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还得从这个五月之夜的五年前讲起。
荣毅仁说，看清一个事物有个过程，我和父亲选择留下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抗战胜利时我们如沐春风，后来一连串的灾难和打击，逐渐让我们失望了。最后是彻底绝望了，就像进入隧道，入口很亮，后来一片漆黑，越往前越黑，暗无天日，我们都希望尽早走出去，看到有一丝亮光，那是很兴奋的，会拼命去抓住这束光的。
那是1945年8月14号早晨，人们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天皇那颤抖的尖细的声音宣读投降诏书，上海顿时一片欢腾。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一天。荣毅仁和三哥荣伊仁开了敞篷汽车，扯着国旗，在上海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兜风，大声欢呼。他们的汽车后面居然跟上了几十辆小汽车，形成了一支长长的车队，蔚为壮观。汽车后面是脚踏车、摩托车、黄包车队。再后面是奔跑的人流，大多是青少年，有西装革履的富家子弟，也有光着脚的穷小子，其中还有几个漂亮的、学生打扮的女孩子，个个汗涔涔的，气喘吁吁的。他们特地穿过外白渡桥，在日本人聚居区，有日租界之称的虹口各条街兜了一圈。
往日充满日本风情的街区一片萧索，商铺都闭门了，行人中日本侨民几乎绝迹，偶尔有几个，也是一脸的晦气，目光呆滞，行色沉重。虹口有不少日本机关，日本膏药旗在灼热的阳光下垂挂着。日本军人持枪在门口站岗，灰溜溜的神情。成群的中国百姓围在门口，大声叱骂、掷鞭炮、掷菜皮、掷烂水果、掷泥块石子、吐唾沫，做讥笑和诅咒的动作，日本兵呆若木鸡地站着，不动声色，以前的嚣张气焰消失殆尽。
晚年的荣毅仁清楚的记着这次兜风，他对我说，他从未感到那么爽快过！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荣德生安排他到无锡茂新二厂当副经理，刚上班一个星期，上海淞沪战争就爆发了。从此，他一直被硝烟和阴云所笼罩，浑身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这一天，他感到松绑了，自由了，感到自由是何等可贵。他站着双手伸展着扯着国旗，旗帜在他手里猎猎作响，他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说，可惜当时没有拍照拍下来，要是拍了，是张很经典的照片。就像二战结束，纽约街头那张一对青年男女被喻为世纪之吻的照片一样。
说到这里，他有些自嘲地笑了。他毕生酷爱拍照，是个业余摄影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他是学校摄影社的发起人。
荣德生在高安路寓所对着在1938年在香港去世的兄长荣宗敬的遗像，感慨万千，老泪纵横，焚香祭拜，喃喃说：“哥哥，你可以瞑目了，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荣家可以了卷土重来了，打湿的柴火将重新点火。”他还将收音机搬到祭台上，电台重复播放着日本天皇的宣告，以告慰哥哥在天之灵。这个瘦小的、被日本人奉为神的日本天皇的声音凄凄惨惨的，仿佛来自阴暗墓穴的哀哭，暑热熏蒸的大热天，让人感到一股阴气。窗外却是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上海狂欢了三天，终于沉静了下来，社会生活复归于常态，但街头多了不少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的大幅画像。而在敌伪时期冷寂一时的十六铺码头，江湾机场、虹桥机场忙碌起来了，江轮、越洋邮船多了起来，停机坪上停满了飞机。到乡下和外地避难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工厂主、地主、富商、社会名流，在日本人进入租界前，丢下产业逃离上海的洋商和上海秘密战中败退的特工在第一时间回到上海来了，上海是他们梦牵魂绕的城市，他们迫不及待地回来了。
荣家自然很热闹，免不了要欢聚一堂，坐下来就是挤挤挨挨几大桌。荣氏兄弟后代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大房荣宗敬有三个夫人，育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二房荣德生有两位夫人，育有七个儿子，九个女儿。荣宗敬除三子荣鸿庆尚年少，长子荣鸿元和次子荣鸿三均已成家，女儿也均披嫁衣。荣德生七个儿子中，除长子荣伟仁前几年患鼻咽癌英年早逝，六子荣纪仁、七子荣鸿仁尚未婚娶外，其余都成了家，女儿也大多出嫁，孙辈外孙辈一大堆了。仅荣伟仁就遗下三子四女。荣德生大女儿荣慕蕴嫁给了铁路工程师李国伟，养育了十个子女，李国伟以出色的经营才能，成了荣氏企业中一员独当一面的干将。可以说，荣家在几十年中间的商场博弈中，固然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起伏沉浮，但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这个荣巷默默无闻的小户人家，在两个儿子手里，财富奇迹般地得到极大的积聚，人口也奇迹般地迅速地膨胀，一跃而成江南望族。
