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囚徒
?当潮水退去，炒房客成为二、三线城市的囚徒，而真正的冰河期还未到来。
一
粗重的铁索沉入浊黄的江水，江面上汽轮破浪而行。潮湿的雾气在江畔弥漫，雾气中，楼影幢幢。
这里是山城重庆，一项纪录让它足以自傲：此地房价，十年未涨。
也正因为此，它成为炒房客最后的猎场。2016年冬天，北上广和江浙的炒房客在扫荡杭州、血拼成都后，向西杀入重庆，将其视为决战之地。
在上海炒房客云集的水库论坛上只有两个版面，一个叫主版，一个叫重庆版。与之相对，重庆本地论坛则发帖“炒房客来了有猎枪”“让重庆成为炒房者的地狱”。
诅咒不幸应验。重庆阴冷的冬夜漫长无期，接连的调控政策让炒房客成为山城的囚徒，刑期未知。
悲观的论调在炒房客QQ群中弥散，江湖前辈出言安慰：这一次远没到2008年的程度，只要愿意降价，肯定能卖出套现。
然而，一、二线城市透出的寒意正宣告着这一轮调控的不同寻常。
在广州众多与炒房相关的金融公司门前，投资者累月蹲守，担心平台跑路。
深圳一家专门炒房的私募基金负责人则坦言，目前已无米下锅，生存或死亡，一切取决于调控的力度。
2016年，深圳时代广场豪华写字楼内，曾挤进八十多家房产投资和担保公司，而今许多公司已撤离，留下满地狼藉。
同样的寂寞也在济南经七路不动产服务大厅滋生。2016年10月，大厅内塞满了躁动的人群，服务器一度累得瘫痪。
而今，喧嚣沉寂。2017年年初，一位年轻的济南炒家好不容易才为手中新购的300万房产找到买家，对方最后却因限购升级而失去了购房资格。
每月一万多元的房贷让他喘不过气来，“本想赚个快钱，结果炒成房奴了”。
2017年2月下旬，炒房客登上了央视新闻。
镜头前，一名留学归来的上海白领讲述着他通过炒房两年间身家从100万暴涨至5000万的传奇。
像他这样的投资客曾一度占深圳购房者人数的四成。2016年10月，深圳出台严格限购的政策，成交量大幅下滑。
“如果你每个月没有20万进账的话，就有断供的危险”，他选择将三套房子降价出售，并愿意承担部分税费，只有这样才能“比别人卖得快”。
逃亡在静默中开始。新闻传递出明确信号：炒房者退场的时刻已到。
比新闻更敏锐的是微博上的大师们。大师们早已不鼓吹房价上涨空间极大，口风已变为：见好就收，学会等待。
二
相比于历史上的几轮炒房潮，这次热潮中豪客的身影寂寥，更多的则是怀揣财富梦想的中产家庭。
热潮之初，开场者依旧是一掷千金的富豪。
传闻“合肥炒房团在一个项目上买走50套”“郑州富豪炒房团空降西安”“江浙炒房客豪掷9800万一次性在成都购房60套”，然而，这些消息很快被证实为开发商的炒作。
随着房价激涨，财富神话开始扭曲变形，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加入炒房阵营。
他们并非想通过炒房暴富，更多是想为财富增值寻找出口。毕竟，不断增加的货币正在造成存款持续缩水。
上海一位女白领为炒房背上了630万的贷款。为了她的炒房计划，父亲与母亲离婚，净身出户，硬生生为她腾出了首套房的操作空间。
她对房价满怀幻想，并不担心断供危机，“只要敢下赌注，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赌徒的心态最终蔓延为群体情绪。
2016年5月20日，2000多名炒房者云集南京疯抢了440套房子。那天南京阴云密布，细雨连绵，但来自北京的炒房客依旧将其视为好彩头：下雨好，来财。
在他们眼里，炒房就是战争。
中秋节前，深圳炒房客召开了一场备战会，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杭州地图不断圈定准备下手的重点楼盘，还有人拿出小本标注。
此前有人提议边喝茶边讨论，结果遭到集体炮轰：“这是战前，喝茶浪费时间。”
其实，G20峰会刚刚结束四天，深圳炒房团就光顾了杭州，他们下手果断，从不纠结。其中一个不足十人的深圳小型炒房团一口气抢购了近30套杭州房产。
杭州限购前一天，一位发觉“势头不对”的深圳母亲独自抱着一岁的孩子，怀揣着存有180万的银行卡冲到杭州，在业主不断加价的情况下买了两套商务公寓。这成为炒房团内部的佳话。
一切动作在财富梦想中开始变形。在2015年一年间，深圳的离婚率增长了45%，其中掺杂着许多为炒房而假离婚的夫妻。
2016年9月，一位买下3套房产的炒房者在售楼处交首付时一口气刷了48张信用卡。虽然规定只能刷两张，但只要交了80元的刷卡金后，他可以“想刷多少刷多少”。还有人不惜借高利贷支付首付，“房子一出手就全收回来了”。
那些二、三线城市的原住民愤怒地注视着蜂拥而来的炒房客，对直线上涨的房价抱怨不堪。
当然，也有人翘首以待。
距离北京不到八十千米、房价一直尴尬不涨的涿州在2016年秋天终于迎来了大涨。
涿州贴吧里的网友们兴奋留言：“炒房的终于炒到涿州啦”“赶快把房子卖给那些傻子”。
三
据2012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除去金领和企业主管后只剩下两类人：炒房者和职业股民。
楼市、股市的交错起伏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缩影。炒房客既是风云际会的弄潮儿，也是退潮后暴晒于沙滩的鱼脯。
2001年，150多名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他们浩浩荡荡专程来到上海买房，先后以5000万和8000万的成交量撼动了上海楼市。
他们带着粗大金链，手里拿着大巴车上发的面包，豪奢中透着精明。传说，温州炒房客的行李箱中装着几百万现金，看到合适的房子就一栋栋买。
在鼎盛时期，温州百强企业榜单上有近半的企业家醉心于房地产游戏。有人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输光老本。
有传言称，一个温州炒房客在北上广等多个城市买了127套房子，被牢牢套住，最终跑路。还有一些跑不了的人选择了跳楼。
2004年，深圳有一位传奇炒房客，他手握近70套房产，身家过亿。但他因误判2008年楼市行情，抄底抄到了半山腰。此后数年，他期盼的回暖并未到来，不得不将1亿多元的房子全部卖掉，亏了5000多万。
这位叱咤风云的炒房客没能等到2016年，在2015年黯然返乡。深圳留给他的唯一纪念是一个归属地为深圳的手机号码。
或许，前辈们的昨天将是新一代炒房客的明天，而等待他们的冰河期也许更长。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峰值，这也意味着在那之后许多年，房产市场将等不到新的房客。
当然，对于信仰中国房价的炒房客而言，这些都是浮云。已有炒房客开始真正考察重庆的居住环境，做好移居准备。
房子总算又回归为房子。
2016年深秋，重庆迎来一位特殊访客，76岁的牟其中出狱后来这里拜祭父母。
传言，他在北京门头沟有264套房产，市值10亿。
这位中国最传奇的炒房客看向坟头的墓碑，碑上刻着六个字：这里通向世界。
一位传奇炒房客的死亡
?此时，铜锣湾避风塘的私人游艇上毒气弥漫，“神童辉”恍惚中看了一眼香港，高楼下是一片白骨。
一
他的名字隐藏在不知名网站的资讯角落里，归类是明星艳闻。
在他名字旁边，飘浮着《传奇》屠龙宝刀和视频聊天室的广告。
误入者匆忙关闭页面，少有人会注意“罗兆辉”三个字，更少人知道这曾是香港最闪耀的名字。
1978年，年仅14岁的罗兆辉孤身来到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从此登上了香港最混乱的舞台。
彼时，他刚从圣若瑟英文中学退学不久。因为同学诬告他偷T恤衫，老师偏袒对方，他一怒辍学。
彼时的重庆大厦还未因王家卫的电影而声名大噪，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数千名租客杂居在阴暗的楼宇中，楼道里蒸腾着最真实的香港味道。
在这里，西装革履的掮客吐沫横飞，发鬓凌乱的妓女倚门浅笑。入夜，更有古惑仔持枪乘梯，枪管幽蓝反光，告诉你什么叫“龙蛇混杂、九反之地”。
罗兆辉蜷缩在这片黑暗森林中的某张床铺上，脑海中只有明日的生计。
他当过保安，搞过推销，做过杂工，“只要有钱开饭，什么都能干”。14岁时，他已能操着蹩脚英语拦住老外，帮大厦里的妓女拉客。
他在江湖最混浊处挣扎求生，与三教九流周旋自如。
一次，他为一名地产经纪人订西装时见西装笔挺，心生艳羡，继而开始关注地产行业。
1985年，21岁的罗兆辉成为地产经纪人。
当年，香港楼市一片红火，市民通宵排队购房。罗兆辉发现，这职业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他的过人口才让他如鱼得水。
离开尖沙咀后，他去了中环，在中环国际大厦的满通地产上班。
满通专门收旧楼资源，需要搞定啰唆的住户。出身重庆大厦的罗兆辉最会哄人，把居民哄得高兴，房自然就卖了。
仅一年时间，罗兆辉便升至经理之位，公司派他专攻豪宅贵客。命运用神笔在墙上为他画了一道门。
他的人生就此转变，开始出入富豪的社交圈。此时，他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香港教父级大亨刘銮雄。
1985年，人称大刘的刘銮雄已经是实业上市公司的老总，身家数亿，江湖人称其为“股市狙击手”。
