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运动，肘光造就的大概会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了。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所经历的一切，开始从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运时，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有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
代号“黑猫”
神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二哥褚时仁牺牲了
非党员的指导员
征粮组组长
平衡利益，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弟弟褚时候被杀害
谈征粮经验：果真有一套办法
新区长上任
办事都要讲情理
“不适合”谈恋爱
遇见人生伴侣——马静芬
成家：一样的婚姻，不一样的生活
疑惑：“脱轨”的前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这一年，禄丰车站小学有了一位水性极好、肤色黝黑、眼睛炯炯有神的青年教师，他就是褚时健。
似乎回到了原点，褚时健不由得想起自己上学时那几位传播民主思想的地下党老师，如今他和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代号“黑猫”
天将破晓，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规模宏大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云南坚持武装斗争的地方游击队，组成了一支主力部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了游击战。讨蒋自救军第14团在弥勒、师宗、泸西、华宁一带南盘江北岸活动，这一片被称为盘北区。
除了教学之外，褚时健的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和他一起从事秘密工作的，还有他的堂兄褚时仁、堂弟褚时杰，以及他的学长，堂兄的好友周兆雄。
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滇中、滇南的调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路。褚时健所在的禄丰车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每天观察记录铁路运输的情况，一有兵源和军用物资通过的情报，他就及时送到部队手中。由于胆大心细，褚时健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有了一个代号——“黑猫”。
1949年初，地下组织得到一份情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已经搞到了禄丰车站一带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就有褚家三兄弟。
褚时健清楚地记得，那是春节前夜。他接到命令，当晚，讨蒋自救军第14团的人员要从矣则渡江，到华宁县西山开辟根据地。趁着夜色，褚时健用一条小船将部队的同志运过了江。执行完任务，他刚回到家，周兆雄急匆匆赶来通知，国民党13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组织上让他立刻转移，和已经先期离开的褚时仁、褚时杰会合，到西山找部队去。
褚时健来不及收拾东西，和母亲匆匆告别，从后花园翻墙而出，消失在后山丛林中。
三兄弟一起到部队，这在当时很少见。其实，就连褚时健的弟弟，18岁的褚时候，这时也参加了地下工作，只是因为年龄小，没有暴露，留在了家里。
神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自救军的部队编制并不完整，一些称呼也谈不上规范。成员主要是农民，大致来源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游击队员，二是南盘江地区的受苦农民，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学生，四是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和收编的土匪民团。成分复杂，素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希望推翻日世界，建立一个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褚家兄弟在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里显得很不一般，他们都有文化，参加过学生运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又是农家子弟，能吃苦，不怕累。褚时仁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被任命为二支队7连的指导员；褚时健在9连任排服务员，大抵相当于代理排长；褚时杰在8连当战士。
说是主力部队，实际上自救军的底子还是游击队，实力无法和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抗衡。因此，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一直在弥勒、陆良、师宗一带的大山里转战。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权还处于地下状态，实际上部队没有一块可供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没有固定驻地，没有粮食供给，部队的条件十分艰苦。用褚时健的话说：“洋芋、刀豆半个月半个月地吃，一粒米都没有，更别说油水了。”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打了退堂鼓，还有人开了小差。褚家兄弟没有动摇，在队伍中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部队要打仗，对新入伍的学生兵进行了短期的射击训练。打枪，褚时健毫不陌生。他从小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家里的捷克造步枪用得得心应手。不过，他仍然十分认真，光瞄准就练了半个月。这一来，褚时健的枪法就胜人一筹了，成了连里的神枪手。
这个本事跟了他一辈子。在被划为“右派”的日子里，在哀牢山，他有一枪射杀两只麂子的故事；80岁时，在玉溪驻军靶场比试，现役的团长败给了他。
1949年5月，经中央批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二支队”，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这时，部队的武器装备状况开始好转，连队配发了轻机枪，褚时健也有了一支79式步枪。
二哥褚时仁牺牲了
褚家兄弟所在的二支队里的彝族人很多，在褚时健的记忆中，他和战士们相处得很好，和大家都谈得来，别人也没把他当作省城来的学生兵看待。褚时健的连长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名叫李国真。他曾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警卫旅当过连长，后解甲归田回到了老家路南圭山。当地组建游击队时，他又一次扛起了枪，成为共产党队伍里的连长。
