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筚路蓝缕”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是荆、竹、树枝之类；路，同“辂”，就是大车。筚路，是用荆竹树枝编制成的大车，或者叫做柴车；蓝缕，即“褴褛”，破烂的衣服。启，就是开。意思是就地取材制成车子，穿着破衣服，去开发荒山野林，即艰苦创业的意思。
楚国原本是江、汉、沮、漳间的一个南夷小国，不受人重视。周成王时，周王室为赏赐开国功臣的后代而分封诸侯。当时分封的诸侯等级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号，楚国的立国始祖熊绎被封为第四等爵号，称为楚子，居住在荆山一带，国都设在丹阳。周成王分封诸侯以后，在岐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盟会诸侯。楚子熊绎异常高兴，因为这是楚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诸侯身份出席朝廷召开的盟会，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按期赴会。
在举行盟会仪式之前，诸侯们均散坐会场四旁。熊绎见会场布置得整肃庄严，祭品丰盛，热闹非常，心中十分得意。顷刻，一位大臣逐一请各诸侯入席，各诸侯依次就座完毕，熊绎不见点到自己，心中着急起来。正在这时，另一个大臣拢来，对他说：“请速同东夷鲜牟国君到会场上安放蓍草（祭神用的香草）、木牌（用以标明天子和诸侯席次），然后再去看守大庭前的火炬。”熊绎一听，以为是大臣找错了人，连忙自我介绍说：“我是楚国诸侯啊！应该……”大臣没等他讲完就笑着说：“哈，哈，哈，我知道你是楚子，今日侯伯以上方可入席，你小小楚子，又是蛮夷之族，何以入席？这是天子之命，不得违抗，去吧！”熊绎的肺都要气炸了，但在如此场合，不敢发作，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从。
归来后，他发愤图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带领楚人在自然条件很差的荆山垦地。同时，用桃木做的弓，枣木做的箭向周王室进贡。楚人就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迈出了奋发创业的第一步。熊绎之后，楚国的几代国君继承先祖“筚路蓝缕”的精神，发扬光大，奋力开拓，将长江、汉江、沮水、漳水之间的地域牢牢控制在手中。《左传》记载：“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荆门地域成为楚国的核心地区。
经过数百年的艰苦奋斗，在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土不断扩大，财富日益增多，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后来居上，春秋中期就问鼎中原，成为诸侯霸主。及至战国时期，灭国六十余，疆域随之席卷半个南中国，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声势煊赫的东方第一大国。楚文化更是被推向辉煌和极致，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楚国历经数代人的奋力开拓，终于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楚人之所以能变弱小为强大、变落后为先进，创造出博大精深、风格独具的楚文化，“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楚国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而闻名于世的民族。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可以说是耸立于中华民族史上不畏艰辛、艰苦创业的一座丰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弘扬了“筚路蓝缕”这一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近7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靠什么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继续发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精神，倡导敬业创业精神，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排除万难，一鼓作气，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毁家纾难
“毁家纾难”出自《左传·鲁庄公三十年》：“秋，申公鬬班杀子元，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指不惜捐献所有家产，牺牲自我，帮助国家减轻困难、解救国难的行为。其近义词有精忠报国、舍身为国，反义词有损公肥私、自私自利。
公元前677年，楚文王熊赀因病去世，太子熊僖继承王位，任命文王的弟弟子元担任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元自恃掌握了兵权，根本不把熊僖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公元前665年，子元为了取悦楚文王的遗孀息妫，轻妄地对邻国（郑国）发动战争，但却无功而返。子元为非作歹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公愤。申公调集军队包围王宫，经过惨烈的战斗，将子元绳之以法。
子元死后，斗谷於菟被任为令尹。当时，国家贫弱，郢都的民房几乎都被战火烧毁了，到处是一片狼藉，百姓流离失所，境况十分凄惨。子文毅然决定毁家纾难，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捐献出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的这一举动使当时动荡不安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后来，“毁家纾难”这一典故，用来表示倾尽家产以解救国难。这个词背后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并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内在的优良品质，支撑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爱国主义是一种心与心的凝聚，一种伟大力量的凝聚，一种伟大情感的凝聚，是对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民族所怀有的深沉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千锤百炼，无数次的激发，最终能被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所认同，升华为爱国意识，因而它又是一种道德力量，它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历过无数次抵御外侮的斗争，有多少民族英雄，志士仁人，毁家纾难，克服重重困难，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保卫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骠骑将军霍去病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豪情，率领八百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漠北之战，封狼居胥，大捷而归。
爱国诗人陆游将自己对国家深沉的爱化作经典诗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给后人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
碧血丹心文天祥将自己满腔爱国情怀全部浓缩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之中，至死不渝。
……
他们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理应得到全体中华儿女由衷的敬仰、永远的铭记。
然而，在当今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一些有政治谋算的人在敌对势力的扇动和支持下，质疑爱国主义，抹黑我们的民族英雄，提出“爱国不等于爱党、爱政府”“爱国主义不是终极真理，爱人民才是终极真理”等论调，人为地制造国家与党、政府、人民的对立，以此歪曲爱国主义。却不曾想过当“非典”、雪灾、洪灾、地震来临时，除了党、政府、军队，我们还能依靠谁？我们还能与谁同呼吸共命运？
国家是保卫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国破而民生凋敝的教训！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多少国破家亡的悲惨事件！
中国之大，历史之长，唯有强大的爱国主义，才能保障其不断、不裂、不毁。
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最早出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一下子做出惊人的成绩。近义词：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一步登天。
该成语源于楚庄王励精图治，振兴楚国，成就霸业的故事。
公元前613年，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新即位，做了国君。晋国趁这个机会，把几个一向归附楚国的国家拉了过去，订立盟约。楚国的大臣们很不服气，纷纷向楚庄王提出要出兵争霸权。
无奈楚庄王不听那一套，白天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什么国家大事，全不放在心上，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三年。他知道大臣们对他的作为很不满意，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谁要是敢劝谏，就判谁的死罪。
有个名叫伍举的大臣，实在看不过去，决心去见楚庄王。楚庄王正在寻欢作乐，听到伍举要见他，就把伍举召到面前，问：“你来干什么？”
伍举说：“有人让我猜个谜儿，我猜不着。大王是个聪明人，请您猜猜吧。”楚庄王听说要他猜谜，觉得怪有意思，就笑着说：“你说出来听听。”伍举说：“楚国山上，有一只大鸟，身披五彩，样子挺神气。可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心里明白伍举说的是谁，于是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这种鸟，不飞则已，一飞将要冲天；不鸣则已，一鸣将要惊人。你去吧，我已经明白了。”过了一段时期，另一个大臣苏从看楚庄王还没有动静，又去劝说楚庄王。
楚庄王问他：“你难道不知道我下的禁令吗？”苏从说：“我知道。只要大王能够听我的意见，我就是触犯了禁令，被判了死罪，也是心甘情愿的。”楚庄王高兴地说：“你们都是真心为了国家好，我哪会不明白呢？”
打这以后，楚庄王决心改革政治，一下子废除了十项弊政，兴办了九项新政，杀掉了五个民愤极大的大臣，提拔了六个有才能的人担任要职。同时，制造武器，操练兵马。当年，就收服了南方许多部落。第六年，打败了宋国。第八年，打败了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戎族，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附近，问鼎中原。
后来，楚庄王又请了一位楚国有名的隐士孙叔敖当令尹（楚国的国相），将楚国治理得更加强大，先后平定了郑国和陈国的两次内乱，打败了中原霸主晋国，成为春秋霸主。
我们在称赞“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的时候，更应该明白这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楚庄王是个聪明人，他“三年不飞”，就像非洲草原生长的尖茅草。尖茅草在最初的半年里，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一寸高，但半年后的三五天内，便能长到一米六至两米的高度。缘由是在前六个月里，尖茅草不是不长，而是一直在长根部，扎根地下超过28米。虽然楚庄王在前三年中，似乎什么也没做，只管吃喝玩乐，但从结果看，他是在养精蓄锐，认真观察，了解国情，明辨忠奸，掌握第一手资料，等待时机，一朝听政，效果惊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要脚踏实地。有进取心、不满足现状没有错，错的是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只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尤其是青年人，一定要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扎根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在群众工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学会做群众工作的真本领。
时代铸就英雄。楚庄王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他的人生之路，至少还启示着今天的我们：“一鸣惊人”并非遥不可及，只要你有勇气去坚持，有信心去实践，有毅力去征服，成功就在不远处。
没有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只有有备而来的一鸣惊人。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臣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挟弹丸在下，迎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后有窟也。”
