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出现于纷乱的社会转机时候，在它的身上，时常起伏跳动着社会矛盾和人们社会情绪的脉动。在这个看来似乎是带有异常现象的文学景观面前，读者既很用心地关注问题矛盾发展的动向，但更加看重的也许是作家对问题矛盾的态度。作家能否洞察问题的本质，矛盾的要害，作家能不能表现出一种科学、公正的判断。这些对于问题矛盾的认识判断内容，时常成为决定一篇作品成败的重要关节。在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之前，已经有作家看到了中小学教育面临的严重困境。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只过多地看到了物质欠缺造成的窘况局面，而没有看到，由于长期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发展缓慢，教师精神受到戕害，教育投资又少，已经把知识神圣、教育神圣的精神物质基础接近毁灭了。正是这知识神圣地位的动摇和教师精神寄托的消失，才造成了当时教育的深刻危机。这里所表现出的理性火花，多么耀眼明亮，它可以穿透层层浮云直抵问题的内核。麦天枢在《土地与土皇帝》、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董汉河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钢在《海葬》、贾鲁生在《丐帮漂流记》、赵瑜在《太行山的断裂》、大鹰在《志愿军战俘纪事》、涵逸在《中国的“小皇帝”》、苏晓康在《自由备忘录》等等一些作品中体现出分明的公正批判和理性认识态度，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发出钦佩之声，吐出内心的感动之言。“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既是一篇篇作品叠印出的个性分明的文学景象，也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铸就的一块巨大的社会历史碑石。
报告文学的兴起，特别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生成与发展，非常明显地使得报告文学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了，而带有突出分明的社会现实参与行为。社会各方对报告文学空前的热情更使这种现实参与行为格外突出和不可轻视。当报告文学事实上已越出了单纯文学的局限而演变成一种带有个性化的社会思想、情绪、行动的对象之后，还要十分固执地从文学的角度来品评它，难免就会生出不少疑惑和错失来。然而，在我们不是很学究气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方面来认识看待这样的报告文学现象的话，就不难认清它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实际的价值作用了。
窃以为，在报告文学中发生的这种重要转机及刘宾雁式充满战斗批判品格的报告文学的兴盛，实际上是作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自我”独立人格和主体精神的找寻和把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自省到洞悟的一次飞跃。所以，它的价值意义非同小可。中国无疑是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文化土壤非常深厚的东方古国里，多少年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却向来是歧视的。封建社会的“士”，多为仆从，用时招来作为帮闲，不用时斥退一边待着。在朝在野，稍不留意，文祸即生，大刑伺候，人头落地不知多少。为了保持些许清高的名分和不愿倒掉的臭架子，归隐山林，云游四方似乎成了一种人们崇尚自由的行为。其实，这样的行为，总还是掩饰不住骨子里的软弱无力。有学者研究说明，中国艺术的精神源自庄子的“道”，庄子所创造的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及生存方式是主导中国艺术主流的内在精神。这种论证也许精到准确。但这不恰恰说明了中国现实文化人在现实人生面前的怯懦吗！把力量始终用于对自我内心的调节，以自我的不断调整求到对于外部现实环境的适应。这样的心理，这样的“自我”到底能有多少创造进取的意义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了一点觉醒，然而在厚重的封建思想势力面前，这一点点觉醒依然是抵挡不住强大势力的冲击的。因之，从整体，从深层次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和行为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反而成了要被工农教育、改造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在政治运动中，既无地位，亦无力量。这样的情形，是谈不上自我人格的确立和对主体精神的坚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腐、软弱、卑贱情形实在是太令人悲哀和伤心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总是讲要以“修身”为本，重“礼”而轻“行”，认为“一争两丑，一让两有”，直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社会实际生活实行严重的脱离。就是在这种不尽的自律躲避过程中，知识分子把“自我”的尊严和独立性彻底的丢掉了，从而使自己在实际的社会变革和运转中变得无所作为，无足轻重了。
如前所述，刘宾雁之所以坚持一种战斗的批判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感情表达权利的真正的人。他不愿自己也像很多人那样，成为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芸芸众生。他坚持以一个独立的人来面对社会生活，敢爱敢恨，救正扶危，疾恶扬善，表现了超常的勇气和智慧，为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自立形象。从刘宾雁身上，不少人看到了人的尊严，看到了主体精神的光彩，从而也意识到实现这一切的可能性。苏晓康等新一批报告文学作家，正是在这个深层次上，与刘宾雁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刘宾雁已经追求到的地方，又有了新的目标设定和行动自觉。“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和辉煌，就是他们在文学的创造中对于“自我”人格和独立精神的追求结果。
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中国的作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软弱情形了。他们把报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介入社会矛盾生活的方式和途径，积极主动地以文学手段参与社会的变革生活，并把独立进步的文明理性精神贯穿到创作中去，在许多有关公众利益和公民权益的社会问题中，表现了清醒的认识和主人翁姿态，用自己实际的认识判断和现实的主张改变着“非我”的状态。他们使人的旗帜，个性的尊严，独立的精神得到了更多更明显的表现。也许，他们在接触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偏颇的认识，不尽准确的判断。但是，勇于和能够对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坦率地表示自我的见解，这种奋力争取民主自由的行为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报告文学作家们这种对真实社会生活的报告和对问题的自我公正评判，使读者把他们看成是社会良知和公正的化身，看成是有可能促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力量，从而把他们视为社会的精英群体给予了坚决热情的支持和爱护。“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生成与兴盛，作家们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积极参与及对评判权利的把握，是知识分子在对自己的历史道路和坎坷命运反思自省以后的醒悟表现。所以，它的贡献绝不仅仅是提出和促进了几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出了一批作家作品。其重要历史价值和意义也许是今天还不能够完全意识阐明得到的。
