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献给帕梅拉、安娜、伊娃、安东尼、赖尼尔、赫克托和本杰明
在阿姆斯特丹，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怀抱着我蹒跚学步的儿子从公寓出来，先用安全带把他固定在自行车两个车把中间的儿童座椅上，再把他的两只穿着运动鞋的小胖脚放进座椅踏板，然后，就该穿过我们城区内寂静、常有微风吹拂的街道，朝目的地进发了。一路上，洒满大地的晨曦白净如洗，与任何一位荷兰大师画作中的光线运用如出一辙：单调而又素净，既不明亮也不色彩斑斓。比如，地中海骄阳放射出的颗粒状橘黄微光，在此就丝毫不见踪影。我们所在的城区被称为老城南区。城区内的房子都是20世纪前二十年建造的三层或者四层的砖石建筑。当时，这是一座主要供工人阶级居住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如今，这座空气中依旧飘浮着鲱鱼与烤咖啡豆气息的城市，仍在以中央核心运河为轴心迅速向外扩展。
我们骑车经过一些临街住宅。其中的几间住宅，遵循一种我觉得似乎与某个根深蒂固的开放承诺有关的荷兰传统，在房屋中央的显著位置设有一扇不带窗帘的窗户，把起居室内的一切都展示给大众，就好像住里面的这家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值得在博物馆里展出一般。有一阵子，我不大明白，当我们抵达途中依运河而行的部分时，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发出一连串的高声尖叫。后来我才意识到，安东尼是在模仿水面上一面做出疯狂的弧形与俯冲运动一面厉声鸣叫的海鸥。
我们路过几间店铺。骑过面包房时，清晨的空气中常常夹带着肉桂的香气。街角自行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结实耐用、闪闪发光的新款单车。这批刚刚上市、喷涂柔和色调油漆的单车全部产自羚羊与巴塔弗斯公司，这两家荷兰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个世纪的自行车。橱窗右边一扇敞开的大门通向自行车店的地下室以及一间我对其内部陈设再清楚不过的修理铺。向下延伸的楼梯两侧，混凝土阶梯上开有方便自行车上下的沟槽。
偶尔，我也会改变骑行的路线，拐进霍贝玛码头街。在那儿，我们的右边是一段看起来有些荒凉的运河，长满野草的码头里停泊着摇摇晃晃的船屋，而左边则是城内几处最小、最不引人注意的红灯区之一的残存建筑。德瓦伦，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红灯区，宛若平行宇宙中的迪士尼乐园，总是吵吵闹闹，不时还传出几声刺耳的欢呼。来德瓦伦参观的不光有醉醺醺的男性游客，也有手挽着手的情侣，甚至还有全家一起出动的。而这里则刚好相反，只有三四间被周围的住宅街所包围的橱窗，让城内持证的妓女坐在里面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从来都不知道嫖客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尽管如此，即便在早晨，这里也都常常至少有一个妓女在当班。穿着泳衣的她坐在凳子上，要么抽烟，要么无精打采地敲打手机的按键。有时，她会朝安东尼挥挥手，冲他淡淡一笑。其他橱窗里则可能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板凳。对折起来放在上面的毛巾皱巴巴的，好像在以这种方式表明板凳上刚刚还坐着人。这些细节——弄皱了的毛巾；女人带着一脸倦容面对漫长的一天：除却与陌生人进行性交的短暂间隔外，其余时间只能靠百无聊赖地凝望街道消磨时光——让这座城市对堕落行径的声名狼藉的包容，褪去煽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环，露出极度庸常与凡俗的面目。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异域风情带来的新鲜感总不免在庸凡生活的重压下消解崩塌。隔壁的隔壁是一家名为“奇爱”（Strangelove）的广告代理商。你可能会把这店名当成对附近性交易场所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讽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敢打赌，那些人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店名。
“阿姆斯特丹学派”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刚一诞生，便引领了我所在城区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有一种形式美，并有其专属的技术名词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仅仅象征异想天开与冷漠无情间的合理巧妙结合。砖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冷漠无情？）是完成建筑的媒介，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妙趣变化在里面：弧形炮塔般的转角；嵌入砖石中的似乎在嘲笑其刚硬与冷峻的装饰性雕刻（一个被兔子环绕的女孩，一个托举门框的婴儿）；以远洋渡轮或者结婚蛋糕为设计灵感的绵延整个街区的一幢幢寓所。
从运河带[1]以及久负盛名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核心区出发，只需不到五分钟的骑行，就能来到老城南区。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开发商规划老城南区的布局时，必定有一种需要把这片新区域同该城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想法。如果伦勃朗参观我家附近的地区，或许会生发出些许亲切之感，因为，尽管这里在他的那个年代不过是沼泽和田地，但这里的街道多被冠以艺术家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教导过他们，或者为了佣金与他们竞争过：为富裕阶层绘制精美的小型肖像画的弗兰斯·范米里斯；注重观察人物面部细节，常以正在祷告或者吃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还会满怀深情地精心勾画一条闪闪发光的面包或者桌上的陶罐的尼古拉斯·马斯；擅长描绘狩猎场面，并因成功地给一匹暴躁凶恶的马画像而出名的菲利普斯·沃弗曼。