这个成语讽刺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祸患的人。对鼠目寸光、利令智昏、不顾后患这类人提出警告。也比喻有人一心想暗算他人，却没想到有人却在暗算自己。也可以说只为利益，将有报应。近义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个成语是荆门先贤孙叔敖当楚国令尹时，为劝谏楚庄王而讲的一个故事：
楚庄王意欲出兵讨伐晋国，其决心已定并对大臣说：“胆敢谏言者，一律杀无赦！”对此，时任楚国丞相的孙叔敖冒死进言说：“臣听说，因为害怕被鞭笞而不敢向自己父亲进言的人，绝不是孝子；而因为害怕被诛杀而不敢向大王谏言的人，也一定不是忠臣。臣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花园的榆树上有一只蝉正要饮点露水，却不知道它身后有只螳螂；螳螂要捕捉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后面等着要啄自己；而黄雀要啄食螳螂，却不料有个孩童在树下正准备用弹弓打它；孩童要打黄雀，却不知道他的脚前有一个大坑，身后也有危险。这些都是只顾眼前利益，而置将来于不顾的例子，不仅是昆虫如此，我们人也一样。”
楚庄王听出了故事中的真谛，于是接受孙叔敖的劝谏，偃旗息鼓，避免了这场征战。
同样，在国外流传着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一位美国人、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犹太人同时被关押在监狱行刑。一日，监狱长告诉他们，可以满足他们每人一个愿望。于是，这三人绞尽脑汁想着提出什么愿望。一番思考后，美国人说：“我想要1万美元，这样我在这里可以买更多物资了。”俄罗斯人紧接着说：“我太怀念喝酒的感觉了，我想要30箱伏特加。”那位犹太人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只需要一部可以与外界沟通的电话。”于是，监狱长满足了这三个人的要求。三年后，美国人最早出狱，然而此时的他早已花光那1万美元，身无分文。紧接着俄罗斯人又刑满释放，由于饮酒过量，此时的他得了肝硬化，拖着一副病恹恹的身体走出了监狱大门。最后出来的是那位犹太人，他感激地对监狱长说：“谢谢你为我提供的那部电话，这三年来，我每天都与外界联系获取我需要的资讯，我的生意不仅没有倒闭，反而增长了4倍。为了表示感谢，我要送你一辆劳斯莱斯！”
无论是流传千年，妇孺皆知的典故，或来自不同土壤的故事，我们能看到，真理不分国界。那就是，能不能放眼长远，预见未来，对于一个力求成功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所谓“明者远见未萌”，只有那些有远见卓识，知迂直之计的人，才能真正捕捉机遇。
与此相反，倘若只精于眼前之利，而不懂得抬起头看到更长远的未来，则无异于“一叶障目”。殊不知，这样的现有利益也许给你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在我们做出选择决策之前，一定要谨防“黄雀在后”“弹丸在下”的潜在风险。
彩衣娱亲
“彩衣娱亲”典故源于春秋时期隐士老莱子生性至孝的故事。
《初学记》卷十七引《孝子传》曰：“老莱子至孝，奉二亲，行年七十，着五彩褊衣，弄雏鸟于亲侧。”《艺文类聚》卷二十引《列女传》曰：“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采衣，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乌鸟于亲侧。”魏晋时期的类书《蒙求》之中也有“老莱斑衣，黄香扇枕”的记载。
春秋时，老莱子隐居在蒙山（今荆门象山）。他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是中国“二十四孝”之一。
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子特地养了几只美丽擅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子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
老莱子其实也不小了，年过七十。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老莱子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
一天，老莱子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着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子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老莱子如此大的年纪，还一直不忘孝顺父母，取悦父母，他的孝顺故事让人感动。
此后，“彩衣娱亲”作为儿女尽孝道的典故广为流传。“彩衣娱亲”在后世的引用颇广，尤其是在宋代之后，此典故的变体形式十分丰富，有“斑衣娱亲”“戏彩娱亲”“莱子斑衣”等。
“彩衣娱亲”的典故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正是中华传统孝文化的体现。“德为成事之本，而孝为入德之门。”一个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修养，而一个人是否有优良的品德，首先要看他是否以孝为先为重。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一个不知道孝敬父母、长辈的人，很难想象他会热爱祖国和人民，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孝道已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孝，不但是为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而且是国家安康之本，社会和谐之本。早在周朝，就有敬老尊贤的“乡饮酒礼”活动；历代皇宫中，常有皇帝亲自主持的尊老礼仪；在民间，每逢花甲、古稀之年，都有隆重的敬老仪式。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何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这里，孔子一语道破了先代帝王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的奥妙，就在一个“孝”字。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正日益碰撞、磨合，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传统孝道文化中倡导的重根源、主入世的精神，对加强中华各民族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溯宗归祖和凝聚性的作用。
我们作为孝文化的传承者，就得身体力行，亲自实践它，这样不仅对自己的父母有益，对自身有益，也对下一代子女有益，这样薪火相传的人类美德，是千秋有益的。只有把“孝”字落实了，家庭才能幸福，作为社会细胞的小家庭和谐幸福了，那么咱们这个社会一定会健康、和谐、持久地良性发展下去。
“彩衣娱亲”除了孝敬供养父母之外，还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比如：本典故除了弘扬孝道，也还蕴含着养生之道。当时老莱子年已七十矣，算是高寿了，仍能装扮成婴儿来使父母高兴，可见其本身也是非常乐观开朗的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人要长寿就得保持良好的心态，心胸开朗，乐观豁达。所以，说到“彩衣娱亲”典故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其形容人十分孝顺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保持乐观心态来增益寿命的含义。
人生如寄
成语“人生如寄”最直接的出处是曹丕的诗《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的生命短促，就像暂时寄居在人世间一样，发那么多愁做什么。真正让我不开心的是时光飞驰而去啊。近义词：人生若寄。
比曹丕《善哉行》要早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中用精练、质朴的语言同样抒发了对“人生如寄”的感叹，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我们可以从这十九首诗中，看到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文人个人意识的觉醒，看到他们对短暂人生、对死亡的思考以及对生的尊重和欲求，看到他们由此衍生出或苦闷伤感，或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曹操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他对“人生如寄”的理解不同于《古诗十九首》表现出的颓废放荡思想。他“对酒当歌”，希望通过建功立业，通过选择责任与荣誉来超越死亡对人生的限制，重建人的尊严，他表现出的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宽广胸怀和豪迈气魄，借此抒发自己求贤建业、统一中原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展现出奋发有为的价值观。
作为曹操的儿子，曹丕进一步发展曹操对人生的感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把“立言”而不是“立功”作为超越死亡的不朽盛事。
曹操父子对待人生、对待自身价值态度，比汉末文人更加理智，更加磅礴大气。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能够流芳百世，与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后世很多学者围绕“人生如寄”也有着众多的人生感悟。如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近代著名学者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人生本来如寄》等。
事实上，“人生如寄”思想的出处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肇始人之一老莱子。《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故归也”。人生活在世上，只是寄居罢了，既然是寄居，总是要回归大自然的。所以老莱子消极避世隐居，躬耕于蒙山（今荆门象山）之阳，楚惠王亲自上门请他出仕，他觉得与他宣扬的道家思想不相符，没接受楚惠王的邀请，逃到长江以南，最后不知所终。
道家经典中，有个词叫“旅归”，常指人的生命，这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反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一样。有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佛家轮回说以因果为理论基础，道家有自然科学的影子，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崇尚自然，提倡道法自然，顺应自然，与佛教轮回思想决然不同。
“人生如寄”说到底就是要敬畏自然，因为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并且让我们延续生命、享受美好。大自然是神奇的，她以博大的胸襟孕育了世间万物；大自然是无私的，她像母亲一样哺育万物，却从来不求回报；大自然也是脆弱的，她经不起人类对她肆无忌惮的破坏和蹂躏；大自然有时又是不可抗拒的，她一旦发怒，人类和万物在它面前又是那样渺小，如同一粒尘埃那样任凭她随意抛却。其实，古人所说的“天”就包含大自然的力量，因而“畏天命”也有敬畏自然的成分。人类依靠自然生存和发展，有时候也要同自然做斗争，但是我们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甚至为了自身的发展破坏自然。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
道家思想中的“人生如寄”是一种世界观，更讲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讲求可持续发展，这一点恰恰对现代社会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迄今近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要解决这个危机，只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去创新发展。荆门作为老莱子的隐居之地，道家思想的发源地，更应该带头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率先响应者和实践者。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意思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住最善于选择好的地方；内心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世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不会招致怨恨。
先哲们正是在“江汉沮漳”之地，通过对江、河、湖、泽，乃至对自然降雨、沟渠灌溉的思考和冥想，孕育出道家学说，形成了《太一生水》这种探究宇宙本原的思想，找到了对生命基本原则和社会伦理价值的理解，得到了《郭店楚简·老子（甲）》中“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的认知。
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很多哲学先贤都将水作为哲学本喻，如沙洋县纪山镇出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就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宇宙生成论。“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太一”即为“道”，它藏于水中，与水融为一体，通过水生成万物、滋养万物，成为万物的创造者，是万物生息、繁衍的主宰。