两人如何相识已不可考。坊间流传的说法称，罗兆辉很聪明，托人打听到刘銮雄喜欢古董，于是倾尽二十多万积蓄买古董送大刘作生日礼物。
当年，港人月收入不过两三千港元，对罗兆辉而言，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赌局。
他赢了。传闻，大刘对送古董的地产经纪人感到好奇，“下次吃饭叫他一起吧”。
此后，他又通过刘銮雄认识了郑裕彤、杨受成等顶级富豪，人脉越来越广。
1988年，罗兆辉自立门户成立黄爵集团，专门替相熟的老板打点炒楼业务。黄者极尊，爵者极贵，罗兆辉对未来充满野心。
很快，他成为当时香港最成功的炒房客。1988年，他与人合伙买下十个商铺，然后分拆出售，赚了第一桶金——700万港元。
此后，他以短线炒房的方式搏杀于江湖，财富如滚雪球般增加。
1991年，重庆大厦遭遇火灾，业主郑裕彤有心出售。郑裕彤与刘銮雄是老友，在刘銮雄牵线之下，罗兆辉决定操盘此事。
最后，在刘銮雄支持下，罗兆辉以1.4亿港元买入重庆大厦商场，用最极端的方式衣锦还乡。
他一笔抹掉重庆大厦的过往，将其改名为意法日广场，并投入2000万重新装修。
一年后，罗兆辉将其卖给力宝和明珠兴业，净赚5.4亿港元。
这一年，亿万身家的他才27岁。他成为全香港的宠儿，并得外号“神童辉”。
二
27岁，春风得意马蹄疾，整个香港都是他的赌场，一座座楼宇就是他手中的筹码。
1994年，罗兆辉收购了香港著名的中药材集团“东方红”，一跃成为上市公司的老板。
1994年至1996年是香港房价腾飞的节点，也是罗兆辉炒楼炒股的巅峰。
仅1996年一年时间，他就在刘銮雄、郑裕彤等大亨的支持下，接连参与了多宗大型交易，总额超过33亿。他的身家也一度高达20亿。
他开始仿效大佬们的生活。
刘銮雄喜欢收藏，曾花4000万港元拍下二十个车牌。罗兆辉也效仿他，花400万港元买下“71”号车牌。
刘銮雄纵意花丛，罗兆辉也不甘落后，常约大牌港星饮酒取乐。
他曾斥资上千万买下浅水湾道的豪宅，并将部分产权赠予了出演《百变星君》的新加坡女星孙佳君。
为捧大哥的场，罗兆辉曾一掷千万请大刘的好友李嘉欣拍广告。
他在镜头前满是得意，“现在电影市道这么差，明星都没工开，请得起女星拍广告的，只有我同谢瑞麟！”。
大亨们爱玩的名车、游艇、豪宅等，罗兆辉也统统都有。最风光时，他拥有劳斯莱斯、总统、法拉利等十多部名车。
他花费400万美金定制了一条二十多米长的豪华游艇，停泊在铜锣避风塘中。
他给游艇取名“Miracle”，译为奇迹。他坚信，他会一直是奇迹的主角。
1997年，香港楼市陷入疯狂，香港人相信“大陆一定会接盘”，于是不吃饭不买衣服都要供楼，有的楼盘甚至十度转手。
罗兆辉决定购入地产公司国际德祥，希望借壳上市，荣升为地产超级大佬。
此时，因炒房规模过大，罗兆辉公司的物业负担已超过20亿。而为买国际德祥，罗兆辉孤注一掷，将东方红公司的股票押在银行套现。同时，他还将国际德祥拆分转售给其他买家，众筹资金。
岂料交易过程中香港楼市大跌三成，其他买家纷纷退订，他须自己补十多亿元完成交易。
一向笃信“不追高，谁追谁死”的刘銮雄劝他放弃。他第一次和大佬呛声：“你是不是不想看到我发达？”
他意气风发，觉得开疆拓土已指日可待。
那年夏日，他与富豪名流结伴出海，刘銮雄、杨受成分立其两侧，周星驰随船出行。
然而，在他目光未及之处，大风暴已酝酿成形，呼啸扑向香港。
三
1997年10月，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让香港的楼市和股市双双下跌。
几乎一夜间，罗兆辉的财富蒸发了6亿港元，他坚持买下的国际德祥更让他的财政左支右绌。
1997年底，罗兆辉难以支撑，将国际德祥和东方红“一铺清袋”贱卖给了“壳王”陈国强。
追债官司接踵而来，大至追讨物业交易的尾款，小至装修房子的百万元灯饰工程费。
罗兆辉一夜变为负资产者，欠债3亿港元，终告破产。
他开始沉默寡言，一度在他的奇迹游艇上闭关六个月，日夜在小黑板上推演快速翻盘的办法，“想练成盖世武功，增加三十年功力”。
然而，一切终归是徒劳。千禧年冬至夜，香港最冷的夜晚，罗兆辉在游艇上烧炭自杀，陷入昏迷。所幸经医院抢救，他奇迹生还。
据数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大概产生了106000名负资产者。1998年，第一例烧炭自杀的案例出现。此后，效仿者越来越多。
侥幸生还的罗兆辉陷入癫狂，时常语出惊人。他比陈冠希更早成为艳照门的主角，并癫狂地自曝名流性事，使一众富豪、明星避之唯恐不及。
他的下颌上生了一个鸡蛋大的毒疮，当年谀辞如潮的杂志嘲笑他长的是“世纪毒疮”。
他曾远避巴黎，酗酒寻欢，还拳打记者。刘銮雄不放心，派自己的红颜知己记者甘比前往探望。
罗兆辉罕见地吐露心声：“我孤独这些年，所有愿意同我讲话的人，我都会讲所有东西给他听，当他是朋友，但怎知他们原来个个都当我傻，挑衅我发癫。”
返港之后，他更成为媒体笔下的丑角。媒体对他最详尽的报道，读来也满是凄凉。
他一人行走在佐敦柯士甸道上，身形肥胖，挺着大肚腩，挽着环保袋。他目光呆滞，神情怪异，行人见之惊散四避。
他最终搭乘地铁前往杏花邨站。地铁上，他咬指发呆，身边的大妈满脸厌恶。
江湖已无“神童辉”。
偶尔，他也有清醒的时刻。一次面对媒体时，他用英文说：“生命重质不重量，有钱不代表你比较快乐，只是比较幸运。”
后来，罗兆辉避走澳门时又因藏毒被捕，最后落脚东莞。
他选择的酒店名为好运，他最爱说的词叫“东山再起”，他寄望于在内地重写他的地产神话。
2011年冬日，罗兆辉似乎迎来转运。传闻，他早年得意时结交了一位富豪朋友，并赠送其一幅字画。那年冬天，富豪将字画归还，罗兆辉最终将其卖出700万。
他将之视为东山再起的启动资金。2011年1月24日，在东莞常平的一栋律师楼内，他在办理房产物业转让时心脏病突发，猝死。
警方的现场照片显示，一双黑色皮凉鞋里塞着一双暗色的袜子，这是他最后的身外物。
从常平一路向南，跨越山岭与江海，就来到了九龙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前，新的一批年轻人正讨论楼市。
他们踌躇意满，觉得世界尽在掌握之中。
生死别离之际，她买了套房
?此后几经波折，学区房离袁静越来越近了。
袁静和三名身穿廉价西服的地产中介搭乘最早一班高铁从北京杀奔太原。
他们出站后直奔医院病房，进屋后无任何寒暄，中介把合同铺了半张床。病人勉强支起身子，在三名中介的虎视下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大名。
归程时高铁没票，一行人登上了绿皮火车。泡面味和汗味四下弥散，袁静挤在过道中浑浑噩噩。
直到中介在耳边说：“姐，你想过假离婚没有？”
一
袁静今年28岁，娃娃脸，时常笑颜如花。
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供职，儿子已两岁，老公郝帅是北京土著。
结婚后，两人搬进了郝帅父母名下的回迁房。
回迁房在东南五环，四野多是开发商圈起来的荒野农田。从客厅远眺，一片连天衰草。小区门口马路开裂，落雨时就泥浆泛滥。
小区其实就是包装后的农村。有红白喜事时，院子里或是流水席或是灵堂，敲锣打鼓，唢呐声震天。
2015年年底，袁静怂恿老公去说服婆婆卖掉这套回迁房，换套商品房。
郝帅一开口，就被亲妈给堵了回来：“你们是觉得还不够住吗？”
郝帅找来纸笔，照着袁静之前给他列的式子，一项一项地在母亲面前计算。首付还差多少，月供如何还，工资涨幅多少，房子升值速度怎样……
郝帅的妈妈将信将疑。最后在软磨硬泡之下，郝帅从自己亲妈那儿借了60万，打了张借条，保证五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
回迁房没卖，夫妇两人最后贷款买了位于东四环的50平方米的一居，总价230万。
2016年7月初，这套房子已涨了90多万。小夫妻大喜，决定继续换房游戏。
郝帅坚持要在东城区买学区房，他觉得孩子也许没学霸命，可学区房总得备着。
夫妻俩有一个模糊的设想，希望孩子18岁去美国念大学，到时全家一起移民。
二
郝帅和袁静用四天时间就选好了学区，周末看到第一套房后就决定签约。
这是一套位于东南二环的60平方米的两居室，要价400万。业主是太原的公务员，正住院做手术。
那时正是北京楼市最疯狂的时候，价格一天一变，袁静决定先买了这套房，再卖自己的房。
为避免夜长梦多，她决定亲自跑一趟太原敲定合同。
订火车票前她问中介，她家这套买了不到一年的一居室能不能提前还贷？
中介听到银行名字后跟她打包票：“姐，你放心，我们和他们家关系可好了，绝对没问题。”
可袁静从太原回来后发现，她家的一居室当年买的时候中介吃了回扣，偷换了贷款的支行。事后，人已辞职消失。
现在，这家陌生的银行无人有门路。于是，袁静的一居室卖不了了。
他们只有等到明年2月，等这个一居室过户满一年之后才能重新卖房，但和山西那边约定的过户时间是今年12月底。
卖不了旧房，新房子的首付一下就没了着落，家里的钱周转不开，袁静的焦虑达到顶点。
一天深夜，袁静和郝帅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开Excel表格，往里面一个一个敲进亲友姓名。
填了删，删了填，最后表里留下了三十多个人名。
第二天，袁静和丈夫照着名单一通一通地打电话借钱。袁静同部门的两个“90后”小姑娘接到了电话，各自答应借她两万。