或许，我们还不能忽视以下的现象，了解它，对于认识报告文学创作和作家们是十分有益的。这种现象就是，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频频轰动于社会时，从文学界，从一些似乎是权威的文学研究部门，却接连不断传来责备和惊恐之声。有不少人打着所谓庄严纯粹的文学旗号，认为报告文学正在走着非文学化的道路，这样的发展方向，是个不祥的开端；也有人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嫉妒心理，嘲笑着报告文学在读者中获得的强烈反响。这种种情景，也曾经让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宁静，对自己的做法和前途发生疑惑，乃至自我贬损。但就在这时，思想理论界，历史研究界，文化领域的许多部门，却把一种真诚敬慕的感情投向报告文学及其作家们。报告文学作家一时间站在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前沿，迅速地同各文化研究和传媒手段结了缘，在更加宽阔的领地通过更加多样的手段参与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现实的政治体制变革活动。这种现象，同来自文学界的那些非议、菲薄行为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是谁寻找到了意义和价值，人们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这样的现象，也应该引起人们，特别是文学界人们的沉思。
报告文学创作与社会其他思想文化理论研究的合流，是知识分子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的自然结合。许多的事实使他们看到，只要坚定不移地在参与社会变革中发挥主体能动性，知识对于实际的生活还是具有不少的影响和冲击力的。现在，他们不再满足于坐在书斋里坐而论道，使许多具有真知的见解始终只停留在书生式的不断重复谈论中，于是，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被他们选中并运用了，大众传媒的报纸、电视也被选中了。这样，实际上就是把思想理论研究通过报告文学、电视的渠道变成了一种研究同实践的结合行动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中讲：“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造世界。”过去，对此着名的论述，知识分子不是不知道。但是，在长期的日子里，知识分子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权利被政治剥夺了，他们只是作为改造、教育、利用的对象而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今天，当社会的转变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以知识为武器，以知识为动力参与社会变革的机会时，如果知识分子还只简单地满足于书斋生活，不去接触社会生活的实际，不把认识转化为行为，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再多，对社会的现实生活改变又有多少补益呢！
二十世纪声誉卓着的英国思想家罗素说：“认识世界的欲望和改造世界的欲望，是进步的两个主要动力，如果没有这两种欲望，人类社会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罗素：《婚姻与革命》，见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95页。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刘宾雁是较早地意识并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的作家，是在接触和影响社会实际的过程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有强烈欲望的知识分子。苏晓康等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看来，这后一批人的认识更加长远，行动更加执着，也更加富有行动的积极性。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享有人的尊严权利，享有人的独立品格的人，并在把知识转化为行为，事实上影响到社会生活，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切，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身上得到发扬，在大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中得以实践和表现，使社会各方关注，效仿，这实在为当今文化史的一个带有深刻内容和转机性的重要现象。它对于文化史的发展，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道路和命运，都会产生长远和重要的影响。对此，后人或许比今天的人们认识得更加分明，给予更高的评价。
写到这里，本文即可结束了。从以上的论述中，有兴趣读完的读者自然已经知道，笔者对这些年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所表露的认识评价和感情了。但是，似乎还有必要补充一些意思，以免引起人们的误会。笔者对于这些年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和作用价值的认定与评判，读者自可研究。但我在这更多褒奖的时候，并没有忽视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一味地鼓吹和肯定。之所以对存在问题一面谈论较少，实在是不愿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而湮没了文章主题的清晰性。另外，也有一种我不能向一个有着重大贡献的文学现象要求完美无缺的心情。再有，此文中的观点，或许同笔者此前论文中的看法有相左的地方。这并不奇怪，人的认识总是在不断的调整补充中完善起来的。这既是一种自我否定，也是一种自我完善。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无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今后的命运如何，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无关重要的了。因为它的历史作用与价值在这些年中已经很好地实现了。以一个人的老年衰弱来否定他青年时的作为是一个可笑的事。
1989年4月6-7日
撰于北京小羊宜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