水的哲学意义，并不只影响于古代，水文化里所蕴藏的知识和所引发的启示对于我们现代人和社会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也为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真谛，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
在现实万物中只有水“几于道”，具备了“上善”的特质。生活中，人往高处走是为常理，可水却大异其趣，往低处流。水不仅甘处其下，与世无争，而且随物赋形，顺势趋时，随遇而安，无欲无己。它纳百川而不厌其多，收细流而不弃其小，“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它能“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因而最能体现“道”的精神，故曰“上善若水”。“上善若水”，是道家的人生态度，也是道家所倡导的处世哲学。
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不争”指不争功、不争名、不争利。老子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格来教育人们要效仿水的不争精神，做到“为而不争”。老子以水育人，说做人就要像水一般，做一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虽然做了许多的好事，但依然能够保持“谦下”的美德。
“柔”是道家处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水集“柔”于一身，突出体现了道家贵柔的思想。水，至柔也，金，至刚也；水能穴之，金有损而水无损，是攻刚强者，莫之能胜于柔弱也。普天之下没有哪一种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击坚强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胜过它。“滴水石穿”“抽刀断水水更流”都说明了此观点！
柔是水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里所谓的“柔弱”，并不是通常说的软弱无力的意思，而是其中包含有无比坚韧不拔的力量。“柔”体现在人性上便是一种韧性，只有具备韧性的人，才能屈能伸、游刃有余。人生退一步，则海阔天空，所以，正是柔韧才表现了人格中的真正力量。
水为至善至柔至无形，无论外力如何变化，水则永远顺势而为，不予抗争，但万物规律刚不可久，盈不可守，一旦外力减弱，水则锐不可当，汹涌而至。在道家看来，水的柔弱只是表面，它遇石则绕、遇堤则停、入渠而顺，它永远都只卑下地向着低处顺势流去，好像不懂表现、不懂逆反。然而，它也并非无能，更非甘愿受人摆布。它只是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当它的承载超出它的极限，你会看到，它将无所畏惧地释放出它惊人的力量。它能在瞬息之间冲坝毁堤，将山川夷为平地，也能以弱小之身凭着坚定的毅力滴穿磐石，无所不能，纵是任何坚强的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力量的爆发。
人生如水，就要做到谦退，礼让，坚韧，能屈能伸。
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一词出自《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原意指铸造越大的器皿（如鼎、钟）越晚成型，现喻指能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锻炼，成名往往较晚。
《增广贤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钝鸟先飞，大器晚成。”意义很显然，即便你先天不足，但只要如同钝鸟一样以勤补拙，同样可以有所成就，同样可以到达辉煌的顶峰。前半句是前提，后半句是结果，“大器晚成”一词的含义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
中国有句老话“太公八十遇文王”。姜太公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山东临淄市临淄北）。
大器晚成的故事还有很多。晋文公重耳62岁回国即位成就霸业；黄忠72岁斩杀魏国身经百战的守将夏侯渊，位列蜀汉政权的五虎上将；吴承恩50岁开始写《西游记》，后来因故中断多年，直到晚年辞官回到故里，才完成这部流芳百世的作品；齐白石56岁后开始大胆突破自己，转变画风，从此声名大振……这些锲而不舍的大器晚成者无一不让后人敬重和称道。
当然，在我们推崇人们要自强自立永不放弃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应知晓“大器晚成”这一成语最初的本义。
我们知道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强调“无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四个排比句中，“大方无隅”表述的意思是：方正的东西，尽管都有四个棱角，即方则有隅，但在老子看来，极大的方正则没有了边与角，它无须以四隅来表征它的存在。“大音希声”也具有同样的思想：音的存在是因为发出了声，而极大的音，我们感受到的反而是无声无息。“大象无形”的意义也同样如此，极其大的物体，又何必在乎它的具体形状。
然而唯“大器晚成”从字面上看，表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层含义，尽管结构上与另三句并列，但意思却迥异。因为所谓“晚成”，其本质还是“有成”或“有为”，仅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这显然有悖于老子“无为”的哲学思想。
对于“大器晚成”的释义，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探讨。清代学者吕种玉在《言鲭》中指出：“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来乃大器无成，其义甚精。晚成之说，后人相沿袭耳。”吕种玉的意思是，“大器晚成”原本是“大器无成”，只有如此才可精准表达老子的思想，只是后人搞错了，以讹传讹。
吕种玉对学术的考证颇为严谨，但却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这是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实证。而到了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乙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大器晚成”对应的位置，写的是“大器免成”。虽然与吕种玉考证出的“大器无成”在字面上有差别，但“免”与“无”的含意是一样的。
1993年，在沙洋县纪山镇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乙）》又比马王堆汉墓的版本更接近原貌，简本中既非“大器晚成”，也非“大器免成”，而是写成“大器曼成”。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的“曼”字即“无”之意。至此可以认为，“大器晚成”一词演变至今日的成语，实为谬误流传。
目前，“大器无成”一说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董莲池教授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器晚成”与下一句“大音希声”连在一起，应该这样翻译：大器之人看上去好像无所成就，大的音响听起来反而没有声音。
实际上，就算是“大器晚成”，也不能将其中的“晚”理解为时间概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晚，莫也。”清人段玉裁注称：“莫者，日且冥也”。意思是白天就要结束了，可引申为太阳“没了”，没了就是“无”。
“大器晚成”作为约定俗成的成语，流传至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它体现的励志的正能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读道家经典著作《老子》的时候，则应该正确理解该词汇在另一层面上的内涵。
大巧若拙
“大巧若拙”出自《郭店楚简·老子（乙）》：“大巧若拙，大成若诎，大直若屈”。是指真正聪明的人，不显露自己，从表面看，好像很笨拙的样子。近义词：大智若愚。
拙道，即天道，大巧若拙，体现了崇尚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人的一生必然会追求巧。巧，即技巧、技能。老子所说的巧，却不是一般的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作为最高的巧，是对一般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巧。大巧就是不巧，故老子以“拙”来表达。
老子为什么将笨拙的状态作为最高、最完美的巧？这涉及老子关于天工和人为关系的思想。老子认为，最高的巧，就是不巧，不巧之巧，可以称之为“天巧”，自然而然，不劳人为。从人的技术性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的角度看，它又蕴含着不可逾越的美感，它是道之巧，有纯全之美。
武侠小说里面越是厉害的功夫，越是大巧若拙。独孤求败的剑很有意思：利剑无意，软剑无常，重剑无锋，木剑无滞。当他用重剑的时候，已经横行天下了。这个重剑看上去非常笨拙，但正是因为笨拙，反而没有太多的弱点。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看上去木头木脑，但他却学会了高深的功夫。
在老子看来，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之巧，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小巧，是出自人心机的巧。有心机即要伪饰，伪饰即不能自然，如果说它有什么巧的话，也是局部的巧、矫情的巧。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和谐生命的破坏。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学问和修养的人，表面却显得笨拙、愚钝，既不与人钩心斗角，也不用心算计。而那些只有一点小聪明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长于钩心斗角，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更喜欢察言观色，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所以，大巧若拙，强调的是素朴纯全的美，自然天成，不强为，无心机，不造作，朴素而不追求浮华。拙，在老子看来，就是素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守拙的哲学，是一种存在之道，它促进了中国人关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思考。许多成大事者，在成就之前都有韬光养晦的历史，善于避让那些暗伏杀机的身边人，无不以弱者的形象俟机以动。
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广结天下豪杰，广保天下贤才，“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拥有足以与魏王抗衡的政治实力，“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魏王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可是他“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以降低人格的方式减轻魏王的戒惧。
三国时期的刘备当听到曹操“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论断后，笨拙地吓掉手中的筷子，才没让曹操窥出破绽。杨修多次显摆碾压曹操的智慧，最后让曹操所忌，找个理由把他处死了，这也许是外智而内愚的典型案例了。
“难得糊涂”应该算是“大巧若拙”的一大表现。人生在世，不应该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就糊涂，该明白时就明白。
毛泽东在点评二十四史时，对北宋名相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十分赞赏。吕端在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做官，在日常生活和个人名利上，他心胸豁达从不计较。别人伤害他，他从不放在心上。他淡泊钱财，朋友有难，慷慨解囊。宦海沉浮数十年，从不为升官而惊喜，也不为降职而丧气。真正做到了“小事糊涂”。
但是，每遇军国大事，吕端从不糊涂，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行为果断。保安军抓住了叛将李继迁的母亲，原本要斩首示众。吕端知道后，上书太宗，认为这样只会更加激怒李继迁，于国家十分不利。宋太宗依照吕端之计，刀下留情，善待李母，以李母系住李继迁心，使其投降。宋太宗逝世后，在皇位继承上，吕端是非明确，态度果断，帮助太子登基即位，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权力之争。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无论是明君还是贤相，凡能安邦治国者，皆推崇“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玩弄小聪明者，只能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怪圈，而只有遵循“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才能成就大事。真正的智者不显山不露水，胸怀坦荡，胸襟豁达，容可容之事，不为烦恼所忧，不被人事所累，同时明白大道理，在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姑息养奸，待时而动，清醒于内，糊涂于外。所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非拙非愚而为大巧大智也。
知止不殆
“知止不殆”出自《郭店楚简·老子（甲）》：“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声与生命哪个更值得亲近呢？生命与财物哪个更值得称赞呢？得到与失去哪个更令人担忧呢？过分爱惜名声就要付出很大耗费，过多贮藏财物其损失也就越惨重。懂得满足也就免受屈辱，懂得适可而止也就免遭危险，这样才可以使自身得以长久平安。
