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郑义斋临阵封将。临泽城头他抱一挺机枪横扫，风雪之夜杀出重围。
一九三六年十月，经过一番曲折，曾经一度分道扬镳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又在会宁会师了。
而恰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抵御外侮积极奔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和日益紧迫的战争危机，暂时放松了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宁夏，为配合这一战役，命令红四方面军向西南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的防御，并“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和迎接苏联老大哥的支持”。
十一月上旬，中央军委又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放弃进攻宁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和迎接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当然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口号，在红军队伍里，纷纷产生一些传说：苏联给了多少枪，给了多少炮，给了多少坦克，还有让人想起来都咽口水的黄油面包，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可是，有多远的路程，路上会遇到多少战斗，这期间国民党会不会突然变卦或者暗中使坏，最后的结果将是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动员会上，陈昌浩站在主席台前说得慷慨激昂。秦基伟等人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
“……同志们啦，掰着指头算一算，马家军有多少人啦？再掰着指头数一数，我们有多少人啦，每个人带了多少子弹啦？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还剩多少子弹啦？”
天啦，这段话实在精彩！
乍一想，有道理呀，这样一算还挺鼓舞人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后，又有了三万多人，每人少说也有十发子弹，一发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那不就消灭他几十万了吗？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加起来也不够消灭呀。可以消灭他几次。
问题是，能这样计算吗？
“简直是乱弹琴！”以后，在谈到这件事时，秦基伟将军满脸苦笑。
显然，当时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当然，不是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作为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尤其是作为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委员，他应该负的责任是主要的。
还是老问题，对形势估计不足，把自己看得太高，把敌人看得太低，把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乐观。站在一个军人的角度去思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都是战争重要因素。而在当时，这几个“知”都是一知半解。
合而又分，是兵家大忌，孤军深入，更是兵家大忌，盲目轻敌，忌上加忌，三忌汇于一身，焉有不败之理？
首先是马家军打我们，开始跟他打运动战，打了不少好仗，消灭他不少。到后来就没法运动啦。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也走，夜里也走，不停地走。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儿就把我们追上了。西北的村子外面都是围墙，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在墙上凿洞（射击孔），组织防御。我们紧张得要死。敌人在老远处慢腾腾地看着你。等你忙了一半，他枪就打来了。于是前功尽弃，又得拼命地跑。部队没水喝，没饭吃，给拖得精疲力竭。
说这段话，是在五十年后一个夏天的傍晚。将军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史办工作人员晚上登门，既作客，又采访。回首往事，无限感慨。
过黄河时，我们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粮食。后来往西去，沿途人烟稀少，缺粮少水。大军一过，风卷残云，地里找不到一片菜叶子。奔定远营去，要通过腾格里沙漠。一走起路，尘土飞场，眉毛胡子都是白的，像下了一层霜。无所谓路。解放后我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看这几个字眼，一下就胡思乱想起来，联想到我们西路军过去的路那可不是抽象的进一步退两步，在那软巴拉叽的沙地上，步子迈得很大，落实下去就小了，又退回来了。再一个问题是缺子弹，情况远远不像陈昌浩同志说的那样，一颗子弹就能消灭一个马家军，那种可能微乎其微。敌人是骑兵，运动速度快，不晓得多少子弹才能打中一个，打中了还不一定死，他负伤了还拿马刀砍你。马家军比国民党军要厉害得多，他那个少数民族是食肉民族，一个个剽悍强壮。加上长期的民族隔阂，历史的误会，对汉人偏见很大，甚至仇恨。本来就有仇，上面再有命令，那他当然起劲地打。
我们渡黄河时还是秋天，穿的都是单衣。到了河西走廊，就是冬天了。西北的冬天不比内地，温度要低得多，打仗时跑起来一身汗，隐蔽时停下来就是一身冰。环境实在是太险恶了。首先是没有吃的。其次是没子弹。三是无后方。又是孤军深入，无策应，无支援，真是寸步难行。
对于人的熬炼和熬炼得出来的结果，中国哲人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百炼成钢”。所谓百炼成钢，那就是炼了还要回炉，反复炼，练八十次不行，九十次也不行，非炼一百次不可——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
