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要讲的内容分三个方面：一，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二，文化传承的时代脉络；三，传统文化的创新能力。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典章制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等，都属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范畴。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的，都逃不脱文化的范畴。如果要讲得更直接一些，可以用“风气”“风俗”“风情”“风尚”这“四风”来规范我们整个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美国《大趋势》的作者说过一句话：风气自上而下。我在后面补充一句：风俗自下而上。“风气”可以说是站在高处，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它主导着时代，对我们民间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叫风气。还有一种影响叫“风俗”。中国是一个礼仪社会，我们民间的风俗很多，包括办喜事、办丧事等等都是有规矩的。每一种礼仪的形成就叫风俗，它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就是“风情”。我们说民族风情、地域风情就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和气象，就称之为风情，是这个地方独有的一种民俗。“风尚”就是开风气之先。“风气”“风俗”两相激荡而后成为“风尚”。风尚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最前沿——风俗往往是我们文化恒定的传承——风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向前发展的创新的一块。比如说“这栋建筑好时尚啊！”这个“时尚”就是风尚。这是从广义上来谈传统文化的。如果从狭义上讲，也就是从应用角度讲，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今天，依旧起着作用的，最重要的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家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
自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胡锦涛同志谈到“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强”，以及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都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表述。比如，2013年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当时听到这个报告，我就想：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个从全人类的范畴来讲是对的。美国以基督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美国文化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中东的伊斯兰文化是他们的精神家园；由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当今中国文化，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句话必须加上两个字——传统，即传统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世界上有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地中海文化、爱琴海文化等等很多文化类型和区域，而作用于中国老百姓和这一块东方大陆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就会深深地沉醉其中。我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都碰到过这样的汉学家。我读过一本加拿大的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以明代一位湖北黄陂籍官员的生活为例，显示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这位黄陂籍官员在安徽的歙县或是其他某个地方当过县令。他在政务工作的闲暇之时，写一些笔记，记述他当县令的清闲时光，同时也回忆他在家乡黄陂的安逸生活。作者写道：我的家乡四季分明，有山有水，春天我们过花朝节、清明节，秋季登高望远，偶尔和乡贤们一起饮酒赋诗。实际上，他并不是刻意在展示他的诗情画意，而是回忆真实的少年、青年生活以及中年的仕宦生涯。加拿大的这位白人汉学家读过之后，却非常羡慕这样一种中国式的生活。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深厚的礼仪和诗情画意之中，这片大陆的人们总是让我们感到神奇，我们无法走进这片大陆的生活，也无法走进中国人的心里，因为他们就像在天堂里面生活一样——这是这位加拿大汉学家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
