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繁星”消逝 真爱长留
没有肃穆的黑色，没有低回的哀乐，文坛世纪老人冰心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世人告别。
精心设计的灵堂，以大海的蓝色和玫瑰的红色为主色调，空中回荡着在海边实地录制的海涛海浪的声音，间或还可以听到海鸥的呜叫……
冰心——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最初以她的新诗打开文坛的一片晴空，在走过了一百年的人生旅程之后，又以如此诗意的结局落幕，堪称文坛佳话。
“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
1999年3月19日虽是北京入春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清晨一大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门外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告别仪式开始前，很多人特意提前赶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等也前来为冰心送行。
8点45分，灵车停在了告别室的门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手捧母亲遗照，含泪和姐姐吴冰、哥哥吴平走下灵车，每人的手上都捧着红玫瑰和满天星。冰心的灵柩被缓缓抬进了告别室。8点48分，冰心柔弱的身躯被轻轻安放在灵床上。吴青将母亲生前喜爱的蓝底白碎花头巾搭在了母亲头上。
9点整，在轻柔的钢琴声中，冰心的孩子们将无数红玫瑰花瓣撒在老人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身躯上。“妈妈”和“姥姥”不再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们，孩子们流着泪轻轻地吻着冰心老人的额头。
“请再给我一枝玫瑰！”无数双手伸向前来。10点整，等候在大厅门外的千余名读者拾级而上，人们彼此分发着一枝枝红玫瑰。如怨如诉的箫声响起，伴着海潮声声和海鸥低呜，这位海边长大的女作家和她的读者们将见最后一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来自各民主党派，其中有些人已行动不便，但依然在亲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前来送别。
冰心老人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穿一件青灰色的中式上衣，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照片中的冰心老人凝神远眺，双唇微启。正厅上方的横匾上，是冰心的亲笔手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巴金从上海送来的玫瑰花篮和冰心的子女们特意制作的“心”型花篮摆放在灵堂的显著位置。
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女，胸前捧着一束玫瑰花，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她叫彭轩，是北京第一百六十六中学（原贝满女中）的学生。她说，冰心少年时代就在她们学校读书，她生前还担任她们学校的名誉校长。这位12岁的女孩称，她最喜欢冰心的散文《笑》，因为文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爱意，恬静而安详。
89岁的林耀华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的学生，面对师母，林耀华在两位老同学的搀扶下缓缓鞠躬，愿师母走得平安从容。
将一生献给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伊莎贝拉·柯鲁克夫人说：“我和我的丈夫大卫·柯鲁克是冰心两个女儿在北外的同事。她们既有学问，又相当有社会责任感。从这两个女儿身上，我看到了她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柯鲁克夫人的儿子迈克·柯鲁克曾在冰心的母校美国威尔士利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他曾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冰心当年翻译李清照的英文手稿。“冰心的翻译精妙无比。她是李清照诗词最理想的译者。因为作为女诗人，她们既有温柔的才思，又有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
冰心一直看淡生死。她写道：“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她晚年曾为一位友人题词：“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表达了她对死亡的达观心态。
值此“百年喜丧”之际，深知母亲心意的儿女们，决定一改普通葬礼凝重、沉闷的气氛，别具匠心地为母亲设计了没有哀乐，只有涛声相伴、玫瑰满堂的温馨的葬礼。
院子里、大厅内挂满了中外人士的诗词悼文和白色挽联。“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挽联。
曾经将冰心的《关于女人》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作家竹内实写道：“听到冰心老师逝世，深感悲痛。老师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我是学生。老师以言教、身教影响了当时的日本学生。”
他说：“中国文坛中，冰心老师是一颗明星，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芒。”
告别历史的悲欢离合“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1999年春节前就传来冰心病重的消息，心衰肾衰，发烧不退，神志不清，脉搏一度低至每分钟20次。那时，她刚刚为萧乾祝贺过九十岁诞辰，并与巴金一起，三位文坛老人相约携手进入新世纪。不想，2月11日萧乾先行一步，最年长的冰心能挺过这一关吗？大家暗暗为老人捏了一把汗。
正月初一，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去看望母亲，带了老人家最喜爱的红玫瑰。冰心那天很清醒，吴平对她说：“母亲，恭喜您100岁了。”冰心笑了笑说：“还不到。”吴平说：“过了今天就算到了。”活到一百岁，这是她和家人、朋友的一个约定，虽然曾经有好几次她已然危在旦夕，但是最后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一系列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都早已排进了今年的日程，准备在她百岁生日之际举行。这位与世纪同龄的文坛祖母，实在是盛情难却了。
2月26目，我与吴平通过电话，他说，母亲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血压低至60到70，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但是人活百岁，已是世间稀有，百年之后，应是“喜丧”。所以大家现在心情也很复杂。
2月28日，冰心驾鹤西归，“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带着她一个世纪积攒下来的亲情、友情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她挚爱的人间。她生前曾经说过：生命的终结，就是“将历史的悲欢离合，交还了世界，自己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吴文藻1985年去世时，告别会就没有用哀乐，而是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因为父亲一生坎坷，用这首乐曲很贴切。母亲自幼生长在海边，对大海有很深的感情，自认是“海的女儿”，一生热爱大海，且一度还说百年后要将骨灰撒入大海，所以家人拟用大自然的海涛之声为老人家送行。
曾经有人问过冰心，为什么最喜爱玫瑰？她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花如其人，这正是老人的个性写照。
冰心曾在1990年10月14日立下遗嘱：“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请医生打一针安定针，让我安静地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解剖；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并撒在通海的河内；墙上的字和书柜上的书，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工具书可以捐给民进图书馆。”她后来又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在一处。她还特别嘱咐家人在碑文上用“谢婉莹”这个原名，而不用笔名“冰心”。
“文坛祖母” 盛名高寿
那是1998年10月，冰心适逢99岁大寿，我与吴平约好，去探望老人家。走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三楼，远远地，就看见护工推着冰心老人走了过来，一路跟医务人员打着招呼。吴平介绍说，母亲目前是这座楼里年龄最大的人，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医生、护士，都读过她的作品，所以她在这里受到格外的尊重。
吴平把我介绍给母亲：“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两年前来采访过您，今天特来给您祝寿。”老人点点头说：“谢谢，谢谢。”我拿出一本很厚的杂志，上面刊登着我那次采访之后写的文章，并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冰心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碎花衬衫，铁灰色的马甲，微笑中透着神采，背景是一篮鲜艳的红玫瑰。看到这张照片，冰心笑了，笑得很天真，连说：“这是我，这是我。”
与两年前相比，冰心更瘦了，愈见苍老。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的体重是42公斤，这时只有38.4公斤了。99岁，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誓言里的数字。而她，正一如既往地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文坛祖母”的著名作家冰心，平静地度过了她的99岁华诞。这年她的生日适逢农历八月十五，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安享99岁寿辰和来自各界的问候，这大概是世间稀有的美妙时刻。
病房里陈设相当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随处放着的一篮一篮红玫瑰。靠窗的写字台上唯一的陈设是一台旧式的收录机。护工小王说：“老人家爱听音乐，有时给她放点轻音乐。”我将送给老人家的一束红玫瑰交给守候在侧的大儿子吴平，听他介绍冰心近况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两年前在这间病房里采访的情景。
那是1996年10月，冰心老人正值97岁生日。当时这间病房刚刚装修过，空气里还弥漫着油漆的味道。老人躺在床上，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她的手暖暖的，但是柔中有刚。当时正面临香港九七回归，当我问及届时是否愿意到香港看看时，她笑着说：“我愿意去，就怕去不了，那里还有我的朋友。”言谈间，老人眼中那份对友情的眷恋着实令人感动。
冰心自1994年开始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身体状况比较平稳，虽然不时有点儿肠胃感染之类的小毛病，据说也曾几次发烧至40度，令家人、朋友虚惊一场。但靠着医务人员和家人的精心护理，心衰和糖尿病得到有效控制。以她如此的高龄，自然有时显得精神不济，但思维清楚的时候，还常念及往事。
窗台上放着几枝黄玫瑰，护工小王问她：“黄玫瑰代表什么？”冰心说：“代表友情。”“那么红玫瑰呢？”“代表爱情。”小王问：“那为什么大家都送您红玫瑰？”老人幽默地说：“大家都爱我吧。”
我问她：“您还记得在美国的事吗？”她说：“记得。”吴平问她在那里待了几年，她表示记不清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6年，在美国6年。”她记得很准确。小王问：“英语‘我爱你’怎么说？”“I LOVE YOU。”周围的人都笑了。吴平说，这是母亲近来最爱听的一句话。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1995年7月，《冰心全集》出版，分8册近400万字，收集了冰心自1919年秋至1994年底75年间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特写、序跋、杂感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000多篇。冰心说：“临老有点东西献给广大的读者，让他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2岁随父母到北京。冰心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23年，23岁的冰心只身赴美国留学，3年后获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三四十年代，她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一起东渡日本，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冰心则任教于东京大学。
1952年，冰心与吴文藻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据吴平介绍，当时夫妇二人手上都有美国大学的聘书，原打算只是回国看看，后来经周总理的挽留就留了下来。冰心进了作家协会，吴文藻则执教于北京民族学院。
冰心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是散文集《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诗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0岁起就读冰心作品的著名作家王蒙曾说：“本世纪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都真实地反映在冰心的作品中。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之中又富有原则、高尚和尊严。她是坚持原则而有所不为的人，幽默之中含锋芒。她总是以光明、乐观的态度看生活，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智慧、达观、使命感，在冰心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她是中国文化中的高尚因素。”
晚年的冰心常梦回年轻时光，梦见故乡福建、重庆、武汉、烟台，还有遥远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她常常念及儿时喜爱的一则民谣《小白菜》中的诗句：“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
“爱在左，同情在右”母性关怀温暖人间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这不仅是冰心对爱的诠释，也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冰心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孩子们的，她的《寄小读者》、《小橘灯》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多年来，她就这样提着那盏爱心制成的“小橘灯”，风里雨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
冰心对孩子的爱，不光写在她的作品里，而且真正身体力行地融入到生活之中。她与五位小孤儿30多年来的亲情、友情绵延至今，传为佳话。
1964年1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五位小孤儿失去父母的生活情况，轰动京城。冰心闻讯赶到五位小孤儿的家中采访、探望，并写作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冰心由此与这个特殊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不解之缘。
30多年过去了，五个孩子先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老大还当上了北京市供电局的副局长，其他几位兄弟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1987年春节，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儿，全家共16口人到冰心家拜年，那时冰心已是八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可依然能记得当年最小的一个孩子长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1995年冰心住院后，五个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还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并总是不忘记带上她最喜爱的玫瑰花。在翻阅冰心老人最近的来客留言簿时，我又发现了他们的名字，吴平说，他们又带了鲜花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在冰心早年的一篇题为《往事》的散文中，她曾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那时冰心还只是年方二十的年轻女子，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几经沧桑，对人生自然又多了许多透彻的感悟。
1995年，年逾九旬的冰心常谈及自己身后之事，除了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外。她还特别叮嘱家人，百年之后她愿意和教师、文人们葬在一起，周围种满鲜花。《冰心全集》出版，老人将全部稿酬悉数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说，母亲一生重视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事业。她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妇女获得了解放，改革开放，妇女的经济地位又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相比，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还相对滞后，老人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88年长江发洪水，冰心还捐款12000元给灾区人民。
在《冰心全集》中，全文收入了她近年来陆续完成并发表的《回忆录》。冰心自己说，年轻时感情丰富，作品容易把感情铺叙，是为绚烂；人老了，感情就凝聚，文笔看似平淡，实则深含对人生的思考。她说，年轻时喜欢泰戈尔的作品，而年纪大了，则更喜欢纪伯伦，因为他的诗里有人世间的道理。
冰心的译著有洋洋51万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和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她在比较了两位作家之后认为，由于泰戈尔一生比纪伯伦要顺利，生活也不像纪伯伦那样清贫，所以，觉得泰戈尔的诗表现得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却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道理，在平静中流露着悲凉。其实，这也是冰心散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文风写照。
在冰心家里简朴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不大的条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冰心早年留学美国时，托人请梁启超先生题写的。几十年来，她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挂在室内。也许，她心底里是以此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的。
