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对旅行的期待 On An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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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之入冬，一如人之将老，徐缓渐近，每日变化细微，殊难确察，日日累叠，终成严冬，因此，要具体地说出冬天来临之日，并非易事。先是晚间温度微降，接着连日阴雨，伴随来自大西洋捉摸不定的阵风、潮湿的空气、纷落的树叶，白昼亦见短促。其间也许会有短暂的风雨间歇，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人们不穿大衣便可一早出门。但这些都只是一种假象，是病入膏肓者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于事无补。到了12月，冬日已森然盘踞，整座城市每天为铁灰色的天空所笼罩，给人以不祥之兆，极类曼特尼亚[1]或韦罗内塞[2]的绘画作品中晦暗的天空，是基督耶稣遇难图的绝佳背景，也是在家赖床的好天气。邻近的公园在雨夜的路灯下，满眼泥泞和积水，甚是荒凉。有一晚，大雨滂沱，我从公园走过，忽地记起刚刚逝去的夏日，在酷暑中，我曾如何躺在草地上，伸展四肢，任光脚从鞋中溜出，轻抚嫩草；我还记起那种和大地的直接接触如何让我觉得自由舒展：夏日里没有惯常的室内、户外之别，置身大自然时，我有如在卧室里一般自在。
但现在，眼前的公园再次变得陌生，连绵的阴雨中，草地已无从涉足。此时，任何的哀愁，任何得不到快乐和理解的担忧，似乎都能在那些暗红砖石外墙、浸得透湿的建筑，以及城市街灯映照下略泛橙色的低沉的夜空中找到佐证。
这样的天气，以及这个时节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似乎应验了詹佛[3]的名言，一个人每天早晨都得吞食一只癞蛤蟆，这样才能保证他在日间不会遇上更恶心的事），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件事：一天下午，几近黄昏，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大本色彩亮丽、名为《冬日艳阳》的画册。画册的封面是一大片的沙滩，还可以看见沙滩边缘湛蓝的海。沙滩另一边，是一排棕榈树，多数斜立着，再往后，是画面中作为背景的群山；我能想象那山中有瀑布，想象得出山中飘香果树下的荫凉，体会从酷热中解脱的惬意。画册里的摄影图片让我不禁想起描绘塔希提岛的油画——那是威廉·霍吉斯和库克船长一起旅行时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夜色轻柔，热带礁湖边，土著少女在繁茂的簇叶中无忧无虑地（赤脚）欢跳。1776年严冬，霍奇斯首次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这些油画，引起了人们对美景的好奇和向往，而且，从那以后，这类图景一直都是热带风情画的范本；自然，这本《冬日艳阳》也不例外。
那些设计和制作这份画册的人也许还不知道画册的读者是多么容易为那些摄影图片所俘虏，因为这些亮彩的图片，如棕榈树、蓝天和银色沙滩等，有一种力量，使读者理解力受挫，并完全丧失其自由意志。在生活中别的场合，他们原本谨慎，敢于质疑，但在阅读这些图片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变得异常的天真和乐观。这本画册所引发出的令人感动，同时让人伤感的向往便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事件（甚至是整个人生）是如何为一些最简单、最经不起推敲的快乐图景所影响；而一次开销巨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旅程的起因又如何可能仅仅只是因为瞥见了一张摄影图片：图片里，一棵棕榈树在热带微风中轻摇曼舞。
我决定到巴巴多斯岛旅行。
2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尽管如此，旅行还是很少迫使人去考虑一些超越实际、需要深层思索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经常得到应该到何处旅行的劝告，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又如何到达那个地方，尽管旅行的艺术会涉及一些既不简单，也非细小的问题，而且，对旅行的艺术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人们理解希腊哲人所谓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imonia）或人类昌盛。
3
在对旅行的期望和旅行的现实的关系上总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碰巧读到于斯曼[4]的小说《逆流》。小说发表于1884年，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是一个衰朽厌世的贵族，正筹算一趟伦敦之旅，他百般思索，分析了对一个地方的想象和实际情形之间令人极度沮丧的差异。
在于斯曼的小说中，德埃桑迪斯独自住在巴黎市郊的一处宽敞的别墅。他几乎足不出户，因为这样，可以使他避免看见他所以为的人之丑陋和愚蠢。他还年轻时，一天下午，冒险到附近的村子去了几个小时，结果发现他对他人的憎恶更甚。从那以后，他决意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的床上，阅读文学经典，同时构想自己对人类的一些尖酸刻薄的想法。但有一天清早，德埃桑迪斯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想到伦敦旅行。这变化，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在到伦敦旅行的意念萌生之时，他正坐在火炉边读一本狄更斯的小说。这小说引发了他对英国人的生活情形的种种想象。事实上，对此他之前已冥思良久，只是现在，他热切地盼望能亲眼一睹。兴奋已让他难以自持，所以，他差使仆人打点好行装，他自己呢，则身着灰色花呢套装，脚蹬一双系带短靴，头戴一顶圆顶礼帽，还披了件蓝色亚麻长斗篷，搭乘最早的一趟火车去了巴黎。离开往伦敦的火车正式出发还有些时间，他走进了丽弗里街的加里尼涅英文书店，买了一本贝德克尔的《伦敦旅行指南》。书中对伦敦名胜的简练描述让他觉得美不胜收。接着，他走到附近的一间英国人常来光顾的酒吧。酒吧里的氛围活脱脱是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他想起了小杜丽，朵拉·科波菲尔和汤姆·品奇的妹妹露丝坐在和这酒吧间相似的温馨明亮的小屋里的情形。酒吧里的一位顾客有着威克费尔德先生一般的白发和红润肤色，而其分明的面部轮廓、木然的表情和无精打采的眼神又让人想起塔金霍恩先生。
德埃桑迪斯觉得有些饿，便到了隔壁的一家英式小餐馆。餐馆在阿姆斯特丹街，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餐馆里光线昏暗，烟雾弥漫，柜台上摆着一长排啤酒，还摊着小提琴般褐色的火腿，以及番茄酱般红色的大龙虾。一些小木餐桌旁，坐着健硕的英国女人。她们的长相很男性化，露出硕大的牙齿，有如调色刀；她们手脚粗长，脸颊像苹果般红通通的。德埃桑迪斯找了一个桌子坐下，点了牛尾汤，烟熏鳕鱼，还要了一份烤牛肉和土豆，一些艾尔啤酒和一大块斯提耳顿干酪。