还有一句话，不知孟子先生究竟受了何方高人点拨，居然做出了一个十分武断的而又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结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饥肤。
百炼也好，劳其筋骨也好，饿其饥肤也好，这些“天降大任”之前的客观准备，没有比中国红军做得更充分的了。
他们是整个人类中苦难最多的集团，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在克服困难方面表现得最为卓越的集团。因而，他们是伟大的。
作为这伟大集团中的一员，秦基伟等人由于是四方面军的战士，又由于参加了西路军，所经历的坎坷似乎比别人又多了些许。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迅速向西。九军占领了古浪城。几天之后，九军在古浪遭马家军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此役，使西部战局形势更加恶化。
徐向前痛心疾首，提出要重新分析形势。可陈昌浩仍然头脑发热，振振有词地对徐向前说：“马家军基本上被我军击溃，形势大好。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具备的。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灭自己的威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爆发了。
为了促成抗日义举，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对此事马上做出反应，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并云：“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西路军接到这个电报，欣喜异常，尤其是徐向前，他受命率领这支队伍西进，屡经征战，被马家军穷追不舍，由于供给、装备、兵力等方面的差距，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干扰，红军同马家军作战几乎到了没有还手之力的地步。战至如今，马家军穷追不止，危机四伏。能往东走，不论是与主力会合，还是同张学良联系，都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因此，方面军总部当即回了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做好一切东进准备。
然而，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历史再一次戏弄了这支征衣褴褛的队伍。
时间仅仅过了一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信息送达中共中央，情况有了变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又做了重新考虑。最后决定，为了抗日大局和全局战略，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已经满腔希望仰颈东向的西路军将士咽一口坚硬的唾沫，原地后转，继续西进。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冰雪覆盖的祁连山麓，在苍凉萧瑟的河西走廊，开始了英勇而悲壮的征程。
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更加凶残的马家军。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使西北马家军大吃一惊，坐山观望，总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知中国将向何处。没料到情况突变，转眼之间，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马家军悬在喉头的那颗心扑通一声落回原处，尤其是“野马”马步芳欣喜若狂，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永昌、山丹后，大肆吹嘘自己的战绩，连连致电蒋介石，邀功讨好，并派出代表团从西宁赴前线“慰劳”同红军作战的部队。接着，又调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两万余人，尾随西路军，叫嚣要死力堵截，无论是西进还是东进，都予坚决阻击，“务必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一九三七年元旦，徐向前指挥部队连克临泽、高台两城，就地筹粮休整。五军军长董振堂率一部进驻高台，五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驻临泽城外。方面军总供给部、直属队等勤杂部队驻临泽城内。方面军的意图是在这里创建甘北根据地。
这里，曾经是一片古老的战场，大漠落日映着金戈铁马，曾经在这里绘制过历史的辉煌与豪壮。几百年几千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一部用步枪、大刀、长矛、石块在这里又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
红军占领高台、临泽等地，插进马家军腹地，使西北诸马为之震颤。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急调重兵前来与红军决战。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红军部队，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而进，插入西路军前锋部队孤守的高台地区，向高台发起猛烈进攻。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五军军长董振堂动员所有人员坚持了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打退马家军的几十次进攻。但终因寡众悬殊，高台城东西两面先后于一月十二日拂晓失守。
马家军攻进城后，又很快占领了两个小庙制高点。守城红军与敌近距离血战近十个小时。当部队全部阵亡后，董振堂扔掉卷了刃的大刀，砸坏枪枝，同两个警卫员一道纵身跳下城墙，慷慨殉职。
高台失守后，临泽顿失屏障，成了马家军进攻的首当要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马家军以五个多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
