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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同样的特务连,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我笔下的特务连只属于我的记忆,同你们理解的那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特务们基本上是两回事。要想说明这一点,还得从头说起。

从头说起就是从我当兵的时候说起。我当兵进军营的那天是个大雪天,雪有多大呢,它在空中飘落的时候你听不见声音,但是你能看得见声音,你能看见一团团像是浸了水的绒絮,大块大块地,哗哗地从头顶往眼前落,落在地上还发出吧吧嗒嗒的声音。

众所周知,我是个半南不北的皖西人,以黄河为界我是南方人,以长江为界我又是北方人,所以我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北方人中的南方人。但是在我当兵的那天和那个地方,我感觉我是个南方人。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这下糟了,受骗上当了,到咱老家接兵的康营长和李连长都说咱们部队是武汉军区,武汉那可是个大城市啊!后来才搞清楚,咱这个部队是武汉军区的一部分,驻扎在华北平原上,同武汉相差千把公里。

这一趟火车拉的兵多数都是鄂豫皖地区的。火车把我们卸下来之后,接兵的干部就把我们吆喝起来集合,集合之后就开步走,顶着风雪,耷拉着眼皮。那时候还没有给我们发领章帽徽,我们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有的新兵还把棉帽的耳巴子放了下来,队伍七零八落,背包松松垮垮,个个愁眉苦脸,步伐拖泥带水。那模样,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的队伍。

后来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接兵的干部命令我们原地解散休息,开阔地里就乱了,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背着背包,转圈跺脚。湖北兵武晓庆把手拢在棉袄的袖筒里,缩头缩脑,样子很不雅观,被接兵的李连长看见了,立即一顿训斥:看看你那个样子,简直就像小炉匠!

武晓庆很走运。他向李连长点点头哈哈腰,刚把手从袖筒子里抽出来,正要继续点头哈腰向李连长检讨,就听得头顶上传来炸雷一般的喊声:全体起立!稍息,立——正——!

一阵短促的骚动之后,坐着的,站着的,转圈的,全都固定了。一望无际的雪原万籁无声。我的感觉好像过了很长时间,至少也有半天过去了——半天过去之后,才听见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在苍茫混沌的雪缝里,那声音从雪地一直传到我们的鞋底,再从鞋底传到脚掌,又从脚掌传到小腿、大腿、腹部,直达我们的心脏。我当时打了个冷战,好像连鹅毛大雪都停止了飘动。

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在那一瞬间,我们全都站直了。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湖北兵胡林昶因为站得过直,肚子都挺出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康营长拔正步的声音。那当口队伍并不整齐,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队伍,新兵加上接兵的老兵,刚才还在风雪里散乱地猫着,骨碌着眼珠子东张西望。全体立正之后,有的来不及调整方向,脸朝北的有,朝南的有,也有朝东朝西的。我本来是脸朝东北方向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根木桩一样原地站立,恰好看见了一辆越野吉普车停在东北方。接兵的康营长一步一个脚印,向着吉普车方向咔嚓咔嚓地挺进,迎着风雪,踩着泥路,动作机械,满脸庄严。

几秒钟后我们就看见了,从越野车的前排跳下来一名军官,拉开了后面的车门,然后从后排开门处的脚踏板上伸出了一只皮鞋,再伸出一条腿,后来就走下来一位个子很高的军人。个子有多高呢,那时候我的感觉他就像一座山。我似乎看见,在他的屁股从车上搬下来的一瞬间,越野车的两个后轱辘呼哧一下往上窜了一截。大个子军人下车之后,往前走了一步,我清楚地看见他只动了一下左腿,然后真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纹丝不动了。

这个人后来差点儿成为我的岳父,后来我知道差点儿成为我的岳父的这个人其实也才只有一米八五,他之所以在那天让我感觉到他像一座山一样地高大,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神秘和敬畏,同时还有矮胖子康营长反衬着他的高大。

康营长的正步走得很不漂亮,他显然是过于激动了,没有把距离掌握好。尤其是那声响遏行云的口令,消耗了康营长不少力气,以至于后来的几米正步,他走得有点摇晃。

我们在心里都为康营长捏了一把汗,要是他摔倒了可怎么办啊?但康营长就是康营长,他没有摔倒,摇晃并没有挡住他坚定的步伐,他终于一步一顿地迈到了那位以后差点儿成为我岳父的高个子首长的面前,上身稍微摇摆了一下,但很快就站稳了,并且立正,鼓起两只眼珠子瞪着高个子首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用那样的眼神,好像有点仇恨地瞪着级别显然比他高得很多的高个子首长,而高个子首长似乎习以为常,很平静地看着这个在风雪中向他跋涉并且凸起眼珠子瞪着他的康营长。半个月后学习队列条令的时候,我们才从老兵的嘴里知道,那叫行注目礼,必须很严峻很庄重,敬礼者的表情越是庄严肃穆,越是表示对受礼者的敬畏和受礼者的威严。

谢天谢地,康营长终于把自己的身体弄直了,他瞪着高个子首长足足有五秒钟,猛地举起了臃肿的胳膊敬礼,由于动作太猛,差点儿把棉帽都戳翻了。我们的心呼啦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上,要是康营长的棉帽被戳到雪地上,再滚上几轱辘,那洋相就出大了,这个连我们新兵都明白。好在康营长的棉帽没有滚落,虽然有点歪斜,好歹还扣在康营长的脑门上。康营长顾不上一脑门冷汗,定了定神,然后流利地报告:师长同志,步兵一团新兵营到达驻地,是否归建,请指示。新兵营营长康必绪!

高个子首长的眼睛略微往上抬了一下,向我们这个方向缓缓地移动了一下目光,眉头似乎皱了一下,然后才曲里拐弯地举起巴掌,往帽檐上随意碰了一下说,稍息!

康营长响亮地回答了一声——是!又敬了一个礼,咔嚓一声来了个向后转,但是转过来之后康营长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们这些新兵在他那一声口令下全都就地立正,面对的方向五花八门,这样的队伍稍息之后,很多人将是屁股对着首长,如果首长讲话,也将对着新兵们的屁股。康营长原地立正,当机立断,轰轰烈烈地又喊了一嗓子——面向我,呈五列横队集合!

