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正开好了两爿大门，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邵洵美
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邵洵美与徐志摩在剑桥街头相遇，那是一九二五年，是民国最风流倜傥的黄金年代：新文化风起云涌，上海滩风华绝代。一代代内心春风鼓荡的摩登男女走出国门，走向海上大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一切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告别黑暗与专制、融入现代文明的第一步。新的世界就寄托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世界肯定要在这一拔全新的新人类手中发生颠覆性的嬗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现代中国最著名、最海派的诗人在浪漫之都巴黎相遇，这是命中注定的必然，也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像天上的一颗星被另一颗星所吸引——是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邵洵美一九二四年春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攻读政治经济专业，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富二代的最佳选择：学成之后回国经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稳妥的、恰当的、尊贵的职业之路。邵洵美喜欢交游，一到放假就闲不住。当年暑假，他与同住在导师家的同学刘纪文一同到巴黎玩。在这里，他和正在法国学习绘画的徐悲鸿、张道藩、蒋碧微，甚至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相识。
都是画家与文人，都是风华正茂的世家子弟，在异国他乡见面，那份热情与喜悦自不待言。邵洵美和黄逸梵两家还沾亲带故，自然比一般的上海同乡多了一份亲切。当晚，由黄逸梵做东请邵洵美和刘纪文吃饭，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作陪。都说姑嫂是天敌，但是张茂渊和黄逸梵这一对姑嫂却是例外，她们情如姐妹，一同出洋，一同回家，外人甚至暗传她们俩是同性恋。黄逸梵说给张茂渊听，张茂渊一笑了之并不理会，照样和嫂子同出同进。那顿饭黄逸梵亲自下厨，张茂渊当助手。徐悲鸿、蒋碧微在一起相当熟悉，一个住在四楼，一个住在二楼，所以徐悲鸿并不客气，带着邵洵美过来大吃大喝。邵洵美尝遍海上美食，黄逸梵的几个拿手菜他并不恭维。但是能在巴黎这样的西餐一统天下的地方，吃到浓油赤酱的上海菜，还是让他喜出望外。他吃得一嘴油，对黄逸梵说：“看来，以后馋虫病犯了，就来找你。”黄逸梵说：“行，你出银子我做菜，没话说。”大家都在背后听说过邵洵美一掷千金的爽快和大方，等着他回请一次。
邵洵美绝不会食言，他后来在巴黎最著名的中餐馆里回请了这一帮子男男女女。那天张茂渊也去了，她是从来不曾放过这样的文人雅集。她正好坐在徐悲鸿身边，看了看邵洵美，然后说：“你们发现没有，邵先生很像一个人——不是像，他们简直就是一个人。”酒席上顿时一片哗然，徐悲鸿抢着说：“我正想说，他太像我志摩兄了。”他转身对邵洵美说：“不错，我还有一句话忘记对你说，我明天要为你画张素描。碧微、老谢、我们全以为你最像我们的兄弟志摩，他是一品诗人，江南才子。你也是一品诗人，海上才子。”大家一片应和。邵洵美说：“我看过徐志摩的诗，我也喜欢，怎么那么多人说我像徐志摩？看来，这个志摩我也要认他做兄弟了。”
邵洵美回忆前不久在剑桥大学发生的一件事：剑桥里有一个老头，叫戴维，摆着个小书摊，就在剑桥那个桥头不远的地方，他不知看过多少剑桥学子后来成为名流大家。当时他们都是穷学生，就在他的书摊前走来走去，有时候也停下来买上几本旧书。他的书摊一摆就是三十年，早成了剑桥大学的一部分，成了剑桥文化品格的象征。邵洵美喜欢淘书，经常去那里淘书，每次都可以淘到好书。戴维仿佛眼睛不太好，每次去都要凑在他脸上看半天，然后说：“你是不是姓徐？或者姓许？苏？”这些字的英语发音都差不多。邵洵美摇头说：“不是，我不姓徐，我姓邵，邵洵美。”戴维说：“有个姓徐的学生，也经常来淘书，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他要翻译《拜伦全集》，要我给他留着这方面的书。”邵洵美问他：“是不是叫徐志摩？”戴维笑眯眯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姓徐，我只知道这一些，他的老家在中国的黑龙江。”邵洵美认定这个不对，徐志摩的家从来没听说过在黑龙江。
隔了几天，邵洵美上伦敦去，在古奇街的互助工团里遇见陈宝锷，说起这件事，陈宝锷说：“做诗的是有一个徐志摩，可是他的老家不在黑龙江。”邵洵美没有再问下去，但是他内心非常渴望见到徐志摩，这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也都写诗的年青人，他太渴望见到他。他一定要认他做兄弟，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几天后，邵洵美又见到蒋碧微的女友蓝小姐，蓝小姐被人称为泰戈尔的干女儿。她一见到徐志摩就惊叫起来：“哎呀，你太像我的哥哥徐志摩了，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做朋友。”又一个人说他像徐志摩，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和徐志摩一模一样，他迫切要见到徐志摩。他问蓝小姐：“你哥哥徐志摩现在在哪里？”蓝小姐说：“他到美国去了，就要回来了。他是我的干哥哥，就如同我是泰戈尔的干女儿一样。因为我的干哥哥徐志摩和干爹爹泰戈尔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这样的蹊跷事依然在发生，那天邵洵美见到一个共同的朋友严庄，严庄笑眯眯地说：“邵先生，你长得和徐志摩一样。”邵洵美说：“太多的人说我像志摩，可是到今天我连他的面也没见着。”
就在说过这话五天之后，邵洵美和陈宝锷在中华酒楼吃了午饭出来，太阳很大，春天，他们沿着剑桥大学的路往前走，预备去打几盘弹子，或是玩一下纸牌。走在他们前面有两个人，服装很整齐，身材却并不像中国人，可是帽子底下露出来的却是黑头发。靠外边的一个忽然回过头来，原来是严庄。一见到他们，严庄立刻叫他的同伴停了步，自己来到邵洵美面前，也不说什么话，拉了他又跑回到同伴那里，高声狂叫：“来了，志摩，我把你的弟弟找来了——”徐志摩的亲热让你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一个陌生的人，没等严庄把话讲完，两位诗人的大手早已紧紧握在一起。邵洵美上上下下打量着徐志摩，一样的美人肩，一样的葱白鼻子，一样的月牙脸。他将手握了又握，说：“仁兄，我找得你好苦。”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徐志摩与邵洵美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两个人来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徐志摩问：“吾兄在剑桥大学就读什么专业？”邵洵美回答说：“政治经济学。”徐志摩一听，有点遗憾。邵洵美说：“家里逼着我学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正是这样，真是奇怪得很，中国人到剑桥，总是去学这一套。我的父亲也要我做官，做银行经理，到底我还是变了卦。”
两个人说到这里相视一笑，邵洵美问徐志摩：“我在徐悲鸿蒋碧微那里认识一位蓝小姐，说是泰戈尔的干女儿，又说你是他干哥哥，她一定要介绍我们做朋友。”徐志摩笑起来：“哦，蓝小姐，好聪明好聪明的一个女孩，也跟着我学写诗，虽然才开始，但是人家有灵气，做什么像什么，真的令人折服。她就认了我做她的哥哥，我们都热爱泰戈尔。泰戈尔的胡子真可爱，雪白雪白的，像榕树飘在空中的气根一样，她说她要做泰戈尔的干女儿，逢人就这样说，还要我做引荐人。”
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谈着，没有任何目的，有的只是相逢的喜悦，发自内心的狂喜——一样的来自中国的诗人，一样的相貌与性情。他们痴情地打量着对方，仿佛打量着另一个自己，从心底的喜爱一时不能控制。时间就这样悄然流逝，半天时间过去了。看看窗外天色暗下来，徐志摩说：“真是不巧，我今天是和严庄一起买船票准备回国的，刚认识了贤弟，我又要起程回国了。我是追慕大哲学家罗素来的。我后脚来，他前脚就走了，竟然到中国去了，而家里来信催我回去。”邵洵美说：“贤弟回吧，相见不难，我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择机回上海，弟兄们在一起，将会做出多少锦绣诗文来。”徐志摩动情起来：“是这样，贤弟，我也会再来剑桥，我在这里结识过多少名流大家，剑桥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会再来，我一定会再来。”
徐志摩与邵洵美依依惜别，邵洵美一路相送，两个人走过剑桥风景优美的校园：小巧精致的专售中国菜的餐馆，图书馆门前洒满落叶的铸铁木椅，高大繁茂的合欢树和山楂树。正是暮春时节，合欢树落下一地鸡毛似的粉红色的花，花朵掉落在绿色草地上，梦境一般令人迷恋。走过一排排古旧的有着哥特式建筑特有的尖顶的老房子，邵洵美和徐志摩停留在戴维的书摊前。老戴维一下子惊叫起来：“许？徐？苏——”他看着这一对有着希腊雕塑般面孔的中国美男子，笑得合不拢嘴。邵洵美对徐志摩说：“贤弟，每次我经过他的书摊，他都会提到你。说你姓许，或者是徐，说你是诗人，要他帮你留着《拜伦全集》。还说你家在黑龙江，天哪，他把你家搬到黑龙江去了。”徐志摩得意地和老戴维击掌，说：“我是和他说过的，那次我回家坐火车，穿过俄罗斯茫茫大地，最后进入中国的黑龙江，然后抵达北平。他可能听错了，以为我的家地在东北的黑龙江。”
