上注重体现一个“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同样，对于“反方”领军人物方俊的写法也很不一般。方俊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喜欢引经据典，用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来对付政府官员。比如他在省人大座谈会上对民营企业法律地位的思考，让李锋都深感意外。他试图在政治上从“后台”走向“前台”，他是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要培养一大批人为其所用。他在攫取蓼风市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攫取政治资源。他去拜佛，一边在佛像前真诚地忏悔流泪，一边在电话里指挥生杀，凶性毕露。这些描写，无不表现出张子雨在对待人物处理上的匠心。
当然，丁原在小说中也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引出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让小说十分好看。女警官王彬彬，律师陈红，会计师林珊……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著名作家鲁彦周说过：“长篇小说要有好看的故事。”我理解好看的故事并不排除对人的刻画，对细节的描写，尤其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精彩描写，这一点小说中有很多，比如老百姓把猪拴在床腿上；杀人犯唱“霸王别姬”；李锋第一次给老主任送酒，滴酒不沾的老主任当面对着瓶流泪喝酒，让李锋从身体到心灵上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这些情节和细节别出心裁，新颖独特。
因为律师职业的缘故，张子雨对公、检、法业务熟悉，因此他能准确地把握各色人物的语言和举止。比如公安和检察相互有配合，有监督，也有摩擦，但都是围绕着法律这根主线。在相互监督和配合之间彰显人物性格，人物定位很准。
合上《黑白布局》的书稿，我为作者内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而高兴。他没有陷入纷乱嘈杂的喧嚣里，而是冷静地从现实中抽一根根丝，织一段段锦。
后来张子雨又写了长篇《旧城》《贵妃醉酒》等。我认为他应该积淀积淀了，要多读书多思考，要“生活体验”而不是“体验生活”。
霍邱这个地方为什么出文人？我认为，与这块土地浓郁的连绵不绝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既有历史的承继，也有现实的创新。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小说是虚构的，但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们对于人物的认识，对于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家乡文化的熏陶。以家乡为地理文化背景，实际上就是占领了一座精神高地，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取之不尽。
风向东的时候，云可能是向北的。生活远比小说精彩。
常双群和王双群的故事
《仰角》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写不下去了，打电话给同学谭荣登，聊当年的“贯山炮校”和我们共同的六班。谭荣登说：“你怎么把王双群忘了呢？王双群的故事是最典型的，酸甜苦辣全都有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是啊，我怎么把王双群给忘了呢？
同王双群分手，分明是在一个初夏的下午，但在我的感觉里却一直萧瑟如深秋。没有太阳，天空昏黄，风卷阵阵黄沙，在枝头上回旋。我们六班的人都来给王双群送行了，靳建辉背着王双群的铺盖卷子，谭荣登背了一个军用背囊，汪正学拎着装鞋子的网兜，我和孙守胜则一左一右地挨着王双群，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就这么心事重重甚至有几分悲壮地往大门口方向走。
像王双群这样的战士，高考仅差四分落榜，投笔从戎后发愤图强，专业训练是全师的尖子，打过仗立过功，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再往下走，提干当军官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就在我们当兵的第二年底，一道红头文件发下来，今后军官全部来源于院校，从此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干。顿时，我们这些被各级看好的，已经造册备案的“干部苗子”的军官梦就被粉碎了。从军队长远建设意义上讲，这个决策无疑是英明的，但落实到个人身上，则是一次重创。
好在，机遇之门也并没有完全堵死。在院校毕业生到来之前，部队基层一度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上级通知，在现有干部苗子中，保留少量特别优秀者，通过短期培训提拔成军官，成为向知识化和专业化过渡时期的桥梁。培训的条件是，年龄相对放宽，学制相对缩短，但必须参加全军统考，而且专业技能和指挥素质也有更为苛刻的标准。如此一来，已经从士兵中百里挑一的干部苗子们还要经过一次百里挑一的筛选。最终，有六十多个人一路披荆斩棘，杀出重围，来到了豫西某县城边上一个山坳里。我们怀着狂喜的心情把我们的教导队命名为“贯山炮校”，无比珍惜地开始了向理想境界的攀登。
然而，竞争还在继续，因为不断有小道消息传来，这六十多人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提干，最后可能还要“差额选举”，择优录用。大家于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又难免有些不踏实。
在思想最不稳定的时候，王双群似乎是个例外。王双群个头不高，额头皱纹很深，说话慢条斯理，烟瘾奇大——由于他的成绩特别优秀，队领导和教员对于他抽烟违规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口头禅是：“多大个事啊？”听他那口气，天塌下来仿佛都不是个大事。弹测法是比较复杂的科目，即便是有多年指挥经验的营连指挥员对此也很发怵，我们运算起来就更难免手忙脚乱，但王双群不，王双群的膝盖上放着对数表，一只手夹着铅笔，另一只手还往往夹着一根烟卷，漫不经心地翻几下对数表，划拉几笔，别人还在念念有词地加减乘除，只见他小眼一眯，烟头一扔，射击诸元就出来了，而且准确率常常高得惊人。
我们那时候坚信，全队哪怕只剩下一个提干指标，也非王双群莫属——如果他不出大纰漏的话。不幸的是，他后来还果真出了个纰漏。
那已经是毕业前夕的最后冲刺阶段了，首先是在各种考核中淘汰了四个学员。接着就开始政审和体检，全队有三个学员身体不合格，居然就有王双群，他被检查出患了色盲症。知道这个结果，王双群懵了，教员也懵了，全队都懵了。
那几天，我们六班学员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一方面我们庆幸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大功即将告成，四个兜的干部军服就在前方向我们招手；另一方面，也真诚地为王双群感到难过。
回想当年同王双群话别的细节，印象较深的是他那张小老头一样深沉的脸上挂着的苦笑。他苦笑着说：“多大个事啊！你们放心，大路朝天，我老王还得好好地走。”握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的眼角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滴。其实大家都看见了，但谁也没有说透，倒是他自己捋起袖子揩了揩眼角说，妈的，好大的风，沙子都吹到眼里了。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二十年后，从“贯山炮校”出来的，留在军中的已经屈指可数，谭荣登现在是某师副师长，孙守胜在某师当副参谋长，我则供职在解放军出版社。而对早已脱下军装的王双群，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
那天在电话里，我和谭荣登一致认为，像王双群这样在部队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地方也必然不会干得太差，若从政，他的资历应该在县长上下；若经商，以他的快速反应能力，应该比较发达。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复员回乡之后，一蹶不振，终于被生活压弯了腰，甚至有些穷困。
但是，在我的倾注了大量亲身体验的长篇小说《仰角》里面，我还是满怀良好的愿望，把复员军人常双群（即由现实中的王双群派生出来的人物）塑造成一个敢作敢为、政绩卓著的好县长。
小说出版之后，我还曾经想过，假如有朝一日战友重逢，王双群看到这部作品，不知该作何感想？一个士兵在军营壮志未酬，回到庄稼地里，他能走出如此的康庄大道吗？通常说来，很难。也许他现在就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或者小商小贩之类……毕竟战友情深，我只能让他在我的小说里过一把县长瘾了。