冰心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由于行动不便，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子女们也常常电话联系。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冰心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前一段时间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
享年99岁的冰心，顽强地走完了她辉煌的人生之旅，到达生命的终点。在“五四”作家中，她这一径人生长途是最漫长的，其间风风雨雨，历尽沧桑，而始终在文学的路上奔走，堪称典范。而她的“玫瑰葬礼”，正是她作为诗人的最好终结。（与林谷合作）
【后记】1999年3月19日与同事林谷合写的《送别冰心》2008年被收入冀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沿用至今。这篇文章在《送别冰心》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回顾了冰心老人的一生。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3月，我见过冰心先生3次，前两次是采访，最后一次是参加她的追悼会。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10月，第二次采访冰心先生之后写了《九十九朵玫瑰的祝福》，在《北京青年报》刊出后反响热烈，多年后有些读者还记得那篇报道。那是冰心老人的最后一次生日，转年2月她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读冰心的散文和诗，以及她翻译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散文诗。曾经不明白，为什么她屡屡说更喜欢纪伯伦——一位声名远逊于泰戈尔的黎巴嫩诗人，如今终于理解：其实一个人的喜好和品位，也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的，从关注风景到关怀人生，纪伯伦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将人生的历练化为文字留给后人，这正是古人所谓“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之中，“三不朽”的第三极——“立言”的根本吧。
文坛三老：世纪友情感动人心
90岁生日的萧乾先生，1999年2月11日溘然长逝，令文坛一片唏嘘。病中的冰心、巴金，还分别为他的九十华诞致信祝贺，三人相约携手跨越新世纪，如今言犹在耳，而这位“小老弟”却已走在了前面。痛失挚友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这三位年逾九旬的文坛巨匠之间保持了长达七十年的友谊，其间沧桑变幻、历经荣辱，而矢志不渝，情同手足，令人感叹。
晚年冰心在北京医院养病多年，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她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因为萧乾少时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同学，所以至今冰心依然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冰心眼中的巴金：“一个真诚的朋友”
由于已年值99岁高龄，一向不服老的冰心，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但奇怪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她往往记不住，而年代久远的往事，她倒往往记得很清楚。她认识巴金，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巴金还处于创作的早期，约了朋友一起来拜访冰心。
“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冰心在83岁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带着几许大姐的风范。她一直认为，巴金是那种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人，他心中的爱与恨都很强烈，不吐不快。
冰心曾经在一篇题为《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的文章中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在于他的真诚，为文为人，都是如此。她说：“我最记得40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冰心深有感触的，还有巴金对恋爱和婚姻态度的严肃和专一，这是她佩服巴金的另一个原因。“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冰心晚年在读巴金寄来的新出版的《随想录》中《再忆萧珊》一节时，还深深地为这对患难夫妻的一片真情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1980年夏天，冰心与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是团长，冰心是副团长，陪同出访的还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冰心至今认为，她与巴金最好的一张合影，是在日本时照的。她还记得，在日本的一个夜晚，两个女儿结伴出去逛街去了，她与巴金留在饭店里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巴金的“滔滔不绝”。
如今俩人都已是九旬老人，健康状况亦不尽如人意。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以及数不尽的世事沧桑，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地固守着他们的信念，互相鼓励着，跨进新世纪。
冰心眼中的萧乾：“我最疼爱的小老弟”
萧乾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那时他们同在北京的崇实小学读书。放学后，萧乾常常连家都不回就跟着为楫到位于中剪子巷的“谢家大院”去玩耍，慢慢地和为楫的姐姐谢婉莹（冰心原名）也玩熟了，于是跟着为楫喊她“大姐”，竟一直就叫到了90岁。
萧乾喜庆九十华诞，又适逢十卷本《萧乾文集》出版，冰心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弟弟。我的眼前常浮现出你当伙计时到我家送稿费的样子，你那股调皮劲儿一辈子也没改。当年的小伙计成了大作家，出了十卷文集，祝贺你。现在我们两人都在医院里，不知你有没有信心和我拉着手一起进入新世纪。”
长萧乾十岁的冰心，曾经十分羡慕萧乾的“老当益壮”，甚至与他商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她觉得萧乾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漂泊，倒是步入晚年“终于走上了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而且一度还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选修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当时冰心在燕京、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任教，萧乾又成了他们在燕南园府上的常客。
“文革”中，冰心和萧乾两家人都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但因担心落得“串联”的罪名，并没有往来，只是心底里默默地彼此祝福。到了80年代，冰心的丈夫和三个弟弟相继去世，一向很重感情的冰心，有一次对来访的萧乾夫妇说：“我的三个弟弟都不在了，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弟弟一样。”后又托人嘱萧乾“有空就来看看我”，足见情意深厚。
巴金经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纵然相隔千山和万水，纵然体衰病弱行不便，巴金关注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老友冰心与萧乾。他那颗跳动的心，始终被爱与友情燃烧着。
在巴金寓所的客厅，淡淡的夕阳洒进屋内，刚洗净的沙发套散发着清香。黑色的钢琴静静地躺在那儿，精巧的玻璃柜内摆着友人送的各式小礼品……一切依旧，一切故然。只是巴金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靠门边的凳子上，疾病已使他离家有好几年了。住在医院里的他，此刻在发着高烧。然而存放在这里的友情，却是浓得化不开。
巴金眼中的冰心：“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在巴金的书柜里，珍藏着厚厚的8卷本的《冰心全集》、6卷本的《冰心选集》以及她的散文集、童话集等。打开冰心的作品，但见扉页上都有冰心的手迹：“巴金老弟留念”、“送给亲爱的巴金老弟”。
普普通通的题签，容纳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巴金与冰心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巴金随靳以一起去看望冰心。从此，冰心就将巴金看成自己的弟弟。所以，她称巴金总是“老弟”。这种非亲缘又胜过亲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增延而越来越浓厚。
1984年，冰心在《贺叶巴两位》一文中写道：“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访问团。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1980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
记得有一次巴金病后访问香港，冰心此时已患了脑血栓病，却十分地不放心巴金的身体，立即写信“关照”，要他好好注意休息。收信后的巴金非常激动，回信道：“您的友情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1993年，巴金9O岁生日时，冰心送来了用90朵玫瑰缀成的花篮。知巴金者唯冰心也。玫瑰，带刺的花朵，巴金最喜欢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每逢巴金生日，送玫瑰的人越来越多。
早年的巴金比较孤独，他是在读冰心的作品中，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的。巴金至今清楚地记得，就在他离开四川老家的那年夏天，他还和弟弟在一起一边读冰心的《繁星》，一边学着做小诗。这些诗句，一直存在他的心底，至今不忘。年少时，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成年后，一直到今天，冰心不仅是他的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每一回，冰心到上海，巴金都要去机场车站接送。每一回，巴金去北京，都要去探望冰心。
曾经多少次，被疾病折磨的巴金想搁笔不写了，但看到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1989年5月5日巴金给冰心写信道：“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1O月12日，他又在给冰心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1994年5月20日巴金又一次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巴金眼中的萧乾：有才华，七十岁以后更勤奋
在巴金的家里，可以见到萧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任何一部书：《尤利西斯》《人生采访》《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感觉的记录》《我的中国我的岁月》《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的作品，题签最多的是“芾甘教正”这几个字。在台湾版的《人生采访》一书中，萧乾写道：“芾甘，你编校的这本书过了海峡。”芾甘，是巴金的号。
萧乾9O岁生日时，巴金写去贺信：“听说你出了1O卷文集，很欣慰。要是你年轻时像你70岁以后那样勤奋，写得远不止这些，你是有才华的。我们都老了，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多么盼望新馆开馆的那一天，你能陪我一道去剪彩。新的世纪就在眼前，让我们共同迎接它。”
巴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在北京沈从文的家里。从文先生称呼巴金“芾甘”，萧乾也跟着先生叫，这一叫就是60余年。后来，巴金在蔚秀园沈从文的新居中住了一段时间，萧乾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萧乾曾写道：“我能活下来……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不能再惊动了，另一个我应称他做‘师傅’。”这个不能再惊动的人，是已故沈从文先生。而他要称为“师傅”的，正是巴金先生。
萧乾不能忘记1957年那一个心酸又温暖的日子。那时，他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天他被通知去怀仁堂开会。走进这个令他向往的会场，却没有人理他，他也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那个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他抬头一看，是巴金，正朝着他走来。顿时，他惊愕不安，又激动万分。巴金在他身边坐下，他连连说：“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就像没听见，亲切地问这问那，并嘱他“要虚心，要谨慎”。直到总理在喊巴金的名字，他才离去。
“挚友、益友和畏友。”萧乾这样概述他与巴金的友情。解放前，他的许多作品是巴金编辑出版的。那本“过了海峡”的《人生采访》，是巴金一篇篇从报上帮他剪下来汇集出版的，这是1948年的事。可以说，萧乾是在巴金的敦促和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便是在这种敦促和鼓励下完成的。20年前，文艺的春天到了。巴金便写信叮嘱萧乾：“我对你的要求是，80岁以前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萧乾没有辜负“师傅”的心意，这20年，他出版的书籍有几十本之多。
萧乾先生在“文坛三老”中，是“最年轻”的。经历了传奇般的旅人生涯，他“不带地图采访人生”的艰辛悲欢融汇了太多的苦涩，也凝聚了太多的甘美。
啜饮过“梦之谷”的清幽芬芳，踏过“南德暮秋”法西斯的废墟，熬过停笔廿载、屈辱颠沛的绝望凄冷，也拥抱过重获创作生命的喜悦欢欣，这位与20世纪一样经受坎坷磨难的世纪老人，带着相交大半生的老朋友的挚爱真情，走到生命的终点。
萧乾眼中的冰心：“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
在北京医院，作者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女士时，萧乾先生的健康状况已不乐观。医院方面正在组织会诊，医务人员神情严肃地进进出出——抢救在进行中。原来约好的采访，只好在其亲友之间进行。
自1997年春因肾病和冠心病住院以来，萧乾以一贯的旷达热情接待来访的友人、学者，经院方特别批准，萧乾先生是他所居住的病区内唯一不限制探访的。而且即使是在病床上，已过米寿的萧乾先生还不废笔耕，写下数篇他称之为“余墨”的回忆文章，并与文女士合译了一部环保题材的英文中篇《夜幕降临》。
说到萧乾与冰心的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上小学的萧乾与冰心的三弟是同窗好友，去谢家玩时，喊那位头上还留着月牙弯、却已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的端庄少女做“大姐”——一喊就是70多年；而原名“萧秉乾”的萧乾，因为谐音而被冰心昵称为“小饼干”，直到后来成为冰心子女的“饼干舅舅”、孙辈的“饼干爷爷”。萧乾追忆说：“小学时，我同她的亡弟是同窗，中学时，我在北新（书局）学徒，给她送过校样和稿酬，大学时，我又师承文藻先生。她到过的地方，大多也有我的足迹。”
在萧乾先生眼中，冰心是坚强而敏锐的。“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在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更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拥有一腔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发出贺电：“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冰心94岁生日时，萧乾把自己的六卷本选集作为寿礼送给冰心，并在贺信中写道：“如今，活下来就是胜利，能干出点活来更是胜利。”
萧乾是冰心在世上最老的朋友，更是冰心挚爱的弟弟。文洁若说，年近百岁的冰心遵医嘱很少会客，但萧乾例外。每次探访结束时，冰心总会深情地握着萧乾的手，吻别他。1995年4月，正在住院的冰心闻知萧乾与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高兴地口授一篇祝词，送到在社科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一时场上掌声雷动。
萧乾眼中的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
对于巴金，萧乾更多的是一种对师长的敬佩。他说：“我很幸运，早年就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沈从文，另一位就是巴金。我们的友情终身不渝。”
20世纪80年代初，萧乾在长文《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中写道：“巴金心胸开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教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给了我最重要的启迪。……在巴金的引导下，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开阔，文学视野也更开阔一些。”
萧乾先生曾为“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自我否定。”他称巴金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对于巴金的反思求真精神深表钦敬：“我有幸同这位对人对己都努力做到诚实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我也为我们之间有过整整六十年的友谊而自豪。”
他曾为巴金《最后的话》一文中的“最后”二字专门写下一封词意恳切的信，勉励巴金保持乐观，信中说：“我们都算有点后劲儿的。……我认为那个‘势头’应该保持到最后一息。那才真正是‘最后’。”
如今已年届九旬的萧乾先生，曾经体味幼年失怙的绝望，也曾在二战的炮火硝烟中穿行，还曾因不堪“文革”中的屈辱折磨而试图自杀。当一切都成过眼云烟，看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是如此达观、怡然。他说：“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了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了，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他推崇培根的观点：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因此，尽管晚年疾病缠身，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萧乾先生仍旧不废笔耕、尽心竭力，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出吃奶的劲头来跑。”
事实正是如此。1979年恢复文学创作以来，萧乾先生共出版著作、译作近四十部。刚动完肾脏手术，还“在死亡边缘徘徊”，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就着手日后被挪威王国政府授予国家勋章的《培尔·金特》中译本；在病床上，与夫人文洁若合译了天书一般的洋洋巨著《尤利西斯》，填补了一项重大空白；《未带地图的旅人》《关于死的反思》《我这两辈子》《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等多种回忆性作品，真实地勾勒出这位勤勉执着的旅人的足迹。他还多次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活力与激情丝毫不减，对生命的热爱丝毫不减：“我一面随时准备辞世，同时又在尽可能地延长我的寿命。……为了把丝吐尽，我惜命。”