兄弟俩看到戴维的书摊就走不动了，他们各挑了三四本书，然后夹着书又一路谈笑风生地来到了剑桥康河边。穿过草地和一行柳树，在康河的柔波上，出现一道三孔桥：康桥。清清的流水上，漂过柳叶一样的小舟，涟漪一圈圈地荡漾开来，还有青年学子爽朗的笑声随风而来。邵洵美手一指：“仁兄，这是我在剑桥最常来的地方。”徐志摩心弦被拨动了，紧紧握住邵洵美的手：“贤弟，这也是我最常来的地方。我在二十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我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我心中的诗人的天命。”两个人走上康桥，徐志摩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让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他满怀深情地看着河与桥，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回上海后不久，徐志摩给邵洵美寄来手抄在朵云轩信笺上的诗作《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天狗会里，那一帮狗男狗女
就是和徐志摩的一番谈话，竟然改变了邵洵美的人生走向，他矛盾了两个夜晚，断然放弃了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政治经济专业，转而研读英美文学，而且不和家里人打招呼，完全自作主张。他知道即使告知他们也绝不会得到同意，他想依靠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要走一条他的仁兄徐志摩正在走的诗人之路，这是他最痴迷的生命风景，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安抚他一颗汹涌澎湃的心。徐志摩说：“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我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我心中的诗人的天命。”那么此刻，他邵洵美何尝不是这样？康河的水其实只是一条静静的流水，与他的故乡上海滩那些陆家浜、肇家浜的河流并无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包容、多元的伦敦、巴黎、纽约等都会的现代文明，飓风般强烈冲击着诗人的心灵。从大洋这个角度眺望中国内陆，他坐立不安，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着手才可以改变中国，改变他自己。他无法再过那一成不变的富家子弟生活，他渴望创造、渴望倾泻，他的内心像一座即将喷发的活火山。
邵洵美带着激情融入到剑桥生活中，那时候，上海因为殖民文化的长久浸淫也渐渐躁动不安，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嬗变。或者说文化观念的嬗变必然要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相辅相成的。受着现代文明的感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工作者也开始蠢蠢欲动。留学法国的一批画家，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美术团体“天马会”，发起人有刘雅农、刘海粟等。徐悲鸿当时参加了法国国家春季美术沙龙，他的油画《老妇》入选了在法国莱茵河宫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这是一次中国留欧学生绘画艺术大展示。就在这次聚会上，徐悲鸿从林风眠嘴里听到刘海粟的“天马会”后，也不服输，他是决定留学回国后要做第一位全新的职业画家。在美展结束后，他对邵洵美说：“我们不能输给‘天马会’，干脆，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泛艺术团体，就叫‘天狗会’。在欧洲留学的同学人才辈出，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政治、谈艺术，互相学习与借鉴，也可以请剑桥、伦敦大学一流的学者来讲课，这样的活动不是很好吗？”
邵洵美立马赞同，当下和谢寿康、孙佩苍、张道藩等人一说，众人都说好。当晚邵洵美做东，在咖啡馆和一帮“天狗们”畅谈艺术与人生，开心极了，当即“封官加爵”：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总干事、蒋碧薇戏称为“压寨夫人”。徐悲鸿说：“我们的活动，总得有个场地。”他把目光投向邵洵美，剑桥学生都知道邵家是海上大家，有的是钱，邵洵美又一向豪爽。邵洵美也明白众人眼光投向他的意思，微笑着说：“不就是钱嘛，我来出好了。”
邵洵美花重金在巴黎附近乡村租了一处有庭院的房舍，对面就是卢森堡公园，还有一家咖啡馆。“天狗们”纷至沓来，虽然他们专业不一，有学医的、画画的，有研究政治的，也有像邵洵美这样弄诗歌的，但统一的话题就是文学与艺术、新近出版的小说、即将上演的话剧和开展的画展。“天狗们”读书、看剧、参展，忙得不亦乐乎。邵洵美尤其积极，有一次他和谢寿康单独活动，两人到了一个叫“黑猫洞”的咖啡馆，听那些法国诗人吟咏他们的诗歌，那怪异的姿态、诡异的氛围加上现代诗的魅力，邵洵美深深地被吸引了。在这里他结识了法国著名诗人葛莱和中国的梁宗岱。他用中文朗读歌德的《浮士德》，抑扬顿挫的音律之美把在场的诗人感动得当场落泪。
邵洵美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天狗会”的后台老板，虽然口袋里的银子哗啦啦地流失，但是他很开心，并不在意。发展到后来，这帮“狗男狗女”们很多人一日三餐全在“天狗会”里解决。他开始迷惑不解，后来还是谢寿康向他道出了内里实情：原来，国内政局变幻，军阀混战，哪里还有人理会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徐悲鸿等人的留学生官费完全中断，生活陷入困顿，甚至靠蒋碧薇帮别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某天家中无米之炊，蒋碧薇出门借钱，转了一圈羞于开口，只好回家，两人关起门来饿了一天。邵洵美得知后，一面电报家中汇款，一面拿出手头全部积蓄，在“天狗会”办起了免费食堂，招待各路留学生。不管是不是“狗男狗女”，只要肚子饿了，都可以进来免费吃喝。邵洵美的“孟尝君”之名，就这样传了出去，以至有人走投无路，求助于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却对他说：“你找我们不如去剑桥找邵洵美，他的做派真的是大方，而且有的是钱，我们都叫他‘活银行’。”
缪斯引领，像飞蛾扑向火光
春天，邵洵美坐邮船出游，经过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他特地下船游览了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古城。古城太多，并不都能吸引邵洵美，但是那不勒斯市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座举世闻名的珍宝——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石像。
他独自一人来到国家博物院，上到二楼，就被一块残破的壁画吸引住了。那方仅仅两尺来宽的破壁画上，画着一位西方女子，她表情模糊、身体残缺。但是那线条柔和的面孔却清晰可见，并散发出一种夺人心魄的光辉。特别是那双眼睛，专注地痴情地凝视着邵洵美，那是一种充满魔力的目光，带着圣母的慈爱和缪斯的忧伤，诱惑着邵洵美，搅乱了他的灵魂。他战粟起来，燃烧起来，两只脚像生了根似的，再无法挪动。不知怎么回事，面对着石像上的女神他想跪下来，想痛哭一场，把前世今生的苦难统统向她倾诉。然后投入到她的怀抱，像受洗的圣婴那样一尘不染地接受她阳光般春天般的抚摸。脑子里这样想着，双膝却自动一软，情不自禁地重重跪下来，然后泪流满面。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被这位中国青年的举动吓了一跳，忙将他拉起来，然后告诉他：“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也许你这位先生拜错了神，你心目中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其实在三楼上。”邵洵美站起来，浑身还在微微战粟：“我知道维纳斯在楼上，我也是特地为了欣赏维纳斯而来——但是这也没错，我先被她痴迷，我认为她就是爱与美的化身，这也没有错。你能告诉我，她是什么神？”工作人员和蔼地说：“她不是神，她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一个痴迷写诗的女诗人。”邵洵美拍拍额头，仿佛明白了什么：“那我没有拜错，她的目光像火光一样烧灼着我，在她的目光中，我随时可以燃烧。”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壁画上的萨福，心头顷刻间响起萨福的呼唤：来吧，走向我吧，我的洵美！邵洵美失魂落魄地走到壁画前，抚摸着萨福残缺不全的身体，然后再次深深地跪下来。
邵洵美心中自此就有了萨福一个位置，但是无论在剑桥依曼纽，还是在罗马翡翠冷，人们对萨福一无所知。后来偶然遇到一位慕尔教授，他对萨福赞不绝口，说她写了九卷诗歌，有抒情诗、颂歌和挽歌等，是古希腊诗歌创作的高峰之一，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位诗神”。
邵洵美从慕尔教授那里得到一本《希腊抒情诗》，其中收有萨福的《爱神颂》和《女神歌》。浪漫、唯美的古希腊诗歌让邵洵美如醉如痴，他一头扎进萨福的世界难以自拔。后来凭借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合乎逻辑的虚构以及热情奔放的精美诗句，他写出了一部诗剧《萨福》，在剑桥大学出版后，全学院为之轰动。而此时的邵洵美激情澎湃，提笔一挥而就，又给萨福写下一首诗：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邵洵美带着一腔热血和一怀西海岸的季风登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途经新加坡，在岸上一家不知名的小书店，发现一本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狮吼》，细读几页，激赏不已。刊物是创造社同人章克标、方光焘、滕固等人刚刚创办的一本刊物。章克标在发刊词中说，狮吼社同人都有点半神经病，他们沉溺于唯美派，喜好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尊尚新奇、爱好怪诞。