意想不到的是，2001年春天我到合肥出差，同学孙守胜给了我一个惊喜，在骆岗机场，我竟然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王双群，还是那副小老头模样，还是那副慢吞吞、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只手上仍然夹着烟卷。见到我意外的表情，老王眯缝着眼走上前来给了我一拳，说：“多大个事啊，山不转水转，我们还是见面了。”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王双群虽然没有我在小说《仰角》里虚构的那样出色，可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潦倒。复员之后，他又是一路不动声色，慢吞吞地往前走，先被聘干，然后转干，从一个办事员当到了县里的局长，为官清廉，克己奉公，在当地口碑甚好。
从“另类”到“一样”
——《历史的天空》创作谈
《历史的天空》出版之后，有不少反映，读者感想、专家评说、成败得失，各有说法。后来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又有观众媒体、亲朋好友，也是各抒己见，多是褒扬、鼓励、肯定、赞誉，时间久了，听得多了，倒也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人前人后尽量做出宠辱不惊状。
但是，有两句话却让我格外放在心上。一句是部队一名年轻军官说的，他在读完小说之后给我打来电话，长谈一个多小时，他说梁必达（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个“另类”。
还有一句话是一位观众说的。小说被改为电视剧播放之后，报载，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对梁必达（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电视剧改为姜必达）的扮演者张丰毅说：“我们当年跟你一个（尸求）样！”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耐人寻味。
所谓“另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后来我听不少人，包括文学评论界的专家都说过，《历史的天空》之所以在一个时期被看好，主要是因为梁必达这个人物形象独特，个性鲜明，区别于我们阅读经验的众多的战争文学（这里特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家伙，刚开始的时候让你提心吊胆，继而让你捉摸不透，渐渐让你刮目相看，最终让你肃然起敬。在读者的眼里，梁必达是不可以归为哪一个类型的，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他几乎每件事情都有怪招，又总是出奇制胜；他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歪理，但又总是话粗理不粗，甚至可以用辩证法来解释。就连他和东方闻音的爱情也是别具一格，有军阀的粗暴，又有慈父般的温情；有司空见惯的软缠硬磨，也有秉性纯真的人格魅力征服。随着时间的推进，梁大牙把自己的本性优点和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梁大牙越来越像梁大牙，到了最后，东方闻音这样一个纤纤女子，想不爱上梁大牙，已经不可能了。这个人物于是以全新的面孔皮笑肉不笑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惊讶和费解。
显然，当代读者和观众对于梁大牙产生了兴趣，是因为这个人物是一张新面孔，在这张新面孔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新奇的，是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是陌生的。换句话说，《历史的天空》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另类”。
可是，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老八路观众那“一个（尸求）样”的说法，等于告诉我们，梁大牙并不是新面孔，其实梁大牙我们早就认识，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他就是我”。老八路“认识”梁大牙，不是从已有的艺术作品中认识的，而是从战争实践和他自己的经历体验中认识的。我曾经为一位老将军整理回忆录和传记，也采访过战争年代诞生的数十位有名的战将，他们谈到《历史的天空》，几乎没有人指责我在胡编乱造，他们普遍认同梁大牙和梁大牙们。一位将军有一次同我谈起《历史的天空》，微笑着说，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哪里知道革命是个什么？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哪里知道战争是什么？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还有一位将军认为，梁大牙还不算“另类”，战争年代，我们比梁大牙还“二逑”。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老革命的经历和行为都同梁必达“一个（尸求）样”，但是，他们的判断却有力地肯定了梁必达这个典型人物的艺术价值，至少这个形象有代表性，有艺术真实的感染力，能够引起共鸣。
我在创作《历史的天空》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追求创新，我只是希望能把梁大牙写得更像梁大牙。把梁大牙写得越像梁大牙，那么围绕这个核心人物的其他人物也就越像他们自己。梁必达几乎是从社会人格和道德的底线出发的，他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发生在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激烈的自我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物灵魂同外部环境的博弈，这种战争随时决定着梁必达的命运，胜负双方常常难解难分，因此才让读者感到梁必达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转折都是惊心动魄的，梁必达命运征程的每一步峰回路转都让人捏着一把冷汗，每一次化险为夷都让人长长地松出一口气——这个人物让读者牵肠挂肚，为之惊叹、惊呼、惊喜。这个人物于是栩栩如生。
如果说梁必达这个人物因其个性鲜明而终于冉冉升起的话，那么他身边和身后那些人物形象，也必然是个性分明的，因为对付梁大牙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他们也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套路，否则你没法和他对阵，没法和他斗争，没法和他团结，没法和他对话。他们在修炼梁大牙，梁大牙也在磨砺他们。在这些人物中，有多次力排众议冒险重用梁必达的司令员杨庭辉，有死板教条但不乏凛然正气的政工干部张普景，有谨小慎微而又足智多谋的窦玉泉，有国民党抗日部队里忍辱负重的石云彪和陈墨涵，在单位群体里，他们似乎都是“另类”，都有自身的个性光辉。他们搅在一起，死缠烂打，终于契合。
“另类”也好，“一个（尸求）样”也罢，这两种效果都让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另类”固然新颖，“一个（尸求）样”其实才是本质的创新。谈起创新，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认为创新就是标新立异，甚至就是故弄玄虚。从读者和观众对于《历史的天空》不同的认同角度，我似乎悟出一些门道，也许，最新的其实就是最真的，把那个人写得越像那个人，把那件事写得越像那件事，创新就在其中了。
让艺术的光芒照亮历史
——在《孤独的天空》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此时此刻，窗外雪花飘飘，我们这间会议室却是春意盎然，高朋满座，《孤独的天空》作品研讨会在认真、诚挚、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记忆中，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了，它甚至勾起我许多美好的记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文学的处境有点尴尬，不说是低谷，也确实有点孤独。但是，我们空军的蓝天文化没有孤独，我们文学创作的天空没有孤独。今天我从各位老师春风满面的表情和慷慨激昂的声调里，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孤独的天空》是一部人物传记，书写的对象是有“中国航空之父”美誉的冯如。冯如是第一个发明试制飞机的中国人，事实上也可以算是中国空军第一人，1911年，当他带着试制成功的飞机回到中国之后，先后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航空队队长、飞行教官。冯如罹难之后，被孙中山追授少将军衔。冯如这个人物，在中国空军发展史，乃至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而且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研究冯如、介绍冯如、宣传冯如，用冯如的精神激励后人，就成为空军蓝天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孤独的天空》的作者郭晓晔是在军内外享有盛誉的诗人，因此诗人笔下的冯如，比起生活中的冯如，又有许多不同，更具有浪漫和审美的弧光，这是不容置疑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部人物传记归类为传记文学范畴。具体说来，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文史材料进行了审美加工，作品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
