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孩子的杨召珍，整整睡了一个下午。当她醒来时，已是晚上，外面黑漆漆的。屋里点着的煤油灯发出了暗淡的红光。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孩子，孩子已经醒了。孩子不哭不闹，乖巧地躺在她身边，一双小手在空中舞动着。
杨召珍挪动了一下身子，将孩子抱在了怀里，孩子探着头在母亲怀里拱来拱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她撩起衣服，露出乳房，把乳头递进孩子嘴里。
杨召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喊着陈建川。陈建川正在灶屋里一边抱着红琼，一边煮晚饭，听见杨召珍喊他，赶紧将抱着的红琼放在地上，说：“我去看看你妈。”
“他妈，啥事？”陈建川一边朝斜房走去，一边问。
“二姐呢？”
“回去了，说她回去顺便带信给你妈妈他们，说你生了。”
“二姐走都不告诉我一声。”
“看你很疲倦，就没叫醒你，二姐说，过两天她再来。”
红琼站在床边，用那双小手摸着妹妹的脸，还用手去戳妹妹眼睛。杨召珍说：“不许碰妹妹眼睛，那样妹妹就看不见了。”
红琼说：“看不见了？”说着又去弄妹妹的眼睛。
杨召珍拉开了红琼的手。
外面的大门嘎地一声被推开了。陈建良回来了，一脸高兴地哼着啷个哩个的歌。
听见开门声，陈建川从里面的屋里走了出来，红琼跟在他身后，用小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角。
陈建良个头不高，比陈建川还矮两三公分，长脸型，长得清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尖嘴猴腮。他不爱干净，浑身都沾满了泥土，而且喜欢抽叶子烟，人一到烟味就到。
陈建良染上抽烟的毛病好几年了，陈建川多次劝他戒烟，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听，就是控制不住，说多了不管用，陈建川也不再说了。
陈建良手里夹着的叶子烟快烫着手了，他狠狠地吧了一口烟，然后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两下，接着又吧的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陈建良在堂屋的八仙桌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又唱着那句“啷个哩个，啷个哩个。”
“遇到啥好事，打牌赢钱了？”陈建川见陈建良那一脸高兴的样子问道。
“二哥，我还真是走运了。对了，听说我嫂子生了？”
“中午的时候生的。”
陈建良不但喜欢抽烟，还爱好打牌，早上出门走的。他本来是该去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的，但他会来事，会与领导他的村干部处理好关系，因此，人家对他干活不干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你去灶屋里烧把火，锅头还煮起饭的。”陈建川说。
“要得。”陈建良朝灶屋走去，走时还喊上红琼，“走，跟二爸去烧火。”
陈建川来到杨召珍床前，杨召珍斜躺在床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补了又补的蚊帐。陈建川顺着她的目光扫去，发现蚊帐上有蚊子叮在上面。
他赶紧用双手拍打蚊子，蚊子被打中了，尸体躺在他的手里。他拍了拍手，将蚊子的尸体扔掉。
杨召珍说：“今天上午贾瞎子找陈建良，说是给他介绍个婆娘，也不知道情况啥样，一会你问问他。本来我喊贾瞎子将那个女的先带来我们这里见面，贾瞎子说不用，让陈建良跟他一起去看看，如果陈建良没啥意见，就带那女的来。”
“陈建良也是二十岁的人了，是该成个家了，成家以后，也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陈建川说。
夫妻俩正在谈论着陈建良的事情，就听到陈建良在外面的一间屋里喊：“二哥，饭煮好了，切饭吗？”外面的屋子与杨召珍住的这间屋子只有一墙之隔，所以说话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陈建川说：“听到了！”接着从里屋走进了外屋，与陈建良面对面地坐到了饭桌跟前。
杨召珍在屋里说：“再等一会吧，陈建安还没回来。”
陈建良说：“莫等他，他又跑到哪个旮旯耍去了。”
杨召珍说：“还是再等会。”接着说：“建良，贾瞎子给你介绍的婆娘怎样？是哪个地方的？”
“是岩峰乡的，人我看了，个子不高，反正跟我一样，没啥子文化。她有个姐姐嫁人了，还有两个弟弟，大弟没结婚，小弟结婚了。她的父亲也死了，剩个‘独眼龙’的妈妈，我看了她的家庭，我们家穷，她家比我们家还穷。”陈建良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