在我们的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惊闻萧乾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丝尽泪竭，他倾尽最后的心力，把这一生的句号，画得圆圆满满。（与赵兰英、程瑛合作）
【后记】这篇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21日，文章刊出之日，萧乾老人刚走10天；当月的最后一天——1999年2月28日，冰心先生也走完了她的百岁人生；6年之后的2005年10月，巴金以101岁圆满谢幕。人常说“文人相轻”，可这三位文坛老人的世纪友情，却贯穿着相互敬重与提携，可歌可泣，感人至深。
杨绛、钱钟书：情牵携手到白头
常以妙语惊人的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1998年12月19日以88岁高龄驾鹤西归，带着他的智慧和满腹经纶，告别了人世间这座重重叠叠的“围城”。
钱钟书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只有二十几位亲友参加，包括钱先生的妻子杨绛、女婿、外孙、外孙女、学生和朋友。按照钱钟书的遗嘱，家人婉辞了花篮和挽联，甚至没有哀乐伴随。摒弃一切世俗套路，安安静静地离去，这正是钱钟书的风格。
在送别的最后一刻，与钱钟书相守六十余年、当时已87岁的杨绛女士，执意要“再站两分钟”。她默默地站在那里，时光在那一刻仿佛凝住了，那一种想念，才叫刻骨铭心。
1997年，也是圣诞前夕，笔者有幸造访钱钟书、杨绛夫妇在北京南沙沟的寓所，那时钱先生已经住院，杨绛女士坐在那个米色的帆布沙发里，忆起许多往事。那时的情景，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97年12月，北京西城三里河，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是国务院的“部长楼”和“高知楼”。钱钟书、杨绛夫妇就住在这里。
事先约好，登门拜访时，杨绛友善的笑容已迎候在那里。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她当时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衫，棕绿色的马甲，灰白的头发随意梳拢，自然从容。眉宇间，当年的灵秀与超然脱俗依稀可见。她的手绵软而温情，却又是柔中有刚，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尽在无语中淡出。
大约20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布置得简朴自然，安逸舒适。采光最好的位置，放了两张书桌，桌上堆满了书稿。靠窗的一张，是杨绛的；背靠暖气的，属于钱钟书，自他1994年住进北京医院，这张书桌已闲置多时了，笔筒里放了七八支毛笔，旁边放着四方砚台。
沿墙皆是书柜，典籍林立，以外文原版书和《十三经》、《佩文韵府》等古文书籍居多。一对旧式沙发，米色的帆布面已洗得发白。看得出，这一对多年来在精神世界里遨游的老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如此的清心寡欲，而那一摞摞的书稿，分明在诉说着他们积年累月的默默耕耘。
据杨绛介绍，钱钟书1993年春动过一个大手术，去一肾，住了两个月医院。1994年8月初再度住院，动了一个小手术。手术很成功，不料却引发了一场大病——肾功能急性衰竭，经抢救后做透析，两三个月后渐渐恢复。据医疗专家说，一般透析很容易产生依赖性，以致频率越来越快。但钱钟书是个例外，后来他的肾功能慢慢地完全正常了，不过大病之后身体还很衰弱。这一病，就拖了四年。
杨绛每天下午前去探望，并经常带些钱钟书爱吃的菜肴。这一对文坛伉俪，多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几经沧桑，而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堪称典范。
（二）
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原也经常到医院看望，但是，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95年底，她在爸爸的病房里忽然感到腰痛，以为是扭伤了背脊。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校方对她的健康非常关心，且非常负责。经学校保健单位安排，1996年1月，钱瑗住进北京西郊温泉的一所医院，后经北京几家权威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扩散到腰椎。当时医院、学校和钱媛的丈夫怕影响钱媛的情绪，也不愿她的老父老母担忧，所以向他们三人封锁了病情。
钱瑗住的医院比较偏远，但她的床头有一部电话，每天可与妈妈通很长的电话。杨绛也经常前去探望，每天替父女二人传递消息。钱瑗情绪乐观，她的学生、朋友们也常去看她，她很开心。
杨绛是1996年底才知道女儿的真实病情的，此后她多次去医院探望，母女俩默默相守，难舍难分。到1997年3月，钱瑗感觉嗜睡，她对前来探望的母亲说：“妈妈，我只想睡觉，睡着了真舒服，不要让人叫醒我。”
1997年3月4日，59岁的钱瑗在浓睡中安然辞世。
病中的钱钟书是3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杨绛开始每天找托词，但钱钟书虽然行动不便，思维依然清楚，他本是灵性很高的人，自然有所察觉。后来实在瞒不过了，杨绛想，告诉他是很残酷，但不告诉他更残酷。于是，她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慢慢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钱钟书。
钱钟书与杨绛毕竟都是旷达之人，但是女儿去世对病中的钱钟书依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一度心情沉重，但想到女儿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钱先生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家中，不想却成了一桩未了的心愿。
瘦弱的杨绛老人，在丈夫住院和女儿过世的双重压力下，坚强地支撑着这个文学之家。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有时甚至夜里两点钟才就寝。
（三）
中国的钱钟书研究始于80年代。1986年，作家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郑朝宗、周振甫、黄裳、傅璇琮、舒展、陆文虎等人，在北京酝酿创办《钱钟书研究》刊物，成立了《钱钟书研究》编委会。
钱钟书本人不提倡搞所谓“钱学”，他曾说：“不懂什么叫‘钱学’。”“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他自己“期期不愿与闻”，也极力阻止别人研究，但劝阻无效，最后只好不置一辞，任由别人去研究了。
对于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言，杨绛大不以为然。比如，有人在书中写道：“钱钟书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书上还说：这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两句伤感情的话。”据某一本书上说，这话是周某人说的，周某已去世。另一本书上又提到这句话，说周某是听到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李赋宁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还健在。有人问到他，李赋宁大吃一惊，他说：“我从来没说过这话，从来没听到钱先生说这话。我也绝对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话。”李赋宁为此还写了正式声明。可是这种谣言再三再四地传播，读者都信以为真。有的文章还根据此话说钱钟书生性刻薄，得罪许多人，西南联大待不下去了。据杨绛说，实际上这种失实的报道多不胜举。
（四）
钱钟书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携妻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旅欧期间又与杨绛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1938年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副院长等。著有长篇小说《围城》，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以及中短篇小说和诗作若干，其文学成就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目前，三联书店正在出版《钱钟书集》。杨绛在为该书所作的《代序》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赏析。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杨绛最后说：“钱钟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但是，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听说杨绛近来身体很弱，我打电话到府上问候。她学生的学生田女士说，近来闻讯赶来探望的人很多，电话整天不断。而杨先生身体很弱，所以总是她代为接电话。钱先生故去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给杨绛很大的打击。她请关心体谅杨绛先生的朋友等她的情绪过一过再去探望。我想起杨绛说过的一句话：“我和钱钟书都是豁达之人。”她在钱钟书的遗体告仪式上还说过：“钱钟书得享八十八高龄，最后没有痛苦地去世，应该说是‘喜丧’。”她老人家能如此豁达，对大家也是一个安慰，我们衷心地为她祝福。
【后记】2014年7月17日，适逢杨绛先生103岁生日，我牵头策划了为这位“最长寿女作家”的贺寿报道——“杨绛先生，103岁生日快乐”，反响热烈。在新华社“我报道”微信平台上播发这一专题时，还附上了上面这篇文章进行“重温”，我在文章前面加了一则“记者手记”，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文章是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去世时我写的一篇特稿，回想当年采访杨绛先生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淡定。记得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沙沟国务院专家楼正在整体装修，楼里不时传来装修中的各种噪音。水泥地，旧式沙发，三屉书桌，在90年代末的家居装饰中已属朴素到极致。而对于免费换窗、刷墙、铺地板的‘福利’，杨绛坚定地拒绝了，她对于宁静生活的安之若素让她对任何物欲的打扰都避之唯恐不及。她的简单、超脱、淡然、从容，既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养生秘诀。那一年她87岁。今天，她103岁。祝她生日快乐！在中国女作家中，她无疑是最长寿的。”当日我还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打了电话，据他介绍，《杨绛全集》（九卷本）已付印，预计将在8月10日左右出版。《全集》中将首次发表杨绛先生98岁后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4.5万字续作《洗澡之后》。人物依旧，事情不同，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
老舍：丹柿小院的回忆
红门廊，灰瓦房，古铜色、半人多高的大鱼缸，挺着枝干在飘雪的冬天里岿然不动的柿子树，这就是位于北京东城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这座小院由于老舍生前种植了两棵柿子树而被其夫人胡絜青亲切地称为“丹柿小院”。
这是一座普通的老北京四合院，老舍曾经在这里生活了16年。在西侧用小耳房改造的书房里，他写下了著名的话剧《方珍珠》《西望长安》《全家福》等23部著作。2001年2月，在老舍诞辰102周年之际，笔者曾专程探访过这座“丹柿小院”。那时，北京市文物局刚刚投资600万对老舍故居进行了重新装修。修缮后的院内柿子树仍然保留，另外还移栽了两棵大枣树。那时的老舍故居里，布置了老舍生平、创作成就展览，老舍的卧室、书房和客厅，也都按当年的样子重新布置过。老式硬木镶大理石的书桌上，还摆放着他当年用过的文房四宝和齐白石先生为他刻的印章。故居自1999年2月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
老舍之子舒乙喜欢说的一句话叫作：“我与骆驼祥子同岁。”“骆驼祥子”是中国一部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主人公，老舍创作这部小说是在1935年。那一年，舒乙在青岛出生。《骆驼祥子》自从在上海《宇宙风》上连载问世以来，已经80年了。这是老舍当年辞去教职专心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花的时间最长、琢磨最多，因此老舍曾自言：“笔下逼出便是血。”可见是极为精心的创作。
作为老舍之子，舒乙在回顾父亲一生走过的道路时，总是能将时代在父亲身上留下的投影与家庭生活中真实的老舍先生无缝对接：1949年老舍如何从美国辗转回国却错过了开国大典，父亲在北京安了家，舒乙才和母亲、姐妹们一起从重庆回到北京；50年代舒乙留学苏联期间父亲三次出访苏联并探望了他；1966年8月“文革”的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候，67岁的老舍含恨投湖而死，而在太平湖畔那个漆黑的夜晚，舒乙在雨中独自为父亲守灵。
老舍是北京人的骄傲，他一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如《茶馆》《月牙儿》《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他作品中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是“京味儿小说”的源头。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说：“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
文学评论界认为，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界大师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超越国度的同时，也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
1949年：遗憾错过开国大典
1949年夏天，14岁的舒乙还在山城重庆，与母亲和姐妹们一起生活。而此时父亲老舍正在美国纽约讲学、写作，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邀请函。信是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老朋友受周恩来委托写来的，大意是：快解放了，文人也有了用武之地，你回来吧，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老舍接信后决定立即回国，但恰在此时，他患了急性坐骨神经痛，在美国做了手术，结果只好推迟了回国的行程。后乘船辗转香港于1949年11月底回国。刚刚回到北京的老舍，着手在北京安家，以便尽快将远在重庆的家人接回北京团圆。当时刚刚解放，国家干部都是配给制，包括房子都是分配的，因为当时对私有财产非常敏感，所以为了买房老舍还特意向周恩来总理请示过，总理的首肯打消了老舍心中的顾虑。他在东城的丰富胡同用100匹白布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从1950年3月搬入这个新家，老舍和家人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196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投太平湖自尽。
1950年春，15岁的舒乙随母亲和家人回到阔别6年的北京，父亲到前门火车站迎接他们。他见到舒乙时亲切地、像对待朋友那样和他握手，说：“舒乙，你好。”舒乙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因为以往家里人都是称呼他的小名“小乙”。
回到北京的舒乙，感觉北京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的社会气氛很好，人们的情绪都非常饱满，虽然物质上大家都很穷，但精神上有一股很强的向上的力量。”
新的纪元开始了，大家都朝气勃勃。出身贫苦人家的老舍也很兴奋，他的三个姐姐自豪地告诉他，儿女都当上产业工人了。骨肉同胞的翻身直接感动了老舍，也焕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他后来创作的《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中，这种情绪都有体现。
1954年9月，19岁的舒乙赴苏联留学，入读位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舒乙回忆说，50年代中期的苏联正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生活非常好，当时也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苏之间互访频繁。在他留学期间，老舍去过三次，第一次是1954年底，他和周扬、丁玲去参加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还有一次是1957年10月，老舍随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同行的还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等。每一次到苏联访问，老舍都要到列宁格勒看望儿子，舒乙记得有一次他们见面的当晚，他还和父亲一起去看了歌剧。
《四世同堂》：是文学名著，更是历史教科书
1995年，时值抗战胜利50周年，笔者在着手写作“中国作家笔下的抗战”这一选题时，再次采访了当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舒乙回忆了老舍当年创作《四世同堂》的经过。
老舍是1937年孤身一人从济南到达大后方重庆的。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6年之后，老舍托朋友帮助把家眷也接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文化界很多人都有家眷或亲属留在敌占区，所以纷纷到老舍家来打听消息。就在胡絜青女士绘声绘色地描述北平的情形时，坐在一边的老舍无意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日寇占领下的北平的细节，成就了日后的《四世同堂》。
1944年，老舍决定开始写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当时计划写100章共100万字，三年写完三部曲，这就是后来的《四世同堂》。舒乙回忆说，当时重庆的生活非常困难，连写字的稿纸都没有，老舍只好用记账的草纸写作。他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每天早晨起来打一会儿太极拳，然后吃早饭。上午是老舍用来写作的时间，他总是先站在窗前研墨，目光注视着远方，酝酿这一天要写的内容。他写得十分认真，稿子写得非常漂亮，他对这部手稿一直非常珍视，1945年应邀赴美讲学时还随身带着这部书稿，在纽约又续写了第三卷《饥饿》，并把全书译成了英文，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1966：太平湖之夜
1966年的夏天，“文革”开始，文艺界的风暴先起来，批“三家村”、批海瑞，老舍的文艺界老朋友受到冲击。老舍非常苦闷，心情沉重，他已经预感到有大风雨要来。
8月的一个星期天，舒乙回到家中，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当时，“文革”尚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它的恶果还十分困难，但是从父亲的谈话里，舒乙已经听到不少担忧。
舒乙在《父亲最后的两天》中写道：“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绝大部分都不幸被他言中。”“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他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例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索。事后想起来，听者无心，言者却是动了脑子的。”