最焦躁时，袁静想起了在那辆绿皮火车上时中介对她说的话。
三
假离婚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旧房子归在郝帅名下，袁静用自己的名义买学区房，享受首套房的优惠政策，省下一点首付和利息。
袁静和郝帅分别给两家父母做工作。公公婆婆经历过拆迁，对为了房子假离婚的事儿见怪不怪，没有反对。袁静给自己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二老听后也没说什么。
只是半夜，袁静的父亲背着老伴儿偷偷打来电话，对她小声嘀咕：“你老公我不是很了解……但无论如何，你一定得把孩子拿住。”
袁静劝慰父亲别多想，但挂下电话后自己不免想起在火车上时中介说的话：“假离婚就是离婚，其实和真的没区别。”
中介告诉她，首先得把孩子要过来，这样男方才会出抚养费；其次还可以约定一笔一次性补偿费用，估算男方能拿出多少就要多少。
起草离婚协议的时候，袁静照着中介提供的建议写道：儿子抚养权归女方，男方须向女方提供每月1万元人民币的抚养费和5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赔偿。
在一旁看着她打字的郝帅一下急了：“你把儿子拿走，还一次性要500万，这是真的不想跟我过了吧！”
袁静一边按着退格键，一边笑郝帅：“又不是真的离婚。”
她把每个月的抚养费减了一半，改成5000元，又把一次性赔偿改成了100万元。郝帅没有再反对。
在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的前一天，袁静和郝帅带着孩子照了一组艺术照。在一家三口的合照中，郝帅身着黑色礼服抱着儿子，袁静身穿白色婚纱礼裙，梳着新娘盘头站在郝帅身旁。
儿子笑得一脸灿烂，他们俩的表情却有点不太自然。
当身边的朋友问袁静担不担心弄假成真时，她一脸轻松地说：“我老公不敢，孩子和钱都在我手上呢，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是你前夫。”朋友笑道。
四
此后几经波折，学区房离袁静越来越近了。
她嘱咐中介告诉太原的业主不必担心首付，但中介带回个消息：业主打算加价30万，不然就违约。
积累许久的疲惫、焦虑和愤怒在此刻全部爆发，她对着电话另一端的中介大吼道：“我给你们十几万的中介费，你们给我解决过什么问题？”
“还有，你们转告业主，我一分钱都不会多给。我要上法院告他违约！”
一个月后，袁静在北京见到了太原业主，面对面时她却不敢真的硬气起来。
所有的律师和朋友都劝她说，打官司也有20万的成本，而且一拖拖半年，谁也耗不起。
袁静上次见业主还是在太原的病房里。此时，业主有些秃顶，衣着非常普通，看上去约莫50岁，但实际上只有40岁。
业主向袁静解释道，他现在很缺钱，老父亲去年做投资亏了几百万，儿子准备出国念书也需要一两百万。
还有更惊人的消息：上回他住院那次，一直以为自己体内的是普通的息肉，切了片才知道是恶性肿瘤。
“我就是来料理后事的。”业主低声说。
生死如此之近，也如此随意，袁静一时失语。
业主误会了她的沉默，转而怒吼：“我在体制内也混了二十多年，还是认识人的。你不会愿意跟我打官司的，你哪一环没钻空子？我这边搞点材料，你也会很被动。”
同情心一下子被委屈淹没。
半年以来，袁静费尽心机翻过了征信、首套房资格和流水证明等关卡，现在全部变成了对方公然毁约的筹码。
“三十万你可能也拿不出来，就十万吧。房价涨了那么多，我心里也不平衡。你就让我心里好过一点。”业主对袁静说。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袁静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无论她如何努力，房子仍像拴在她鼻间的诱饵。
她走出中介办公室的时候，眼泪依然没有止住。
眼前的北京二环上车来车往。她曾经以为只要不断贷款、买房、卖房、再贷款、再买房，就能从郊区挤进中心，过上理想的生活。
而现在看来，总有一些更模糊、更庞大的力量会将她所有的骄傲打翻在地。
经历了疯狂的楼市之后，公公婆婆那边传来消息，让他们卖掉回迁房，然后在四环边上买套600万左右的两居室。到时候，袁静和郝帅总计将背上连本带利1000万的房贷。
袁静心里清楚，复婚的日子是遥遥无期了。而这样的循环，又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泪别三环，惘然燕郊
“咱们什么时候能买个房子？”
冬夜，侯磊站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高楼之间，初雪潮湿且阴冷，楼盘顶处霓虹灯光晕模糊。
和许多人一样，他是过客，不曾拥有这里的任何一平方米。
他曾试图通过买房来改变人生轨迹，然而一系列奇遇后，他体验了楼市所有的悲欢。
对了，我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
一
2003年时，侯磊的书呆子气还没那么浓，他的青春故事也与房价无关。
大学毕业后，他供职于北京一家知名的媒体，稿酬多时月收入可过万。
他和初恋女友住在北京三元桥附近，与人合租，房间不足20平方米，但极其温馨。
租住地不远，就在北京三环。三环上车流不息，夜晚时总能汇成璀璨的光河。
青春悠长无期，买房的话题一度离他很远。
2005年时，侯磊的领导准备在三环外的太阳宫买房，打算去银行转账。因为随身带了20万现金，担心被抢，喊着侯磊同行。
当年，北京太阳宫的房价为每平方米6100元。领导看中的户型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总价70多万。
侯磊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推着自行车一路冷嘲热讽：“70多万买个房子，真傻。”
那时，三环之外尚显萧索，四环之外一片荒凉。唱《五环》的岳云鹏还在饭店刷碗，月薪550元。
微胖的领导不为所动，嘿嘿一笑说：“再过十年，就知道谁才是真傻啦。”
领导就是领导，何需十年，侯磊早就双眼红肿，未语泪先流。北京房价，岂容轻视？
2005年的某夜，他和女友在三环边散步。从大学时代算起，两人已相恋八年，双方已互见家长，吃了相亲酒，正在筹备婚礼。
那夜，女友依偎在他肩头，略显怅然地问道：“咱什么时候能买个房子？”
他想了想，说：“给我五年时间。”
“五年？”女友语气里尽是失望和不满。
许多年后，那一夜的夜色与蝉鸣、人流与面孔都已模糊不清，唯独有关房子的对话清晰如昨。
从那夜起，分歧开始不断爆发。
女友家里希望全款买房。准岳母提出：“我女儿一个博士嫁给你，不想让她也背上房贷。”
可侯磊家里拿不出全款，只能贷款。
当年在侯磊的老家河南，房价不过两三千每平方米，北京却要八千元。侯磊父亲当时安慰他：“别着急，北京房价一定会降的。”
可是爱情等不了了，争吵和冷战后，2006年两人分手了。八年的爱情败给了房子。
一年后，他听说女友结婚，而且不久后就在北京买了套房。
房子成了他心里绕不开的伤口。2007年，他下狠心决定买房。
他跑遍了北京周边，却发现再没有当年太阳宫那样高性价比的房子。
挑来挑去，他最终选择了东五环外的常营。
他原本选的是两居，后来发现三居室就贵了不到10万，而且首付不过20多万，一咬牙就买下了三居室。
侯磊感慨，比领导晚买不过两年，却差了整整两环。
后来一个朋友去常营这个楼盘看房时，撂下一句：“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每平方米还要1万，不买了！”
几年后，这位朋友只能去更远的通州九棵树买房了，而且房价已经接近2万。
房子到手后，侯磊第一时间给初恋女友发了个短信：“房我买了，可惜你没有在。”
手机一阵沉默，后来她回复：“对不起。”
二
如果人生能够剧透，侯磊就会知道，东五环这套房子是他此后十多年炒房生涯中唯一成功的一次房产投资。
买房是他解不开的心结，也成为他想证明自己的方式。
因为媒体人的身份，他与楼市大鳄们多有接触。他曾在好几个房地产论坛上听到任志强口无遮拦地断言：房价不贵，将来会进入5万时代、10万时代，还要涨、涨、涨——没房，滚回老家去！
在与潘石屹公开或私下的交流中，对方都在强调：买房最重要的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2009年上半年，楼市突然出现拐点，房价出现回落。
在那年国庆前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投资界高人到场。
大家纷纷倒苦水：楼市现在这么不好，手头的钱是买股票还是投资别的？
高人话很少，看似漫不经心地夹了口菜说：“别买股票，有钱就去海南多买几套房。”
侯磊听进去了。后来他采访了一位海南地产商，对方还告诉他：“买房来找我，我给你打折。”
回家过年时，他向正愁着无处投资的叔伯们显摆，模仿任志强的口吻说：“你们有钱吗？赶紧去北京和海南买房，现在是对标美元，对标纽约、华盛顿的房价，根本没到头呢。”
弟弟摆弄着DV把当时饭桌上的情景都拍了下来。叔伯们一脸不屑：“去海南买房？你小子在北京待了几年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胡说八道个啥。”
每当看到那段视频，侯磊心中都会五味杂陈。