杨召珍听到陈建良提到的对方条件，心里也有底了。她知道，像自家兄弟这样的条件，想找个条件好的人家是不容易的。在农村，男人过了二十，就不太好找对象了。为兄弟收心结缘成家是她的头等大事。她说：“人家姑娘看上你没有？”
陈建良一下来了情绪，笑着说：“嫂子，我也是有模有样的，只有我看不上人家的份。”
“你就别吹牛了，这两年我都找人给你说了好几次媒，最后还不是黄了。这次，要是人家没有意见，你也能看上，就挑个日子订婚，让贾瞎子带她来我们家。”
贾瞎子五十出头，个子矮小，能说会道，长脸型、尖下巴，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的还会转。他的左眼瞎了，因为姓贾，故被人们称为贾瞎子。他一天到晚不干农活，专门走乡串户去给这家姑娘那家小伙子牵线搭桥说媒，但就是自己的个人问题没处理掉，还是个光棍。
陈建川在他们的谈话中打起了瞌睡。这时，陈建安从外头回来了。他喊了几声二哥，陈建川才醒。
陈建川站了起来，打了个呵欠，说：“咱们切饭吧。”
陈建川先给杨召珍盛了一碗饭端给她，然后自己才开始。杨召珍坐在床上切着晚饭，堂屋的八仙桌旁坐着陈建川三兄弟以及红琼。
房间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地闪着红光，夜显得更深了。
杨召珍在昏暗的房屋里一待就是一个月，她觉得这样的时间过得太过漫长，每天闭门不出。只是在家里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做饭、带孩子，即使洗尿布，也得先把水烧热了，再洗。农村坐月子的讲究比较多。无论是冬天坐月，还是夏天坐月，只要是坐月了，头上就要戴帽子，衣服裤子都要穿好，不能见风，老人说见风了，眼睛会流泪，头会疼。不能摸冷水，不能吃凉东西，不能洗头洗澡，更不能过夫妻生活。老祖宗说了，坐月子没坐好，会落下一身病。而月子里落下的病根就是终身的病，一般的人都不敢贸然尝试，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习俗。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相信，但教训随即应验，于是又不得不遵守，所以坐好月子是女人的头等大事。
八月的天气本来就热，加上杨召珍是产妇，每天都得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个月下来，杨召珍的身上已有浓浓的汗臭味。这期间，她娘家的母亲、哥哥嫂嫂以及大姐、二姐都来看望过她。
那天是逢场天，离杨召珍满月还有一天。杨召珍的母亲来家里看她时，她背着刚出生的孩子正在烧水煮饭。
杨召珍的母亲罗素华已经六十五岁，当年生杨召珍时，刚好与她大女儿杨召芬生的头一个孩子同月。她个子高高的，为人和善，很爱干净，每天不光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人说婆媳关系不好处，但她与儿媳妇罗德英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她对儿媳妇比对任何一个子女都好，她说，媳妇才是老女，永远会待在自己身边。
现在，她老了，满头白发稀疏地漂在头上，头上还包着一块黑色的布。从杨召珍记事起，就见她母亲头上一直包着这块布。她母亲告诉她，是因为以前生她时，月子没坐好，落了毛病的。
罗素华拱着背，弯着腰，一双被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这样的一位母亲，是经过岁月风霜洗礼后的一个农村老人。她共生育了四个子女，三女一儿，人到中年时，丈夫因病去世。她一来就接下杨召珍背上的孩子，坐在灶台前帮着烧火煮饭。
杨召珍端来一个小木凳在母亲身边坐下。母亲说：“坐月子，千万不能碰冷水，吹风，干重活，这些你记住没有？”
杨召珍说：“这个我晓得。”
罗素华一边往灶里放柴，一边逗着怀里的小外孙女。她看着这个小不点说：“给外婆笑一个，看看，是不是外婆抱着你了？”
小不点躺在外婆怀里，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不停地伸着舌头，像是在认真听外婆说话。
罗素华逗着小不点，一边问：“给孩子取名了吗？”
杨召珍说：“眼看都满月了，昨晚他爸给取名了，大名叫陈秀之，小名叫多多，希望她以后多才多艺，我看，养了个赔钱的，是多余！”
罗素华一脸慈祥，笑着对小不点说：“多多，你有名字了，多多。”
罗素华对杨召珍说：“幺女啊，儿也好，女也好，都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十月怀胎不容易，我生养你们兄妹四个，个个我都舍不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家里日子再困难，我也从没想过将你们任何一个送人的，所以，你要给我带好这两个丫头。”
“事到如今，这都是命！”