李连长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一开始，他发现褚时健枪法好、肯吃苦、军事素质不错，以为他上过军校，一问才知道，这是个刚投奔队伍的学生娃娃，不由得有些惊讶。
10月间，二支队14团3营在陆良县马街镇和国民党的武装征税队打了一仗，担任突击任务的是褚时仁所在的7连。7连从赵官坝突袭马街，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3营火速占领了马街，抓获了24名俘虏。
这一次胜利让3营士气大振，也惊动了国民党481团。就在3营庆祝胜利、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481团赶到马街，对3营形成了包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3营没有发现敌人的行动，当晚就在马街安营扎寨。
第二天清晨，直到部队准备出发时，哨兵才发现村前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此时，敌人在村口架设的轻重机枪也打响了。硬闯不行，经验丰富的9连连长李国真立刻带人侦察地形，在村后发现了一条小路，敌人的布防薄弱。他马上调来机枪开路，打开了一个缺口，部队由此杀出了重围。
这一天直到深夜，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部队才埋锅造饭，准备休整。此时，在8连当战士的褚时杰急匆匆找到了堂哥褚时健，告诉他褚时仁没有突围出来。
褚时健知道，二哥一直在打摆子，身体不好，这次7连担任突击任务，突围并掩护部队撤退，连续作战，只怕是吃不消掉了队。褚时健叫了一个班的战士，跟褚时杰一起，沿着突围路线一路寻找。第二天天亮时，碰到7连最后撤出的战士，从他们口中，褚时健得知，留下来掩护部队撤退时，二哥褚时仁中了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牺牲了。
褚时仁是褚家兄弟中第一个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时年24岁。多年以后，褚时健说：“我堂哥是师范毕业的，他不像我，我黑，他白，我瘦，他胖。其实他是个文静的人，并不喜欢舞刀弄枪。”
因为当时情况不允许，褚时仁的遗体是他的未婚妻周兰仙和她的哥哥周兆雄事后专程到马街找到的。
非党员的指导员
马街战斗结束后，打仗勇敢机智的褚时健当上了边纵二支队14团9连的指导员。当时，他只是一名青年团员。团员当指导员，恐怕只能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产物。部队急需干部，而褚时健这个早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竟然不知道入党才能提干，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
褚时健回忆：“当时是李连长提出来的，他认为我虽然是个年轻学生，但会待人处世，会做思想工作，打仗还不怕死，所以向上面提出让我去给他当指导员。我说，自己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当指导员不合适。他说，不怕，你先当着，入党好办。就报上去了。后来打仗紧张，大家都没有时间管这种事，我也觉得，入不入无所谓，只要是干革命工作就行。”
11月，边纵13、14团在路南县圭山区大水塘与国民党481团打了一仗。褚时健所在的3营担任警戒任务。双方摆开阵势，但谁都没打第一枪，呈对峙态势。连长李国真安排战士们守前沿阵地，大家可以轮流休息。
褚时健一见有空闲，带上连队的一个麻子勤务兵和几个要换岗的战士一起到村后小学校打篮球。中午刚打算吃饭，一发追击炮弹不知从哪里飞来，带着啸音落在了他们身边。麻子勤务兵是个老兵，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只见他飞起一脚，炮弹落在了土埂后，爆炸了。这一脚救了大家的命，可也把带来的干粮踢飞了。眼见吃不成饭，褚时健说：“不吃了，走，上阵地。”
爬上阵地后，褚时健心里有些疑惑：“不对呀，咋个静悄悄的，什么动静都没有？”虽说当兵时间不长，但褚时健打起仗来有种天生的直觉。他马上摸到阵地后的箐沟去察看情况。这一看，他大吃一惊，45度角的沟里有一片穿着黄色军服的敌人，离阵地不过四五十米。来不及多想，褚时健示意身边的战士掏出身上所有的手榴弹，照着沟里甩了下去。敌人在沟里，因而这几颗手榴弹显得威力很大。见偷袭不成，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撤走了。
战斗结束后，老连长听战士们讲了整个战斗过程，对这个学生兵更是刮目相看。对这个比自己年长一半的老连长，褚时健也十分钦佩。他觉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尤其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里，一个经验丰富的连长能教给人的东西比军事学校的教官还多。
四十多年后，褚时健回到了当年战斗的地方。站在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他想起了堂哥，想起了老连长，想起了麻子老兵……他们都已成了故人，只有山水依旧。
征粮组组长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云南起义。促成这次起义的原因很多：解放大军挥师南下，中共中央的积极筹划，蒋介石的紧紧相逼。不管怎么说，起义为云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远在北京城的毛泽东、朱德即刻发出贺电：“昆明卢汉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950年2月20日中午1点，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将军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部队进入昆明。20万昆明市民载歌载舞迎接这个历史时刻，鞭炮锣鼓声中，人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昆明城大街小巷插满了五星红旗。
在部队乘火车到达宜良沿线时，褚时健正在宜良为迎接大部队奔忙。当时在云南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进行了整编，褚时健被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离开了部队。
陈赓兵团10万大军入滇，加上将从云南西行入川进藏的部队、起义部队、云南原有的地方部队两万余人，近40万兵马的粮秣供给，成了新政权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说，40万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要从3月起，用4-6个月时间，把10亿斤公粮和税拿出来，把人民币发下去，这样就好办了。
云南各地的干部开始了颇为艰难的征粮工作。刚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的褚时健，成了南羊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