传记文学怎么写？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传记文学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大事记。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民间传说莫衷一是，各种演义真假难辨，一个聪明的作家会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撷取那些最具审美价值，最能体现人物个性，最能表现人物命运和情感的散珠碎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这一点，郭晓晔做到了。
作者是个空军作家，我想，空军意识，那种居高临下、由近及远的辽阔视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创作之中了。作品开篇，即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之初，在贫瘠和动荡的中国的土地上，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星夜翱翔，向往天空。从童年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好奇，到游戏般的发明尝试，到理性的知识积累，到与世界航空事业接轨，无数次想象设计、试飞、失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条线伸出去，另外一条线拉回来，从大洋彼岸的苦苦求索，到中国乡村亲情的维系，从童少年的梦幻到青年时代梦想成真，时间和空间交织，事件和情感并行，形成一个立体叙事模式，一反我们通常见到的传记文学的流水账般罗列事实带来的沉默，情景交融，有相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作者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在起作用，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效果。
二是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与外部行为相辅相成，人物血肉丰满。
天才总是孤独的，发明家如此，诗人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心心相印，相隔千山万水和百年风雨，相互打量，彼此好奇，于是就有了很多奇思妙想。
作品的开头部分，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主人公冯如童年的梦想——这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梦想。童年的梦想就像一块块金子，谁把这些金子珍藏起来，铺展开来，谁就有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道路。当然，作者从来没有忘记主人公成功背后的磨难，冯如在做着飞翔梦的时候，整个地球还没有摆脱刀耕火种，普通的中国人还拖着满清政府的长辫子，许多个夜晚，他的母亲还在为全家的生计辗转反侧，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私塾先生布置的作业，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境界。作品向我们展示的，一方面是一个纯真而又伟大的灵魂，一方面又是一个辛酸悲凉的现实，这就好比夜空中的太阳，光芒更加耀眼。
郭晓晔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同冯如应该有多次心灵的对话，因而他比较了解冯如，只有他最清楚，冯如是孤独的。在国内，在家乡，冯如不被理解，甚至被视为离经叛道，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异国他乡，他不仅不被理解，还被歧视，更被妒忌，还时不时地遭到阻碍。但这一切都没有掐断他的梦想。可以说，成功者往往都是孤独的，孤军深入，孤军奋战，一意孤行，终于梦想成真。作品里有一段虚实相间的文字，那是冯如在回国之后牺牲之前的一段心理描写——三菊（冯如之妻）忧心：你不是鸟，在天上飞，多危险啊！朱兆槐举着牛皮袋：拿去造飞机吧，这里有三个同胞的命！寥寥数语，干净利落，入木三分，把冯如的遭遇、情感、命运，几乎全部揭示或者暗示出来了。
三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作品更见艺术真实的魅力。
不管传记文学创作有多少清规戒律，但是文字优美、故事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应该成为此类题材创作追求的目标。航空事业本身就具有浪漫的特质，本身就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梦幻色彩，同时也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浪漫语境。
尽管是真人真事，作品中仍然运用了包括虚构在内的艺术手法。值得称道的是，几个虚构人物，几个虚构情节，在确保重大历史事件不失真的前提下，穿插其中，承上启下，在历史的各个环节上起着链接作用，反衬出主人公聪慧、执着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比如陈石锁、冯树声等人物的设置，可能有点原型，也可能无中生有，但是不影响史实，不冲淡主题，却使得整个作品浑然一体且弥漫着空灵的气息，无伤大雅，有益无害。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虚构，或许并没有夸张，或者只是真实的冰山一角。在20世纪之初，在冯如的人生经历中，还有许多真实的陈石锁、冯树声存在过，并且对冯如产生过更大的影响。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作品的结束部分，叙述了冯如之死，一个本来的悲剧，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浪漫主义的情怀下，作者对于死亡的理解，显得从容淡定。冯如有生必有死，冯如自从献身航空事业，就随时慷慨赴死。作者浓墨重彩，渲染了冯如面对死亡的心理活动，如同脱缰野马，尽情挥洒。尽管是作者的主观意识，但是同此前塑造的冯如的人生观、宇宙观一脉相承，不见牵强斧凿痕迹，而喷发出一股惊天地、泣鬼神的磅礴大气，这种平中见奇、虚中见实、淡中见浓的写法，不仅在传记文学创作领域值得重视和研究，就是对于其他文学门类，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转眼之间，百年已过。看天空云卷云舒，望云端飞来飞去，飞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交通运输工具和保家卫国的武器，可是百年之前，我们的那一双翅膀，要想飞上天去，需要克服的，何止是空气阻力和地球引力？真正将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托上蓝天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敢牺牲的勇气！
感谢冯如改变了天空，感谢晓晔让我们知道了冯如。
和平年代的战争往事
——《特务连》创作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野战军某部侦察连担任政治指导员，我的连队曾在边境线上执行为期一年的边防任务。无论是对于一个军人还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段经历都是不同寻常的。也就是在那里，我才真正地找到了军人的感觉。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巡逻，一起潜伏，一起承受意志、胆魄和能力的检验，一起分享艰难困苦和胜利的喜悦，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相濡以沫。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登上驻地附近那座著名的飙水岩主峰，眺望蓝天白云，凝视浓重的云雾下面我们刚刚撤离的山岳丛林，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切。枪声炮声呐喊声，还有我们的心跳声，一切都被覆盖了，一切都重新平静下来了。然而，我的思维却往往就在这一瞬间激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