从荣熙泰算起，至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这两代人创造了神话。在第三代，这个神话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至荣毅仁达到极致。
这个大家族的老少男女在那几天高兴得眼睛一次次潮湿，哭苦尽甜来、哭否极泰来，感叹过去，展望未来，争着呼风唤雨的请客买醉。他们的体内都涌动着活力，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每个人的话说不完，滔滔不绝的。电话里聊，咖啡馆里聊，饭桌上聊，汽车里聊，各个家庭的客厅和书房里聊。聊得最多的，想得最多的，无非是如何收拾残局，重振山河，利用战后和平、百废待兴的机会，重建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千辛万苦创立的实业王国。这个王国早已支离破碎，一片荒芜，盛景不再。
荣德生也是兴奋的，他的话倒不多，脸上挂着笑，有名的荣德生式憨厚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哥哥去世后，就从他宽阔的脸膛上消失了。他很多时间，在书房里像老僧般入定。现在，这招牌式的微笑又回到他脸上。
但他不像洋场里浸润过的子侄那样狂放孟浪，喜形于色。他半是欢笑，半是眼泪，历经世态炎凉和命运多舛的他，还没有从重重的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还有着一腔的愁苦。他的神情还有些恍惚。
虽然在哥哥遗像前承诺要卷土重来，重新点火，这也是他和整个家族的心里话。但荣德生的心情其实很错综复杂。遗像上的哥哥一如在世时那样，脸颊分明的轮廓显示他坚韧的性格和过人的胆气，犀利而练达的目光，闪烁着他至死都未泯灭的创业情怀，蓄积穿透一切翳障的力量。他多么希望，在这样的时刻，哥哥能从照片上走下来，像以前那样很有气魄地发号施令。与哥哥相比，他慈眉善目，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极平易近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像弥勒佛。他稳重、笃厚、平和，小时候还显得懵懂木讷，很晚才会说话，以至于父亲荣熙泰以为他天生是个哑巴，还得了个二木头的绰号。谁也没想到，这个二木头会成为大老板。他的老好人的性格、缜密的思维方式和稳健的办事风格，与荣宗敬的泼辣、果敢和雷厉风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大智若愚中，自有其威严。
这种差异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即便走路，一个流星大步，一个慢呑呑的，即便个头，一个高个，一个矮个，他们是亲兄弟吗？当然是，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殊不知，正是兄弟俩的这种性格的互补性，使得他们一旦合二为一，便变得卓而不群。
荣毅仁介于爹爹和大伯之间，取这两个长者之长，高个，五官酷像爹爹，性格稳扎、淳厚也像爹爹。处事睿智而又果断像大伯。
荣德生知道哥哥不会甘于放弃秉守了大半辈的理想和追求的，他的在天之灵一定希望国运昌盛，家运鼎盛，可是真的劫后春光胜似昔年吗？荣家真的能摆脱苦难，柳暗花明又一村吗？他一遍遍问自己，痛定思痛，回望走过的路，更多的是伤心。当年他和哥哥是愣头青，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靠了手头积攒的微不足道的一点资金，居然办起了钱庄，开起了工厂，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跌打滚爬，杜鹃喋血，欲罢不能。
他们成功了，成了响当当的一代巨贾。可是这条路太难走了，弯弯曲曲、坎坷不平，这是条蜀道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条路落满了他们苦斗的泪痕和血迹，打上了太多的苦难的印记。不错，成功带来了财富和荣耀，可失败和挫折又是始终相伴着他们。他们固然享受到了创业的幸福，然而有许多日日夜夜是何其痛苦难熬。如果不走这条路，他们也许依然是个过着清苦生活的普通人，在风檐雨巷的旮旯里过着懒散无为的生活，没有华枝春满，没有赫赫声威，然而平常年岁一身轻，自由自在，云在青天，鱼在水中。哥哥也不会那么早就去世，自己的长子荣伟仁也不会英年早逝，而自己呢，也不会一身的疲惫，一身的伤痕，一颗近于死灰的心。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几天来，就这样反复微笑着含着泪水回忆着他和哥哥的人生际遭，检视了残酷岁月里他们达到的高度和跌落的低度。往事如烟，不无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事不堪回首。很奇怪，在子孙的雀跃中，沧海桑田的过去止不住在他脑子里放电影般闪现，让人感到内心紧缩和压抑。当然，也有一些片断，阳光照射着他们，哥哥和他的脸充满明朗。