我认识塞尔维亚的一位汉学家，他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他作为一个白人，却穿着像南怀瑾先生常穿的那种长衫，宽袍大袖，袖口挽起。如果你在贝尔格莱德街头见到这么一个白人，一定会感觉非常滑稽，可他却是一本正经，非常严肃。他学的中国话带着浓郁的江浙口音，尤其像扬州话。我在加拿大还碰到过一位汉学家，他说的是文言文：“先生一向可好？”这就跟刚才说扬州方言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一个外国人进入了江浙地区，就学会了用吴侬软语和你对话；而如果他研究传统中国文化，进入了明朝的情境，就会学着用明朝的文言文来跟你交谈。可见，这些汉学家进入中国文化的角度不同，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就相应不同。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外国人非常欣赏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美主要来自生活节奏的慢：中国人严格地按照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变换生活着，过着一种恒定的、周而复始的，刻板却充满诗意的人生。这些外国人经常会研究一些成语词汇，这些成语里面所反映的生活简直是他们做不到的，比如“天伦之乐”——我的书法展上有一个小书法作品《含饴弄孙之乐》，这幅作品就是天伦之乐的表达：有一天，我的三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在写字，一定也要自己拿笔去写，还要由他来盖印。他弄脏了我的纸，但我这个做爷爷的一点儿也不生气，只觉得孩子可爱。于是我握着他的小手，提笔写下“含饴弄孙之乐”几个字——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这种情感一代一代传承着，我想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会是这样。
尊师重教、耕读传家、含饴弄孙、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所有这些成语描绘的都是中国的生活方式。“举案齐眉”说的是男女成家后，二人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反映的是恒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这些成语词汇时，会发现它们所反映的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存在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因此，只有把这些成语弄懂了，才能了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是令人吃惊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烟、酒、茶……中国的烟具非常考究，我在云南看过当地人抽水烟，抽得荡气回肠：把烟浸在一个装满了水的大桶里面，桶里支一根很长的杆子，用火镰把烟点着，就像点礼花炮一样发出“啪”的一声，人在上面吃一口，那底下的水烟仿佛是沸腾的水，咕噜咕噜往上冒泡。在西安，我看到一个朋友收集的烟袋，有四百多种，每一种的功能和造型都不一样。中国人很擅长把一些非常粗俗的生活，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文化的浸染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再比如中国的茶道，我在中国见识过几十种不同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是源于中国南宋时杭州的径山茶道，由僧人发明，之后传入日本。径山茶道是绿茶茶道，除了绿茶茶道，我们还有武夷岩茶的茶道、普洱的茶道、砖茶的茶道，每一种茶的喝法都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再比如说酒，茅台酒和西凤酒、杏花村酒的味道就有着天壤之别。古代皇宫里的人饮酒非常讲究，女人喝酒要养颜，男人喝酒要激发他身体的各种功能，宫里单单醒酒的汤就得几十道。围绕着酒，中国人创造了很大的产业。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曾经用“泥土”和“树叶”这两种东西征服了全世界，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与全世界的贸易逆差都是靠“泥土”和“树叶”赚回来的。所以，在明朝，全世界白银的百分之七十都在中国流通。“泥土”就是陶瓷。“树叶”就是蚕丝。当年，德国有一位公爵收藏了一整套十八个出自景德镇的大瓷瓶，整个欧洲都为之艳羡。普鲁士国王心慕不已，多次与公爵商量，希望他把中国花瓶转让给自己。双方为此商量了三年，最后这样达成交换意向：普鲁士将一个营的卫队换取那十八个花瓶。普鲁士的卫队是全世界一流的，一套瓷瓶换取这样一支卫队，这就是我们中国泥土创造的世界奇迹。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面对陶瓷这样一种精致产品，也无法抗拒诱惑，所以他们最终撬开中国的大门，试图用他们的方式来掠夺中国。
关于丝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恺撒大帝。恺撒大帝在登基大典上会见群臣时，“哗啦”一声把铠甲掀开，露出里面一袭华丽的中国丝绸，艳惊整个罗马。后来，因为丝绸的昂贵加速了国库空虚，罗马上院不得不制定法律，不允许从中国进口丝绸。
中国人从大地赋予我们最原始的、可再生的资源里面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生活方式和财富。迄今为止，我们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知识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因为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将生活升华，就成了一种精神，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有这种转化能力，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大题的第二点。
第三点要说的是：我们的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多民族并没有影响这个庞大的帝国前进。世界上发展很快的基本上都是单民族国家。举一个例子：印度有上百个民族，为了尊重人权，满足每一个民族的需要，印度中央要下发政府的文件，需要转换成一百多种文字，因此每年的翻译费就高于整个文化的支出。这样一来，印度的发展速度就受到了很大限制。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创造的共同文化形成了中华文化。
