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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的生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两段寥寥的记载，这几乎是我们唯一可用的材料了，其大意是说：“庄子是宋国蒙地人，名叫庄周，曾经在老家做过漆园的小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
“庄子的学问涉及了方方面面，而主干本于老子，所以他虽然写了十几万字的书，内容却大多都是寓言。他作了《渔父》《盗跖》《胠箧》来讥讽孔子之徒，阐明老子之术；作《畏累虚》《亢桑子》这些文章，说的都是些没有事实依据的空话。但他的文笔很出彩，得心应手地攻击儒家和墨家，就算当时的学术泰斗也招架不住庄子的鞭辟。他的学说汪洋恣肆、随心所欲，只顾着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们找不到可以应用这些学说的地方。”
“楚威王听说了庄周的贤名，派出使者带着厚礼去请他到楚国为相，而庄子笑着对使者说：‘千金虽然是大钱，卿相虽然是大官，但您没见过郊祭时用作牺牲的牛吗？这样的牛享受过好几年的喂养，这时候还会披上华丽的衣服，然后被送进太庙等待宰杀。到了那个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没爹没妈的小猪也不可能了。您赶紧回去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污水里游戏，也不愿被国君管着。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做官，只有这样我才高兴。’”
正所谓“彭泽去官非为酒，漆园曳尾岂无才”（袁宏道《偶成》），从司马迁的记载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名高风亮节的隐士。试想一名基层公务员突然被聘为国家总理，普通人恐怕很难拒绝这个梦幻般的一步登天的机会。何况楚国是首屈一指的强国，楚威王也堪称一代雄主，如果庄子接受了这次礼聘，在强国握相权，不但他的个人命运会从此改变，战国格局或许也会因之而变。但他居然笑呵呵、轻飘飘地拒绝掉了。
遗憾的是，碌碌凡人总是很难体会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境界，所以自然就会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情古人已经替我们做过了，譬如宋代学者黄震就很不以为然，说楚王聘庄子为相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那些方外横议之士总是喜欢编造这种故事自我标榜，何况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再说当时的诸侯们崇尚的是攻战权术，未必做得出礼聘隐士的事来。即便像孟子这样的名人，也是在听说过魏国和齐国的国君有好士之风以后才主动去游说人家的，而不是被人家聘去的。退一步说，就算是聘，何至于率先便以相位相许呢？【7】（《黄氏日抄》卷五十四）
庄子的拥护者们一定会愤愤不平，的确，你黄震做不到的，庄子未必就做不到；你黄震没有的觉悟，庄子未必就没有，何必枉做小人呢？——但事实上，黄震的觉悟未必就比庄子低，更绝对没有小人心肠。黄震是浙江慈溪的名人，考中过进士，在大宋王朝做过很小的官，后来时代变局考验了他的气节：他亲身经历了宋朝的灭亡，铁心不仕新朝，于是藏身在深山老林，做了比庄子更隐的隐士，过着比庄子更穷的日子。在世俗意义上说，黄震的下场相当悲惨：他是饿死的。
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小人，何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黄震对庄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见，他觉得庄子虽然是“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但有些正面的见解还要超过老子，尽管庄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极端；《老子》值得抄录的内容不过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庄子》却往往有些明白中节的格言。
黄震把这些“明白中节”的格言抄录了一些，尽是些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本书序言里已经了解到的那句“为善无近名”——这一点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后边那句“为恶无近刑”被黄震删了。（《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所以，为了把黄震的意见结结实实地反驳回去，我们看来不宜把功夫花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该去别处寻找一些坚实的证据。好在证据并不难寻，就在《庄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讲到楚王礼聘庄子，只是细节有些出入罢了，是说庄子在濮水垂钓，遇到了楚王派来的两位大夫，说楚王很想重用庄子。但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一直把它的遗体供在庙堂之上。如果这只神龟可以选择的话，它是愿意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人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两位大夫说：“当然是后者了。”庄子说：“那你们就请便吧，我也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庄子·杂篇·列御寇》也有一段记载，说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的答复是：“你应该见过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缎，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进太庙宰杀的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孤单的小兽也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处铁证：《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做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Spin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8】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庄子评传》，第16—17页）
