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互融共存，历来广为学者关注。一般认为，身为小说家和物理学家的英国学者C.P.斯诺是两种文化问题的较早阐述者。他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又称为里德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屡被提及。后来两种文化方面的研究，几乎离不开“斯诺命题”的历史语境。国内学界关于两种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问题上，对两种文化命名本身的文本研究有待深入。这对当下和谐社会及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第一节 斯诺命题的内涵
一、斯诺命题的提出
1956年，斯诺在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了《两种文化》的短文，三年后又在剑桥大学做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才取得了巨大影响。“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26]。
斯诺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人，相互鄙视，文人相轻，互不理解。“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27]。斯诺上述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主要针对的是两种文化主体的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后来被称为“斯诺命题”，得到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共识。
“斯诺命题”中所谓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均是当时英国乃至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科学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独特文化形态，后来迅速在全球扩展，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从古希腊的理性自由、到宗教的意志自由、再到启蒙时期自由与平等的范式自由。所以，“斯诺命题”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28]。“人们能够追寻出‘两种文化’焦虑在英国的特殊谱系，这种焦虑是从教育和研究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体制之独特发展中产生的。这一独特性在语言上也有其反映，即‘科学’一词只被用来狭义地指称‘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了”[29]。
从浪漫主义先锋威廉·布莱克等对牛顿及其科学遗产的指责，到英国19世纪科学教育和文学教育两方面的对抗，尤其是“科学斗士”T.H.赫胥黎与“文化使徒”马修·阿诺德之间的激烈交锋，为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及其与利维斯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斯诺命题的系统性
后来，斯诺的两种文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两种文化理论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斯诺命题的系统性体主要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斯诺立足于历史与当下语境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其以未来的眼光分析了两种文化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及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可能性。同时，斯诺命题本身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其明显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并以开放态度接受对此命名的合理性指责。而且，斯诺更进一步以发展的眼光断言，两种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弥合两种文化分裂的“第三文化”。
斯诺将导致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当时英国过早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和过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定型。两种文化分裂“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这在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二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30]。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等，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其所产生的负面问题自然也较早，也是后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面临的普遍问题。
在当今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也为两种文化的危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而且，斯诺所指出的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至今在我们的社会形态及教育体系中，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社会分工的细化，在全球化时代，显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与社会人才需求密切相关的教育体系，更是将教育的分门别类过度专业化、细化。
正如斯蒂芬·科里尼所言，学科版图的变化“从外观看采取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一是在学科内部萌生了许多越益专门化的子学科；一是在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31]。事实上，前者是科学文化的必然发展，而后者却是人文文化的历史呼唤。两者均需要在现代教育体系及社会分工定型等方面，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同时，斯诺还十分关切两种文化分裂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富人和穷人。“主要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富，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充其量也只能维持原状，因而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32]。
由于对科学文化掌握程度的差别，产生了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明显鸿沟；又由于人文文化逐渐衰微，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冷漠联系，从而导致了人们对贫富悬殊的无动于衷。非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资金是必备的外在条件，而穷人的自力更生才是关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才的需求。而这些人才“不仅需要从科学方面，也需要从人文方面加以培养”[33]。显然，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最终还是要从文化教育方面，培养一代代的复合型人才，避免智力集团选边站的意识与行为。
当然，两种文化的阐述不免导致对文化的简单理解与片面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二分法”思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1971年，他承认，他至今对‘两种文化’概念的学术表述仍不满意，并且他曾在若干场合尝试过精化他的表述”[34]。
事实上，“二分法”既是斯诺命题的不足之处，也是其开放性所在。“‘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35]。
的确，将文化截然分类“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在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除了‘两种文化’的说法，事实上人们也不妨说有202种文化，或只有一种文化。两个极端，区别只在于强调了‘文化’概念的不同方面”[36]。
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数字方面来看，两种文化的命题是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第三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37]。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三、斯诺命题的开放性
斯诺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文化问题，是对社会分工细化下文化壁垒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社会文化发展的诸多展望。两种文化的分裂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不断分化、知识的专门化继续发展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有增无减。虽然斯诺认为教育的专门化与社会的定型化，是两种文化分裂的社会根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专门化趋势并未改变，社会的定型化更为激进。所以，当下的文化及知识分子问题，并未脱离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仍然要求我们去关注两种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问题。尤其是斯诺的“第三文化”的预言，在当今时代依然耐人寻味。而且，“第三文化”的只言片语，给其发展和完善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文化知识分子之间消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渐进过程。作为物理学家的斯诺，有和科学家相处的经历；作为小说家，其又生活在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所以，斯诺才深刻地感悟到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我曾有过许多日子白天和科学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人们一起度过”。“我还经常地往返于这两个团体之间，我才有可能早在动笔之前就思考过这个我称之为‘两种文化’的问题”[38]。
显然，两种文化的分裂，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是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的结果。所以，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的蜕变，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不应是横亘在白天与黑夜之间的轮回，而应是互为影响与交流的“共同的对话”或“共同的精神”。
