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一种带有自己个性特征和作用的文学。自然它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必然有自己的创作运行规律和方式方法。我不是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但我在大量阅读和研究报告文学的作家作品过程中发现，报告文学创作在以下的地方要切实的用心。
一、关于题材设定
因为报告文学创作是建立在真实社会生活基础上的文学，所以，它在题材的设定和创作的过程中就有许多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地方。从一般的理论上讲，报告文学既然是报告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人物，那么，一切真实的事件和人物自然都可以成为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作家对于自己报告的对象不作认真地选择，他的作品就很难具备典型性，很难在读者中产生重要的影响。不是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事迹都有普遍的社会性。报告文学所要报告的是那些与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广大群众的愿望、情绪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的事实和人物。所以，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设定作品的题材对象的问题。报告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人们需要和关注的文学新形式，是和报告文学总是选择那些人们渴望知道内情，急于明辨是非的重大矛盾事件有关的。在许多的时候，报告文学是承担着解难释惑、扶正驱邪的责任和使命的。而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作家就必须有直面社会人生的勇气，有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避个人风险的精神。最近，看到一篇访问介绍我国着名民间文艺学家、散文家钟敬文老先生的文章。文章中介绍了钟敬文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段话，是可以给人不少启发的。他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孔孟以来，即被列为与农工商不同的另一类人。农人耕地，工匠做工，商人买卖货物，而读书人不同，他要依靠农工商的帮助才能生存，所以，他必须有所回报，这种回报就是要关心整个社会。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毅就是胸怀广阔意志坚强。任重而道远，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担子是重的，路也是远的。可以说自有这句话以来，中国正派的知识分子、主流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去做了。但是，光有知识和任重道远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还要有正气，这样才够格儿。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华的有正气的知识分子，就像民族的脊梁。脊梁只有一条，没有脊梁骨，骨头就要松下去，塌下去。——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也在这个地方，它要求读书人做到三点：第一是要有知识，第二是社会责任感，第三是气节，这也算是我给下的一个总结。陆昕：《不敢休息》，见《中华读书周报》，1997年7月23日。
回想一下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现实，就更加容易理解钟先生的这些话。报告文学作家，从基希、斯诺、瓦尔拉夫到夏衍、徐迟等许多人，都是这样有知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正气的人。他们能够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在纷纭里见出是非，在危险时敢于执言。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和报告文学作家的选材很有关系的。可以说，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作家的人格和修养显得特别的重要。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中就包涵着报告文学因为作家时常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作家自己的独立性而存在的风险。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和虚伪谬误妥协；他崇尚正义的激情与鞭笞邪恶的精神力量一样强烈；他追求进步和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涉险，置身阴暗又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思想的先锋，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冲锋陷阵的尖兵。报告文学因为可能要接触和面对各种的题材对象，所以，报告文学作家也是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和文化修养的。人格的培养和文化知识的准备，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从事创作的基础，是既不能看轻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从对报告题材的选择就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题材选择是一个打基础、定方向的重要工作。因此，有人说，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准确地选定题材，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恰当地选择了题材，创作也就成功了一半。
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是关系着作家对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采取一种什么态度的大问题。通常，人们总是用“歌颂”和“批判”来表示这种不同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不很准确的区分。对生活中的事件和人物事迹采取了歌颂的态度是对于社会生活的推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和人物的某些行为采取批判的态度，就一定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对社会生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反动？显然不能简单的作这样的结论。报告文学是以真实地报告社会生活中那些有关社会的发展变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利益等事实为对象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生活日益走向文明，人民日益走向富裕。一切有利于这个目的的事实和行为，作家就应当给予热情的称颂，一切有害于这个目的的事实和行为，作家自然也要给予批判。所以，是“称颂”还是“批判”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称颂”和“批判”得是否准确和适当。对于那些虚伪造作的人和事不断的进行称颂，只能让人厌烦；对于那些坚持正义，在努力改变着社会生活的缺陷的行为去作批判，自然也是遭人反感的。作家在选择题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应当是需要称颂还是批判的态度，而应当是给予题材以理性的认识和判断，然后视其内容给以称颂或是批判的表现。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报告文学所应表现的应当是某种理性认识和精神，而不是简单地什么“歌颂”或“批判”的态度。有的人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只适合于对事实进行批判的做法。说报告文学只有在进行批判的时候，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和风格，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它本身的社会作用。这是一种极端和片面的认识，它既不合于报告文学创作的传统和实践，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
要很好地选择题材，是应当有一定的创作准备的。
陆游曾经对他的儿子说：“汝若要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这里强调的功夫，就是在作诗的技巧之外的知识修养、社会人生修养等。报告文学创作，也是要有一些诗外功夫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诗外功夫，一部分表现在上面讲到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知识的修养，另外，也同时表现在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对社会的现实生活状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知道什么是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什么是人们最为关心关注的问题，群众有哪些愿望期盼，崇敬和鄙视哪样的事，哪样的人物等。总之，就是要把握住社会生活的脉搏和群众情绪的焦点。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