过完年没多久，海南房价开始暴涨，从6千涨到了2万。
一个做生意的叔叔找到他：“唉，当初真该听你的。”餐桌上那些不屑的亲戚开始崇拜“消息灵通”的侯磊。
2010年春天，侯磊带着叔叔一同参加了北京一房地产展销会。
当时侯磊看好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像素，房价为每平方米1.3万元，但叔叔更偏向距北京60千米外的涿州。
涿州那处楼盘每平方米仅6000元。广告语令人心动：高铁17分钟到北京。
叔叔陷入狂热：“在涿州多买几套，反正未来会涨。”
当年“环北京经济圈”还是一个超前的概念，很多人相信了广告中所描述的，认为这将是一个超越深圳的经济特区。
甚至传言，涿州未来将要划入北京，或者和北京享受同样的学籍待遇。侯磊当时想，以后有了孩子就拥有北京户籍了，上学不再是个问题，多好。
他们当场就坐上了前往涿州的宣讲轿车。两小时的车程后，窗外的景色从大都市变成了“十分钟就能从东走到西”的小县城。
小县城随处可见正在建设的楼盘工地，灰尘漫天。
但坐在车里的炒房者已经开始相信：未来，这里将和北京一样喧嚣浮华。
侯磊选定的楼盘名称中带着“凯旋门”三个字，听着就豪华霸气。
侯磊的叔叔呼唤亲朋，组团买了七八套。侯磊也东拼西凑买了一套。
他还记得黑压压的人群中，售楼经理指着他鼻尖的手指：“再不买就没有了啊，你买不买？买不买！”
亲友团的购房手续全部都交由侯磊代办。
一个房子至少五份合同，他一个人签了无数张单子。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北京来的炒房豪客。售楼小姐秋波频频，就差问句“您结婚了吗？”。
那种感觉很爽，侯磊说，那是涿州给他的唯一的美好回忆。
三
侯磊曾看中的北京像素如今已经涨到每平方米4.2万，而涿州的楼市热潮却迅速消退。
2010年入手时，每平方米6000多元，到2016年年初，每平方米7000多元。六年间，侯磊家族组团买的涿州房子每平方米只涨了1000多元。炒房成了笑谈。
从高铁生活圈到三国文化旅游，再到张飞酒，涿州楼市几经挣扎却一直未热。
事实上，除了高铁，涿州的公路交通到北京并不方便。
侯磊打听到，当地很多楼盘的配套设施并没有跟上，比如燃气管道，并不符合大城市的生活标准。
一段时间之后，在涿州买房的亲戚们找到他说：“把房退了吧。”
“我只是在饭桌上吹了个牛，房价涨了，我得不到什么好处，房价跌了，大家心里多多少少会把原因归在我身上。”
虽然这么想，侯磊还是肩负起家族的重任，开始奔波于北京和涿州之间。
六年间，退房成为他的生活主题。
他有个QQ群，群里是几百位懊恼的房客。大家时常组织线下退房活动，比如组团高呼退房口号，拉条幅，刷标语。还有人起诉开发商，打起了官司。
大家申诉的理由各种各样：物业服务不达标，房屋质量有安全隐患，小区规划与承诺不符合，甚至电梯失灵摔死过一名工人……总之，就一个要求：退房。
当年笑脸相迎的售楼经理如今满面愁容。面对找上门的业主，他们表示无能为力。
几年间，售楼中心的领导频繁更换，还有人因压力过大而选择主动辞职。
开发商选择了怀柔政策。当侯磊约好谈判时间从北京赶过来的时候，对方却常常把办公室门锁上，手机也无人接听，“你可能要发几十条短信，打一百个电话，才有回音”。
这是一场考验体力、耐力和意志力的漫长征途。
六年里，因为贷款买房他的工资卡常常处于透支状态，有时用几张信用卡互相填补窟窿，还要跟同事和朋友借钱周转资金。
此外，他还要扛住各种亲友催问的压力。
他算了算，自己在北京和涿州之间一共往返了七十多个来回。
如西天取经般地渡劫后，开发商无可奈何只得松口：每个月只有一个退房名额。
到2016年春天时，侯磊自己的房子已退，亲友团的房子退得只剩下了最后一套。
亲戚说：“算了，让它自生自灭吧。”
四
2016年春天，通州房价狂飙，一河之隔的燕郊楼市随之火爆。
侯磊之前那位败走涿州的叔叔也加入燕郊购房大军。
其实几年前侯磊曾看过一处燕郊的房子，当时每平方米9000多元，嫌贵没买，一年后涨到了15000元，令他后悔不已。
这次他又按捺不住跑去看房，自嘲“这叫记吃不记打”。
看房那个早上，售楼处排着长队，门刚一开人潮便试图拥入。侯磊挤在其中跌跌撞撞，一切如此熟悉。
一个没被叫到号硬挤进去的阿姨被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抬了出来。保安训斥道：“让你进来了吗，出去！”
说难听一点儿，就像在骂一条狗。
侯磊经验丰富，很快选好了房子，然而付款时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涿州退房往事，他曾频繁周转资金，信用卡征信记录里出现了十几条逾期记录，直接影响他办理房贷。
中介告诉他：“没关系，我可以帮你解决。”
因为不是首套房，中介还建议他与现场同行的一位亲戚假结婚，然后再假离婚，把他东五环的房子挂给女方，将他伪造成无房者。
“按辈分，我得叫她一声婶。”侯磊说，“她丈夫就在边上站着呢。”
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可运作。摆平征信和办理假结婚，侯磊须向中介支付大约3万元。
然而，在签字的最后关头，侯磊还是放弃了。毕竟，欺骗银行和违背伦理都已严重逾越了他生活的底线。
不久后，燕郊房价从2万多一气飙升到3万，甚至低迷六年的涿州楼盘也在9月份达到每平方米破万。
消息传来，侯磊无悲无喜。
他最终在老家洛阳买了套房子，5000多元一平方米，不会大涨，他只图为爸妈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这一刻，房子终于变回了房子。
蓬蒿剧场
?在这间特殊的剧场，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一伸手就能触摸到演员。
一
黄昏将近，62岁的牙医王翔脱下白大褂离开诊所，他要挤地铁赶往南锣鼓巷。
他头发凌乱，衣着朴素，背个黑色的旧书包，看起来和艺术并无关系。
走出地铁站，逆着人流和喧闹声，他拐进路东侧的东棉花胡同，走过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后，一条幽深的窄巷便出现在眼前。
巷内藏着一个由四合院改建的小剧场“蓬蒿”——北京第一个民营剧场。
王翔的另一重身份是蓬蒿的艺术总监兼老板。
2008年，为了给蓬蒿选址，王翔在南锣鼓巷挨家挨户地敲门。
四合院内大多住着七八家人，这里支一个厨房，那里搭一个花台，空间凌乱且局促，而话剧则是一件太遥远的事情。
大部分时间里，王翔来不及说话就会被人赶出来。后来他好不容易租了一个四合院进行改造，隔壁大妈光报警就报了三次。
与有关部门周旋了近一年后，蓬蒿终于诞生了。
它不设固定的舞台，五排黑色的折叠座位可以随意移动，全价票也很亲民，只有100元。
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伸手就能触碰到演员，演员能听到台下观众轻微的叹气和笑声。
在剧场门口的玄关上，王翔贴了一行金属标语：“戏剧是自由的。”
相比不远处肃穆的中央戏剧学院，蓬蒿就像个野孩子。
蓬蒿成了京城戏剧圈的一个搅局者。王翔选戏的标准有三不：不撒谎，不浪费，不装×。
它从不上演为赚钱而拼凑的廉价搞笑剧，也没有舞美华丽但空洞无物的文艺戏。
为了解决小众剧目的后顾之忧，王翔几乎不收取场租，而是以票房分成的方式和剧团合作，体制外和国外的戏剧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落脚之处。
王翔说：“艺术不应受商业限制，也不应该为了艺术而艺术。”
二
穿着运动装的顾雷正躲在后台场边竖起耳朵偷听观众的反应。
台上正上演着一对异性老友的久别重逢，暧昧气息正在不断增加，在某一时刻两人似乎出现了要互相表白的苗头，但因为各有家室，两人又在刹那间绷住。
顾雷在心里计着数，在两人绷住那一刻，台下观众区所有的噪声果然瞬间消失，“这是一种很玄妙的体验，你能感受到台上台下联结到了一起”。
顾雷和他的剧团是蓬蒿的常客。
他们的剧团名叫树新风，英文名为“Tree New Bee”，谐音吹牛×。
顾雷认为这名字不够严肃，但拗不过大家，慢慢也就叫开了。
剧团演员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创业公司的商务推广、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国企的女白领、互联网公司的大客户销售、学校的泰语老师……在剧团的微信群内，类似的演员有一百多人。
很多演员在机关上班，每到周五演出时就各种抓耳挠腮，“现在管得严，他们下午不好请假，有时上场前热身的时间都没有”。
话剧其实挺讲究演前热身的，运动开了后静一静，荷尔蒙水平就会上升，有利于调动情绪。
一场戏前，几位演员穿着老太太的衣服在热身，方式别具一格，“你就看着几个老太太在做平板支撑，特别逗”。
每当看到热闹的后台时，顾雷总感觉温暖又怀旧。
十几年前，他在大学读书时便和朋友排演过话剧，而且参加了北京人艺青年处女作戏剧展，演出还引起轰动，曾登上过《人民日报》。然而，他和朋友却没能进入讲究出身的戏剧圈。
顾雷曾是一家影视公司的副总，熟知如何操纵短片节目的收视率，“日本鬼子的那身衣服就值0.2%的收视率，要想破1%，首选日本鬼子，其次是警察，第三是保安”。
他把对艺术所有的虔诚全部留给了蓬蒿。
