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激凌与迟到的关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文学与出汗”的关系。
食堂一隅有个自动冰激凌售卖机，卖的都是夹心饼干状的冰棍。这个机器给了初来乍到的我很多安慰，让我觉得南校是个甜丝丝的地方，不那么冰冷严肃。虽然这个机器脑袋不太灵光，有时投钱进去一无所获，踢打冰柜也是无济于事。我去南校报到那天，什么分区啊、教室排列啊都没记住，满眼就看到这台机器。其实那天吃的巧克力饼干夹着的香草冰激凌是免费的，而且也不是从这台机器里取出来的。
那天开始是高年级学生充当导游，新生们排成两列，一起游览虽不大却像迷宫似的校舍。教室编号从一千到九千，房门重重叠叠、错综复杂，绕过一圈之后我仍是脑袋空空。
那之后便被领到食堂里，他们称作“Cafeteria”的所在，按姓氏字母排序领课程表。我局促地站在一旁，挤不进“J”那一队里，台阶下的母亲脸色不大好地看过来，她喜欢气宇轩昂的孩子，最讨厌的行为就是林黛玉进贾府似的，每一步都思思量量，像踩进了雷区。可我现在就像植物根部上刚分出的一个孱弱的枝杈，挤在人高马大的同学里面，也不敢出声请他们让出一条缝，但是有他们遮挡，可以躲过我妈的注视。
校长是个年轻的谢顶君，与几个老师一同搬着数个纸箱进来，撕开包装，冷气袅袅升起，食堂里爆出一阵欢呼，办完手续急急地拥过去，把纸箱围成一个圈，像是在蚁群里挤了一滴蜜。同学们对零食的热爱在之后的学期中时时可见端倪。这种不加掩饰的热忱并不令人讨厌，总比移开目光对小利做不屑一顾状，其实心中满是欲念要好。
我仍慢吞吞不敢深入圈内，将身后的人一个个让过去，攥着课表故作从容地东张西望，看到食堂一面玻璃墙里投入的恶意而澄蓝的天空。我不敢对上母亲的目光，也不明自己在伪装和惧怕什么。
我感到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到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亚洲面孔的女孩。
“你是中国人吗？”
我点点头。
“你不吃吗？”她用中文问道，扬扬手中缺了个角的雪糕。
母语的亲切感如同一缕阳光，把我从无光的深海中打捞了出来。
我摇摇头，她狐疑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像一尾金鱼，尾巴一甩，从人缝中溜走了。再回来时，手上多了一只为我拎出的冰激凌。我发自由衷地谢过她，不远处母亲见我跟人说上话，松了口气，向别处走去。她叫丽贝卡，生在美国，中文说得不甚流利，但日常交流没有问题。
集会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到正门，丽贝卡去找她初中的朋友，友好地与我道了别。她是在南校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我始终感念她的热情。
学校顺理成章地开学了。冰激凌售卖机不在经常走过的地方，学校又恢复了迷宫，很多新生都迷失在进门后的第一个拐角，不知道该进入哪个区，不知所措地核对着地图。学校似乎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校长站在醒目处，没有一根头发的头顶简直像个活动地标。他一大早的工作就是帮每一个新生找到归宿。我因语言不过关，需要在“ELL”班里学习英语。“ELL”班和国内一样，教室基本固定，活动的是老师。不像正常班里的同学，像跳房子一样，上完一节课就赶紧拿起行头，火速换地方，赶赴下一堂课的教室。课间只有5分钟，很容易就迷路迟到了。我上文化课没有这种困扰，上体育课时则遇到了麻烦。
美国人书写数字的方式令人费解，尤其是“4”和“6”，极易混淆。他们写“4”时要从右角圈下一个肥大的圆弧，最后在突出圆弧一点处顿笔拉出来，最后看起来就成了个挺着将军肚的“6”。当日我自以为已经把课表背熟了，就没有再带来。这里的体育课不像在国内是在露天的大操场里上，出门就能看见。这里户外的操场都是有特殊用途的，比如足球场、网球场、棒球场。一般的体育课是在室内的体育馆中上的，我对体育馆的位置一点头绪也没有，就去所在学院的办公室询问。那女士将教室编号写在便签纸上递给我，并粗略地指了方向。