人活世上，如何对待功名利禄？或者说如何认识权欲、物欲和名望地位？不管你是否愿意，这都是摆在每个人面前必须回答和践行的问题。
著名画家黄永玉曾写过一副谐联，上联：“房间三间，站也由我，坐也由我”；下联：“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也写过一副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从名人墨宝的字里行间，可以感悟到他们的人生哲理，一派幽默惬意，满是知足自得。
32岁就不幸罹患癌症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在病榻旁写了一篇《为啥是我得了癌症》的文章。其中写道：“从前拼命熬夜，拿了无数个证书，读了几个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很荣耀，但现在有什么意义？”她提醒我们：“在生死临界点时，任何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多和爱人在一起，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
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布莱恩·戴森在美国“9·11”事件后也说过一段让人深思的话：“想象生命是一场不停向空中抛掷5个球（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心灵）的游戏。工作是橡皮球，失手落下还会弹回来，但家庭、健康、朋友、心灵是玻璃的，一旦掉落就永远修不好了。”
在追逐名利、成就的路上，许多人一路狂奔，期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过度追求某样东西往往会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东西，这很可悲。只有懂得知足、知止、平衡，才真正掌握了生命的艺术。
“知止”，就是适可而止。如果说“知足”讲的是如何对待私欲名利，那“知止”就涉及性命攸关了。不知止，如同开着车一路狂奔而不懂得刹车，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车毁人亡。故老子说：“知止不殆”，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
中国有个俗语：红得发紫。这是大圆满境界，一直被认为是个褒义词。但是，当一个人全身都是紫色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接下来就是发乌、发黑，离死也就不远了。红得发紫，就是过了，过犹不及，所以“事遇机关须退步，人逢得意早回头”，一定要适可而止。
“知足”是跟过去比，知今天好；“知止”是审时度势，调整方向。知足者足，知止者有；知足者乐，知止者智；知足者淡然静好，知止者进退自如；知足者取之有道，知止者行之有度；知足是一种生活态度，知止是一种处世境界。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斯人已去，大音犹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的哲人才思，伴随着那悠扬钟声，至今仍回荡在深邃无尽的苍穹之上。
慎终若始
“慎终若始”出自《郭店楚简·老子（丙）》：“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意思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到最后还应该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慎重对待，那么才不会出现差错。一般人做事，常常是在其快成功时却失败了。近义词：慎终如始。
大凡人们办事时，容易虎头蛇尾，开始时认真、细致、谨慎、严肃，久后则是敷衍、马虎、粗心、草率。这样，往往办不好事情。故“慎终若始”这个成语告诫人们办事应有始有终，始终如一，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糟，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这观念很容易为人理解，却很难有人做到！正如《老子》第七十章中所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有人说：“这件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啊，只是没做到而已！”但既然是没做到，这“知”也就成了假的，不是真“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究其根本，还是人的私欲在作怪。绝大多数的人，在立定目标要做成某事时，不管自己承认与否，其根本目的往往还是为了“名”“利”二字。既然是这样，经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之后，或者是自以为已经经过了千辛万苦，该歇口气，享受一下了；或者是觉得前景还是渺茫，不想再作如此艰苦的付出，于是自然而然地停下前进的脚步。等到回过头来，看清已经行过九十步，还仅仅只差十步，却已是后悔莫及了。
就为官从政而言，有的领导干部当小官时兢兢业业，但随着官位的升迁，就忘乎所以，高高在上，生出骄气、惰气、官气、暮气，私心重，胆子大，最后铤而走险，滑向犯罪深渊；有的领导干部因为之前有了不错的“成绩单”，便“松口气”，“歇歇脚”，放低了境界追求，放宽了用权边界，放松了约束标准，“一篙松劲退千寻”，难敌诱惑、折戟沉沙；有的领导干部年轻时尚能严格要求自己，临到要退休却守不住晚节，以权谋私，聚敛钱财，结果翻身落马，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善始恶终，既误了自己又负了民心，更是成为党和人民、历史的罪人，引人深思。
人生难得去为官。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能善始不能善终，无疑是一场人生悲剧。既然为官，就要为好官，就要为善始善终之官，不为中途落马之官，就要像人民好公仆焦裕禄一样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像党的好干部杨善洲一样穷尽一生，“坚持党员身份永不退休”，始终如一到最后，这才是辉煌的人生，才无愧于父母的养育、党组织的培养、人民的哺育，才无愧于人生之路。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严格要求自己，筑好安全防线。行得正，才能走得稳；要求严，方能干成事。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始终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明的纪律律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常怀慎独之心，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保持强烈的自我约束力和抗诱惑的能力，手脚干净，坚持底线，时时警戒、处处慎思、事事笃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以内在的“定力”，加强自身建设，面对富贵贫贱威武考验，面对大风大浪考验，都能稳住内心“礼义之锚”，清白一生、清廉一世。
领导干部之外的其他人，如开展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投身经济浪潮的企业家，正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的医生，乃至于在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不也都应该“慎终若始”吗？
至乐必悲
“至乐必悲”出自《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比起“至乐必悲”，大家更熟悉的成语是“乐极生悲”。指人往往因高兴过度而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动止失矩，结果不慎发生意外，惹祸上身，变喜为悲。近义词：物极必反；反义词：否极泰来。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战国时期，齐威王不理朝政，经常通宵沉溺在酒色中，很多诸侯趁机侵扰，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大臣们谁也不敢规劝，只是干着急。齐国有个叫淳于髡的人，他说话诙谐善辩，喜欢用隐语、微言讽谏威王的过失。
有一次，喜好饮酒的齐威王问淳于髡的酒量，淳于髡回答：“喝一斗也醉，喝一石也醉。”齐王不解其意，淳于髡解释道：“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酒量会变化，但不论哪种场合下，结果无外乎是‘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任何事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反面。”淳于髡的一席话说得齐威王心服口服，接受淳于髡的劝告，从此不再无度饮酒。
这段话，本是淳于髡借用在不同场合人的酒量也不尽相同的道理劝解齐王戒酒远色的，说的是凡事不可太过的道理，过则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他的“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结论，不仅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也饱含着极深的现实启示。
在生活中，乐极生悲的事也不鲜见，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就写有这样的故事：范进老来中举，喜事一件，结果他因高兴过度而疯了，还是胡屠户一巴掌才把他打得清醒过来。
1982年在智利举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上，老球迷路易斯看到本国的球队踢进一球时竟高兴得狂笑起来，结果当场兴奋死亡。
2000年10月14日，河南鹤壁市两位老太太因看了某电视台的综艺节目100期回放而情绪激动，结果分别诱发了脑溢血和心肌梗死，一位经抢救脱险，一位不治而逝……
可见，乐极生悲古有之，今有之，中国有之，外国亦有之，说明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具有普遍的意义。
从生理上讲，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主管快乐和痛苦功能的两个神经中枢。它们是紧密相连的近邻，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足半毫米。平时它们之间互相配合、互相约制，共同控制着人体情绪的平稳。当快乐或痛苦中任何一方的刺激表现强烈时，就会越过边界骚扰到对方，使对方的功能表现出兴奋来，出现高兴过度的人反流眼泪、痛苦过度的人而发出傻笑的反常现象。这种刺激越强烈，给对方造成的影响也越大，乐极生悲、悲极见乐的事自然就发生了。
同样，除乐极生悲外，其他情志（怒、忧、思、悲、恐、惊）也同样不能超出本位的正常范围，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活动，倘若表现出过度、过分的活跃，比如“路怒症”“抑郁症”，就可能走向极端。
人在纵情寻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空虚伤怀，推之不去、避之不开，因为欢乐和惆怅本来就首尾相连。所以庄子在“欣欣然而乐”之后感叹：“乐未毕也，哀又继之”。真正的丧亲之痛，不在丧亲之时，而在合家欢宴，或睹旧物、思亡人的那一瞬间。人只有在生命的愉悦中才能体会真正的悲哀。人在悲中不知悲，痛定思痛是真痛。
由此说来，在人生起起落落、生活悲欢离合、情绪喜怒哀乐的起承转合过程中，人要学着科学适度地用好“平衡术”，把握好“度”，科学地调控心态，有意识地平衡情绪，不喜怒无常，让人捉摸不透，不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要保持一颗健康向上、充满乐观的平常心。
隔墙有耳
“隔墙有耳”出自《郭店楚简·语丛（四）》：“言有苟，墙有耳”。《管子·君臣下》也有：“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最直接的出处是清代小说《孽海花》：“又谁料知己倾谈，忘了隔墙有耳，全灌进了杨云衢的耳中。”它既是一句成语、民谚，又是一句醒世警言，劝告人们说话要注意，隔着一道墙，也会有人偷听，凡事要观前察后，耳听四方，以免祸从口出。
历朝历代，围绕保密与泄密发生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或谨言慎行、防患未然，或里应外合、朋比为奸。
汉成帝时的尚书令孔光就是一位保密意识非常强的官员。他执掌机要十多年，深受信赖。当时，皇上和臣子们议事之地称为“温室殿”。一次孔光回家，家人问他：温室殿前种的什么树？他却嘿嘿一笑，并不作答。后来，人们就用“不言温室树”作为官员严守机密的代名词。而唐德宗时的“喜鹊”窦申却因经常故意泄露官员任命决定而落得被杖死的悲惨下场。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无不受到高端科技这只“耳朵”的威胁。
美国政府倚仗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直接从包括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在内的这9家公司服务器搜集信息，持续不断地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窃密和监听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因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导致大西洋两岸爆发激烈外交冲突。
传媒大亨默多克拥有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众多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电话而引起公愤，受到向来捍卫新闻自由的英美政界人士的强烈抨击。原因就在于，这些行径不仅抵触了法律，违背了新闻伦理，冲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还侵犯了西方人最为重视的隐私权。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从一张快递单上，很快就能获得你的手机号、姓名、住址以及购买物品清单等。在这样防不胜防的环境下，个人无力保障自身信息安全，大数据让所有人成为透明人，因为大数据不只是数据量大，还包括数据维度多，数据混杂，通过对数据的交叉印证，就可以精准确定一个人的信息。