其次，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齐头并进的过程。知识的专门化与跨学科发展，是当今学科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看似矛盾，实则互为促进。知识的专门化是各门学科微观发展的必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两种文化的分裂似乎难以扭转。然而，知识的跨学科发展却又是宏观层面上学科融合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两种文化的分裂又有可能在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缓解。可见，未来的第三种文化，应该是综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需要科学家与非科学的共同参与。
最后，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应该是智力生活的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动态过程。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智力生活背景，与现今知识分子的具体语境迥然不同：当时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明显地趋向精英化，而且，较为单调贫乏。“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集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对科学家的无知用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表示难以置信”[39]。所谓科学家的无知，是“从未读过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品”。而在斯诺看来，这些“很有教养的人”也是无知的，因为“询间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能说明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反应是冷漠的，也同样回答不出”[40]。
显然，智力生活的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与两种文化的分裂，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融合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需要来自智力生活方面的巨大改变：知识分子的智力生活，应该走出精英化、专业化甚或贵族化的窄小圈子，在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宏大视域下，走向大众化与多样化的广阔天地。
究竟要建设怎样的“第三文化”？斯诺自己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第三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呼唤与预言，需要来自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补充与完善。时至今天，“第三文化”的可能性形态，也难以完全对号入座。或许是生态文化？但生态文化像“第三文化”一样，是一个开放、未定型的文化体系。或许，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不过是两种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向与希望。“‘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斯诺如是说。他想用最简单的语词给出回答，他说他指望‘两种文化’的思想将对实现目标作出贡献：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41]。
综上所述，斯诺命题的两种文化是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分裂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斯诺的两种文化立足于英国及西方文化的超前发展，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及其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与弥合这种分裂的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同时，斯诺两种文化命名的二分法缺陷，以及“第三文化”的预言，显示了其理论的开放性意义。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知识的专门化及智力生活的集团化等，将会营造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与知识体系。显然，第三种文化至今仍然是正在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其确切的命名与组织构成等，将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第二节 斯诺命名的合理性分析
诚如前述所言，斯诺所谓两种文化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文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互不认可、更不交流及相互诋毁，是指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及其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显然，两种文化的问题，就文化主体而言，分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就文化形态而言，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即使在当下文化语境下，类似的两种文化问题依然存在。诸如教育中的文理分科，社会中的理工出身与文科出身等阐述，无不打下了两种文化的深刻烙印。
然而，两种文化命题，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引发了一场剧烈的讨论。批评的一方以利维斯为代表。斯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指责利维斯不遵守“学术思想争论的基本原则”[42]。
其实，两种文化命题为大家所诟病的核心，是上文提到的二元论缺陷：为什么只有“两种”文化？而不是“三种”或“多种”文化呢？因为，即使是科学文化，也有理论文化与工程技术文化之分；即使是人文文化，也存在文学文化与艺术文化之别。
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两种文化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呈现的是一种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根植于西方文学与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反映了西方文化现代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分裂，隐喻了美好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共存之愿景。
一、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浪漫主义
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众所周知，在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历时一百多年，影响十分深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文化传统秉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即使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亦不否认世界的本源性存在，这在思维上为后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则是一次文化与思维上的个体觉醒与对科学文化霸权的反抗。“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43]。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文化上焦虑情绪的起点。在经历了漫长的宗教统治的时代之后，人们文化心理的压抑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极点。尤其是宗教内部的分裂，为这种压抑的释放撕开了一条心理的防线。其中，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主观真理信仰观，彻底将经院派教会置于荒谬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将人生的宗教阶段放在了审美与伦理两阶段之上，并认为在宗教阶段，人们通过信仰上帝、与上帝进行内在性交往，可以在有限的生存中获得永恒的超越性，在个体性中获得普遍性”[44]。这种内在性交往的主观真实，为文化上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在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出现了剧烈的矛盾，所以，文化上的焦虑情绪愈演愈烈。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具有显著的个体主义特征：张扬自由的情感，摆脱道德的束缚，企图跳出之前的一切文化禁锢。这种文化禁锢，当然不是来自科学文化，而是来自宗教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这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早期形态。所以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
二、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现代性的内部分裂
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对现代性的分析，历来具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两种”现代性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多数赞同。一般认为，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又被称为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是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这次启蒙本质上是一次理性的祛魅运动。借助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驱赶长期以来人类愚昧的依附存在。人类的理性能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张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响彻云霄，成为了启蒙主义运动的宣言书。
然而，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个，其内部呈现显著的二元张力。启蒙现代性的光环，并不是那么鲜艳夺目、“庄严灿烂”。“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源自卢梭，卢梭的成名作为《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其批判矛头指向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促成这一文明的科学与文化”[45]。卢梭将人性的堕落、道德的败坏等，归咎为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现代文明。当时的工业文明，破坏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宁静；人类的心理逐渐远离了传奇式的浪漫想象，弥散在近似机械的日常生活之中。感性生存体悟的时空，渐渐地被理性主义思维所挤压。
事实上，科学文化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人文文化的内涵，集中在现代性的感性维度。两种文化的焦虑本质，是肇始于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的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在文学方面，是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潮流动；在哲学方面，有与理性传统分道扬镳的浪漫哲学；在社会学方面，理性的结构形态存在于感性的社会生活之中。等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显然构成了一种相关性又具制衡性的整体存在。