与马家军数万之众形成鲜明的对比，驻守临泽城内的红军除了总部机关、直属部队以外，主要的战斗力量居然只有一个连。而且，此城也已被马家军围困多时，周围的红军部队都已先后撤离。
留在城内的最高指挥官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大敌当前，郑义斋在临泽城内老庄当铺召开紧急会议，由机关各局负责人、妇女独立团团长李媛泉和政治委员吴富莲、兵工厂厂长、警卫连干部和医院的院长、政委等人参加。蓬头垢面的红军干部们坐了满满一院子。会上，郑义斋庄重宣布：“总部主力正在转移，临泽城只剩下同志们领导的分队，总部命令我们，最少坚守三天，拖住敌人，掩护总部撤退。三天之后自行突围！”
对于与会者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晴天响雷。除了一个警卫连，剩下的部队差不多都是妇弱病残，同十倍于己的而且兵强马壮的马家军抗衡，能坚持三天吗？
郑义斋当然知道大家的担扰。他说：“同志们知道，我老郑打仗不大在行。我现在指定一名同志担任这次守城指挥。这位同志当过连长、团长、师长，打过不少硬仗。从现在起，城内所有的部队都要服从他的指挥！包括我本人在内！”
与会者纷纷抬起头来，目光里有了些惊奇。郑部长临阵封将，想必这个人有些手段，但愿他能不负众望，指挥部队守住城池，并有能耐组织大家死里逃生。
几十双眼睛一起投向郑义斋，等待他点出守城之将。
“秦基伟！”郑义斋高声一喊。
“到！”秦基伟应声而起。
“我代表总部首长，任命你为临泽城守城总指挥！”郑义斋神色庄重，一字一顿地宣布道。
“是！”秦基伟也是一脸凛然浩气，郑重接受。
正式任命完毕，郑义斋的嗓门低了下来，目光湿润地说：“秦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交给你了，供给部坛坛罐罐一大摊子，还有医院、妇女独立团，全交给你了！你有什么话说吗？”
秦基伟的眼眶也有些热。
受命于危难之中，这是一种高度的信任。古人都说，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共产党人为自己的主义奋斗终身呢？面对着几十号期待、信任的眼睛，秦基伟陡然感到自己的骨骼在咔咔作响，一股无名之火燃烧了热血。他本想给大家说几旬鼓励的话，作一番动员可是憋了半天，却憋出了这么一段话来：
“他娘的，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秦某殿后！同志们听我的指挥，就是我的好兄弟好姐妹。谁若自行主张，坏我大事，死路一条。大家向部队说明白了，我秦某人打仗有两枝枪，一挺机枪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这手枪嘛……”
说到这里，秦基伟略一沉吟，剑眉紧锁，手击桌面，勃然变色：“我的手枪是专打逃兵的！”
这句话说得很重，振聋发聩。与会的机关干部和分队指挥员都分明感受到了话语的霍霍杀气。但他们很快就领会了，决战关头，郑部长把全部家当交给这个人实在是选对了。生死攸关，没有一手硬的，那还能行？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秦基伟双手掐腰，高声发问。
“听清楚了！”回答也是不含糊的。
秦基伟的动员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他部署了他的守城计划。他把所有的人员，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需要编成班、排、连。以警卫连的两个排为主力并加强妇女独立团的部分兵力分别把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一个排由他本人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
另外，秦基伟还特别要求兵工厂，赶制土炸弹——把炸药盛在玻璃瓶和陶罐里，摔撞即能爆炸。
当天夜里，秦基伟带着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不大，城墙基本上是坚固的，也很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就是戈壁滩。
这时马家军已经把小小的临泽城围得铁桶一般。青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骑兵队伍分布有序，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弋。
骑兵后面是步兵。
开阔地里，马家军还搭起了不少帐篷，入夜之后，又燃了许多篝火。那阵势，颇像古代的部落战争。
第二天拂晓，马家军的进攻开始了。一场血战，很快就染红了初升的太阳。
马家军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的胸部出现了几个豁口。攻城的士兵很快搭上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
守城红军奋起反击，把第一轮冲击打退了。
马家军摸清了守城部队的底细，当第二轮冲击发起后，指挥官在下扯起喉咙大喊：
“弟兄们冲啊，城里都是女红军，冲进临泽城，一人搂一个！先上者先挑！”
还有人在下面拍屁股大叫：“城里有红军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白面，先攻上者多得！”
这几声喊不得了，攻城的士兵顿时噢噢叫。有黄金有白银有鸦片，还有女人，那诱惑力当然大了。
马家军拼命地往上冲，红军拼命往下打。
秦基伟抱一挺轻机枪，边打边吼：“兔崽子听着，黄金白银女人鸦片都有，老子就是不给你，狗日的想要，先问问我的机关枪答应不答应！”
这是守城红军唯一的机关枪，前红军师长确实能上能下，这挺机关枪同时也成了他施行指挥的代言人，他打一阵换一个地方，一是为了全面督战，二是为了迷惑敌人，造成到处有机枪的假象。
这一仗，足足打了一个上午。马家军终于未能得手。
黄金白面固然重要，女人当然也是重要的。然而，那是在保命的前提下能得到才好。一旦丢了命，有了黄金白面女人也是白搭——这个帐，马家军的士兵们还是能算过来的。
而红军就不同了，哀军决战，对准一死，什么也不在乎。死都不怕，还怕你马家军吗？
与临泽保卫战同时进行的，城外也有几股红军队伍在包围中作战。
中午时分，一股红军部队杀出重围后，报捷似地向临泽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马家军不知就里，唯恐遭到红军内外夹击，丢下一大堆尸体，连忙鸣金收兵。
夜里，秦基伟把白天战斗情况向郑义斋做了报告。郑义斋很满意，说：“打得好，明天是关键的一天，要顶住，再没人增援，夜里就突围。”
又说：“你不要老是抱机关枪往前头冲。你一阵亡，临泽也就完了。”
秦基伟咧嘴一笑：“怕死者死，不怕死者不死！打仗这玩艺就这么回事，你胆子一硬，子弹都绕着你！”
郑义斋板下脸说：“一派胡言！你要小心！你死了不要紧，丢了临泽城事大！”
秦基伟立正回答：“郑部长放心，我秦基伟不是豆渣掺屁做的。突围之前，我死不掉！”