关心时事
对于时局的关心，是报告文学作家创作最基本的条件。一个对现实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人，是和报告文学创作无缘的。不关心时局的变化，不了解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就无法认识和判断生活。“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徐迟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关心时事是作家不脱离时代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在发生世界性的战争的时候，基希以他的报告文学努力地表现了***的战争罪恶和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情形；在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约翰·里德就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对这次革命运动作了真实的反映；在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处在困难的时候，斯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光明前途，以充分的热情对其进行了真实形象的报告。这些事例都可以说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不光要关心自己身边的生活，还要对世界的局势，对各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的实际生活动态有积极的关心与了解。他应当是一个社会生活中的明白人，而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红楼梦》里有一副对联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个对联是很有意思的，说得很对也很深刻。作家是要多读书的，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都是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但社会生活也是一部大书，需要人们时常认真地读一读的，而且它会常读常新。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社会生活这部大书，更是要好好的去读懂它的。你读懂了社会生活这部大书，写作起来就便利得多了。对于时事的关心，就是在读着社会生活的这部大书。
中国的西北，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是因为许多自然的，人为的原因，中国的西北地区还比较荒凉和贫穷。可是，即使这样，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后又占领了华北之后，仍然把眼光投向我国的西北地区。为了防止和切断我国和苏联的联系，他们曾经企图攻占西北地区的。日本侵略者是在大的战略眼光下来看西北地区的价值和作用的。为了使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这种野心和计划有高度的警惕，我国着名的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范长江在1935年、1936年，两次做西北之行，对西北的社会民情和自然景观作了较为充分的报告，其成果，就是他的着名报告文学《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范长江的行动，可以给我们不少的启示。报告文学作家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是要有大的眼界的，是要在较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来认识题材和选择题材的。
来自各方面的时事报道，为人们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社会消息。一个关心这些消息的作家，就容易了解社会和发现题材，也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题材。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就是作家们在听到有关报道之后去追踪采访的结果。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也是在已经有了不少新闻报道之后，作者认为这些报道似乎还没有把王守信这个犯罪分子的成长过程和被破获以后的原因及问题讲得充分和清楚，所以才去作再度报告的。作者曾经说：“王守信早已败露，多次报道，但她在宾县还不臭。同她勇敢斗争的人也不香。一些人欢呼胜利，似乎王守信之流从此绝种。任何一级党委或社会科学部门，都没有人来到宾县研究社会，研究党的组织，从客观实际中找寻病灶。这就是我决定采写《人妖之间》的原因。”刘宾雁：《关于〈人妖之间〉答读者问》，见《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类似的情况有许多。只要作家留心，时事报道，是作家选择题材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时事报道是延长作家视野和帮助作家及时感受社会生活的窗口，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它。
关心一切特殊的事件和人物
时事是所有国际国内大事件的报道，但社会生活中还会有一些特殊、重要但却不一定被新闻报道重视和反映的事件和人物。要了解这些对象，作家就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社会生活中的有心人。关心一切特殊的事件和人物，是报告文学作家选取题材的又一个途径。但是，要能够意识到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是要有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做基础的。只有知道了普遍，才能够认识特殊。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人民文学》等报刊邀请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到会上采访。这是一次科学群星聚会的会议，国内的几代科学家聚集一堂，是一次欢乐的盛会，科学的盛会。这些报告文学作家，如鱼得水，各展其才。然而，在不少作家把目光盯在那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时候，在一些人不断地把那些有着很高名望的科学家的材料送给黄宗英，希望她能够作出报告的时候，黄宗英却在人群中发现了有点心事的秦官属。这是一名中年科学工作者，她虽然有着艰难的科学道路，也做出了突出的科学成绩，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名气。当黄宗英在饭桌上结识了秦官属，又见她在长城上看着自由飞翔的大雁想着许多心事的时候，她一下子就意识到找到了自己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这时，她就态度明确地放弃了对于别的人物的选择。在黄宗英看来，比起那些已经成名了的科学家，像秦官属这样的中年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更加艰难，而他们又正是科学研究的中坚，就需要特别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在其科学道路上所有的经历和曲折，更应当让人们有所了解。
此后，黄宗英在深入秦官属所在的地方和单位进行了仔细的采访后，就创作出了在全国、在科学界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大雁情》。因为《大雁情》的发表及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中国科协曾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各级部门要注意关心和发挥中年科学工作者的生活和骨干作用。这种重要的影响作用，应当说是和作品的题材选择有着重要关系的。黄宗英的又一篇着名作品《小木屋》的题材设定，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作品的主人公徐风翔，是作者在成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听她的大会发言，说她建议在西藏建立几个森林生态定位考察站，因陋就简地盖几个“小木屋”就可以进行工作了。并且表示，自己可以“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大森林”。当时，黄宗英就被她的这种精神有力地打动了。可是，几年之后，黄宗英因别的事到西藏拉萨，在活动结束，买好机票就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说徐风翔也在拉萨，正准备进行一次野外考察时，立即决定退掉机票，随徐风翔一起去考察。这时，她才知道，几年前徐风翔渴望建立的“小木屋”至今还没有实现。又在实际的体会和了解了她的艰难、风险的考察活动情形之后，黄宗英更感觉到了一种震动和悲愤。为什么一个科学家的这么一个十分容易办到的、小小的愿望就实现不了呢？就是这样的困难呢？这次和徐风翔的直接接触，激动了作家的创作自觉，不久，《小木屋》这篇饱含深情和义愤的作品就和读者见面了。同样，这篇作品，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这是作家在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独立地选择题材的极好例证。
孟晓云的《胡杨泪》发表之后，也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锐在读过《胡杨泪》后撰写的《请读〈胡杨泪〉——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一文中写道：“那种随意定人‘成分’，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在谈到这个题材选择和写作的时候，作者孟晓云是这样说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