平衡利益，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这次征粮被老百姓称为“二次征粮”。这一叫法不无道理，因为政府已经向百姓征收过当年的粮税，百姓不管政权变更，他们只觉得一年应该就交一次粮。当时省委下达的全省新征的公粮数为7-8亿斤，对刚刚迎来解放的云南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云南和平解放，各种势力的角逐如高原江流，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汹涌。当时的地方政权主要由部队接管。云南不是老解放区，对民众的教化还没有开展，可以说，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可几十万大军等着口粮，征粮刻不容缓，部队服务团的人员也加入征粮的队伍里。这些人在征粮工作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不通，和农民谈不到一块儿，用部队的模式处理农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有些人看不起云南本地的干部，认为自己觉悟高、党性强，遇事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征粮方案由上面决定，任务逐级分配，一直到村到户，农户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说白了，重点是有田有地的富裕户。说是富裕户，并非全是大地主，不过家境稍好些，存粮也有限。加上征粮干部对政策的把握有差异，群众基础薄弱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征粮举动。
征粮开始不过三个月，云南全省发生大大小小的动乱就达到几百起，参与人数达到了几万人。小规模的行动就是干扰征粮，制造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大规模的就形成了暴动武装，攻占政府机构，抢走公粮，杀害征粮干部。在一些地方，每征收一万斤粮，就有一位征粮干部惨遭杀害。春天开始的征粮工作，到了初夏就发展成了对暴动分子的武装镇压。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这究竟是为什么？
褚时健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征粮组组长，他无法回答这个大大的“为什么”，可他心里很清楚，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怎么完成，脑子要有办法，办事要有章法，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褚时健认为，征粮最关键的是确定每户交多少粮，有多少田，是什么样的田，单产有多少。扣除每家的人头粮，余下的才能交为公粮，搞不清，你就收不上粮，收少了，完不成任务；收多了，农民根本交不起，这不就产生对抗了吗？又黑又瘦的褚时健挨家挨户摸情况，和农户们聊得很热络。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也不藏着掖着，谈天说地间，褚时健心里有了数。村里的干部对褚时健说：“你样样都搞清楚了，我们糊弄不了你，你说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褚时健的第一次征粮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弟弟褚时候被杀害
和褚时健所处的环境一样，他的家乡华宁县也处在征粮引发的动乱中。当时，西南服务团一名姓朱的干部，分配在糯禄乡（原禄丰乡）征粮。糯禄乡的政府主席正是褚时健的好友周兆雄。这位姓朱的干部是南京人，大高个儿，工作热情很高，就是不注意方法。征粮过程中，他动用武力，此举激怒了本来就对征粮心存不满的人。当地的民兵队长黄庆华造反了，他和江对面的叛匪联合，偷袭了乡政府。周兆雄身负重伤，而这位姓朱的干部则被黄庆华拉走，最后被袭身亡。
情况紧急，周兆雄派褚时健的弟弟褚时候进城求援，报告乡政府被袭、枪支弹药被抢的情况。19岁的褚时候当时在滇越铁路跨江大桥大花桥警卫班当战士，这段时间正好抽到征粮队工作。他装作捡粪的农民躲过了叛匪，找到了县政府。当时华宁全县的局势严峻，县里抽不出入力驰援糯禄，只好指示周兆雄等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先隐蔽起来，等待解放军剿匪部队救援。
褚时候返回糯禄乡，向周兆雄转达了上级的意见。周兆雄看乡里也不安全，让褚时候也出去避一避，褚时候决定返回自己所在的大花桥警卫班。临别时，周兆雄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多个心眼儿，情况不对的话就赶快到乡里来。
褚时候并不知道，警卫班的班长已经决定参加叛乱了，据说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乡下被人捆起来索要公粮。他这一回去，等于落在了叛匪手里。他昔日的战友把他五花大绑起来，逼他参加暴动。褚时候只有一句话：“我的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我绝不当叛匪。”
“我绝不当叛匪”成了褚时候留给亲人最后的话。当天晚上，警卫班参加暴动的人员带着褚时候和另一个不愿参加叛乱的战士一起沿铁路撤退，准备到西山和暴动的土匪会合。此时，解放军的护路部队已经发现了匪情，一路追踪而来。叛匪逃到大桥上，过了桥就要爬山了。他们觉得带着褚时候不方便，便把五花大绑的褚时候从几十米高的糯租大桥上扔进了南盘江。知道褚时候水性好，叛匪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和脚。
褚时健回忆：“那是1950年7月份，我记得当时南盘江涨水，水大得不得了，他那时刚刚19岁……现在玉溪东风水库烈士纪念碑上，还刻着褚时候的名字。”
当天晚上，杀害褚时候的叛匪就被剿匪部队歼灭了。周兆雄得到了褚时候牺牲的消息，他不敢告诉闻讯赶来寻找儿子的褚王氏，只是托人带信，让褚时健赶快回来。
悲痛欲绝的褚王氏知道儿子是从铁桥上被扔进了江里，她站在高高的铁桥上，向着江流一遍遍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没找到儿子的遗体，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离开，她沿着南盘江边一路寻找，一直走了很远。
褚时健回忆：“我妈妈沿着江边寻找，一直找到开远这些地方。这条江是从曲靖发源的，从我们这里下去，一直到开远，又向北转过来，到师宗、罗平，又绕回来，才出百色，从广西流到广东。雨季水最大，到哪里去找？所以小弟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谈征粮经验：果真有一套办法
儿子的惨死将这个操劳半生的母亲彻底打垮了。见到匆匆赶回来的大儿子褚时健，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疲惫和悲伤。面对憔悴的母亲，褚时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当时的形势由不得褚时健待在家里，征粮任务如泰山压顶。华宁县的负责人听说褚时健在宜良的征粮工作进展顺利，要求他留在华宁负责一个区的征粮，并告诉他：“组织关系我们去给你办。”褚时健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新的工作地点，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干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讲条件。”
褚时健搞征粮，果真是有一套办法。他和队员们说：“征粮首先要确定每家该交多少公粮，田地就在那儿，走不了，拿尺子拉着一量就出来了。所以关键是要确定亩产是多少。”队员们反映，农户不讲道理，你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说每亩只收300斤。褚时健笑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户的脾气我摸得清，我来和他们谈。”
褚时健和农户怎么谈呢，队员们很好奇。褚时健对农户说：“你说一亩只收300斤粮，你哄人是哄不过去的，我种过地，我知道，你们这个田，八九百斤粮应该收得到。”