“我慢慢发现，许多人心里隐藏着高不可攀的理想，只有在戏里，他们才能痛快地承认。”
这两年，他带着这些业余演员排了两部戏，《顾不上》成了2015年南锣鼓巷戏剧节的开幕大戏，《人生不适情》成了2016年戏剧节的闭幕大戏。
一次，在蓬蒿的演出散场后，树新风的演员们去吃火锅。
外面风雪正盛，大家勾肩搭背地走在雪地里。有女孩高声喊“真他妈爽”，一口气喊了十几遍。
三
蓬蒿剧场其实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当年对戏剧感到陌生、排斥的邻居们慢慢也加入了戏剧事业之中。
顾雷说，蓬蒿做的其实是群众文化活动，“这本来应该是文化馆承担的事，王翔用一己之力在做”。
八年来，蓬蒿所在的占地400平方米的四合院，房租从30万涨到了93万，票房收入却几乎不变。
前期建设和八年运营期间，蓬蒿已经累计亏损1000万元，全部靠王翔诊所的利润和王翔四处借款进行填补。
政策的变化也让蓬蒿无所适从。最初由区政府主办并出资的“南锣鼓巷戏剧节”从第六届开始政府不再投入资金，200多万的成本改由王翔独自承担。
致命的一击来自2016年夏天，当时北京房价暴涨，蓬蒿剧场因为紧邻南锣鼓巷和曾经的北洋总理府属于黄金地段，租借期满后房东想卖房变现，开口要价4000万元。
王翔咬咬牙，决定把房子买下来。
牙医诊所的现金已经耗尽，为了筹集房款，他将诊所和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借出了买下四合院的款项。
为了筹钱还贷，王翔开始主动靠近他从前所排斥的商业社交圈。他曾特意赶到深圳，参加一场高级别的企业家年会。
豪华会议中心的宴会厅里，三百多位商业精英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穿着白T恤、套着旧衬衣的王翔显得格格不入。
睡眠不足的他匆匆喝了一杯咖啡便登台讲起开办蓬蒿剧场的初衷。
“从2005年到2008年，我发了十几期招聘，也面试不到一个有人文内涵的牙医，我感觉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一年我在北京发了疯似的找这么一个空间，似乎不办这个剧场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台下的企业家们热烈鼓掌。
然而，他依然没有拉到一家赞助。
在外人看来，他太过执着，甚至带着一股愚勇，非营利性质的小剧场注定失败。
但王翔执拗，他照旧把筹款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最近一段日子内，他辗转于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众筹会议和创投圈会议之间，带着一批又一批企业界的朋友到蓬蒿参观。
一个北京冬夜，法国大师比佐的默剧《无声世界四十年》在蓬蒿上演最后一场。
当时票已售罄，剧场门口的咖啡馆内一位女士带着两岁的孩子连续两晚等待着退票。
接待完企业朋友的王翔猛然想起这位女士。找过去时，发现咖啡馆内已经空无一人。
他一直追出胡同，最终找到了母子俩，安排他们上平时不设座位的二楼观看。
他觉得，偌大一座北京城总应该有个这样的剧场，并留给看戏人一个座位。
逃离北上广，只是更焦虑故事的开始
?逃离北上广简单，可后面的故事你知道吗？
一
小雁塔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鼓楼边的巷陌内，胡辣汤的香气四下弥漫。
在熟悉的乡音裹挟之下，黄任有些微醺，他站在泛着白光的马路边，对面他曾经鏖战过的网吧早已化作街心公园。
十年一觉帝都梦，大学毕业后，他从西安去了北京。
一踉跄就是十年，出发时风华正茂，归来时已微生白发。
几个大学室友为他接风洗尘，回忆些往事后便少了话题，宴罢匆匆散去。
入夜，他在租住屋内呆坐，家电尚未配齐，与世界连接的窗口仅剩手机屏。
朋友圈里依旧是北京的花开花谢，他离别北京的那一条信息，早已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
他用多条语音描述迁离北京后的最直观感受：孤独，一种被甩出朋友圈的孤独感。
唯一让他感到熟悉的就是，西安也有雾霾，虽然不如北京醇厚。
孤独者何止他一人？在北上广的诸多压力下，陆续有中产离别都市，回家乡省会城市发展。
然而，孤独，只是他们要经历的第一重磨难。
大城市像抽水机般聚拢着人才和财富，逃离了北上广的竞争，也就同样舍弃了北上广的机遇。
在北京工作八年的IT工程师，满怀自信回到家乡所在的省会城市，那里一直在打造“南中关村”，几年来房价借此翻了数倍。
然而，连日下来，他无法找到一份通信方面的合适工作。
最后，一家做点歌系统的小公司给了他职位，开出的薪水是试用期每月3500元，转正后5000元。
无奈之下，工程师改行做了销售。
更多人则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冲突。
有人从广州回湖南老家做房地产策划，发现以前拼的是文案，回去拼的全是酒桌功夫。
文案、销售、创意做得怎么样都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公司的英雄。
有人从北京回四川做电视摄像，发现婆媳争斗和小三掐架才是收视率保证，而事业理念是一种奢侈品。老家街坊嘲笑他：“还不是跟初中毕业生一样扛摄像机！”
潇洒或悲怆地作别北上广后，返乡的故事其实琐碎平庸。
当然，温暖的亮色也有，比如离年迈的父母更近，物价水平相对较低，房价不再高不可攀。
然而，阔别多年骤然回归，更多逃离者还是有出差的错觉。
北上广是异乡，故乡何尝不是异乡？
二
除却家乡的省会城市，杭州、苏州、厦门、珠海成为热门迁徙地。
那里发达的经济和舒适的环境，让逃离者趋之若鹜。
知乎网友们分享着在江南生活的体验：
在南京，你可以花20块买张3D的电影票，30块听一场德云社的相声，虽然表演者里没有郭德纲。
在杭州，你会惊讶，过没有红绿灯的马路时，公交车和私家车会主动在斑马线前停下来。
在扬州，有人每早十点不急不慌地去富春茶社吃富春包子；在南京，有人为一口正宗柴火馄饨六点起来排队……
2015年，一位从北京逃离的金融女白领选择在苏州安家。
她用不到300万买下了工业园区140平方米的房子。房子整面落地窗朝向金鸡湖。
她和我说，她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里每个角落都是阳光”，整个人都会慢慢松懈。
新家楼下就是国际幼儿园。搬家前，她还租住在北京魏公村破旧小两居里，没有户口，愁上千万的学区房。
然而，比起大城市的光怪陆离、包容万千，这些繁华的小城，也有不够大气的一面。
迁居南京的知乎网友，在咖啡厅用苹果电脑，时常被人调侃：“哇，苹果电脑啊，好有钱啊……装×利器。”
性格热情的东北兄弟，每当不小心热情过头，都会被苏州同事问：“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目的？”
还有人因在新公司表现出色，聚餐时被同事围攻。
有人直言质问她：“你是不是想当领导？”现任领导虽在一旁打圆场，事后却没有采用她精心准备的方案，而是自己敷衍一份提交。
她后来发现，本地同事大都家境殷实，上个普通学校也能顺利在本地上班，只想安稳过好小日子，对外来精英则总带着隐隐的嫉妒和敌意。
每当他们聚在一起说着吴侬软语，形成封闭的小天地时，她只能假装淡定，自动屏蔽。
三
还有人逃离得更远。
在海南面朝大海，在大理春暖花开，在泉州惠州偏安一隅，品味鸡汤中的慢节奏，只为孩子一句“原来大口呼吸是这种感觉”。
有人卖掉北京的房子，在大理买了一套能看到苍山洱海的大房子。新房有大露台，以及能躺着看星空的阳光房。
有人从上海第一次来到南方海滨城市。路上只有几个行人过马路，潮湿的海风，温暖的天气，从未有过的慢节奏让人瞬间慵懒下来。
慵懒到什么程度呢？她在知乎上描述，“在海边看人捞了一小时鱼”，一排人跟她一样看了一小时；在机场候机，看飞机起飞和降落，一堆人跟她一起看了一小时……
但看似安稳的桃源，真正生活其间却未必美好。
带着大城市“遗毒”的迁徙者，在这里极可能成为孤独异类。
回归小城的“新媒体作家”，终日淹没在亲朋的麻将声和琐碎八卦中，想象中的小城灵感从未到来，自己反倒一个字都憋不出。
充满知识恐慌的焦虑白领，隐居小地方，往往会陷入另一种慢节奏的焦虑。
漂亮的小城一切都慢，但生活也陷入索然寡味。
小城街巷内，男女们讨论的话题不过是哪里的小龙虾好吃，昨晚打麻将又输了几百块。
有人在小地方的大巴上抗议超载，司机来了句：“不愿意就下车。”他扬言发微博，结果车上的人哄笑作一团……
在大城市时，你曾向往小地方浓浓的人情味儿。但当你真的到了小地方，出门买包烟都能碰到三五个熟人时，却总在他们的眼神里看到礼貌和疏离。
在小城，你依然是局外人，更关键的是，你想摆脱的压力，其实如影随形。
我的朋友在雾霾中愤然离京，远赴海南。她的小孩终于可以在沙滩上纵情奔跑。
然而，当学校随意取消孩子的课程，她满心焦虑地打电话询问时，老师却轻描淡写地说：“一直都这样，不用管。”
眼前的椰林树影、碧海银沙突然就失去了魅力，她又陷入痛苦的抉择：是不是应该再逃回去？
拜托，请在这个时代击败“螃蟹”
?这是潜伏在生命中的终极一战，也是这个时代最严肃的使命。
一
2016年4月12日，在陕西咸阳，魏则西的父亲拉上了卧室的窗帘，屋内再没有光。