三、两种文化焦虑的隐喻——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
前文已述，斯诺似乎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题的“二分法”缺陷。两种文化的命题确实存在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完美是因为找不到更为完美的表征概念，而且它并不影响命题本身的问题指向。因为两种文化的焦虑，是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文化隐喻，不过是要警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失衡。
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文化的焦虑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当下两种文化的焦虑突出体现在，科学文化主导地位下人文文化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集团分化与对峙，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构成中，形成了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人文文化的衰微趋向的失衡。在经济建设主导下的文化存在中，科学文化的乐观精神挤压了人文文化的悲观情调；前者求真务实的现实成就，愈发疏远了后者唯美就虚的人文理想；前者张扬理性的主体性诉求，逐渐偏离了后者感性自觉的整体化存在。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焦虑，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不和谐的文化生态，是当下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深层次难题。追求两者的互融共存，是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向之一。
然而，两种文化焦虑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哪里呢？或许，答案就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的诞生，来自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环境恶化的现实处境。其核心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望，而且是和谐共存的社会形态建构。
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可见，生态文化是当下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文化政策取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种文化视阈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政策，应该立足于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语境，集中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现实危机。上述问题将在后文中进行详述。
而在斯诺的时代，生态文化的建设，尚未达到如今的紧迫程度。所以，两种文化焦虑，不过是一种隐喻。其指向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共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出，两种文化命题虽然不乏二元论的缺陷，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是，历史地看，这个命题又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首先，两种文化命题是人类文化心理上焦虑情绪的映射。这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社会中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其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及运动构成了相生相克的二元存在。其次，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内部张力的呈现。现代性的内部张力，来自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或曰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与相互制衡。最后，两种文化的焦虑，是对一种未来文化的隐喻——寄希望两种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和相互融合。所以，两种文化命题立足于历史，着眼于当下，瑕不掩瑜，值得借鉴。
第三节 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
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两种文化的危机必然引发了“第三文化”的历史祈求。同时，随着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化呼之欲出。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似乎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前奏。生态文化显然是融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是斯诺命题的必然选择。
一、从两种文化到“第三文化”
两种文化的核心所指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在价值趋向方面判若鸿沟。这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无论是文化自身的整体发展，还是个人的文化导向，均应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而两种文化的分裂不仅导致文化内部的分崩离析，而且给人类的全面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斯诺所谓的热核战争、贫富分化、人口增长等问题，无不与两种文化的分裂密切相关。所以，化解两种文化危机的“第三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导致两种文化的危机直接原因，是当今社会中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及由此滋生的“文化偏至”。在当今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也为两种文化的危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人文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人文文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的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但却在对抗科学文化的强势话语中，独守着文化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与灵魂自律。
显然，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文化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46]。
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所以，两种文化的危机是跨时代的人类难题，仍然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与思考。
当然，两种文化的阐述不免导致对文化的简单理解与片面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二分法”思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诚如前述，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确，将文化截然分类“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的归类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文化分类就更难了。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
同时，至为重要的是，从数字方面来看，两种文化的命题是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47]。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二、从“第三文化”到生态文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
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七个方面[48]。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
“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4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50]。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51]。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52]。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53]。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54]。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三、从斯诺命题到生态文化之必然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两种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诚如前文所述，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定义如下：“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等等。一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一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相互主体性的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拷问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56]。人文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还是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甚至互不相让。而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很好地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同时，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选择。这也很好地诠释了，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与当今热议的生态文化，两者殊途同归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文化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继续传承，并得到系统性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