当前，大数据已经为数据统计、事实挖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比如“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九五至尊局长”周久耕的落马，都与来自低层的民众监督以及网民对大数据的挖掘有关，再结合反腐政策要求，两头一围截，就可以落到实处。
未来，大数据会更加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汽车全程记录我们的驾驶习惯，为你提供个性化服务；医院会通过网络掌握你的生活习性、饮食习惯、健身指数；智能手机会自动调用通话记录、短信、地理位置、网购数据、消费习惯、行为轨迹。……
现在社会，我们在享受使用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要付出被科技监控的代价，要付出逐渐失去隐私的代价。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隐私会消失。
这是个“隔墙”肯定“有耳”的时代。
你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吗？
“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不可言，君子不行”。说了，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说；做了，不能对外说的事情，不要做。这恐怕是应对“隔墙有耳”的最好办法吧。
名列前茅
“名列前茅”一词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蔿敖（孙叔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近义词：首屈一指；反义词：名落孙山。
楚国令尹孙叔敖辅政期间颁布一系列条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规定在军队行军时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方阵。其中，前军士兵在行军中要拿着茅草当作旗子，在遇到敌人或者紧急情况时，要举起茅草向后面部队发出信号，以提高警惕，及时应变；右军主要以将军车骑为指向行军；左军则主要顺着茅草的方向前进；中军主要制定、实施战略计划；后军则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压阵，五军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孙叔敖的这套军事制度，使得楚国军队组织严密，大大提升了作战能力。
一次，地处晋、楚两国交界的小国郑国抵御不住楚国的进攻。晋国大将荀林父出兵援郑，路上收到消息：郑国已被楚国征服，楚军也已撤兵。于是，荀林父召集部将商议，认真分析了晋、楚双方的形势后，提出：“战事既然已经结束，楚军也已撤退，我们不如就此收兵。”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将士会的赞同，他分析说：“素闻楚军组织精细，前锋戒备森严，中军工于指挥，后军实力充足，我军切不可轻敌！”不料，副将先縠却擅自领兵追击楚军，最终被楚军打败。
时至今日，“名列前茅”一词由最初的作战部署，逐渐演变为优秀拔尖之意，人们也早已习惯以“前茅”来比喻名次排前的人，与“独占鳌头”有相通之意。细细思考，“名列前茅”本身含义中所蕴含的分工与协作的智慧，似乎更能让我们从中获益。
有这样一则故事：白雪皑皑的冬季，一群狼在旷野上寻找猎物。由于积雪太厚，为了能够保存体力，狼群通常会采取一匹接一匹单列行进的方式，队伍的头狼负责开路。之所以保持这样的队形，原因在于，为了在厚厚的雪地中开辟道路，需要消耗头狼巨大的体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头狼体力透支后，便会让到一边调整休息，由身后的狼自动补充上来接替头狼的位置，通过如此分工协作，狼群的整体实力和战斗力得以保存。
有着“中国式管理之父”之称的曾仕强对于“分工”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中国人不分工则已，一分工马上有三不管地带……分工是一种罪恶，是一种阴谋，因为不分工的时候大家做事非常有乐趣，一分工就完全没有乐趣了。使得工作很单调，使得工人没有技术。但组织能使没有技术的工人生产出非常技术的东西。所以今天不能单打独斗，所以组织是必要的分工。如果不能合作，你就不要分工。”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另外一则故事：一个年迈的富翁雇用了四名佣人，这四个佣人分别负责老人的衣、食、住、行。一天，富翁坐在火炉旁的座椅上取暖，渐渐地，他感觉浑身发热，口干舌燥。到了中午，富翁已经头晕的无法站立，请来医生一看，原来是炉火温度过高导致的并发症。医生好奇地问：“既然有这么多佣人，为什么不让他们给你搬动座椅呢？”富翁说：“他们四人是各自有分工的，今天负责搬动座椅的佣人请假啦。”医生听完哭笑不得。
现实同样如此，一个高效的团体，离不开科学的分工与高效的协作。分工是责任的分解，协作则是在共同目标下的合作。正如“名列前茅”一般，好的分工可以让我们行军有序，好的协作是我们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
百步穿杨
“百步穿杨”出自《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楚国的养由基擅射，能百步内射中柳叶。比喻擅射者，也形容箭法或枪法十分高明。近义词：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反义词：无的放矢、无一中的。
据《荆门直隶州志》记载，春秋时代的养由基是楚国名将，他的故居古岭北二里养家坪就是现在的沙洋县拾回桥镇古林村。
养由基从小练成一手好箭法，能在百步之外准确地射中杨树叶。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党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两人在场地上比试射箭。比赛的靶子设在五十步外，那里撑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画出一个红心。潘党拉开强弓，一连三箭都正中靶心，博得围观的人一片喝彩声。养由基环视一下四周，说：“射五十步外的红心，目标太近、太大了。咱们还是比赛射百步以外的杨树叶吧。”说罢，他指着百步外的一棵杨树，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涂成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箭头正好贯穿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党自知没有这样高明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箭箭都能射穿树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三片杨树叶，在上面用颜色编上号，请养由基按编号次序再射。养由基走到树下，看清了杨树叶上的编号，然后退到百步之外，拉开弓，连发三箭，分别射中三片编上号的树叶。这样一来，围观的人们大声喝彩，潘党也心服口服。
百步穿杨反映出的是对自己技艺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是在长期实践中凝聚形成的精益求精、精致极致、务实严谨、专注专一的可贵品质，以及对自身职业技艺的敬畏和信仰。
细究“百步穿杨”，首先包含着废寝忘食、不舍昼夜的“痴迷”心态。“书痴者文必工，技痴者艺必良。”唯有用心专一，才会潜心钻研，钻到极处，才能获得成功。正是因为王羲之错把墨汁当酱吃，才成就了他在书法界的“书圣”地位；正是因为有苏秦、孙敬痴迷于读书，才会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痴迷才会令人“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而不是“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这就是事业和职业的区别，态度决定一切。当前，有些人产生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误思想，工作“推、等、靠”，做事“庸、懒、散、慢”，这实际上是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百步穿杨”还包含着对技艺标准绝不降格以求的“严格”要求。“不空不松，从严以终”，“严格”体现在诗句中对每个字、每个细节的高标准上，于是有了贾岛、韩愈“推敲”佳话的流传；“严格”体现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和技术工人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中，体现在对工艺品质的不懈追求，规范地完成好每一道工艺上，于是有了“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的中国精造奇迹。我们开展工作也是如此，任何决策也好、规划也好、措施也好，要使其具有科学性、全局性、前瞻性、适用性和长远性，就要通过反复论证、认真研究和集思广益才能定案。我们只有时时刻刻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工作，才能真正落实好、服务好、发展好肩上的事业。
“百步穿杨”也包含着脚踏实地、耐心专注、不走捷径的“实干”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因为实干，太行山区贫困县的人民，凭着自己的双手，经过10年艰苦奋斗，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中修建起1500公里长、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因为实干，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发展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大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正在迈向中国创造。做任何事，只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俯下身子做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才能取得长远的成效。如果一味贪大求洋，必然会出现大量“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最终只会败坏形象、辜负期望、影响事业发展。
“百步穿杨”背后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和品质，正是我们当代人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期，每个人身上更应具备这种精神品质。我们每个人只要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克服浮躁，耐心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的民族、我们事业就一定会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舍命之交
“舍命之交”来源于刘向的《列士传》：“六国时，羊角哀与左伯桃为友，闻楚王贤，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粮尽，度不两全，遂并粮与角哀。角哀至楚，楚用为上卿，后来收葬伯桃。”近义词：羊左之交、生死之交。
清乾隆《荆门州志》记载，身居北方燕国的左伯桃，慕名投靠求贤若渴的楚国，路上与羊角哀不期而遇，共同的志向使他们结伴而行。当他们南行至今荆门五里铺一带时，正值数九寒冬，二人缺衣少食，死神步步紧逼。为了能到达目的地郢都，与其两人皆冻饿而死，不如成全一人。左伯桃便将所带干粮衣物全交与羊角哀，让其独自赴楚，自己则藏于树洞之中，饥寒而亡。羊角哀到楚国，官至上大夫，将此事禀楚王，楚王听后深受感动，下令礼葬左伯桃，羊感左为友情而死，也不愿独活，自刎于左墓前，留下一段“舍命全交”的千古佳话。
楚人为了纪念羊角哀和左伯桃，在今沙洋县五里铺西草场南合河口修建羊角寺纪念他们。同时，后人将舍命之交与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忘年之交、生死之交一起组成“八拜之交”，来形容最高境界的朋友之情。
人生在世，朋友是必不可少的。明代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真朋友是为义而来，“假朋友”是为利而来；真朋友和你是交流，“假朋友”和你是交易；真朋友是一笔财富，“假朋友”是一枚“炸弹”。
交友一定要交真朋友，交“无用”的朋友，这里的“无用”是指无功利之用。交友重在思想砥砺、知识互补、情感抚慰、怡情悦性。所以平等是友谊的天平，正直是交友的信符，奉献是交友的真谛。唯此才能两心相通，心灵得洗涤，感情葆纯真，情感深似海，齐心干事业，共同创佳绩。
好的朋友就是一面镜子、一个参谋、一个同伴。当你疑惑时他可以给你智慧，当你困难时他可以给你力量，当你痛苦时他可以给你温暖，当你失误时他可以给你提醒，当你沮丧时他可以给你鼓励。多交富有正直心、正义感、讲原则、讲党性的朋友，可以感悟自己的道德，深悟自己的是非，升华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心理一直保持健康。
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越用越灵。本该清爽、规矩的交往关系，染上了很多铜臭味、市侩气，有的以权交友、有的以钱交友、有的以色交友，为的是互利、互保、互用，使肝胆相照成为奢谈，忠言诤友不见踪影。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的张彖不肯“依冰山”的故事就能印证这个结论。当时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倾天下，不少人趋之若鹜。进士张彖不但不去攀附，还对别人说：“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杨国忠倒台之后，“树倒猢狲散”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要谨慎交友、冷静交友、从善交友、择廉交友，“友也者，友其德也”。朋友不在多，而在“真”，交几名品格高尚的益友，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如伯牙、子期之交；交几名富有学知的朋友，增强自己的智慧，如陈重、雷义之交；交几名敢于批评自己的诤友，修正自己前进的方向，如吕岱、徐原之交。还要多交一些布衣朋友，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多交一些英模朋友，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自己保持革命本色。