邵洵美读到最后大惊失色，朦胧中自己在剑桥慢慢形成的行为方式、艺术主张，竟然与狮吼社同人如出一辙，一时如获至宝。回到上海后当即叫上徐志摩，两人一同按着刊物上标明的地址，寻访到狮吼社。他认定他将来在上海滩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办杂志、搞出版，而刚刚面世的《狮吼》，无疑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事业样本。他们来到的那天，《狮吼》社“狮子头”章克标和滕固先生都在，几个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邵洵美酒后决定斥巨资创办杂志，而且，一定要弘扬他的唯美的颓废的艺术主张。在他们交谈中，一些人文理念、一些艺术设想、一些激情和一些渴望，正是海派文明萌发的叶芽，这全新的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的涓涓细流，正点点滴滴地汇集，最终汇成一片茫茫大海。
形影不离，两个女人显得多余
邵洵美一回家，家里空前热闹起来，斜桥邵家那上海滩著名的老宅子，上上下下全行动起来，就为了给邵家少爷邵洵美举办婚礼。
豪门婚礼一向非常奢侈，更何况海上斜桥邵家，豪门中的豪门，那种排场一般百姓见到肯定要咋舌。邵洵美看到婚房满堂古典式家具，皱起了眉头：“这种老古董我不喜欢，一定要换，肯定要换。”他这样随口一说，家里马上拿出巨款让他自己去挑选。邵洵美很开心，接过钱叫上未婚妻盛佩玉两人一同来到大西路上的吴宅。盛佩玉好生奇怪：“我们不是去买家具吗？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人家？”邵洵美故意不说：“这是吴德生家，吴院长，你不知道？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佩玉说：“我听说过，我们到他家来做什么呢？”邵洵美笑眯眯地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原来，徐志摩和京都名媛陆小曼结婚后，刚刚南下上海，借住在吴德生家。邵洵美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徐志摩。看到邵洵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邵洵美说：“仁兄，分别以来，日日思君不见君——”徐志摩说：“贤弟，我也是。”两人拍肩打掌正亲热得没完没了，一抬头，徐志摩发现邵洵美身后站着一位漂亮的、温文尔雅的小姐，不用说，就是弟媳盛佩玉了，忙上前招呼：“哎呀，这位一定是茶姐了，有失远迎，请，请。”盛佩玉很吃惊，徐志摩竟然开口叫她“茶姐”。她生于农历十一月，正是茶花盛开的时候，看着院子里一朵朵红红的茶花，朝廷邮政大臣盛宣怀给这位刚刚出世的孙女取乳名为“茶”，外人根本不知道。看来，这个邵洵美和他的仁兄徐志摩无话不谈，竟然把她的乳名也告诉了人家。盛佩玉红了脸，进了徐志摩华贵的居室，一个漂亮得有点炫目的女子正微微含笑地站在那里，一头柔柔的秀发，一双妩媚的明眸，把盛佩玉和邵洵美看呆了。两个人都知道，这个令人惊艳的女子，一定就是徐志摩新娶的太太陆小曼。
陆小曼上前与盛佩玉招呼，亲热间，楼上又下来几位贵客：翁瑞午和张嘉铸。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翁瑞午，是杭州世家子弟，也是陆小曼的老朋友。张嘉铸则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弟弟，几个人围坐喝茶，一时高谈阔论，竟然把盛佩玉和陆小曼遗忘在一旁。盛佩玉略有不快，几次用眼神暗示邵洵美别忘了去家具公司。但是很显然，邵洵美把这事忘了，只顾和徐志摩谈他即将面世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王月》。翁瑞午和张嘉铸也极有兴趣，邵洵美说得动情起来，起身吟咏：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像死般无穷，
像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更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片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盛佩玉没办法劝阻，只好与陆小曼相视一笑，到她的闺房中去聊女人间的话题。邵洵美聊到吃饭时间，看看时间不早了，决定做东，并请来章克标等一帮狮吼社的同好吃饭，共商创业大计。他叫出盛佩玉：“你和小曼嫂子说说，去哪里比较合适？”陆小曼说：“我刚到上海，一无所知，只能客随主便。”盛佩玉说：“我只听姐妹们说，北四川路那边新开了一家新雅茶室，实在雅致得很，诸位不是酒袋饭囊，是文朋诗友，应该去这样高雅的地方。”邵洵美说：“可是我们先要喝酒吃饭才行。”盛佩玉说：“那里早晚供应茶水，午餐有菜，是广帮菜，蚝油牛肉和冬菇凤爪汤最是美味诱人，也有西餐供应。最最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厨房间供食客随便参观，那个卫生和干净，做得实在好。”
邵洵美一一打电话召客，将一帮人带到离得比较远的新雅茶室。果然如盛佩玉说的那么好，邵洵美马上和老板打招呼，将此地作为他与朋友聚会的联络点。所有的朋友来此聚会，只要最后报上他邵洵美的名字，都可以挂账，到月底由他来结。他将名片递给新雅老板，老板一见是海上大名鼎鼎的邵家大少爷，自然求之不得。
当天在新雅茶室，邵洵美决定创办金屋书店和《金屋》杂志，并计划出手救助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创办的、行将倒闭的新月社。
《金屋》上的“新月”，海上的明月
与盛佩玉结婚后，邵洵美全身心投入到海派文学事业中，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也由光华书局出版。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酷爱文学，把书局办得如同作家沙龙，郁达夫、夏衍是这里的座上客，扬州才子叶灵凤也常来。邵洵美一到，这里就更加热闹。谈到日暮黄昏，邵洵美便带到新雅去喝酒吃饭，接着再谈。沈松泉虽然钟情文学，但是做事总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邵洵美只要一提到诗集出版，他便沉默了。谁都知道诗集销路不畅，出诗集要倒贴钱。但是他再爱钱如命，毕竟大小也是个文化人，架不住众人撑腰、打气，也是相中邵洵美的才高八斗，最终还是出版了《天堂与五月》。
诗集虽然出版了，但是邵洵美并不开心。如此受制于人，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本来是要在上海文化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现在不要说帮助各路文朋诗友，连自己想出一本小书都这么难，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决定立即开办金屋书店，越快越好。取名金屋，源自于英国一种黄皮书——那种黄色的封面是金黄色，像金子一样，非常漂亮，连带着也让人感觉得书的高贵与尊严。
金屋书店一开张，邵洵美就出版了两本书：《一朵朵玫瑰》和《火与肉》。通过这两本诗集，他把欧美最优秀的诗人介绍到中国来：萨福、魏尔伦、高蒂蔼、罗赛蒂、史文朋、哈代、蒂爱斯黛尔等九位诗人。诗首刊有他们的简历与照片，同时对每一首诗作都配有简评。
在中国，将欧美诗人作系统性的介绍和品评，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朵朵玫瑰》和《火与肉》一出版，立马引起轰动效应。来自大洋彼岸的诗歌，在中国读者心中掀起狂涛巨澜。在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之间，一时间萨福、哈代等成为时髦话题。萨福的那首《爱神颂》，在大学校园几乎人尽皆知：
永生的爱神，
在光华的宝座坐定。
你这天帝的孩儿，
一切烦恼是你所织成。
随着来自欧美的诗歌深入人心，邵洵美趁热打铁，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
昨日的园子
静了静了黑夜又来了，
她披着灰色的尼裳，
怀抱着忧郁与悲伤，
啊她是杀光明的屠刀——
她
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软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
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
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
在同一时辰里双倍的欢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叠的竹节，
我知道舒服里有伤痛，
我更知道冰冷里还有火炽。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来箍我箍不紧的身体，
当钟声偷进云房的纱帐，
温暖爬满了冷宫稀薄的绣被。
随着一部部史无前例的诗集出版，邵洵美这个名字在海上明月般升起。海上升明月，他便如同一轮明月，仿佛捅开了老宅里紧闭的天窗，让大海上浩浩荡荡的长风呼啸而入。无数热血男儿被这股飓风裹挟着，豪情万丈。各种类型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如过江之鲫，徐志摩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社，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创造社双峰并峙。后来徐志摩回老家省亲，胡适等人也南下上海，看到新月社成员重聚上海，徐志摩决定也开办一家新月书店，当然少不了要拉拢他的好友邵洵美加盟。