“我是你妈，也见得多，女儿带好了，不比男孩差。女儿都是父母的小棉袄，最贴父母心。儿子养大了，不少都成了婆娘的儿子，不是有讨了媳妇忘了娘嘛。我这把年纪的人了，也算是个老古董了，但我都能看开的。”
“你是生了我哥哥，有个儿子才这样说的。”
四川是1975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城镇是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在农村，实行的一孩半政策。意思说，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接着生二胎，要是第一胎是个男孩，就不准生育，要是再生就是违反了生育政策。一旦违反计划生育，要缴纳高额的罚款，因此，很少有人敢贸然再生一个。除非自己家有钱不怕交罚款。因此，杨召珍把生个男孩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二胎上，哪知这次还是一个女孩，心底多少有些不大乐意。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她脸上的表情还没有孩子没出生时好，也许那时她还有希望，还有期盼，但肚子里的东西见了天日才知道，她的希望破灭了。
母亲知道她的想法，也有些担心。在怀上多多时，她就告诉母亲，要是自己怀上儿子就好了，要是个女儿，就生下来与别人家的男孩换。现在计划生育抓得严，不能超生，所以换孩子是最实际也是最划算的。当时她母亲就说她这样的想法不好。孩子还是养自己的好，养人家的孩子养得好还行，养得不好难找话说，还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在人家家里就能带好。
杨召珍知道母亲反对自己的想法，陈建川也反对她的想法，家里的亲戚也都反对她的想法，所以就说：“妈，你就别担心了，我不会轻易将孩子送出去的。”
罗素华说：“你看看这孩子，哪像一个莽子（傻子），看那眼神，就知道聪明，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将来你还得靠这个孩子，这孩子一定有出息。要是把这孩子换出去了，你的内心也不会安宁，那是欠孩子的。这种欠债会背负一辈子的！再说了，现在孩子还小，不懂事，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等孩子记事了，她知道了，会记恨你的！”
五月上旬的乡村是栽秧季节，农民忙着在水田里栽秧，到处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喜笑颜开，劳动是光荣的。
杨召珍和陈建川在一个生产组插秧，但每隔一段时间，杨召珍就回家一次给关在屋里的多多喂奶。红琼则托付给张万青帮忙带着。为了感谢张万青一直以来帮着带娃儿，到年底，集体分给她家的肉，她就一分为二，将另一半给张万青送去。
五月中旬，爱看报纸的陈建川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他还不明白这篇文章的意义，直到12月底，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他才隐约感觉到要有大事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大事，他还是不清楚。
5月24日是罗素华过生的日子。当天下午，罗素华嫁出去的三个女儿都回到了娘家，与儿子杨召文一起给她过生。杨召珍是背着快九个月的多多去的。
这个晚上是热闹的，一大家人围在一起为寿星祝寿。罗素华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儿女、孙子孙女，甚是高兴，脸上堆着幸福。这个晚上，除了多多不会说话，大家都在一起摆着龙门阵。
多多虽然不会说话，但她转动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会盯着这个看，那个望，偶尔会对这个笑，或者那个笑。当她对着罗素华笑时，罗素华就从杨召珍的怀里将她抱过去，然后逗乐着。
这个晚上，杨召珍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召文说：“幺妹，杨二河给我说了，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小儿子换多多。”
杨二河是杨召文一个村的人，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比多多大一岁。杨二河曾给杨召文透露，想拿小儿子换个姑娘回来，加上杨召珍也想把多多换个男孩回来，经过权衡，杨召文觉得这样两家对换也行，多多要是换到杨二河家，他离得近，也可以照顾着。后来杨二河的婆娘不同意，说把自己的孩子换给别人，是在她身上割肉。
“不换就不换，我还不同意呢！”罗素华说。
