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伦敦
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让我经常到他家去，每次都会谈到帮助我开业的事情，好像已经木已成舟。他答应在我临走前，给我信用证和足够的钱用于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另外还有几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为了取那封信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但每次去了都说等下一个时间吧，结果日期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眼看船又要起航了，我又去辞行拿信，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在写信，特别忙，说会在船到之前先赶到纽卡斯尔，在那里，他定会把信给我。
劳尔夫虽然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一个孩子，但还是决定和我一起远航。我本来以为，他是为了便于销售货物才想在那里建立一些联系的。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因为和他妻子的家人相处不好，想把妻子留下给他们，自己一去不复返了。我告别了朋友，并与里德小姐彼此作了承诺，然后就乘船离开费城了。
船行了没多久就在纽卡斯尔停下来了，州长果真在那里。当我去他住所的时候，又是他的秘书出来接见的我，他极其谦恭地告诉我，州长因为要事缠身，不能亲自来见我，真的十分抱歉。但是一定会把介绍信送到船上交给我的，还衷心地祝我一帆风顺、早日回来等等。于是我又上了船，虽然心中难免会有点疑惑，但还是没有对他的诚意产生丝毫的怀疑。
费城有个著名的律师叫安德鲁?汉密尔顿，带着儿子乘坐了同一只船，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马里兰州铁厂的两位老板奥奈恩和罗塞尔先生，他们分别占据了头等和二等船舱，这样我和劳尔夫的铺位就不得不安顿在三等舱了。在船上，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别人也把我们当做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后来担任过州长）要从纽卡斯尔返回费城，因为那里有一艘船被扣押，有人用重金请老汉密尔顿去辩护。
就在我们刚要起航的时候，弗伦奇上校到船上来了。他对我颇为礼貌，别人也就对我和我的朋友比较关注起来，那些绅士们邀请我们到头等舱去，我们也就过去了，因为在那里正好有位子还空着。
我以为弗伦奇上校已经把州长的信带到了船上，所以就请船长把那些信交给我来保管。他说所有的信笺都装在袋子里了，但由于一时无法挑选出来，所以会在到伦敦之前，找机会让我选出来的。这样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很多，我们的船继续向前航行。
上等舱里都是些很善于交往的人，大家彼此都相处得很融洽；同时我们的饮食也非常的丰富，因为除了一般的伙食外，我们还有汉密尔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很多有用的东西，因此大家都很愉快。在途中，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还和我成了至交，并且成了终生的朋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次的航行也不是很舒适，因为有好几天的天气都是很恶劣的。
但我们的船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长实现了对我的承诺，给了我在信笺中把州长的信找出来的机会。结果那些信笺中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也没有一封是让我转交的。于是我根据他的笔记从里面挑了六七封，心想这些可能就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信吧。特别是其中的一封是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信，还有一封是给某文具商的信。我们的船于1724年12月24日终于抵达了伦敦。
下船后，我首先拜访的是途中经过的文具商，并把基斯州长的信递交给了他。
他说：“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但还是把信给拆开了，“啊，是里德尔斯写的信。我最近发现他简直就是个骗子，我要和他拒绝一切往来，也拒绝收他的任何一封信。”
于是他把他的信又还给了我，转身离开，去接待别的客人去了。我很奇怪，因为我发现这些信好像都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我的仔细回顾和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朋友德纳姆先生，向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听后向我道出了基斯的人品，说他绝对不可能为我写什么信的，凡是知道他的人不会有一个人会信任他的，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款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账款可汇。
我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建议我想办法在本行中找一份工作。
他说：“在这里的印刷所里工作，可以提高你自己的技术，以后回到美洲开业，也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两人就像那个文具商一样，碰巧也知道里德尔斯律师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曾经唆使里德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并与他订立了师徒合同，结果使他的家产损失了一半。
从这封信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在陷害汉密尔顿（他们以为汉密尔顿和我们是一起到英国的），而这个阴谋又与基斯和里德尔斯登有关，德纳姆是汉密尔顿的朋友，他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的内容告知汉密尔顿。这样时隔没多久，汉密尔顿来到了英国，为了表示对他的友好，也是出自对基斯和里德尔斯登的厌恶与憎恨，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他非常诚挚地对我表示了感谢，因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真的是太重要了。从那以后，他便成了我的好朋友，并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但是一个州长，对待一个贫穷而无辜的孩子，竟然玩起这样卑劣的把戏，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原来他已经习惯成性，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所以就只有给人希望了。除了这个恶习，这个人的精通事理，才思敏捷，擅长文辞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尽管有时候他对有资产的选民的意见并不在意，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还是能算个比较不错的州长的。我们有些非常合理的法律都是由他来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制定并通过的。
我和劳尔夫的关系已经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我们一起住在小不列颠的街道，每个礼拜的租金是三先令六便士，这个租金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已经是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了。劳尔夫还找过他的一些亲戚，但是他们也都比较穷，所以都无能为力给他帮助。