这天上午，魏则西离去。他生前做了3次手术、4次化疗和25次放疗，吃了几百服中药，并在病后遭遇了欺骗和绝望。
在他死后，人们将滔天怒火倾泻于网络，除了声讨虚假广告和始作俑者外，还有将心比心后的悲凉：倘若我们身患癌症，极可能遭遇相同的无奈。
人的一生中有40%的可能会罹患癌症，其中一半的人会因此丧命。
癌症病房里充斥着瘦削的病人、表情凝重的家属和他们所背负的天价账单。
癌症的英文名“Cancer”来自古希腊语“螃蟹”。
在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眼中，肿瘤周围血管狰狞，如同螃蟹挥舞的大螯。于是，“螃蟹”成为神秘疾病的代称。
此后两千多年，“螃蟹”一直潜伏在人类生命的末途。然而，受限于医疗水平，少有人发现。
即便在近代，人们最恐惧的依然是号称“白色瘟疫”的肺结核，癌症的名气远在肺炎、胃炎和痢疾之后。
1940年，人类终于击倒了传染性疾病，最终BOSS癌症登台。
潜伏千年的“螃蟹”以其神秘、强悍和百变多姿让刚刚发明了青霉素、彩色胶卷和机械式计算机的人们茫然无助。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悲哀地发现，“螃蟹”可能从出生之日起便开始潜伏。
在人的一生中，细胞要分裂无数次，每一次分裂要复制30亿组核苷酸序列，每一次复制，会出现大概12万个错误，好在99%的错误基本可被人体修正。
而漏网的1%，有的成为有利的基因突变，让人类进化前行，有的就会演变成“螃蟹”。
如同程序运行久了产生的冗余，如同复印过后的重影，我们运转自如的序列终有一天可能生成纠结的乱码，像命运深拧的眉心。
这是宿命，也是进化的终极谜题。
在洛杉矶、伦敦、东京和北京，白发教授们总喜欢这样鼓励青涩的新人：战胜癌症就意味着战胜死亡。
二
秦汉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20岁，民国时是35岁，改革开放之初是68岁，而今，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4岁，女性则是77岁。
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均值已提升到82岁，甚至已有学者喊出“全球90岁”的目标。而阻碍数字提升的最大障碍依旧是癌症。
癌症成为人类的生死锁，一代代的科学家成为沉默的砸锁人。
2016年1月，美国开启了一项特殊的计划。
计划名为“癌症登月计划”，地位和我们唯一的一次星际远征相同。
计划主导人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在计划开始的前一年，他46岁的儿子因脑癌去世。
然而在同一年，洛杉矶的一位脑癌患者却幸运地被治愈了。在治疗之前，手术、放疗和化疗对这位患者已经全部失效，癌细胞已发生转移。
医生试验性地为他改造了免疫细胞，加大免疫火力，剿灭叛军。六个月后，肿瘤消失了。
和洛杉矶医生的尝试一样，拜登所发起的“登月计划”也期望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击败“螃蟹”。
过去，癌症患者通常要忍受高剂量的化疗和放疗，这些疗法难分敌我，通常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瘫痪。
“癌症登月计划”则让免疫系统变得更聪明，如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定位并击溃试图逃逸的癌细胞。
在传统原创药物开发中，从实验室到药柜平均要花费12年时间，约要投入10亿美元、700多万个小时、6587个实验和423个研究者，最后才能得到1种药物。
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筛选过程有望被缩短到一周。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7000种癌症新药正处于研发阶段，几百年来一直空空如也的癌症药库正不断被新药填满。
团队中包含四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已经成功做到每半年更新一次诊断治疗指南。
我们在黑暗中奋力奔跑，期待在这个时代找到出口。
三
没人能预测击败癌症的时间，在光明到来之前，我们依旧是生活在“螃蟹”阴影下的战栗居民。
在中国，与癌症的斗争尤为艰难。中国与美国之间在可用药物上有至少3～5年的差距，某些靶向药美国已经有了第三代，但在中国只能合法买到第一代药物。
不少在中国已无药可用的患者不惜花上数十倍的治疗费用前往海外赌最后的生存机会。
美国也曾经是魏则西心中癌症治疗的最后希望。他在知乎上写道：“也许我还能中1000万呢，到时候直接到MD安德森治疗。”
目前，位于美国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已收治了上百名中国患者。由于采取预约制，医院的候诊大厅和走廊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医务人员忙进忙出。
在癌症中心，每个化疗病人都可以享受一个单间，医生会有针对性地选择最有效的止吐药以避免这一化疗常见副作用。
而在中国，医生因为缺少选择只能鼓励不断呕吐的病人坚持下去，直到病人耗尽精力。
2016年，美国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数量达十万项，为中国的五倍。一些目前没有很好治疗方法的肿瘤患者或许可从试验中获益。
这里已经是人类对抗癌症的最前沿阵地。也只有在这里，人类才会明白自己的孱弱和无助。
最悲哀的论调称，癌症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癌症与生俱来，纠缠在成长与进化之中，是无法割舍的原罪。
乐观的科学家则把视线投向更高层次的进化，比如将人与机械合体，把记忆上传网络，或者干脆将解决出路交给人工智能去思索。
然而，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声音总被这个时代的喧嚣淹没。
许许多多人依旧浑浑噩噩地过着人生，猝不及防遭遇“螃蟹”。
我们丈量着学区房的尺寸，讨论着朝鲜导弹的指向，热议着股票的起伏和明星们的心情，却总是忽略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的终极主题。
当那些吃了芥末的孩子长大
?孩子们尝到的第一种人生滋味，竟然来自一管芥末。
一
2015年5月14日，携程入驻潘石屹的凌空SOHO。
携程花了30.5亿买下近一半的园区。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涉事的携程亲子园就设在凌空SOHO的12号楼。
签约时，梁建章自豪地赞美办公新址：“像火车，像游轮，像纽带，富有创意和互联网精神。”
携程老楼里的办公环境并不算好。知乎上有人吐槽说那里像黑网吧，一个个拥挤、灰暗的格子，一推门浊气逼人。
新区装有新风过滤系统，明显上档次。携程把核心团队都搬进了凌空SOHO，入驻员工超万人。
每日，这些员工从外环外或中环内出发，乘地铁、公交或私家车赶往新区，最后填入充满未来感的大厦内，成为一台庞大机器的螺丝或齿轮。
他们中的年轻人多为名校毕业生，资深者也有漂亮履历。能进入这家创立十八年的互联网大公司，他们已算佼佼者。
然而，在公司之外，他们的身份多为异乡人。
他们来自安徽、江苏，甚至更远的东北和西北。他们是奋斗者，并努力想抹去异乡人的痕迹。
不错的薪酬慢慢为他们积累下一些财富，几年前贷款或全款买的房子在房价狂飙几次后成了账面上的资产。
他们不再为衣食而忧，大部分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
然而，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何时生？怎么养？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小心谨慎，精密计算，咬牙忍耐。
孕期如何保住职场地位？孕后如何亲自陪伴？128天的产假其实远远不够，那些孕期妈妈反复数着日子，为了产后能多休息，冒险上班到最后一个月。
即便如此，生育后数月，她们就得回归那台轰鸣作响的庞大机器。温情脉脉的时刻是大城市最缺的奢侈品。
照顾幼儿的重任大多落在老人身上，有朋友愧疚地感慨：我生孩子，其实是在燃烧爹妈生命。
他们在职场上奔走、喘息、呐喊、流泪，在疲惫的躯壳之内，孩子就是最柔软之处。
今天所有的奔走都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用再为房产焦虑，不用再为归属漂泊。
父母日渐苍老，年轻的父母与孩子身处同一屋檐下却聚少离多。
他们咬牙忍耐一切，发力奔向更好的生活。
因为收入和房产，他们被称为新一代中产，而相对优越和安逸的生活也让他们以为已掌控了生活的节奏，远离了最粗鄙的恶意。
直到，他们遇上那管刺鼻的芥末。
视频中那位泣不成声的母亲是那般无助。