因此，我们要讲好中华文化，首先要讲好汉文化。汉文化是怎么形成的？陈寅恪先生曾有这样的表述：民族不应该以出身、族群来划分，而应该以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来划分。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会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几年我在边疆走了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北和东北。在东北，我见到了很多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人，可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比汉人还要“汉人”；在西北，我见到了很多自称为汉人的人，可是他们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长期的民族融合造成的。汉武帝当时攻打匈奴，败逃的匈奴来到了陕北榆林一带扎根，所以今天榆林的那些汉子，几乎都是匈奴人。我在陕西碰到一个大汉，一米八几的高个子，每天饮酒两斤不醉，整张脸像刀劈斧凿一样轮廓鲜明。我问他是哪个民族的，他说自己是汉人。我说：“不对，你姓萧，你是契丹人。”他纳闷道：“我怎么是契丹人？”后来我描述了他许多的生活特点，听完之后，他说：“你说的这些还真符合！”其实，萧是契丹文官的一个姓。契丹有一个特点：皇家耶律家族不改姓，但是所有的丞相不管原来姓什么，当了丞相后都被赐姓萧。这是因为耶律阿保机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刘邦，他又非常欣赏萧何，所以不仅是丞相改姓萧，连皇后也改姓萧。所以提到契丹的萧太后，一定要说清楚是哪一代的萧太后，因为他们代代都有萧太后。
在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人”这个概念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来论定的，现在的汉人最初不一定就是汉人，正如我们许多民族入驻中原以后，就消失了。在汉文化的伟大力量下，民族被融合。所以，匈奴、鲜卑、乌桓、回纥、契丹、女真都没有了。北魏王朝非常了不起，建立这个王朝的是鲜卑人，他们掌握政权后，就实行改革，推行汉文化，书法中的魏碑就是北魏人创造的。契丹人广泛分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库页岛、贝加尔湖以及蒙古高原的广阔区域，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地域广阔，它向南延伸到了河北的霸州、雄州以及燕云十六州，其面积比北宋还要大。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的石敬瑭为了在燕云十六州自立为王，跟契丹人达成协议，约定在自己成王之后，要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政权。就这样，整个北京地区前后有三百多年不属于中原的领地，它先是划归辽国，后来又划归金国。我曾对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做了一个认真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个地方的汉人最终都变成了契丹人，契丹人后来又演变成室韦人，后来又有一部分变成了女真人。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呢？因为当汉人长久地离开了中原这片土地之后，就会按照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告别了汉人式的生活。少数民族要想在燕云十六州这片土地上创造财富，需要用上“树叶”和“泥土”。可是这个绝活不在他们手上，而在汉人手上。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字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契丹文字消亡了，女真文字消亡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都消亡了，但汉字始终成为各民族沟通的语言。可以说，汉字的传承奠定了中国永远处于一个文化大国的地位。
唐诗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到过河西走廊的羌族人聚居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羌族同胞后来迁徙到了汶川地震的核心区。他们称自己是炎帝的子孙，在当地建了一座很大的庙宇用来纪念炎帝，他们跳的铠甲舞已经成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年，我在研究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流变史的时候，常常从各地的府志、县志中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料。历史学家除了研究“二十四史”之外，同样应该留意古代县一级的方志和族谱，因为这些地方各方面的志书，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第一个问题说了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总结起来，我认为传统文化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广义上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典章制度；第二，狭义上的中华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体所构成的我们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即中国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第三，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文化传承的时代脉络。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三四百年间，是中国汉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先秦诸子百家，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的人文精神。百家中，最后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有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这十家的学问构成了早期中国汉文化的思想主体，这是一座非常宏伟的思想文化大厦。那个时代尚未“独尊儒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只是当中的一家，并没有特别的地位。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被冯天瑜先生称为“元典精神”，它们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