我的那些战友们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陈学礼、刘广超、邵海、管洪福、李全海……这些人都是二等功臣，还有那位牺牲在我身边的李军——他的母亲李祖珍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子弟兵的好母亲”的荣誉称号。我在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就像在读一本本年轻的书，读他们的言谈举止，读他们的内心世界，读他们的情感，读他们的命运。直到二十多年之后，这些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常常想起，不能忘记。
我的影集里有一张含有李军形象的照片，照片的核心位置是满面春风的我，只是在照片的一个角落里，留下了全副武装的李军的一个模糊侧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行动，李军被分配在尖兵组，出发之前，他要求我给他拍摄一张照片，并且嘟囔着半开玩笑说：“给我照一张吧，没准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我听了这话，感到不吉利，于是批评了李军，我对他说：“别人可以留影，你就算了。你的这张照片留着，等完成任务回来之后再照。”我想李军可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没有再坚持，向我笑笑，然后就闪到一边，看着别人留影，并且在我的那张照片上留下模糊的笑容和一条清晰的扎着绑腿布条的腿。
没想到一语成谶，李军似乎对他的命运有点预感。就在那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李军踏雷负伤，血流不止。等我带领接应小分队赶到时，他已经牺牲了。这以后，只要我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
二十年后，我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当编辑，编了很多书；当业余作者，也写了一些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这些作品总是在虚构，我觉得我应该写写我自己了，写写我身边的那些事情了。当我产生这个念头之后，脑子里首先就跳出李军等人的形象。多少年来，李军最后的思想状况，最后想说的话和想做的事情，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谜团。我按照我对他的了解和我的想象去推理并且试图论证，假设了很多种可能，于是就派生出很多故事，到了最后，这些故事已经跟生活的真实大相径庭了。
如此说来，《特务连》仍然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的生活体验较之我本人的其他作品可能要真实一些，深入一些。关于这一点，从写作角度上也有所体现。我的多数作品的视角都是选择在作品的外围或曰上空去俯瞰或者透视，唯有这一部《特务连》，我采取了忽而亲临其境，忽而凌驾其上的半人半神的视角，写着写着，我成了一个叙述者，一个局外人；写着写着，我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回到了我所工作过的侦察连，回到了同李军、邵海和陈学礼他们并肩战斗的日子。写到动情处，我深陷其中，往往连自己都出现了思维障碍，搞不清楚哪个情节是真，哪个故事是假。我甚至自我安慰地想，也许这种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状态，正是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所谓投入，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让我自己来总结《特务连》的特点，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阅读的亲和力，因为生活积累比较丰富，酝酿比较充分，情感比较真挚，写作的时候水到渠成，基本上没有刻意雕琢，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设置阅读障碍，所以我估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身临其境、一睹为快的感觉。而这，一直是我的重要创作原则之一。
我坚持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简洁的、明白的，一个敬业的作家，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建筑能力，能够将生活错综复杂的原材料精心筛选出来，严密组织起来，巧妙建造起来，也就是说，把一切复杂的劳动留给自己，把简洁通晓的作品献给读者，而不是把阅读的负担推给读者。基于这种认识，我在《特务连》的创作上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复杂的酝酿过程。从结构意义上讲，我感到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人物性格比较鲜明，故事脉络比较清晰，小说元素比较集中，这已经远远不是二十年前我在侦察连，在前线所体验的生活本身了，而成为一段高度凝练的情感往事。
淮河岸边的咏叹
认识陈斌先二十多年了，初次见面是在已故老作家陶锦源家里，那时候陈斌先又黑又瘦，可用羸弱来形容。记得当时陶老师一下拿出霍邱文友的很多稿件，让我细辨大家的潜力，我对陈斌先的一部中篇小说《残言絮语》有点兴趣，读完后对陶公说，这伙计今后有戏。当时我就那么一说，根本没有当真，或许就那么一说，等我再回到故里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很多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了。这些年匆匆忙忙，我读过他的作品不多，仅有几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可读性，但没有看出其更多的才气。后来又听到他的作品被收入不同文集，不断发表作品的消息时，觉得无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回报罢了，不足为奇。
2007年是陈斌先创作的丰收年，先是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是被聘为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再后来一口气写了七八部中篇小说，将陆续见刊，直到新近听到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听着淮河唱歌》《感谢大水》被一家影视公司购买了电影改编权正在筹拍电影等等消息时，作为同乡，我很为他高兴。我跟朋友笑说：“看看，本哥们儿能够写出两本好小说，也不是偶然、碰巧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霍邱曾为古蓼国之地，东绕淠水，南倚群山，西襟豫地，北负长淮。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哺育出一代又一代鸿文儒士，造就了“文藻之乡”美名。清末有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裴伯谦，翰林学士李肖峰；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革命作家蒋光慈；有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王冶秋，更有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这样的“未名社”英杰。打下了一片文化江山，形成这块土地浓郁的连绵不断的文化氛围，除此之外，也有当今政府重视扶植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几年，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坛崭露头角，如莽汉、张子雨、穆志强、柳冬妩、李训喜、张烈鹏、张冰等，这些人多数是党政干部，工作之余搞创作，受到各级领导支持，文学创作上有了成绩，精神物质都给予奖励。我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霍邱县政府专项奖励我八万元人民币，钱虽不多，但影响深远，对于在家乡基层一线坚持业余创作的文友而言，也是一个鼓励。