我们的新兵连长,我们的新兵排长,我们的新兵班长,刚才都还像我们这些新兵一样老老实实傻傻乎乎无声无息,埋没在新兵中间,这会儿听到康营长的口令,全都像是从天而降,各就各位,一连二连三排四排五班六班的喊声此起彼伏。他们就像纲,纲举目张。纲一收回,一网打尽。大约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新兵加上老兵就全部有模有样站在首长的对面了。

这时候我看清楚了,那位后来差点儿成为我岳父的师长同志,估计有五十来岁,阔脸大耳,眉毛很长,面无表情地巡视着我们,忽然之间脸上有了笑意。他问康营长,康必绪,这是多少人?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二百三十二人。

高个子首长问,都是哪些地方的?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河南,安徽,湖北。

高个子首长又问,平均身高多少?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一米……,一米……回答到这里,康营长才开始含糊,他显然没想到首长会问这个问题。

高个子首长摆摆手说,以我目测,平均身高一米七三,最高的不超过一米七八,最低的不低于一米六五,一米七六以上的不超过四个。其中有两个罗圈腿,四个短脖子。

我们的康营长,一路上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康营长,此刻呆若木鸡,傻傻地看着高个子首长,嘴巴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高个子首长这才往前跨了两步,开始给我们讲话。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音质浑厚,一字一顿,抑扬顿挫。他说,同志们,稍息。接着,他伸出了他的胳膊,遥遥一指说,同志们请看那里,那里就是你们的家,是你们未来几年的用武之地!就是那一片红房子,当地老百姓,把它叫做北兵营,那是一座了不起的兵城,你们将在那里学会,什么是军人,军人是做什么的,军人应该怎样做。同志们,看见了没有?

我们这群新兵一起伸长了脖子,又一起缩回了脖子。我们谁也没有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敢瞎回答。

满天雪花,一片苍茫。我什么也看不见,倒是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太伟大了,背诵几句,冻僵的耳朵似乎都有些发热了。

我正在走神,突然感到脚下一阵颤动。

看见了没有?我们的北兵营,我们的兵城!

高个子首长,我们的师长阚大门同志,猛然提高了嗓门,炸雷般的发问似乎挟着一股热风,从我们的头顶隆隆滚过。这时候我听见了同样如同炸雷的吼声从我的身边腾空而起,同样有一股热风扑向首长——看——见——了,我们的兵——城,我们的北——兵——营!

我震惊地发现,我身边的老兵,新兵营三十多个干部和班长,整齐划一,吼声震天!

高个子首长转向康营长说,我命令,挑选四个一米七六以上的,十个一米七五以上的,三个一米七四以下的。罗圈腿不要,挺肚子的不要,短脖子的也不要。立即执行。

康营长肚子向前一挺说,是!

就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所服役的这支部队太神奇了,太有东西可学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的师长阚大门离开之后,就开始分兵。接兵的干部们乱作一团,将已经捆扎成包的我们的档案又重新解开,分到几个人的手里,然后轮流地在新兵堆里窜来窜去,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捕捉目标,而且剔除了罗圈腿和短脖子,还有两个本来已经选上了,但是因为讲话时露出牙花子,显得嘴巴太大,所以又被重新赶回到大队人马当中。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比较和调整,共挑选出了二十一个新兵,由李连长指挥,脱离了新兵大队,单独集中在人群的东边。我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也在其中,但我预感到是有幸的。因为我发现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提前挑出来的新兵,除了徐敬爱和另一个名叫傅广征的河南兵看着不太顺眼以外,其他的人要么高大魁梧,要么英俊潇洒。阚师长命令把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明显不是坏事。

在此之前,当陆军是我们在路上就知道的,那时候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陆军好不好。我在火车上认识了湖北兵武晓庆,这伙计最害怕当炮兵,而且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我们这批新兵当的是炮兵。在火车上他就嘟囔过,说这回倒了霉了,当炮兵要扛炮扛炮弹,那么大的铁家伙,以后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武晓庆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麻木不仁。我在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知道,当兵可不是好玩的,管他当什么兵,肯定是要吃苦的。我抱定的原则,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逆来顺受,第三是见机行事。所以说那一路上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既不像武晓庆那样老是忧心忡忡,也不像胡林昶那样疑神疑鬼,更不像徐敬爱那样主动巴结李连长。这不是说我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觉得在路上一切都不明朗,想得太多一点用处也没有。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那批兵,尤其是那些特别机灵的,特别有心眼的,特别工于心计的,多数没有太大的出息。譬如说徐敬爱吧,为了当技术兵,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接近领导,拼命地打扫卫生,为了对付紧急集合,半夜不睡觉起来打背包;想学开车,操心操得夜里说梦话。他能学开车当司机确实是他呕心沥血换取领导好感的结果。可是,三十年后,我探亲回家,早已转业在家乡并且当了县委副书记的张海涛组织老战友吃饭,这伙计听说后,连夜开着他的那辆早已超龄的破卡车,装了一车白菜跑上海去了。我回去几次都没有见到他,据说他有自卑感。

我和张海涛武晓庆等人都是按照阚师长的要求量了尺寸的,由接兵的李连长带着。第一批卡车是由一个看起来比李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带来的,他下车之后,东张西望,似乎不太在意我们。李连长似乎也不怎么在意他,指挥我们爬上去之后,才吆喝那个干部说,一排长,走了!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比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原来是个排长,也就是我以后的排长祝生珉。李连长和祝生珉坐在驾驶楼里,跟祝排长一起来的几个穿两个兜的老兵跟我们一样坐在大车厢里。有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眼睛很亮的大个子老兵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一个又一个地拉着我们上车,乐呵呵地冲着我们说,都把背包放下,放在屁股下面就是弹簧椅子。

见我们犹豫,络腮胡子又说,不要怕脏。咱们当兵的背包,摊下去是铺盖,捆起来是行李,垫下去是板凳。要是演习拉练打仗,背包就是咱们的家。坐在背包上,你就是坐在家里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谢谢班长。

络腮胡子说,我是一班长陈骁,你们就叫我一班长。然后又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七班长耿尚勤,那个是四班长王晓华,门口那个拉保险链的是二班长马学方等等。

我等新兵之辈于是纷纷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一边招呼班长班副,一边伸长脑袋找座。

因为一班长大大咧咧自来熟,新兵老兵混在一起就显得很融洽。但是落座之后,武晓庆犯了一个错误,为了讨好班首长们,他掏出了一包锡纸大前门香烟,拆开后站起来,撅着屁股首先往一班长面前递。一班长那当口正趴在前面的大厢板上,脑袋勾着同驾驶楼里的人说话,估计是向李连长报告可以开动了,没有看见武晓庆递过去的香烟。武晓庆还在弓着腰等着递烟,没想到传来一声严厉的断喝:车上不许抽烟!

断喝来自矮个子四班长王晓华。

一班长陈骁回过头来,看了看四班长王晓华,又看了看新兵武晓庆,笑笑说,回去再抽吧,车上禁止烟火。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王晓华自从上车之后,表情一直都很庄重,连点头似乎都很矜持。本来车里很热闹,经过王晓华这一声断喝之后,就不热闹了。新兵们不敢搭讪,其他两个班副也没了言语,只有那个叫耿尚勤的七班长带笑容地说,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你们还不懂,不过不要紧,以后慢慢就懂了,规矩慢慢就养成了。我们也是从新兵过来的。

我对这个名叫耿尚勤的班长很有好感,他不仅像陈骁那样比较和善,而且仪表堂堂,个子很高,瘦长,剑眉,厚嘴唇,一看就是憨厚人。这个人将在我此后的兵旅生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过了一会儿,武晓庆问一班长说,我们这是往哪里去啊?