比这十家更早的《易经》是一部抽象的、思辨性的哲学著作。“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是世界的本原。太极为一，天地为二，所谓两仪。两仪产生之后，万物就有了分别。《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产生了，这个世界就再不是混沌的了。阴阳产生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五行而生八卦，八卦而生万物。这是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十家中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这五家都对《易经》有解释，其解释各有千秋。今天我们看到的《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孔子的注解，但是要懂元典的话，每一家对《易经》的解释都要看。中国的经学的发展在汉代达到高峰，汉代出了很多解释诸子百家学问的大家，所以文化的普及在汉代，文化的发端在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文化出现最早的，是《河图》《洛书》，还有《尚书》，尤其是《尧典》。如果对中华文化缺乏浓厚的兴趣，会感觉这些典籍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太遥远。我在老家建了一座“龙潭书院”，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尧典老，尚书残，谁留楮墨？白云淡，红叶稀，正好读书。”其意是勉励自己承担一点读书人的责任，研究那些年代久远的中华元典。
在春秋后期，周天子创造的文化已经式微，很多小的诸侯国对周文化不重视，不遵循。楚国是反叛的代表，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周秦文化与楚齐文化相互竞争发展。秦国固守周制，楚国与齐国则能开创自己的文化道路。李白曾在湖北“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后来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敢讥笑孔子，看似狂妄，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种常态。孔子的学说只是众多学问中的一种，没有唯我独尊的地位。
在春秋时期，鲁国是最钦慕、敬仰周天子文化的。孔子是鲁国人，因此他对整个周文化的崇尚不是无源的，是在鲁国一代代崇尚周文化的传统濡染下形成的。
孔子说了三段关于他喜欢周文化的话。第一句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直接学习了殷、夏的宝贵文化，把两代文化的精粹保留下来，形成了周文化，这样的文化多么繁茂灿烂，我要一辈子追随。周朝的文化典范、文化风尚，是建立在殷、夏两朝所有的国家典章制度和周朝当时的文化形态之上的。周文化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三公格局——太傅、太保、太师，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的管理模式就是由周朝奠定的。其中，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当时周朝是“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孔子说的第二句是：“吾其为东周乎！”周朝式微了，文化也衰竭了，我能否在鲁国建立第二个周文化呢？孔子把建立第二个周文化作为政治理想，但因为鲁国规模小，甚至遭受别国侵略，所以根本没办法承担文化重造的大任。孔子说的第三句是：“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人老了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梦到周公了，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周公不愿意见我了。
从孔子的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鲁国，周文化得到了完全的保留。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来到鲁国，他听到了周朝的音乐，欣喜若狂道：“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周朝的音乐！”当时的宫廷音乐只有在鲁国才听到，要想见识周朝的礼节，得到鲁国。四年之后，晋国的韩宣子也来到鲁国，看到周朝流传下的《易经》《象辞》和鲁《春秋》，高兴地回去宣传，说周礼全部在鲁国保存。