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实在难说得很。
这种情况在世界级的思想家身上并不鲜见，比如罗素就曾以一贯刻薄的口气这样评论叔本华说：“假若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西方哲学史》下册，第309—310页）而王国维，这位叔本华在中国最著名的私淑弟子，虽然多次论述自杀之于生活境界而言极不可取，自己却终于选择了这个极不可取的归宿。
那么，到底该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标杆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还是认为他们只是看得破却做不到罢了，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判断的支撑。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庄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至此反观颜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学者们常常出于个人的喜爱之情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况下选择了研究对象之后，也会因为认知失谐的作用而对后者萌生了喜爱之情，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往往会“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自己的研究对象”（反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尤其对于本国的历史，当我们怀着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的时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观性牺牲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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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庄子的思想是我们的事，而选择哪一种生活则是庄子自己的事。既有富贵的能力，也有富贵的机会，却偏偏选择了贫穷，常人虽然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没有伤害到谁。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生活难道不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吗？
但庄子也许真的伤害了谁，至少伤害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从《庄子》本文来看，他居然是有妻有子的。如果我们不以寓言视之的话，难免会对他的家庭责任感或多或少地抱以一些质疑，尽管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思想。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实际问题，那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庄子的这套思想，或者说如此有思想的这位庄子，有没有帮他的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呢？——《周易·遁》九四爻辞：“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振甫先生解释说：“贵族可以退隐，故吉；小民靠劳动生活，不能退隐，故否。”（《周易译注》，第119页）的确，诸葛亮躬耕南阳，支道林买山而隐，都是很有物质条件的，庄子没有守节之忧，难道也要学伯夷、叔齐和黄震那样不成，又置老婆孩子于何地呢？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庄子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整天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不出去努力打工赚钱，让老婆孩子过着要房没房、要车没车的日子，我们会不会鄙视他呢？——把理论一联系生活，问题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古代的哲人和俗人一并关心过了。
哲人的意见，比如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认为庄子并不是真的必须选择隐遁的生活来全身保命，因为当时虽是乱世，但寿终正寝的人还是不少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比如稷下三千学者，大都得了善终，所以庄子这么做是别有用意的。（《庄子书后》，《浮山文集前编》卷九）
俗人的看法，比如明代有一个叫陈一球的人，编了一部反映庄子生平的传奇，叫作《蝴蝶梦》，以俗人八卦的典型心态塑造着庄子的家庭环境：淳于髡被编排成他的表弟，惠施变成了他的妻舅，庄暴做了他的弟弟，他还有个儿子叫灵生，妾叫如花。惠施的这个角色最有意思，他在《庄子》里本来就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论敌，而且身为国相，仕途显达，恰恰和庄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既然这位惠施变成了庄子的妻舅，庄太太的心情一定会很复杂的：哥哥和丈夫都是当世顶尖的知识分子，但眼看着哥哥飞黄腾达，丈夫却始终一贫如洗。更可气的是，丈夫甚至一点都没有应用知识以改变命运的动机，就这么在自甘堕落中自得其乐。嫁了一个没有上进心的懒汉，庄太太很痛苦，两口子为此没少吵架拌嘴。