荣氏兄弟是草根出身的大实业家。他们是从太湖之畔的一条朴实的略带曲折的巷子里（即荣巷）一个植桑饲蚕的农户家走出来的，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这段钱庄经历，对于他们而言，有着奠基石般的意义，日后他们办企业时，一个铜板生出十个铜板，一块钱生十块钱的资本运营手段，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出神入化，好似在琴弦上滑动的灵动的手指，拨弄出无限美妙的音律。这与他们少年时期在钱庄的熏染不无关系。
1896年他们在上海、无锡开办自己的钱庄，1900年创建第一家面粉厂，1905年投资第一家棉纱厂。此后的数十年间，资本呈几何级数增长，工厂越来越多。形成了包括茂新、福新、申新等二十几家工厂的荣氏企业集团。1900年，荣家的原始资本仅为6000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荣氏企业仅申新纺织系统的资产就达六千八百多万元。茂新、福新面粉系统的资产也达六七千万元。荣氏企业经营的机制面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棉纱布总机数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可以说，荣家在衣食两个方面，几乎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毛泽东称荣家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首户，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荣氏企业在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和血汗是一言难尽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打成一团，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这些产品包括面粉、布料原来的输出国，由于战争摧残了经济，成为了产品的进口国。这个历史变化为中国原来深受压抑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伸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荣氏企业获得了超高速发展，一派大水激荡、波澜壮阔的气象。
以至于荣宗敬在一次商界聚会上笑谈说，有人说我是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个大王我当定了！有人说我是商场拿破仑，这个拿破仑我也当定了！
中气十足，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但是，荣宗敬的豪言还在人们耳边萦绕，形势就急转直下。
在荣德生记忆中，一个噩梦般的经历，想起来心里就撕肝裂肺作痛的就是申新搁浅。上海申新曾经那么强大，那么不可一世，可是突然从高处坠下，差点摔得粉碎。幸而活了下来。但从荣氏兄弟到子侄的心上，无不被深深地被剜了一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所以，当八年抗战的胜利来到时，荣德生在发自内心高兴地同时，这段记忆不可阻挡地浮现出来，让荣德生感伤不止。荣毅仁在他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也常会神色严肃地提起这件事，语气凝重，他一定戳到了自己的伤心处了。
一战结束，列强内斗告一段落，马上掉转枪头，气势汹汹地扑向中国，争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荣氏企业从此交上了厄运，连连遭到重创，荣德坐记得很清楚，1932年，庞大的荣氏上海申新公司搁浅了，就像搁浅在海滩上鲸鱼，动弹不得，呼吸从粗重到薄弱，眼睁睁地看着近处的大海和掠过天空的海鸥。
那是他们办厂以来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申新纺织公司的债务竟高达六千万元，荣宗敬想尽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走投无路，寻死的念头都有了。一天夜半在申新七厂的俱乐部号啕，顿足捶胸说，我弄勿落了，我弄勿落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还不如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睡在俱乐部楼上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哭声所惊醒。荣伟仁深受荣宗敬的喜爱和赏识，说他做人做事最牢靠，聪明绝顶，又内敛低调，是个标准的正人君子，便调他到上海总公司帮他处理日常事务。他平时亦步亦趋地跟大伯。