见农户不反驳，褚时健接着说：“如果我给你定900斤，可能你们的口粮就紧了，要饿肚子；定600斤，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不了。我给你们定成700斤，你们的口粮绰绰有余，我们的征粮任务也可以完成，这个情理上说得通。你们看怎么样？”
农户一听，觉得这个标准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规定交粮的时间，农民把粮食都交了上来，褚时健小组的征粮任务又一次顺利完成。
县里的领导听说别的组还不知道粮食在哪里，褚时健小组的粮就已经入库，就让他给大家谈谈经验。
褚时健结合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做群众工作，要讲得出道理来，你说征粮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肚子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的肚子不饿。他要拼命地报低，你要拼命地争高，僵持着，只会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个教训。我说，我们做工作不能这样，双方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产党的反对者是存在的，但农民不是政府的对头，不要逼他们。我们打游击，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也活不下来。做事情要讲个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大家都有好处，事情才能办成。比如说，老解放区已经搞了‘土改’，农民分田分地，这是基础，用土地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要保卫胜利成果，这才会有推着小车送军粮的事情。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据褚时健回忆，县里有关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各地征粮组的工作方法有所调整。指标定高的压了下来，农民接受了，全县的任务也完成了。
就在这时，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疮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
新区长上任
褚时健正在为刚拉开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像当头挨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亲的离世和弟弟的牺牲，仅仅相隔了几个月时间。
等他赶回家时，母亲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时英和小弟时佐暂时寄居在舅妈家。
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青龙区工作，一来青龙区需要褚时健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干部，二来他可以照顾成为孤儿的弟弟妹妹。
褚时健到舅妈家接弟弟妹妹，决定自己抚养他们。在舅妈家，他遇见了王兰芬。几年工夫，小表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过学，此时也参加了工作。
妹妹褚时英告诉他，母亲临终前还牵挂着大儿子的终身大事。听到褚时英的话，褚时健扭头看了看表妹，王兰芬低着头走进了里屋。虽然双方父母都希望两人走到一起，但两个年轻人心里明白，这辈子他们注定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妹。
弟弟妹妹虽然住到了区委，褚时健却没有工夫管他们，他买好了饭票交给稍大一点儿的时英，此后，就由她带着弟弟，到食堂打饭、到学校上课、回家做作业。褚时健的全部热情和时间，都用在了交给他的一件件任务上。
“1950年是征粮。1951年完成征粮以后，就开始‘减租退押’，到1952年就搞‘土改’了。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了盘西区当区长。”
办事都要讲情理
说起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被称为“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实的。过往的一切都被颠覆，包括价值观和认识论。面临种种变化，人人都在努力适应，生怕被洪流冲到岸边，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褚时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亩好田、十几亩薄地，虽说生活不富裕，连自己上学的费用都要靠假期烤酒来赚取，但比起没有地的农民，明显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时候，客观点儿是富农，搞不好还定个地主。褚时健把弟妹们带出来时，除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什么都没拿，图个清白。
褚时健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在已经开始的“减租退押”和紧随其后的“土改”运动中，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斗争极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枪毙……都出现过。
褚时健带领的工作组有四十多号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贵仲的队员，是个“二杆子”。群众揭发说一户地主家有一百两黄金，他不调查，立马就逼地主交出来。地主喊冤说：“我哪里有这么多金子，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张贵仲不信，非逼着地主交，领着地主去山洞里找藏起来的宝贝。地主没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没承想跳下去没有死，又被工作组抓住。晚上，张贵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农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张贵仲说：“明天早上我来看，再不认，我就枪毙你。”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那个老头精神抖擞地说：“谢谢共产党了，我一辈子还没有挂过这么大的牌牌。”张贵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枪毙。这样搞来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听说了这个情况，褚时健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人们往往喜欢把事情搞过火，认为这样就是党性强、觉悟高，生怕人家说自己同情地主。褚时健对张贵仲说：“实事求是地讲，他有一万块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万，你要他交十万，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褚时健找这个地主谈话：“你说没有一百两，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说。”后来，这个地主交了十两。