陈一球虽然以戏剧的手法把矛盾强化了出来，但的确贴合了老百姓的心思。庄子这个角色怎么看怎么让人恨：一个人单是穷也就罢了，可谁也没像他，穷还能穷出来那么多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来，谁还都说不过他。
不过，庄子的贫穷尽管很可能是真的，但也很可能并没有穷到《庄子》一书所渲染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庄子是有一些追随者的，《庄子》的外篇和杂篇大多都出自他们的手笔。这些人也许就是他的门人弟子，也许就是一些和他维系着松散关系的仰慕者。无论如何，以人之常情而论，大家不会眼看着师父、师娘和小师弟挨饿而不管的；同样以人之常情而论，“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精心雕琢的哲学来刺激不满或者给不满找解释，任何这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有闲富人的娱乐。他们想要别人现有的东西，并不想要什么捉摸不着的形而上学的好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95页）《庄子·杂篇·列御寇》讲过庄子临死之前，弟子有厚葬的打算，只不知道这是否也仅仅只是一则寓言。
由此还会引发一个我辈凡夫俗子大感兴趣的问题：庄子有没有像孔子那样收过学费？当然，这个庸俗的揣测也有其比较深刻的含义，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庄子当时有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开宗立派，有没有公然摆出过学术导师的高调姿态？
我们知道孔门向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史记》还专门有《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家弟子也有很大的声势，但庄子的弟子到底有谁，我们连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庄子·外篇·山木》讲庄子见到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于是一连多日闷闷不乐，“蔺且从而问之”，唐代的《庄子》注释家成玄英说这位蔺且就是庄子的弟子，姓蔺名且，但他没给出任何证据，也不知道是望文生义还是什么，或者所谓蔺且也只是一个虚构的人名罢了，这也正是《庄子》的一贯风格。
看来庄子虽然主张逃名，自己却（也许是无可奈何地）得享大名，而他的追随者们却真真正正地实现了逃名的理想，以至于除了一个可疑的蔺且之外，我们竟然连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也寻找不到。再者，这些追随者们，无论是以声闻还是以缘觉（套用佛教术语），看来也没有一位社会贤达，以至于庄子一派在当时竟致有点默默无闻。比如，和他同时代的孟子热衷于反对异端邪说，但根本没提庄子，《吕氏春秋》《尸子》点评百家，也偏偏漏掉了庄子。
晚唐罗隐写过一篇寓言体的杂文《庄周氏弟子》，说庄周以其学术闻名于楚、鲁之间，但爱听的人多，真正入门从学的却一个都没有。后来有个叫无将的人，带着全族去向庄子学习。庄子才一开始就告诉他说：“视物如伤者谓之仁，及时而行者谓之义，尊上爱下者谓之礼，识机知变者谓之智，风雨不渝者谓之信。谁要是能把这五者彻底抛弃，才能够跟我登堂入室。”无将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庄子的教诲，五六年间终于五常俱废，到了第七年上，连土木都比不上他了。庄子说道：“我的学问你已经掌握到家了。”无将想把这学问传授给族人，但族人们聚在一起议论道：“我们都是儒家出身的，鲁国以儒术为宗，而庄子之学是舍五常而成其名，弃骨肉而崇其术，我们如果真去学了，那就要从此灭绝人伦了。”于是，大家离开了无将，回到了鲁国。鲁国众人听说了这件事，也都打消了拜庄子为师的念头。所以庄子的书摒弃儒学，儒家也不愿意做庄子的弟子。（《谗书》卷二）
罗隐的文章虽然只是一则寓言，却道出了问题的一大关键：庄子之学确实是听起来海阔天空，令人无限神往，真正要学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在严肃的学者当中，譬如朱熹，甚至认为庄子没什么追随者，只是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自说自话罢了。
但也有些人不像朱熹这么多疑，他们会怀着温情与敬意来理解蔺且的身份。成玄英自然是个典型，他不但认为蔺且就是庄子的学生，还为庄子找到了一位老师，叫作长桑公子。（成玄英《庄子序》）如果此言属实的话，那么庄子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师兄弟，即神医扁鹊。
不过至少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看来，长桑公子绝对是一个比蔺且更加可疑的人物。但这个说法一度相当流行，而且佛、道两家都这么讲。尤其在道教的神仙谱系里，长桑公子堪称举足轻重，他是入天门、养丹田的名家，曾向扁鹊传授过起死方。
历代学者不断凿实着庄子的这一师承，越说越真，及至元代，赵道一为历代真仙作传，在庄子的条目之下先是照抄《史记》本传，然后引《真诰》说：“庄子师从于长桑公子，学得了玄妙的道理，著成《庄子》。他隐居在抱犊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在天庭做了一个叫作太极闱编郎的官。”（《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五）看来庄子终究拗不过世人的心愿，虽然一辈子远离官府，却在天庭谋了个体制内的身份。个中奥义在赵道一的注释里可以略窥一二：“世人如果知道庄子是这样一号真仙，一定会非常重视他的著作。”
但严肃的学者一般认为庄子是师承老子的，和所谓长桑公子没什么关系，就连成玄英自己也在为《庄子》所作的注释里自相矛盾地说“庄周师老聃”。这个说法主要是发挥了《史记》本传，不过《史记》只是说庄子的学说本于老子，却没提两人有什么师生关系，或许庄子之学只是远绍老子也未可知，毕竟《庄子》夹杂着不少老子的名言。
不过，也有细心的学者读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庄子其实生活在老子之前，甚或老子只是庄子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尽管这样的见解已经不为时人所取，但庄子的师承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何况庄子并不是“一个”人。