舒乙回忆说，8月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大口吐血，家人半夜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些天后，出院时医生让他在家多休息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1966年8月23日，在成贤街的孔庙和市文联，他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夜，身心均遭受巨大折磨的老舍遍体鳞伤，被妻子接回家中。第二天一早，老舍出门之前，和3岁的小孙女道别，此后便再无消息。
当舒乙接到母亲的电话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已经大乱。经过一天一夜的寻找，8月25日下午，舒乙接到了北京市文联打来的电话，让他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舒乙赶到时看到，父亲仰面躺在那里，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头上、手臂上有大块的血斑和青紫色的淤血。舒乙独自坐在湖边守着父亲，心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在寂静中默默地流淌。
回忆起这些往事，舒乙表情凝重，一度沉默。
“但是我们还是为父亲做了两件事，”舒乙略感欣慰地说：“一件是保留下来他的血衣，因为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这件在‘文革’中东躲西藏、费尽心思才保留下来的血衣，成为带有他的骨血的唯一物件，后来被安放在他的骨灰盒中；另一件是把他最后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的手稿冒着风险保留了下来，这部未完成的手稿虽然只写了8万字，但一直是老舍生前非常珍视的作品，始终放在他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这部遗作在1978年老舍平反后得以发表。
虽然父亲是一位著名作家，但舒乙在青年时代却并没有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选择的专业是林业化学，所以他此后职业生涯的前半程是以工程师的身份出现的，后半程则从1984年他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舒乙扛着父辈的旗帜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建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这座中国文学界的“殿堂”，也成就了舒乙一生的辉煌。
1978年，舒乙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连载多日，受到读者好评。此后舒乙用了几年的时间采访了一百多人，将老舍生平空白的部分按年份做出补充。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十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1994年，笔者曾采访刚从美国寻访父亲足迹归来的舒乙，那一年，他在纽约找到了当年老舍住过的西83街118号，老舍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
1984年，舒乙参与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从这时开始，他把关注的目光从父亲身上延伸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在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过程中，巴金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捐了大约25万元人民币的稿费，还亲自从自己30多架藏书中挑选了7000多本，寄给文学馆。1985年现代文学馆开馆后，舒乙任副馆长。1993年以后，他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高级工程师出身的舒乙在这个大工程中显示出文理兼备的出色才华。他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理念，定位在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力图通过办展览、搞讲座、组织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把现代文学馆变成公众的文化活动中心。“所以这里要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周边有园林、有山水、有花木，还有名人雕塑、名家题词，让来这里的人流连忘返、修身养性。”
2000年5月，这座耗资1.6亿元人民币的新馆终于落成之时，笔者去采访了舒乙，并做了题为“用巴金的手推开世纪的门”的长篇报道。独具匠心的设计和亲力亲为的全心投入，使现代文学馆赢得了广泛赞誉。舒乙也于同年6月接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听舒乙讲往事，时常能从他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有时激昂，有时沉重，有时余音不绝。因为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父亲，舒乙的人生时而沐浴在他的光辉里，时而也和他一起陷入历史的漩涡。站在巨人的背后，既掩映在他的光环里，也无可避免地为他的身影所遮挡。舒乙执着地前行，数十年风霜寒暑，胶着于时代的风雨中，一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有欢乐也有苦涩，他终于开辟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后记】第一次见到舒乙先生，是1994年4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当时北京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正在那里召开。我采访舒乙之后写了《文学是一只报春鸟——访老舍之子舒乙》，文中写到他回忆老舍先生与台湾前“国策顾问”王延环先生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执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先生，我陆续采访了冰心、杨绛、端木蕻良等老作家，如果不是舒乙先生牵线搭桥，这些采访都很难成行，真的非常感谢他。1994年9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话剧《骆驼祥子》赴台湾演出，舒乙先生作为特邀嘉宾随行。演出大获成功，轰动台湾。归来之后我采访了舒乙，写了“《骆驼祥子》——衔接两岸文化断层的划时代演出”。之后又有几次机会采访舒乙，有时是因为老舍先生，有时是因为现代文学馆，而每一次采访都会谈到老舍先生。应该说，我是透过舒乙的视角望见老舍的背影的，他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小说家，一生创作颇丰且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却以悲剧收场，令人每每想起，都不禁扼腕叹息。
夏衍：一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蒙太奇
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奠基人之一的夏衍，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之后，以95岁高龄驾鹤西归，从容地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生命乐章。
作为作家的夏衍，一生在文学上涉猎广泛，包括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文艺评论和翻译等。他早年参与创办“左翼剧联”，创作过《赛金花》《秋瑾》《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名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影响深远。
作为中国电影的“鼻祖”，夏衍一生拍过《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舞台姐妹》等电影名片。几十年峰回路转，如今，历史的镜头对准了这位世纪老人，演绎着他百年沧桑的人生蒙太奇。
镜头一：负芨东渡弃工从文
夏衍原名沈乃熙，宇端先，1900年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之家。他3岁丧父，母亲徐秀笙带着6个子女艰难度日。童年时的夏衍身体羸弱，又是家中的幼子，深得母亲宠爱。无奈家道中落，每靠典当、借贷度日，所以夏衍断断续续才读到高小毕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都在为国家存亡而忧心忡忡，14岁夏衍无法继续读书，只好瞒着母亲进城做工。
次年9月，夏衍被保送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学制5年，这是他从童年到少年最幸福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夏衍的思想深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参与创办了《浙江新潮》杂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1920年，夏衍由学校保送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日本，夏衍就读于九州明治专门学校，虽然学的是工科，但他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包括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史蒂文生、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他结识了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并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时年24岁。
在夏衍的大学生活结束之际，中国局势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动荡时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久，夏衍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官费也被取消了，他于1927年春回到上海，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并弃工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镜头二：“左翼”十年轰轰烈烈
参与筹备“左联”，是夏衍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1929年10月，“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上海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咖啡馆的二楼举行。次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宣布成立。鲁迅、钱杏邨、沈端先被推举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后，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也相继成立。夏衍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一位活跃分子。
1935年，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了三次大破坏，夏衍被迫隐蔽在上海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第一次以夏衍为笔名创作了短篇小说《泡》、多幕剧《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报告文学《包身工》，以及《黑夜》《秋瑾传》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他在回忆录中说：“从1935年到1936年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一年。”
1936年4月，《文学》杂志六卷四号上发表了夏衍的《赛金花》。业余剧人协会为了抢先首演，还在报纸上登了一条广告招聘扮演赛金花的演员。结果蓝苹（江青）与王莹争着要演赛金花，一时闹得不可开交。这件事一直到30年以后的“文革”中，又被江青翻了出来，大做文章。夏衍一直把《赛金花》叫作“戏作”，并不让它再出版、再上演，冻结了50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收集在《夏衍剧作集》里。
镜头三：“文革”蒙难劫后余生
拄一支手杖，拖一条病腿，清瘦的面颊，淡淡的笑容，这是人们熟悉的夏公。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了8年，在黥面腿折的境遇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对“文革”中的这段经历，夏衍一直很少提及，友人问起，他也总是避开自己的事，说：“国家有国家的难处，很复杂，说不清楚。有的是原则问题，有的是方法问题。”然而这8年，却是他一生中的一场大劫难。
1959年反右倾，夏衍因“题材广阔论”和所谓“离经叛道”的文艺主张被重点批判。1965年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是“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文化界人士。
1966年夏天，夏衍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里。红卫兵用鞭子逼着他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当时已是年逾花甲的夏衍誓死不从。如此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到1968年，他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开始了8年的炼狱生活。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1973年8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独房静思的机会。”监狱里开始准许他看书，但只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此时夏衍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他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
1975年7月12日，专案组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但并没有平反，只是“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于是，夏衍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时年75岁。
回到家中，和阔别多年的家人团聚，自然十分高兴。而他深爱的一只老黄猫，历经磨难已经奄奄一息。猛然见到阔别8年的主人归来，垂危的老猫奇迹般地突然站立起来，围着夏衍转了好几圈，然后倒地而亡。年迈的夏衍禁不住感慨万千。
1977年秋，粉碎“四人帮”之后，夏衍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托万里转交给中央。不久，他的“问题”得到解决，终于彻底平反。
劫后余生，夏衍在北京紫禁城边上选择了一座清静的四合院住下，春天伴着摇曳的青竹，夏天迎着袭人的花香，年复一年，老人依旧笔耕不辍，完成了长达33万字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在北京文坛引为佳话。
在这部回忆录的自序中，夏衍写道：“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过亚洲第一顶王冠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他说：“十年浩劫伤残了我的躯体，但这不仅没有改变我的性格和信念；从恶梦中醒来，相反的似乎还增添了我的勇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几次大难不死，也许可以说是侥幸，但久经折磨而未改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抱着坚定的信心……”
在这部回忆录中，夏衍也以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真诚和睿智，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独房静思时自问：“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10年之久？”他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回忆录的结尾处，他坦诚披露了自己思考的结果：“我从苦难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17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东西也要反掉，60年代又提出‘兴无灭资’‘斗资批修’这样不科学的口号。17年中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已经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他深有感触地写道：“1957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街，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他以屈原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全书的结语。
镜头四：文坛巨匠著作等身
据统计，夏衍的著作累计达1000万字之多，包括小说、剧本、时评、杂文、随笔、小品等。他去世之后，电影学院的师生送来一幅挽联，上书：“世纪同龄艺海百年舞台姐妹长相忆/著作等身文坛一帜林家铺子永留芳。”
“文革”后，他曾任电影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早年留学日本的他，生前一直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1983年，年过八旬的夏衍率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阔别半个世纪故地重游，老人感慨良多。他回忆起当年在日本“明专”时被强制性接受的步兵式训练、长途行军、野营登山等，不仅锻炼了他的毅力，而且养成了他顽强的作风。他说：“我的经得住吃苦，不怕困难，做事不苟且的性格，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1994年1O月，中国文艺界隆重纪念夏衍从事文艺工作65周年，并祝贺他95岁寿辰，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文学、电影、戏剧所做的杰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面对如此盛誉，夏衍戏言“好像死过一次”。
夏衍似乎对自己生命的终结已有预感。1995年1月9日，他感染流感后引发大面积肺炎，导致呼吸道功能衰竭，2月6日凌晨4时55分逝世。他在昏迷前两天安排了自己的后事：不留骨灰不土葬，骨灰撒在故乡的钱塘江里。
在由客厅布置的家庭灵堂里，摆满了各色鲜花。镶嵌在遗像四周的花环，是用粉、白两色的玫瑰编成的。夏衍的孙女沈芸说，祖父一生爱花，尤其喜欢玫瑰。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有一次还对家人说：“给我买一点香的玫瑰来。”
夏衍生性乐观，直至生命的尽头依然从从容容，加之盛名高寿，所以在他百年之后，家人遵其生前所嘱，以喜葬的形式纪念他。
夏衍一生喜好收藏，藏品包括名人字画、珍邮等。“文革”中，他的书画藏品全部被抄去，其中郑板桥、齐白石等大家的作品价值连城，后虽有部分藏品物归原主，但有三分之二已经流失。近年他又将剩余的名人书画、邮票珍品陆续捐献给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他将珍藏的“纳兰性德手卷”下卷捐给了只有上卷的上海博物馆，使之完璧；将毕生书藏的扬州八怪等名画献给了浙江博物馆；将收藏多年的清代珍稀邮品红印花加盖小字4分四方连、大龙光齿四方连、小龙毛齿四方连新票等数百枚稀世珍邮捐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他对博物馆的人说，我不要任何报偿，只希望在这些书画作品上印一枚刻有“仁和沈氏曾藏”的印章。拳拳此心，可见一斑。