随着火车离站时刻的迫近，德埃桑迪斯对伦敦的梦想行将变为现实，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忽地变得疲乏和厌倦起来。他开始想象自己若真的去伦敦该是如何的无聊和乏味：他得赶到火车站，抢个脚夫来搬行李，上了车，得睡在陌生的床上，之后还得排队下车，在贝德克尔已有精到描述的伦敦街景里拖着自己疲惫的身子瑟瑟前行……想及这些，他的伦敦之梦顿时黯然失色：“既然一个人能坐在椅子上优哉游哉捧书漫游，又何苦要真的出行？难道他不已置身伦敦了吗？伦敦的气味、天气、市民、食物，甚至伦敦餐馆里的刀叉餐具不都已在自己的周遭吗？如果真到了伦敦，除了新的失望，还能期待什么？”仍然是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了自我反省：“我竟然不肯相信我忠实可信的想象力，而且居然像老笨蛋一样相信到国外旅行是必要、有趣和有益的，我一定是有些精神异常了。”
结果自然是，德埃桑迪斯付了账单，离开餐馆，依旧是搭上最早的一趟火车回到了他的别墅。一起回家的当然还有他的行李箱、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毛毯、他的雨伞和他的拐杖。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家。
4
实地的旅行同我们对它的期待是有差异的，对此观点，我们并不陌生。对旅行持悲观态度的人——德埃桑迪斯应该是一个极佳的典范——因此认为现实总是让人失望。也许，承认实地的旅行和期待中的旅行之间的基本“差异”，这样才会更接近真实，也更有益。
经历了两个月的期待，在2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我的同伴抵达了巴巴多斯的格兰特利·亚当斯机场。从下飞机到低矮机场大厅间的距离很短，但却足以让我感到气候的剧烈转变。才几个小时，我就从我所居住的地方来到了一个闷热潮湿的所在，这种天气，在我所居住的地方，五个月后方会来临，而且，闷热潮湿的程度也不会如此难耐。
一切都和想象相异——相形于我的想象，这里的一切简直就让我吃惊。在这之前的几周里，只要想到巴巴多斯岛，萦绕脑际的不外乎是三种恒定的意象，它们是我在阅读一本相关的宣传册和航空时刻表时开始构想并凝固成型的：其一是夕阳下挺立着棕榈树的海滩；其二是一处别墅式的酒店，从落地窗看过去，是铺着木质地板、有着洁白的亚麻床罩的房间；其三呢，则是湛蓝无云的天空。
如果有人要问，我自然会承认岛上还有别的东西，只是我无需它们来构建我对巴巴多斯岛的印象。我的行为就像是经常到剧院看演出的观众，仅从背景画布上的一棵橡树或一根陶立克式的柱子便能自然地想象剧台上的一切都发生在舍伍德森林或古罗马。
然而，一踏上巴巴多斯岛，我就意识到“巴巴多斯”这一词还应包含太多的内涵。譬如说，一个巨型的储油设施，上面印着英国石油公司的黄绿两色的标志；穿着一尘不染的褐色制服的移民局工作人员坐在用夹板钉起来的箱子上，带着一点好奇，漫不经心地翻阅入境游客的护照（有如一个学者在翻阅图书馆闭架书库里的手稿），而等候入境的游客队伍已排出机场大厅之外，延伸到飞机跑道的边缘；在行李传送带上方印着朗姆酒的广告，在海关的过道上挂着总理像，在迎宾大厅有外币兑换处，在机场大厅之外是成群的出租车司机和导游……如此繁复的景象扑面而来，如果说它们可能对我产生什么影响，那就是它们奇怪地让我更难看到我本想来此一睹的巴巴多斯岛。
在我的预期中，机场与饭店之间是一段空白。从行程安排表的最后一行（很押韵的一句“15点35抵达巴巴多斯2155”）到酒店房间之间本应空无一物。我的脑子里本来空空的，可现在心里却涌起对一些景象的不满，如塑料垫已破烂的行李传送带，堆满烟灰的烟缸上两只翻飞的苍蝇，迎宾厅里转动着的巨型电扇，仪表板有假豹皮镶边的白色出租车，机场外大片荒地上一只无家可归的狗，环形交叉路口立着的“豪华公寓”的广告，一个叫“巴达克电子公司”的工厂，一排用红、绿色铁皮做屋顶的建筑，一辆车子前后车窗间立柱的橡皮上写着的小小的“大众汽车公司，沃尔夫斯堡”的字样，一处不知名的色彩艳丽的灌木丛，一个酒店的接待前台，显示着6个不同地方的时间，墙上还用图钉固定着一张写有“圣诞快乐”的贺卡，而圣诞节已过去了两个月……到达几个小时后，我才慢慢将自己和想象中的酒店房间联系起来，只是我先前没有想到房间里的空调机是如此庞大，也没有料到洗手间只是用塑料贴面板分隔而成，上面还贴着告示，正告客人节约用水。
如果说我们往往乐于忘却生活中还有众多的我们期待以外的东西，那么，艺术作品恐怕难逃其咎，因为同我们的想象一样，艺术作品在构型的过程中也有简单化和选择的过程。艺术描述带有极强的简括性，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必须承受那些为艺术所忽略的环节。一本游记，譬如说，可能会告诉我们叙述者“旅行”了一个下午赶到了山城X，而后在山城里的一座建于中世纪的修道院里住了一宿，醒来时已是迷雾中的拂晓。事实上，我们从不可能“旅行”一个下午。我们坐在火车上，腹中刚吃过的午餐在翻腾。座位的罩布颜色发灰。我们看着车窗外的田野，然后又回视车厢内。一种焦虑在我们的意识里盘旋。我们注意到对面座位的行李架上一个行李箱上的标签。我们用一个手指轻轻地敲打窗沿。食指的指甲开裂处勾住了一个线头。天开始下雨了。一颗雨滴沿着蒙满灰尘的车窗玻璃滑下，留下一道泥痕。我们在寻思车票放在哪里。我们又看着窗外的田野。雨还在下。火车终于启动了。火车经过了一座铁桥，然后不明缘故地停了下来。车窗上停着一只苍蝇……所有这些，可能还只不过是“他‘旅行’了一个下午”这一意蕴繁杂却让人误解的句子中的“下午”的第一分钟里发生的一些事件。
如果要求一个讲故事的人给我们提供如此琐屑的细节，他必定很快恼怒不已。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就像是用这种方式讲故事，用一些重复、不着边际的强调和没有条理的情节惹我们厌烦。它坚持要向我们展示巴达克电子公司，向我们展示车厢里的安全扶杆、无家可归的狗、圣诞卡，还有那只先是停在那个堆满烟灰的烟灰缸边缘，进而停落在烟灰之中的苍蝇。
知晓了这些事实，我们便不难解释此种怪现状了，那就是在艺术作品和期待中找寻有价值的因素远比从现实生活中找寻来得容易。期待和艺术的想象省略、压缩，甚至切割掉生活中无聊的时段，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导向生活中的精彩时分而毋须润饰或造假，结果是，它们所展现的生活气韵生动、井然有序。这种气韵和秩序是我们纷扰错乱的现实生活所不能呈现的。
在加勒比海海岛上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开始回顾自己的旅程（在房间外的小树丛里有蟋蟀的鸣叫，还有虫子活动时发出的声音），现时的纷扰迷乱居然已经开始淡逝，而有些事件则变得明晰起来：原来，在这种意义上，回忆和期待一样，是一种简化和剪辑现实的工具。
现时的生活正像是缠绕在一起的长长的胶卷，我们的回忆和期待只不过是选择其中的精彩图片。在我飞往巴巴多斯岛长达九个半小时的旅程中，保存下来的记忆只不过六七个静止的画面。今天仍然留存的画面，便是飞行过程中支在座位上的小餐板。我在机场所有的经历，记忆中留存下来的也不过是手持护照等候审查入关的长长的队伍。我的各种经历已经压缩成一种清晰无误的叙述：我成了一位从伦敦飞来此岛并入住岛上酒店的旅客。
我早早地酣然入睡了，醒来时已是我在加勒比海边的第一个清晨——当然，在这简括的词句背后肯定会有许许多多并不简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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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桑迪斯曾试图到英国旅行，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他还想过到另一个国家旅行，这个国家就是荷兰。在动身前，他把荷兰想象成特尼尔斯[5]、扬·斯丁[6]、伦勃朗[7]、奥斯塔德[8]的画作所描绘的地方。他期待那里有简单的家族生活，同时不乏肆意的狂欢；有宁静的小庭院，地上铺的是砖石，还可以看见脸色苍白的女仆倒牛奶。因此，他到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旅行了一趟，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尽管如此，那些画作并没有骗人，荷兰人的生活确有其简单和狂欢的一面，也有铺着砖石的漂亮庭院，能看到一些女佣在倒牛奶，然而，这些珍宝都混杂在一大堆乏味的日常影像中（如餐馆、办公楼、毫无特色的房屋、少有生机的田野等），只不过荷兰的画家们从不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这些普通的事物而已。旅行时，置身于真实的荷兰，我们的体验也因此奇怪而平淡，全然不及在卢浮宫的荷兰画作展厅里浏览一个下午来得兴奋，因为在这几间展室里，收藏有荷兰和荷兰人生活中最美好的方面。