霍邱也有个作协，其实就是几个文友相聚在一起，办公地点要么是大排档，要么是茶馆里，几个搞文学的穷光蛋轮流坐庄，一两瓶当地酒，三五个家乡菜，喝到七八分醉意，这时候没大没小，没有了矜持，没有了尊卑，大哥不认二哥，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有意见就提，有不满就发泄，真正是回归到原生状态，疯疯癫癫，潇潇洒洒。我虽然谋生在外，但我特别喜欢回到这种状态之中，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用自己的脚步走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不用正襟危坐，也不用字斟句酌。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谈天谈地，谈我们喜欢的话题，但是，话题的灵魂还是文学。有时候酒酣耳热，难免会出现话不投机的情况，但是，哪怕吵得不可开交，拍桌子摔板凳，也绝不会影响彼此的亲密。我记得有一次我让张子雨组织文友小聚，在跟我敲定人员的时候，这哥们儿假装一脸深沉地对我说：“陈斌先这小子只吃不请，还老是带老婆，为了阻止他带老婆，我干脆也不让我老婆参加。”我半真半假地批评子雨说：“朋友聚会带老婆，第一说明聚会的纯洁性，第二说明朋友亲密无间，值得提倡，不仅他要带老婆，你也得把老婆带上！”后来大家到齐了，我揭发张子雨的阴谋，众人哈哈大笑。这种假斗争真团结的局面使我感到很温暖，这大约也是故乡吸引我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评头论足，争高斗低，谈笑风生，无话不谈，相互寻找“撞击点”，彼此受益匪浅。记得香港《大公报》一篇文章谈到“未名社”英杰时，特别提到霍邱作家的“抱团精神”。也正是这种“抱团精神”，让霍邱有了作家群。这些话我在不久前为张子雨出的长篇小说《黑白布局》作序中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说一遍，为的就是强化这种认识。我想说的是，大家的成功不是偶然，是霍邱的水土养育了这些文人志士的精神，让他们总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张着清醒的眼睛，寻找述说的亮点，揭示生活的“原点”，挖掘生活的“矿点”。
陈斌先一直从政，先后在县委宣传部、县政协办公室、档案局、乡镇企业局、中小企业发展局工作，也到乡镇挂过职。他经历丰富，思维敏捷，做事干练，闲暇之余始终坚持文学创作，没有放弃。他担任乡镇企业局长后，我很担心他写不出作品了，没有想到他在创作领域却越走越顺。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发表文学作品两百六十多万字。生活积累厚实，让他的小说多了一份厚重，他也总能在保持艺术性较好的前提下，实现与思想性的较好统一。读完他的小说，或喜或悲，或感慨或叹息，总会让你思考点什么。他总在试图告诫着人们应该怎么做人、做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张扬着生命意识，甚至还有一些哲学思考，在审美层面上，闪现着人性的光辉。这是我读完他的小说的总体印象。
现在给单个作家出版作品集的出版社少了，弄不好出版社是要亏本的，但安徽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在众多的作家群中，选择为陈斌先出中篇小说集，我想是需要一些胆识的。或许他们看到陈斌先更大的潜在创作力量，加以特殊推荐；或许就是陈斌先现在的小说力量已经具备了感动读者，能够引起关注的力量。不管哪种情况，安徽文艺出版社敢于创新，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知命何忧》中篇小说集中，共收集了陈斌先的七部中篇小说，有两部是以前发表的，另外五部都是近一年多时间创作的。我看完后感到可以这么给他的小说归类，一部分写农村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与挣扎，如《留守女人》《知命何忧》《听着淮河唱歌》《感谢大水》；一部分写基层干部的价值取舍与困惑，如《行走的姿态》《铁木社》等；还有一部《土城》不好特别归类，严格意义上也是写农村题材的，但他把视角放在了儒学文化与革命文化在特定年代的冲突、对立上，来审视人生、爱情、家族振兴等，在告诫人们只有儒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完美结合，才能最终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所以我把这部小说单列一类，是有特殊意义的。在三种类别的小说中，应该说，陈斌先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似乎更加得心应手，无论坚韧、善良、勤劳、本色的农村妇女边少春、冯丽、段采购等，还是忠厚、愚钝、娶不到老婆的皮桶，尖刻、刁滑，但不失农民本色的黑皮以及群体奉献精神的何文清、李晓、郑小玉等，都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这些人物似乎就站在你的眼前，呼之欲出。他们情感深重，不失道义；命运多舛，不失悲观；追求渺茫，不失坚贞；等等，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我想也不应该否定陈斌先对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上的努力，李天是一个重点镇的党委书记，也是作者理想中的优秀的基层干部形象，在面临提拔重用之际，出现了很多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困惑、迷惘，甚至失去了斗志，但故事的结局是李天得到重用，事情原委也弄清楚了，一切都是他的竞争对手给他设置的障碍，这些障碍最终被组织上清除了。作品以李天的胜利，告诫基层干部，只要把心放在为民服务上，踏踏实实为人民做奉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铁木社》中何建的形象更有代表意义，他似乎又在说明，作为基层干部，你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能力左右一切，但组织上把你放在一定岗位上，你就要努力去做更多事，不论个人遇到多大的挑战，都应当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样即便你做得还不完美，但过程仍然十分美丽。
七部中篇小说中，牵涉到的人物众多、繁杂，但每一个人物，陈斌先都做了精心安排和刻画，都达到了形象生动的目的。小说是人学，只有把人塑造活了，才能感染别人，影响别人，教化别人。陈斌先小说中有些次要人物，往往比主要人物更加鲜活，如香辣蟹的泼辣、自暴自弃、忌妒、善良等，《铁木社》中火暴脾气又不失真诚可爱的杨二锤、洪拐子等，这些众多次要人物都被他写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
小说总归是要通过人物说话的，把人物塑造生动了，无形之中就能表达作者的社会思考及人生思考。陈斌先把小说的人物基本都集中到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当然也有放到更加久远的岁月，但无论放在什么年代，他都注意了典型环境的描写，才造就他所写的人与事真实可信，才使他的小说克服了“扁平人物”模式，达到了多层次和多元化的丰富效果。
任何人物的塑造，都离不开小说语言。陈斌先小说的语言是细腻的，有着缓慢不惊的特征，他总是漫不经心地讲述着他的人与事，可能刚读他的小说你不会感到他的语言魅力，但仔细阅读，你又感到他的语言很劲道，是脱去表皮后留下的“木质”，当你静下心来，慢慢体会他所述说的人与事，就感到他语言的老到和成熟。我比较了一下，过去两部中篇小说与他近一年多写的小说相比，他的语言进步是很大的，他在语言“能指”“所指”层面上自由滑动，让你感受他语言的厚实与凝重。
小说是虚构的，但也是现实生活的相关思考与反映。我们对人物的塑造，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家乡文化的熏陶，以家乡生活文化为背景，反映现实生活，必然占领了一座精神的高地。好在陈斌先在此以前已经做过努力，他有意打造淮河文化，讲述淮河情、淮河魂、淮河泪、淮河奉献等，创作了相对集中、相对系统的淮河咏叹调，已经有了建树，但我认为他做得还不够，无论是对于生活的挖掘、思想深度的开拓还是叙述的技巧，都还没有达到完美至善的地步，这些问题是一个业余作者必然面临的问题。我们期待着陈斌先以更加进取的态度和更加扎实的努力，在江淮大地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里继续勤奋耕耘，写出更多更好的、弥漫着浓郁江淮文化气息的作品。
淮河无弦万古琴
我的故乡安徽省霍邱县素来以“文藻之乡”著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文学社”，七君子里面，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韦丛芜四个人都是霍邱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台静农、蒋光慈等人也是霍邱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霍邱作家陶锦源先生又组织了一个“未名文学新社”，我有幸被吸纳为社员，就是在陶锦源的家里，我认识了张烈鹏。