和朋友相处，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清明之心，对朋友之言听之有鉴，对朋友之托思之而行，对朋友之事处之有章，对朋友之才秉公而用，切不可为关系所累、亲朋所扰、私情所困，去放弃原则，违规犯纪，走入歧途。做到对上尊重但不阿谀取巧，对下关心但不结党营私，对同事真诚但不以利相交，自觉做到有境界地交往，远离功利、势利、唯利之交；有底线地交往，远离违规、违纪、违法之交；有品位地交往，远离低俗、媚俗、庸俗之交，让同志之情、朋友之谊回归本真。
优孟衣冠
“优孟衣冠”是与孙叔敖相关的又一成语，出自《史记·滑稽列传·优孟》。优孟，春秋时期楚国王宫艺人，擅长滑稽讽谏，其人并非姓优，而是姓孟（“优”是古时戏剧工作者的一种称呼）。
史籍记载：楚国丞相孙叔敖一生，为官清廉，虽处相位多年，从无一钱入私门，家无余财。优孟听说孙叔敖死后，其妻、子生活贫苦，于是借来孙叔敖生前衣冠穿戴好，模仿他的音容笑貌去见楚庄王。见到优孟，楚庄王大惊，以为是孙叔敖复生。优孟说：“想当初孙叔敖夙夜奉公，为楚国称霸殚精竭虑，但死后妻、子穷无立锥之地，落魄到靠打柴为生，真让人寒心！”优孟这番话使楚庄王深受感动，于是赐封孙叔敖的儿子寝丘（今河南省沈丘东南）之地四百户，以奉其祀。
如此一来，后世之人便把假扮他人的行为称为“优孟衣冠”，有时也指登场演戏。优孟其人也因其善于模仿，表演生动逼真，被有些人称作中国最早的演员，“优孟衣冠”也被看作中国戏剧的源头。
时光荏苒，相较于木工行业奉鲁班、医药世家尊扁鹊，这位两千多年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似乎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所幸对于戏剧界来说，“优孟衣冠”是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称之于世的代名词，“舞台方寸悬明镜，优孟衣冠启后人”成为梨园之人的警语。有道是“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这正是“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的缩影。
然而，纵观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戏子”一词被赋予贬义由来已久。对于“戏子”而言，一朝登台便意味着身份地位，抑或人格品质上被予以了双重否定，即便是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这些新文化的先驱们对于“京剧”这类传统戏剧的反感也是一边倒。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五》中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在鲁迅看来，京剧这些“国粹”就仿佛人脸上的毒瘤，实有割除之必要。
同样，对于戏曲舞台，鲁迅在几篇杂文中反复强调，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就是一个大戏场，在这个戏场中每个人都是双重身份、双重角色。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坐在下面看表演。表演和看表演的两种身份、两种角色，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时刻发生着转化。每一个人的优孟人生最后便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谎言帝国”，“表演”和“说谎”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人物、事物的评价和理解，我们绝不能脱离孕育它的时代背景，新文化运动中激昂的号角为彼时彼刻的文化视角赋予了独特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
新时期下，文化软实力日渐彰显，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而言，其“戏亦载道”的精神作用更值得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反观“优孟衣冠”，在词义流变中逐渐走向了意的反面，与“西贝货”（“西贝”组合为“贾”，而“贾”与“假”谐音，通“假”）画上等号。然而，当我们追根溯源，还原历史时，真相让我们幡然醒悟，优孟感怀孙叔敖贤能，感伤人走茶凉，于是本着人性之真，恤孤怜贫，凭借炉火纯青的演技，不让贤臣遗属伤心，谁又能不说原本的“优孟衣冠”实乃真善美的彰显呢！
小不忍 败大势
“小不忍，败大势”出自《郭店楚简·语丛（二）》，与“小不忍，乱大谋”含义相近，指小事情不忍耐，就会败坏大事情，劝说人们要从大局着眼，对小事要忍耐。类似的箴言警语还有：“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一言风平浪静，退半步海阔天空”。
忍让，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美德，它以宽广的胸怀去容纳人、团结人、感化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将邻里之间互不相让的争执化解为握手言和、真心实意的谦让。
忍让，是一种荣辱不惊的修养，它面对荣辱毁誉，不惊不喜，心静如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成为开疆拓土的大将军；勾践卧薪尝胆，实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抱负；司马迁忍辱著述，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忍让，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表现，它不计较一时的高低，眼前的得失，而是胸怀全局，着眼未来。蔺相如宽容大度、深明大义，廉颇勇于改过、知错就改，成就“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忍让，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崛起，它是一种哲学，是一种智慧，是一张一弛，是为了更大的进步。低头需要勇气，抬头需要实力！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走上强国之路，发展之路，随着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强盛，上合组织开始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开辟出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爱面子”的价值观，让很多人认为忍一时、退一步会丢面子、掉底子，下不来台，将面子固化为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心态、一种文化。这种面子思维反映到思维层面留下的心理诟病积重难返，其他实质性事情都可求其次，而面子成为一些人的首要考虑和首选价值。
兵败乌江的西楚霸王项羽，“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矣王我，我何以面目见之！”项羽为了面子，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杀。倘若他渡过乌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历史又将是一种怎样的结局呢？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国难当头时，为了自己六十大寿，可以截留海军建设资金。最终自己的面子没保住，国家和民族的面子更没保住，结果是丢脸逃难、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历史罪人。
爱面子、要面子在社会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毛病，面子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有人糊里糊涂地成了面子的奴隶，愿意与面子纠结一生一世。在乡里市井江湖，为了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团伙的面子，会相互打得头破血流，记上几代人的冤仇。不管事情的实质如何，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不管付出的代价多大，只管到头来有没有面子。
很显然，这种面子只是一种世俗时弊和得不偿失的虚荣，只是一种显摆张扬和缺少自信的浮功。人的生命途中，坎坎坷坷，再所难免，大门小门，都要通过。我们在干事创业、待人接物中，要学会变通，既要懂得昂首挺进，也要懂得侧身弯腰，一味地只有“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轻狂，很可能落得被人扫地出门的结局。
能忍能让真君子，能屈能伸大丈夫。
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出自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是高雅艺术品和高洁雅士的喻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了此典故：“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
《阳春白雪》，原为古琴曲，本分二曲：《阳春》《白雪》，只是在入歌之后，便合成了一曲《阳春白雪》。后世琴谱，又分之为《阳春》《白雪》二曲。《阳春曲》，《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解释为：“《阳春》所从来亦远矣。”《乐府解题》称：“《阳春》，伤也。”《白雪曲》，《旧唐书·乐志》载：“《白雪》，周曲也。”西晋张华《博物志》载：“《白雪》者，昔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也。”太帝，即舜帝。
定型的《阳春》《白雪》曲，又传为晋国音乐家师旷所作，一说楚国大琴师刘涓子所作，《乐府诗集》引谢希逸《琴论》说：“刘涓子善鼓琴，制《阳春白雪》曲。”楚人巫现神祀成风，遍国歌乐成习，于是《阳春白雪》的入歌，就在楚国完成了。楚顷襄王时，郢中出了莫愁女，她善歌舞，又得屈原、宋玉的指导，于是成就了《阳春白雪》的歌乐佳章，且推向了民间。
从此，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春白雪》经久不衰，在全国流传。尽管文人填词多有不同，但乐曲风格却一直未变。至唐朝，发展到了顶峰，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乐官太常吕才审定曲谱，解《阳春白雪》题称：“《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澹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将《阳春白雪》的意境进行了进一步的美学升华。并以唐高宗御制《雪诗》十六首入歌，教习传唱。据载，武则天唱过《阳春白雪》，唐玄宗贵妃杨玉环也唱过《阳春白雪》。
至宋朝，《阳春白雪》传唱、演奏于教坊司和瓦舍、勾栏。元朝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声控剧种——昆腔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了《阳春白雪》的影响。据《中国戏曲通史》记载：昆腔即昆山腔，是元朝顾坚“发南曲之奥”而产生、明朝魏良辅革新而发展的。顾坚“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词，善作古赋……与杨铁笛、顾阿英、倪元镇为友”（魏良辅《南词引正》）。顾坚在度定昆山腔时得到了此三人、特别是杨铁笛的大力帮助。杨铁笛，名叫杨维桢，工诗、擅长乐府，吹一手好笛子，自号“铁笛道人”，“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坐客或翩翩起舞”（明宋濂《杨君墓志铭》）。昆腔以横笛为主乐器伴奏，与杨铁笛有密切的关系，自然也与《阳春白雪》有密切的关系了。到清末，李芳园根据1860年《闲叙幽音》琵琶曲抄本中所载的《春景阳和》《锦园十憩》等，并殿以尾声，成十一段，总名之为《阳春古曲》。
由于年代久远，《阳春白雪》的真本辞曲，已难见踪影了。但因为《阳春白雪》的声名远播，而使得《阳春白雪》的内涵，逐朝逐代不断进行着衍变和延伸，甚而进入了山水城郭，乃至寻常百姓家。
钟祥灵地雅附，因此典故而有了阳春台、阳春亭、白雪楼、白雪亭、听雪楼等诸多名胜。阳春台和白雪楼，还被国务院写进了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简介》之中。另，古有阳春门、阳春书院，今有阳春大街、阳春广场、阳春大酒店、阳春服饰超市等等。以“阳春白雪”命名的餐饮美食，则有阳春酒、白雪面等等。至于书画珍玩，以“阳春白雪”为名者，就更多了。
历史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阳春白雪》纵和寡，天下毕竟多知音。
曲高和寡
“曲高和寡”出自宋玉《对楚王问》：“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指曲调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少。比喻知音难得，也比喻言论或作品不通俗，能了解的人很少。
战国末年，楚国的顷襄王经常听到有人说宋玉的坏话，于是就把宋玉召来，当面问他：“先生恐怕是有一些行为不够检点的地方吧？不然，为什么各个阶层都有人对你不满呢？”
聪明的宋玉一听这话，知道大事不好，灾难就要临头了，赶紧伏在地上，诚惶诚恐地说：“是的，大王说的也许都是事实。但我还是请大王能够宽恕我的罪过，容我把话说完。”
顷襄王答应了宋玉的请求，宋玉就讲了一个故事：