这时他对我说明了他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还要回到费城去。他身上已身无分文，他所带的钱也都全用来买船票了。我身边还有十五个披斯托尔（一些欧洲国家的旧金币名），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常常向我借钱来维持一下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进剧院上班的，他觉得自己能够当一名演员，于是就向威尔科克斯求职，可是对方却坦率地劝他还是把这个念头放弃，因为，在那个行业里，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后来他同佩特诺斯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取得了联系，说要为他编写像《旁观者》那样的周报，但是由于有一些附加条件，所以罗伯茨没有同意。接着他试图在伦敦法学院附近的文具商或者律师那里找个差事，做些誊写的工作，但是又没有那样的职位空着。
在巴斯罗米区，我很快就在一家当时很有名气的印刷所——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在这里，我大概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是很努力地工作，可是我却把我工资的很大部分花在了与劳尔夫一起去剧场和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并且还把我原来的十五个批斯托尔也花了个精光。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勉强度日了。
劳尔夫好像已经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给忘脑后了，而我也渐渐地忘了我和里德小姐的誓言。而且我给她就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一时半会儿的还不能回去。现在想起来，这又是我一生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多希望能够改正这个错误。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开销太大，而让我们经常处于无钱回家的状态。
帕尔默印刷所打算再版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所以就安排我去排字。因为他的一些论据在我看来不是太充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比较短小的哲学论文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评论。我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赠给了我的朋友劳尔夫，还少量地印了一些。
没想到帕尔默先生很偶然地见了这篇文章后，竟然非常重视，夸我年轻有才。但他还是非常严厉地抨击了小册子所阐明的，他认为是很可恶的论点。因此，印行这本小册子又是我犯下的一个错。
当我在小不列颠的旅馆居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威尔科克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和我住的地方相邻着。他收集了很多的旧书。那时候由于流通书馆还没有，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具体是多少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可以向他随便借书，然后归还。我把这看做是极大的便利，所以非常的珍惜，并且我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
没过多久，我的小册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被一个叫莱昂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人类判断的正确性》一书的作者，我们因此而相识。他很重视我，也会经常到我这里看我，和我一起讨论关于这类的问题。他还带我去了齐普赛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的霍恩斯酒店，在那里他把《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博士介绍给了我。他在那家酒店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俱乐部，由于他是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人，所以他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人物。莱昂斯还在巴特森咖啡店那里，把我介绍给了佩姆顿博士，并且佩姆顿博士还答应我早晚会把我介绍给艾萨克?牛顿爵士认识一下，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却从未实现过。
我从美洲带来了一些珍品，其中一个钱包特别的珍贵，它是用耐火的石棉制成的。汉斯?斯隆爵士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布鲁姆斯伯广场的家里去，也就是在伦敦有名的文化广场附近。在那里，他让我看了他所收藏的所有的珍品，并劝我把钱包转让给他，收藏在他的收藏库里。为此，他给了我非常丰厚的报酬。
在我住的地方，还住着一个年轻的经营女帽的女人，我想她可能在修道院附近开了一家店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情达理，性格活泼，谈吐风趣，在与别人交谈时，总能给人带去快乐。到了晚上，劳尔夫给她朗诵戏剧，关系也日渐亲昵起来。没多久，她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寄宿了，他也随她而去，两个人同居了一段时间。
由于劳尔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足以维持她们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决定离开伦敦，到乡下做一名教师。他觉得他完全能够胜任教师这个工作，因为他的字写得很好，尤其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觉得这是和他很不相称的卑微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这对他而言简直是大材小用，但是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的。所以他就更换了姓名，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他借用了我的姓氏，这使我感到很荣幸。因为不久，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猜想可能是伯克郡）。在那里，他每个星期有六个便士的收入，在那里他为十一二个孩子教阅读和算术，还委托我为他照顾好T夫人，希望我能给他写封回信，收信人的地址就是那个地方，并且写明了是富兰克林先生收。
他的写作一直都没有中止过，而且还把最新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寄来给我看，希望我能够给予一些批评和指正。这些我都按照他的要求照办了，但是我还是得设法劝他不能再这样继续写下去了。当时正好有一本杨格新出版的讽刺诗，我把其中的大部分抄写了一遍邮寄给他。这首诗非常鲜明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那些人的愚蠢行为，我希望他看了这些能够就此罢手。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还是在寄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夹有诗稿。
这时候那位T夫人，因为劳尔夫的离去不仅失去了很多的朋友，连生意都没有了，日子过得日益艰难，所以常常来我这里向我借钱，我也尽我所能尽量地帮助她度过难关。渐渐地我也喜欢上和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已经不受任何宗教的戒律约束，所以就利用她对我的依赖，试图和她的关系更亲昵些（这是我人生中犯下的又一个错误），可是她愤然地拒绝了我，并且还把我的这个行为告诉了劳尔夫。这样一来，劳尔夫也就和我绝交了，我们的友谊从此破灭。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宣称，我以前对他的所有的情谊都因我的所作所为而一笔勾销了。这时我也就明白：我过去借给他的钱，以及我为他提前预支的钱，都将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这些也无关紧要，因为在我看来，他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进行偿还的，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反倒发现了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