第二天，马家军又组织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
第三天，战斗进入高潮阶段。
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颤栗。数次攻城没有得手，马家军的指挥官恼羞成怒，眼看把“黄金白银白面女人”喊上千遍万遍也无济于事，一咬牙，组织了个督战队跟在攻城部队屁股后面，架起了冲锋枪。
秦基伟倒是不慌不忙。
为了节省子弹，他要求部队开展近距离射击，并命令妇女独立团和兵工厂全部上阵，主要用大刀和石头作战。
战斗进入最紧张时刻，秦基伟指挥人员将全部土炸弹运上阵地。他亲自作了一个精彩的实战示范，命令战士们停止反击，静候敌人进攻，等马家军架云梯爬上半腰时，他和几名战士各拎着一串土炸弹，不紧不慢地走到垛口处，像抡节鞭一样，打向正爬梯子的马家军，一打一个准，一炸一小堆。
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看见敌人架云梯，也不着急，等靠近了，上多了，一起出动，用钩子撑住云梯，发一声喊，同时掀翻。妇女独立团女兵们手中的石头和土炸弹随之倾泻而下。
战斗中秦基伟眼见一位负了伤的红军女战士，头缠绷带，双手擎着一块大石头，追打攀城之敌，其状英勇至极。一个马家军军官在三十米外举着步枪向她瞄准，秦基伟眼疾手快，横起机枪一个点射，敌人这名军官当场毙命。
就是在这一天的战斗中，秦基伟第二次负伤。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机枪上，又弹起来，削伤了他的四个指头。他当时毫无察觉，浑身都是血，流了血根本无法分辨。他抱着机关枪，哪里敌人最密集，他就往哪里打。
以后曾经有人问过秦基伟，你在临泽战斗中，打死过多少敌人？
他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机关枪点了几天名，谁能数得过来啊？
还有一次，有人同秦基伟讨论起战争中伤亡问题，他哈哈一笑说：
“那是啊，军人杀人，干的就是这个工作。”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淡淡的，就像工人谈做工，农民谈种庄稼一样，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秦基伟指挥部队在临泽坚守了三天，攻城的马家军由猖狂到泄气，最后甚至有点奇怪。他们简直闹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里面多是勤杂人员，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居然横竖攻不下来，实在让人费解。
秦基伟心里却很明白。“那当然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临泽保卫战，我们没有谁准备还活着，抱一条决心死战，打死拉倒，打不死就继续拼，那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
打了几天之后，方面军总部来了指示，命令弃城突围。当天夜里，月黑风高，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三更时分，秦基伟登城瞭望，但见狂风呼啸，大雪漫卷，心中窃喜：真是天助我也！
当即一个命令传下去，把所有骡马的蹄子绑上棉花，人员和辎重悄悄集中。留下一个班在北面咋咋唬唬，弄出一点声响，造成北面突围的假象。
待马家军的注意力集中过去了，秦基伟大手一挥，部队像箭一样钻进苍茫夜色，一路疾进，神不知鬼不觉溜之大吉。待马家军发觉，部队已进至南沙滩间。
秦基伟率一个班殿后，且战且退，与追敌周旋了一阵子，终于将其摆脱，赶到了倪家营子。
10.李先念说：“秦基伟，所有人员归我统一指挥了，你跟我进祁连山吧……”
倪家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因在此地发生过悲壮惨烈空前绝后的血战而彪炳史册。
秦基伟等人突围赶到倪家营子后，四方面军曾经一度击溃追击部队，并歼灭了马步芳的一个宪兵团，缴获了一千多枝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按说，此时应该乘胜东进，向河东策应部队靠拢，但是因为没有接到命令，总部主要领导尤其是陈昌浩顾虑重重，不敢东进，突围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倪家营子。
就在返回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又围攻上来。连续七个昼夜，方圆十几里的黄沙地带马蹄声碎，烟尘蔽日。马家军的骑兵部队高举马刀，像潮水一样一浪接过一浪袭向红军阵地。
总部眼看部队将被马家铁骑赶尽杀绝，终于下了决心组织剩余力量再次突围。突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喘气尚未均匀，大批马家军又蜂拥而至。近八千红军被分割围困在三条流沟里，从三月八日至十日，被马家军的马步銮旅和刘呈德团采用“狼驱羊群”的战术，轮番进攻。在一片苍凉荒芜的沙漠地带里，连续几日，金戈铁马纵横奔突，硝烟弥漫日月无光。
秦基伟是最后一批离开三道流沟的。
在三道流沟，西路军同马家军又展开无数次血战。部队突围出来的，只有千把人。才到祁连山口，又有恶讯传来，四方面军著名战将、九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战死。
天幕低垂，乌云翻滚。松涛怒号，雪泪飘洒。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西路军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所有的战斗团队都打乱了。根据郑义斋的指示，秦基伟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准备在梨园口摆开阵势再跟马家军拼上一场。阵势刚摆好，马家军便策马而来。
秦基伟的杂牌军大多使用手枪。手枪打马，既打不准，也打不远，即使打中了，只要不是要害，那马还是纵身向前。打了一阵，部队就全散了。郑义斋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就倒在秦基伟的身边。
一切都从简了，没有葬礼，没有哀乐，甚至也没有眼泪。秦基伟一边组织掩埋这位自己敬重的首长，一边指挥交替掩护，向祁连山撤退。
整个西路军全垮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也没有了指挥员，真的成了散兵游勇。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三个问题：一、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织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行动。