最后，如果实在要对庄子的生平做一个粗略而未必可信的勾勒的话，不妨参照B.H.Hoffert的推测：庄子，宋国蒙地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在家乡的时候，他就学于一位杨朱学派的老师，做过小吏，至少有一名叫作蔺且的弟子。在雕陵看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便辞了职，认为公务员的职位无论对现实生活还是对精神追求都是一种有害的束缚。然后他去了魏国，在那里结识（或重逢）了惠施，彼此成了友好的论敌。因为惠施既是魏国的国相又是名家的领袖，我们或可猜测庄子参与了那里的宫廷辩论——庄子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辩论语言与逻辑思辨的高超驾驭能力，尽管他用这种能力来证明的恰恰是辩论的无谓。最后，如果我们对《庄子》里的故事轻信一些的话，他应该死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死在他的妻子和惠施之后，其时有一些弟子陪在他的身边。（Chuang Tzu：The Evolution of a Taoist Classic，2002，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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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汉（A.C.Graham）对比老子与庄子的差异，说“《庄子》是一部古代著作集，为了偏爱私人生活而不是政坛官场的社会的局外人所著。《老子》虽然也吸引了同一读者群，但它却表现为另一种有关统治术的指南”，并且称《庄子》是“反政治的”，而《老子》是“政治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199页）这一论断尽管忽略了《庄子》大段的政论性文字，但也道出了七八分的事实。
所谓著作集，这是先秦著述的通例。《庄子》的著作权，就像《论语》《墨子》这类的作品一样，要归于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刘笑敢的一个经典的考据结论是：“《庄子》内篇基本上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庄子》外篇、杂篇基本上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庄子后学大体上包括述庄派、黄老派和无君派三个支派。庄子及其后学三派的总和，就是庄子学派。”【9】（《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第98页）
内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尽管其中也明显羼杂着别人的笔墨。对于严格的版本考订者来说，增窜的内容一定要删，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残缺的内容也一定要补。事实上，后一项工作才是难度超大的。
《史记》说庄子著书十几万字，而我们看到的《庄子》还不足7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庄子》共52篇，而我们看到的只有33篇，即内7篇、外15篇、杂11篇，这个三步曲式的划分是郭象做的，但很可能是从俗为之。消失的那些篇章与文字一般认为也是被郭象删掉的，现在已经恢复不了多少了。
郭象的理由是什么呢？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52篇本的《庄子》有很多荒诞的内容，有像《山海经》的，有像占梦书的，所以注释者们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作删订，只有《庄子》内篇各家的注本都一样。在所有的注本当中，以郭象所注最合《庄子》的本旨，所以才被世人所重。
被世人所重的结果就是：最终只有郭象的删订本流传了下来，其他版本一概散佚无存。
陆德明所谓《山海经》、占梦书云云，应当就是郭象的原话，出处就是郭象为自己的《庄子注》所作的跋语。这篇跋语在中国已经失传，后来是在日本发现的，抄录于镰仓幕府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元代）的高山寺古抄本《庄子》的末尾。郭象在这篇跋语中理直气壮地谈到，庄子闳才命世，有许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而有些低水平的人领会不了庄子的境界，妄自增窜庄子的文章，搞出不少貌似深刻实则鄙俗的文字，足足占了全书的三成，这只能给后来的学人增添烦恼，所以我才把它们都删了。
现代学者一定很想告诉郭象：你觉得哪些段落不好，标注出来也就是了，哪能自作主张都删掉呢！——这正反映了古今治学的一大差异，正像上文讲到的，现代学术更加重视求真，古代学术更讲究经世治国的实用性。所以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古人的至理名言要了解，荒谬之见也一样要了解，这才能串起思想史的脉络，而对于郭象来说，没用的学问当然不必要存在，留着它们只能给后人添乱。不过，即便按照郭象自己提出的标准，以今天的《庄子》本文和佚文来看，恐怕既有不少当删而未删的，也有不当删而被删的。
所以，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清朝对图书的禁毁和删改就怒不可遏，殊不知这般的主张与行动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绵延不绝，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罢了。而且汉人删汉人的书，这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还算能够接受。既然古人长久以来都秉持着实用性的导向，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删删改改实在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何况《庄子》或许也没必要写得那么长——明代学者王世贞针对《庄子》说过，著述不宜篇幅太长，十几万字的一部书，其要旨也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一定要写那么多，只能使人厌烦。（《读庄子一》，《读书后》卷一）