在先王的时代，有位歌唱家来到楚国的郢都，当他开始演唱通俗歌曲《下里》和《巴人》时，有几千人聚在一起随声和唱；接下来他唱起了民谣《阳阿（e）》和《薤露》，这时能跟着和唱的还有几百人；最后他唱起了高雅歌曲《阳春》和《白雪》，这时还能跟着哼哼的就只剩几十人了；而当这位歌唱家将五音的美妙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了一种悠扬婉转、令人陶醉的意境时，仍能欣赏和跟唱的就只有几个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它说明歌曲越是高雅深奥，能跟随和唱的人就会越少。
故事讲完之后，宋玉偷眼看了一下顷襄王的神情，只见他若有所思，频频点头。宋玉心里有底了，于是更是放开胆子，高谈阔论起来。
所以，在鸟类中有凤凰，在鱼类中有大鲲。凤凰振翅高飞，可达九千里云天，那些在篱笆间跳跃的小（晏鸟），又哪里能像凤凰一样知道天高地大呢？大鲲清晨从昆仑山脚出发，中午来到渤海湾的碣石处晒太阳，傍晚又到孟诸湖去歇息，那些只会在小水塘里打滚的小鲵，又怎么能像大鲲这样探测江阔海深呢！其实，岂止是在鸟类中有凤凰，鱼类中有大鲲，人类中不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吗？他们美好的思想和行为都超出于一般民众之上，那些凡夫俗子们，又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宋玉的这番辩解，终于使顷襄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因此而避免了一时的祸患。后人用曲高和寡比喻一个人的清高，或是文艺作曲高雅晦涩，世间凡夫俗子难以理喻。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典故解决曲高和寡的问题，提出要雅俗共赏，解决文艺为谁服务、怎么服务，以及文艺工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历史性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和解答。时至今日，这篇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讲话中所蕴含和倡导的“文艺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理念依然可以看作是我们文艺创作方法的顶层设计。
雅，并不是脱离群众的曲高和寡，不论哪种文艺类型都不能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而应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给群众，让人民群众在欣赏高雅艺术的同时提高审美情趣，增强艺术鉴赏水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目的，这也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所系。俗，应该是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最大可能地贴近群众生活，反映群众身边的人和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为了迎合少部分人低级的娱乐趣味而使作品或节目变得低俗不堪、俗不可耐。
时代和群众呼唤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只有将雅与俗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更多被群众称颂，具有社会传播力、艺术穿透力和恒久生命力的佳作。
空穴来风
从钟祥市兰台中学南门进入校园，拾百余级台阶而上，即登兰台之顶。兰台之宫遗址尚存。其中有一尊大理石座基汉白玉雕像。此雕像即楚国侍臣、楚辞名家宋玉。基座镌刻的文字，是宋玉名作《风赋》。仔细品读，便见其中一句：“枳句来巢，空穴来风”。这即是空穴来风的出处。
“空穴来风”原义为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多被误用来指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近义词：无中生有、捕风捉影。
话说当年，楚顷襄王在兰台宫游玩，由宋玉、景差陪同。一阵风飒飒吹来，顷襄王敞开衣襟迎着吹来的清风说：“这风好爽快呵！这是我与百姓共同享受的吗？”宋玉回答道：“这只是大王享受的风，百姓怎么能与大王共同享受它呢！”
顷襄王说：“风是天地间流动的空气，它普遍而畅通无阻地吹送过来，不分贵贱高下，都能吹到。现在你却认为只有我才能享受它，难道有什么理由吗？”宋玉答道：“我听老师说，枳树弯曲多杈，就容易招引鸟来作窝。有空洞的地方，风就会吹过来。由于所依托的环境条件不同，风的气势也就不同了。”
顷襄王问道：“那风，最初是从哪里生成的呢？”宋玉答道：“风在大地上生成的，从青翠小草尖上兴起，逐渐扩展到山谷，在大山洞口怒吼，沿着大山坳，在松柏林下狂舞。疾风往来不定，形成撞击物体的声音；风势迅疾飘扬，犹如怒火飞腾，风声如雷，风势交错相杂。飞沙走石，大风摧树折木，冲击森林原野。等风势逐渐平息下来，风力微弱，四面散开，只能透进小孔，摇动门闩了。风定尘息之后，景物显得鲜明灿烂，微风渐渐向四面飘散。所以使人感到清凉舒畅的雄风，就飘动升降，凌越高高的城墙，进入深深的王宫。它吹动花草，散发香气，在桂树和椒树之间往来回旋，在疾流的水徊上缓缓飞翔。于是风吹拂水上的荷花，掠过蕙草，分开秦蘅，吹平新夷，覆盖在初生的草木之上，它急剧回旋冲击山陵，致使各种芳草香花凋零殆尽。然后风就在院子里徘徊，向北吹进宫室，上升到丝织的帷帐里，进入深邃的内室，这才成为大王的风了。所以那种风吹到人身上，其情状简直清爽得很，清凉的冷风使人为之感叹。清清凉凉的，既能治病，又可解酒，使人耳聪目明，身心安宁，这就是所说的唯大王所有的雄风呀！”
顷襄王说：“你对这件事解说论述得太好了！那么老百姓的风，是不是也可以说给我听听呢？”宋玉回答说：“老百姓的风是从冷落偏僻的小巷中忽然刮起来的，扬起的尘土，烦躁愤懑地回旋盘转，冲击空隙，侵入门户。刮起尘沙，吹散灰堆，搅起污秽肮脏的东西，扬起腐烂的垃圾，歪歪斜斜逼近用破瓮口做的窗户，一直吹到百姓住的草屋里。所以那种风吹到人身上，其情状简直令人心烦意乱，忧郁苦闷，受到闷热之气，得了湿病，使人内心愁昔，生病发烧。风吹到嘴唇上就生唇疮，吹到眼睛上就使得眼睛红肿，受风得病后使人嘴巴抽搐，咬牙吮咂、大叫，陷于半死不活状态。这就是所讲的老百姓的雌风呀。”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孰知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又哪里会有“寡人所与庶人共者”之风呢？只有在当今清明盛世，才有一切的自然美景和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与人民共享。
惊弓之鸟
成语“惊弓之鸟”语出《战国策·楚策四》，指受过箭伤的鸟。比喻受过惊吓的人遇到类似情况就会惶恐不安，心有余悸。
战国时，六国欲联合抗秦。赵国谋士魏加到楚国拜见春申君黄歇商谈此事，见面后问道：“贵国可有合适的人选？”黄歇回答：“我等已经商议，准备派临武君担任主将。”
闻言，魏加心想：临武君曾被秦军大败，定会对秦军心有余悸，怎可担当主将？然而，出于外交策略考虑，又不便直说，于是对黄歇说：“我年轻时爱射箭，我给您讲个故事吧。”
有个叫更赢的射箭能手。一天，他和魏王正在一起休息，忽然看见有一只雁在天空中飞。他对魏王说：我不射箭，只拉一下弓，这只雁就会掉下来。说着，他左手托弓，右手拉弦，只听“砰”的一声，那只雁就应声坠落下来。魏王很奇怪，他对魏王说：这是一只受过伤又掉队的雁。因此它听到弓弦响声后，就拼命地向上飞，一使劲，伤口裂开，就掉了下来。
听完故事，黄歇觉得好生有趣。魏加趁热打铁，说道：“目前的临武君也是惊弓之鸟，他刚刚被秦国大败，两军对垒之时看到秦军一定会有畏惧之心，请他做抗秦主将一事，还望您能考虑再三。”春申君深受启发，同意了魏加的提议。
千百年来，世人一直将这只鸟当作笑柄来谈论，但若深思，现如今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只惊弓之“鸟”呢？
2014年3月，新华社接连报道两则新闻，引人深思。
一则消息内容大致如下：3月14日，成都春熙路有人喊“听说砍人了”，群众纷纷从商场四处奔散，但最终未看到任何砍人场面和伤害者，却导致不少商家关门歇业。事后，经新华社记者与成都警方核实，该消息不实。
第二则消息：3月15日上午8时30分许，广州沙河大街某服装城的保安抓获一名小偷，该小偷突然大喊：“有人砍人！”引起周边群众四处逃散。
我们身处在一个逐步扁平化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之间联系越发紧密。这种协调性与紧凑性，在显示出其强大效力（生产力、消费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极其脆弱的一面。正因为社会分工、合作的存在，恐慌的心理便无法被地域、阶层、文化所切割，而会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的传播、互动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预设。
这种集体的社会性恐慌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以为哪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其实大家都是心理受害者。长此以往，大家的心理负担将会更加严重，甚至造成恐慌性疾病。
从宏观上讲，公众对于公共场合的安全隐忧是真实存在的。当导火索被证实为假消息，公共背景却真实存在，谣言绝不会自动消失，而只可能是换一个地方继续爆发。所以，在社会化大背景下，要完全解决这种社会性恐慌，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社会、媒体有义务在危机产生时，及时公布权威信息，纠正信息谬误，重塑公众的集体记忆，铲除滋生谣言的深厚土壤，及时切断导火索，防止谣言的扩散。
作为个体而言，我们在声讨政府公信力缺失，质疑新闻媒体作风不严谨、不求真的同时，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口口声声说着的“谣言止于智者”到哪里去了？时刻保持审慎态度，不跟风，不信谣，不传谣，恐怕才是我们不再沦为“惊弓之鸟”的根本。
五合六聚
“五合六聚”最早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比喻屡次聚合到一起。
史料记载，其时秦国大败韩、魏两国，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秦昭王下令联合韩、魏出兵攻打楚国。危难之际，春申君黄歇临危受命出使秦国，上书秦君：
纵观天下，当属秦、楚两国最强。听闻大王要攻打我们楚国，这就好比两虎相斗，结果必有一伤，这样倒是便宜了其他小国。既然如此，大王不如与我楚国结盟，实现强强联合。再者，大王一定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现如今，秦国国土广袤，占据着西、北疆域，这是自古未曾有过的。经过这些年的征战，虽然天下经过五次联合而相集的六国诸侯，却不敢互相救援，可见大王威势之高。
臣以为，当此之时，大王切不可仗着国富兵强以武力征服天下诸侯国，否则恐招致祸患！想当初，智伯只看见攻伐赵襄子的好处，却不料反在榆次遭到杀身之祸。吴王夫差只看到进攻齐国的利益，却没有想到在干隧被越王勾践战败。这两个国家，都是建树过巨大功绩的，却因为一味贪图眼前的利益，结果换得了后来的祸患。诗中不是说“大武远宅而不涉”吗？照这么看，楚国才是秦国的友邦而那些邻国才是大王要预防的敌人！况且，大王您仔细想想，韩、魏两国低声下气地请求您攻楚，他们真的是这么想吗？要知道，这些年秦国可没少给他们带来灾难啊！他们两国有多少人是死在秦军的刀下，就连韩、魏两国国君的家人也是秦军的刀下鬼，他们怎么会不怨恨大王您呢！再说了，大王如果要出兵楚国，您想怎么走呢？恐怕得向韩、魏两国借道吧？如果真是这样，秦兵只怕是有去无回了！相反，如果此时秦、楚联合，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大王称霸指日可待！
黄歇的上书递到秦王手中，秦昭王看后茅塞顿开：“如此甚好！”立即下令收兵，转而与楚国结为盟友。
读完这篇洋洋洒洒的上言书，惊叹之余更是佩服至极。相比于“五合六聚”这个成语从此传诸后世而言，我们更应看到从中所展现的春申君黄歇之外交才能。正应了《文心雕龙》里所说的那句“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便是说的古人合纵连横的大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值群雄争霸的多事之秋，以此孕育出诸如苏秦、张仪、子贡、范雎这样一批善于外交的雄辩之才，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着天下局势。“合纵连横”也成为当时各国间开展军事、外交的重要手段。强大的秦国也正是因为有着一批优秀的纵横家，帮助其破坏六国合纵，使得六国相互孤立，最终被各个击破，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斗转星移，穿梭至今。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已让地球融为一体，我们已不再需要依靠穷兵黩武来寻求富强之路。近些年，“反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此之时，古人留给我们的“合纵连横”之策更显现出无穷的大智慧。
无论是企业间纵向、横向一体化形成的“1+1>2”的竞争优势，还是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的外交之路，乃至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都看到了“合纵连横”的创新运用。当然，时移世易，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不复存在，新时代的国际关系产生新的时代内涵：构筑一个政治上互信、经济上融合、文化上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这个“五合六聚”的共同体中，我们终将收获更多的合作成果。
如醉初醒
“如醉初醒”出自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黄歇如梦初觉，如醉初醒……”像酒醉才醒一般，比喻过去一直糊涂，刚从沉迷中醒悟过来。近义词：如梦初醒。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尽心辅佐楚考烈王振兴楚国。然而，楚考烈王在位已久，却无一子，黄歇为此遍求可孕之妇，最终不能解决这一难题。黄歇众多门客之中，有个名叫李园的人，将自己的妹妹李嫣献给了黄歇。不久之后，李嫣便怀有身孕，于是说服黄歇将自己送入宫中献给楚王，一旦日后其子做了楚王，可保黄歇周全。闻言，黄歇如梦初觉，如醉初醒，感叹道：“人们常说‘有智慧的女人胜过男子’，你就是这样的女子啊！”于是，黄歇采纳了李园的计谋，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拨开历史的尘埃，如今的人们已不再关注“如醉初醒”的背后那段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更多的是将其赋予了褒义色彩，并以此来提醒自己和人们，切勿故步自封，而应博采众长，虚心听取意见，这样才能遇到醍醐灌顶般的梦醒时刻。