“未名文学新社”里面，多数都是年轻人，写诗的有李训喜、余春江、何怀玉等人，写歌词的有张冰、穆志强等人，写小说的有陈斌先、徐有亭、李志等人。到了陶先生辞世，树倒猢狲散，这些弟子各自为战，但仍有不少人坚持创作，各有成就。这两年名气渐大的张子雨当时不在圈子内，好像那时候他是个教师，正在教书育人，他写小说崭露头角是21世纪之后的事情，属于后起之秀。最近几年，每次回到故乡，见到最多的就是穆志强、张子雨、陈斌先、张烈鹏、徐有亭等几个人，这大概应该算是霍邱县文学创作的主力队伍了。张烈鹏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弱青年，性格似乎有点内向，理智大于感性，既不像穆志强那样忧国忧民，也不像陈斌先那样踌躇满志，更不像张子雨那样锋芒毕露，显得比较沉稳，这也符合他的地方官吏的身份，这种性格同时也比较适合当一个旁观的评论者，因为相对冷静客观。
使我感动的是，无论社会怎样变革，市场怎样经济，故乡的作家们依然宠辱不惊、笔耕不辍，这些年创作成绩斐然，有一年同时有两个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据说整个六安市，除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者，也就这两名中国作协会员。还有一些作品获得省级金奖、银奖，几部作品被改编拍摄为影视作品。当然，这些身外之物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可以说明霍邱县有一股风气，文学创作蔚然成风，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人们乐在其中，茶余饭后多了很多话题。坦率地说，这也是吸引我近年常回故乡的原因之一。
说来惭愧，前些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把张烈鹏看成我的文友，因为不了解，老认为他写评论，原创作品不多，而且酒量很差，不像张子雨那样敢喝敢醉敢撒野，也不像陈斌先那样善装善赖善诡辩。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喜欢喝酒过于矜持的人。但是，张烈鹏本人恰好与之相反，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外人，他执拗地认为他就是文学圈内的人，搞急眼了，他照样跟你大碗碰撞，扬起脖子一饮而尽，直到烂醉如泥。讨论文学，话不投机，他照样拍案而起，寸土不让。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我的长篇小说《高地》在《当代》发表，他从头到尾看了，并且当即指出成败得失。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部作品还没有正式出版。后来，我的《四面八方》和《马上天下》等等作品相继出笼，都是他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并立即做出反应，写出评论文章。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能不对此人刮目相看了。其实，张烈鹏也是故乡坚守文学前沿阵地的重要队伍，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先声夺人。他先后在《小说月报》《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学评论，短小精悍，视角独特。他曾在报纸发表文章，评论我的中篇小说《预约晚餐》，文字简朴，言之有物，我很受启发。
去年春天我回故乡，兴趣突发，约张烈鹏逛西湖。打发掉送行的车子，我们俩在一望无际的湖滩上徒步前行，饱览美景，叙旧话新。我们谈西湖从围垦造田到退垦还湖的历史，谈文学怎样从“写日子”到“写生活”转变，谈彼此的家长里短、进退荣辱……不知不觉走了老远老远。确实有些疲惫，但抬眼望去，前面炊烟袅袅、碧草青青，应该还有更好的景致。我误认此人身在机关养尊处优，问他能不能坚持，他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答复，语气十分坚决。那一天，是我对他深入了解的开始。
张烈鹏长期在县委机关工作，主业爬格子，而且不是那种自己喜欢爬的格子，对此，作为曾经的集团军机关干部，我深表同情和理解。值得称道的是，此人工作创作两不误，他把博览群书带来的积淀，千里长淮赋予的特质，苦练心志形成的执着，融合起来，用于文学创作，集腋成裘，有了一批作品问世。他的作品以散文和诗歌见长，有的在省级获奖，有的被书报杂志选刊。前年，张烈鹏调到组织部门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他对人、对事有了更加细致的观察，更加深刻的分析，更加全面的思考。因此，纵览张烈鹏近年来的新作，确实是越写越老到，越写越丰满了。
淮河无弦万古琴。霍邱县是文藻之乡，历史上鸿儒辈出，蔚为壮观。这几年，一批中青年作家开始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坛崭露头角，成为引人瞩目的“霍邱作家群”，传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成为霍邱文化的一张名片。在这张弥漫着时代气息的名片上，有一行醒目的楷书：张烈鹏。
假如我们都是杨靖宇
——《八月桂花遍地开》创作谈
写抗战小说，不能不写好鬼子。坦率地说，过去有不少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了。其实，日本民族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民族，集体责任感非常强烈。具体到每个战斗成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载体，他的意识形态、精神动力、战术技术以及生活习性，都是需要作家潜心研究的，而不能仅仅用中国式的地痞流氓的形象来描摹。
写好敌人，正是为了写好自己。在《八月桂花遍地开》里，我写了松冈、荒木冈原、河田、岩下等各阶层的日本官兵。虽然在向外扩张、加害中国人的总目标和愚忠天皇这些大的原则上，日本官兵有着十分趋近的心理，但在其行为处理和心理描写上，我还是设身处地地进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日本文化背景下的日本官兵形象，写出了个体的性格差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特点。无论是凶残还是勇猛，也包括偶尔的恻隐，我都要为他们找到依据，因此我让我的读者看到的敌人是血肉丰满的，是真鬼子而不是“造假”。把敌人写透了，与之博弈的抗战英雄们也就有了立足之地，高大而实在，既不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神，也不是呼风唤雨飞檐走壁的仙，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在同活生生的敌人的博弈中冉冉升起的活生生民族精英，就像生活中真实的杨靖宇。
写抗战题材的小说，更不能不写汉奸，尤其重要的是不能不把汉奸写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汉奸人数之多，破坏性之大，为举世奇闻，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汉奸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这些人贪生怕死？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可是似乎又不能简单地完全用贪生怕死来解释汉奸的本质特征。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剖析汉奸的：首先仍然把汉奸看成中国人，分析他的生存状态和成为汉奸的外部环境、心理基础；第二步才探寻他们成为败类的必然或偶然条件；第三步我试图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找回中国人的感觉，最大可能地让这些汉奸回到抗战的阵营。《八月桂花遍地开》不仅写了共产党军队抗战，也不仅写了国民党军队抗战，还写了绿林武装、民间武装，也包括一度成为汉奸的人一起抗战。这是深层次的统一战线。我绝不会为汉奸开脱，这些民族败类死有余辜，但我也绝不会把汉奸现象简单化，我必须把他们当汉奸的原因搞明白或者说搞得比较明白。我们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汉奸呢？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装备、待遇甚至还有更差的装备和待遇，为什么有些人当了汉奸，却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英勇战斗以身殉国的英雄，譬如杨靖宇，譬如佟麟阁和赵登禹，譬如黄浦江边的八百壮士。遗憾的是，我们中间不全是杨靖宇、佟麟阁和赵登禹，也不全是八百壮士，这或许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打八年、要在战争中付出灾难代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思自身问题，改正自身缺点，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高尚和强大起来，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爱国行动。我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扉页上写了这么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怎么拯救？还是那句老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些匹夫如果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都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都不去当汉奸，更理想的话，如果我们都是杨靖宇、佟麟阁和赵登禹，如果我们中间出现更多的八百壮士这样的战斗集体，那么，小鬼子算得了什么？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他动一动我们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苦难地上写风流
