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暴力的记忆绝非我记忆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铭心刻骨的记忆，其实还是和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写作的足迹很多时候是淹没了，但是我总是记得我是从哪里出发，从哪里开始。大家都说，文学的事业就是幻想的事业，我经常回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幻想的。我在很多场合谈起过童年的疾病。我在9岁那年得了肾炎，肾炎其实是不稀罕的，但很不幸，它引发了另一种血液病。因此小病变大病，我们家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塌糊涂。得了病就要看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去看两个老中医，现在想起来真是幸运，一个孩子居然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世宝级的儿童医院的两个专家。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从我们家往市中心的医院走。我的同学背着书包从另外一个方向去上学，我经常与他们擦肩而过。疾病使我有一种犯罪感，让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不幸。疾病也使我孤独和自卑，因为我们家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和大姐要上班，两个哥哥都要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孩子生了这样的病不能出去，就只能一个人在家。我9岁开始给自己熬药，而且用的是煤炉。同时，一种非常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有一篇随笔专门写到过这段生活。在这样孤寂的生活当中，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个朋友，当然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字。我曾多次说起过我小的时候寻找文字的荒诞的过程。那个时代，我父亲是有文化的，他最爱看的是古典小说，他的书都是50年代人文社版的繁体字版本，我当然没法看，因为我只有9岁。当时我上三年级，认识很多字了，非常自然的，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第一，文字在墙上，因为很潮湿，母亲就用报纸贴在墙上，我蹲在墙根借着河水的反光去看那些字，唯一能记住的报纸也留下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痕迹，因为那个报纸的名字叫《苏州工农报》。我觉得我对文字的强烈兴趣最初起源于这样一个找朋友的过程。因为我实在没有朋友，脑子里的各种胡思乱想必须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寄托。当时我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家里，一家人都觉得有义务去寻找一些让我可以打发时光的东西。我姐姐当时已经上中学了，她在学校里一个女中学生组成的秘密阅读圈子里面帮我弄来了一堆被没收的书，很多没有封面，我一直记得其中有让我面红耳热的关于亲吻的性描写，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机会去图书馆借了《复活》，才发现自己在9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于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开始受到文学的最初的熏陶。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家庭给了我温暖，我母亲的文化程度非常低，完全不知道文学，只会写一些最简单的字，有时她会到厂里的阅览室给我借书。她办了一个借书卡，可以到厂里的阅览室拿各种各样的书回来给我看。我最初的文学吸收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背景当然不能奠定我文学的基础。我觉得我对文学真正的热烈记忆是发生在80年代上了大学以后，我1980—1984年在北师大中文系。那时我第一次来北大是来看云南女作家张曼菱，她是77级的，当时还在校。为什么我愿意来看和她有关的事情呢？因为她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大学生作家了，发表过很多的作品。那时她有一些关于云南知青的小说很有名，写得不错。恰好那天她在北大竞选，竞选非常西方化，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竞选。竞选倒不奇怪，我感兴趣的是竞选演说，我和我的两个同学特意从北师大借了自行车赶来听她的竞选演说。结果也没找到，最后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这是我大学时代和文学、和北大有关的一个花絮。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真是文学的梦幻般的黄金时代，甚至想起来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那个时代，即便像北师大这样比较敦厚的学校，每个班也大概有四十个以上的人都在写诗。我也是这样开始真正的写作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跟风的、群体性的文学行为。这样的一个时代，作家有的时候也像星星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女同学很有才华，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我们都非常羡慕，都希望赶超。后来又有一个同学，在《丑小鸭》杂志上发了一篇小说，这个杂志是专门给大学生发表作品的，当时影响很大。在这种非常具体的看不见的竞争中，我的写作越来越勤奋甚至有些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之路的前面几步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并不是怀有远大的理想，而是要去追赶身边的同学。我的心态是，“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想法，其实和我们后面渐渐意识到的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经历的开始就是典型的80年代的文学青年的作为。它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我那时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后几十年我还会不会写作；如果继续写作，那文学对我真正又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过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也有不少遗憾。因为我在整个80级的学生中年龄比较小，有很多同学比我大3岁，班上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在24岁左右，很多当过几年工人或者公务员，在这个人群里，我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位置。在集体生活当中，我总有在某种意义上逃逸的潜意识。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的时候轮换，好几十个小干部就把我换掉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不太热心于集体事务，整天像梦游似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搞文学，所以经常是这样的状态。我对文学很固执，我只上我喜欢的课，更多的时间我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我一直很爱面子，非常怕被同学们看到自己总在写作却总也发表不了，所以我从不在中文系的办公室写。一开始我会跑到很远的地理系，但后来发现那里有两三个人也是中文系的。最后我只好跑到体育系了，就这样，我在大学里写了很多习作。我的文学事业最初真的有点像地下工作，因为那时周围很多同学很强，我的文章能够发表就像一个有些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天性有些孤僻，又特别爱面子，老是被退稿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丢失过信念，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还要写。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83年，那年，我的小说和诗歌处女作都得到了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