有些荒谬的是，旅程结束后，德埃桑迪斯发现在博物馆里欣赏荷兰画作更能让他体验到他所热爱的荷兰文化的方方面面，而这种体验，是他带着16件行李和两个仆从到荷兰旅行时所没有的。
6
在岛上的第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披上酒店提供的睡袍，我走到阳台上。东方出现了第一线曙光，天色是浅淡的灰蓝。一晚喧嚣过后，一切的生灵，甚至于风都似乎在沉睡，是在图书馆里的那种寂静。酒店房间往外，绵亘着的，是宽阔的海滩。视野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些椰子树，而后是宽阔的沙滩和无垠的大海。我越过阳台的低栏杆，穿行在沙滩上。大自然在这里充分展示她的柔情。似乎是要着意补偿她在别的地方的粗鲁狂暴，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并决意在且只在这里展呈她的慷慨和仁爱。椰子树提供阴凉和奶汁，沙滩上布满贝壳，沙子细腻润滑，是骄阳下饱满成熟的麦穗般金黄的颜色，还有那空气，即便在树阴下，也暖润十足，全然不同于北欧空气中的热度，脆弱不常，甚至在盛夏，空气中的温暖也总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其固执和特有的寒意。
在海边，我找了一把躺椅躺下。耳旁涛声絮语，像是一个友善的巨怪小心地从高脚酒杯里汲水时发出的声音。几只早起的海鸟带着黎明时的兴奋，在海空中疾飞。身后，从树的间隔看去，是度假房的椰纤屋顶。而呈现在眼前的是平缓的海滩，舒展着温柔的曲线，一直延伸到海湾尽头，再往后则是热带林木葱茏的群山。视野里的第一排椰子树朝着蔚蓝的大海不规则地倾斜，似乎故意伸长脖子，以更佳的角度迎向太阳，此情此景，正是我在画册上看到的情形。
然而，上面的描述并没有真切地体现我在那天早上的心境，因为我当时的心情不仅困惑，而且沮丧，全然没有当时的“此情此景”可能传寓的轻松。我也许注意到了几只海鸟带着黎明时的兴奋在海空中疾飞，但我当时的注意力为别的一些事件所分散，它们同“此情此景”既不相关也不协调，其中有在飞行途中开始发作的喉痛，担心同事可能没收到我将外出的通知，两个太阳穴发胀，以及越来越强烈的便意等等。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先前被忽视的重大事实：在不经意中，我已经到了这个岛上。
我们专注于一个地方的图片和文字描述时，往往容易忘记自我。在家时，我的眼睛反复盯住巴巴多斯岛的每一张摄影图片，并没有想到眼睛其实是和身体，以及在旅行中相伴相随的我们的心智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由于它们的在场，我们眼之所见便部分、甚至全部地失去了意义。在家中，我可以专注于酒店房间、海滩或天空的图片而忽略跟它们密切相关的复杂环境，而这些图片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更宽广、更繁杂的生活的一小部分。
我的身体和心灵是难缠的旅伴，难以欣赏这趟旅行之美。身体觉得在岛上难以入眠，抱怨天气太热、抱怨这里的苍蝇以及酒店里难以下咽的饭菜；心智呢，则感到焦虑、厌倦，还有无名的伤感，以及经济上的恐慌。
我们曾期望持久的满足感，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处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幸福感和同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感似乎一定只能是短暂的。对于敏感的心智而言，这种幸福感显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是在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我们将过去和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思绪凝合在一起，所有焦虑顿然释解；我们沉浸于周围世界，真切地感受它们。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很少能持续10分钟，在我们的意识里，新的焦虑总在生成，一如爱尔兰岛西岸的寒湿气流，每隔几天总要登岛一次。过去的胜利不再辉煌，将来的情形显得复杂不定，影响到眼前的美景，它们也变得像总在我们周围的其他景观一样，让人视而不见。
我开始发现了一种我所未曾料想到的事实：那个呆在家里郁郁寡欢的我和现在这个正在巴巴多斯岛的我之间是连续的，并无二致；而与这种连续性相对应的是风景和气候上的非连续性——在岛上，甚至这里的空气似乎都是用一种甜润的、全然不同的物质生成的。
第一天的上午10点左右，我和M躺在我们的沙滩小屋外的躺椅上。海湾的上空飘着一片似带羞涩的云朵。M戴上耳机，开始细读埃米尔·涂尔干的《论自杀》。我则环顾四周。对旁观者而言，“我”就在我躺着的地方。但实际上，“我”，这里指的是思绪中的我，已确切地离开了躯体，正焦虑着未来，特别是担心午餐费用是否已含在房费之内。两小时后，我们坐在酒店餐厅一角的餐桌旁享用着木瓜（午餐和当地消费税都包含在房费之内），那个曾离开躺椅上我的躯体的“我”又开始游离身外了，而且离开了巴巴多斯岛，到了一个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将要面对的问题工程的现场。
似乎早在几个世纪前，对于那些一直担忧未来事态的人们来说，其身上便有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进化优势。这些先辈们也许未曾很好地享受他们的经历，但至少他们生存下来了，并塑就了他们后人的性格。反观他们的兄弟，那些当初纵情和只关注当下处境的人，却落得惨死野牛角下的下场。
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回想起我们对未来近乎永恒的焦虑，因为当我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归来，最先从记忆中消失的便很可能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对“将来”（即现在）是如何的焦虑，以及我们的思绪曾如何频繁地游离于旅行地之外。对一个地方的记忆图景和对它的期待图景中都有一种纯正性：是这一地方本身让自己凸现出来。
如果在家里我还对巴巴多斯岛念念不忘，那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认真仔细且长时间地阅览巴巴多斯岛的图片。假使我在桌上摆一张巴巴多斯岛的图片，强迫自己盯着它看上25分钟，我的心智和身体也自然会游移，为许多外在于巴巴多斯岛的焦虑所纠缠；我也许会因此更真切地体验到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对我们心智的旅行的影响是如何之小。
这里出现了另一矛盾情形，只有当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去面对额外的挑战，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对此，德埃桑迪斯一定会感同身受。
7
在我们动身离开的前几天，我和M打算在岛上四处走走。我们租借了一辆小型越野车，开着它往北，到一处叫苏格兰的崎岖陡峭的山地，那是17世纪奥利佛·克伦威尔[9]流放英国天主教徒的地方。在巴巴多斯岛的最北端，我们参观了动物花洞（Animal Flower Cave），那是海浪冲击石崖，在崖表留下的许许多多的洞穴。洞穴里住满了巨大的海葵，在坑坑洼洼的石崖上铺蔓开来，当它们伸出触角时，看上去像是黄、绿色的花簇。