尾声：名流云集千人送别
1995年2月17日上午，夏衍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胡锦涛、丁关根、李铁映、宋平，以及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文化部、广电部、外交部、全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新闻总署、对外友协、中日友协等各界人士近两千人参加了送别仪式。谢晋、吴贻弓、张瑞芳等上海电影界知名人士专程从上海赶来为夏公送行。人们胸前戴着白花，许多人眼含热泪，排成长龙依依送别，场面相当感人。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先生从上海发来唁电：“病中惊悉夏公逝世，不胜哀悼，这是中国文艺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夏公是20世纪的同龄人，20世纪即将过去，夏公的精神长留人间。”
夏衍的遗容平和安详，穿一件深绿色西装外套，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枕边放着一束他生前最喜爱的红色玫瑰花。灵堂上方悬挂着一幅大字挽联：“竹节梅香士林师表，民模国楷艺术良心。”
夏衍的妻子蔡淑馨已于1984年去世，他们身后留有一子一女。女儿沈宁已年过六旬，退休前在文联出版社工作；儿子沈旦华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他们准备待春暖花开之际择日南归，将父亲的骨灰撒入故乡钱塘江，了却老人的遗愿。
【后记】1995年2月9日，香港多家报纸以“夏衍的‘喜丧’”为题，刊登了我写的关于夏衍去世的报道。那是我当记者以后第一次采写的比较有分量的稿子。记得当时站在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宅院中，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一发而不可收。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渐渐地就清晰起来。
曹禺：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于睡梦中安然辞世，享年86岁。这一天，距离中国文联、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只有一天时间，也就是说，这位在任中国文联主席恰巧在大会召开前夕驾鹤西归，令文艺界人士深感震惊和悲痛，不禁扼腕叹息。
据曹禺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介绍，曹禺走得很安详。他凌晨3点40分醒来喝了一点水，然后便沉沉睡去，3点55分与世长辞。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遗嘱。
曹禺一直担任中国文联执行主席，并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职。
临终前：还准备出席文联、作协大会
李玉茹说：“12月2日那天，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去医院看望曹禺时，还向他介绍了文联大会的筹备情况，并希望曹禺先生届时能够出席大会。”曹禺当时说：“我很惭愧，恐怕去不了。”高占祥表示文艺界人士都希望他去，曹禺就答应了。当时他正患感冒，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一直放心不下。他说：“文代会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我的朋友很多，他们都要来看我。”随着会期的临近，曹禺几天前还让夫人帮他拟一个讲话稿，主题是讲如何做人。他说：“年轻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有文化，要敬业。”
12月12日下午，李玉茹去红都服装公司取了为曹禺定做的、准备在文代会上穿的西服。她来到医院见到曹禺时，发现他的呼吸有些急促，面部肿胀发光。医生检查后发现是肺炎，便给他开了消炎药，输液一小时之后病情有所好转。6点钟，他和李玉茹一起吃晚饭，他食欲很好，把平生最爱吃的一碗红葱汤都喝了。饭后曹禺吩咐李玉茹早些回去休息，他也有些累了。两人就此告别。
“没想到这就成了我们的永诀。”李玉茹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曹禺的灵堂设在他在北京的寓所，灵堂正中挂着去年他在北京医院会客时照的一张彩色照片。“那是他谈话时的典型神态：平和，安详。”李玉茹说。
鲜花和挽联装点灵堂。闻讯赶到他家中悼念的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
文学巨匠：“鲁郭茅、巴老曹”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素有“鲁郭茅、巴老曹”的盛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四位文学巨匠相继故去，这6人之中只有巴金、曹禺依然健在。年逾90的巴金仍执掌中国作协主席的帅旗。年近86岁的曹禺则主掌中国文联主席之职兼中国剧协主席、北京人艺院长、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职。
近年来，大陆话剧受到影视的冲击，创作气氛低迷。中国话剧界的元老再度挺身而出，为话剧界的后辈们撑腰打气。他在戏剧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讲话说，近年来话剧创作不太景气，但话剧界有一大批创作人员不怕穷、不怕电视“排挤”，表现出相当顽强的毅力，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一台台地冒出来，令他对话剧的前途充满信心。曹禺说：“我不相信话剧是‘夕阳艺术’。”
最近，第五代导演李少红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搬上银屏，一时成为影视圈炒得纷纷扬扬的一大新闻。听说电视剧对《雷雨》原作有较大改动，但曹禺对此处之泰然，表现得十分大度。人来问起，多默缄其口，没有给年轻人施加半点压力。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上演，经年不衰。曹禺和夫人李玉茹也认认真真地收集这些演出录像带和改编的剧本。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将重新改编后的《雷雨》剧本给曹禺过目，他们把原作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鲁大海去掉了，曹禺看过之后说：这样也好，也是一种尝试。暮年的曹禺，时常对年轻时的创作进行反思，这不仅显示了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也反映出他对人生的理解更深刻、透彻。评论多认为：曹禺晚年少有暮气。
少年得志：开中国话剧风气之先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潜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年轻时代先后在河北保定中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从中学时代起即积极参加南开新剧团演出，并阅读了大量中外戏剧名著，曾考入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
1933年，年仅24岁的曹禺完成了酝酿数载的处女作《雷雨》，并于次年发表，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杰作。此后他又创作、发表了多幕剧《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均被列入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之作。
抗战期间，他创作了多幕剧《蜕变》，被戏剧家洪深称为“十部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40年代初，他与老舍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应邀访问美国。1949年后，他又创作、发表了剧作《明朗的天》、历史剧《王昭君》，并出版散文集《迎春花》。他的多部剧作，被拍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放映，其剧作还多次被译成外文在外国舞台上演出，产生巨大影响。
中年遗憾：“时间被写作以外的事占去太多”
曹禺自认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时间被写作以外的事占去太多，二是缺乏独立思考。他说：“在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
在曹禺寓所的一张写字台上，多年来一直摆放着一张巴金的彩色照片。这对文坛老人的深厚友谊从年轻时代一直保持至人到暮年。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随想录》出版之后，老人特意从上海寄了一套珍贵的线装本到北京，送给同在病中的曹禺。巴金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我觉得你们就在我的面前。家宝，想念你，永远忘不了你。”
暮年感慨：“没有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
曹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有时他在街上散步，有年轻人从他面前走过，他能强烈地感觉到生之气息扑面而来。他说：“没有什么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很多年以来，曹禺没有再写剧本，他为此一直十分痛苦。他时常对家人讲述自己当年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事，并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评传》，那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他说：“我越读托尔斯泰越痛苦，我就是感到惭愧。”他十分佩服托尔斯泰能够一生坚持写作，他说：“托尔斯泰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82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73岁的李玉茹女士每日陪伴在侧。这位曾师从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的京剧名伶，是尚小云的干女儿，曾主演过京剧《百花公主》《李慧娘》等著名剧目。她与曹禺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1979年结为夫妻。曹禺膝下4个女儿：万黛、万欢旅居美国；万方在中国歌舞剧院任编剧，她曾把父亲的《原野》改编成歌剧上演，引起很大反响；万昭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任研究员。
李玉茹女士介绍，曹禺晚年的主要病症是肾功能衰竭，饮食受到严格限制，早饭喝一杯酸奶、半碗粥，午饭是淀粉，晚饭是一碗粥、一片面包。病中的曹禺依然十分关心时事，经常问：“有什么好消息？”“京九铁路铺到哪里了？”由于耳聋较重，曹禺与人交谈比较困难，但他视力很好，每天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一些报章杂志。
据曹禺的女儿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十分谦虚的人，直至晚年他还时常感叹自己没有学问，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看书。这方面他很推崇钱钟书，认为“人家才是真有学问”。偶尔他也会谈起自己年轻时的写作经历，写得怎样酣畅淋漓，就像讲述一个他做过的迷人的梦。
【后记】有些事即使过去多年依然历历在目——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了。1996年12月12日，全国作协和文联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我作为新华社报道组成员已经提前进驻京西宾馆。没想到，12月13日突然传来曹禺去世的消息，因为曹禺任文联主席多年，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让谁来接掌文联充满悬念。其实曹禺住院8年早已几度传出病重消息，我在此前就写过“曹禺病重再度住院”的消息，向海外播发后受到高度关注，后来还去曹禺在北京的寓所中采访过曹禺夫人李玉茹。所以这次消息虽说突然，但并不特别意外，于是马上就联系到李玉茹并到家中采访。消息稿《文坛巨匠曹禺安然辞世》播发后，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当夜临时换稿将这篇消息刊于报眼位置，第二天报纸就送到了每一位参会代表手中。海外报纸也纷纷采用，产生很大反响。
季羡林：东西方文化之比较观
循草丛小径，沿荷塘碧水，曲径深处，一幢小楼赫然眼前。这是北京大学“朗润园”，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宝级”教授季羡林先生就住在这里。
不经意的一身布衣布鞋，慈祥、豁达的笑容，使这位年届八旬的老教授看上去与提着笼子遛鸟、打着蒲扇纳凉的普通老人并无两样。倒是那一头雪白的头发、一双阅尽沧桑、饱含智慧的眼睛，尽显其学者本色。
季羡林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9年至1949年留学德国10年，师从梵学大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经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向胡适、傅斯年等人推荐，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勤勉治学50载，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著名梵文学家蒋忠新曾评价说：季羡林先生是“创作、研究和翻译三项全能的著名文学家，是研究公认最困难、最枯燥的语言佛教混合梵语和吐火罗语的著名语言学家，是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和印度史的著名史学家”。
谈及东西文化的关系与发展，这位“元老级的东方学者”自有一番独到见解。
两种思维模式：分析与综合
——关于东西方文化
作为最早在中国倡导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季羡林先生有一套闻名学界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他认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这是其他一切不同之点的基础和根源。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其特点是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其特点是抓住物质，一直分析下去。
近几年来，季羡林先生以自己对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深刻认识，提出对西方文化应采取“一不拒绝、二不盲从”的态度。他说：“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不能躺在光荣的历史上，成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到目前的情况，成为今天的贾桂。”在分析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历史关系之后，他指出：“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学习的，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的这一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引起热烈的讨论。
“西方从公理出发，东方从应用出发。古希腊文化水平很高，但没有出现四大发明。而四大发明都出现在中国，这就是重应用的结果。”季羡林先生说，“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现在主宰世界的是西方文化，这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但这只能是一时的现象。西方人轻视东方文化，实属民族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季先生在一篇题为《再谈东方文化》的文章中曾经预言：“到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他进一步解释说：“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文化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继承西方文化之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东方智慧：统一与和谐
——关于“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是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这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992年11月，季先生撰写了《“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一期上。之后，他又写了《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对这一中国古代的哲学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是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季先生认为，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表述。他认为，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人吃一些动物的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古至今，东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对杀生，反对肉食。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在在皆有。
季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960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
博采众长：“拿来”与扬弃
——关于“文化借鉴”
1986年4月，由北京大学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出版在即，特约季羡林先生为其撰写前言。季先生在前言中说：“我们中国的作家从古代起就习惯于一方面创造，一方面借鉴。到了近代，特别是‘五四’以后，在借鉴方面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地加强。今天我们在借鉴方面决不会、也不应该消弱与缩减，而只能更加增强与扩大。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
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也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
季先生曾以“借鉴而不为奴，求知兼又创新”来勉励年轻一代学者，这也是他博览群书又融汇贯通之后的一种深刻体会。
季羡林先生1934年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学习英语、德语和法语。1935年秋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他到达德国时，正值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二年。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成年男子几乎都从军了。各种食品开始定量供应，而且越来越少，挨饿是经常的事。在战火和饥肠辘辘中，他开始学习梵文和巴哩语，同时学习塞尔维亚语和俄语。不久他的导师德国著名梵文学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应征入伍，文凭拿不到，他又随已退休的国际知名学者西克教授学习，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起成为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在1978年之后任北大副校长。1980年，季羡林赴德国访问期间重回哥廷根小城，见到了当年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夫妇，双方都百感交集。