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柄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全部编成两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从康龙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龙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秦基伟一行人进到山口，正碰李先念等人在收容队伍。秦基伟曾经在三十军当过一段时间粮秣处长，认识李先念。
李先念一见到秦基伟就喊：“秦基伟，总部首长都走了，所有人员归我统一指挥了，你跟我进祁连山吧！”
秦基伟问：“我们先进去，还是跟你一起走？”
李先念想了一下说：“你们先进吧，把同志们都找到一起，向东走。”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秦基伟的一生又多了一番曲折。
进山后没走多远，又遇上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和李卓然，还有保卫局长曾传六。除了他们，还有一批伤员。这几个人都是政工干部，野战条件下独当一面的能力有限，再加上跟着一堆伤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正犯愁间，送上门来一个百战不死的秦基伟，真是喜出望外。三个人一合计，由张琴秋出面，把秦基伟和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叫到一起，进行了一场很严肃的谈话。
张琴秋说：“秦基伟同志，何柱成同志，你们都看见了，现在形势很严峻……”
秦基伟打断她的话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绕弯子。首长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那好，”张琴秋笑了笑，随即黯下神来说：“现在有二十几个伤员，只有我和老李他们几个，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想是不是这样，组织一支游击队，由秦基伟同志担任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负责保护伤员。”
秦基伟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二十几个伤员中，有几个认识，其中有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此人也是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另外还有几名团级干部，身上都缠着绷带。他心里不禁敲起了暗鼓，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个游击法啊？往哪里游，去击谁，能不能游得出去，全是未知数。
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再苦再难，也不能丢下伤员不管啊。张琴秋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同意！”秦基伟说，转过头又问何柱成：“你呢？”
何柱成看了看秦基伟，又看了看张琴秋，张了张嘴：“那好吧！”
心里一块巨石扑通一声落了地，张琴秋打量这两个人，眼眶竟涌上一层亮晶晶的水雾，拉住他俩的手，连声说：“谢谢啦，谢谢啦！你们帮了大忙！”
进了祁连山，情况就更糟了，地上两尺多厚的积雪，树上三尺多长的冰棱。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战斗时又跑又跳根本不觉得冷。战斗一停下来，火就熄了。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住了，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深山老林里，根本见不着个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也没有地图，更谈不上指北针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秦基伟和何柱成领着三十多个缺胳膊少腿的“游击队员”，不仅是空着肚子，还几乎是光着膀子。在雪山里东游西荡转了一个礼拜，转得骨头发软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喇嘛庙，进去后东翻西翻差不多挖地三尺，找到一点大米，连忙添水架火，煮上一锅稀饭，想以此打打牙祭哄哄肚子。
不多一会，水就开了，雪白的米花随着沸腾的开水上下翻滚，奇异的米香弥漫了寺院小屋。
好香啊，好暖啊！秦基伟等人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连日来，又累又乏，又饿又冷，终于有了一间屋子，终于有了一锅稀饭，简直相当于登上了天堂。
尽管累得要死，可谁也没有睡意，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那锅热气直冒的稀饭。灶火烧得通红，劈劈啪啪作响，满屋子暖洋洋的。
倒是秦基伟，此刻倒还真的犯了困。那通红的灶火像一股喷涌而起的热血，伴着白色的热气袅袅上升。参加红军七、八年了，大小战斗不知道打过多少，身边的战友一批批地倒下了，七八年的风风雨雨，七八年的拼拼杀杀，想当初一起参加红军的小伙伴们已不知下落，有些人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红军的生活，就像一首悲壮的歌，每一个音符，都滴着热血。革命革到现在，才革出了一点滋味，才知道，革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最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相信，这是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恍恍惚惚中，他看见郑义斋部长微笑着向他走来。那是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晚上，那时候，传说红军要跟国民党休战，联手抗日，他想不通，去找郑义斋发牢骚。两个人聊了一夜的话，郑部长还问他，革命成功后，打算做什么。他当时回答，革命成功后，他要回到鄂豫皖去做粮食工作，让乡亲们都吃饱肚子。哦，粮食啊粮食，这通红的火，这白色的雾，这翻滚沸腾的大米稀饭，真香啊……
突然，一丝轻微而异常的响声拨动了秦基伟似睡非睡的心弦。
一个稍纵即逝的意念像箭一样射中了他的神经末梢。