褚时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是五体投地地信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这是政策，我们不能质疑。只是在具体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盘西区有一个村叫小龙潭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1952年年底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时，新上任的区长褚时健搞调研，到了这个村子。他发现田间地头没有一个干活儿的农民，就想和村民们谈谈，土地分了之后该如何发展生产。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见他，上街去找，农户看见他就绕着走。褚时健心生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说：“我们这个村子全部被定为反革命了，门都不敢出，哪个敢来见你？”褚时健很吃惊：“怎么一个村子全是反革命分子，这不太可能吧？”他一了解才知道，搞“肃反”的工作组认为，既然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组织，那么凡是参加了一贯道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小龙潭村的村民的确都参加了一贯道，这个结论就是这么来的。
褚时健听出了问题，农民嘛，总要种地，日子才能过，现在连地都不敢种了，还怎么活？褚时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判断，一个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果把一个村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了，这个评判标准肯定有问题。他急忙到县里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县里领导很重视这个意见，派县公安局的同志和他一起下去，重新甄别。最后，只有一贯道的坛主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头目。这样一来，群众才敢接触工作队干部，开始了春耕秋收。
“我们这些工作完成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还是那句话：办事情要讲情理。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政策观念都应该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如果说多数人都是我们的对头，那就要怀疑我们自己了。”
当时，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而且还敢讲出来，并且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年轻干部可算是凤毛麟角。县里的领导认为，小褚是个朴实肯干、工作能力强、办法多的好苗子。就在这段时间，参加革命已经五个年头的褚时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褚时健被组织上送进云南省党校学习，再一次走进了课堂。
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会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了。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所经历的一切，开始从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运时，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有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
“不适合”谈恋爱
褚时健像上了发条一样地工作，以至回忆起当年，脑中浮现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说：“1954年至1958年，在玉溪蹲机关，先在地委宣传部管过人事，后又在行署当过人事科长。这些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我一直认为自己善于和别人相处，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感到和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褚时健看来，蹲机关是件难受的事，因为接触基层少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所谓的蹲机关，并没有办公室里一杯茶一份报的清闲，真在机关大院里的时间很少。几年间，褚时健担任过多次工作组组长，在玉溪所属的各县区间奔波。
翻看那时褚时健的照片，精悍瘦削，一双鹰目，一对剑眉，显得英气勃勃，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不谈恋爱呢？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时代大背景中，也有温馨浪漫的空间。那时，年轻人穿布拉吉、跳交谊舞、唱苏联歌，这样的氛围足以催生绚烂的爱情花朵。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并存之际，反而使得爱情更为纯粹，这一点，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有体会。
这段时间，褚时健身边出现过两个姑娘，是不是爱情，褚时健说不清楚。他就是这样的人，既不善于捕捉自己细腻的情感，又不长于发现别人情绪的变化，更不习惯细腻温柔地去表达。因此，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谈恋爱。
遇见人生伴侣——马静芬
1954年，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队长时，他又遇到了一个姑娘。他们的相识一点儿都没有浪漫色彩。
听取县文教局的汇报时，“马静芬”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在汇报中被当成了不听话、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典型。
果真，工作组进校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所有教职员工悉数到场，这个“马静芬”缺席了。她请假到昆明看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归队，理由很简单：玩去了。
褚时健见到马静芬的时候，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根本没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队队长放在眼里。马静芬是从边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洋学生味道，当时称为“小布尔乔亚”，现在叫“小资”。