陈骁笑笑说,当然是往营房去啊,难道是往北京去不成?

武晓庆眨巴眨巴眼睛又说,我是问,我们是啥兵种,为什么先把我们挑出来?

陈骁拍拍武晓庆的肩膀说,别急小伙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武晓庆哦了一声,不说话了。坐在武晓庆对面的四班长王晓华说,新同志注意一点。没进营房之前,少说话。

说实话,这个王晓华越来越让我别扭了。我心里想——我相信多数新兵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不就是多当几年兵吗?装腔作势地好像他是干部似的。这是给新兵下马威呢。

后来武晓庆就不敢吭气了。我们几个新兵好像心照不宣,都故意耷拉着眼皮,或者故意转过脸不去看王晓华。车子继续颠簸着前进,车厢外面雪花还在滔滔不绝地飘扬,车厢里却好像千里冰封。走了一阵子,坐在车厢最后面负责看管保险链的二班长马学方打破了沉闷,对张海涛说,你们这批兵有特点,好像都是城镇兵吧?

张海涛说,就算是吧,不过都是小城镇。

二班长说,城镇兵好啊,当了兵复员之后可以安排工作。

张海涛没有接话,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候王晓华又说话了,说二班长你现在可别给他们灌输复员找工作的思想,他们还没进营房呢,不能散布消极情绪。

二班长把大手一挥说,我操,你老四觉悟够高的,我们新兵老兵促膝谈心,早点进入情况嘛,你干吗老是不让我们说话?二班长说完,又转向我等新兵说,你们想当什么兵?

张海涛知道武晓庆最怕当炮兵,所以故意说,我们想当炮兵。

二班长奇怪地问,为什么想当炮兵?

张海涛说,炮兵过瘾啊!

二班长说,你们喜欢大炮还是小炮?

张海涛挠挠头皮说,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大炮小炮我们都喜欢。

二班长哈哈大笑说,小兄弟,告诉你们吧,我们连队,你们要去的连队,既不是大炮,也不是小炮,我们的部队是步兵团,我们的连队是特务连。

二班长马学方说完,车厢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连我的心里都吓了一跳。

天啦,特务连!

什么叫特务连啊?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没有见过,但是电影里的特务还是见过的,那往往都是歪戴礼帽斜叼烟卷面带奸笑的家伙,还往往心狠手辣。

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但也有个别人想法出奇,武晓庆就趴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当特务也没啥不好,你看电影里的特务都是吃香喝辣的,还很神气,要是走运了,还能遇上女特务呢。

我没吭气,我比武晓庆聪明,我预见到我们要当的特务不是吃香喝辣的,就算能够吃香喝辣,我也不稀罕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这次分到一团特务连的新兵,一共二十一个,半数来自安徽和湖北,这半数里面又有多数是来自城镇。说得明白点,我们是农村人里的城里人,城里人中间的农村人。以后我们特务连的主角之一王晓华说我们是一批特殊兵,很难带,比纯粹的城里兵傻冒,比纯粹的农村兵狡诈。王晓华说我们是新时期的新情况。

从兵站外面的开阔地到我们以后将要长期生活的北兵营,其实也就是十多公里,但是就这十几公里的路程,对我们此后的军旅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这几个班长的不同印象,将是我们在特务连丰富生活的重要感情基础。

我们的北兵营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兵城。北兵营在平原市的北郊,除了我们一团,一路之隔的东边还有一个炮兵团和防化营;一路之隔的北边还有一个通信营和工兵营;一路之隔的南边还有一个步兵团和汽车营。可以说,在这块方圆十几公里的地盘上,集中了我们二十七师除了坦克团以外的主要部队。坦克团之所以没有住在北兵营,是因为北兵营在城郊,我们的坦克要是从城里走一趟,这个城市的交通基本上就瘫痪了,除非把履带卸下来。

关于北兵营的布局情况,我是当兵好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弄清的,当务之急需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西南方向。我们师属汽车营的南边是一个更为了不起的部队,海军航空滑翔学校,简称海滑。想想吧,既是海军,又有航空。也就是说,想当年,在北兵营最繁荣的时候,陆海空三军都有。不过,现在的海军航空滑翔学校只剩下了一个留守处,还有一百来号人。人是少了点,但是在北兵营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一百多个人里面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里有一个女兵分队,女兵分队里有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在我们北兵营几千名陆军官兵的心目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北兵营因为有了海滑的五朵金花,其活力成几何倍地增长,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步兵一团特务连的营房在整个北兵营里,距离海滑留守处最近。我们驻扎在北兵营的二十七师官兵要是想见到五朵金花,即便是做梦,我们也是近水楼台。

以后我们听连长李开杰说,我们师长阚大门过去是一团团长,再过去就是我们一团的特务连连长。师长那天一来看新兵,团里的首长和营里的首长心里就有数了,要把文化程度高的兵、长得顺眼的兵、看起来机灵狡猾的兵分到特务连。虽然师长很看重兵的身材,但是因为我们特务连执行的任务五花八门,有的技术性强,有的表演性强,只有执行野战勤务的三排多数高大威猛,多数肌肉发达,多数面目狰狞。所以分到特务连的兵,基本上体现了高中矮三结合的原则,连徐敬爱这样的矮个子也混了进来。

我们营房西边有一片空旷的地盘,方圆十几公里大,原先是海军航空滑翔学校的飞机场,海滑迁走之后,就废弃不用了,只剩下几条跑道,中间长了一些北方的干草,还有一些零星的建筑和废墟。秋冬季节,显得很荒凉,正好可以作为我们野外训练的场所。从训练场的设置上,我们隐约知道了,我们特务连的兵确实不是一般的兵。训练场上有三大技术设施,特种技能设施,攀登越障设施,还有通信、侦听、摩托驾驶、单兵格斗、刀山火海等等。

第一次整队熟悉这个训练场的时候,代理排长兼一班长陈骁站在队列前面,很自豪地跟我们说,同志们请注意,从我们的训练场上你们就应该懂得一个道理,我们特务连是干什么的呢,谁来回答?

没有人回答,半天才有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小声嘀咕说,是当特务的。

说这话的人是徐敬爱。

陈骁说,有点靠谱,但不确切。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可以集体回答。我们陆军有多少兵种?