——简评长篇小说《寂静的鸭绿江》
写小说就好比竞选总统，就像没有绝对好的总统一样，小说也没有绝对好的，总是见仁见智的，区别在于你的作品拥有的读者比别人的作品多，你的支持率比别人多几个百分点，你就是相对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寂静的鸭绿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版，李燕子著）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
我读小说，先入为主，三言两语，大致判断，或者是语言别致，或者是视角独特，或是细节精彩，再接着往下看。否则，三分钟之内如果产生不了兴趣，哪怕你是流芳千古的经典名著，我也不看，因为它不属于我。别人再怎么叫好，与我无关。翻阅《寂静的鸭绿江》，看了两页，看下去了，再看几页，被吸引了，于是乎点一根香烟，沏一杯绿茶，静下心来看。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部作品有点奇怪，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拉帮套”的怪异的家庭结构作为作品结构主线的小说。“拉帮套”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中国某些贫穷落后的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有的兄弟共妻，有的邻里相帮，暗中来往，心照不宣，但那多数都是不和谐的，明争暗斗伴随着苦涩的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高境界了。而在《寂静的鸭绿江》里，在最初的风暴之后，既成事实归于平静，甚至归于理所当然。灵芝同九柱的同居最后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灵芝的丈夫和公婆由最初的不能接受到最后接受，乃至到支持——不仅仅是面子上的支持，而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在作家的笔下，不正常的东西终于变得正常起来了，变得顺理成章了。我想，这恐怕不是什么神来之笔，这得益于作家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深层次的了解。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往往是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离开这个基础，就成了神话或者鬼话，艺术的真实性就无从谈起。一个作家写什么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还是怎么写。作品选择了一块相对偏僻、相对封闭的土地，从而和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若即若离，也从而得以让作家理想的翅膀在那块土地的上空翱翔。作品的叙述风格大刀阔斧、汪洋恣肆，大段大段的关于土地的描述，关于农耕生活的描述，关于江水的描述，沉重而又浪漫，粗犷中不失细腻，浑厚中不乏温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漫山遍野，生机勃勃。那里的一波一浪，都体现了精神的不屈，奔放，冲撞，寂静覆盖喧嚣，澎湃遮掩着骚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作品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土地浑然一色，他们就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植物，发芽、开花、结果、落叶、腐烂，然后新生。抑或说，他们就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他们像土地那样有着黝黑的颜色，他们和土地一样在冰封的日子里沉默着发酵，他们同土地一起肥沃，一同贫瘠。
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文学作品里颠来倒去地描写性生活，尤其是不喜欢津津乐道地工笔细描性活动细节。艺术高于生活，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寂静的鸭绿江》里也有不少性活动场面，有的还刻画得很细微。我后来理解了作者，这里的性文字同那些“性文学”是两回事，因为作品的主要故事框架是“拉帮套”，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多数都发生在床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反抗精神，连同他们的躯干和呼吸，最后都要在床上落实。床，是这个作品的一个重要舞台，女主人公灵芝在这个床上经历了失望、绝望和希望，并由懦弱升华到坚强；男主人公九柱在这个床上经历了快乐、尴尬、屈辱，并培养出了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需要另一个男人“拉帮套”的瘫子赵文举，更是离不开这张床。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灵芝还是九柱，更遑论赵文举，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过这种非驴非马的生活，没有一个人希望长久维持这种既没有尊严更谈不上自尊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又是实实在在的，又往往是生活和生命所期盼的，羸弱的需要强壮的，饥渴的需要富有的，就像旱田需要甘霖，涝地需要排洪一样，九柱需要灵芝的肉体，灵芝需要九柱的劳动力，赵文举需要九柱和灵芝的苟合来维持家庭和生存茅屋的平衡。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以更好的方式得到，资源共享、同舟共济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真正的乱世人生，苦难风流！
在这个作品里，我想至少有两个英雄级人物。灵芝这个人物使我想到了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那个王葡萄，在这两个女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理想的光芒，她们都是历经苦难，都是忍辱负重，都是含辛茹苦，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上，中国男人承受的，她们承受了；中国男人没有承受的，她们也承受了。王葡萄被一种朴素的革命理想启发了觉悟，支持新婚的郎君参加八路军，丈夫在抗战中阵亡了，她因此成了寡妇，日本人走了，国民党诬其为“通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她和丈夫的其他遗属又成了土改斗争的对象。颠沛流离之中，王葡萄信守诺言，矢志不渝地捍卫夫家的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在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和土改工作队的眼皮子底下，让她那个颇有几分绅士派头的公爹在地窖里数次躲过劫难，不失尊严，并且满怀感激地活到最后。相比王葡萄，灵芝似乎又多了一些磨难，她倒是没有守寡，但是她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一边是瘫痪的丈夫，求生的欲望和对灵芝的依恋使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几乎丧失殆尽。对这样的人，灵芝只能哀其不幸，爱之不能，弃之不忍。无疑，他是套在灵芝脖子上的一道枷锁。那个具有健全男人品质的九柱，虽然曾经给了灵芝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帮助灵芝和她的瘫丈夫渡过了生活的难关，但是，两男一女，三个人睡一张床的现实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他选择了逃脱，一次，两次，三次。他是扯着灵芝心头的一根绳索。灵芝的心一分两半，被一个瘫子男人紧紧锁住，又被一个非瘫男人牢牢牵扯，就在这种撕扯中，她的青春凋零了，凋谢了，并且无情地老去。作为一个女人，对于这个社会，她尽力了，她已经做得足够了。