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往南，到达圣约翰的教区，在那里的一个林木葱茏的小山上，我们找到了一个餐馆，它位于一栋古老的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物的长廊内。餐馆的花园里长着炮弹树，还有开满花的非洲郁金香树，满树的花朵就像是倒悬的喇叭。从一页介绍词上我们获知这建筑和花园都是1745年安东尼·哈钦森爵士在此统治时建造的，造价显然非常高昂，耗费了10万磅食糖贸易之所得。沿着走廊，摆放着十张餐桌，正对着花园和大海。我和M在走廊的尽头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旁是开着叶子花的灌木丛。M点了一大份甜辣酱虾，我要了红酒海鱼片，里面放有洋葱和香草。我们谈论着殖民制度，还有在这里防晒霜（即便是最好的防晒霜）的不可思议的低效用。至于甜点，我们要了两份焦糖布丁。
甜点上来了，M的那份较大，但看上去像是曾经掉在厨房地板上然后再捡起来那样不成形状；我的一份则较小，但精致成形。餐馆服务员一走开，M便起身把她的盘子和我的盘子对换了一下。“别偷走我的甜点，”我有些生气地说。“我还以为你想要大的一份，”她回答道，一点也不给我情面。“你是想拿好的那份！”“我并不是像你那样想的，我只是想对你好而已！别这样多疑好吗？”“得了，对我好，把我的一份给我就行了！”
就这一会儿，我和M都感到了难堪，因为在那孩子气的口角背后，我们都感觉到了彼此不合、相互不信任的恐惧。
M极不友善地退回了我的甜点，只尝了两勺她的甜点，然后将盘子推到了桌子的一边。我们再也没有言语。付完账，我们便开车回酒店，车子引擎的声音掩盖了我们之间的强烈怨愤。我们不在时，酒店服务员整理了房间，床上换了干净的床单，矮柜上还摆放了花束，浴室里也放着新的大浴巾。我从浴室的毛巾架上掀了一条浴巾，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狠狠地带上落地窗门。椰子树投下舒适的阴凉，在下午的微风里，它们交叉在一起的叶子不时地重新组合，变着样式。但是，虽有如此美景，我们却无快乐可言。几小时前的甜点之争，使我对任何实际的事物和任何美的景致都不能产生快感。舒适的浴巾、花朵和迷人的风景都变得与我无涉。我的情绪无法借助美好的外在事物而变得高昂起来；相反，如此完美的天气，还有晚上即将进行的海滩烧烤，让我觉得是一种羞辱。
那天下午，空气中搀杂着眼泪、防晒霜和空调冷气的味道，我们心境凄然；它提醒我们：人类情绪受制于一种僵硬和不宽容的逻辑，若我们想象眼前的美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而忽略这种逻辑，那我们就错了。无论是赏心悦目的事物，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从中获取幸福的关键似乎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需求，诸如对理解、爱、宣泄和尊重的需求。我和M突然发现彼此承诺的恋情中充满了沟通障碍和怨愤，我们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安然享用华丽的热带花园和迷人的海滩木屋。
仅仅是一次发怒，居然让我们不再能够享受整个酒店的所有迷人之处。如果我们对这怒气的威力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们曾经误解了影响我们情绪的关键因素。在家时，我们情绪低落，诅咒气候的恶劣，抱怨建筑物的丑陋，然而，到了热带岛屿上，在湛蓝天空下有着椰纤屋顶的小木屋里，一场争论过后我们明白的却是这样一个道理——天空的状态和我们所居住的建筑物的外表决不能凭它们自身的力量保证让我们畅享快乐，或倍感凄然。
我们所进行的一些巨大的工程，诸如酒店的建造和海湾的疏浚等，同我们的一些细微和基本、却能消解这些宏伟工程留给我们的印象的心理情结形成了反差。人类文明的一切优势，竟然在我们遭遇这一次小小的争吵之后如此迅速地荡然无存！这些心理情结之难以应付，正说明了一些古代哲人的朴素且具讽刺意味的智慧：他们主动抛却浮华和俗世纠缠，住进小泥屋，甚至木桶里，并坚持认为构成幸福的关键因素并非是物质的或审美的，而永远是心理上的。薄暮时分，在海滩烧烤的火光所映照不到的暗处，我和M言归于好，这时，丰盛的烧烤晚宴相对我们当时的幸福而言，已经太不重要了！这也许再真切不过地印证了上述古代哲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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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荷兰之行和未成行的英国之旅，德埃桑迪斯再也没有打算过到国外旅行。他就呆在他的小别墅里，让自己置身于各式各样的事物之中，这些东西让他很容易就享受旅行的精髓。他在墙上挂着各种彩色图片，上面标示着外国的城市、博物馆、酒店和开往瓦尔帕莱索或普赖特河的班轮，俨然是旅行社的宣传橱窗。在他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框框条条，都是大的船运公司的班轮时刻表。他在一个水缸里养了些水草，还买来一只小帆船，一些船用的索具以及小的海员模型……藉着它们，他能体验到远航的最大乐趣，却免去了航海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不适。德埃桑迪斯用于斯曼的话表述自己的结论：“想象能使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变得远比其本身丰富多彩。”在任何地方，实际的经历往往是，我们所想见到的总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现实场景中变得平庸和黯淡，因为我们焦虑将来而不能专注于现在，而且我们对美的欣赏还受制于复杂的物质需要和心理欲求。
我还是抛开了德埃桑迪斯的干扰而出外旅行。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也和他一样，觉得最好的旅行莫过于呆在家里，一边悠闲地翻着英国航空公司用圣经纸印刷的世界航班时刻表，一边在想象的国度里飞翔、遨游。
Ⅱ 旅行中的特定场所 On Travelling Places
1
在伦敦通往曼彻斯特的高速公路旁，有一家用红砖搭建的加油站。加油站只有一层高，有玻璃橱窗，从那里可以俯瞰下方的高速公路，以及路旁单调的平坦无垠的原野。加油站的前院悬着一幅巨大的塑胶广告旗帜。上面的内容是一只煎鸡蛋、两根香肠和成堆的烤菜豆。它招揽来过路的司机，也吸引了邻近田野里的一群羊。
我是在傍晚时分到达这家加油站的。西边，天空正布满红霞。加油站的一边是一排景观树，在过往车辆持续低闷的噪音里，还能听到树丛里的鸟鸣。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孤独地看车窗外天边的云起云聚；看路旁草坡外市镇里的灯火闪烁，看公路大桥和车窗外超前的大车小车的匆促背影……车厢里的空调机制冷时，总发出连续不断的噼哒声，像是有回形针不停地落在引擎罩上。下车时，我已觉昏眩。我的感官也需要调整，重新适应脚下坚实的土地，习惯拂面的微风和夜即将来临时似有若无的天籁。
餐馆里灯火通明，有些太过暖热。墙上挂着咖啡杯、糕点和汉堡包的巨幅照片。一位女招待在给自动饮料售卖机添加饮料。我拿了一只托盘，沿着金属台面滑过去，买了一块巧克力和一份橙汁，在餐馆全是玻璃窗的那一边找了位子坐下来。大块的窗玻璃被带状的米色油灰所固定，油灰湿湿的、粘粘的，我都禁不住想用指甲去抠它。窗外，草坡往下，一直伸延到高速公路边。隔着窗玻璃看过去，6个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车辆无声疾驰，车流优雅而对称，在渐浓的夜色里，每辆车的车型和颜色已不可辨，只能看见由红、白两色钻石般闪亮的车灯串成的彩带朝着相反的方向，伸展到无尽远处。