比那可悲的是，这样的兽行仍须用网络曝光和自发维权等一系列最原始的方式才能倒逼解决。
那些崩溃的母亲、那些凌空SOHO里的齿轮、那些在北上广奔走的职场男女，他们外表光鲜，衣冠楚楚，但同时他们内心脆弱，不堪一击。
二
在被曝光的视频中，涉案员工跪地求饶，蜷缩成一团。
没人觉得她可怜，只会感到深深的寒意。
人有多卑，就有多亢。究竟是多大的怨气，才会突破做人的底线？
有网友找到了这名员工此前的工作照，照片中她表情冷漠，眉目间带着深深的戾气，仿佛整个世界都有愧于她。
这样的神色并不罕见，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保姆有张同样冷淡漠然的脸，再往前追溯，那个毒杀多名老人的女护工，也与她们神色一致。
她们对生活已麻木绝望，她们的心理已扭曲失衡，孩子不幸成为牺牲品，每一次推搡和喂食都是戾气的宣泄。
比戾气更可怕的是冷漠，冷漠助长着戾气的传播。
视频中，兽行发生时有其他老师在场，但他们冷漠旁观。
或许很久前，兽行只是一名员工的发泄尝试，但正因为旁观者的集体冷漠，兽行成了习惯，甚至成为流行手段。
冷漠不光存在于亲子园内。
如果携程能派人定期检查监控录像，主管能认真评估教师的资格，上级单位的领导在负责剪彩、讲话外能认真巡查和管理，悲剧或许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事发前，他们冷漠地交接，觉得已完成任务；事发后，他们急迫地推诿，觉得责任都在其他单位，都觉得自己冤枉。
《东方列车谋杀案》好像又要重映了，我不由想起里面最经典的话：
所有人都是凶手。
所有人。
三
他们在等着浪潮退去。
这个时代的热点太多，信息太快，舆论来时如山呼海啸，忍一忍也不过一地鸡毛。
每一次，骂声总是振聋发聩，但因骂声解决的问题寥寥无几。
事情被引爆那天是记者日，虽然节日过得有些落寞，但我真心希望孤行于这个时代的调查记者们能揭开事件背后的灰幕。
我知道这很难，无从要求，唯有祝福。
其实，追责依旧不是最终目的，我们需要的是事件的解决之道。
?复盘整个事件，在人性泯灭、监管缺失的背后，其实是市场僵化。
倘若携程能自营托儿所，或者有更多托儿所可以准入，悲剧或可避免。
有竞争就有自律，有透明就有制约，有口碑就会爱惜羽毛，自我提升。
我不相信摄像头能照出所有人性的丑陋，但我相信，用市场的方法会让僵化的土壤无处安身，自然也不会结出恶果。
那些被迫吃了芥末的小孩总会长大的，总会回首来看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我们这代人总要给个交代吧。
先别急着学习，我这里有一片维生素C
凿壁偷光，悬梁刺股，或者吃一片维生素C。
一
二十多年前的广场时尚，疯狂且震撼。
成千上万的人聚拢在广场上，在清晨寒风中怒吼英语，口中白气如龙，每一个音标都带着对那个时代赤裸裸的渴望。
二十多年后，又一轮学习热潮到来，李阳依旧是主角。他的栏目被放在喜马拉雅的付费首页，头条置顶。
如果说上一轮学习浪潮源自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那么这一轮恐怕始于对外面世界的恐慌。
恐慌的人们将自己深埋在知识之中寻找安全感。
上班路上，他们戴着耳机听“逻辑思维”里的知识段子；午休间歇时，他们刷着“界面”、“36氪”或“钛媒体”的付费分析；上厕所时，手机的屏幕界面是知乎；晚饭的主题词是阈值、黑天鹅与零和游戏。
“吴晓波频道”的新锐会员已经超过15万，他们每日耐心地听着中产阶层进阶的音频秘籍。
马东和《奇葩说》团队在传授职场教程，总计260招，仅2016年12月3日一天，销售额就达500多万。
在知识分享社区知乎中，在最火的问题“为什么学历不一定值钱，但学区房却非常值钱？”的页面右下方推荐着最新的直播教程，主题分别为高频量化交易、民间借贷和金融原理入门。
这是个飞速运转的世界，快到“一小时学会股指期货”“三步选中好股票”的名称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饥渴。
最有名的“得到”学习平台，门生已超145万，虽然有许多人交了钱便不再来，虽然每天有85%的推送不会被打开。
但从交钱那一刻起，他们已获心安。
这和那些交给孔子十条肉脯，然后懵懂听课的弟子一样。
听不听得懂不关键，可不学习何以安身乱世？
二
十几年前，中国出版业向民营变革，那时机场的畅销书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和《哈佛商业图书精选》。
此后十余年，鸡汤励志类和探险志异类图书大行其道，畅销书前十名中纯科普类的只有一本霍金的《时间简史》。
没有几个人能看懂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巨著，但书房最好有一本，可装点门面。
这一轮学习浪潮明显不同，知识变得廉价且亲民，且可选种类很多。
马云的合伙人公开了阿里巴巴十七年的管理心法，跨国公司高管分享着六十天练就高效竞争力的诀窍，乐嘉用性格色彩学教你一眼看透人心，这些都曾是付费平台的热门课程。
然而，学员们课后细品时仍不免有熟悉的鸡汤味，这些课程和机场售卖的成功学和管理秘诀本质上并无不同。
有人收听了知名大V的理财课程后抱怨：只有第一讲是干货，其他讲都是更改案例后重复循环的套话。
在一份针对知识付费效果的调查中，有近半人认为效果“一般”，而12.3%的人表示不满意，因为“付费得到的内容，自己本可以找到免费的途径来获取”。
10分钟的音频、1000字的文章、2个小时的讲座，真知灼见到底几何？
或许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某位老师反复强调的理念和观点不再醍醐灌顶，进而厌倦；某场咨询或经验分享依旧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沟通成本；所谓的财富捷径，依然只能倾听传奇，不能亲身复制。
学习者最后还是倾听者，倾听者总免不了成为偷听者。
2016年5月，王思聪在分答平台回答了有关留学、投资等32个问题。
如今他已很少出现，那些正经回答更少有人问津。
主页上被顶得最高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前女友的关系”，以及对算命的看法和择偶观念。偷听者甚众。
三
现在看来，大学毕业时怒扔书本实在是天真到一塌糊涂的举动。毕业是一个骗局，学习恐怕是贯穿终生的举动。
在这瞬息变幻的世界，科技文明让行业更迭无限加快，淘汰也无限加快。
2017年年初，一位34岁博士被大企业辞退的帖子引发了集体热议。刚刚拥有二孩的男主人公面对两套房子的房贷和生活开销茫然无措，“中年危机提前到来”。
另一个故事在朋友圈也广为流传：一位41岁的公司高管勤恳工作了二十年，但公司随着行业的落寞而倒闭。因为不熟悉移动通信技术，他只得赋闲在家，四处降薪求职。
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幻象被击碎，他们在知识迭代中四处碰壁。调查显示，一名博士生毕业四年后，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
每个人都担忧自己成为文明前行的牺牲品，这也是这轮学习热潮的潜因。
对于饱含“高度竞争的忧患意识”的中产家庭而言，改变了命运的知识是他们最后的底气。
然而，面对不确定的行业变化以及潜在的人工智能的威胁，究竟该学什么呢，学到的知识有没有用？许多问题并没有答案。
在这个时候，知识本身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能与知识网红达成某种愉快的互动，换来安眠和好梦，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知识焦虑十多年前已经爆发过一次。
在2000年左右，香港医学研究者发现，很多25～40岁的高学历人士会在没有任何病理变化的情况下突然失眠、焦躁、尿频和呕吐，女性甚至停经。
研究者称，每天连续看电视、听广播和泡在图书馆的人是知识焦虑的高发人群。
医生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每天接触的媒体不能超过两种，减少娱乐，保证9小时的睡眠，睡前锻炼15分钟，多喝水，补充维C。
当我同学中了一个亿后
?出国有一万种方法，而我今天讲的，是最难复制的那一种。
从东北边陲的小镇到美国翡翠之城西雅图，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接近九百万米，倘若转机，需要十八小时的航程。对小城的人来说，翡翠城已是世界上极遥远的地方。
我的高中同学程岭刚从翡翠城的一所大学毕业归来，我和他的命运开始截然不同。
而我们的差别就在于：高中那年，他家中了彩票，一个亿。
一
程岭悄然从西雅图回来了。我一直以为他会留在美国，这有点突然，就像当年他家里中了一亿彩票那样猝不及防。
我们的家乡是黑龙江的边陲小镇，名叫东宁。
小时候我以为东宁的样子就是全世界的样子：全城只有一条主干道，两旁是低矮的楼房和红砖水泥的平房，家境好的才会在外墙贴上彩色瓷砖。
小城人口不过二十万，大部分人都在火电厂谋生。城里最富的人一度是煤矿矿长，后来大部分煤矿被关停，很多人失业。失业的男人们蹲在江边，遥望对面影影绰绰的俄罗斯。