毛泽东同志曾在多个场合选择用两个历史人物——刘邦、项羽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读《史记》时，毛泽东在《高祖本纪》中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认为，刘邦之所以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原因就是他善于纳谏。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个故事：这一日，刘邦兵伐咸阳的大军来到了高阳，驻扎下来。当地狂生郦食其虽有经天纬地之才，然未遇明主，无处施展。今见刘邦率军来到，他要试探一下刘邦，是否有平定天下的雄心和广纳贤才的胸怀，于是郦就到大帐求见刘邦。一入帐内，郦见到沛公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女仆洗脚，便长揖不拜，问沛公：“你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破秦国呢？”沛公怒骂郦食其：“你这小子，天下久恨无道秦，怎么能助秦国攻打诸侯呢？”郦食其就指责沛公：“你既欲除无道秦，就不应该坐在床边见长者！”于是沛公急忙整衣而起，以礼相待，请郦食其上座。最后，在郦的辅佐下，刘邦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历史告诉我们，楚汉之战，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一再告诫他的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也不懂。”换言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智慧源泉除了向历史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他人学习，别无他物。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多承认自己的“无知”，坦言自己的“无知”，才能告别自己的“无知”。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史载，考烈王无子，赵人李园欲献其妹给考烈王而不得，遂献于春申君。此事知之者无几。不久，李园妹怀孕，李园兄妹与春申君一道瞒天过海，将李园妹献于考烈王，生一子，立为太子。李园恐事情暴露，密谋致春申君于死地。春申君幕僚朱英多次提醒春申君提防李园，春申君不以为然。待考烈王死后，李园果然派人刺杀了春申君。对此，司马迁评价春申君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个典故也用来告诫人们，遇事当机立断者往往能抓住机遇；而那些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踌躇不前的人，则会错失良机。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云：“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这句话是蒯通游说韩信时的劝言，大致意思是说，即使是再骏的马匹，如果徘徊不前，反倒不如一匹稳步向前的劣马。
《三国演义》中，各路群雄角逐，最终曹操独占鳌头，建立魏国，真的只是因为他智慧超群，谋士众多？恐怕不见得。熟读《三国演义》之人大概都知晓，曹操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枭雄，关键还在于他的善断。在这一点上，孙权、刘备二人与曹操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
当然，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要说起优柔寡断的代言人，还有一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袁绍。
公元200年，袁绍率十万之师讨伐曹操。曹操早已熟知袁绍心性，于是利用他优柔寡断的特点，出兵攻打占据徐州的刘备，以解后顾之忧，为全力迎战袁绍做足准备。而袁绍一方，其帐下谋士早已提出要趁曹操攻打刘备之机，从背后进攻，胜算不可谓不大，但这一提议最终没有被袁绍采纳。直等到曹操打败刘备之后，袁绍才发起攻势，这场战役的结果必然是以袁绍失败告终。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将他与袁绍进行对比，认为袁绍是“多谋少决”，而曹操则是“得策辄行”。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培根所说：“谨慎毫无用处，除非再加上果断。”毛泽东也曾在多个不同的场合把袁绍作为反面典型来教育干部：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
邓小平曾与几位中央同志谈话时说：“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此外，在多个场合，邓小平同样表达过这一观点：“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可见，善断是干事创业的关键一步。
做大事的人，不要受细小的事情所羁绊，做事情要果断，迟疑不决是成大事者的致命弱点，付诸行动是最可贵的。机会难得也容易丧失，时机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任何人无论自身条件如何，只要有毅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前，都会有所收获。那些临事而迷，左顾右盼，徘徊不前者，即使自己条件再优越也不会成功。
再回到事件的主角，一代名相，功勋赫赫的春申君黄歇，叱咤风云的一生最终结束在这“当断不断”之中，“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这句古语，倒似为他的一生做好了注解。
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出自范晔《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绿林好汉泛指结伙聚集山林之间反抗政府或抢劫财物的有组织集团。绿林好汉多受儒家影响，忠义等思想为其精神原动力。近义词：杀富济贫、绿林豪客；反义词：打家劫舍、绿林大盗。
在王莽新朝之前，“绿”字只有“lǜ（律）”一种读音。绿林起义发起于现京山县绿林山，起义军号称“绿林军”，其方言读音为“lùlínjūn”，因为这次起义的影响大，涉及面广，所到之处的民众都跟称“绿（lù）林军”。后来，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就被文字学家辑录到历代字典中，形成一字两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林好汉一直具有两重性，一是肯定绿林起义，承认绿林好汉的历史功绩；一是占山为王、抢劫财物的群盗股匪。这也正说明了绿林中人良莠不齐，顺应历史潮流的，就会受到百姓的称颂，欺凌弱小、抢劫钱财的，就会受到百姓的唾弃。
从绿林起义可以看出绿林文化的根基，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到绿林文化的延续。绿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既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也有形而下的民间绿林好汉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表现出多样性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导致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有着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绿林豪侠情结。
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是一座四合院。鲁迅在这里写下了著名散文诗集《野草》、小说集《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文章，总数达200多篇。这些文章如一发发重磅炸弹，令反动政客和御用文人既害怕又仇恨，他们咒骂鲁迅为“学匪”，鲁迅便借绿林好汉的典故，将自己的书房起名为“绿林书屋”。
在两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绿林好汉体现出五个方面的特点，亦即“绿林精神”。
一是忠。王匡、王凤作为军中首领，没有自立为帝，而是拥立刘邦九世孙刘玄为帝。体现出绿林好汉忠诚的爱国、报国之心。二是义。绿林好汉疏财仗义，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开仓济粮，在民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三是信。绿林好汉以和为贵，团结民众，追求信仰，树立威信，他们用“信”来团结多路起义军。四是武。绿林好汉常年坚持习武练兵，有高超的武功，致使他们在反莽的战斗中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五是勇。绿林军领导的昆阳之战是中国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体现出绿林好汉骁勇善战，勇往直前的英雄豪气。
纵观绿林起义的过程，我们真切地看到它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绿林好汉”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是颇具影响。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知名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着十分厚重的含金量。而作为绿林起义策源地的荆门市京山县，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绿林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言过其实
“言过其实”一词出自《三国志·蜀书·马良传》：“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比喻说话夸大，同实际不符。近义词：夸大其词、名不副实；反义词：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三国时，东吴孙权使诈杀害了关羽，对此刘备悲愤不已，出兵伐吴，想替关羽报仇，不幸兵败退居白帝城。此时的刘备因忧愤至极而病倒，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临终召诸葛亮前来托孤，谈及马谡时特意嘱咐道：“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事后，司马懿出兵攻打街亭，马谡主动请缨迎敌作战，诸葛亮最终被其“我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给说服。
这场战役中，没有打仗经验的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结果倒是给自己做了个牢笼。战役的结局正如刘备生前所料，失守街亭，最终令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于马谡其人而言，言过其实导致千古大错，实在让人痛惜。于诸葛亮而言，其“言”“实”不分，同样难辞其咎。因此，悔恨不已的他不得不“行咎自责”“自贬三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诸葛亮不惜以斩杀大将换来的历史教训，却并未真正让后人警醒，尤其在新闻媒体传播方面，正可谓“既能帮人，也能坏事”。
言过其实的报道在“大跃进”时期并不少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关于“亩产万斤”报道：
“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〇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这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泛滥，导致了随后几年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一则1988年4月11日的“金雾”报道中，本是一场风沙弥漫、黄尘蔽日的“沙尘暴”，却硬是被写成了一场美丽的邂逅：“首都北京今天长时间地沐浴在金色的浓雾里，因为耀人眼目的阳光被阻遮，这里所有的人和物都沉浸在金色的寂静的海洋之中……”多么美好的景色，多么惬意的享受！大有今后“金雾”越多越好的势头。这一报道不但言过其实，还故弄玄虚，灾当喜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批评。
看到这些消息，不禁又让人联想到一则笑话。一个品性不良，不务正业，老是花天酒地的男人死了，他太太平时虽恨他入骨，但也不免含悲在灵前谢客。祭奠仪式上，妻子听到朋友在念祭文时，有一段竟是：君性纯厚，品性兼优，赡家教子，济富扶贫，无不爱戴。于是便低声问儿子：“你快去看看，棺材里躺的是不是你爸爸？”正如著名财经评论员牛刀的那句“我不唱赞歌，只说人话”所要表达的那样，赞歌唱多了，总会飘到天上，我们所见到的终究只是浮华背后。
当然，言过其实的市场绝非仅此而已，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不严不实”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比较严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我们的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若不如此，谁又能断言“失街亭”的一幕不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