新月书店开张和《新月》杂志出版，一时间万众瞩目，都是一些响当当的文坛骁将：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胡适、张嘉铸、饶上侃、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新月》如同一轮明月，令无数学子抬头仰望。徐志摩用心编辑《新月》，每期的稿件都是全体社员统一定稿。因为《新月》的影响力，邵洵美提议编辑一本《新月诗选》，很快就付诸行动，邵洵美和徐志摩各将自己的代表作收入其中。其中50行的抒情诗《洵美的梦》是令人惊叹的天才之作：
从淡红淡绿的荷花里开出了，
热温温的梦，她偎紧我的魂灵。
她轻得像云，我奇怪她为什么
不飞上天顶或是深躲在潭心？
我记得她曾带了满望的礼物
蹑进失意的被洞，又带了私情
去惊醒了最不容易睡的处女，
害她从悠长的狗吠听到鸡鸣——
这首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里写道：“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十全的美），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如其一块翡翠真能说出话赞美另一块翡翠，那就正比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
取意于泰戈尔的《新月集》里的“新月”，从“黄金”屋顶上升起来，慢慢孤悬海上，成为万众瞩目的海上明月。
泰戈尔访华，两兄弟亲上再加亲
徐志摩带着陆小曼来上海定居，他与邵洵美的密切交往便由文学蔓延到了生活。两个好友的太太也开始礼尚往来、互称姐妹，常常一同吃饭，一同出游，让圈中人好不艳羡。
这时候海上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印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泰戈尔受到徐志摩的邀请来到中国上海。作为邀请者，徐志摩要准备的事情实在太多。当时他在光华大学任英文系教授，要暂时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安排接待泰戈尔的具体事务。但是校方却不准假，因为接待泰戈尔并非徐志摩的本分工作。徐志摩无奈，和校方商量妥当，决定让邵洵美来代他上课。徐志摩抱歉地对邵洵美说：“我也没想到，邀请老戈爹来访，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竟然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那帮左翼文化人，陈独秀、沈雁冰，还有林语堂——”邵洵美说：“我已看到陈独秀的抨击泰戈尔的文章了，他认为接受泰戈尔的观点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徐志摩说：“是的，林语堂甚至认为，泰戈尔以一个亡国国民的身份，竟然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显得不伦不类。”徐志摩说：“我一定要让这帮家伙闭嘴，他们算什么东西，我们要安排泰戈尔作多场报告，还要安排他与溥仪见面，要以实际行动扇那些家伙一记耳光。”
邵洵美显然把兄弟交代的事当成大事，为了不让同学们嘲笑他为“娃娃教授”，他特地配了平光眼镜，装成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上了讲台。眼镜固然帮他起了很大作用，可惜他在代课前扭伤了脚，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风采自然大减。好在他的知识很丰富，特别当学生们知道他就是名闻上海的大诗人邵洵美时，一时间奔走相告，来听课的学生甚至超过了主教老师徐志摩，也算是意外收获。
一九二九年三月，泰戈尔如期访华，徐志摩带着一帮人去汇山码头迎接。当红帽银须、穿一身僧袍的诗哲泰戈尔出现在船头时，岸上人群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印度人则自动站成一排唱起了印度歌。徐志摩将泰戈尔安排在自己家中住下，为了招待泰戈尔，他和陆小曼特地准备了一间墙上挂着毯子的印度式卧室。但是泰戈尔看了却摇头说不好，陆小曼十分疑惑。泰戈尔用英语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领略东方异国风情。”陆小曼明白了，她和徐志摩住到了那间房间里，把那间有中国风的大卧室让给了泰戈尔。
徐志摩知道邵洵美也极其喜爱泰戈尔，当天晚上便把邵洵美和盛佩玉请到家中来见泰戈尔。酒过三巡，泰戈尔诗兴大发，徐志摩与邵洵美也跃跃欲试。盛佩玉不会说英语，有点犯难。她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印度老爹，那高大如泰山的身躯，灰色的长袍，灰白的飘飘欲仙的大胡子，她有点犯迷糊。陆小曼怕冷落了这位嫂子，将她拉进了给泰戈尔准备的那间房子，对盛佩玉说：“这间房子是给老戈爹准备的，但是他不愿住，提出要住我们那间。”盛佩玉笑起来：“那你就让床，志摩巴不得，你也了不起——你不想想，你的床泰戈尔睡过啊，老戈爹一走，你就把床卖掉，在报上打广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睡过的床，上海有钱人还不打破了头抢着买，你也好发一笔财。”两个女人说说笑笑，不知怎么说到孩子身上，陆小曼说：“我们志摩就喜欢你家老大邵潮，说他机灵、聪明，和他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盛佩玉说：“我听洵美说过，洵美说，既如此，不如我们将邵潮送给小曼、志摩作继子。”陆小曼说：“是真的啊？志摩早有此心，就是开不了口，怕你们不舍得。”盛佩玉说：“有什么舍得不舍得，志摩与洵美是兄弟，我和你又是姐妹，邵潮过继给你们，这有什么不放心？”陆小曼说：“既这样，那我们择良辰吉日，就办酒宴、立字据——”
扒衣送人，一掷千金的赳赳男儿
邵洵美当年在上海，被誉为“当代孟尝君”，为了诗歌与文学，他的豪爽和大方前所未有无人能及。在他身上，甚至发生了扒衣送人的奇闻——这并非奇闻，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孤岛时期”，邵洵美受南京临时政府派遣来到美国购买电影器材，途经檀香山，他登岸游览市容，一身纯白色的哔叽西装，举止洒脱，令人刮目相看。在一家商店闲逛时，一位美国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邵洵美好生奇怪，刚到美国，难道会有人认识他？正疑惑间，美国青年却微笑着开了口：“先生，你这身西装实在漂亮，太漂亮了，我很少见到像你这样潇洒的人，能把西装穿得如此漂亮。而且，这身白色的哔叽西装，也实在漂亮，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像你这样拥有一套漂亮的白色哔叽西装。”邵洵美说：“是吗？”美国青年突然脸红了，开口说：“我后天就要结婚了，我做梦都想穿一身你这样的纯白色哔叽西装，去迎接我的幸福的新娘。”邵洵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美国青年是“只认衣衫不认人”。既然他如此喜爱他这套白哔叽西装，既然他后天就要做幸福的新郎，那么，就把这件身外之物脱给他吧，成人之美，给他，也给自己，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他当即脱下西装，说：“那我送给你。”随同人员大惊失色，美国青年目瞪口呆。邵洵美却身穿内衣，推一推眼镜，然后淡定地走向成衣柜台，挑选了一套衣服穿上，付了款，然后扬长而去。
这样的豪爽之举在邵洵美一生中数不胜数，金屋书店刚刚开张时，朋友林先生来找他，期期艾艾半天就是不肯开口。邵洵美说：“有事请但说无妨。”林先生说：“我的朋友夏衍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穷困潦倒，生活无着，金屋书店可否帮他出本书，解决一下他目前的困难。”邵洵美二话不说，立马答应下来。隔了一天，夏衍带着一叠书稿来到金屋书店，邵洵美赶紧倒茶让座，接过书稿一看，是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他不等夏衍开口，马上付给他五百大洋，并将其中的《女人的天国》一文在他主持的《狮吼》杂志上发表，并预告此书将由金屋书店出版。
新月书店在上海开张，报上刊有新闻，买书的人还没上门，送书的人却来了。一个陌生人拿着一部藏书《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抄本来找胡适，他认定胡适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愿意将这部珍贵的收藏本卖给胡适。偌大的中国，也只有胡适配读这样的书。隔了几天，胡适来到新月书店，店员将此书交给他。他随手一翻，大呼：“好书，真是好书，险些失之交臂。”他发现这是海内最古老的《石头记》抄本，是一部最接近原稿的版本，迫切要将此书买下来。可是一谈价格，陌生人开口要五百大洋，且分文不少。当时胡适正是因为北京大学停发工资半年，无奈之下他才来到上海，手头拮据，这一时去哪里筹集五百大洋？在一旁的邵洵美见状，上来说：“既然是本好书，既然胡先生如此喜爱，那么，我来成人之美好了。”他当即开出五百大洋支票给了陌生人，让一部好书有了最好的归宿。后来胡适离开大陆时，什么都没带，只带了这一部《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
邵洵美的孟尝君之名渐渐传遍上海滩，凡文化人士，一旦失去工作或没有饭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求助邵洵美——因为他家产万贯，也因为他一掷千金。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邵洵美做东，在新雅茶室请客，一行人酒足饭饱之后，继续喝茶。邵洵美无意中站到玻璃窗前，看到马路上瘫坐着一位乞丐，谁也没有将乞丐放在心上。临走时，邵洵美对老板说：“给我再来两碗米饭，一个蚝油牛肉，我要带走。”盛佩玉说：“我们都吃好了，你要带饭给谁吃？”邵洵美说：“这个你别管。”他拿着饭菜随众人一同出了新雅，故意落在后面。经过那个老乞丐面前时，谁也没有在意，他悄悄弯腰将饭菜放在乞丐面前，然后悄悄离开。
“狮吼”再吼“新月”重升