武晓庆抢着回答,首先有步兵。

我不失时机地回答,还有炮兵。

张海涛回答,还有工兵。

再往下,大家沉默了,停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还有侦察兵,还有通信兵,还有汽车兵……

河南籍新兵傅广征觉得自己不发言不合适了,举手说,还有炊事兵,卫生兵。

陈骁笑笑说,对,你们说得都沾边。还有防化兵,防空兵,火箭兵等等等等。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特务连是陆军所有兵种功能的综合,你们刚才列举的所有兵种的基本技能都要掌握。

我们傻傻地站着,都有点发蒙。如果我们把陆军所有兵种的基本技能都掌握了,那还是人吗?那不是神仙吗?上天入地,飞天遁土,七十二变,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那还得了?真的学会这些功夫,我们还用当兵吗?走遍天下都是吃香喝辣。

陈骁又说,一句话说到底,人所不能我能。我们特务连是要打仗的,我们特务连就是战争中的幽灵,地上的战斗全明白,天上海里的战斗明白一半。什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们特务连就是四两,重大任务就是千斤。大家想想,在战争中,不管兵力悬殊有多大,敌情多么严重,任务多么紧急,只要我们特务连能够深入敌人核心,一个小小的行动就能决定一个大战役的胜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严格训练,要有脱胎换骨的决心。谁怕吃苦,尽早提出。

应该说,刚开始的兵旅生活我过得还算不错,学习三大条令,学习新兵须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这些脑力劳动我不怕,我的记忆力好,理解力也还行。我们的教员,也就是连队干部或者班排长提问的时候,我总是抢着回答。

还有办黑板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大批判文章,练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所以我们新兵排的黑板报主要由我承担。

再有就是开班务会或者排务会,要我们谈当兵的动机,这是我的强项,我能够从辛弃疾谈到文天祥,大丈夫志在四方,马革裹尸砍头只当风吹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等等,这一套我谈得头头是道,谈得连队干部和班排长们一愣一愣的。

那时候我很得意,觉得开端不错,第一印象不错,起点不错。得意中就老做美梦,幻想自己成了特务连的才子,成了特务连的后起之秀,成了特务连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当初在家乡报名参军的时候,我就立下了志向,要在短时期内当上排长,哪怕先当上班长也行,我想当班长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舞台。那时候我坚信不疑,只要把三个人交给我指挥,我就会充分显示我的组织指挥才干。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感到现实和愿望差距很大。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动脑子动嘴行,动手能力差。尤其是特务连,做什么事情都讲究速度,吃饭要快,睡觉要快,连上厕所都要快,一句话说到底,快速反应。而快速反应恰好是我的弱项。我比武晓庆和张海涛他们更倒霉,负责管教我的新兵班长恰好是王晓华,这伙计的脸上基本上没有笑容,如果有笑容,那一定是冷笑,或者是狞笑。但据说这伙计和陈骁耿尚勤都是师干部科备案的干部苗子,带兵很有一套,随时准备当军官。

队列训练开始不久,王晓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其实我并没有得罪王晓华,要说得罪,我只是在心里不把他当回事而已。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以后回忆,我太佩服我们师长阚大门了,阚师长那天目测了一下,就断定我们二百多名新兵中一米七六以上的不超过四个,真是惊人的准确,而我就是那四个人之一,我身高一米七八。

我没有想到我会因为身高得罪我们的班长王晓华,因为王晓华身高仅有一米六六。搞队列训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右看齐,整个新兵连集合在一起,一声向右看齐,全连的脑袋刷地一下,向右倾斜四十五度。

我的麻烦就出在向右看齐上。因为我是我们新兵二班中个头最高的,所以我就成了排头兵,班长列队的时候,我的位置是第二,班长在队列外指挥的时候,我的位置就是第一。向右看齐,要求第二名的脑袋右斜四十五度,用眼角余光看右边排头兵的鼻尖以上。我的右边是班长王晓华,这伙计基本上比我矮一个脑袋,我看他的鼻尖,不仅要把脑袋向右偏斜四十五度,还得向下偏斜四十五度,这样一来,我的表情就不可能自然,怎么看都有怪里怪气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蔑视班长的意思。

我记得我在全连集合向右看齐的时候,当我把脑袋右偏四十五度,再下偏四十五度的时候,心里好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快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优越感。也许我在那一瞬间脸上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而我的每一次不怀好意的微笑,都会被我们聪明绝顶的矮个子班长用眼角的余光明察秋毫。

懂得一点行伍常识的人都知道,队列训练首先要练习集合,集合的过程中向右看向左看向前看以后,就开始报数了。本来我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是排头兵,班长在队列里我是二,班长不在队列里我就是一,所以我报数不是报一就是报二,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要是出错,那我也就太弱智了。

可是我想错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经过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既然我有在向右看齐的时候蔑视班长的前科,班长自然不会熟视无睹。

我们连队的新兵组建成一个新兵排,新兵排长是一排长祝生珉,也就是那天在开阔地里带着卡车接我们的看起来比李连长年纪还大的干部,事实上他也确实比李连长大两岁,他二十八岁,李连长才二十六岁。祝生珉是穿四个兜的军官,不屑于管理新兵的鸡零狗碎,除了全团或全营新兵会操,他基本上不管我们的训练。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不仅老气横秋,而且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我们一点儿也不怕他。我们的命运全攥在新兵排一班长兼代理排长陈骁、二班长王晓华和三班长耿尚勤的手里。

据说我们这支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通常情况下,带新兵的干部都是以副代正,譬如我们一团的新兵营长康必绪,其真实身份是三营副营长,我们团直新兵连的连长,是我们特务连的副连长李开杰,这些以副代正的干部,用不了多久就会提拔使用。新兵班长们往往也是这样,副班长很快就会被提拔成班长。但是我们新兵排的三个班长都是正的,而且在连队里,他们的真实身份分别是一、四、七班的班长,都是本排的第一班,在炮兵部队它们叫基准班,在步兵部队他们叫示范班。你要是参加过队列训练你就会知道,一个连队排成横队,这三个班全在第一排,要是纵队行进,这三个班全在最里面的一层。这三个班就好比连队的外套,谁不想让自己的外套漂亮一些呢?

我这样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这三个班的班长其实就是我们特务连的门面。尤其是一班的班长陈骁,是基准班里的基准班班长,是示范班里的示范班班长。那时候可以直接从连队骨干中提拔干部,能够当上连队一班长的,如果不出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不提干的。

关于这三个班长的关系,也是我们新兵必须关心的。据说陈骁是师长阚大门老上级的后代,此人老成持重,军事素质也很好,所以陈骁提干已是铁板钉钉了。看得出来,耿尚勤对陈骁比较尊重,据说耿尚勤当新兵的时候,陈骁还当过他的副班长。耿尚勤那时候有个弱项,口才不行,还有点结巴,一讲话就面红耳赤,脖颈都是红的,班务会上不敢发言。陈骁能说会道,经常带着耿尚勤到球场上练习讲话,帮他归纳一二三四,矫正口吃。我们这些人到部队之后,已经很少听到耿尚勤口吃了。他讲话虽然不多,但是很有条理,据说陈骁为此费了不少功夫,这是事实。

在我看来,耿尚勤这个人比较老实厚道,他不仅对陈骁很尊重,对王晓华也同样让着三分。听马学方说,耿尚勤和王晓华是在团教导队里的同学,是一对比武场上的搭档,耿尚勤动作更利索一点,帮助王晓华克服了不少难关,王晓华对此感恩戴德,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晓华在连队首长面前说了耿尚勤不少好话,这好像也是事实。