作品中还有一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关注，那就是瘫子赵文举。作品在赵文举的身上，下的笔墨并不多，然而这个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一言难尽的印象。试想，在那张三人共眠的床上，自己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经常如胶似漆，哪怕是深更半夜，哪怕是雷打不动的熟睡之中，只要床的另外半边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个瘫子心灵的双眼就会骤然睁开。他在那张床上所经历的，更是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磨难。对于赵文举来说，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只有屈辱、克制、恼怒、隐忍，只有没完没了的噩梦。他的境况比《伏羲伏羲》中的那个杨天白更加悲惨，因为他比杨天白清醒，更因为他比杨天白善良，自己的妻子就在自己的身边同别人苟合，哪怕一声微弱的叹息，都是扎进他心灵的钢刀。然而作品里的他，那张苍白的脸上还居然经常露出笑容，尽管那笑容是苦涩的，他的笑容对健全的男人来说，也不啻于一把锋利的钢刀。看得出来，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下笔是艰难的、迟疑的，笔锋是滞缓的。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这个人具有英雄的品质，尽管作者的理想可能同现实相去甚远。
无奈，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无奈，生活在其中的人经常被逼进绝境。作品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没有绝望，即便是难堪的、难以忍受的境地里，作者仍然给予生命以真诚的热爱、理解和宽容，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探寻各种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在作者的笔下，哪怕是牲口般的生活，也隐隐流露出粗犷的乐观。因此我们可以说，底层关怀更需要温情，苦中作乐也是乐，苦难中的风流也是风流！
捧出一颗透明的心
——《三尺布》创作谈
大量接触抗战史料，是上个世纪末，当时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参与编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传。那些史料——当然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接触的战争人物——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新奇的，最初是意外，然后是惊愕，再然后就是欣喜了。原来，在我们过去的阅读和视听之外，中国的抗战还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在意识形态的屏风后面还有那么多被尘封了的故事。这个发现引起我的长久思考，抗战是中国人的抗战，在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立场、思想、行动、情感、命运等等，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这种思考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思考成果就是在21世纪初相继创作了《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后者出版的时候，我坚持让出版社在扉页上印上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这两句话，成为我后来创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那就是，能够拯救我们的我们，应该是有良知、有血性、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诚然，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不乏贪生怕死的逃兵，不乏摇身一变的汉奸，然而，那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还是诞生了大量的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英雄，譬如杨靖宇，譬如赵尚志，譬如投江的八女和狼牙山五壮士。还有，浴血疆场的国军将士。
五年前，我着手创作一个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翻阅了很多资料，走访了抗日战场遗址，一个战例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山东某根据地，同时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军部队，虽然也有摩擦，但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这两支部队的指挥官还是能够胸怀大局，在几次作战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个战例让我突发灵感，作品有了精神旨归——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法宝，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这个长篇小说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里面有很多人物和故事已经初具雏形，我选了其中的一个片段，整理为中篇小说《三尺布》在《人民文学》2015年第8期发表，作品中的人物，不同阵营，不同阶层，不同身份，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人。
写了几十年小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写小说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艺术问题，而是创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能够俯瞰历史、社会和人生，能够透视现象，直抵本质。说到底，文学艺术是思想境界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先后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但是，在这个大的格局里，中国的抗日战争文学似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写好我们的敌人，与此相应，没有写好我们的敌人，也就没有写好我们自己，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长久停留在善良、勤劳、勇敢等等大而化之的口号式判断，或者说是盲目自信上，对于民族性格和精神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对于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也缺乏恰当的认识和表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理想境界。
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应该成为民族情感的探测器和民族命运的预言，军事文学同国家民族命运血肉相连，更应该为民族复兴提供正能量，这也是我创作《三尺布》的重要的精神动力。从表象上看，这个作品在形式技巧的层面似乎没有太多的翻新，几乎到了没有技巧的地步，剔除了形式上的花里胡哨，最终回到人物和故事本身，紧凑的结构，淳朴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寻常的故事，然而它却携带着我的理想和信念。我相信，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千锤百炼而洗尽铅华的，一如清澈透明的泉水。我的目标是，用最简洁的形式、最简明的结构、最简洁的语言描绘一个作家丰富斑斓的理想境界，捧出一颗真诚的心，尽管我可能还没有完美地做到，但这将是我不懈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