邵洵美加盟新月派，看到《新月》杂志创刊，也打算再办一本自己的杂志。狮吼社的章克标等人很有办刊经验，他向他们取经，便来到狮吼社，意外得知《狮吼》杂志停刊了。
说起《狮吼》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年来一会儿无钱购纸张，一会儿没有印刷费，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先是半月刊，最后连一月一期都保证不了，终于停了。一本很好的刊物，在读者心目中地位也很高，说停就停了，十分可惜。邵洵美说：“好好的怎么就说停就停了呢？”章克标叹口气：“叫我怎么说呢？还不是缺少孔方兄嘛，没钱，你说我们怎么往下维持？”邵洵美突然说：“不就是钱吗？我来出好了，我们再让《狮吼》起死回生，我愿意和你们合办。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将《狮吼》交由我们金屋书店来出版就行，有关财务我们全包了。”章克标喜出望外：“那是太好了，洵美，这叫我们怎么谢你？”邵洵美说：“没什么可谢的，我喜欢做书做杂志搞出版，狮吼的事也就是我邵洵美的事。”很快，《狮吼》杂志又重新复刊，为了表示庆贺，邵洵美将这一期杂志命名为“复活号”。
帮助《狮吼》对邵洵美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说海上文坛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那邵洵美就是一个舵手的角色——不理解邵洵美，你就无法理解当年的海上文坛，因为他是一个绝对重要的核心人物。海上文坛出现的任何事情，他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在“狮吼”再吼不久，新月书店经理、徐志摩的小舅子张嘉铸来找邵洵美，哭丧着一张脸。邵洵美问：“怎么回事？”张嘉铸说：“新月书店不景气，一直亏本，眼看着保不住了。”邵洵美当下来火了，这么大的事徐志摩不来，却派他的小舅子过来，这位愚兄也实在愚蠢。邵洵美当下打电话把徐志摩从光华大学课堂上叫来：“你我之间有什么话有必要要通过中间人吗？连‘狮子头’我都吃下了，‘新月’遇到困难，我怎能坐视不管？”徐志摩说：“张嘉铸是经理，平常我真的不太管书店的事，我知道书店一直不景气，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日薄西山。”邵洵美说：“‘新月’是海上明月，‘新月’落了，不是你徐志摩的耻辱，也不是我邵洵美的耻辱，是整个上海的耻辱。”邵洵美二话不说，从家里斥出巨资把新月书店盘下来，同时接任书店经理，亲自过问业务。此举引得海上文坛一片叫好，后来凡杂志难以为继的，就会有人说：“去找邵洵美。”邵洵美成了上海文学的一根救命稻草。
时隔不久，又一家杂志向邵洵美求援，这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生活》周刊在当时影响很大，由于言论越轨，被当局查禁。当时《生活》周刊一向由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印刷，拖欠印刷费是常有的事。但是邵洵美从不计较，只要与文化有关，他向来倾力相助。这一次不同往常，这一次《生活》周刊要停办，一大笔印刷费该如何处理？看着邹韬奋的愁眉苦脸，邵洵美挥挥手：“算了算了，新账老账一笔勾销。”话说到这个份上，邹主编还是没有笑脸。邵洵美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吗？”邹韬奋说：“编辑部七八个同仁，好几位都是拖家带口，现在发不出解散费，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邵洵美说：“包在我身上好了，你先回去，我马上派人送钱去。”邵洵美当即让家人送三百元大洋到《生活》周刊，给他们做生活费和各寻出路的路费。
《生活》周刊关了门，很多读者无所适从，邵洵美决定给《生活》翻开新的一页，创办一份取代《生活》周刊的杂志《人言》，请来林语堂、潘光旦、章克标、陶亢德、胡适、郁达夫等人加盟。他在《人言》发刊辞中说：“大家总感到现在缺少了一种可以阅读的周刊吧，《人言》就是想弥补这个缺陷的。我们有许多话想说，大家一定都有许多话想说，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感慨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是人，无疑地要说的话，所以周刊定名为‘人言’。很明白地说，‘人言’就不是鬼话。”
留日与留美的较量
创造社一枝独秀的时候，徐志摩被这一拔留日学生的艺术情怀深深折服，他们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执著地追求一种艺术美，与徐志摩的艺术主张高度一致。他找到在杭州时的同学郁达夫，通过郁达夫的介绍，他与创造社的一帮人频频交往。可是没有想到，家庭背景的差异，生活条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留学日本与留学英美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一年，徐志摩在清华大学做的演讲《艺术与人生》被郁达夫看到，在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能被创造社成员高看，徐志摩十分开心，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成仿吾：“承赞，愧不敢当。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他把创造社诸位称为“同志”，要和他们“共辟新土”。在信中，他对郭沫若的诗才十分钦佩，大加赞美：“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对成仿吾的赞美是：“兄评衡立言有方，持正不阿，亦今日所罕见。至望锲而不舍，以建风格。”
“新土”没有开辟，却很快走向反目：起因是郭沫若重访日本，经过昔日旧居时一时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诗《重过旧居》：
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
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
徐志摩读到这首诗很不舒服，尤其这两句让他难以忍受，口口声声“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领袖，竟然写出这样的烂诗？他在胡适主办的杂志《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艺随笔：“坏诗，假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批评了“泪浪滔滔”：“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徐志摩年少气盛，看到如此恶劣的诗作竟然出自他艳羡的天才诗人之手，他的心里实在堵得慌。文章发表后创造社的人很快写信告诉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怒火中烧，立即写信告知成仿吾。成仿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通信四则》，其中的一封是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对他的“卑劣行径”予以痛斥：“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价值。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甚堪告慰。”看到创造社翻脸，徐志摩也无可奈何。天真的诗人认为自己作批评文章绝不至于幼稚到“以笼统的个人为单位”。批评的标准，只是所批评的本身。评价雪莱一首诗的低劣，并不是说他所有的诗全都低劣。徐志摩对成仿吾大为不满，因为他只是评论了郭沫若的一首诗，况且这首诗真的很差。可成仿吾却下了这样的定论，说徐志摩在“污辱沫若的人格”。
其实新月社与创造社积怨的总爆发，它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艺术主张的不同不仅仅导致了他们所处的不同流派，更让他们在为人处世上也针锋相对。在徐志摩此文发表前，新月社刚刚和创造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起因是一位叫余家菊的先生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郁达夫认为翻译出错，狠狠批评了余家菊，还骂了人。胡适很生气，写了一篇“骂人”，认为郁达夫“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成仿吾在《创造周刊》上写了篇“学者的态度”施以凌厉还击：“郁达夫骂人是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的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对。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条恶狗，走到邪路上去了吗？”郭沫若也出来声援郁达夫，反击胡适。两派在报纸上打得硝烟弥漫，这硝烟还没有散去，徐志摩又捅出一篇文章，等于在尚未熄灭的火上又浇上一桶油，这两派就结下梁子。尽管徐志摩后来写文章让新月社和创造社的作家放弃意气之争和党同伐异的恶习，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新月社与创造社的背道而驰，其实是留日与留美文人的观念较量。仇怨已结，已没有办法再和好如初。
《时代》，开创了海上的时代
各类报纸杂志如烂漫山花，一夜之间开遍上海滩，把上海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城镇提升为八面来风、包容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当时海上文化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成立艺术流派办报办刊，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与政治主张。这是民国时代一个从文化到政治的系统性的嬗变，所有的人都不能例外。当时上海有两个颇有名气的兄弟画家张光宇、张振宇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创办了一本《时代画报》。