他倏然睁开双眼，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双枪早已擎在手中，快慢机大嘴张开。
“老何！”他猛喊一声。
“稀饭好了，大家拿缸子来！”何柱成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分稀饭。
“等等，有情况！”秦基伟的脸绷得像一张晒干的牛皮。“准备战斗！”
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枪枝都上了膛。
秦基伟说：“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先出门探路，如果有情况，肯定被包围了，哪里敌人多我朝哪里打，我把敌人引开，老何你领着伤员从左山垭口撤出去。”
说完，手一挥，跟上去几个人，猫腰潜出门外。
门外是一片漆黑。
路，是早就看好了的；警戒也是早就放出去的。这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块有利地形，秦基伟的心中都是有数的。几个人顺着石壁向外摸，在离安有暗哨的那个石坎前十来步处，秦基伟停下了，向后摆摆手，然后拣起一个石子扔了过去。
没有回声。
他又拣了一块稍大的石子扔过去。
终于听见了窸窸窣率的动静。
他心里明白了，刚才在寺庙里他隐约听见了一声闷响，那声音极轻极轻，轻得像一缕微风，但还是没有瞒过他的耳朵。事实证明，他的敏感是可靠的。潜伏哨显然已经被杀害了，寺院已经被包围了。
他迅速做出了反应，向跟上来的几个人交代一番，兵分两处，一处做掩护状，一处做突围状。并且指定了路线，准备跳出圈外吸引敌人的火力。
一切安排妥当后，两个战斗小组开始向外运动。
叭——！
一声清脆的枪响撕裂了祁连山寒冷的夜空。
他看清了这声枪响的闪火处，抬手还了一抢。接着，按他预先安排的计策，一个红军伤员大喊吼起来：“团长，有人打枪！”
另一名伤号也喊：“不好，有敌人！被包围了！”
秦基伟则装腔作势地喊：“镇静，慌什么慌！刘连长，你带两个排在这里给我顶住！”
姓刘的伤员应声而答：“二排三排，就地抢占有利地形！”
这场空城计演得有声有色。刘伤号等人跟马家军接上火后，秦基伟又带了几个人，朝包围圈上开了几枪，然后向东一路跑去，边跑边喊，大造声势。
马家军则是将信将疑，疑的是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而眼前这股红军要突围，则是确凿无疑了。于是，收拢队伍，纷纷围了过来。
枪声，给寺庙内的伤员带来了骚动。身负重伤的熊厚发侧耳听了听，对何柱成说：“老秦他们正在吸引敌人，我们得赶快撤！”
何柱成看看一锅雪白的稀饭，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一跺脚，骂了句：“狗日的马家军，连口稀饭都不让吃！”
飞起一脚，将锅踢翻，大刀一拔，喊了一声：“走！”二十几个人鱼贯离开了小屋。
山的南面，枪声如豆。好在夜黑路险，马家军的包围部署尚未完成。再加上这些兵平时作战都是骑马，下马上山，在这崎岖小道跟红军捉迷藏，显得十分笨拙。而打游击对于秦基伟等人来说，则是如鱼得水。他们上窜下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交替掩护，不仅使何柱成等人得以脱脸，他们自己最后也撤离了包围圈。
这一仗下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又被打散了，秦基伟的身边只剩了三个人。
11.叛徒供出“秦高参”。苦中有乐“换老子”。裤子一提，溜之大吉。
一轮皎洁的皓月挂在幽蓝的天幕上。
月光从狭小的窗缝里泻过来，慢慢地挑开了他沉重的眼皮。他茫然四顾，黑咕隆咚的，唯有远天的月亮，静谧而且亮丽。月亮背后的天幕，高远纯静。
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在故乡，在盐店河畔，在自家对面那开着映山红的山岗上，也有这样又大又亮的月，小伙伴们就在这又大又亮的月下玩着一百零八将占山为王的游戏……
突然一声断喝：“干什么！”传过来，才恍有所悟。娘的，如今已身陷囹圄成了阶下囚！
他撑起身，用手抠了抠墙。墙是砖墙，但接缝处土质已松，他渐渐地抠出一把土沫，碾碎。
他已经记不清是昨天还是前天抑或是更早些时候的那个下午，他和他的三名游击队员在祁连山上冻饿交加，再也无法坚持了，下山寻着一户牧民，买了一只羊煮了，几个人天堂赴宴般地尽情饱餐一通。最后一根骨头啃光后，就再也没力气了，围着那盆通红的干牛粪火塘，东倒西歪地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地。
他们委实太困太乏了。在祁连山上若干昼夜，别说睡，眼皮合久了，也会冻在一起睁不开。此刻的这几位红军战士，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不在乎，终于吃饱之后，他们唯一的需要是睡觉，是把数日来被寒冷、饥饿和疲乏折磨得行将崩溃的神经彻底温暖过来，充实起来、松驰起来。
这一觉好香啊，香浓而又绵长，感觉中睡过了十年二十年。
醒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他们几乎是被一阵山摇地动的喊声惊醒的。前来捕捉他们的马家军简直惊奇，这几个红军好大的瞌睡，把枪从他们怀里拽出来他们连动都不动。没有比这更好对付的敌人了。
秦基伟睁开了眼睛。睁开了又闭上了。感觉到不对劲儿，又睁开，使劲地眨了眨，这才发现，几眼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脑门，像几株张牙舞爪的老树枝。
心中骤然一紧：糟糕，当俘虏了！
再一个意念袭过来：当俘虏还行？拼他娘的！
于是，一个鹞子翻身，伸手夺枪。岂料双臂已被反扭，哪容半点松动。既然动弹不得，无奈中只有破口大骂的份。
“狗日的马家军，有种你砍了我，砍了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反正是到手的猎物，马家军官兵倒是不急不恼，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理着绳子，捆绑俘虏的手脚。
另外几名被俘的同志也跟着大骂。大家明白，身陷此境，逃脱是不大可能了。不甘被擒，惟求速死。
秦基伟一边蹦跶一边高声叫嚷：“你们听着，你不杀我，要是跑脱了我，砍你十个八个的不费我事！”
一个士兵照屁股砸了他一枪，喝道：“南蛮子，逞什么能！再蹦跶我跺掉你的脚踝拐！”
秦基伟瞅准时机，往前趔趄一步，弯腰拱背，前腿弓后腿绷，照那个揍他屁股的士兵的小肚子撞去，一撞将那家伙撞个四爪朝天，脑袋磕在石坎上，顿时血流如注。
马家军的军官火了，骂了声极其肮脏的西北俚语，拎起马鞭子纵身扑过来，照秦基伟劈头盖脸暴风骤雨般地抽打。
马鞭醮着鲜血在空中飞舞，那个残忍的马家军军官累得气喘咻咻，也无法制止秦基伟一声高过一声的怒骂——直到他完全昏迷为止。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在西北高远的月色中苏醒了。
动一动肢体，浑身火烧油煎般地疼痛。无数道马鞭抽下的血痕，就像无数条细而紧箍的毒蛇，将他缠绕在格格作响的巨疼之中。