褚时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姑娘。以他的工作经验，一个从部队转业的同志不应该无视组织纪律呀，莫非有其他原因？他没有贸然攻破这个“堡垒”，而是采取了侦查摸底的方法。每天政治学习的时候，他都到马静芬所在的组里，不出声，坐两个小时就走。这个过程中，褚时健对马静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静芬出身于富裕人家，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汉，后来回到家乡，在昆明兴文银行当襄理。马静芬中专毕业后参了军，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里当了小学老师。这样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调皮、敢说敢做的个性，当然还有工农干部身上没有的自视清高和骄、娇二气。
褚时健决定找马静芬谈话，说是让她来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想听听马静芬的想法。他想知道，这么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同志，为什么要故意做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抵触的马静芬直视着年轻的队长，她觉得队长一定认定她是落后分子，想教训她。可从褚时健的眼里，她看到的是真诚的关怀，马静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原来，从部队下来后，马静芬对地方领导的一些作风有看法，她既看不惯一些同志巴结领导、溜须拍马的风气，也看不惯有的领导任人唯亲、自以为是的作风。任性而敏感的马静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不良风气的鄙夷，于是选择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达不满。那天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双方都没有对笔者详说。只是从那天起，马静芬改变了态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积极分子。
成家：一样的婚姻，不一样的生活
褚时健发现马静芬见解独到、工作能力强的特点后，干脆把她抽调到了工作队，在通海、元江等县参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时健没有看错，不久，马静芬的工作就显出了成效，全区的工作队员都集中观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马静芬当上了工作组组长。
褚时健被这个美丽、活泼、聪慧的姑娘全身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吸引和打动了。不解风情的褚时健，有了心动的感觉。不过，他没有往更深处想，他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属于家庭负担重的人。母亲死后，长兄如父，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弟妹的担子。当时是供给制，干部的收入很低，自己这么做算是理所当然，可别人呢？也愿意承担抚养、照顾弟妹的责任吗？
说实话，这是两个从生活背景到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人。褚时健干练粗犷，有着山和水的深沉和宽广；马静芬聪慧敏锐，有着花和草的浪漫与敏感。和褚时健不修边幅、土得掉渣的生活习惯不同，马静芬喜欢雅致舒适的生活氛围。从他们家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华的马静芬穿着裙子，扎着辫子，辫子上还系着蝴蝶结。每张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贴在黑色的册页上，每一页都画有花花草草的点缀。也许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时健把自己的心动藏在心中，没有急切地表达。对于能不能跨过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时健没有刻意努力，一切随心。
他们的故事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经历没有什么两样。年轻英俊的队长经常到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检查，见面就谈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题。马静芬已经习惯了这种谈话，这个有着宽阔肩膀的男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让她感到信任和依赖。
不过，在通海时的一次谈话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谈话是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里进行的，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小床。褚时健坐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坐着马静芬。褚时健低沉的声音有些发干，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马静芬低着头，眼睛正巧看到褚时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显得厚重而敦实，只是指甲盖好像很短，和别人的有些不一样。除了这个发现外，褚时健好像还有些不一样，想到这儿，马静芬突然有些发慌了。
“小马，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马静芬的脑子一下蒙了，她甚至听不清褚时健接下来的话，心跳得怦怦响。
1991年3月23日，马静芬平静地回忆：“谈过话后我吓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连想都没想过这些事。”
半年后，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两人的关系水到渠成，马静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在地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一种和马静芬向往的完全不一样的婚后生活就此开始。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脱轨”的前兆
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来不及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整顿一次接着一次，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完全不需要个人头脑来思考。
如果你心无旁骛，当一头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可能就平安无事。而如果你想对过往进行一下反思，对事情问个“为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当时的组织部门大概有这样一种认识：服从，代表了一种忠诚，而忠诚是一个干部必备的品质。