杨召珍无奈地说：“人家不换，我们也没办法。”
杨召群说：“幺妹，大不了自己悄悄生一个！养人家的，还不一定能养的家。”
“生一个？凭嘴巴说，敢生！我们那里抓的严。”杨召珍说到。
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杨召芬说：“依我的，生啥子养啥子，养人家的讨闲话。”
这个晚上，围绕着多多换不换出去成了一家人谈论的焦点。针对杨召珍一心想要儿子的想法，罗德英说：“幺妹，干脆把我家老二给你算了，你把多多留给我们也行，你自己养也行。”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反正都是自己家人。”大家一致同意地说。
“嫂子，你舍得吗？”杨召珍说。
“有啥舍不得的。”罗德英说着就喊“德龙！德龙！”
德龙、德昌在外面的院子里与其他孩子玩打仗的游戏，杨召文的长女杨德丽抱着妹妹杨德梅安静地坐在罗德英身边。
德龙听见喊声，喊着德昌一起进屋。他们进屋后，杨召文说：“德龙，给你说个事，你愿意跟你幺姑家吗？”
德龙看着杨召珍，其他人看着德龙，德龙说：“要得嘛！”
“你同意了，你幺姑回去时，你就跟着她去。”罗德英说。
“那我是喊她幺姑，还是要改口喊妈妈？”德龙问着。
“当然喊我妈，你也得跟你姑父姓。”杨召珍说。
“啊，我还得改姓？不干！”德龙坚定地拒绝着。
“不改姓，你去吗？”杨召文再次问着。
“去！”
“幺妹，你看嘛，你要是不看重改姓，我把德龙就送给你养，我们也一起养。”罗德英说。
“不改姓不行！我要的是陈家的姓！”杨召珍强调着。
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原本寂静的夜晚像在睡梦中被惊醒一般。透过暗淡的煤油灯看着乡村的宁静，不但可以看到人生匆忙的过往，更能看到人性的贪婪、自私以及愚昧的世俗观念。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面，心底却有着莫名的躁动。
“时间不早了，都去睡觉吧。”罗素华打着呵欠说。
罗德英给大家安排床铺，谁和谁睡一张床。在她给杨召珍安排床铺时，罗素华发话说：“今晚杨召珍带着孩子跟我睡。”
罗素华说完后，提着煤油灯喊上杨召珍回自己房间了。
她们上床后，罗素华把多多搂在怀里睡一头，杨召珍睡在了另外一头，母女俩躺在床上摆了会龙门阵，还是围绕着多多在说事，临睡前，罗素华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千万不要把多多送给别人，这孩子一见就讨人喜欢的，你们以后还得靠她。
第二天早晨杨召珍醒来，发现罗素华浑身冰凉，身体僵硬，她喊着妈妈，但妈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旁边的多多还紧紧地抓着外婆的手……
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决定继续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数千知青抬尸游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西双版纳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先步行到省城昆明，又要乘火车赴北京上访，不允许登车，就开始卧轨。
中央一方面发出3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一方面派出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赶赴云南处理这一事件。赵凡到了昆明，连夜向省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干部说，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当时成立了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有关领导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接着，赵凡率领调查组深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
在农场，赵凡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3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6两肉、3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赵凡仍然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