他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
胜败乃兵家常事，生擒活俘也是交战双方经常遇到的事。生与死，都是无所谓的事了，重要的是，如果死了，算不算为革命到底了，最后一滴血是不是为革命而流？如果活着，会不会损害革命，怎样才能接上继续革命的茬？
那一夜，他时昏时醒，想得好苦好苦。投身革命七八年了，脑子里装的全是两个字——革命。对于受过特殊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革命高于一切。
天亮了，看守送来一土钵子青稞稀粥。伸出舌头舔舔，他娘的，还有盐。没想到伙食还挺好。
喝完粥，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放风。天哪，那么多熟人，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有干部，有战士，有男的，有女的，有伤的，有残的。
这一下，他激动了。他原以为就他们三个人不幸落入敌手，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患难战友。心里顿时一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么多人，只要活着找机会逃出去，编一个营一个团都没问题。再说，长征的时候，就明确了，如果打散了，就地发动武装。红军就有这个能耐，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粒火种。一粒火种就能燃起一片燎原之火。
过了几天，见他没有寻死闹事的表现，看守的马家军便取消他的“单间”待遇，枪托抵着屁股根，把他撵到了一个大马厩里。那里面住着几十号人。
人一多，他就如鱼得水了。没过几天，原先不熟的，也熟了。这才知道，他们被俘到这里，还是不幸中的万幸。俘获他们的是马禄的队伍。马禄同西路军作战时，曾有一次被包围，几近全军覆没。西路军首长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向马禄晓以大义，双方达成默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放了马禄一条生路。马禄出于感恩，或许本身对中国革命有同情倾向，所以才没杀红军俘虏，而且伙食还搞得不错。若是被别的马家军俘去，那就悲惨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期间，在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徐立清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张掖狱中支部，成员有卜盛光、徐立清、秦基伟、方强等人。支部的工作中心很简单也很明确，就两条：一是教育全体被俘的红军官兵，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叛徒。如果被敌人杀害，要喊口号，要让群众听到红军的声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杀了红军多少人，待以后红军的队伍来了收尸报仇。二是做好暴动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组织大家逃跑。能跑多少跑多少，跑出去后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然后向东寻找红军主力，再赴抗日战场。
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在抗日的大局下起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在押的政治犯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根本愿望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政治犯们的待遇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这种改善，秦基伟有很深的体会。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红军也不是青一色的英雄好汉，也有懦夫，也有孬种。被俘之初，一个叛徒认出了秦基伟，对马家军说：“那个麻子团长好凶噢，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秦基伟心想：妈的小叛徒，大约是长征中挨过我的训，记仇记到这里了。你说我是团长我就是团长啦？脑子一转，点子就有了。
敌人审讯时，把桌子拍得咚咚响，说他不老实，明明是红军团长，居然瞒起来，谎报自己是伙夫。
秦基伟不慌不忙，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实话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我当连长时负伤了，不能作战，便让我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名义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编制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审讯者见秦基伟说得振振有词，且滴水不漏，起初是半信半疑，接着就信大于疑，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又出个大一点的叛徒，不供秦基伟是团长师长，也不供他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他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这一下，知名度大大提高了。谁不知道徐向前呀？在徐向前手下当参谋，那是高参啦，可了不得。
没准这叛徒还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徐向前的高参在监狱里，很快便传开了。马家军很重视，这么一个大人物，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万一国共合作成功，徐向前来要他的高参，好歹得有个交代。这以后，打是不敢的，骂也很少了。伙食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每天两大钵子青麦稞盐巴粥。
秦基伟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由于中共强烈要求，马家军只好把这批战俘送往兰州，交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