老城南区破土动工之际，以上这些人全都是该城辉煌过去的典型代表，因此，尼古拉斯·马斯和弗兰斯·范米里斯的名字，马上就能为这片新区域注入阿姆斯特丹往昔光荣岁月的风采——用简要但未必正确的话说，在这段岁月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时至今日，这些街道旁的房子仍然显得尊贵而又威严。但随着你像我们所做的晨间之行那样从城区中央向外越走越远，四周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看起来，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元老们并不想把黄金时代的盛名播撒太远，以免其宏伟与尊贵被巨大的空间所稀释。另一方面，1905年，就在这片城区要向更远处扩展时，附近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即城内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内首场文森特·梵高作品展。这位荷兰艺术家此时刚刚去世十五年；他的祖国曾对他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们显然要开始关注他了。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并没有多少“布尔乔亚分量”——谁知道这些色彩明亮的浓厚旋涡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诸如此类的考量之后，结果是，文森特·梵高街，如今这片区域内唯一一条街名马上就能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出的街道，被最简陋的建筑所包围：一个街区的单调民宅。
这条街也预示着我们小小旅程的结束。当我和安东尼经过它的时候，我跳下车，解开他身上的安全带，把他抱到人行道上。我过去按门铃的时候，他走到那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信箱跟前，打开翻盖，朝里面呼喊。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摩洛哥裔妇女。她戴着头巾，穿着凉鞋和垂到地面的长袍。她一面带着一脸慈祥朝安东尼微笑，一面对他说，一个周末不见，他又长高了一点：“哦，你可真是一个大男孩了！”他玩了一个游戏，想试着从门口的阶梯直接爬上二楼，而不是从大门走进她家。伊曼和她的丈夫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十年了。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她是一个获得许可的“gastouder”，字面含义为“客串家长”，在美国则会被称为提供日托服务的人。她四岁的女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和大大的深邃眼睛的马尔瓦从她身后出来，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地说你好。然后，马尔瓦告诉我，安东尼长得很丑。再然后，她给了安东尼一个拥抱，并把他拽进屋里。
伊曼和我闲聊了几分钟。几星期之前，她问我能否和安东尼的母亲在一份支持她姐姐的移民文件上签字，因为她姐姐想来阿姆斯特丹拜访他们。最初，这事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以为，只有打算移民的人，才需要得到某些支持性的声明，而不是某个仅仅想来此地拜访家人的游客。后来我才知道，想从某些国家（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穆斯林国家）前往荷兰的人，现在需要提交大量的申请，包括荷兰居民对他们的担保，甚至在他们不过是想看一看运河和郁金香时也必须如此。几星期过后，伊曼说，她姐姐的申请被拒绝了。理由是：她是“onbetrouwbaar”（不可靠的）。当伊曼通过一位移民局的律师询问被拒的具体原因时，她被告知：原因是，她姐姐在荷兰国内有“关系”，他们害怕她的姐姐会一直待在荷兰。伊曼对此大惑不解。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合法、按时交税的荷兰居民，一家人在家里说的也都是荷兰语。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全都是按规矩行事的人。但他们的合法居住身份本身，却被当作不值得相信的理由。很久以后，决定被颠倒过来，伊曼的姐姐获准前往荷兰，但这件事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点：历史上的阿姆斯特丹因倡导包容理念而闻名于世；如今，它似乎正在为自己的不包容划定古怪的新疆界。
每周，总有那么一次，在我将安东尼交由伊曼照顾之后，我不会直接回家，而是利用上午的其余时间，探索与荷兰式不包容截然不同的属于另一个极端的不包容。走上另外一条路的我，会在贝多芬街的街角停车（现在的贝多芬街正重新变为该区的时髦部分；该区的商业步行街很适合被冠以伟大的名字——附近是鲁本斯街和巴赫街），细细打量街角花店的售货亭，买一束杂色郁金香或者淡紫色的玫瑰，并摁响几步之外的一扇大门上的门铃。上楼之后，一位长着青灰色的短发、棱角分明的下颌以及娇小秀美的敏捷双眼的老太太起身迎接了我。她的名字是弗里达·门科。我们用标准的荷兰问候方式，互相亲吻对方的面颊三次。我把花递给她，她则温和地抱怨说，我不用再买花给她了。随后，我们一同进入她家。她家的客厅和餐厅十分宽敞明亮，满是零星错落放置的最现代的家具。咖啡桌上摆着丰盛的小吃：曲奇饼、巧克力，还有一壶咖啡、两个杯子、一大罐水以及一瓶鲜花。