加油站里的顾客并不多。一位女士正悠闲地转动茶杯里的茶叶袋。一位男士和两个小女孩在吃汉堡包。一位年纪稍长蓄着胡须的男人在做填字游戏。没有人交谈。整个的氛围让人易于冥想，也会略觉伤感——只有隐隐约约的吹奏管乐的轻快节奏和柜台上一张照片里正要张口咬一块熏肉三明治的女人靓丽的微笑，让人稍觉轻松。餐厅正中央的天花板下悬着一只纸板箱，伴着空调出风口送出的微风不安分地晃动。纸板箱上写着餐馆的促销广告——买任何一种热狗即可获得免费的葱油圈。纸板箱形状奇怪，还倒置着，看来这并非完全是餐厅主管所设想的形状，一如罗马帝国偏远国土上的那些里程碑石，其形状背离了帝国中心标准的设计规范。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加油站的建构很糟糕。整个餐厅里都能闻到一股燃油味，还有地板清洁剂中柠檬香精的气味。餐厅提供的食物油腻腻的，餐桌上有星星点点已发干的番茄酱，这是早已离开的旅客留下的纪念。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远离喧嚣、孑然独立在高速公路一旁高地上的加油站，还是有些诗意的。它的情状让我联想到别的一些同样能让人意外地发现诗意的地方，如机场大楼、港口、火车站和小旅馆等等；它也使我联想到一位19世纪作家和一位20世纪的画家的作品，这位19世纪的作家对人类较少注意到的旅行地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感知能力，受其启发，那位20世纪的画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
2
查尔斯·波德莱尔[10]于1821年生于巴黎。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愿呆在家里。5岁时，父亲死了。1年后，他母亲再度结婚，对于继父波德莱尔没有好感。他被送到多所寄宿学校读书。由于不守校规，他一再地被这些寄宿学校逐出校门。长大后，他发现自己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格格不入。他和母亲、继父争吵，穿剧台上才使用的黑色斗篷，在自己的卧室里挂满德拉克洛瓦[11]的名画《哈姆莱特》的平版复制品。在日记中，他抱怨自己深受折磨，其根源之一是“一种可怕的病魔——对家的恐惧”，其次则是“幼年便有的孤独感。尽管有家人，特别是有学校里的朋友，一种注定终生孤独的宿命感总也挥之不去”。
他梦想着能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大陆上，让他彻底忘却“平常的生活”——这是一个让他发怵的字眼。他梦想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去，到《旅行的邀约》中的对偶诗句描述的神奇之所去，那里一切充满“秩序、美丽/华贵，静谧和活色生香”。然而，他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告别北部法国的阴沉的天空，结果是沮丧而归。他动身离开法国，其目的地是印度。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他乘坐的船遭遇了海上风暴的打击，停靠毛里求斯检修。毛里求斯岛林木葱翠，环岛都是热带棕榈树，这正是波德莱尔曾经梦想一游的地方。但糟糕的是，他始终不能摆脱一种伤感和无精打采的状态，因而对未竟之旅产生怀疑，认为即便是到了印度，情形也不会更好。于是置船长的一再劝说于不顾，他坚持返航回到法国。
这段旅行使他终其一生对旅行又爱又恨。在《旅程》中，他充满讽刺意味地想象从远方归来的旅行者的叙述：
我们看见星星，
波涛；我们也看到了沙滩；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突如其来的灾难，
就像在这里，我们总觉厌烦。
尽管如此，他还是盼着能出外旅行，也觉察到旅行对自己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结束毛里求斯之旅回巴黎后不久，他便梦想着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现实的生活就像是一家医院，每个人都疲于更换自己的病床。有人喜欢靠近暖气片的病床，有人喜欢靠窗。”好在他并不因为自己是这众多病人中的一个而感羞愧：“对我而言，我总是希望自己在一个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地方去永远是我满心欢喜的事情。”波德莱尔有时梦想着旅行到里斯本，那里气候温暖，他会像蜥蜴一样，躺在太阳下便能获得力量。里斯本是个水、大理石及光的都市，让人自在从容，敏于思索。然而，对葡萄牙的幻想还未及完结，他又想，也许在荷兰，他会更快乐。接下来，他马上又想为什么不是去爪哇，波罗的海？甚至为什么不是北极，在那里，他可以在极夜的黑暗里观察彗星是如何划过北极的天空！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正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正如他最后总结的那样：“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
波德莱尔看重对旅行的幻想，认为这是一种标记，代表高贵的追索者的灵魂，对此类追索者，他称之为“诗人”：他们从不满足于故乡的所见所闻，尽管他们清楚他乡也并非尽善尽美；他们情绪多变，时而希望满怀，看待世界如孩童般理想；时而绝望无从，愤世悲观。像朝圣的基督徒，诗人注定生活在一个陷落了的世界里，但同时，他们又不肯认同一种变通的、较少妥协的世界。
同这些观点相反，在波德莱尔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他都为港口、码头、火车站、火车、轮船以及酒店房间所吸引；那些旅程中不断变换的场所让他觉得比家里更自在。一旦感受到巴黎的压抑，觉得巴黎的生活似乎“单调狭窄”，他就会离开，“因为想离开而离开”，旅行到一个港口或火车站，在那里，他能听到内心的呐喊：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
在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中，T·S·艾略特指出波德莱尔是19世纪展示现代旅游地和现代交通工具之美感的第一位艺术家。艾略特写道：“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浪漫乡愁。”这包括：“告别之诗和候车室之诗。”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加油站之诗”和“机场”之诗。
3
在家不开心的时候，我常搭上去希思罗机场的火车或机场巴士。在机场2号大楼的观光走廊上，或者从机场北面跑道一侧的万丽酒店的顶楼，我观看飞机连续不断地在机场起降，十分畅意。
1859年对波德莱尔是艰难的一年，在经历了《恶之花》的审判过后，他和情人詹妮·杜瓦尔的关系又宣告破裂。他于是到母亲的家乡——翁弗勒尔看望她。他在翁弗勒尔待了两个月，常在码头边找一个椅子坐下，看各种船只停靠、起航。“那些高大壮观的轮船，平稳地停在止水上；还有那些看似充满梦幻和闲适的轮船，它们难道不是在对我们无声耳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快乐之旅？”
从机场的09L/27R区（就是飞行员所熟悉的北跑道）附近的停车场看去，天空中的波音747飞机起初只是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点，似流星坠向地球。波音747已在空中飞行了12小时。它是拂晓时分从新加坡起飞，飞越了孟加拉湾、德里、阿富汗沙漠和里海，接着，它飞越罗马尼亚、捷克、德国南部，然后开始平缓降落。降落过程非常平缓，以致很少有乘客感觉到在飞越荷兰附近灰棕色、波浪翻滚的海面上空时飞机引擎细微的变化。接着飞机沿着泰晤士河飞过伦敦上空，再往北，到哈默史密斯附近，飞机机翼上的阻力板开始展开。飞机开始在阿克斯布里奇上空盘旋，最后在斯劳的上空，调直方向，对准跑道。从地面看去，白点慢慢变大，成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巨大的机翼下悬着的四只引擎像是它的耳环。在细雨中，飞机缓缓而近乎庄严地迫近机场，机身后成团的雨雾凝结，像是它拖曳的面纱。飞机的下方便是斯劳的郊区。时间是下午3时。在独立的别墅里，有人正在给水壶灌水。客厅里，电视机正开着，但声音关掉了。墙上有红色和绿色的光影移动。这就是平常的生活。而在其上方，是一架几小时前还在飞越里海的飞机。从里海到斯劳，飞机是尘世的一种象征，带着它飞越过所有地方的风尘；它永不停歇的飞行给人们以想象的力量，藉此消解心中的沉滞和幽闭感。还是在早晨，飞机在马来半岛——一个让人联想到番石榴和檀香木的气息的地方——的上空飞行，而现在，在如此长时间地脱离地面之后，在离地仅数米的上空，飞机似乎已趋静止，它的鼻子向上，像是在稍作歇息，然后，它的16个后轮接触到柏油跑道，掀起一阵烟尘，充分显示了其速度和重量。