我按她说的方向找去，左转右转，还是迷了路。课间只有5分钟，让够一个不熟悉校园的新生找到下一节课的教室，连如厕的工夫都没有。我迷路耽误了时间，上课铃却不等人，“哔”的一声短音哨子似地响彻校园。
虽说开学第一周老师多少会对迟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愿意在第一节课就留下恶劣印象。我拉住路过的一个老师模样的人，举着那个找路秘笈。那老师爽快地带我走到标着“6XXX”的教室前，与便签上的记录别无二致。但眼前这教室无论如何也不像体育课场地，一位穿着衬衣皮鞋的男士正在大屏幕上调试讲义。莫非美国的体育课也这么富有学术性吗？那正教课的先生注意到门口有个可疑的人影，便停下手中活计，转过头来。
“怎么了？”他问道。
“这个是体育课吗？”
班里掀起了一阵小小的哄笑，那位先生和将我送来的老师都吃了一惊。
“体育馆在‘4XXX'。”那先生简洁明了，没时间跟我多说。
我把便签递给为我指路的老师，他凝神看了一会儿，大笑三声：“总之也不算远了，你从这里直着跑过去，向左拐一点就是。”我谢过他，大步冲进体育馆，看着既有篮球筐，也有网球网的场地，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的半个月中我又迷了两次路，所幸都没有晚得太离谱。
南校规定若一学年中一门课迟到超过九次，不论成绩如何，都要重修。有这样的缰绳勒着，我初三时做的那些混事就不可能再现了。那时家里没人，我的手机闹钟又时时出故障，或者根本是响了没听见。大概有两三次，在绚烂的阳光中通体舒泰地醒来，疑惑着为何今日睡得这么好，一看表不是八点就是九点。我曾是个极致的懒人与乐观主义者，想着都已经迟到了，不如把饭吃了。于是找好食物，嚼着出门，照样要红灯停绿灯行，绝不莽撞。那时老师都已经抽不出心思来骂人了，所以没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在这里就不行了，迟到的后果很严重。
这时我已经忘了冰激凌机，满脑子都是找迷宫的出口。我也曾尝试团队作战。我的新朋友 H住得离我家只有一街之隔，就约好早上一起上学。但这美好的计划只进行了一星期就夭折了，因与 H一起行路绝不比大片的追逐镜头乏味。7:35上课，若按正常速度，从塞尔温街到学校至少要15到20分钟，H却精准地每日7:28出现在家门口，扛着个行军似的大包，一句话也来不及说，披头散发地拉上我一同狂奔。我们甚至等不及按灯过马路，只是草草地左右一挥手就在车流中穿了过去，然后抄最近的小路，为此不惜在清晨的露水中淌过泥泞的草地。一路不停地奔跑，成功时能赶在打铃的刹那进入教学楼，运气不好时就只能听着尚且遥远的铃声号叫。
为了我的心脏安全考虑，我决定独自上学。之后搬到远处开始坐班车，H却一如既往地迟着到，像是纷纭世界里一个亘古不变的记号。有时进教室晚了，四处一扫若 H还未到，那就说明不算晚得无可救药；若是H已经坐在座位上喘着气，那就是说不得不去学院主任处签一张单子了。
她也不是故意不守时，虽然有习惯性的拖延症，非到最后一刻绝不出手，但也不是太严重，关键是九年级刚入校时，天天在迷宫中兜转，经常迟到，最后迟到就成了常态。
九年级时这么做还好，但十年级时我们被一同分到以严厉著称的K先生班里，且一周有四天英语课都是第一节。H收敛了很多，但还是隔三差五地迟到四五分钟。K先生的一切决定都要看心情。他没有整人的心情时，晚那么几分钟不在话下；但若那股倔劲上来，晚三十秒也不会放人进门。学期末时他在全班做了一次不提名的警告。“有些人”，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像用放大镜聚火似地集到一个点上，“有些人把迟到当家常便饭。但出于好意，我要提醒一句：迟到九次，明年就要重修我的课。”
H面无表情地在我身后假寐，结果直到放假也没见她被传唤。
“你到底在英语课上迟到了几次？”
“八次。”她咧嘴笑道。
唉，伙计，冰激凌机放在迷宫的入口，那不是路标，是广告，一切的甜美都是信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