我们在桌边坐下。我打开录音机。我们相互寒暄几句。接着，她把脸转向从窗户射进来的淡淡日光，说道：“现在开始吧。上次我说到哪了？”[2]
外面有一个人在叫喊——不，是很多人，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喊。列车突然晃动起来，裹尸袋内的尸体也跟着摇来晃去，人们开始大声尖叫。弗里达那时十六岁，已经在一名她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的腿上蜷坐了两天两夜。原本用于运送牲畜的车厢现在挤满了人，紧张焦灼的气氛似乎是人群惊恐的原因之一，但无情的力量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死亡阴影所造成的重压，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空气中满是他们排泄物的恶臭——角落里的一个水桶一直被他们当作开放的公共厕所使用。坐在高得离谱的水桶上想要方便一下的她，不仅要忍受在公开场合进行这一私人行为的尴尬，还必须尽力在桶的边缘保持平衡，以免不慎将其打翻。车厢内没有窗户，而且，车门被滑上之后，连一丝光线也没有；四周的空气死一般的黑暗，让人窒息。有时，她能勉强瞥见挤坐在车厢另一端的父母——他们的眼中充满恐惧，却也闪烁着一丝坚定的、近乎不可动摇的希望之光：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终于，她总算从车厢里出来，站在坚实的地面上。有更多的喊叫声传来——真正的混乱场面尚在远处。远处有一台绞刑架，挂在上面的一具男人尸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远处的人正在奔跑，大声尖叫。车厢这边，他们正被一个个塞进不同的队列。这时，一些人分开队列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与他们同为犹太人，但全都身穿蓝白条纹的囚服，而且对这里的例行程序十分了解。这些人在他们面前压低声音费力地说：如果你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赶快把它给我，因为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它们收走。一些新来的人交出他们的珠宝；她什么也没给，因为她什么也没有。他们站成四排：两排是女人和女孩，两排是男人和男孩。她和母亲被分到同一排，在最右边。紧挨她们的是另一排女性，这些第二排里的人，很快都将被认定不适合参加工作，正直接朝毒气室走去；不过，那时的她对此还一无所知。然后，她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父亲。军犬和士兵在四周看守着他们，确保他们全都待在原地。士兵身着军装，头戴德式钢盔——一种臭名昭著而又凶恶吓人的铲形钢盔。不过，这些事物那时尚未被贴上邪恶的标签，尚未被赋予它们未来所要承担的沉重意义。
一个严峻的几何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亟待她找出解决的方法：随着人群开始向前晃动，她父亲所在的队列，与她和她母亲所在队列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随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见她的父亲好像在盘算着什么，并做出一个与他性格极不相符的鲁莽决定。他突然向前猛冲——跑过空地，迅速通过队列间的真空地带，穿过挡在他的队伍和母女俩队伍间的第二排女性，一点也没把拿着枪、戴着钢盔、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放在眼里。他过来了，气喘吁吁，他的脸，那张温柔、圆胖、和蔼的脸紧挨着她。他有一颗艺术家的心，却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的需要。若埃尔·布罗梅是一名专业的橱窗设计师，同时还函授平面设计方面的课程。弗里达是他快乐的源泉。在他们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她为他的工作提供帮助，转动摆在起居室角落里的油印机的曲柄，印出一张张油墨味的纸。每一张纸上都有精心打印的课程安排，都以“尊敬的学生”作为开头。这一摞摞纸被折叠起来，塞进棕色的信封，寄到国内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寄给想要逃离耕种或者捕鱼劳作、奔向一种更具魅力的生活的年轻人。有时，她跟父亲一同外出，来到商铺，观察他如何完成新的作品。他向她展示橱窗陈设每一个细节的打造过程：标价、广告牌（“特价！十三分币”）、摆好姿势的人体模型等。弗里达最初的记忆就是关于他的。在他们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三岁的她躺在床上，开心惬意而又昏昏欲睡。“你能为我把月亮摘下来，放在橱柜上吗？”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橱柜的样子，还有她那时的想法——把银盘一样的月亮放在橱柜上，该是一种多么美丽的装饰。他回答说：“如果你能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样乖乖睡觉的话，我就去找一架长长的梯子，把月亮给你摘下来。”
一阵风吹过波兰的平原。有人正在高声下令：一名发现她父亲离队的党卫军士兵正快步朝他走来。若埃尔·布罗梅张开双臂将妻子紧紧搂住，深情地拥吻了她：再见了。然后，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名橱窗设计师在新强制力的重压下乖乖服从命令，跑回自己该回的地方。此一别也成为弗里达与父亲间的永诀。
有人抓住她的胳膊。一个年轻人，德国人。他让她把胳膊挽起来，手掌摊开。她感到一阵刺痛。一支笔在她左前臂下方的柔软皮肤上刺了一个粗糙的文身：A25080。