1979年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又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在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和农场的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知青多来自上海、北京、四川三地，赵凡就打电话和三地市委、省委领导直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川省委的态度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的方法，云南省委同意。他们又和上海、北京方面谈了几次，后来北京、上海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给中央拍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分4批两年走完。
1979年2月到5月，农场知青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知青返城大潮遍及全国。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而在陈建川所在的生产队里的两名知青，张志行拿着村干部开出的回城证满心欢喜地回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在电机厂当了一名机械工人。而刘梅芳因为在当地结婚，自动失去知青身份、不能返城。
看着一同下乡来的张志行回城了，刘梅芳的内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她在心底挣扎，自己要不要放弃这个家，放弃丈夫孩子独自回城。
已经有为了返城的知青与当地结婚的对象离婚了，有的甚至跟她一样有了孩子，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独自回城。刘梅芳权衡着，一双可爱的孩子她放心不下，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她放不下。但这几年农村的艰苦生活她是深有体会的，而城市生活的条件比起农村生活简直无法比拟。回城了，自己就不是农民，待在这里，就得做一辈子农民。生活是一种两难的抉择。但她最终选择留在这里，留在爱人和孩子身边。她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她也告诉自己，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一双儿女，希望他们以后考大学，考出去！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院子里响起，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也预示着吉祥。陈建川家的大门上贴着贺新婚的对联，陈家院子里上上下下摆了七八桌子酒席。这一天是个良辰吉日，是陈建良与赵月华结婚的日子。乡亲们都来道喜，有的出礼三五元钱，有的出礼四五斤面条，还有的出两个小手帕，或者十斤谷子，礼物的轻重按照关系的亲疏决定。
陈家院子里人来人往，有帮忙打杂的乡邻，有道贺的亲戚，还有等着看热闹的小孩。陈建川一边抱着多多，一边记那些客人送礼过来的账。因为在陈建良婚期的前一天，杨召珍就叮嘱过他，一定要把来往的客人送礼的数目记清楚，以便以后还礼。
多多在陈建川的怀里有些不安分，她不喜欢被抱在怀里，她想挣脱父亲的怀抱到地下自己走。
这时，刘梅芳一手牵着两岁半左右的女儿陈朝霞，一手提着一个口袋走了过来，她将口袋递给陈建川，说：“祝贺了，兄弟结婚，陈长辈完成了一个任务。”陈建川家族是当地辈分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喜欢称呼他陈长辈。
陈建川赶紧招待着，让她坐。刘梅芳没有落座，而是对身边的孩子说：“去，去给多多姑姑一起耍。”
陈建川抱着多多，对刘梅芳说：“这孩子刚学走，说话也不利索，不像你家娃儿，你看，她跟朝霞相差几个月，你家孩子满地跑了，也能说话利落。”
刘梅芳逗着多多，说：“这孩子不会是哑巴吧，都快两岁了还不会说话，路也不走，我看是关久了。”
陈建川一脸无奈，说：“没办法，家里没老人，只能让孩子坐窝窝。关了一年多，出来也快走路了。”
“不能老把孩子关在屋子里，要让孩子见见阳光。关在屋子里也不安全。你听说没有，陈建兰把两岁的儿子关在家里，被她家的母猪出来，将孩子的耳朵咬掉了。”
“没听到说，那么严重？”
刘梅芳和陈建川正说着，杨召珍从灶屋里走了过来。
刘梅芳看了看杨召珍，说：“兄弟结婚，把你这嫂子忙坏了哟。”
“哎呀，也没啥忙的，等他们都收心结缘了，我的责任也就没了。”