《时代画报》几乎是横空出世，它在发刊词《时代的使命》中说：“宇宙的巨轮，循着它铁一样的定律，一刻不停地转变，昨日骄视一切的花儿，今朝已被人篡夺了王位。诗人悲悼他的好梦不长，维纳斯感叹人间的青春易逝。为了弥补这莫大的缺陷，我们才创设了这《时代画报》。我们要从宇宙的残忍的手中，挽回这将被摧残的一切，使时代的菁华，永远活跃在光明美丽的园地中，不再受到转变的侵蚀。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任是无尽的宇宙颠尽了万汇的面目，但是这里的一切将永远长存。”
民国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黑暗中昏睡了五千年的中国人大梦初醒，大洋彼岸的季风浩浩荡荡地吹进中国人霉味扑鼻的老宅院，这种史无前例的嬗变让中国文化人热血沸腾。作为生活在直接复制了西方文明的上海滩，海上作家都想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张氏兄弟虽然激情如火，但是奈何《时代画报》销路一直不佳，苦苦支持了一年，最后实在难以为继。两兄弟无一例外地想到了朋友邵洵美，弟弟张振宇能说会道，交际能力一流，他主动游说邵洵美。那天来到邵家，邵洵美照例将他带到新雅茶室。张振宇远兜远转地绕了大半圈，邵洵美微笑着说：“别再绕圈子了，是不是《时代画报》撑不下去了。”张振宇大笑起来，邵洵美说：“我本来对《时代》很看好的，我现在对《时代画报》仍然很看好。南洋那边的《良友画报》为什么一枝独秀？它们有它们的办刊经验。我以为，上海不能没有一份画报，上海的画报只有《时代画报》可以和《良友画报》搏一搏。上海不会输于任何城市，那么上海的《时代画报》也不能输于任何画报。”
邵洵美当即派堂兄邵柳门送给《时代画报》五千元现大洋，算作投资，并派他担任《时代画报》出版方中国美术刊行社会计，负责财务。这一招让张振宇信心大增，让他的二哥曹涵美也拉来投资。邵洵美决定借《时代画报》这块品牌大干一场，办出一份令人刮目相看的大画报来。第二天他就做出决定：斥巨资从国外进口一台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影写版印刷机，并创办一家与之相匹配的图书公司：时代图书公司。
张氏兄弟欣喜若狂，邵洵美自然也说到做到，他卖掉白克路珊家园弄堂房子，得银洋十万元，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定购了德国郁海纳堡生产的最先进的影写印刷机。当期的《时代画报》上刊出重要启事，向读者宣布三大革新：
第一，此前所有的《时代画报》，均为第一卷，自邵洵美入主起，称为第二卷第一期。
第二，在定购的机器没有来到之前，全部的杂志先交德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影版印刷厂印刷，力求图片精益求精。并加添时事新闻，此外关于艺术及美化之提倡，无不着意，自是一时无双。
第三，努力于文字之创建。本社特请国内外名家撰写关于政治、社会、文艺上之稿件，并特派专人会见要人、名人询谈社会、文化之重在问题，以资建设时代之大贡献。
为了一心一意办好这份画报，邵洵美果断关闭了金屋书店，他借助时代图书公司，开启一个文化传播、阅读的新时代。为了上班方便，他又花了一万多元购买了一辆美国产的“纳许”高级轿车。这种车当时在上海极少有人购买，上海市长吴铁城坐的就是“纳许”。但是他的“纳许”是四只汽缸，而邵洵美的却是八只汽缸，开起来无声无息，疾驰如飞。
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伴侣
泰戈尔的访华给徐志摩一颗饱满、激荡的诗心带来巨大的冲击。他其实一直都生活在冥冥之中，在瑰丽的精神天空漫游，这是他的生活常态。他混淆了生活与精神，这两者对他来说向来不分彼此。他的所有行为其实都受着一种精神力量的感召，受着大家灵魂的感召，他的诗歌创作更像一场行为艺术：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伴侣。于他来说，他的灵魂伴侣就是那些在生的或早已逝去的大师，他们和他们在天空中对话，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
那时候的上海是个世界级的大都会，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文化人的乐土。无数世界级的大师，都希望来到这个东方大都会。杜威、罗素、爱因斯坦、萧伯纳、卓别林接二连三地来到上海。每一位大师的到来，都在为海上文坛引入一股活水，泰戈尔更是如此，他的到访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包括围绕着他出现的那些争论与批评，事实上对海派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徐志摩对此相当重视，作为翻译，他全程陪同了泰戈尔，由上海、南京，到北京、太原，接着再南下汉口，又沿长江回到上海，再一路相送到日本，最后由日本转回香港，两位诗人才最后分别，相约来年欧洲相会。这样的虔诚和真挚，就是诗人与诗人间超越世俗的友谊，也是两颗心灵之间的神秘感应。他渴望和这样的大师作对手，潜意识里，他也把自己当成大师。或者假以时日，他应该也可以成为大师级的诗圣。早在他留学剑桥时，他就锋芒初露，那时候他交往的是哲学大师罗素。
罗素喜得贵子，徐志摩比自己生了儿子还高兴。在孩子满月那天，他别出心裁，向中国同学发出正式请柬，然后请罗素夫妇带着新生儿到剑桥来。罗素很开心，带着老婆孩子如约前来。到了徐志摩的住处，只见大门紧闭，门上却贴着红纸剪成的喜字，还有显然也是刚刚贴上去的红春联。罗素不知道中国风俗，但是知道这一切是为他这个儿子准备的，就十分感动。敲开了门，才发现满满一屋子中国留学生，大家齐声欢呼罗素一家，然后端出十几碗长寿面和红鸡蛋，让罗素夫妇喜出望外。
徐志摩第二次来欧洲时，也会见了罗素。罗素那天开着一辆破车来接他，戴着一顶开花的草帽，穿一件旧衬衫，领带像稻草一样在胸前飘摇。这乡下人的打扮让徐志摩差点没认出他，但是他那双哲学家智慧的眼睛光芒闪烁，让徐志摩深深折服。他在罗素家住了两个晚上，每晚都谈到凌晨两点。三次与罗素交流让两个东西方男人成为至交，后来徐志摩说：“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很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乏力是意中事，草间的剌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高临危峰时的愉快！”这倒是说到点子上，登高临危峰是愉快的，半道上的乏力肯定难以承受，还得有耐心——他后来求见哈代便是如此。
就在这年七月，途经英国时，经朋友介绍徐志摩见到了小说家哈代。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他从伦敦乘火车来到哈代居住的道骞斯德。天气好得没法说，下了车走不多远就是哈代家。庭院的门正对着一片草坪，后面是一片绵延的树林，进入园子就是哈代自建的房子，墙壁上爬满了藤萝。他正想进门，一位白纱抹头的年轻女佣正好开门出来，他问：“哈代先生在家吗？”女佣看了看他：“哈代先生是在家的，但是你该知道，他永远是不见客的。”当时哈代已八十三岁，早已闭门谢客，在乡下过着隐居的生活。徐志摩不死心，掏出一封信，说：“这里有一封信，请帮我交给哈代先生。”哈代看了那封信，决定接见徐志摩。
那是一个矮小得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老头，头顶全秃了，那哈代式的松松垮垮往下塌的腮帮，让他的表情带着永远苦涩的忧郁。他佝偻着腰，气喘喘地问：“你们中国诗用韵不？”徐志摩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哈代打断他的话：“我不要听最近的。”哈代似乎很不礼貌，很快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上：“三十年前，有一个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他是中国通。叫我去我没去，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是不是？为什么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是很方便吗？”然后他起身要带徐志摩看他园子里的花，徐志摩说：“哈代先生，我远道而来，你可否给一点小纪念品？”哈代说：“好。”他俯下身去，摘了一朵红花一朵白花，递给徐志摩：“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六点的车好不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他招呼他的狗，在徐志摩惊讶的目光中，开门进去。
徐志摩拿着两朵花站在园外，感到一切像做梦一样，刚才那个矮个秃顶的老头，是哈代吗？太奇怪了。
“我也总算见过了他”
对大师的尊敬邵洵美比起他的仁兄徐志摩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即将来上海时，他几个月前就跃跃欲试，甚至让他主办的超级畅销的《论语》杂志出一期专刊《萧伯纳游华专号》，并撰文“萧伯纳”隆重推出。萧伯纳来华当天，他和五百多位上海各界人士在寒风中恭候了两小时，最后却被萧伯纳放了“鸽子”。
宋庆龄自有她的魅力，为了邀请萧伯纳，她带上杨杏佛，坐上小轮亲自来到吴淞口，登上“不列颠皇后号”游轮，迎接萧伯纳，力邀他在上海停留一日。萧伯纳说：“我来东方只想见一见您孙夫人，现在既然已与夫人会面，就不必再登岸了。”宋庆龄知道海上文坛的殷殷期盼，一再盛情相邀。萧伯纳说“如果苟能避免烦嚣，亦愿登岸一行”。宋庆龄答应了他。