队伍延伸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着，事情的节奏开始加快。女人和女孩开始脱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衣服扔在地上，眼睛盯着地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时，她低下头，看见她的头发被一点点地剃下，看见它们一团又一团地掉到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她。然后，她们站住不动，一丝不挂，又湿又冷，不住颤抖。一种叫人难受的极度悬而未决之感正在她们的心中不断滋长。“我们全都心力交瘁……”
弗里达不再说话，冲我做了一个歉疚的表情。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两种痛苦：一种源于昔日的可怕经历，另外一种则是小小的恼怒，但这种恼怒因其存在于当下而被不断放大。淡淡的日光映照在她银灰色的皮肤上。“不，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段了……”
我告诉她这没关系。每次重温她的某段故事，我都能得到某些新的信息。但我意识到，弗里达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八十六岁了，折磨她的不仅有在奥斯维辛染上的伤寒和痢疾所导致的肠梗阻，还有集中营中的酷刑留给她的背痛和颈痛，每次，只要被发现有逃跑的企图，他们便会被施以刑罚作为惩治（之前的会面中，我同她一起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指导我做出德国人曾迫使他们每次都要保持好几小时的姿势，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将沉重的砖块一直举过头顶），更有各种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病。但她的头脑依旧十分敏锐——敏锐到她时常担心会跟不上时代。记忆力的衰退让她恼怒不已。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她努力让自己变成网络高手；她定期开车出去兜风，以便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区的街道保持熟悉。她发给我一封有一点小错的邮件，随后又发来另一封纠正自己的错误。
她的出生地就在附近。当时，老城南区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至今依然如此——但战争让这里变得面目全非（1940年时，城内有八万名犹太人；如今，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弗里达家附近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叫作南阿姆斯特尔大道（战后改名为罗斯福大道）。一家人住在公寓的第三层，面向街道。我电脑里有一张弗里达最珍视的个人物品之一的扫描副本：一张拍摄于她家饭厅的照片，整个家族的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饭，共同庆贺她祖父的七十五岁生日。照片中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在那之后不久便命丧黄泉，其中多数死于奥斯维辛。曾经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家具，除了一个她母亲在战后设法搜寻到的五斗橱（摆放在我们进行每周一次的谈话时她常坐的那把椅子后面）之外，全都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之下。
战前，弗里达对她童年密友家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熟悉被来来往往的大人所忽略的一个个幽僻角落。而且，她认识附近的每一个人。小时候，她的家紧挨着一座被小型公寓所环绕的三角形公园。其中一栋公寓的三楼——梅尔韦德广场37号——住着一对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她记得，这家人都是些相当时髦的人。而这或许是因为，多年前从德国移民至此的他们，身上有些难以退去的异国情调。大女儿玛戈比弗里达小两岁。比弗里达小四岁的小女儿安妮·弗兰克，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孩。弗里达记得，玛戈是个少言寡语的安静女孩，而安妮则是远近闻名的淘气包，鬼点子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弗里达和她们一起玩跳绳。她对弗兰克一家最真切的记忆，是安妮邀请她去他们的公寓。在公寓的楼梯间里，安妮责令弗里达保持安静，因为安妮的母亲正在睡午觉。这个场景永久停留在弗里达的脑海里，因为在弗里达看来，不能打搅别人的午觉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弗里达自己的母亲从来不睡午觉。
现在或许该暂时打住，讲一讲我为什么要着手写这本书，为什么要写这座我已经居住了五年多的城市：不过，开始解释之前，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一个成长于西宾夕法尼亚、不久前还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看来，这座欧洲城市竟会显得如此魅力无穷——乃至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把时钟向前拨得足够远，就可以看到1938年前后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楼梯间内低声交谈的那两个犹太女孩，她们不谙世事，并不知道她们那个世纪的重负马上就要降临到她们的头上，而这种沉重，要比她们两人中的一个有朝一日将赢得的巨大声誉更有分量。她们还将再次见面，在奥斯维辛，而且，受命运的捉弄，那个原本距离死亡最近的女孩，最终却得以度过丰富、充实而又曲折的一生。这两个女孩将要面对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巧合的是，这种至今仍需面对一系列全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即许多被我们冠以“现代”之名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同我所移居的这座城市密切相关。