突然一阵骚动，不知谁大喊道：“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那里。新郎陈建良陪着两组抬盒走在最前面，每一组抬盒是前后两个人抬着，跟在他后面的是媒人贾瞎子、新娘赵月华、送婚人赵月华的弟弟以及后面的嫁妆：分别是一个木箱子，一个木柜子。赵月华梳着两个小辫子，扎着红头绳，穿着一身红布衣服，她低着头跟着前面的人走。
杨召珍说：“我得进屋准备了，新人马上进屋。”
陈建川带着多多也跟着进屋了。
陈家院子里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热闹场景，就是陈建川当初结婚时也没有这么热闹过。院子里有的人摆着龙门阵，有的人打着牌，三三两两的小孩在相互嬉闹。有的大人教小孩去“捉弄”新娘，比如给新娘端杯水，或者磕头，或者唱歌等，这样都能得到一个用红纸包着的红包。有的孩子得了一个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去给新娘唱歌、磕头、端水。
多多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傻呵呵地转动着明亮的双眸。每一个热闹场面都使她感到新鲜，但她却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赵月华的到来使陈建川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进门不到一个月，陈建良主动找陈建川提出分家。
陈建川事先想到了分家的事情，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既然陈建良先提出来了，那就一家人开个家庭会，听听大家意见。
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兄弟三人，每人分到两间房屋，陈建安选择了独自生活。家里的粮食和不多的现金按照人口均分。这样的分家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好分的。
分完家后，每家开始了自己小家庭的生活，但陈建良和陈建安每天还是习惯性地到陈建川家。陈建良遇到饭做好时，不用喊，自己拿上碗筷去锅里盛饭起来吃。刚开始，杨召珍还说，家都分了，你该回自己家吃饭。但得到的回应是陈建良一张笑脸的嘿嘿！久而久之，杨召珍也就随着他了。而陈建安每天也会习惯性地到陈建川家报到。只要他来了，遇上吃饭，杨召珍就喊上他一起吃，他也就自个拿上饭碗去锅里盛饭起来吃。久而久之，杨召珍家每顿做饭都会多做一点，以备他们兄弟啥时候要来吃。
这天傍晚，杨召珍和陈建川分别从集体劳动中收工回家。到家后，红琼在暗淡的灶屋里已经将面条煮好，盛在了一个脸盆里，看着爸爸妈妈回来，她喊着爸爸妈妈切饭。三岁的多多已经围在桌子前，等着开饭。
晚饭后，红琼带着多多先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陈建川和杨召珍才上床去休息。
杨召珍躺在床上，看着黑黑的天花板，说：“这家一分，我们又得从头来。两个孩子加我们两个大人，住这两间房，灶屋都算在内，真是切饭睡觉都在一块了。”
“咱们还年轻，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等将来咱们孩子有出息了，比啥子都强。”
“你呀，什么事情都想得乐观。孩子，两个姑娘能靠得住啥？”
“谁说姑娘靠不住！再说了，只会越过越好的。我昨天听陈建江说中国经济体制要改革，主要是要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同时要实行包产到户。”
“他前天从部队回来休假，他说这话我也听到了，不知是真是假，我也希望包产到户，大集体吃着大锅饭，吃不饱肚子。集体生产，偷懒的偷懒，干活的积极性也不高。啥时候能吃上白米饭，吃饱肚子，就是幸福了。”
“相信有那一天的，国家政策是变化的，只能越变越好，你看，当年知青下乡，现在知青不都陆续返城了吗？停止多年的高考，最后不也恢复了嘛！说不定我们的孩子以后读书读得，考上个大学，也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你晓得啥是城里人生活吗？”
“每月按时国家发钱，住楼房，不被风吹雨淋，不在太阳底下暴晒。所以我们以后要好好培养娃儿读书，争取咱们家培养个大学生出来。只要咱们孩子读书读得，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们读书。”
“还看她们是不是读书的料。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给你商量。”
“你说。”
“上前天，我在街上赶场，碰见了白林山上四姨婆的儿子贾林青。他家生了六个儿子，想要个女儿，想把最小的儿子跟我们换。”