在兰州住了一周多，狱中的同志们也渐渐地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国共两党已开始谈判，中共在兰州、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正在同国民党交涉，要把关押在西北监狱的红军官兵全部要回，送往延安。
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张文彬赶赴兰州，看望狱中同志，给大家讲了话，讲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抗日趋势。他告诉大家，已经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在押的红军官兵一律放出去参加抗日，目前正在办理手续，让大家耐心等待。
这个消息无疑是胜似春风，秦基伟等人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此后便是耐心等待。说耐心，但心是不可能耐住的。等了十多天不见动静，那颗心就耐不住了，用翘首以待、望穿秋水等词来形容皆不过分。
用秦基伟的话说，“那真是度日如年！”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有了动静。等到弄明真相，被俘的红军像被兜头泼了一瓢凉水：放倒是真的要放，但放得有名堂。红军战士要送往延安，而红军干部则不往延安送，而是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
天哪，脑子一换还是共产党员吗？换了脑子去当国民党，那是想都不愿想的事，那还不如死了拉倒。
果真，没两天就启程了。
秦基伟等人一分析路线，果然是往南京。瞅个空子，支部几个人碰了头，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
毕竟是国共合作了，仇恨的目光共同地注视着猖狂侵略的日本鬼子，笼罩在国民党官兵尤其是下层士兵中的对于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敌意，也明显地淡薄了。对于这群在押的红军官兵，再也没有那么戒备森严了。
夜晚宿营，让红军官兵住在骡马店里，四周撒一些岗哨，还有个警戒的样子。白天行军，情况则大不相同。一千多人的在押队伍，男男女女，老弱病残。加上支部特意关照，大家故意磨蹭，一走起来，你拉屎、我尿尿，你提鞋，我歇脚，前后拉有几里地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多，只有一营。按道理，这个营的兵力应该分散配置，穿插在在押队伍之中，但或许是大意，也或许是怕在押的红军收拾他们，这个营采取的办法是集中配置，三个连队，首、中、尾各一个。路走长了，往往有里把路见不到押送的国民党兵。再加上路两边修了很多碉堡，又是丘陵地带，走不多远便可以看见一个山包，遮蔽物多。有利条件如此之多，再不逃脱那就是太傻而特傻了。
在这批被送往南京的红军官兵中，有一个叫赵瑛的女同志。几十年后，这位当年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回忆起“回到党的怀抱”那一幕，被岁月布满坎坷的脸上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激动——
……
一天，我们几个女同志走了一段路后，就往地上一坐，说是走不动了，要歇一会儿。国民党兵喝三喝四地催我们上路。我们根本不理他们那个茬，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我们渐渐地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上来几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带着草帽，穿着长袍，有的还戴着墨镜，全是商人打扮。有两个跟后边的士兵唠了起来，有一个走到我们跟前，主动跟我们搭话。那当口，看他们那身打份，特务似的，理都不想理他们。没想到，有个人向后边瞟了一眼，机警地小声说：“我是一方面军派来的便衣队，这是组织上送给你们的盘缠。逃出去，朝庆阳方向找援西军驻地。”随手把一叠票子塞到我们的一个同志手里，然后装腔作势地大声说：“你们这帮共产丫头，都快点回家找你娘去吧！”说完，骑着自行车跑了。
天啦，这一语双关的话说得我们心里忽喇喇地直发烫。是啊，我们这些日子，白天想的，夜里梦的，不都是回家找“娘”吗？
这天晚上，我们宿营在黄河岸边的桑园子，住在一个二进的大院里，我们住在里院，秦基伟等男同志住外院。大家把巧遇便衣的事情悄悄地传开了。我们这才知道，走在前边的同志也收到了便衣送来的钱。不一会儿，从外院传过来一句话：“做好准备，今晚动手。”这一下，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又兴奋又紧张。大约三更时分，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窗户，一个男同志在外边低声说：“岗哨摸掉了，大家分开行动。快！”
事到临头，我们反而镇静了，迅速而又从容地跑了出去，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我们大约二百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桑园子。
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我们一口气跑了好远。天快亮了，我们隐蔽在一片麦地里。过午，秦基伟等几位同志出去了解了一下方位和奔往庆阳的路线。天一黑，我们就摸索行进在荆棘丛生的山村小路上。我们整夜地钻着树丛，衣服被挂得稀烂，脸和手也都被划出了许多血痕子。但是，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大家决不停留，只有一个信念：往前走，找到自己的队伍。
我们昼伏夜行了五天，终于来到援西军驻地——平凉附近的一个村子。当我们看到头戴五角星的首长和同志们时，许多同志抱头痛哭起来……
关于这次逃脱，秦基伟本人也有详细的回忆，主要情节同赵瑛的回忆相吻合，但在逃路的时间上，与赵瑛记忆略有不同。他记得他自己逃出来是在白天，因为白天队伍拉得长，看押的国民党士兵顾头不顾腚，根本看管不住。他说：“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假模假式地把裤子脱了一半，瞅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腰带一掖，溜之大吉。”
白天也好，夜间也罢。借屎尿的名义逃之夭夭也好，真枪实刀干掉敌哨兵鞋底抹油也罢，形式或许五花八门，而结果同样是漂亮的，那就是彻底挣脱了国民党的羁绊，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