当然了,从表面上看,我们既看不出这三个家伙亲密团结,也看不出他们勾心斗角。用马学方的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利益面前,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们觉得这话有道理。至于他们之间会不会为提干问题明争暗斗,我们有兴趣,但是兴趣不大,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

我在前面说了,我们的队列训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但是集合解散这一套,班长们嫌一个班的人太少,练不出阵势,于是便全排合在一起练。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完了就是报数,一报数我就完了。一列横队的时候我是第八名,但因为紧张,几乎每次我都报错了,不是跟着前面的报七,就是抢了后面的报九。

王晓华肯定发现了我的软肋,肯定知道我的某个脑垂体不灵光,对于数字变换不敏感,所以王晓华就变着手法刁难我。他站在队列前方的指挥位置,下达口令,报数……我刚刚适应了报八,他又下了一道口令,一二报数!这样我又得迅速调整思路,牢牢记住我该报二,不料王晓华又下了一道口令,一二三报数!我的脑袋又快速旋转,转了半天,才搞明白,我还是得报二,可是冲口而出的却是三……

如此这番,练了十几遍报数,我报对的不到一半,别说班长了,就连新兵都觉得我很笨。休息的时候,武晓庆这小子假装关切地说,你是怎么回事?你那么聪明,二元二次方程都难不倒你,为什么报数老是报不好,你不会是故意气你们班长的吧?

这个武晓庆,在火车上是他屁儿颠颠地跑来和我套近乎的,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要率先打破老乡观念,同我这个外省同志结为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他说一看我就是个聪明人。我们坐在闷罐子车厢的角落里谈学习,谈理想,我说起我的参军动机——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但是我绝不遗臭万年,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流芳——哪怕仅仅流芳三年,我也要发奋图强。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很真诚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说,有志不在年高,牟卜同志你志向高远,我要向你学习,至少也要流芳三年。

不客气地说,在我最初认识武晓庆的时候,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仅凭他那张小白脸和一副乖巧伶俐的样子我就不喜欢,我认为男人还是要有气势,哪怕粗犷一些。那时候他要是敢用讥讽的口气跟我说话,我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以我的火爆脾气,对其进行武力威慑的可能性都不是没有。但是现在我不敢,我们一样都是新兵,而且我还是一个屡教不改报不好数的新兵,真他妈的虎落平川被犬欺,落毛凤凰不如鸡。

你要是问七十年代末的新兵,最受欢迎的文体活动是什么,我敢打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兵答案都是一样的:看电影。我们部队看电影与众不同,第一,不管何时何地,一周两次看电影是雷打不动的,所以你用不着担心看不上;第二,不管你喜欢看不喜欢看,只要你不担任岗哨勤务,你就必须看,哪怕那个片子你已经看过十五遍了。看电影有时候是娱乐,有时候是任务。

老兵说,天晴的时候都是在东边大操场上露天放映,但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团部大礼堂,因为那天外面下着雪。

那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九点多钟,我们一群新兵被王晓华吆喝着东张西望地进了大礼堂,正在乱哄哄地挪动的时候,突然感觉到眼前一亮,定睛望去,原来在礼堂中部偏左的地方有一群身穿蓝色军服的人,蓝色的棉军帽下面跳跃着一些小辫子或者马尾巴。我本能地联想到海滑的五朵金花——经常出入于马学方等人嘴里的美丽的令人心驰神往的五朵金花。马学方说过,要是团里放电影,你们就有机会见着海滑的五朵金花了,我们两个单位是一个放映点。

坐下之后我用眼角的余光向那个方向窥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越是看不见我就越想看。

平心而论,我并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看看,五朵金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幸的是,我还不能明目张胆,坐在大礼堂里看电影的官兵都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偶尔我假装挠痒,摇头晃脑地将两只眼睛凝聚成飞速旋转的雷达,向海滑观众区扫描,却只能看见一片大同小异的后脑勺。

我能够感觉到,坐在我右边的王晓华自始至终都在警惕地注视着我,我每一次眼光分散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有点心虚。我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心虚,以至于后来如坐针毡,更加不自然了。我再说一遍,我那时候想看看那几个海滑女兵,看看就是看看,而没有其他任何不良企图和不轨计划,仅仅是因为好奇,甚至可以理解为求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走过去看。

好在不久电影就开始了,首先是一场激烈地战斗,紧张地战地救护,后来所有的枪声都停止了,所有的硝烟烽火都消失了,在一片海洋一样辽阔的,朝霞一样灿烂的映山红的簇拥下,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圆圆的脸蛋,一笑俩酒窝,纯真稚气憨态可掬。要是不笑呢,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又似乎闪烁着一丝忧郁,又是另外一番楚楚动人的情景。

好了,我解放了——我从对五朵金花欲看不敢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却又被电影片子俘虏了。我的心和我的眼睛一起定格,一动不动地落在银幕上。现在我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看,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想,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都不犯法。

我看着银幕上的女孩,能够听见自己的嗓子眼里不停地发出咕咕咚咚的声音,也能够听见右手边上王晓华的嗓子眼里不停地发出咕咕咚咚的声音,我们一起安静了,各自纵情飞驰着自己的思绪,像大礼堂外面那无休无止洋洋洒洒的雪花。

跟银幕上的女孩比较,海滑的五朵金花算什么?她们太平常了,五朵“金花”也比不上一朵“小花”。

我不能确定那时候自己是怎么一回事,那场电影好像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那个时期——前后大约有个把月的时间,我的思想斗争都很激烈,常常在梦中惊醒,那个叫“小花”的女孩子像是落地生根,一会儿跑到我脑海的左边,一会儿跑到脑海的右边。白天我在训练场上搞训练,她就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看着我。夜晚我端着冲锋枪在后营门的岗楼里站岗,她就在月色下的薄冰上看着我。

某一时刻,我甚至设想,假如这时候大礼堂失火了就好了,假如大礼堂失火了,我相信我们的团长连长和班长们就会把我忘记,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救火,去扯水龙头开消防车。而我不会去救火,我一定要首先冲到银幕上,抱上“小花”姑娘,视死如归,赴汤蹈火,披荆斩棘,浴火重生。

请原谅我的假想很不高尚。我没有办法高尚。如果你遇到一个美好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儿,你想和她说一句话或者拉一下手,连门都没有,我相信你也会不择手段的——我是说在想象中不择手段而不是在现实中。

坦率地说,在我看电影的时候,在我一丝不苟地盯着“小花”的时候,并不是说一点亵渎的意识都没有,在我当时的那个年龄上,遇上美丽的女孩子,要想真的做到思想和行为上完全统一,完全没有丝毫的邪念,完全洁白无瑕,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那年十九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了人间的某些秘密,我的血管会发出咔咔嚓嚓的响动。假如我见到了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而连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是有病了。

在被“小花”折腾得神魂颠倒的那些日子里,我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有自知之明。明白了这个道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倘若有了自知之明,就能够把握方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自己可以做得成做得好的事情,人生的轨迹就不会偏差。