这个消息对于陈建川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因为在多多八个月时，杨召珍就曾想将她换给她娘家一个村上的人，那户人家有两个儿子，最初他们答应将小儿子与多多对换，后来对方改变了主意。从那以后，陈建川决定不再换自己的孩子了。换孩子的事情杨召珍也再没提过。此时，又突然提起，他愣愣地几分钟没说话。
说实话，在农村，谁不想有个儿子，有儿子，就有根，就不断香火，更有人养老。养儿防老啊！在农村，即使有孝顺的女儿，要是没有儿子，最终也是外姓，也会被别人瞧不起，也会受到有些村民语言羞辱。所以，有儿子没儿子的区别，陈建川比谁都清楚。
因此，在陈建川心里，也有过希望妻子生个儿子的愿望，但这些是说不清的。没有儿子，就是命！他相信命！
杨召珍瞥了眼他，见他没说话，又继续说：“他家的小儿子咱们也见过，样子长得好看，只比多多大一岁。我觉得这办法不错，我跟贾林青哥也说了，只要你同意，我们就换。加上又是亲戚之间，他们带着我们也放心。”
“你怎么还没放弃换孩子的想法？”
“你以为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乡里乡外的，大家摆龙门阵也含沙射影地说我生了两个菜角豆，骂我生不出儿子。我就不信，你不想有个儿子？”
“想归想，毕竟孩子咱们也养这么大了，换给别人也舍不得。”
“现在不换，以后想换还没机会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杨召珍从内心上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娃儿换给别人，但闲言碎语听多了，心里也憋得慌，没儿就低人一等，人家说是缺德事做多了，才生不出儿子……
“你得让我想想，突然换老二给人家，说啥子我还是感到心里被掏空的感觉。”
“你就想开点，有个儿子，咱们以后养老就不成问题了，也有依靠的人了。姑娘迟早都是别人家的，等她们嫁出去了，到时能回来看我们啥子。到时真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陈建川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的心里开始不平静。他看了看睡在另一头的两个孩子，目光久久停留在多多的脸上。多多甜蜜安睡的模样，揪动着他的内心。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四月，把乡村的春意荡起。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燕子飞回来，在农家院子的房檐下，或在茂盛的竹林里做窝。快满五岁的多多在院子里望着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燕子，欢快地在地上跑来跑去追赶着，时而咯咯地笑着跳着。多多长得乖巧，一双晶莹剔透的眼睛嵌在一张圆圆的苹果脸上，更显出她的聪明伶俐。
突然一个声音喊住了多多。她是多多家院子前面的陈建强的女儿陈菊芬。陈菊芬下面还有一个妹妹陈菊花、弟弟陈菊松。陈菊芬已经十三岁了，个子高高的，梳着一双长长的辫子。
她站在她家后门的门口，大声说：“多多，你还不跑，你爸妈要把你抱出去，你家来客人了，他要把你抱走的。”
多多瞪着一双大眼睛，半信半疑地望着她，不高兴地说：“你才会被抱走。”
站在陈菊芬后面的陈菊花又说：“你还不信？”
红琼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窜了出来，大声地嚷道：“多多，多多，你要被抱走了，你要跟着表叔去他家了。”
多多不相信，飞快地冲进屋子里。她见堂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那男人比自己的爸爸年纪要大，满脸的胡子，穿着一套打满了补丁的黑色衣服。那个男人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她的身上，爸爸在一旁陪他说着话。
杨召珍在灶屋里忙着准备午饭。多多来到她身边，问：“妈妈，姐姐说家里来的客人要把我抱走，是真的吗？”
杨召珍说：“不是的，表叔是带你去他们那里耍。”
多多有些不相信，又去问爸爸：“爸爸，一会是不是表叔要把我带走？”
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的表叔说：“等会就跟表叔走。”说着他就伸手想抱多多，多多本能地躲开了他的双手。
陈建川将多多一把抱在怀里，说：“你去表叔家耍，他们家有好几个哥哥，他们陪你耍！”
多多说：“我不要哥哥，不要哥哥！”
多多好像相信是真的了，爸爸妈妈都不要她了。她大声地哭闹起来，“我不要跟表叔走，我不要哥哥！我不要哥哥！”
红琼在一旁高兴地跳着，还一边喊着：“多多要抱走了……”
“你给我住嘴！”杨召珍大声地吼着红琼。
一股恐惧向多多袭来，她害怕了，她要跑！她挣脱爸爸的怀里，跑开了。