但另一方面，删订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虽然汉人见过的52篇本《庄子》已经失传，但学者们总会想尽办法去寻找维纳斯的断臂。南宋王应麟从《〈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搜集了《庄子》佚文39条（《困学纪闻》卷十），近人有马叙伦、王叔岷做了更加细致的工作，尤以后者辑录佚文178条，其中既有《山海经》、占梦书一类的话，也有“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这样很有庄子之风的至理名言，还有一些颇能抚慰心灵的小故事。
其中有一则小故事一定会成为鸡汤主义者的最爱，是说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难过。相国非常不解：“您对儿子的爱堪称天下第一，但如今儿子死了，您却一点都不难过，这是为什么呢？”东门吴说：“以前我没有儿子的时候没觉得难过，如今儿子死了，岂不是和当初没儿子的时候一样嘛，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这是借由理性想通了感情悲恸之不必要——古罗马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曾讲过：“从阿珀洛尼厄斯，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要依赖理性，而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懂得了在失子和久病的剧烈痛苦中镇定如常”（《沉思录》卷一），但究竟如何依赖理性去“镇定如常”，奥勒留没有讲，庄子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可行的方案。
所以说读《庄子》可以使人安心，不要说通读全篇，单单这一个疑似佚文的小故事就足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难题了：如果连这等丧子之痛也能无动于衷的话，天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困扰你的心呢？
在虔诚的基督徒的心里，东门吴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存在的。《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着，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在拔示巴怀孕之后，大卫王设计害死了乌利亚。上帝为了惩罚这一罪行，待拔示巴生育之后，使那个孩子染上重病。于是，“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并且禁食，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看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现在我们怎么能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呢？他会伤心欲绝的。’大卫看见他的臣仆彼此低声耳语，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死了！’于是大卫从地上起来，洗澡，抹膏，更换衣服，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去，吩咐人给他摆上饭，他就吃了。臣仆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他回答：‘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谁知道呢？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撒下》12：16—23）
中国儒家会批评大卫王不近人情，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最符合理性的态度，庄子一定会喜欢的。当然，要修炼到这般境界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说我等草民百姓，就算在《庄子》风靡一时的晋代，就算是谈玄论道的名士，也往往到不了这个火候。“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恰逢丧子，悲痛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山简见状而安慰道：“不过死个小孩子，何至于伤心成这样啊！”王戎说：“圣人能够忘情，下等人没有感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认为这话很在理，便也跟着悲伤起来。（《世说新语·伤逝》）
王戎的“情之所钟”在后世很得人心，毕竟庄子的境界太超凡脱俗了。譬如明人王世贞，爱庄子，负狂名，但对庄子再深的体会也抵不住一生至亲好友接二连三地生离死别，于悼念亡子之时只能感叹“忘情岂我辈，分已愧庄周”。（《悼亡儿果祥诗》之十）
这到底要怪《庄子》不管用，还是要怪他们学《庄子》没学好呢？北齐颜之推评论那些魏晋清谈的名士们，说何晏因为贪恋权势而死于党争，王弼恃才傲物，招人怨恨，山涛因为贪财而饱受物议，夏侯玄受了名声的牵累而招致杀身之祸，荀粲因为丧妻而哀恸致死，王衍因为丧子而悲不自胜，嵇康因为特立独行而丢了性命，郭象借着声誉而追逐权力，阮籍纵酒放浪，谢鲲因为家童贪污而丢官，这衮衮诸公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道家领袖，但有哪一位真的按照老庄的教诲去做了呢？（《颜氏家训·勉学》）
颜之推文中所称的王衍是王戎的从弟，事迹相同而人物有异，看来不知道是谁把人名搞混了。【10】当然，无论王戎还是王衍，和他们同时代的名士们一样，在颜之推的眼里或许仅仅算是口头的玄学家罢了，对《庄子》的理解没能深入内心而付诸践履，这正是抱着实用主义精神学习《庄子》的人们应该引以为戒的。但另一方面，人家之所以做不到，也有做不到的道理，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东门吴的这种境界实在有点高不可攀。
但是不要紧，《庄子》的说理并不仅仅靠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你遇到了什么看不开的事情，庄子的确会用这种故事来开导你，但比鸡汤主义者们深刻的是，他通常还会非常缜密地把这些道理论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