这种联系并不显见。如果你跟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人提及这些，你得到的回应很可能只是一连串的低笑。你的朋友则可能把眼睛瞥向一边，在脑中仔细搜寻学生时代游历这座城市时留下的模糊记忆。他们会告诉你，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疯狂的地方。
这不仅是事实，还或多或少属于官方政策的一部分。约布·科亨是阿姆斯特丹2001年至2010年的市长。某天晚上，雄伟的绅士运河附近的18世纪市长官邸里，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说：“在阿姆斯特丹，疯狂是一种无价之宝。”[3]他把疯狂当成一件好事来看待，尽管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包括生活在城内的部分居民。1971年，偷住空屋——强行进入某幢不属于你的房子并长期居住其中——获得法律认可，唯一的前提是该房屋的空置时间在一年以上。虽然政府在2010年修改了这条法律，但寄居者悬挂在年久失修、摇摇晃晃的空屋正面，用以宣告对当局的挑战与鄙夷的横幅依然随处可见。每年，有五千到七千名妓女获得阿姆斯特丹官方的许可。[4]她们大多在街边的橱窗里工作，剩下的则在官方授权的妓院上班。此外，如果你对在红灯区里召妓这件事心有疑虑或者不了解其中的流程，你大可以向某位正在巡逻的民警寻求帮助。在咖啡店里（与咖啡馆截然不同），你在菜单中挑选的是不同的大麻或者哈希什[5]。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它们被划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室内种植的、室外种植的或者国外进口的；在此之下，不同品种的大麻还有不同的名字，如湿婆、白寡妇和大象这样的名字。卖淫是合法且有章可循的（只有欧盟成员国的居民可以选择在此卖淫，而且，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提供工作许可证），而大麻交易则被归在一个奇怪的荷兰分类内，“gedogen”，意思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行为，但被官方所容忍”。
因此，说得没错：一个疯狂的地方，无数骚乱与不安的绝对重压，让城市的天空终年处于坠落的危险之中。然而，实际情况是，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一直包裹在一种循规蹈矩的宁静与祥和之中，丝毫不见任何可以称得上疯狂的举动，让人感觉附近一带使用的唯一一种类似毒品的东西，就是某种中等强度的止疼药。关于荷兰人的一个秘密真相是：他们其实都是极度传统与守旧的人。从被他们无情地仔细修剪过的花园（不得不说，荷兰人在园艺方面的品位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到似乎永远都无法满足的在工作场所开会——甚至包括旨在订立未来会议日程的会议——的需要，传统与守旧展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疯狂的一面以多种方式与古板守旧的文化氛围达成调和：阿姆斯特丹以它的包容传统为荣，而且，他们奉行的逻辑是，与其禁止这个、禁止那个，还不如为那些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出格行为定法律、立规矩。没人宣称这样的努力是全然成功的。以性交易和软毒品交易为例：长久以来，作为基本上是唯一一处上述交易获得官方容忍的地方，几乎无可避免的是，阿姆斯特丹正日益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全球黑市商人老巢。
不过，在承认其疯狂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和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差不多大（也就是说，谨慎估计，有八十万名居民）、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属于同一纬度（也就是说，地处偏远地带）的城市，但它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可能是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尤其它对美国的深远影响，一直深入到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
以上两种观察都是正确的，而且，它们的正确性出于同一个原因。阿姆斯特丹因为一样东西闻名于世（除了运河、卖大麻的咖啡店和妓女之外）：一个古老、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被曲解的名词——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人眼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自由”这个词经常被理解为荒唐可笑的“自由”或者“你会摇头表示怀疑”的“自由”。我所使用的“自由”意为“不受约束”、“开放开明”和“宽宏大度”。但这个词还有一个更深刻和更高级的含义，一个实际上与另一个词有关的含义。