在一条平行的跑道上，一架A340正起飞开往纽约。在斯泰恩斯水库的上空，飞机收起了阻力板和机底的轮子，因为在接下来的8小时穿云越海的飞行时间、3000英里的飞行距离里，飞机用不上它们，直到飞行至长滩一排排白色长条板平房的上方，飞机准备降落时才再度用得上它们。从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排出的热雾里，可以看见别的整装待发的飞机。放眼整个机场，到处可见正在移动的飞机，在灰色的地平线的陪衬下，它们多彩的后翼如同帆船赛场上林立的船帆。
机场3号候机厅的背面，沿着其由玻璃和钢架结构建成的外墙，停着4架巨型客机。从机身上的标志判断，可知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加拿大、巴西、巴基斯坦和韩国。在起飞前的几个小时里，它们机翼的间隔才不过几米，但随后，它们将开始各自的旅程，迎着平流层的风飞向各自的目的地。同船泊靠码头时的情形相似，飞机降落后，一场优美的舞蹈也就开始了。卡车溜到机腹下方；黑色的油管牢牢地接到机翼上；机场舷梯的方形橡胶接口连到机舱出口；货舱门打开了，卸下有些磨损的铝制货箱，货箱里装载的可能是几天前还悬挂在热带果树枝头的水果，或者是几天前还生长在高原峡谷里的蔬菜；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飞机的一个引擎旁架好了梯子，他们打开引擎罩，里面全是复杂的电线和钢管；毛毯和枕头从前舱卸下了飞机；乘客们开始走下飞机，对他们而言，这个普通的英国的下午将会有些超自然的意味。
在机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莫过于机场大厅天花板下悬着的一排排电视屏，上面显示着进出港的飞机航班的情况；这些显示屏，不曾有美感上的考量，放在整齐划一的罩盒里，屏上显示的文字版式呆滞乏味，却能使人兴奋，触发想象力。东京、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华沙、西雅图、里约热内卢。这些显示屏能引发人们诗意的共鸣，一如詹姆斯·乔伊斯[12]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不仅明晰地记录了小说《尤利西斯》的写作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隐藏在这一行文字背后大都会精神的象征。源于这些显示屏的，是持续不断的召唤，有时还伴随有电视屏上光标不安分的闪烁，似乎在昭示，我们既有的生活多么容易被改变：假设我们走过一条通道，登上飞机，那么数小时后，我们将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下午3点，正是我们困乏和绝望之际，如果我们能摆脱困乏和绝望的掌控，并坚信总会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飞向某一个地方，就像是波德莱尔所谓的“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或者是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那该是多么快意的事情！
4
波德莱尔羡慕的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如车站、码头、机场等地方，他也羡慕那些交通工具，特别是海上行驶的轮船。他曾写道：“凝视一艘船，你会发现它散发出深邃、神秘的魅力。”他到巴黎的圣尼古拉斯港观看平底船，到鲁昂和诺曼底的港口观看更大的船只。他惊讶于和这些船只相关联的科技成就，它们竟能使如此笨重复杂的船体协调合作，优美地穿行海上。一艘巨轮让他想起“一个庞大、复杂却又灵活机敏的动物，它充满活力，承载着人类所有的嗟叹和梦想”。
在观看一架较大型的飞机时也会有同样的感想：飞机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动物，尽管机身庞大，尽管低层大气一片混沌，它却仍能找准自己的航向，穿越苍穹。一架飞机停靠在一个登机口，相形之下，它周围的行李车和检修工是如此的渺小。看见如此场景，人们会抛开所有的科学解释发出惊叹：如此庞大的飞机如何能移动，哪怕只是移动几米，遑论飞到日本！楼房，也算是人类所能建造的少数可与之相比的庞然大物之一，但地球的轻微震动便可能使它们四分五裂，它们透风渗水，强风下，还会遭受损坏，比不得飞机的灵活和泰然。
生活中很少有什么时刻能像飞机起飞升空时那样让人释然。飞机先是静静地停在机场跑道的一头，从机舱的玻璃窗看出去，是一长串熟悉的景观：公路、储油罐、草地和有着古铜色窗户的酒店；还有我们早已熟知的大地，在地上，即便是借助小汽车，我们的行进仍然缓慢；在地上，人和汽车正费力向山顶爬行；在地面上，每隔半英里左右，总会有一排树或建筑挡住我们的视线……而现在，随着飞机引擎的正常轰鸣（走廊的玻璃只有点轻微的颤动），我们突然平稳地升上了天空，眼前展现的是直视无碍的广阔视野。在陆地上我们得花上整个下午才能走完的旅程，在飞机上，只要眼珠微微转动便可一扫而过：我们可以穿过伯克郡，参观梅登黑德，在布拉克内尔兜圈子，俯视M4高速公路。
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
这种视野上新的优势使陆地上的景观整饬有序，一目了然：公路弯曲，绕过山头；河流延伸，通向湖泊；电缆塔从发电厂一直架设到各个城镇；那些在陆地上看上去布局混乱的街道，现在看来似乎是精心规划的条格布局。我们的眼睛试图把此刻所见与先前的认知连结在一起，像是用一种新的语言来解读一本熟悉的书。那些灯火所在之处一定是纽伯里，那条道路一定是A33，因为它是从M4高速公路分出来的。照此思路，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狭隘，就像井底之蛙：我们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但我们几乎从未像老鹰和上帝那样睹其全貌。
飞机引擎似乎毫不费力便将我们带到高空。悬在高空，周围是难以想象的寒冷，这些飞机引擎用一种我们看不到的方式持久地驱动飞机，在它们内侧表层上，用红色字母印出的是它们惟一的请求，要求我们不要在引擎上行走，要求我们只给它们添加D50TFI-S4号油，这些请求是给四千英里外还在睡梦中的一帮穿着工作服的人的信息。
身处高空，可以看见很多的云，但对此人们似乎谈论不多。在某处海洋的上空，我们飞过一大片像是棉花糖似的白色云岛，对此，没有人觉得这值得大惊小怪，尽管在弗兰西斯卡[13]的绘画作品中，这云岛可以是天使，甚至是上帝的一个绝佳的座位。机舱内，没有人起身煞有其事地宣布说，从窗户看出去，我们正在云海上飞行；而对达·芬奇[14]、普桑[15]、克劳德·洛兰[16]和康斯特布尔[17]等人而言，这景致恐怕会让他们留恋。
飞机上的食物，如果是坐在厨房里享用，可以说是毫无特色，甚至让人倒胃，但现在，因为面对的是云海，这些食品却有了不同的滋味和情趣（一如坐在海边峭壁之巅，一边看惊涛拍岸，一边野炊，这时吃哪怕是普通的面包和奶酪也会让人神采高扬）。仅依赖飞行中的小餐板，在原本毫无家的情趣的机舱内我们感觉到了如家的自在：我们吃的是冷面包卷和一小盘土豆色拉，赏的是星际美景。
细看之下，我们发觉机舱外陪伴着我们的云朵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情形。在一些油画作品中，或者是从地面上看去，这些云朵看上去是平平的椭圆体，但从飞机上看去，它们像是由剃须泡沫层层堆砌而成的巨型方尖塔。它们和水气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更容易散发，更加变幻无常，因而更像是刚刚爆炸的东西所产生的尘雾，仍然在变异之中。人们至今还在困惑，为什么不可以坐在一团云上。
波德莱尔清楚如何表达对这些云朵的喜爱。
陌生人