当天中午，宋庆龄在府上接待萧伯纳，然后在鲁迅、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等人陪同下，一行人来到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徐志摩、胡适、邵洵美等皆为理事，邵洵美还兼任秘书长，笔会的实际工作全由他负责。能把这个世界级的文豪请到上海来，他有点欣喜若狂，近距离地注目这位皮肤红到发嫩、胡须洁白如雪的老翁。在他眼里，萧伯纳如同圣诞老人。可是萧伯纳一直金口难开，这让邵洵美一筹莫展。为了活跃气氛，他作为中国笔会的秘书长，早已作了细致的安排，让梅兰芳来一段京剧。果然萧伯纳被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所吸引，总算开了金口：“我在苏联是见过斯大林的，一直把斯大林看作美男子。现在，我终于在中国的上海，又见到另一位美男子。我想问梅先生，我们英国戏剧演出没有锣鼓，因为一有杂音就会损害观众注意力。而中国的戏剧，就觉得过闹。”梅兰芳说：“中国戏剧有两种，如昆曲就属于不闹的一种。”萧伯纳得知梅兰芳舞台演出已有三十年历史，忍不住赞叹道：“先生真是驻颜有术。”梅兰芳换了个话题：“爱尔兰人忠实于友谊，我很愿意和萧先生做一个朋友。”萧伯纳说：“爱尔兰人虽生性率直可亲，然而说话极靠不住。”邵洵美一听，就拍掌说：“好，萧先生果然率直可亲，这才是靠得住的供状，可以比得上十部卢梭自传，萧先生将来要成仙，就是此地种的善根。”
萧伯纳与邵洵美等作简短对话后，说：“此刻来做演说实在不必要，因为在座诸君都是著作家，我只能是班门弄斧而已。普通人都把作家看做神秘、伟大的人物，现在诸君都已知道它的内容，我多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况且作家也是劳工，不过他的工资比劳工更少罢了。”林语堂一听，马上插话：“作家工资比劳工更少？对于先生您来说，未必是这样吧？”萧伯纳说：“我的作品不是都有收入，很多演说都是不收费的。我在这里像动物园的陈列品，诸位都已看过，我也不再多说什么。”有人突然问他不吃肉的原因，他说：“并无原因，只是不喜欢吃而已。”
萧伯纳逗留了二十分钟，说了不到二十句话。邵洵美后来在“我也总算见过了他”中说：“这二十分钟里没有一忽不显露萧氏吝啬的性格，他连一句话都不愿白费，但这二十句不到的话，却是难得的珠玉。”萧伯纳当晚赶到“不列颠游轮”上，临走时，邵洵美代表笔会送他两件礼物，一件是装在一个大玻璃锦盒中的北平东安市场制作的京剧脸谱，另一件是古绣衣。萧伯纳鉴赏之后说：“戏中的战士、老生、小生、花旦、恶魔，都能从面貌上鉴别出来，我们这些人面目大都相同，不过内性就未必相似了。”
萧伯纳不知道，这些礼品全是邵洵美自己掏钱。所谓的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原本就是一个空架子。当晚，他还自掏腰包，请萧伯纳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素菜馆吃晚饭。全世界都知道萧伯纳吃长素，他常对人说：“我把蔬菜当酒肉来享受，吃素的人总是脱俗的。”当晚陪同进餐的有宋庆龄、鲁迅、林语堂、蔡元培等。吃完饭后，宋庆龄送萧伯纳回游轮，邵洵美签字付账出了门。外面下雨了，他意外发现鲁迅站在屋檐下避雨，神情寂寞。他走上前说：“周先生，坐我的车回去，好吗？”鲁迅点头微笑：“好，好的，谢谢。”于是，他坐进了邵洵美的车，邵洵美把他一路送回家。
只是一乱堆的残暴与罪恶
徐志摩还在剑桥留学时，与当时的《雅典娜神庙》杂志主编、诗人麦雷成了好友。麦雷的太太曼斯菲尔德是近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大师”，她生有肺病，却有着惊人的美貌，逃婚后与当年才二十二岁的麦雷相恋九年后结婚。一个秋雨萧萧的夜晚，徐志摩在麦雷帮助下，见到了这位神秘的女作家曼斯菲尔德：“所以我推进那房门的时候，我就盼望她：一个将近中年和蔼的妇人，笑盈盈地从壁炉前沙发上站起来和我握手问安。但房里，一间狭长的壁炉对门的房，只见鹅黄色恬静的灯光，壁上炉架上杂色的美术的陈设和画件，几张有彩色画套的沙发围列在炉前，却没有一半个人影。麦雷让我一张椅上坐了，伴着我谈天，谈的是东方的观音和耶教的圣母，希腊的圣女狄安娜、埃及的女神伊希斯、波斯的密特拉教里的圣女等等之相信佛，似乎处女的圣母是所有宗教里一个不可少的象征。我们正讲着，只听得门上一声剥啄，接着进来了一位年轻女郎，含笑着站在门口，“难道她就是曼斯斐尔德，这样年轻。”我心里在疑惑，她一头的褐色卷发，盖着一张小圆脸，眼极活泼，口也很灵动，配着一身极鲜艳的衣裳：漆鞋，绿丝长袜，银红绸的上衣，紫酱的丝绒围裙，亭亭地立着，像一颗临风的郁金香。”这个“临风的郁金香”一样的女郎，便是著名的小说家曼斯菲尔德。两人说了很多话，徐志摩记忆最深的一句就是：“希望你不要进入政治，全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她愤怒地说。
徐志摩别的都没有记住，就记住了曼斯菲尔德的这一句话。他一生没有做官，一生一不做官二不经商，让父亲失望透顶。他却抛弃仕途与经济，沉湎于诗歌海洋，这一点与邵洵美一模一样。邵洵美如果稍稍钻营一下，早就大权在握，他和徐志摩一样，从前交往的文朋诗友，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做了高官，很多官居高位的人“送官上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天狗会成员刘纪文当上了南京市市长，一上任马上想到了邵洵美，盛情邀约老友出山相助。邵洵美二话不说，当即赶到南京，被刘纪文任命为市政府秘书一职。虽为秘书，但是偌大的市政府只设一位秘书，实际上也就相当于秘书长。一就职正逢举行市政府成立典礼，达官贵人、名流明星纷至沓来。邵洵美自然也带上盛佩玉，坐在一旁的就是宋美龄。当时她与蒋介石尚未结婚，看到盛佩玉脖子上的钻石项链，不住地投来艳羡的眼光。当年盛佩玉珠光宝气，明显压了宋美龄一头。盛宴大开后，宋美龄还主动向盛佩玉敬酒。
邵洵美感情丰富，敏感而热烈，实在不是当官的料。看到衙门里官僚无趣、人浮于事，打心底厌恶。这时候又发生一件事：一件关于中山路修建的公文递呈到他办公桌上，在破烂、逼狭的城南修建一条笔直的通衢大道，这自然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他代表市长批准了这个计划。施工中，一幢豪门老宅挡住了道路，需要拆除。工作人员一联系，巧合的是，此幢老宅正是邵洵美岳父盛宣怀家产业。盛家拒绝拆迁，邵洵美不徇私情，一定要拆。老岳母得知后急了，亲自赶到南京找女婿说情。不料邵洵美并不买账：“我是来革命的，革命就是要革掉过去官场里买人情、通关节的陈规恶习，这一套至少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岳母一听气得鼻孔冒烟，最后走了宋霭龄的路子，成功地让道路绕着盛家老宅拐了一个弯。这回轮到邵洵美气得瞪眼睛——原来宋霭龄在盛家做过英文教师，与盛家交情深厚。邵洵美百思不解，刘市长安慰他：“他们来头大，法眼通天，我这个市长也不在他们眼里的，算了吧。”
邵洵美又气又恼，衙门里讨碗饭实在让生性浪漫自由的他浑身不自在，第三天他便弃官而去，重回上海。
天上掉下一颗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颗恒星从碧蓝的夜空坠落，国人仰望星空，看着它拖着长长的明亮的尾巴划过天际。后来邵洵美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天上掉下一颗星》。
《时代画报》风行一时，销路稳定之后，邵洵美就筹谋着要出版一本专门的《诗刊》，它是当年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编辑《北京晨报》“诗刊”专版的再现。徐志摩在创刊号上撰文：“前五年《北京晨报》上的十一期‘诗刊’，是现在这份《诗刊》的前身，那时候少数朋友研究诗艺的热，为时不过三两个月，但精神真而纯粹，不浮夸。我们这少数朋友隔了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我们有共同的信点。我们这些年的旧侣，重聚首了。”
其实《诗刊》的创办是徐志摩提议的，凡这位仁兄所喜欢的，邵洵美必定也喜欢。邵洵美邀请徐志摩做主编，徐志摩自然也不客气，两人深情厚谊，不论什么事，对方没有理由不答应。《诗刊》很快面世，三个月一期，由那台德国定购的影写版印刷机印刷，漂亮又大气。出版了三期，在文坛影响日益扩大。徐志摩和邵洵美很开心，在第三期出版后，两位老友特地在邵洵美家聚了聚。那时候邵洵美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一周岁，名字叫小玉。徐志摩看到他很开心，将他高高举起来：“这小子真结实，太结实了，粗、壮、美。”盛佩玉在一旁取笑：“还要认小玉做干儿子吗？可是你说过的啊。”徐志摩说：“认，认，茶姐所有的孩子，全都是我志摩的孩子，有时间一定要摆酒席认子。”吃午饭时，邵洵美和徐志摩喝了酒，又谈到《诗刊》的下一期编选，最后因徐志摩要去北京大学上课，两人才依依惜别。
当时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任教，陆小曼照旧生活在上海，所以他经常往返京沪两地。当时家里因为反对他与陆小曼结婚，断了经济来源，而陆小曼花钱从来都大手大脚，让他不堪重负。为了省钱，这次赴京他搭乘的是邮政专机，每次都是免费。本来这一次他要搭张学良的飞机，没想到张学良临时有事，只能改期。徐志摩等不及，他一心要去北京参加林徽因的讲座，只好再坐免费的邮政专机。邵洵美提醒过他：“邮政专机太小，不安全，还是坐火车好。”徐志摩说：“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我坐飞机只图免费，坐火车可是要钱的，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写诗不挣钱，却给我带来臭名声，我还是颇有人缘，邮政的、军阀的、公司的，只要能赶上，他们就会同意我上飞机。当然，都是免费乘坐，省我一大笔钱。”
但是这一次免费却是最后的免费，因为途中遭遇大雾，“济南号”飞机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机毁人亡，两司机被烧成焦炭。徐志摩额头撞出一个大洞，被人发现时双手十只指甲里全是泥土，可见飞机堕落时他还活着，在地上死死挣扎。邵洵美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对盛佩玉说：“真舍勿得，他死得这么惨！”说着，他一时泣不成声。
几天后，徐志摩的骨灰在上海静安寺重新装殓。上海文艺界聚会哀悼他，邵洵美特地将《诗刊》改出一期“志摩纪念号”，并在上面发表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