举两个小例子，鲁国这个小国家在当时保留周文化，所以周朝在春秋时候的直接传承者是鲁国，但是当时进行文化再造而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是楚国。我因此想到一个问题：鲁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周文化，最终却被灭国了；楚国当时敢于在文化上创新，并从一个南方小诸侯国，成长为春秋五霸之一，这是为什么？我们对周文化的定义，有这么一些关键词：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这些特质从周朝的礼器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玉圭，它根据官职的大小、用途的不同，有着数以百计的分类：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周朝注重规矩和秩序，重逻辑思维胜于重形象思维。这种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得非常完整，比如毛公鼎、黄河铁牛、汉朝宫殿的狮子，造型凝重、坚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都城镐京的道路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笔笔直直，有王者之气。在精神上，周朝也讲究凝重、坚实。《诗经·大雅·生民》里面有句诗：“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意思是，真实的一定可以生长出好东西，一定是秀美、坚强的，可见其精神追求。当时唯独跟周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楚文化，楚文化的特质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其造型艺术、语言节奏，跟周朝完全不一样。周朝讲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楚人承袭庄子《逍遥游》的漫无边际的想象。所以，周朝是几何学的、古典的，楚国是色彩学的、浪漫的。楚国典型的艺术品是漆器，而不是青铜器。楚国有几件文物极具特色，比如“虎座鸟架鼓”，形态是以两只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鸣凤，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有一面大鼓用红绳带悬于凤冠之上。再比如“鹿角立鹤”，外形是一只长有鹿角的仙鹤。这种变形的艺术在一千年后的欧洲才实现，在周文化里更是不可能出现。
诗经里面，比如“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是以双音节为主。而楚文化创造的则以多音节为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语言功能的拓展。多音节词汇的出现，表明生活的多样性。这是楚国活力的体现。再说齐国。现今说齐鲁大地，其实齐和鲁在春秋战国时是两个国家。与鲁国不同的是，齐国同楚国一样，都在创造自己的新文化，用今天的话说，这两个国家有点像“文化界的牛仔”，打破了一切界限。两国的文化创新，楚国重在文学，齐国重在哲学。“九州”之说，就是齐国的创造。齐国的学者邹衍直接称海外为“九州”。齐国在今天的胶东半岛，有很长的海岸线。邹衍认为，在大海无穷无尽的彼岸，一定还有很大的地方。那时候以中国人的航海技术不可能出去，但他觉得，海之外还有九州。他的“大九州”说影响了秦始皇，秦始皇想长生不老，就派人从当年齐国的胶州湾出发，去找海外仙山。今天烟台的牟平区养马岛，那个地方就是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出海的地方。同样的思想，在楚国也有表现。屈原在《天问》里面就说：“九州安错？川谷何洿？”意思是说，海外九州我们该如何去安顿，如何去发现？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如何去疏浚？这样一种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阅历，是凭想象而产生的。
齐人喜欢讲隐语。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向齐威王进谏，伍子胥的爷爷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向楚庄王进谏。这在周朝的文本或者周朝的思维定式上是没有的，周朝就直接说：“大王陛下，你不能不上朝，你要认认真真做事。”是直来直去的。楚国和齐国的文学家、作家，都喜欢转个弯说，这叫隐语。
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比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蒙恬……楚国最发达的是道家，比如老子、庄子。齐楚文化形成一种同盟军，所以兵家与道家这两家远远超过鲁国的儒家，使齐楚两国关系很紧密，成为当时对抗周文化的两支先锋队伍。屈原就非常赞赏齐国，一生三次出国访问都是到齐国，那时候屈原到胶东半岛海边上不容易，中间还要穿过好多国家，还要过境。可见两国的思想家与大文豪们是惺惺相惜的。当时担任文化创新任务的是楚国和齐国，担任文化继承与坚守的是鲁国。现在我们处处都在讲创新，却不应该忘记，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乐于创新，就在革新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寻找新天地，开拓新边疆，找到新出口。
到了汉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刘邦虽然灭秦建国，但是其文化却是齐楚文化的集大成者。秦的国家管理模式经过商鞅的改革，其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周，比如车同轨、书同文、郡县制。秦始皇登基以后，巩固了这些创新的典章制度，但其文化的内核仍然继承周朝。刘邦建立的汉朝把秦所遵循的周文化全部推翻，而将自己故乡的楚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其中包含了与楚文化相近的齐文化。齐楚文化在刘邦建立国家之后就一直统治着中国，历万世而不衰。
楚国被秦所灭之后，屈原投江而死，而汉朝最终在灭秦之后，又完全承继了楚国的文化和制度。举几个例子：汉代直接承袭楚的语言、风俗与习惯，称大人物为“公”，这个“公”是我们的口头语，毛公、周公、车公，在秦国不称公，而称上卿、大夫。司马迁热爱楚文化，他的官职叫太史令，但他自称“太史公”。再说风俗习惯。周、秦坐在右边的是大官，楚国坐在左边的是大官，汉代的官职也是以左为大，并一直影响后代，如明代的吏部左侍郎，就是“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吏部右侍郎，就是一般的“副部长”，从那到今天都没改，左为大。