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国，但接壤的城市一样寒冷、笨重、贫穷。
有中国男人去那里打工，贩卖的依然是廉价的劳动力。
自行车的车轮碾轧在混着煤渣的雪地上留下一条条污浊的痕迹。孩子们骑车上学，读书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孩子的考试成绩成为父母们最爱炫耀的财富。在城里的学校中，高三考试排名前十的学生，名字恨不得全城人都如数家珍。哪怕孩子最终只考上一所三流大学，父母也要到大饭店摆宴庆贺。
程岭原本也应该是被全城传颂的十个名字之一。他是县里的文科尖子生，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十。他一米八四的个头瘦得像个衣服架子，皮肤白净，说话语气温柔。他偶尔会写写关于寂寞和爱情的伤感文字，生气时也会说“管他爱谁谁”。
回想起来，生活真的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味道。
他的父亲老程是镇上的公务员，也是东宁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国家管养老。老程性格老实内向，少言寡语，唯一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终于有一天，他买出了一个大新闻。新闻在小城的轰动程度不亚于北京奥运会。
程岭并没有在班上公开说他父亲中了一个亿，但小城哪有秘密，他的生活开始改变。
二
我从不认为程岭在财富降临后成了“内心膨胀”的富二代。唯一可见的变化就是读书对他不再是最重要的了，他没再成为成绩排名前十的人。
他的父亲依然在镇里低调地上班，并不张扬。但从程岭的偶然表述中可以知道，他们家的社交圈明显有了变化。东宁虽小，却也还有名流，比如煤矿老板、企业家、政府官员。
高考时，我和程岭考上了哈尔滨的同一所大学。
青春岁月里，我们一起喝醉，一起在宿舍里鏖战网游《刀塔》（DOTA），一起为了不挂科而熬夜。在游戏中，他偏爱法师一类的角色，尤其喜欢那种用很小的代价就能引发满屏绚丽轰杀的感觉。
哈尔滨很大，不再像东宁只有狭小的天空。他家里中了一个亿的消息，在大学知道的人很少。平日里，他依旧在食堂吃着五块钱的盖浇饭。唯一奢侈的是，他是疯狂的苹果粉丝，新出的苹果手机他都会第一时间买到手。
有些变化不可避免。他喜欢车，后来家里添了辆宝马，他经常开车在老家兜风，亲昵地称它“小白”。他把自己打扮成嘻哈风格：帽衫、板鞋、宽松的牛仔裤。他有条牛仔裤在商场里的售价是9999元。
他从不张扬，所以这些价格不菲的名牌在大多数同学眼中不过是在地边摊淘到的假货。他分享的那些名车和名包照片，只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只要他想，随时可以买到。
在东宁县，程岭很受欢迎。一些当地小领导的子弟都喜欢与他结交。他出手阔绰，经常请大家去东宁县最好的海鲜馆子吃饭。还曾有女生醉酒后打电话让他去接，而他真的去了，并很绅士地把姑娘安全送回了家。
他逃课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街舞上。在学校组织的晚会中，他卖力地尝试高难度的托马斯动作，表演太空步。这导致他的成绩惨不忍睹，一学期平均挂三科，没有挂掉的科目也是作弊通过的。
我一度认为，他会和所有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守着巨额的财富过上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大三那年，他和我们一起紧张地准备司法考试。他打算毕业后当一名律师。但最后差了十分，他与律师擦肩而过。看到成绩那天，他有点失落。
老师恨铁不成钢，没少拿他做反面教材，也曾找过家长。老师恐怕不知道程岭家有一个亿。程岭的父亲其实早有打算。
老程觉得，他的命运捉摸不透，儿子的命运就更想不明白了，但一切都会向更好的方向靠拢。他觉得，用钱财为儿子铺路也许不一定是最对的，但至少出国“是条好路”。
后来，程岭一头扎进图书馆学托福英语，准备去美国读个研究生。
没人了解这个家庭的具体计划，也不知道背后是否发生了什么分歧和争吵，而程岭也惜字如金。托福考试前，他在微博上留言说，这是他最不愿面对但必须通过的一个任务。
我知道，他不想走，这一切都有些太仓促了。他是个恋家的人，博客里出现最多的字眼是：爱情、fuck和回家。
每年寒暑假时，他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坐立不安，频频抱怨前往东宁县的长途车和火车如乌龟一样的速度。假期里，他最喜欢在朋友圈里炫耀老妈包的大馅儿饺子。
某种程度上，他并没有做好准备。他告诉朋友这是家里安排的，自己没有决定权。
本科毕业没多久他便启程了，目的地是西雅图。
那是波音飞机的故乡，一个带着湿润海风味道的“雨城”和“翡翠之城”。人们更愿意叫它“飞机之城”。对程岭来说，这是个带着淡淡乡愁的名字。
飞机轰鸣而起，程岭告别了打游戏的兄弟、母亲拿手的东北美食和他心爱的宝马车，以及他一直暗恋的东宁县姑娘，飞向了大洋彼岸。
或许，离愁之外，他还没准备好迎接被改变的命运。
三
接下来的几年，他仿佛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记得有次大学假期返乡前，他说过一段文绉绉的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盼着回家又怕回家。”在美国，他对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思绪？
我记得他说过，在美国的第一夜有点儿凉。
程岭曾发过一张西雅图的照片，天很蓝，海面微微荡漾着波浪。在他眼里，那是连绵雨季中鲜有的晴天。那里九点天才黑，他过了一段夜不能寐的时光，怀念东北性格鲜明的天气。
他很少提及与美国同学和老师相处的事情，甚至连大学照片也就只有两张。一张是教学楼大厅里的圣诞树，或许那让他想起了东北年关的味道。另一张是学校门口的照片，他经常在下课之后，面对着校门，“往那儿一猫”，就像东北老乡蹲在路边那样。
夜深人静时，他也会在窗前看着夜色中的西雅图，如同看客。
或许他在美国的生活是寂寞而孤独的。他在微博上说：“没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地熬过几个秋，人们只看结果。”
偶尔，他在教学楼里晒太阳的时候会感慨：“这才是天天上课的苦×日子里唯一能寻找到的乐子。”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参加过美国同学举办的派对，但更多时候，他的业余生活充满了宅男特色：电子竞技、玄幻小说、日本和国产的漫画以及王尼玛的微博。
渐渐地，他回到了国内大学时代的节奏。在圣诞节，即寒假前一个月时，他便开始期待返乡的倒计时，只不过飞机替代了大客车和硬卧火车。他会早早跟兄弟们相约“游戏里见”，就像曾经在东宁县小网吧里的热血战斗那样。
我觉得，程岭过上了一种非典型的留学生活。
高中时他痴迷过一本叫《陈二狗的妖孽人生》的网络小说。书中主人公从一个生活在东北山林里、以打猎为生的农村少年一步步成为在官场和商场上呼风唤雨的江湖英雄。能看出来，他向往那样的生活。中了彩票之后，他提前实现了书中主人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但美国的生活与江湖的快意恩仇差了十万八千里。
中了一个亿之后，他开始感受到命运偏差带来的不适。
他曾在朋友圈里调侃，按照自己的成绩恐怕要回哈尔滨扫大街，“不瞒你说，整条中央大街，都是我扫”。
四
他曾在微博上说过几次：“我没得选择，我只负责读书，其他的都是我爸给我弄的。”
今年春天，他发了条朋友圈：“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没啥感受，解放了……”
我们通了电话，一切都淡淡的。
他和高中的同学聚了一次，东宁的一切并没有更多的变化。更小的孩子依旧骑着自行车奔向学校，寻求改变命运的可能。
除了头发长了些，穿得更时尚了，程岭的外表一点没变。吃饭聊天时，大家有点话不投机。当你谈论如何开商店的时候，他已经谈起今年的股市；当你谈买衣服的时候，他又开始讲中国的房产如何了。
一起玩游戏的兄弟感慨：“已经不是一个等级了。”连他父亲也说：“在西雅图的几年没有白待。”
几个月过去了，他一直在东宁县的家中等待美国的学位下来。偶尔，他会在网上分享一些关于手游的心得。他还频繁地为代购的朋友发一些朋友圈，品种有保健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男女手包和手表。你会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距离感，一切仿佛都没发生过。
美国的生活似乎是个禁忌，每每提到这事儿，他便显得不太开心。
东宁下了雨夹雪，江面已结薄冰。
偶尔会有鱼从冰窟窿中一跃而出，而更多的鱼则在冰面下的浊流中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