她跑呀跑呀，顺着屋前屋后跑了两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让她感到安全的地方，最后她跑到了自家竹林旁的猪圈屋里，蜷缩在一个角落，眼角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猪圈屋里有母猪、小猪和黄牛。小猪在母猪的怀里吃着奶。她盯着小猪，不停地哭泣着。
多多睁着一双婆娑的泪眼望了望小猪，见小猪不理她，又来到黄牛的身边，摸着黄牛的鼻子，自己的眼泪像洪水破堤一般，控制不住地流着。黄牛似乎懂得她的心思，乖乖地任由她抚摸。
吃饭的时候，杨召珍和陈建川喊红琼、多多吃饭，红琼听见喊声，从陈梅家里跑了回来。而多多也听见了叫喊声，她装作没听见。她不愿意见他们，也不想吃饭。她讨厌爸爸，讨厌妈妈，也讨厌那个要来抱走她的人。
杨召珍站在院子里扯开嗓门喊着：“多多……多多……切饭了。”
陈建川对红琼说：“去找你妹妹切饭。”
红琼沿着屋前屋后找了一圈，没找着多多，回来了。
陈建川接着出去找多多，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找着。这时杨召珍提醒道，你看看在猪圈屋里没有，就这么大个地方，她能跑去哪里？
陈建川在猪圈里看到了多多，多多的脸红扑扑的，因为哭得有些久了，眼睛显得红肿，泪水和着灰尘，更像一个小花猫。
陈建川抱她的时候，她挣扎着不让他抱。
陈建川说：“来，多多，爸爸抱你去切饭，我们不会把你抱走的。”
多多盯着父亲，她的心里对父亲已经产生了不信任。她拒绝父亲的怀抱，一个劲倒退着坐在一个角落里。
陈建川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这件事有可能会伴随自己一生，这将会是自己欠孩子的债。
其实，想家里有个男孩的愿望杨召珍比陈建川强烈。提出将多多与别人的娃儿交换也是杨召珍的主意。
在杨召珍的百般劝说下，陈建川的心思开始动摇了，他终于同意将多多换给自己的表哥。虽说把多多换给了别人，但毕竟是自家的亲戚，一年到头也可以去看看。当确定换多多的日子后，他的心底里装的全是多多，每每目光会不由自主地盯在多多身上。是不舍，是难受，是无奈，是彷徨，种种复杂的情绪纠缠着他。有时，他甚至在睡梦中惊醒，发现多多被上面几个哥哥欺负，大家抢着一盆面，就是没多多的份，多多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处在矛盾之中的陈建川，找出无数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一切往好处想。
陈建川给多多抹去脸上的泪珠，他的心里像针扎着，也像被什么东西撕裂着。看着孩子难过，他的心里也承受着痛苦。他不敢想，吃饭过后，孩子被强行带走的情景。虽然他也想过，想过不少那样的场景，但真正面对那一刻，往往比想象的要痛苦和残酷得多。
他违心地说：“爸爸不会把你抱走，你妈妈还给你炒了你爱吃的豌豆。走，我们先切饭去。”
陈建川哄着多多。慢慢地，多多相信了爸爸，跟在爸爸的后面走进了家里，但她始终拒绝了爸爸的怀抱。
杨召珍见多多进屋了，说：“多多，我给你炒了你喜欢吃的豌豆，来。”
多多没有回答妈妈，自个径直走进了灶屋，在灶台上用左手抓起了一个铁盅盅。盅盅里放着刚炒好的豌豆和开水。多多这一抓，盅盅瞬间倾斜，满满的一盅开水和豌豆倒在了她幼小的手臂上，顿时，整个手臂通红，不一会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多多哇哇地大哭起来。
陈建川最先冲进灶屋，看着烫伤了的多多，他赶紧抱起她去找村里的陈三虎。
陈三虎三十来岁，长脸型，高高的个子，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看着烫伤的多多，问：“咋回事哟，怎么把多多烫成这个样子？赶紧把衣服给她脱了，让手臂亮出来。”
陈建川一边给多多脱衣服，一边说：“她自己抓东西，烫着了。”
陈三虎在一个纸盒子里拿出两支庆大霉素，说：“赶紧把这药擦在手臂上，不要沾冷水，预防感染。”
擦药过后，手臂不再热辣辣地疼了。多多看着烫伤的手臂，像个莽子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嘟囔着。她任由父亲抱着，回了家。
杨召珍看着多多烫伤的手臂，责怪道：“怎么这么不小心？你看看你！”
多多不开腔，耷拉着脑袋，只瞥了母亲一眼，那目光里充满了仇恨。
贾林青看着多多，面无表情，多多手臂的烫伤好像与他无关。他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多多，自个抽起叶子烟来。
杨召珍看出了贾林青的心思，说：“你看嘛，哥，事情都这样了，就看你意见。”
贾林青说：“等娃儿伤好后再说。”
“要得，要得。”
贾林青在陈建川家吃过中午饭后就走了。多多躲过了这场不知道算不算是灾难的灾难。
而在经历了多多被换的整个过程后，陈建川看到了多多的巨大变化。他的心也在变化着。他下了决心，孩子，他要留下。他告诫自己，无论多苦多累，也要将孩子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