楚文化影响深远。“楚歌楚舞”风靡整个汉代；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楚国的歌谣；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也是源自楚辞。汉代人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出汉赋，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今天能读到的一些最好的汉赋，像司马相如的、扬雄的，其代表作都是直承楚国遗韵。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高峰，无论是宫廷文学，一代文化宗师的作品，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口头文学，直接承继的都是楚国的文体。汉代的宫廷建筑和漆器上使用的两种颜色——黑色、红色——也是承袭楚国风格。楚国的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等，都被汉朝照单全收。如果将传到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剖析，则可以说，周秦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政统”，就是政治家所遵循的，比如郡县制。齐楚文化代表了中国的“道统”。
说到传统文化的优秀，作为荆楚文化的传人，我们有理由骄傲。司马迁就是楚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为什么鲁迅说他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除了语言的华美、瑰丽，人物的特立独行之外，司马迁做人的风格与屈原如出一辙。他是第二个屈原。他写项羽世家，写屈原，写孙叔敖，甚至写陈胜、吴广，无不充满了深情。读了《史记》以后，会发现“无韵之离骚”这个立论非常确切。司马迁是一个典型的秦人，为什么在周文化的腹地会产生一个仰慕楚文化的人？第一，充满了秩序和禁锢的文化氛围不适合天才的成长，司马迁是天才，所以我在《祭司马迁文》中说，文王五百年后而生孔仲尼，孔子五百年后而生司马迁。我也说过长江分为三段，三种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出“鬼才”，中游的荆楚文化出“天才”，下游的吴越文化出“人才”，楚文化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代表。但需要指出的是，汉朝在理论的建树上，也就是在经学的研究上，则主要来自齐国。
经学是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解释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诠释《诗》《书》《易》《礼》《春秋》《乐》这六经，这都是经学的范畴。汉武帝之后，西汉的经学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说，最早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汉武帝时候开始的。从那以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书汗牛充栋，在清代的《四库全书》之“经部”，就收录了经学及研究经学的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两万零四百二十七卷。
在整个西汉的经学领域中，是以齐国人为主。解释《春秋》这部书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也是在西汉成书的，一个是齐国人写的《公羊传》，一个是鲁国人写的《穀梁传》，大家今天还可以借助翻译看看这两部书。《穀梁传》对待春秋的解释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只能解释无产阶级就是没有财产的人，全人类包括所有的人。但《公羊传》不一样，解释了无产阶级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如果它也变成了有产阶级，一样可以赞同社会主义和革命，这就叫创造性的理解经典。《公羊传》文采飞扬，思想深度超过《穀梁传》。所以今天研究经学，先把《春秋》读一遍，再把《穀梁传》《公羊传》各读一遍，就可以看到同样一本经典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史记》里说到了这一点：“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司马迁认为，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只有一个人懂《春秋》，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什么懂《春秋》呢？因为他的学问来自齐国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之后的汉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个是董仲舒，另一个就是司马迁，他们俩的学问一个来自齐国，一个来自楚国，他们两个人奠定了汉代的文化高地。
汉代除了经学之外，最能引起大家追寻的学问，还有两个，一个是“黄老之学”，一个是“庄骚之学”。“黄老”是哲学，“庄骚”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后来大家解释这个“黄”就是指黄帝和老子，简称“黄老之学”。我认为这个黄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黄”不是黄帝，应该是张良见到的那一位黄石公。可能黄石公这个人并不存在，是张良为了说故事杜撰出来的。张良说黄石公送他的一本书很重要，是一本姜太公的兵书。姜太公的兵书为什么在齐国发现呢，就因为姜太公封地在齐国，就像为什么鲁国出了孔子呢，是因为周公的封地在鲁国，所以周公找到了孔子，而姜太公的兵书传到了张良手上。为什么齐国出了那么多军事家，因为姜子牙封地在齐国。张良这个人很不简单，传说他在汉中的留坝县紫柏山从赤松子游，世人从此就找不到他的踪迹。留坝县有一座张良庙，我去参观时，留坝县的领导让我给它写副对联，我当时一挥而就：“以剑气养文心，无双国士；先黄石后赤松，惟一英雄。”这是我对张良一生的评价。张良是齐国兵家学问的集大成者，也是把“黄老之学”学到了家的大聪明人。