褚时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个实干者，他时时会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生活，属于本能。1950年的“征粮”、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肃反”，他提出的意见有幸被采纳，这让他颇为自得，他认为上级组织是能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出于本能、出于经验的质疑，会把自己引到什么路上。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这场运动，风一般刮遍了全国，在云南玉溪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风力丝毫没有减弱。29岁的褚时健当上了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行署秘书长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备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大跃进”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马静芬这时在玉溪大庄街小学当老师，虽说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两人都忙，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孩子这时已经一岁多了，由外婆带着住在城里。
马静芬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学校，白天忙忙叨叨顾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里，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细细想来，结婚已经三年了，两口子几乎没有过面对面谈心的时候。褚时健总是在忙，回到家里，反倒很少说话。开朗活泼的马静芬，在褚时健这里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块岩石，没有情感的岩石。
结婚后的点滴小事，就像电影一样从她眼前一幕幕闪过：
怀孕的时候，她的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吐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来，看见门口有卖鱼的小贩，回家告诉褚时健说：“你去买点儿鱼，我想吃鱼煮萝卜丝汤。”正在午休的褚时健翻了个身，说：“吃哪样吃？现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个吃不得？”她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可气的是，褚时健浑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觉。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难受了委屈，和他讲讲，可他对妻子的絮絮叨叨毫无兴趣。
女儿这么大了，他连抱都很少抱，更别说带着全家去哪里玩玩……
马静芬越想越觉得褚时健骨子里就缺少温情，她开始怀疑，自己找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吗？
说起来，她的质疑也有些道理。褚时健在情感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他很少从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身体不好，带着孩子，工作遇到难处，会多么渴求丈夫的关爱。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来信，马静芬信中写道：“我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后分子，为了不耽误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褚时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在入党问题上碰到难关，也没想过夫妻为了这样的问题选择分手。这封信让他明白，他忽视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现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奔大庄，和马静芬进行了一次长谈。
长谈涉及了什么，褚时健没有透露，但肯定没有马静芬需要的温情。因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访中，马静芬还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个情感线条太粗的父亲和一个细腻敏感的母亲。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观察和理解。
不管有没有温情，褚时健家的后院之火总算扑灭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酝酿已久的大火几乎将他吞没。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听着堂弟的话，褚时俊心头一阵阵发凉。这个搞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褚时健说：“我堂哥从小生活条件优裕，后来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术型的干部，各种运动都没受过什么冲击，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跟他讲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他劝我，说党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执行的人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个别的，要想开些。他还要我相信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们兄弟中，我和他的关系最好。他有才华、能力强、能说能干。我当‘右派’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已经是电力局局长的后备人选了。但他实践经验不如我，不了解党的运动。记得当时我和他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人民战争。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后补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时俊头上。他被解除职务，下放到阳宗海发电厂。
“他小时候没吃过苦，身体不如我结实。下面太艰苦，没有粮食吃，他得了肝炎，没有营养又没有药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36岁。”
这是褚家出来闹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个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时杰早在部队迸藏的途中就牺牲了。
几十年后，褚时健语气平淡地说：“这下，我们几兄弟就单剩下我一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