文化融合：趋势与潮流
——关于“世界文化”
知识渊博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827年1月31日，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与一位朋友谈起他正在读的一本中国的长篇小说。这位素来对中国文学怀有浓厚兴趣的作家感慨地说：“（中国小说）并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于是歌德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对于歌德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季羡林先生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文学越古则其特性也愈突出。时代愈向前进，文化交流，包括文学交流，愈来愈频繁，相互影响愈来愈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各国文学就逐渐一元化，于是就形成了世界文学。他认为，这个一元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所谓世界文学，内容是民族的，形式是世界的，总是先有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只要国家和民族还存在，就决不会有一个超出一切国家民族高悬在空中的空洞的世界文学。”
一向听说季羡林先生惜时如金，每日凌晨4时便开始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又闻老人“坐拥书城”，有3个书房，3份书稿轮番运作。如今一见，果不虚传。其清心淡泊之风，不愧学者风范。
辞别老人出来，又见一池清碧的荷塘。回头望去，老人依然站在风里，挥挥手，白发随风扬起。（本文图片由北京大学东语系提供）
【后记】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归，享年98岁。他一生著述颇丰，光是收入中小学课本里的散文就有8篇之多，包括他的《清塘荷韵》。在那篇文章里，季先生饶有兴致地写了他在北大朗润园家门前那片池塘里播种荷花的故事。他与著名学者张中行、金克木并称“燕园三老”，三位大学者都住在朗润园。至今回想起1995年夏天采访他之后在荷塘边告别的情景，依然心生感动。晚年季羡林三辞桂冠——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界泰斗”、三辞“国宝”。他自摘3顶桂冠，备感自在。“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林徽因：音容宛在 魅力绵延百年
——儿女眼中母亲的一生
林徽因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之所以说她传奇，不单是因为她的才情与美貌的完美结合，也不单是因为她的家世背景与婚姻爱情的胶着缠绵，还因为她一生的起起伏伏与时代民族悲欢命运的种种契合，以上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一代才女林徽因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生。
著名作家萧乾曾在一篇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中提及他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的印象，这个“版本”后来广为流传，他原文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那天，我穿着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他记得那天林徽因穿了一身骑马装，见面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在他的印象中，林徽因非常健谈，“她说起话来，别人根本插不上嘴。”而且她的健谈，“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在她晚年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中也曾谈到她对林徽因最初的印象：“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所倾倒。”
正是因为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描述，以及“出身名门”、“一代才女”、“留学欧美”、“太太客厅”等诸多关键词，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犹如一道道光环，交相辉映间让人对真实的林徽因反而有些看不清。即使在多年以后，这些光环依然照耀着她，掩盖了某些真实的人生际遇——战火、迁徙、物质匮乏、病魔缠身，以及那些备尝艰辛的日子，煎熬着一个柔弱的生命，也锤炼出一颗坚强的心。
光环，有些来自主人公本身的耀眼之处，有些来自周围人的口碑，有些来自媒体的赞誉，有些来自后人的演绎。多重光环彼此间又相互折射，融合成一道无形的桂冠，笼罩在主人公的头上。最后，光环属于大家，而命运却是自己的。在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为了描绘一个真实的林徽因，我采访了她的女儿梁再冰，拨开光环的迷雾，发现一个真实的、坚强的、作为普通人的林徽因。
2004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如约来到梁再冰的寓所采访了她。
亮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75岁的梁再冰，长得很像她的母亲——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梁再冰是林徽因在1929年生的第一个孩子，她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
多才多艺：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人物
2004年6月10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的“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梁再冰心情激动地走上讲台，刚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她说：“回顾我妈妈一生的历史，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到的事情太多了。以前我很不愿意回想这些事，因为她的一生特别值得惋惜。母亲的一生很短，只有51年的时间，中间又经过了抗战中最艰苦的一段生活。这次因为要纪念她的百年诞辰，我翻阅了很多过去的信件、材料，对母亲又有了新的认识，对她的工作和思想又有新的发现。”
为纪念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为《建筑师林徽因》的精美纪念集，收录了林徽因的重要设计作品、未发表过的文章、手稿及水彩画，并收录了林徽因子女梁再冰、梁从诫和林徽因同事、学生的回忆文章，还有近200幅珍贵图片，许多图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生不逢时：“一生没住过自己设计的房子”
梁再冰指着一幅摄于1935年、她和母亲及弟弟的合影说：“这是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母亲一生中最好的一个时期。”照片上可见院落中花木扶疏，环境优雅。梁再冰说：“从‘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后到‘七七事变’（1937年）之前，我们全家在北总布胡同3号住了6年，这是我们家生活相对稳定富裕的一段时间，是夹在两场大风雨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当年，这个院子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文化界的学者、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经常在这里聚会，曾有“太太沙龙”的美称。
原以为这院子一定是梁家自己的，没想到梁再冰却苦笑着说：“母亲一生没有住过自己设计的房子，北总布的院子也是父母租的。”
梁从诫在一篇题为《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的文章中说，1939年冬天，在昆明市郊区的龙头村，“父亲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为了建造这几间房子，他们动用了全部的积蓄，还搭上林徽因母亲的部分首饰，可惜房子盖好后他们只住了半年，就因战事逼近不得不搬到更加偏僻和艰苦的四川李庄。
1946年梁再冰入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的北大女生宿舍“灰楼”——那是梁思成在抗战以前设计的一座三层建筑，林徽因觉得有些呆板，便在上面加了半层，梁再冰恰巧就住在这半层中。
李村岁月：贫病交加仍为战后重建殚精竭虑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梁思成、林徽因携全家长途跋涉奔赴“大后方”，一路艰苦卓绝。梁从诫在一篇题为《我母亲林徽因在四川期间的流亡生活》的文章中回忆：“在昆明的三年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时期。在这里，她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1940年冬，梁思成所在的营造学社西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江村——李庄，生存条件就更加恶劣。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物质匮乏，据梁从诫回忆，整个李庄没有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的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却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然而就是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身患肺病、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的林徽因，躺在床上还在为中国战后的城市重建殚精竭虑。当时梁思成和几位同事正在撰写《中国建筑史》，“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和莫宗江承担了大量的绘图工作，而妈妈则协助做英文文字解说的写作以及编撰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常常需要在晚上继续赶图、赶稿。那时李庄没有电灯，平常我们晚上点菜油灯，即使使用较粗的灯芯，也只能得到如豆的灯光。全家唯有的一盏煤油‘马灯’就是爹爹妈妈赶活时最高级的照明设备了。就是在这盏煤油灯下，他们完成了后来成为英文版和中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图、文资料。不过，这本书是在他们都已逝世多年以后，经过许多曲折才终于出版的。”
林徽因还在油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的日子：激情绽放憾然凋谢
1950年，林徽因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她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她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的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在全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1954年秋，她的病情急剧恶化，1955年初住进同仁医院。据梁再冰回忆，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林徽因病危。梁再冰立刻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护士把住在隔壁的梁思成搀扶过来，“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
梁再冰在一篇回忆母亲的长文《我的妈妈林徽因》中写道：“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时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实际上，母亲走得很安详。当时，关于对爹爹‘复古主义’和‘鼓吹大屋顶’等的批判虽然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妈妈对此也并非全无感觉和担忧，但她毕竟不知道那将是怎样的一场批判。此时离去也许还是她的福分。”
林徽因去世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她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作她的墓碑。墓体朴实、简洁，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2004年6月10日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梁再冰、梁从诫及家人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等一行人，来到林徽因的墓前为她扫墓。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字样已于2003年被修复，但汉白玉的墓碑边上依然可以看到破损的痕迹。梁再冰坐在墓前默默地流泪，在她身边的墓碑上，白色的百合花在阳光下灿烂地开放。（文中老照片由梁再冰提供）
【后记】梁再冰是我的前辈——她1950年调到新华社工作，我是1992年入社，比我早了40多年。她曾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并驻外多年，在新华社是资历很老的资深记者。更巧的是，1986年夏天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时，复试阶段面试的主考官于杭正是梁再冰的丈夫，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层关系。直到2004年夏天，我才第一次见到梁再冰。她在容貌、气质和个性上都继承了父母的某些特点，她文字上的感性与细腻，更是得了母亲的真传。
透过梁再冰的眼睛，我看到的林徽因，是在迁居中长大、在留学异域中成熟、在迁徙中顽强生存的知识女性。读林徽因年表，发现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流动之中，而且跨度非常之大。如果我们以她一生的足迹画一张人生地图的话，这张地图上有着丰富的、各具特色的驿站：她1904年6月生于杭州，8岁时全家迁居上海，10岁时迁居北京，12岁迁居天津，13岁重返北京；她16岁随父亲赴英国读书，并游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等地，17岁回到北京；19岁考取半官费留学，20岁与梁思成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24岁在加拿大结婚，之后游历欧洲，同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26岁再度回到北京，之后在北京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平静而丰富的一段为期7年的好时光，其间曾赴河北正定，河南洛阳、开封，山东历城、章丘，陕西西安、长安、临潼，山西五台山等地考察古建筑。
33岁因抗日战争爆发举家南迁，一路辗转抵达昆明。36岁迁居四川南溪李庄镇，因气候和生活条件恶劣导致旧病复发，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42岁时林徽因终于重返北京，从此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开始为期9年的稳定的生活。45岁时北平解放，她主持国徽设计工作，48岁时抱病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51岁病逝于北京。
她一生在10个地方居住过，足迹跨越欧美7个国家，视野之辽阔、胸怀之博大、加之文学积淀深厚，使她一生在文学、建筑等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旅居英国和美国的两段履历，在她的人生地图上仿佛是两翼飞翔的翅膀，为她一生的飞行积蓄了坚实的动力储备。
端木蕻良：默默走完人生
于1996年中秋节刚刚过完85岁生日的中国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终因年迈体弱，心力衰竭，默默走完人生。
在端木先生的北京寓所里，客厅已经变成了由鲜花装点的灵堂。墙面正中悬挂着端木蕻良的遗像，他那双深切关注人生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前方。1995年，我在这间房子里见到他时，他穿了一件月白色的汗布衬衫，清矍的面颊，满头的白发，谈笑风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女士由于一直忙于打理端木先生的后事，显得有些面容憔悴。她对笔者说，一向深居简出的端木蕻良9月中旬由于肺部感染引起持续高烧，导致心力衰竭，于10月5日中午12时在北京逝世。
谈话间，闻讯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手持一束菊花走进灵堂。钟耀群迎上前去，两人紧紧握手。宗璞哽咽着说：“我来晚了。”与端木相伴30余年的钟耀群，此时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一时泪流满面。
最后的日子
钟耀群说，端木先生留下两条遗嘱：一是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二是将骨灰分四份在香港、辽宁昌图、北京西山和北京寓所安葬。钟耀群解释说，香港圣士提凡教会学校的山坡上埋有萧红的骨灰，那是端木先生1942年1月遵照萧红的遗嘱亲自安放的，多年来他一直对英年早逝的前妻怀着深切的思念，所以希望百年之后依然与她为伴。北京西山是曹雪芹当年创作《红楼梦》的地方，端木在写作《曹雪芹》时经常到那里寻觅曹雪芹留下的踪迹，对那片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经想在那里买一块墓地，后未能如愿。辽宁昌图是端木的故乡，他的父母都安葬在那里。
在端木先生病重住院后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中秋节那一天，适逢他85岁生日，亲戚们送来了鲜花和一个大的生日蛋糕，同仁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闻讯也来为端木老祝寿，并祝福他身体健康。那一天，端木先生显得很高兴，虽然鼻子里还插着导管，但他兴致很好。他拱手向医护人员们表示谢意，当时的意识还非常清楚。仅仅6天以后，他就匆匆地走了，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怀念萧红
1912年出生于辽宁昌图的端木蕻良，青年时代曾在北平参加北方左联，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北方左联遭到破坏，他在暂避天津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该书于1939年出版，在不过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再版了5次，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东北作家群中获得很高评价。
1936年初，端木蕻良到上海，与鲁迅、郑振铎、茅盾、王统照等前辈建立联系，发表反映沦陷中东北人民苦难生活和奋起反抗的《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大地的海》等名篇，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高度评价，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崛起的有独特风格的新文学作家。
据端木的侄儿曹革成介绍，端木与萧红相识于1937年的上海，当时他们与茅盾、萧军等人一起在胡风的领导下创办文学杂志《七月》。抗战爆发后，萧红与萧军奔赴武汉，端木去了浙江。不久，他们又相聚在西安。此时萧军已与萧红分手，萧红身怀有孕，行动不便，端木在生活上给予她很多照顾，两人在文学创作上又都相互倾慕彼此的才华，因而走到了一起。