“自由”（liberal）无疑源于拉丁语中“liber”一词，意为“不受约束”。“liber”还衍生出“自由权”（liberty）、“自由论者”（libertarian）、“放荡不羁的人”（libertine）等词。同许多别的词一样，“自由”一词的含义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无情地拉往各个不同的方向。1384年前后，在威克利夫翻译的《马加比二书》（许多属于经外传说的《圣经》旁经中的一部）的一段话里，它第一次作为书面英语出现。这段话提到，推罗城里的人是“最宽宏大度的”（most liberal），允许家属给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人下葬。在此，约翰·威克利夫，这位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改革者，这个预见到日后那场用本地语言翻译《圣经》的运动的人，将拉丁语中“最开明大度的”（liberalissimi）一词忠实地翻译过来。不过，当时英语中已经有“liberal”这个词了。乔叟曾经多次用过这个词，一般意为“丰富大量”或者“充裕多产”（abundant），比如“你的巨大恩典与怜悯”（youre liberal grace & mercy）。
从很早的时候起，这个词便同宏大与低微的事物都有所联系。在《奥瑟罗》中，莎士比亚笔下的爱米莉亚，在反抗命令她闭嘴（而且马上要谋杀她）的丈夫伊阿古时，哭喊道：“不，我要如北风般不受约束地发言。”（No, I will speak as liberal as the north.）[6]在这里，“liberal”一词指的是北风呼啸般的狂野与恣肆。在《亨利六世》的第三部分里，莎士比亚又用这个词表示“慷慨大方”：
对他们我是很信任的；因为他们是战士，
机智，有礼，豪爽，活力十足。[7]
随后，他甚至还提到了“博雅教育”（the liberal arts）[8]，其含义与我们现在的用法大致相同。它还被用来指物理上的巨大，比如“她的大胸”（her liberall brest）或者“一个有好几层下巴的大胖子，穿着他的短上衣，巨大的（liberal）鼻子上歪歪扭扭地架着一副夹鼻眼镜”。[9]
这个词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它似乎正在被赋予某些与“自由”恰好相反的含义。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本意“不受约束”能够被用于表述许多截然不同的事物。19世纪的欧洲商人，在表达其希望免于缴纳关税的政治意愿时，开始将“自由主义”一词作为术语使用——也就是说，政府只对公共事务进行有限的干预。在美国，政府对社会事务和个人自由的管控更加有力和具体，而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将更多地涉入公共事务之中，以确保这些自由得到保障。因此，荷兰自由党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与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观念多少有些背道而驰。
把“主义”加到某个词的后面，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词，变成一种对诸多伟大思想的总括，而且，其中每一个伟大思想都与另一个宏大程度绝不逊于该思想的伟大概念有关。“自由主义”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时间离我们并不太远。它在1816年的《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这份伦敦报纸最为后人所知的一点是，它曾经刊登过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在一篇关于西班牙国王判处“十五个被指控犯有自由主义罪行的人”接受“苦役、驱逐等刑罚”的文章里。西班牙国王对这个词的用法，与这个词的政治意义有关，还与一种观念有关，即个人应享有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与“民主”一词联系密切。它还有一种经济学上的含义。依据这种含义，资本主义者宣称，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权利的基本要素之一。
所有对“自由主义”一词的用法，都可以追溯到对个人中心地位的肯定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将在本书中使用的，也是这一层含义——这个词相当于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间的分界线：它代表着我们就此告别中世纪，告别把教会和君王的智慧奉为知识与权力的主要来源的陈旧哲学。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么自由主义还涉及一种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提供保障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人，对每一个还在喘气的活人全都一视同仁。此外，自由主义的根基还与阿姆斯特丹的建城理念紧密缠绕在一起。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自由主义其实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当然，此种论述不可能不遭到别人的攻讦，莫不如我自己先说一说反对这种论述的理由。自由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一系列同样模糊的思想组成——无数关乎正义、道德准则、私有财产等事物的思想。就像我们无法指出周围空气中哪一部分是氧气一样，我们也没法确切地指出自由主义到底代表着什么。若要列举最伟大、最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肯定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名字。如果我们当真想找出自由主义理论的起源地，那么，巴黎、伦敦和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山间的蒙蒂塞洛庄园无疑是更好的答案。