告诉我，你这个神秘的人，你说说你最爱谁呢？父亲还是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哦……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那朋友呢？
这……您说出了一个我至今还一无所知的词儿。
祖国呢？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美人呢？
如果她真的美若天仙，长生不老，我会很爱她，全心全意。
金钱呢？
我恨它，就像你恨上帝一样。
那么，你究竟爱什么呀？你这个不同寻常的陌生人！
我爱云……过往的浮云……那边……那边……美妙的云！
云朵带来的是一种宁静。在我们的下面，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也许我们早已参透了这样的真谛，但现在，我们倚着飞机冰凉的舷窗，这种感觉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切——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位渊博的哲学老师，是听从波德莱尔的召唤的信徒：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
5
除了高速公路，没有任何别的道路能通到加油站，连步行的小径也没有。加油站孑然独立，它似乎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间，而是属于一种第三空间，即旅行者的领地，就像是独立于海角的灯塔。
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给餐厅以孤单疏离的氛围。灯光有些冷漠，衬出苍白和斑斑渍迹。桌椅颜色鲜艳得予人优雅的感觉，像是假笑的脸上强挤出的欢欣。餐厅里无人交谈，无人表现出丝毫的好奇，无人回应你的感受。无论是在吧台，还是在离开并走进黑暗时，我们彼此擦肩而过，投向对方的都是空洞无神的一瞥。我们坐在那里，视他者若岩石。
我坐在餐厅一隅，吃着巧克力条，偶尔喝一口橙汁。孤独，是我此时的心境，然而，这一次，孤单是如此的温柔，竟然让我欣悦，因为此时的孤独不是那种置身于欢笑和群闹中，让我意识到心境和环境之反差并觉得痛苦的那种孤独；它源于陌生的人群，在这里大家都明白，沟通的障碍客观存在，对爱的渴求也难以实现，而这里的建筑和灯光无疑也凸现了此时孤独的氛围。
这种孤独的心境让我想到爱德华·霍珀[18]的画作：这些画作描绘的景物苍凉，但画作本身看上去却不显苍凉，而是让观者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忧伤，引发共鸣，因而减轻内心之苦痛，摆脱烦恼的纠缠。也许，心境悲伤时，最好的解药便是阅读伤感的书籍，而当我们觉得周遭无爱可系无情相牵的时候，我们最应当驱车前行的地方便是某一个偏远独立的加油站。
1906年，霍珀24岁，他前往巴黎，并在巴黎发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从那以后，波德莱尔的诗作便成了他终生诵读的对象。我们不难理解他对波德莱尔的迷恋：他们对孤独、都市生活、现代社会，以及他们对夜的宁静和旅行过的地方持有相同的看法。1925年，霍珀买了一辆二手道奇车，这是他一生中买的第一辆车，然后，从他在纽约的家一直开到新墨西哥。这之后，他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外旅行，不管是在路途中、旅店房间里、汽车后座上，还是在户外和餐厅里，他都留下了大量素描或油画作品。1941至1955年间，他5次穿越美国。他住过西佳、戴尔·哈文、阿拉莫·普拉扎和蓝顶等旅店或汽车旅馆。路边写有“空房，配电视、有独立洗澡间”的霓虹广告牌一闪一烁，常常会吸引他；铺有薄床垫和干爽床单的床，正对着停车场或一块块修剪平整的草地的大窗台；很晚入住却又一大早离开的旅客留下的一丝神秘，接待柜台摆放的当地景点的宣传册子，以及停放在静静的过道上堆满物品的酒店房间整理车等等，这一切都吸引着他。至于每日饭食，霍珀常在各种牛排、热狗快餐店解决。经过有美孚、标准石油、海湾、蓝太阳等标志的加油站时，他也会给车子加油。
而且，霍珀往往在这些人们忽略甚至不屑一顾的地方发现了诗意，如汽车旅馆之诗和公路旁小餐馆之诗。他的画作（以及和作品内容相一致的标题）表明他对旅行中的五种地方有着持久的兴趣：
1.旅馆
旅馆房间，1931
旅馆大堂，1943
旅客休息室，1945
铁路旁的旅馆，1952
旅馆的窗户，1956
西部汽车旅馆，1957
2.公路和加油站
缅因州的公路，1914
加油站，1940
东哈姆，第六大道，1941
荒僻之地，1944
四车道公路，1956
3.小餐馆和自助餐厅
自动贩卖店，1927
自助餐厅里的阳光，1958
4.从火车上看到的景观
铁道旁的房子，1925
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1931
铁路路堤，1932
驶向波士顿，1936
驶近一座城市，1946
公路和树，1962
5.火车内和全部车辆的景观
在电动火车上的一夜，1920
火车头，1925
293号车厢C舱，1938
宾夕法尼亚的拂晓，1942
豪华列车，1965
所有这些作品中，孤独是最常出现的主题。霍珀作品中的人物通常看起来都远离家乡；他们孤单地坐着或站着，在旅店床边上读着一封信，或在酒吧独饮；他们在行驶的列车上凝视窗外，或在旅店大堂捧书默读。看上去他们多愁善感，若有所思。他们也许刚刚离开了某个人，或是刚被某人所离弃；他们漂泊四方，居无定所，寻找工作、性和友伴。往往是在夜晚，窗外漆黑一片，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置身开阔的乡村原野或面对一个陌生城市时的恐惧。
在《自动贩卖店》中，一位女士独坐，喝着一杯咖啡。夜深了，从她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大衣看，外面很冷。用餐室看起来很大，空而亮。餐室的布置都比较实用，摆着石面餐桌，结实耐用的黑木椅子，墙壁刷得很白。画中的女士看上去并不习惯一个人坐在一个公共场合，显得有些不自在，还略带不安，似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观者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象关于她的故事，故事可能同背叛和失落相关。她把咖啡杯送到唇边，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这也许是美国北部某个大城市，时间大约是2月的某个晚上，11点。
《自动贩卖店》这幅作品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淡淡的哀愁——但它并不是一幅悲情画。同伟大而伤感的音乐作品一样，《自动贩卖店》有其感人的力量。尽管这家店陈设简单，但它本身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舒服。餐室里也许还有别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独坐，喝着咖啡，陷入沉思，和画中的女士一样，同自己所在的社会保持着距离：这是一种常见的隔阂感，对任何独处者，这种感觉有助于减轻他们在孤独状态中的压抑感。在公路旁的小餐馆、午夜时分的自助餐厅、旅店的大堂和火车站的咖啡馆，我们可能不太能感觉到那种在偏僻的公共场所油然而生的孤独和疏离感，反倒重新发现一种同周围人群的强烈认同。家庭气息的缺失、明亮的灯光和毫无特色的陈设把我们从种种所谓家的舒适中解脱出来。同家里挂着相框和贴着墙纸的客厅相比，在这些地方，我们更容易摆脱心中的感伤——这种近乎避难所的装饰更能让我们放松。