1937年7月以后，端木蕻良先后在上海、武汉、临汾、西安等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5月在武汉与女作家萧红结婚。此后，他在武汉、重庆等地创作了《大江》《新都花絮》《风陵渡》等重要的抗战小说。端木蕻良与萧红被学界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中的“双璧”。
1940年，端木与萧红从重庆到香港。端木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主编“大时代文学丛书”，发表了研究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系列文章。1941年创办《时代文学》，端木晚年在一篇题为《我与“文协”》的文章中回忆：“《时代文学》得到各地‘文协’会员及海内外作家的大力支持，得以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且介绍欧美文学的动向，成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艺刊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的健康状况恶化，1942年1月在香港病逝，端木按照萧红的遗愿亲自将她的尸骨掩埋在面向大海的山坡上。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孤身前往桂林，途中他赋诗一首《悼亡妻》寄托哀思：“湘流九转望衡船，孤雁舒翎漓水边。八桂留得青山住，我心瓣瓣化红棉。”
多年来，端木一直对萧红寄予深情，1990年底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怀念萧红》的散文，寄托他对前妻的思念。他写道：“如果萧红还在这个世界上，那已经是八十个春秋了。但是，她生存的时光，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当然，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能这样计算的，躯体虽然消失了，人的音容笑貌、思想语言还在别人心里活着，而且会世世代代地活下去……这就是人这种动物和别种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他还深情回忆起他追寻着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来到呼兰河畔时的情景：“我看到那不断缓缓流动的河流，岸边停着的船，蓝瓦绿树……各色各样的人。我不用拿萧红的《呼兰河传》来对比、附合，我就会想到自古以来，这儿就是以天堂和地狱交织在一起的一组诗篇，是浸透着三月的阳光和月光下的小城。这个长久被遗忘的小城，在萧红的笔下被挖掘出来了。这里被人遗忘的灵魂，被她犀利的笔锋，给唤起来了。在萧红的笔下，人们会看到呼兰河的过去、现在，还有她的未来。呼兰河是一条不大的河，但她荡漾着呼兰河之波，映出了黑龙江之光。萧红的名字和呼兰河的名字，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萧红，人们会永远纪念你，在心中呼唤你，永远，永远……”
写《曹雪芹》：倾全力呕心沥血
在桂林期间，端木蕻良担任“文协”桂林分会理事，创作了《早春》《初吻》《红夜》等小说，以及戏剧《红楼梦》《林黛玉》《龙女传》《红拂传》等。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萌生了续写《红楼梦》的想法。
端木蕻良毕生痴迷于“红学”，他曾经说，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偷看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许多年来，他经常翻阅《红楼梦》。他说：“《红楼梦》的烛光.照亮过我的书桌。”他说：“我看《红楼梦》是写心灵世界的第一部作品。曹雪芹自己就指出，他表现的是幽微灵秀地，他控诉的是无可奈何天，在这两个方面撞击的过程和细节当中，作者在捕捉一切心理变化，这也就是曹雪芹的本领之所在。”端木蕻良对《红楼梦》创作经验的总结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反对对原作的过度解读，提出以“不求甚解”的态度把《红楼梦》当成文学作品来理解，强调“心领神会”的审美阅读和人生感悟。
1950年，端木蕻良参与筹备北京市文联和《北京文学》杂志工作，曾担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等职。1966年8月23日下午，在国子监，端木蕻良与老舍、萧军、骆宾基等三十多人惨遭红卫兵毒打。“文革”期间，端木被迫停止了写作，带病下放。1977年后重获创作自由的端木蕻良，不顾重病缠身，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顽强的毅力，在夫人钟耀群的鼎力支持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
端木被中国文学界公认是晚年最勤奋的作家，他一直在为创作《曹雪芹》而勤奋笔耕。本来，端木蕻良是准备续写《红楼梦》的。因为收集了大量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后来索性就写起曹雪芹来了。端木蕻良将曹雪芹置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旋涡里来写，在他眼中的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莱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恶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传奇似的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同时曹雪芹又是一位承前启后、才华横溢的伟大作家：“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写在蕉叶上的信》）
端木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他有一个独特的写作习惯：“要是有了激情驱使我来写东西，我便在脑海中捉住它，是它先出现映像和文字，并在脑中进行修改，然后把它写在纸上。……觉得可以了，便先放在一旁，不去想它。过了一段时间再拿过来冷眼读它，好像读的不是自己写的文章似的，再加以修改。这样，才觉得放心。”
端木一生坚持用笔写作，即使晚年有了电脑，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创作习惯。他说：“多年来，我写东西，还是奉行我的老办法，很陈旧的笨办法。人家已进入了电脑时代，我还在重复手工业。所以我30年代的手稿都干净清爽，有的是用自制的稿纸写作。在上海的时候，我专用商务印书馆的一种小稿纸写作，可惜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手稿都和行李一起损失掉了，失落了凭证。”
1980年，《曹雪芹》上卷出版，轰动中国文坛。1985年又出版了中卷，但下卷却在十年间迟迟未见出版。老人曾解释说，下卷写作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要查的典籍太多，常常为了一条引文费去半天甚至一天的工夫。加上年迈体弱，疾病缠身，创作难免时断时续。
端木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大部分都是有关《曹雪芹》下卷的。钟耀群女士说：“端木生前曾说：‘我一定要完成《曹雪芹》下卷的写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我的工作就是要完成他的这个遗愿。”
端木蕻良还有一个独特的爱好，就是收集碎石残砖。他在一篇题为《石头记胜》的小品文中说明了这一爱好的缘由：“对于石头瓦片，我是生有偏爱，我认为一块石头也好，一块瓦片也好，它们本身都会说话。用不着写在日记上，只要看着它们，它们就会自己告诉你，何时何地，何年何月，它曾经接待了我，而它，又何年何月来到我家做客。”北京地下隧道里捡的琉璃五彩石、元代的白瓷钵、辽宁大孤山的瓦，以及现存很少的隋朝大悲阁的瓦片，他都用整齐的楷体字题上词、标上日期，放在书柜中，那一件件被岁月尘封了几千年的极普通的石头瓦片，与秦皇汉武、二十四史并列放在一起，作为朴实无华却真实感人的历史物证。
在端木的卧室里，靠窗的一张简朴的床上铺着旧床单。这就是端木生前用的床。采访结束时，笔者发现，端木生前非常宠爱的那只黑色的猫一直端坐在床头，从始至终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后记】2012年9月25日，是端木蕻良诞辰百年纪念日。中国作家协会于9月21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隆重纪念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端木蕻良为人、为文的一生，充分肯定了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她说，端木蕻良是那个时代年轻的觉醒者的代表，他的一生始终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呼唤光明、追求真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以笔为旗、奔走呼号，为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充盈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承担。对故乡土地的眷恋与痴情，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铁凝说：“当我们回忆那段历史，一定会记起端木蕻良的名字，他是作家，他也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战士。”
杨沫：最后的烛光
1995年12月11日，曾以一部40万字的《青春之歌》轰动全国的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杨沫溘然长逝，享年81岁。首都各界千人送别，场面相当感人。
这位自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一生笔耕不辍。她的成名作《青春之歌》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并被译成17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当代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以后她又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晚年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300万字的七卷本《杨沫文集》，收集了她大部分作品。
1981年5月，杨沫应美国威斯理大学的邀请，与茹志鹃一起赴美参加在该校召开的国际女作家会议。威斯理大学是宋庆龄和冰心留美时的母校，该校有三门课都选用《青春之歌》作教材，会议期间，还放映了电影《青春之歌》。
十万稿酬 捐献国家
杨沫的逝世相当突然。据她的长女徐然说，她的身体状态一直到1995年6月还比较好，7月、9月两度住院，后诊断为肺癌。11月下旬病情突然恶化，昏迷呓语，医院发出病危通知。
11月30日，是杨沫生前最后清醒的一天。那天她说了很多话，希望治好病，还有很多事要做，并表示要将十万稿费和一部分书籍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她还很惦记地问起：“三妹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她的三妹是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自幼与姐姐感情甚笃，虽多年来一直分居京沪两地，但姐妹俩联系相当密切。那年75岁的白杨已两度患过脑血栓，行动不便。她得知姐姐逝世的消息后非常悲痛，以致泣不成声。
12月20日，白杨在女儿蒋晓真的陪同下抱病从上海飞抵北京，准备参加22日举行的追悼会。可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她在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终于没能赶上向大姐告别，令她遗憾不已。
“大姐早年酷爱习武，记得小时候还经常教我搬胳膊、弄腿儿。她个性爽朗耿直，最爱打抱不平，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虽然我俩性格相去甚远，但从小患难与共，加之长大后追求艺术的共同志向，使得我俩的姐妹之情日益深厚。”白杨说。
三四十年代，由于战乱，白杨到了重庆，杨沫去了延安，姐妹俩直至1949年才再度相见。白杨说，当时杨沫的身体状况很差，在上海休养了好些日子才有些起色。“在这段日子里，大姐开始了《青春之歌》的构思酝酿。”白杨追忆道，“这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原型都是我俩共同的朋友，一些情节也源自我俩的生活经历，大姐在创作过程中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我对这部作品怀有很深厚的感情。”
“小波”是她最小的儿子马波，曾以“老鬼”为笔名创作了纪实性长篇小说《血色黄昏》，1987年出版后轰动文坛。马波闻讯12月1日急急从美国赶回北京，但母亲已经昏迷不醒，十天后与世长辞。记者见到马波时，他眼睛红肿，一句话也没说。
马波随后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题为《我是坏儿子——怀念妈妈杨沫》的长文，详细记述了他与母亲爱怨交织的感情历程和对母亲的深切怀念。杨沫生前也写过一篇题为《儿子老鬼》的文章，母子情深，可见一斑。马波说：“我曾埋怨母亲给我的母爱太少。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成了父亲和作家的时候，我才开始理解母爱，特别是从母亲晚年留下的文字中，我也更深地懂得了母爱。”
马波在后来出版的《母亲杨沫》一书中，对母亲的一生作了总体评价：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毅然决然地奔赴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她写出了《青春之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她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的不公遭遇奔走呐喊。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这“三个亮点”，使得杨沫的形象不仅立了起来，而且逐渐高大起来。“三个亮点”与如许缺点融合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杨沫、复杂的杨沫和真实的杨沫。
传奇生涯 创作之源
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原名杨成业，与原名杨成芳的妹妹白杨是同胞姐妹。她们的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大学校长。可惜家道中落，父亲弃家潜逃。母亲逼17岁的杨沫嫁给一个小军阀。杨沫抗婚出走，先后在河北香河县和北平当过家庭教师、小学教师、书店店员。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后来写入了她的成名作《青春之歌》，使这部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杨沫晚年还经常回忆起早年在北平的一次聚会，她说：“那次聚会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1933年的大年三十，杨沫到妹妹白杨的住所共度除夕。与在那里聚会的十几个东北流亡的青年相识，他们中有地下党和爱国的进步青年。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杨沫孤独的心里燃起了新的激情。从此，她加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这次聚会后来成为《青春之歌》中的一个重要情节。
据白杨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们姐妹俩分赴延安和重庆，直到1949年才再度重逢。1937年，杨沫在河北与当时在那里搞地下工作的马健民结婚，婚后先后有四个儿女，婚姻美满。解放后，马健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20世纪80年代末逝世。
晚年笔耕 惜时如金
杨沫一生勤于笔耕，从未间断写作。“文革”中，她的作品遭到批判，逆境中的她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作。她在北京香山找了一间当地农民的小屋，不顾当时恶劣的政治气候，埋头笔耕。终于用4年时间完成了长达100万字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创作。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生涯时，杨沫坦率地说：“写作生涯是甜的，也是苦的。”她只上到初中三年，写作全凭自学的一点东西。稿子写得顺手时，她心里觉得很甜。“但不少时候却感到空虚、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痛苦常常折磨着一个写作者的心。
人到暮年，杨沫更加惜时如金。她通常每晚十一二点钟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写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她曾说：“我已进入垂暮之年，能供我使用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该写的东西，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啊！多得再有一次生命也不够用。我该珍惜每一分钟，珍惜那已经剩下不多的生命的烛光……”
1995年12月11日，这支微弱的烛光终于熄灭了，未干的烛泪里依然映见着它昔日的辉煌：它曾经燃烧得如火炬一般，照亮了许多颗年轻的心。
【后记】杨沫去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收到了杨沫遗嘱的原件，并将之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据时任馆长的舒乙回忆，这份成文于1994年6月28日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把我的部分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她赠给现代文学馆的稿酬共计16万人民币。这是继巴金之后，文学馆收到的第二笔国内巨额赠款，是作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劳动所得。而在此之前，杨沫已将她保存的《青春之歌》手稿赠给了现代文学馆，手稿成为文学馆手稿库中的一级文物。
钟敬文：中国“民俗学之父”的淡泊人生
盛夏，北京西山，一座普通的白色小楼。被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按照每年的惯例，此时正在这里安然度夏。
一袭白色的棉布衣衫，深度的黑边眼镜，九十有五的钟老先生，依然是学术中人：他手下带着的13位博士生，正在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后备新军；他与学生合写了一部新著——《民俗学概论》，其时国家教委已经把民俗学正式列入研究生院的学科设置中，而这部书被选作指定的教材。
1997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建校95周年校庆，在庆典仪式的主席台上，坐着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他们是：启功、陶大镛、钟敬文。这三位老先生中最年长者是钟先生，而且那时他恰好是95岁，与这所百年名校同龄。
“五四之子”：一生坚守社会责任
自称是“五四之子”的钟先生，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颇深。“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他16岁，正在陆安师范学校读书。他回忆：“好像一大群人被关闭在黑屋子里，忽然当中一些先觉者大喊起来，并用拳头捶打四壁。那种喧闹立刻把屋子里许多睡着的人惊醒了。”
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孔孟以来，即被列为与农工商不同的另一类人，农人耕地，工匠做工，商人买卖货物，而读书人则不同，他要依靠农工商的帮助才能生存，所以他必须有所回报，这种回报就是要关心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说，但是光有知识和责任感还不够，“还必须有正气”。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民族的脊梁，如岳飞、辛弃疾、文天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脊梁，就会垮下去。一个社会，大部分的人是芸芸众生，只顾自己，真正的脊梁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所以非常可贵。”