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历史与根源：它们植根于思想者本身，植根于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肉体、他们生理或情绪上的混乱变化以及他们对新风尚与新品位的渴望，对从所有束缚住他们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向往。精神分析学诞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城内的几间上流社会客厅之中；爵士乐诞生于20世纪早期，那时，一拨又一拨南方黑奴后裔为了逃离吉姆·克劳法[10]的压迫，纷纷来到美国北部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展开新的生活。与之类似的是，在16世纪，或者说始于16世纪末，一大批人会聚到阿姆斯特丹，而这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打量自己与他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该城黄金时代的故事堪称一段历史经典传奇，与美国内战或者古典时代的希腊一样，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该城的迅速崛起，令亲历崛起过程的阿姆斯特丹居民都吃惊不已。构成这一崛起的元素和个体都是高度符号化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远比那要多得多：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伦勃朗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发展出的世俗艺术；开创性的官方包容政策的制定；对自由学术氛围的大力扶植将全欧洲的思想家吸引至此，让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出版中心；对该城的物质改造，著名运河的开挖……所有这一切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把“家”当成私密个人空间的现代观念，其实就源于该时期的荷兰运河屋。
潜藏在所有这些概念或者物质方面的各类突破性进展之下的，是个人从其束缚中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源于宗教改革和第一波科学实验研究法的应用，更与阿姆斯特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有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片全新的土地诞生了：供自由主义滋长繁育的沃土。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所有这些力量在一位年轻犹太人的脑中交融混杂。历史上任何一位重要哲学家都不可能如巴鲁赫·斯宾诺莎一般，被如此之多的当代严肃思想家——神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任何敢于思索真正的大问题的人——视为自己的引路人。我觉得，斯宾诺莎身处现代性浪潮的中心，生逢自由主义的诞生，亲历被当今思想家奉为圭臬的世界观的问世过程，与这样一个原因有关：就像莎士比亚只会出现在他所在的时代一样——在英语吸收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拉丁语、诺曼入侵带给英国的中世纪法语并帮助其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的其他影响之后——斯宾诺莎影响现代政治思想、道德观和宗教观的革命性哲学思想，也只会出现在17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一个铸就包容原则、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权力之上、首倡真正的现代自由贸易文化的地方。斯宾诺莎参与咖啡店和书店内风行一时的激烈哲学辩论，钟情于公开解剖演示，着迷于人民代表的构想，饶有兴趣地观察扬帆从港口航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商船和快艇的曲形船身。以上所有这些——阿姆斯特丹欣欣向荣、极尽奢华的全盛时期的成果——被一并煮沸、冷凝然后萃取进他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开始从阿姆斯特丹——以及诸多其他的发源地——一步步迈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因此，这本书讲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思想。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人——不管我们身处哪一政治派别——全都是自由主义者，全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我们生命的基本要素。
但作为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所有物之一的自由主义，也有被过度使用、贬低轻视或者挥霍浪费的可能。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精巧而易碎的东西。它包含着太多的事物——立宪政体、民主选举、宗教自由、公民权利、自由贸易——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是永恒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和确定的时间形成的，它就像火焰一样在不同的时代四处摇曳，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我在阿姆斯特丹老城南区的每周骑行，印证了詹姆斯·鲍德温的观察结论：“人们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而历史也镌刻在他们的身上。”