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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将胡惟庸定为明朝一号奸臣，称“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胡惟庸有真才实干，否则朱元璋绝不会把这个案前小卒一步步提拔为大明首相。
文史名家温功义《三案始末》以明代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主体，展现“不世出的天才意味”。其中写及帝权与相权之争时，指出：
“进入中书省，胡惟庸的境遇和汪广洋实在大不相同。李善长的那些旧属们，都尽力帮他，他本人又是个办事干练、颇多智术的人，任事之后，一切都显得头头是道，很快就把汪广洋比得越发黯然无光了。”
胡惟庸从最初“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他也经历步步惊心的升职记。
即便有同乡李善长的照应、扶掖，但当时朱元璋帐下人才济济、群贤毕至，而且朱元璋那阴鸷的眼睛一直盯着属下的一举一动，如果胡惟庸没有几把刷子，也会中途受阻。
他虽无征战沙场的勇功，也无运筹帷幄的智名，但做实事，他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即便有非常的手段，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也很有本事。
电视剧《朱元璋》安排他的出场，是在朱元璋即将反击陈友谅进犯、李善长督造战船心有余力不足之时，胡惟庸带来了利诱威逼的伎俩和超额完工的佳绩。此役，胡惟庸立了大功。
在胡惟庸独掌或领衔中书省的六年里，朱元璋不断派徐达、李文忠、汤和、蓝玉等征战残元余兵、东南倭寇，接连打了胜仗。胡惟庸作为朝廷的大管家，督办粮草、兵饷，功不可没。这些史书上没写，但不等于他没有做。打仗打的是武力，更是兵饷粮饷；若胡惟庸督办不力的话，朱皇帝要追责，诸将会闹事，更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带兵大将欣然效命胡惟庸的事情。
结合《明史·太祖本纪》来看，胡惟庸为相的那几年，朝廷征战无败绩，时有外国来朝贡，各地赈灾都到位，“国都始建，土木屡兴”，这都与丞相胡惟庸的能干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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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的朱元璋和能干的胡惟庸，有过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隆。”（《明史·胡惟庸传》）
《三案始末》之“帝权与相权”说：“胡惟庸才始入相，明太祖对他是很满意的，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又不像李善长那么遇事专断，有两人之所长又无其所短，实在是个很合理想的人物。”
当初，徐达虽挂了一个右丞相，但长期征战在外，在朝也不理事。李善长独掌中书省，不时向朱元璋要权。屁股还没坐热，朱元璋即把“比之萧何，褒称甚至”的李善长罢相。这是强势帝权和争抢相权之间冲突日益加剧的必然结果。
其间，朱元璋破格起用杨宪和汪广洋，制衡李善长，但两个都不争气。杨宪沉溺权力争斗，任事专断，被朱元璋诛杀，第一个出局。
胡惟庸自被李善长举荐，同汪广洋共相时，就有心施展才能，和罢相不离京、卸职仍不休的李善长达成默契，把朱元璋制约胡、李的汪广洋挤走。心愿遂成，汪被贬黜，胡惟庸放开手脚，再无所顾忌。朱元璋重新起用汪广洋，胡惟庸却成了更加跋扈的首相。汪“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
胡惟庸确是一个大人才，而非一个狗奴才。
他让朱元璋感到了真正的威胁。
朱元璋把贬黜到广东做参政的汪广洋，重新起用，“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也是为了解决能干的胡惟庸相权做大，不断冲突帝权的利益。
但没想到，“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
朱元璋大失所望。自己的亲信心腹，竟然和胡惟庸走到了一起，进一步做大相权，威胁帝权，故而大怒，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再度把汪广洋贬至边远的广南地区。这还不解气，他追加一旨，特派专使，追赶汪广洋，追到了就宣读圣旨，“赐敕诛之”。
汪广洋之死，已成为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的磨刀石。
汪广洋被赐死后，他有一个姓陈的妾自愿殉夫。而此烈女，竟是获罪后妻女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这还了得，违背了朱元璋规定的：“没官妇女，上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朱元璋大怒，下诏法司彻查此事，丞相胡惟庸有监督不力的罪责。
看来，胡惟庸与汪广洋还做了一笔交易。胡惟庸毒死刘伯温，汪广洋知情不报，原来是回报胡惟庸默认他强纳犯官女儿做了小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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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史·刘基传》中，有一段关于朱元璋选相对话，很经典：
洪武四年，左丞相李善长因疾致仕，朱元璋似乎想任用刘伯温的门生、右丞杨宪继任，但没想到刘伯温提出反对意见：“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左丞汪广洋，刘伯温答：“此褊浅殆甚于宪。”汪广洋在朱元璋分封功臣时，为忠勤伯，与刘伯温的诚意伯，在朱元璋的心里有着不同的分量。朱元璋认为汪广洋要比刘伯温忠诚、勤勉。
朱元璋又问时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胡惟庸，刘伯温说得更不客气了：“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这是什么意思？译为白话：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