作为作家的钟敬文，自24岁开始发表作品：1927年出版散文集《荔枝小品》，1929年出版散文集《西湖漫拾》、文艺评论集《柳花集》，1930年出版散文集《湖上散记》，此后又陆续出版了《诗心》《未来的春》等。
1957年，反右扩大化，钟敬文被错化为“右派”而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工作；紧接着“文革十年”，钟先生用“十载冰霜花事尽”形象地概括了那个时期百业凋零的状态。回忆起这一段劫后余生的经历，钟先生曾经有一段感人的肺腑之言：“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对于关系到国家、民族利害的大是大非，我还是不糊涂的。个人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害，只要从大是大非的立场看，真正是必要的，的确是合理的，我就绝不会斤斤计较。何况那种事件又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呢？但是，如果事情不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而牵涉又那么广泛，损害又那么严重，那即使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也应加以分析、澄清，这才有以服天下人之心，并成为永远的鉴戒。”
开山立派：创立中国民俗学
钟先生在杭州时期开始收集歌谣，直至1934年春东渡日本。杭州时期是钟先生早年从事民俗学活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那个时期，他和一些热心民俗研究的朋友创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并主编出版了最早的民俗学刊物之一——《民俗园地》。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民间艺术、民间科技以及民俗事象方面的文章，如《被闲却的民间艺术》《民众生活模式与民众教育》等。此外，他还在当地一个培养民众教育工作师资的学校，讲授《民间文学纲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钟敬文南下广东，在中山大学教书，讲授《民间文学》课。1947年夏，他因热心支持爱国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被校方无理解聘，被迫流亡香港，执教于香港青山达德学院。
1949年5月，钟敬文应邀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并主持成立了北师大民间文学研究会。按照钟先生自己的回忆，1950年到1956年间，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我个人这方面活动取得一些成果的时期。我们创建了专业性机构中国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刊了以理论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钟先生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还主编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说：“这是我的一个丰产季节。”
钟先生将民俗学、民俗文化称为“最贴心的文化”。他说：“人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万物生存在空气里。当然，民俗也在变化，也在发展，所以我们要进行研究，要知道祖先是怎么活过来的，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对有些已经消灭或将要消灭的民俗，我们要抢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这也正是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经历了“文革”的沉寂之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我们这十多年间，民俗学事业大有一种突飞猛进的趋势。它已经成为我们学界的一种‘显学’，或者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成为一种‘热门学科’了。”但是，作为为这门学问“开山立派”的学者，钟先生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思考。他认为，“我们这门新学问，尽管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近年在它的各方面又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平心地说，它到底还是一种未成熟的学问。它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大力耕耘。”他从方法论研究、民俗现象记录和民俗科学史三个方面分析认为，成熟的民俗学，必须在这三方面都有比较圆满的成果。他以95岁高龄为《绍兴百俗图赞》所写的序言中说：“如果把已经取得的成就，去跟客观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民俗现象相比，就会感到彼此差距之大。这种差距，即使不是鸿毛与泰山之比，至少也是侏儒与巨人之比。”
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和紧迫感，钟先生在晚年更是老骥伏枥、耕耘不止。他有一方印章刻有“齿脱心犹壮”字样，正是钟老晚年心态的贴切写照。
1992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学会等团体联合为钟先生庆祝90大寿并举办“钟敬文从事民间文艺事业70年学术座谈会”，与会者一致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杰出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
在1996年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世纪老人冰心、巴金均因病未能出席，钟敬文先生以94岁高龄成为到会作家中最年长的一位。
钟先生的长寿，经常成为来访者的话题。问及秘诀，他总是笑而不答。想一想，“只戒一个‘贪’字。”这正是他的精辟之处：不贪吃，不贪睡，自然还有名与利。
散步是钟先生每日的必修课。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从家中出发，到校园的操场散步半小时，六点钟返家，日日如此。散步也是独来独往，不要家人陪同，更不用人搀扶。他的老朋友启功先生曾戏称：“钟老散步，已成为师大一景。”
钟先生的书案上，放着他正在读的书：《追忆王国维》，还有一本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进入九十年代》。一个很旧的铁文具盒放在很显眼的位置，里面整齐地摆放着红铅笔、圆珠笔和钢笔。
不嗜烟酒，不喜铺张，记者见到的钟先生，神态安然地坐在那里，饶有兴致地评古今忆世事沧桑，那一派自在安闲，真正是心静成仙。
记者很遗憾没有赶上参加他九十五寿辰的祝寿会，钟先生说：“那就等一百岁吧。”说完淡淡一笑。
【后记】钟敬文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他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我们上民间文学时用的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就是他编写的。印象中毕业后还和同学去他家看望过他，他住在北师大“小红楼”，与启功先生是近邻。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桌上、地上、窗台上都堆着一摞摞的书。神奇的是每当他谈话间提到某一本书时，顺手一抽准是要找的那一本。看似随意地堆放，在他的心里实际是有着清楚的定位的。10年之后的1997年，我作为记者去采访他时，他已95岁，夏天在西山避暑，当时有从浙江绍兴来的客人请他为绍兴地方风物志作序，他欣然应允。又过了5年，2002年1月，他走完了百岁人生。怎么能那么巧刚刚好活到100岁呢？想必他心中也是有定位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实为典范。
金庸：侠肝义胆一书生
温文儒雅，笑容可掬，一举一动之中，充盈着一种翩翩君子的气度和大家学者的风范。走近金庸，让人顿生一股温暖的情愫。
1997年元月，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全国作协大会的金庸先生。金庸衣着随意，神情恬淡，一条红色的长围巾给这位七旬老人增添了一抹亮色。谈话中，他语速舒缓，思绪跳跃，从创作的方式到涉猎的内容，从生活习俗到做人的准则，他侃侃而谈，真诚恳切，正应了那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赞誉。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金庸坦言：虽跌宕起伏，但无愧无悔。
如椽之笔 成就一世功名
在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眼里，金庸的名字不仅是个作家之名，而且意味着一种创作流派。他撰写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15部作品开一代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虽然金庸自谦写的是“成人的童话”，但写于1955年至1972年间的这15部武侠小说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一种快乐的精神享受。从农民直至知识分子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在阅读金庸作品时往往会废寝忘食。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出版，最后一部是《鹿鼎记》，于1969年写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武侠小说大放异彩的年代，金庸的名字与他笔下那些武林圣手一起变得家喻户晓，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举办过金庸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评介说，金庸作品题材广泛，写作手法承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各种创作经验，同时又借鉴了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
谈起为何单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一篇篇洋洋洒洒的巨作都是表现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金庸似有很多无奈。他说，香港的生活太过琐碎和现实，没有令作家写出深刻作品的生活氛围，而对祖国内地这块蕴含无限创作机缘的生活沃土，他又没有足够的生活体验，因此，他只得将自己丰富的情感和创作愿望寄托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
金庸曾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反对损人利己，要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他说：“我希望读者在读我的武侠小说的时候，在羡慕英雄豪杰的幻想中，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要爱国爱家、爱社会，因帮助了别人而得到幸福。”
金庸被称为一个奇迹，并不仅仅因为他写武侠小说。如果金庸所代表的是武侠小说的成就，那他的本名“查良镛”则是代表他作为报业大亨、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所享有的盛名，同时他还是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佛学家。1959年，他开始创办《明报》，他在阐释办报宗旨时说“明报”之“明”，就是要明辨是非。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创作武侠小说，一边写作《明报》社评。他曾出版《香港的前途》等政论集。他的评论精辟、深刻，切中时弊，同时又不乏谐趣、幽默。他还曾从事翻译工作，译有《中国震撼着世界》、《朝鲜血战内幕》等著作。此外，他还为报刊撰写了大量的随笔、散文、电影、戏剧评论。
目前他正特别研究汉、唐时期的历史，并不定期地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述中国历史。他相当关注当代中国文坛创作情况，陕西省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河南作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及风靡一时的唐浩明的《曾国藩》等作品他都读过，同时他也注意当代文学批评的动态，他更偏爱李泽厚的思想艺术。
造福桑梓 捐献“金庸藏书楼”
与金庸晤谈，话题自然扯到他斥资1400万元兴建并于1996年11月竣工的14万平方米的金庸藏书楼──云松书舍。
查良镛出生于嘉兴海宁县袁花镇一个世家望族。1949年，他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他对故乡极其关爱，1995年11月，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携夫人和儿子回到了杭州。
与西湖名园郭庄一样，位于“双峰插云”脚下的“云松书舍”设计具有中国古典园林风格，整个环境就像个大花园。冰心题写的“素竹清芬”匾额更使书楼平添几分韵致。
云松书舍竣工后，金庸即决定将其捐给杭州市政府，同时他还捐赠了价值40万元的藏书万余册。这是他继1994年向嘉兴市政府捐赠300万港币建“金庸图书馆”、1995年出资120万元港币在浙江大学设立“金庸奖学金基金会”和“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后，再一次对家乡文化事业的鼎力支持。
关注世事 唯愿人类安康
1993年，在苦心经营30余年后，金庸将他的《明报》转给他人办理。他说：“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办报，时间太迫人，到古稀之年希望能有时间做些历史研究，再写几本历史小说，同时让身心得到休养。”
在香港，金庸是文化界的擎旗人。因此，退休后的金庸并没有退出社会，他又积极投身到香港繁忙的社会活动中，并为香港回归祖国事务殚精竭虑。他并多次在报刊上论述香港的前景，对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持乐观态度。
金庸说自己一生受《资治通鉴》的影响最大，这套书他读了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由此他的历史观也被带入他的小说创作中。在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他的作品故事性强，注重矛盾冲突，同时小说又掺入强烈的汉人皇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写作《天龙八部》时，他的眼界逐渐放开，历史观有了进步，中华民族各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
就像所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金庸在以入世的精神做事的同时，总在修炼以出世的心态为人。他曾说《笑傲江湖》的题旨是“看破、放下、自在”6字。
金庸酷爱围棋，他曾说一生最佩服两个人，古人是春秋时代功成身退的范蠡，今人是棋圣吴清源。他认为在2000多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吴清源相提并论。
多年来，他一直潜心、诚心读禅研佛。喜欢独处居室，静静地读书、研佛、下棋、听音乐。对于一生钟爱的读书，他曾说：“写小说和弹钢琴一样，无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是不行的。”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这幅被他挂在香港寓所墙上的对联，是其祖先、康熙帝的文学侍从查升的墨迹。每天注视中，他体味着退休后的那种宁静淡泊。
“金庸小说研究”进入北大课堂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与另一位开“新武侠”之风的作家梁羽生并称“双雄”。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是：“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2000年11月2日，由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联合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开幕。来自全球7个国家、9个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金庸先生专程赶到北京，出席了开幕仪式。
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三次召开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是在美国，第二次是在中国台湾。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在开幕词中说：“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大科学家，也是‘金庸迷’。”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并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隆重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称号。
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敏之说：“金庸先生的15部长篇巨著享誉中外，全世界有超过一亿的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使香港老中青三代人都受益无穷。特别是莘莘学子，读他的作品对提高中文水平大有裨益。鉴于金庸先生的特殊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授予他大紫荆勋章。”
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金庸先生，温文儒雅，谦和有加。他在致词中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到北大来，感谢各位参加研讨会，希望大家“尽量批评”。
与会学者就金庸作品中的“通俗品性”、“语言特色”、“风物描写”等方面展开研讨。学者王一川认为，金庸小说突破了雅与俗的鸿沟，小说中方言、土语多语混成，显示了现代汉语的魅力。（与郎婧婧合作）
【后记】2005年，81岁的金庸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这位头上依然挂满各种“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头衔的“金大侠”，在晚霞之年再出惊人之举。在剑桥圣约翰学院，他手书一幅对联：“诗声书声缱绻书道院桨音歌音缠绵叹息桥”，他的导师隋唐史专家麦大维看后大赞，表示要刻成碑立于“叹息桥”边。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期间，金庸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我对中国的前途基本乐观，但要看他们是否有决心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如果下决心解决，中国将来是很有可为的。中国将来解决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中一股稳定、先进的力量。中国文化其中一个主题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中国不会向外侵略，而是借文化影响，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四出侵略，一旦崩溃就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不容易崩溃，分久必合，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感觉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