弗里达·门科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部分因为她从我们所面临过的对自由价值的最大公然威胁中幸存下来。其实，人们一度对希特勒的意图不甚了解，并因此给了他从中获利的机会（1935年，温斯顿·丘吉尔相信，“作为一个拥有重塑大德意志民族的荣誉与和平之心的人”，希特勒或许会“名垂青史”）。[11]最终，希特勒威胁的压迫性本质，反倒极大增强了人们对自由主义遗产的关注。而自由理念战胜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与凯旋，也塑造了我们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战后时代，阿姆斯特丹在一种全新的、洋溢着自由理念——甚至可以说是在庆祝这些理念的成功——的氛围中迅速繁荣起来，成为20世纪晚期进步主义浪潮与全球贸易的中心。的确，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这几十年，被视为阿姆斯特丹新的黄金时代。其间，阿姆斯特丹摆脱荷兰归正教会及其他一些保守组织，发展成为一座20世纪的自由主义之都。从同性恋权利到同性恋婚姻，从自由性爱到免费自行车，它成为新思想的实验室。
我日常晨间骑行的另一条路线——把我的儿子带给他的摩洛哥裔荷兰看护人，感受她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触及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遗产的另一面，以及对该遗产的另一种威胁。虽然纳粹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早已被清除，但这种威胁，这种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面临的威胁，却比极权主义要难应付得多。长久以来，多民族混合社会的构想一直是自由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多元文化的概念——相信社会应该积极包容和支持文化结构中的少数群体——诞生于1970年代，而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率先将其付诸实践。这座城市不仅欢迎非西方的移民，还出钱让他们保持自己家乡的语言和传统。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它所导向的不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社会，而是众多虽紧挨在一起却老死不相往来的彼此隔绝的社区：恰恰是“社会”这一概念的反义。那么，在这个彼此间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在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同时，仍然设法保留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呢？有关“包容”的争论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的地位现在究竟如何呢？它是如何被曲解和过度阐释的呢？我们是如何认定它是西方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的呢？它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这听起来或许更像是一篇政治论文中的内容，但我绝不希望它变成那样。自由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的根源，或者说部分根源，可以被定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碰巧生活的这座城市。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有关过去的一切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在阴沉灰暗的天空下，眼见海鸥斜着身子飞翔在一条中世纪运河之上，总不免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一种难以形容、既蜻蜓点水又重若万钧的忧伤之感。爬进前西印度公司仓库的阁楼，一种神秘的愉悦与满足感油然而生。阁楼里，凝固在时光中的古旧屋梁依旧散发着些许四个世纪前被码放在这里的烟叶留下的气味——一种将把我们带回塑造当今世界的英勇开拓与无尽冒险的气味。
但自由主义最深的根源并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是应归结为个人自由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每一人类个体重要性的看重。因此，这其实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伦勃朗、斯宾诺莎、安妮·弗兰克——举世皆知。这些世界历史名人的生活围绕一个相同的主题：“自由”和阿姆斯特丹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而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就没那么有名了。沃特·雅各布松、卡塔莉娜·特里科、海尔彻·迪尔克斯和弗里达·门科这些名字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生活同样与阿姆斯特丹及其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此外，似乎无可避免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其实也是在跟随一位逐渐称此地为家乡的美国作家的探寻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