这三种评价，胡惟庸无疑是最危险的。刘伯温直言他会坏了朱元璋的江山。如果换了其他皇帝，早就把胡惟庸直接干掉了。
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干掉胡惟庸，而是诛杀了杨宪，贬黜了汪广洋，让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明史·胡惟庸传》）。
胡惟庸“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他四处活动，为进一步增强权力发力。
一、他利诱魏国公府管家的福寿，想方设法拉拢握有兵权的大将军徐达，谁料徐达不背叛把兄弟兼亲家朱元璋，于是“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
二、为了与李善长套紧关系，“以兄女妻其从子”。胡、李虽不是儿女亲家，但也是侄儿女姻亲，情感自然进一步。他还派侄女的公公李存义游说其亲哥哥李善长，送稀世礼，许封王诺，寻求深度合作。
三、凡被朱皇帝责罚的领军大将，如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枉法，“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
四、假造其定远旧宅的老井，“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人争引符瑞，又言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这种虚构的绝色，貌似告诉朱皇帝，他老胡做丞相，天降祥瑞，天下太平。
五、同皇八子谭王朱梓暗中勾结，貌似支持朱梓，其实利用朱梓。《明史·胡惟庸传》没写明，但《朱梓传》中写到朱梓的岳父和妻兄“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显与琥俱坐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诏入宫。梓大惧，与妃俱焚死”。若胡惟庸与朱梓无瓜葛，朱梓作为皇子，断然不会自焚。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以此事大肆铺陈，朱梓为陈友谅与达兰妃的遗腹子，达兰妃为帮其子朱梓篡夺帝位，与胡惟庸长期通奸、互相利用，最后达兰妃被胡惟庸灭口。
六、因为刘伯温跟皇帝说他执政会翻车，故而结怨日深，他要借朱元璋猜忌的刀杀朱元璋倚重的人。他先派人上奏刘伯温与民众争夺某块有王气之地，意图建墓，“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不久，他又借刘伯温患病，朱元璋请胡惟庸代天探视，老胡心生一计，“遂以毒中之”，投石问路，看朱皇帝是否雷霆万钧。果然，朱元璋似乎默认，更让胡惟庸感觉到老胡的相权已同老朱的帝权势均力敌，老朱不敢轻易因为常年随其征战出谋划策的刘伯温之死，迁怒于胡大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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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惟庸拜相时，刘神算还祈祷“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但结果还是被刘伯温猜中了，不断做大的胡惟庸的争权手段比李善长更厉害。
刘伯温的死，胡惟庸杀使其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的马夫，以及汪广洋纳了犯官之女为妾犯法胡惟庸未报告等，都成了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的借口，但这些尚不能成为最充分的理由。
皇帝要杀人，理由自有人准备充足。温功义《三案始末》之“帝权与相权”分析：“最早上变的人是御史中丞涂节，他首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个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他也揭发了胡惟庸的很多阴私。”
于是，胡惟庸任事以来，欺瞒君王、怙权自用、培植私党、毒害忠良……若干条大罪，朱元璋迅速反应：“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陈宁、涂节也参与密谋，都是积极分子。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胡惟庸被杀，朱元璋高兴地祭天祀地。
胡惟庸死了，但他是权倾朝野的的首相，须向天下公示一个“不可不诛”的理由。
于是，朱元璋的锦衣卫在胡惟庸死后几年，不断搜索，时有所得，有了胡惟庸“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李存义出卖李善长与胡惟庸、蓝玉有瓜葛，以及李善长家奴卢仲谦起首善长与惟庸往来情况，陆仲亨家奴封帖木起首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与胡惟庸“共谋不轨”。
值得注意的是，李善长的家奴、陆仲亨的家奴，告发主人不轨。看来这些家奴就是传说中的锦衣卫士，他们无孔不入，就连大臣家里会了什么客、吃了什么菜、说了什么话，皇帝都可以在朝堂上侃侃而谈。那么，这样家奴，难道胡惟庸府上就没有？难道未汇报胡大人会了什么客、吃了什么菜、说了什么话？为何还要造一个云奇来冒死禀报？为何胡惟庸被杀了十年，才找出这些谋反的证据。
胡惟庸再优秀，再能干，再有阴谋智术，也在最后一役，被朱元璋族灭得干干净净。那些被精心挖出的证据，让“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胡惟庸之后，朱元璋正式“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丞相一职，成为了历史。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任丞相。朱皇帝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帝权与相权之争最后的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