再说“庄骚之学”。庄子散文的哲学意义和隐语，即“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学问达到高峰。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天他带着学生在山里面走，看到一棵腐烂的树倒在地上，一踩上去树就折断，庄子对弟子说：“哎呀，你们千万不要当朽木啊，当朽木就是这种卑贱的下场。”再往前走，他们又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几个人在那砍那棵树做房梁，庄子又对弟子说：“哎呀，你们千万不可做栋梁之材啊，成了栋梁之材就该让人砍了。”学生们纳闷了：“老师啊，朽木不可做，栋梁又不可做，那我们做什么呢？”庄子说，你们不要当朽木，也不要当栋梁，就做一棵普通的树。庄子从来没有直接讲怎么做人，但是通过讲树的状态让学生自己去体悟，这既是政治又是文学，既是智慧又是知识。庄子的智慧真是高超到了极点。“骚”就是屈原的《离骚》，用以指楚辞。看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就知道楚辞的文采有多灿烂，想象力有多丰富。所以，将庄子与屈原合称为“庄骚”，是对楚国文学的极大肯定。“黄老之学”来自齐，“庄骚之学”来自楚，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文风到操守，这种道统的魅力，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在《张居正》里写到过，有些官员为了坚持真理不怕廷杖，万历小皇帝说：“把这个人给我打死！”冯保赶紧说：“陛下，千万不可，他们就是要死，要以死表明自己的气节和操守。”这种不怕死的风骨，正是来自屈原与司马迁。
最后讲第三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创新能力。
中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创新，可以说是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政治制度上，一是秦朝的郡县制，二是隋朝的科举制。郡县制促成了中央政府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而巩固了社会的稳定；科举制解决了人才选拔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官体系的建立。在科技上，前面已经讲过，将泥土变为陶瓷，将蚕桑转化为丝绸。这些都是让中国得以长期在世界上领先的关键因素。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探索，到了唐代，基本上确立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家的传承各有体系。儒家的传承，从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戴震，到现代儒家七子。道家从老子开始，尔后庄子、杨朱、王充、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等等。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可谓蔚为大观，各大门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中部地区繁衍比较多的是禅宗，禅宗还有五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其实就是以禅宗的确立为标志的。如果没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相结合，没有庄子老子的精神在里面，佛教在中国生不了根。
儒家思想的根本，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中”。“中”是一种哲学，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是带这么深的民族文化特质在里面的，不偏不倚为之中，做人不要亢也不要卑，不卑不亢为之中，不左不右为之中，不上不下为之中，这是儒家的智慧。概括道家的一个字是“无”，佛家的一个字是“空”。就这三个字，足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来路说得很清楚。这个“无”是指“无中生有”，“太极生两仪”，这个太极就是“无”，阴阳两仪产生了便是“有”的开始。“无中生有”，就是这个意思。两仪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卦，世间万事万物就徐徐展开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开启这个阀门，不懂得什么时候到“有”，什么时候又回到“无”里面去，就不懂得怎么养心。佛家讲的是“空”，我有很长时间不了解“空”，空是什么？空是一种物质，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颜色的色，色就是客观世界。这个“空”既是客观世界，又不是客观世界，色不异空，不等同于客观世界，但也不相离于客观世界。所以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留住才叫空。
我们今天说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个题目，也是解决“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外王决定内圣，客观世界变了，主观世界就得改变。顺利的改变就是创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我有一年看到张之洞为奥略楼写的一副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他大意是说，在我之前的历代圣贤们，他们缔造了他们的乾坤、他们的时代，在江汉大地上创造了史诗。张之洞认为他也承担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事业不仅仅能够超迈古人，我们还能够超迈洋人，因为我们有这么深的文化做我们的根基。现在，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内圣”，伟大的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外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内圣”要坚如磐石，我们的“外王”要日新月异。唯其如此，我们的创新才有落脚点，才有持之以恒的动力。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年12月21日
在陕西“曲江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