我想现在你可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态了,一句话说到底,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的意思是,我先羡鱼,后结网。这就意味着我的兵旅生涯起点比较高,至少在思想准备方面是这样的。而这个思想基础的形成,最初得益于“小花”的刺激。我想,倘若我们——我和“小花”——以后在北京或者联合国或者其他的什么场合见面了,我把我的这段心路向她袒露,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

正如老兵们估计的那样,我们到了部队之后不久,呼啦一下提拔了很多干部。李开杰正式当上我们特务连的连长之后,二排长刘爽桥就升任副连长。带新兵的干部普遍官升一级,只有我们的新兵排长祝生珉是个例外。

刘爽桥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干部,用现在的话说长相很帅。刘爽桥的皮鞋永远擦得锃亮,军装永远熨得笔挺,两眼炯炯有神,平时不言不语,走路不紧不慢,训人不急不躁。但是,只要他往训练场一站,那几个班长就像上足了劲的发条,把口令喊得字正腔圆,把我们紧张得神经错乱。这个人在连队没有呆多长时间,很快就调到机关了,并且在若干年后再次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是后话了。

刘爽桥当了副连长而一排长祝生珉仍然在当排长,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祝生珉已经当了八年排长,刘爽桥曾经是他接来的兵,是他培养起来的班长,又是他同时期的排长。

在我当兵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很少见到过像祝生珉这么老的排长,更很少见到像祝生珉这样对别人升迁、身边人一个个超过自己而仍然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的人。除了我们师长阚大门。

我们师长阚大门当了十九年师长,前后脚跟他在一个班子里的首长们加起来恐怕有百儿八十个人,有的还当了军区和军里的首长,阚师长还是阚师长,所以说跟阚师长相比,祝生珉的进步还不算是最慢的。但是祝生珉能跟师长比吗?从排长到师长之间的距离,就像从我们特务连的驻地到联合国那样遥远。

祝生珉此人其貌不扬,长得比较老相,而且有点谢顶。乍一看年纪奔小四十去了,其实我们当兵那年他才二十八。祝生珉从来不摆架子。即便是面对我们新兵,也笑眯眯地打招呼。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虽然跟你打招呼,但他的眼睛并不注意你,而是游离在你身外。他的打招呼是公事公办,他今天叫你小赵,明天就有可能叫你小于,后天又有可能叫你小吴。让他记住你的姓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除非天长日久。这个人就连当新兵排长也不是很合适。后来听说,之所以让他当新兵排长,其实就是让他不管事的,那时候团里正在考察干部苗子,在我们的三个新兵班长中,很有可能提拔一至两个干部,所以我们的新兵班长轮流代理排长,其实就是见习。

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洗脸间出来,遇到祝生珉,我的双脚一靠,立正打了个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哦,小王,辛苦啦!

晚上开饭前列队唱歌,王晓华为了锻炼新兵,让我打拍子,唱《团结就是力量》,我打的拍子还是有板有眼的。进饭堂之后,排队盛稀饭,祝生珉走到我身边说,小李,拍子打得不错。

到了下个星期,我们在训练场上拔正步,他遛过去看了一眼,休息的时候对陈骁说,啊,这个小丁身材不错,正步不行。

陈骁问,哪个小丁?

祝生珉指了指我说,他不姓丁吗,那他为什么告诉我他姓丁?

陈骁知道他糊涂,根本就不跟他解释。

我这样介绍你恐怕就明白了,祝生珉这个人是个书呆子。他很爱搞小发明,那时候有个好听的说法,叫做技术革新。我们特务连的营房是早年苏联人设计的,每个排一个大房间,外面住着兵,里面有个小套间,大约七八平米。苏联人设计的这个小套间本来是做仓库用的,但是我们连队后来又盖了更为坚固的仓库,这个小套间便成了排部。

祝生珉的排部被他搞得乱七八糟,大多数都是无线电元件,据说他在当排长的八年期间,不厌其烦地搞过很多发明,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透像仪,一个是窃听器。

什么叫透像仪呢,就是隔着建筑物拍摄照片。他是从医院的透视仪器上得到的启发,既然隔着衣服隔着皮肉能够看清里面的肺,那么也当然可以隔着墙壁去看清里面的人。要说他的这个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他没有能力去解决更高深的技术问题,也没有能力购买试验材料。他的发明纯属个人行为,各级领导机关均不予承认。

离我们平原市不远的一个秘密的山沟里,有一个后勤部门设在那里的装备研究所,对外号称909部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机会,譬如节假日,祝生珉就请假外出,他要去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师医院,一个是909研究所。去医院是为了研究X光透视机,他已经跟医院管透视的大夫混熟了,有一次趁这位大夫上厕所,他差点儿把透视机给拆开了,等那位大夫上完厕所回来,透视机已经被他卸下好几根螺丝钉了,从此之后那位大夫再也不让他进X射线室了。

祝生珉在909研究所受到的礼遇更惨,因为909研究所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他在909研究所的传达室呆了几个半天,认识了几个警卫战士,最走运的时候见到了909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是到传达室来会客之后被祝生珉截住的。祝生珉说明来意,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大纸卷子,那是他数年来研究的关于透像仪的设计方案。那位技术员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祝生珉黑乎乎的脸和他手里黑乎乎的破纸卷子,嘿嘿一笑说,这些东西让你们野战军搞出来了,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单位做什么,杀肉吃啊?

祝生珉的透像仪最终没有搞出名堂,因为他面对的还不仅是光学知识和研究材料的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祝生珉暂时放弃了透像仪的研究,而专攻窃听器,这玩意儿看起来比透像仪稍微靠谱一点,成功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

虽然当时国内国外早就有窃听器了,但是祝生珉的窃听器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想搞远距离不现形窃听,他不屑于我们在电影里经常见到的、需要放在电话听筒或者反粘在桌子下面的窃听器,而是致力于发明一种外形像手枪一样的被他自己命名为远程定向的窃听器,原理是在几百米甚至一公里外,像枪口一样瞄准目标,譬如某间会议室或者某个窗口,或者干脆瞄准某个人的嘴巴。

祝生珉本来只是个老三届的初中生,参军之后才在初级指挥学校搞了个约等于中专的进修结业证书,所以他搞发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那时候上级给我们特务连配发了很多装备,连队干部的意思很明确,能把这些装备学会使用就相当不错了,我们应该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弄通弄懂弄精,弄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一排是搞情报的,若干年后被发展为技术侦察,简称技侦,祝生珉这个排长既然是技侦排长,搞技术革新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他的问题在于过于投入,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基本上不管排里的事情,过去李开杰在他手下当一班长,同时代理一排长,后来刘爽桥在他手下当一班长,也是同时代理一排长,我当兵这一年陈骁在他手下当一班长,一如既往也是陈骁主持排里的工作。好在排长这个角色夹在连长和班长之间,班长强了,排长就可有可无,排长实际上就是连首长的预备队。