假使天上掉下一颗星，我不懂
这该是谁的产业，老虎有眼睛，
萤火虫也有她底下的一点红，
诗人会掏出他太阳般的灵感，
处女也会说她有光明的纯洁，
就连那将尽的柴烬，未熄的灯芯，
也都会熙攘着这是他们的名分。
但是，我明白，尽使他们有金漆的
宫殿，恐是很编的帐帏，也不会
诱惑住这一头爱飞吟的夜莺！
徐志摩的死给邵洵美带来巨大的悲伤，仿佛胸口撕裂了一道伤口，久久难以愈合。几年以后他在英文杂志《天下》上发表“新诗历程”，对中国的新诗作出全景式评论：“在年轻的诗人之中，桂冠毫无疑义地应当归于徐志摩。他不仅证明了新诗可以和旧诗有所不同，而且还证明了新诗本身就很伟大。他和传统彻底决裂，他的诗作背景不再像中国画那样单单是几张平面的风景，就其人物而论，他们讲起话来有时候就像外国男女一样。要说洋，确实洋，而志摩对此全然不觉可羞。他喜欢洋化，他要求做到洋化。因为他相信中国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外国文学学习，把东方和西方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志摩过去是，而且将永远被看成中国新诗的一位勇敢的先驱者。他死了，一去不复返，但是人们认为他现在正置身于那些不朽的中间。”
邵洵美带着悲痛，把徐志摩没有写完的小说《珰女士》接着写下去，这是一篇以女作家丁玲为原型的小说。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邵洵美的豪爽与好客闻名海上，他说过这样的话：“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他的身边总是环绕着一大批作家，当时上海的画家鲁少飞画了一幅后来著名的漫画《文坛茶话图》，发表在《六艺》杂志创刊号上。鲁少飞在漫画下端有一大段文字：“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问题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举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茄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淑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计开、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煌先生。”
《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众多名家围坐一堂，品茗座谈，几乎将海上作家一网打尽：邵洵美、茅盾、郁达夫、林语堂、老舍、张资平、冰心、白薇、洪深、傅东华、鲁迅、巴金、周作人、郑振铎、沈从文、杜衡、张天翼、鲁彦、施蛰存、凌叔华、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高长虹、田汉、丁玲、刘半农、徐志摩、蒋光慈、彭家煌。
邵洵美在海上文坛的地位在这幅“文艺茶话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邵洵美的影响其实不仅仅在文艺圈，与他交往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有。海上三大亨之一杜月笙、戴笠、汤恩伯、陈立夫等都是他来往密友。那次他前往重庆，被人截获在浙江淳安，发现是海上名人邵洵美，即刻向上级汇报。不料此事被邵洵美把兄弟张道藩得知，让他们立即放人。此时戴笠和杜月笙也赶到淳安，马上和邵洵美会面。戴笠更是将邵洵美待为上宾，酒过三巡之后，戴笠说：“贤弟为海上闻人，见多识广，不知可否助愚兄一臂之力。”邵洵美说：“不知兄长有何事相邀，但说无妨。”戴笠说：“愚兄正想着要培养一批英文口译人才，为此拟成立一个东南外事训练班，贤弟是剑桥的高才生，不知道能否帮我负责这个项目。”邵洵美向来不爱做官，当然更不会屈就这份职业了，婉言谢绝。不久，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正在筹划中的训练班最终也没能办起来。
这次在淳安，杜月笙前前后后一直陪伴着邵洵美，两人的交情足见一斑。其实早在很多年前，邵洵美和杜月笙还差点成了连襟。盛佩玉母亲、也就是邵洵美的岳母有一个梳头丫头姚氏，聪明伶俐，盛母完全将姚氏当女儿看，只是没有正式认母女。后来，姚氏嫁给了杜月笙，育有一子杜维屏。杜月笙有意要带姚氏来盛家认亲，因为“八一三”战事爆发，认亲的事就搁置下来。但是因为战乱，杜月笙将盛家安排住到自己家，在那里受到特别保护，更加安全。邵洵美和杜月笙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可是杜月笙并不热衷于文学，但是他是个相当好的男人，尊重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高官还是下人。而且他相当热衷慈善，虽然他的钱财来路一直是上海人议论的话题，但是他将大量的金钱用于慈善事业，这一点令人尊敬。邵洵美只要在家吃饭，总会和杜月笙喝上几杯。女眷们撤出饭桌，那里就是两个男人的天下，无所不谈的话题让一文一侠两个男人成为心心相印的知己。
一生办刊，只有《论语》赚了钱
上海从一个小城镇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是文化提升了它。具体来说，是无数种报纸杂志、众人作家和文学流派、政治团体的集体呈现。邵洵美一生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业，难以想象，如果上海滩没有了邵洵美，没有了《新月》、《时代画报》、《诗刊》、《万象》、《论语》、《自由谭》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海上文坛该是多么寂寞？它又怎么配得上“十里洋场”这样的称呼？又怎么吸引无数文化人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投奔到它的怀抱？邵洵美至少在中国出版史上破了几个记录：创办《银灯》，这是中国电影刊物之始。创办《上海夜报》，这是中国晚报之始。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开创了中国印刷全新的时代。
要问邵洵美创办了多少种杂志？难以计数，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五零年，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也将千万家产毫不吝啬地投入进去。他先后经营过金屋书店、第一出版社、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办过《狮吼》、《金屋》、《新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诗刊》、《文学时代》、《万象》、《论语》、《十日谈》、《人言》、《声色画报》、《自由谭》、《天下》等刊物。漫画家黄苗子说：“如果没有邵洵美的《时代漫画》，中国的漫画无法想象。”那么也可以这么说：“没有邵洵美的《诗刊》，中国的新诗不无法想象。”更可以说：“如果没有《论语》，中国的小品文写作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邵洵美，海上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想象。”
邵洵美半生办报刊搞出版，虽然对文化倾家荡产倾心尽力，但是做的却全是赔本买卖，以至赔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他主办的所有杂志，只有一本《论语》让他赚了钱。但是赚钱或亏本他从来不以为意，如果为赚钱，他守着祖传的老宅子，去做祖传的生意好了。他办报刊搞出版为的是传播文化，而且要拿祖传下来的金山银山传播科学真知，而且他做的全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大手笔：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一套《时代科学图画》丛书，在“编辑缘起”中他说：“今日中国人所需要的绝对不是‘迷信’和‘复古’一类的东西，而是科学知识的介绍。因此本公司根据时代的要求，数年以来曾搜集世界科学名著数百册，并聘请专家执笔，将一般的科学知识，用简洁的文字，有系统地写真、编译而成《时代科学图书丛书》，计有《现代战争的秘密》、《航空的秘密》、《科学的秘密》、《生物的秘密》、《山海的秘密》及《显微镜里的秘密》等六大厚册，贡献给我们这极其渴望地要产生科学头脑的社会。”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别人看来愚蠢之极的行为：主编《新诗库》，为所有的新诗诗人每人出版一本诗集，第一年就出版了十种，《玮德诗文选》、《一切的顶峰》、《梦家诗存》、《蝙蝠集》、《诗二十五首》、《永言集》、《龙涎集》、《海上谣》、《二十岁人》、《太湖集》等。
当时正是老上海的摩登时代，各类杂志多到难以计数无以复加，有女性、电影、少年、文学、汽车、养生等十几大类，外加众多晚报、小报和出版社。报刊的空前繁荣从精神品位上将上海从一个农耕的小城带入有世界格局与视野的大都会——它是包容的，甚至包容得下《玲珑》这样的女性杂志，它倡导女性摩登、现代与独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怎样玩玩男子》——更石破天惊的是，它会刊登裸体照片，公开谈论做爱的地点、气氛与体位。当然也更包容《自由谭》这样的政论杂志，这一份由邵洵美的情人项美丽创办的杂志当时名闻东南亚，邵洵美经常化名在上面发表抗日文章，指出“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当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项美丽将其翻译成英文，邵洵美立即在《自由谭》英文版杂志《直言评论》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为了发行《论持久战》，邵洵美特地买了一把手枪防身，甚至还请了一名保镖，以防意外。唯美派大诗人，他的另一面就是肝胆相照、豪气冲天的侠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