霍珀试图让我们同画中独品孤独的女士产生共鸣。她看上去高贵大方，但也许太容易相信别人，过于天真，她似乎在生活中着着实实地碰了一次壁。霍珀让我们将心比心，设想她的处境。霍珀作品中的人物并不反感家本身，只是家似乎以各种各样不容辩驳的方式背叛了他们，这才迫使他们离家出走，步入夜的孤独或漂泊在路上。对那些因为高尚的原因而不能在现实世界里寻找到家园的人，以及那些波德莱尔可能冠以“诗人”称号的人来说，全天候开放的小餐馆、火车站的候车室和汽车旅馆便是他们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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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汽车沿着盘旋的公路穿行于大片森林之中。车头灯的强光，不时射在路旁大片的草地和路旁的树干上，以至于每块树皮和每根草茎的形貌都清晰可辨。在森林里，车灯的光线惨白、强烈，似乎更适用于医院病房。汽车绕过弯，车灯照在似在昏睡的路面上，这些草地和树干又没入一片黑暗中。
一路上很少见到别的车辆，偶尔碰到的，也是迎面来的，亮着车灯，像是在逃离其身后夜的黑暗。车内昏暗，仪表板发出紫色的光。突然，在前方一块空阔地上出现一片亮光——是一个加油站。这是这条公路驶入这最茂密也是最大的一片森林之前的最后一个加油站，再往前方，一切都将落入黑夜的掌心——这就是油画《加油站》所表现的场景。加油站的管理员离开了房间，在油泵前检查汽油存量。房间内温暖明亮，灯光强烈，一如正午的煦阳正撒满室外的大院。室内也许还有一只收音机在开着。管理室靠墙处，除了有糖点、杂志、地图和车用窗帘，也许还整齐地摆着一排油桶。
和13年前创作的《自动贩卖店》一样，《加油站》表现的也是一种孤独：一座加油站独立于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在霍珀的画笔下，这种孤独同样呈现得强烈深刻且令人神往。画布右边像雾一样开始蔓延的黑暗同加油站形成鲜明对照，黑暗是恐惧的信使，而加油站是安全的象征。夜幕降临之际，在这处在原始森林边缘的人类最后的一个驻足点，应该比白天的城市更容易让人生出亲近的感觉。咖啡机和杂志，作为人类小小的欲望和虚荣的象征，对应着加油站外宽阔无垠的非人类的世界和绵亘数英里的森林，而在这森林里，不时还可以听见熊和狐狸脚下树枝的断裂声。画作给人的暗示可谓意味深长：在一份杂志的封面上，用鲜亮的粉红色突出着今年夏天流行紫色指甲油的信息；咖啡机对我们发出无声的呼唤：正在播散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的芳香。在这公路即将进入无边森林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发现自己同他人之间的共通性远远超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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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珀对火车也有兴趣。他很喜欢坐在人很少的车厢里驶过原野的那种感觉：车厢里一片沉寂，只听见车轮有节奏地敲打铁轨的声音；这有节奏的敲击声和窗外飘逝的风景把人带入一种梦幻之中，我们似乎出离了自己的身体而深入一种常态下我们不可能涉及的地带，在那里，各种思绪和诸般记忆错杂纠缠。油画《293号车厢C舱》中的女士正在读着她手中的书，时而打量车舱内的布置，时而观看车窗外的风景，她现在的思绪大概就处于上面所说及的那种梦幻般的状态。
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深进。我们倘若被迫去讲出一个笑话或模仿一种口音，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同理，如果只是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当我们脑子在思索的同时还有别的驱遣，如听音乐或让目光追随一排林木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其实是得到了改善。当我们注意到意识已遭遇困境，这种困境又会阻碍各种记忆、渴望、内省或创见的出现，并希望我们的思索程式化、客观化，我们脑子中的那些紧张、挑剔和讲求实际的想法就可能迫使我们中止思考。而这时，我们听到的音乐或看见的风景便正好能够分散我们脑子里紧张、挑剔和讲求实际的想法，让思考继续和深入。
在各种交通方式中，火车也许最益于思考：同轮船和飞机比较，坐在火车上，我们决不会担心窗外的风景可能会单调乏味；其速度适中，既不会太慢而让我们失去耐性，也不会太快而让我们无法辨认窗外的景观。在行进过程中，火车能让我们瞥见一些私人空间，譬如说，我们可能刚刚看见一位女士正从厨房的餐台上拿起杯子，紧接着看见一个露台，露台上正睡着一位先生，再接下来，看见公园里一个小孩正在接一只球，至于抛球的人我们却看不见……这些私人空间，虽是短短的一瞥，却给人遐思。
在一次旅行中，火车行进在平坦的原野上，我的思绪差不多完全放松下来。我想到了父亲的死，想到了我正在写作的关于司汤达的论文，还想起了两个朋友间的猜忌。每次只要我的思考遇上死结，脑海一片空白，我就会把目光转移到车窗之外，让视线锁住一个目标，然后跟住它一会儿，直至新的想法开始成形，并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形下将思绪厘清。
在长时间的火车梦幻的最后阶段，我们会感觉自己返归本真——亦即开始清楚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情感和观念。我们并非一定得在家里才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自我。在家时，家庭装饰会阻挠我们的改变，因为它们并没有改变；家居生活的模式也让我们维持着日常形象，而这形象，可能并非我们的本我形象。
旅馆的房间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定势思维的机会。躺在旅馆的床上，室内极静，偶尔听到酒店内电梯快速上下所发出的声响，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忘却到达之前的一切劳顿，任思绪驰骋，品味自己曾拥有的辉煌和曾遭遇过的落寞。面盆边用纸包着的小肥皂，小吧台上陈列的小瓶包装的酒，承诺整晚提供送餐服务的菜单，以及25楼下平静而又有些骚动的陌生城市的夜景等等，这全然陌生的环境能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高度来省察我们的生活。这高度，是我们在家中，为日常琐事所烦扰时所不能达到的。
夜半，旅馆的便条纸成了接受灵光乍现的思想的工具。早餐的菜单（“请在凌晨3点前挂到房门外”）正搁在房间的地上，尚未填写，一起在地上的还有一张问候卡，上面记录着接下来一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旅馆管理层的晚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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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19]曾指出，旅行，或者那种漫无目的的漂泊的过程，其价值在于它们能让我们体验情感上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那时候出现了一种现象，外来的旅行者似乎比当地人道德高尚：
18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和城市》
如果我们在加油站，还有汽车旅馆等地方发现了生活的诗意，如果我们为机场和火车车厢所吸引，其原因也许是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偏僻孤立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场景，使我们能暂时摆脱因循僵滞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改易的种种自私的安逸、种种陋习和拘囿，不管它们在设计上是如何的不完美、不舒适，在色彩上是如何的不含蓄，在灯光上是如何的不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