关于祝生珉的故事都是后来听说的,主要是听马学方说的,但有一件事不是马学方说的,而且马学方对这件事情一直讳莫如深。

祝生珉的远程定向窃听器搞了很长时间,仍然一无所获。直到我当兵的前半年,正是夏天,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在午休,突然从祝生珉的排部里传来一阵嗥叫,接着大家就看见祝生珉从里面钻出来了,眉飞色舞地跳起来了,激动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带着一班长陈骁和二班长马学方,路上又派人叫来当时的三班长王晓华,跑到西边的训练场上,趴在从前用来训练的壕沟后面,鬼鬼祟祟地寻找目标。

后来目标果然就出现了,远远地看见两个穿着蓝裤白褂的人,在南边的海滑留守处指挥塔下面走来走去。

这两个人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海滑留守处的五朵金花之一苏晓杭和之二冉媛媛,她们那年夏天刚到海滑留守处宣传队当兵。冉媛媛是学话剧的,那天她在指挥塔下面的荫凉处练习朗诵《蓝天白云丽日》,苏晓杭好像是个业余画家,一边充当冉媛媛的观众,一边写生,这两个女兵没想到稀里糊涂地成了祝生珉试验窃听的目标。

看见她们,祝生珉颤抖着两手,举起那个既像手枪更像电钻一样的玩意儿,瞄准了其中的一个,并且把耳机交给陈骁说,你听,你听,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陈骁把耳机塞在左耳朵里,用右手小指头堵住右耳朵,很长时间都没有呼吸,但是还是听不出什么。陈骁又把耳机塞在右耳朵里,用左手小指头堵住左耳朵,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出什么。陈骁把耳机取下,茫然地看着他的顶头上司。

祝生珉似乎感觉到什么,他有些失望,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你听见了吗,他们在说话,还有女的,你难道一点也没有听见?

陈骁向那边看了看说,我听见了。

祝生珉一把抓住陈骁的胳膊,激动得嘴唇都快打哆嗦了,急切地问,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听见了,是不是还有女的说话?

陈骁表情很痛苦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我听见了,但是只有把耳机摘下之后才能听见。

祝生珉愣住了,愣了半晌才从陈骁的手里夺过耳机,戴在自己的耳朵上,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不行,你的耳朵一定有问题,你要到卫生队查一查。

陈骁的心里一定在想,你的耳朵才有问题呢,你的神经都有问题。

但是这话陈骁没说。

祝生珉说,我已经听见了,有信号了,说明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叫声波反馈,我发射出去的声波有反馈了。不信你们听听。说完,就把耳机塞到二班长马学方的手里。

马学方如此这般听了一阵子,脸上的表情急剧变化,最后居然露出惊喜的笑容,大声说,排长,一班长,三班长,你们动作轻点轻点,轻点,再轻点,好像……好像……

祝生珉腰杆一硬,两眼放光,盯着马学方问,好像什么?是不是有声音了?

马学方说,好像……真的啊,有女的说话。

祝生珉这次没再跳了,反倒冷静了,把耳机塞到王晓华的手里说,三班长你再听听。

当时的三班长王晓华也是如此这般听了一阵子,脸上的表情也是急剧变化,但是他没有喜形于色,而是越来越庄重,越来越严肃。王晓华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黑,连祝生珉看着都害怕。王晓华就这么长久地听着,听着,最后,他缓缓地摘下耳机,深情地看着祝生珉,一字一顿地说,排长,我向你致以热烈祝贺,你成功了!

祝生珉仰起脸问,你说什么?

陈骁和马学方都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王晓华,王晓华没有看他们,王晓华的目光坚定地落在祝生珉的脸上,再次庄严宣布:排长,我真诚地热烈地祝贺你,你成功了!

两行热泪顿时从祝生珉的脸上滚滚落下。祝生珉举起拳头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苍天有眼!

那天晚上,陈骁召集马学方和王晓华到篮球场上密谋。陈骁说,你们两个都讲假话,排长要是当真了,那不是害了他吗?

马学方说,我看排长挺可怜,真不忍心让他失望,我怕他作出毛病了。下一步怎么办啊?

陈骁说,我找你们来就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现在排长正在兴头上,就别戳穿了。让他接着搞,时不时地给他泼点冷水,就说是万里长征他才迈出第一步,要他做好继续迎接挫折的心理准备。

这时候王晓华说话了。王晓华说,我真的听见了,那耳机里的确有声音,是女的说话。

陈骁说,你见鬼,你是投其所好,不负责任!

王晓华说,真的,信不信由你。排长的发明成功了。

陈骁说,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但是有一条咱们三个必须统一起来——现在排长在团里形象很一般,有风声要他转业,而他眼下不想转业。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落井下石。一句话,不管你们是真听见了还是假听见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免得节外生枝。

王晓华说,陈老一你好高尚啊,排长转业了你不就可以提干了吗?

陈骁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王晓华笑笑说,那你又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这次球场密谋之后,三个班长决定对此事严格保密。但蹊跷地是,这件事情后来还是在一团传开了,机关的那些干部见到我们连队的干部就说,听见了没有,女的说话?

这还是好听的。老话说,不怕人说人,就怕话传话。同一件事情,从几张嘴巴的流水线里传出,就面目全非了。

就在我们当兵之前,一团突然传出一个说法,说是特务连一排长祝生珉八九年来如一日,搞什么远程定向窃听器,不仅窃听海滑留守处女兵的悄悄话,连家属院也窃听。这个话一传出来,搞得沸沸扬扬,家属院里人人自危,尤其是那些新婚的干部,夜里想做点实事,眼前便闪现出祝生珉那张苍白的脸,情绪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好事者以后说,在传言最严重的那两个月,我们一团家属院的做爱率锐减,不及此前此后的三分之一。从做爱质量上讲,那就更是一言难尽了。

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情向团政治处报告了,政治处派了保卫股长张震峰来调查,调查到陈骁,当然是一口否定。调查到马学方,马学方的话说了半个多小时,但全都是东拉西扯,全是说排长的好话,什么技术革新啦,什么爱兵尊干啦,但就是不说那件事。张震峰被他搞得很不耐烦,挥挥手让他滚蛋了。

调查到王晓华,王晓华说,什么窃听器?就是一个破收音机加上耳机,那鸟玩意儿塞在耳朵窟窿里,别说三百米外听不见,就是面对面讲话也听不清楚。

这次调查起初是瞒着祝生珉隐蔽地进行的,但是到了最后的程序,还是要同祝生珉本人见面的。祝生珉听了张震峰说明来意,两眼一下就变直了。祝生珉说,说我偷听家属院睡觉?啊,那好啊,那不说明我的发明成功了吗?苍天有眼啊,我的窃听器要是能够听见家属院的声音,我宁肯当流氓犯!

