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楷在给全体职工开完大会后，把分公司核心人员留了下来，他准备向核心人员们公布自己的一套管理模式。刘泽楷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这都得归因于他在奥迪德国总部工作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作为奥迪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由衷地敬佩公司的管理模式。
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管理模式上有着各自的着眼点，中国企业具有“人和性”，而德国企业则具有“资合性”。从决策上来看，中国企业普遍地实行自上而下的企业高层决策，这就导致了企业决策的头重脚轻，而德国企业则是自下而上的决策，决策权都掌握在对公司持有资本份额高的人手中。
刘泽楷也曾经在东方通讯里工作一段时间，但是中国企业中盘根错节的关系让他感到厌烦，刘泽楷工作了两个月就辞职了。在这两个月中，他完完全全看透了中国企业的弊端，所以等到他执掌雅典分公司大权之后，他决定对北京总部的管理模式进行彻底地改革。
刘泽楷曾多次向刘东明建议要推行他的管理体系，但都被刘东明拒绝了，刘东明自己心知肚明，东方通讯的成立不仅仅靠的是产品技术和制度体系，而是靠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维系着的，那些老股东，甚至是自己的亲戚，刘东明都不敢轻易得罪，刘东明深知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泽楷就任雅典分公司的总经理原本没有得到东方通讯董事会的同意的，是刘东明爱子心切，对董事会其他成员多方游说，董事会才勉强同意刘泽楷出任，但是他们又出于保险的考虑，又派出了张东辉、张东洋两兄弟作为雅典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为的是对刘泽楷的决策进行监视。
刘东明作为东方通讯的董事长，他就是公司的一把手啊，为什么连自己的亲儿子任职都要委屈求全四处求人呢？这还得从刘东明创业讲起。
刘东明原本出身于北京普通的工人家庭，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刘东明的未来就是和他父亲一样在工厂里上班，虽然他上过学，但是在时代限制下他也只能埋头做工。后来恢复高考后，他不顾家里的反对，考了三年才考到北京一所工业学院学习机电。
时代的发展让刘东明有了翻身的机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刘东明作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大浪潮之中。刘东明先是在工厂工作，后来和朋友一起下海经商，再后来自己开始创业。
每次谈起自己创业的岁月，刘东明都会有所感触，在他创业的那些年里，刘东明经历了一般人没有经历过的苦难，最艰难的时候竟然都吃不到饭，幸亏刘泽楷母亲在刘东明最艰难的时候从娘家借了一笔钱，解决了刘东明的燃眉之急，他才能转危为安。在刘东明小有成就后，一些资本就看向了刘东明的公司，那个时候公司的名字还叫“北方通讯”，在大量资本涌进“北方通讯”后，虽然作为公司的董事长，但刘东明在公司的股份份额被压得极低，连公司的名称都不得不改为“东方通讯”了。
在柳小惠的叔叔柳远贵因为受贿入狱后，刘东明在董事会的地位受到冲击。说起原因，不得不提到柳远贵，当年柳家除了向国外贩卖设备外，还向国内少数固定企业售卖，刘东明就是其中之一。而柳远贵和刘东明从交易设备的时候就开始互相来往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就已经超越了买卖关系。后来，柳小惠的父母被苏联逃兵绑票，还是刘东明帮柳远贵四处筹钱。患难之中最见真情，刘东明和柳远贵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交下深厚友谊的。
本来在刘东明和柳远贵一起发展公司的时候，刘东明的权力很大，他始终引领着公司的发展，公司的各项决策也按照他的意志决定，但是在柳远贵出事以后，本来属于柳远贵的股份被变卖，最后董事会一番争斗下来，股份还是被均摊到其他大股东手里，最后的结果反而刘东明被挤压下去。
东方通讯在柳远贵入狱后处于一个转折点，柳远贵所收的贿赂大部分都来源了于公司的大客户，但是柳远贵一倒，他所接触的大客户全都失去了，东方通讯的市场份额瞬间一落千丈，之后才有了公司重组与雅典分公司。
刘东明在东方通讯重组后就很难通过个人意志干预公司的发展和战略决策了，在他看来，东方通讯已经犹如一棵坏根的大树一样，公司的发展前景令他堪忧，但是他又深陷局中不能自拔，他只能暗中扶持刘泽楷，给予他施展能力的舞台。可是让刘东明担忧的是，张东辉、张东洋这两条“毒蛇”不知道会给儿子设下多大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