后来张震峰把祝生珉排部里的东西多数席卷走了,拿回去研究,他自己没有研究出名堂,又交到师保卫科研究,也没有研究出名堂。本来想送到地方公安局研究的,但考虑到这件事情不光彩,再说那时候平原市公安局的水平也不比我们师保卫科高到哪里去,所以直接把祝生珉的零碎物件送到了909装备研究所里。后来得出鉴定,祝生珉的所谓远程定向窃听器,基本上是一堆废铁,关于祝生珉窃听家属院的谣言才不攻自破。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因为知情人除了祝生珉以外,只有当时他手下的三个班长。到底是谁传出去的,一直没有搞清楚。据我们以后了解,陈骁不可能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因为陈骁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应该不会暗箭伤人。王晓华的嫌疑不是没有,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当排长,而且这个人给人感觉比较阴险。但是王晓华的嫌疑不是太大,因为这个人虽然阴一点,但好像还有清高的一面,似乎不屑于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那么,嫌疑最大的就是马学方。倒不是说这伙计品质不好,主要还是因为他话多,没准就是他一不留神说漏嘴了。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你就明白为什么祝生珉当排长一当就是八年,整个是个疯子嘛。当排长当了很多年还算好的,要不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连队干部和团首长的脑子里,早就让他转业八次了。

后来的事情跟我们师长阚大门同志有关,暂且按下不表。

众所周知,新兵生活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所以我才不厌其烦地跟你讲那些听来的故事。我想尽可能地忽略我自己当新兵的这段经历,谈谈我们南边滑校里的五朵金花。

在我们特务连,最了解五朵金花的就是王晓华,王晓华虽然让我们深恶痛绝,却因为一段阴差阳错的缘分,同五朵金花有过近距离接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感谢王晓华,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五朵金花的故事,也就不可能看到后来发生的那些好戏。

从前面我讲的祝生珉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出王晓华的不寻常,这家伙阴阳怪气让人很难捉摸,但是有一条,这个人跟我一样,非常想当军官。他在我们当兵之前几个月从三班长提升为四班长,也就是说当了二排的一班长,从而成为二排长的候补骨干。

五朵金花来自同一个海岸,同一个海军基地,在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上学。五朵金花这个响亮的称号,是生长她们的那个海军基地的司令员最先喊响的。那还是在她们的小学时代,五个小姑娘,清一色地扎着羊角辫,背着海蓝色的小书包,上学结伴而行,放学比肩接踵,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有一天被基地司令员撞上了,司令大爷童心大发,把她们全部塞进伏尔加轿车里,拉到海滩上跟她们打了一场仗,狼扑羊群,司令员当头羊,让她们每个人轮换着当狼,人人过了一把战争的瘾。事后司令员对人说,我们的这几个小东西,个个机灵,个个漂亮,简直就是我们基地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名声由此而得。几年后司令员调到海军总部工作,临走之前在办理诸多大事的同时,也办了一件公私兼顾的小事,一个招呼打下去,把这几个女孩子一起送到平原市海军航空滑翔学校当了兵,当的都是文艺兵。而且算是特招,一年下来都是排级干部。

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渴望进步了吧,不进步就只能当大头兵,当大头兵别说实现远大理想,别说见着“小花”,就连跟五朵金花讲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班长王晓华有机会接触五朵金花,纯属偶然。我们的新兵训练快要结束的时候,刚刚学完条令条例,海滑留守处到我们团求援,要求去几个骨干帮助他们训练新兵。他们的新兵不多,男女加起来不过十来个,就把宣传队的五朵金花也放到新兵里一起练,因为这五朵金花到海滑留守处之后还没有正儿八经地搞过队列训练。

从我们一团借人,就等于从我们特务连借人,我们特务连是全团的门面。但是在研究派谁去的问题上,连队干部还是很伤脑筋。首先要选一名干部,一排长祝生珉肯定是不行的,祝生珉不仅军人仪表差,而且不爱管事,负不了这个责任。后来决定派三排长黄嘉平去,因为三排长是已婚青年,人长得不俊不丑,说话不多不少,水平不高不低。在选择骨干的时候,连首长可以说慎之又慎。派马学方这样的话痨去不行,派耿尚勤这样的赳赳武夫去显然也不行,这两个人都有可能损害本部形象。连长李开杰提出让陈骁去,但是遭到了指导员王得建的反对,王得建的理由是陈骁形象过于招眼,用今天的话说,小伙子太帅了,怕出男女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大家议来议去,终于统一了意见,派王晓华去。连首长的共识是,王晓华同志原则性强,有自律精神,而且军事素质高,形象一般,个头较低,惹是生非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

天地良心,王晓华本来是不想去海滑留守处训练那些女兵的,准确地说是不想在那年的冬天去,虽然说去了可以指挥几十个人的队列,但那也还是以一个正班级士兵的身份。他很看重身份,也很看重地位。跟黄嘉平同去,黄嘉平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他是两个兜的战士服,有些寒酸不说,还极有可能被那个排长使唤来使唤去,有损尊严。要知道他也是干部苗子啊。他估计至多当年年底就可以实现提干的梦想,如果明年再让他到海滑留守处去训女兵,那就完美了。

但是连首长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

到了海滑之后王晓华很快就发现,他的犹豫是多余的,因为黄嘉平形象较差,而且抽烟抽得很凶,口臭厉害,女兵们都不愿意接近他。同时,黄嘉平的特长是射击,搞队列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是管行政,也就是说负责在训练中不要出事,再进一步说白了,黄嘉平负责的行政工作实际上就是负责王晓华一个人不要出事,因为女兵们自有海滑留守处的干部自己管着。明白了这一切,王晓华并不介意,反倒落得一大片鲜花盛开的用武之地。身份和地位在以后的日子里已经变得很次要了,重要的是作用。

王晓华打心眼里对高干子女没有好感,但是他没有好感的是本部队的那些高干子弟,认为他们胸无大志不学无术,还有自来红的优越感,牛皮哄哄的谁也不屌,而且多数还能提干。王晓华对本部队那些干部子弟的不满,其实夹杂着很多个人利益方面的因素。

但五朵金花就不一样了。一是因为这几个海边长大的女兵都很漂亮,二是因为她们从红小兵时代就受过唱歌跳舞的教育,三是她们的神秘而高贵的家庭背景。

在组织她们进行队列训练的时候,王晓华的眼睛无数次从那些太阳一样灼眼的小胸脯前面掠过,每次他都在心里默默地背诵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要狠抓私字一闪念。后来居然还想起了一段很悲壮的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只要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当时王晓华也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那一年的冬天训练海滑留守处女兵的时候,会经常性的想起这样一段毛主席语录,直到以后我们特务连有人在男女作风问题上出事了,他才幡然醒悟,那是冥冥之中有个意志在把握他的前进方向,那是由灵魂深处发出来的自我警醒。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警醒,尽管他无数次地产生冲动,尽管他经常被她们鲜艳的笑脸和大胆无邪的目光弄得神魂颠倒,但是,他最终没有做出任何不得体的事情,在他完成任务回到我们一团之后,海滑留守处的于主任到团里致谢,亲口对我们团长赵州章说,一团的兵,就是过硬。

我们团长赵州章说,我们一团特务连的兵,更是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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