看到大伯哭得这么伤心，荣伟仁心里很难过，陪着流泪，他是厚道人，不知怎么劝大伯，他觉得任何安慰都是苍白无力的。他很震惊，那么强悍的从不言败的大伯会沮丧到如此程度，可见上海申新真正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了。
他第二天打电话到无锡，将上海的情况和大伯的情绪告诉父亲，兄弟情深，荣德生听了，心里很辛酸，垂泪不止，久久不语。他要荣伟仁和在圣约翰读书的荣毅仁请假一起回无锡面商。
在火车上，兄弟俩谈起大伯，都很感叹，这段时间的大伯分明是一个被击倒的绝望的人，这个人称商场拿破仑的大伯，真的遭遇到了“滑铁庐”，溃不成军了？荣家真的在绚烂一阵以后，要复归于平静和黑暗了？大伯六十岁在无锡做寿时慷慨自誓：六十岁时六十万纱锭，七十岁时七十万纱锭，八十岁时八十万纱锭……可话音还在耳边响着，天大的事就发生了，大伯这样的经营大师都无法力挽狂澜，夜半痛哭不已。曾几何时，荣家各厂都是一片好年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日本丰田棉纱厂产品滞销，不得不偷偷冒牌申新的“人钟牌”棉纱，演起狸猫换太子的卑劣把戏，这些怎么就一下成了过眼烟云？
荣毅仁陷入了沉思，申新有十九家大棉纱厂，可说是国内一等一的纺织集团，但为何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落到这个地步？荣毅仁和同窗，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同为圣约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由于各自的家庭背景，对经济都很关心。他们本来报考的都是经济系，但那个英国经济学教授太傲慢，因为他们的父辈一个是身居高位的权贵，一个是商业巨子，为压压他们气焰，当众开涮他们。他们一赌气，便转到历史系。他们是学生，相对超脱，旁观者清，对荣家的沉浮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国运多舛，外商侵害，外货倾销，造成国纱销售阻滞，造成了棉贵纱贱的反常现象，棉所以贵，是国内产棉区涝旱多发，连年歉收，国产棉花不足供应，华商不得依仗海外进口棉花，但外棉价格高，增加了生产成本。纱之所以贱，是日本厂商和其他洋商恶性倾销所致，除了日商、英商等外商的挤压，还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蚕食，凭借刺刀的所谓竞争力的凌逼排挤，“九一八”以后，华商在东三省的纱布市场全部丧失，被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所抢占，这使申新受伤不轻。
但荣毅仁认为，荣家自身经营有上也有问题。荣氏企业这些年急剧扩张，速度惊人，这是靠大举借债建立起来的一种滚雪球般的增长，是大伯荣宗敬惯用的引以为傲的手段。但火车开得太快，碰到弯道，就容易出轨颠覆。申新纺织公司的大规模扩张犹同特快火车，偏偏碰上了市场不景气的急转弯，产品销不出去，产能过剩，利薄甚至亏空，资本回收不及，一半以上的申新纱厂现金流中断，加上如此高的债务，申新这座坚如磐石的大厦完全有呼啦啦倾倒的危险。
荣毅仁说：“令侃，政府对申新不能见死不救啊，纱厂面粉厂事关民生，更事关国本，宋子文应当体恤下情，拨一点头寸给申新，据我了解，大伯真的山穷水尽了。当然，荣氏企业也要自救。要把不良资金切割掉，要想办法出口产品，申新公司的‘人钟牌’‘四平莲牌’棉纱在东南亚很有名的啊！还有就是加强总公司的调控能力，改变各自为政，粉纱分割的局面，內部进行调剂。”
孔令侃说：“舅舅这个财政部长也有难言的苦衷，国库不富，各方面都要向他伸手要钱，可粥少僧多，他实在应付不过来。”
荣毅仁说：“宋子文不是在美国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议了吗？借款五千万美元，购买美棉美麦，对荣家的纱厂、面粉厂无异于是及时雨。”
孔令侃说：“棉麦大借款也不过抵五千万美金，摊到全国，受益的企业很有限的了，我爹说，棉麦到华后，会卖给厂商兑现，不可能无偿拨给企业的。所以，你们荣家不要抱多大的希望。”
荣毅仁说：“我明白了，期盼政府扶持只会一场空，还是要立足自救。”
荣毅仁把他和孔令侃谈的想法讲给大哥荣伟仁听了，伟仁对这个四弟刮目相看，毅仁还是个学生，对企业已这么关心了，并有了自己的见解，原因说到根子了，办法也是可行的。可毕竟有些书生气，出口创汇，是远水救不得近火，改变粉纱分割，以粉补纱，大伯也想到了，可谈何容易啊！
他叹了口气，对四弟说：“是啊！各自为政，大伯的权威大不如从前了，总公司早晚要被架空的。特别是粉纱分割，这是最让人担心的，王禹卿这些年羽毛已丰，爹爹和大伯虽然实行的是无限公司，但在福新，是王禹卿说了算，他是大股东，是功臣，是元老，大多数董事都跟着他走，是他的应声虫……”
荣伟仁平时是不说这样的话的，对父亲、兄弟也不说，怕传出去，惹出是非来。他能对荣毅仁畅开肺腑，也实在是心里憋得慌了。
荣毅仁说：“这好比春秋后期，周室式微，诸侯坐大，周天子倒过来要看诸侯的脸色。”
荣伟仁说：“四弟到底是学历史的，譬喻得好。还有，荣家头寸这么紧，和鸿元、鸿三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失利有关，你知道吗？他们亏了一千多万。”
“这么多？”荣毅仁大吃一惊。
荣伟仁说：“总公司银账房的陈述昆亲口跟我说的，鸿元、鸿三的账都是他经手的，所以不会错的。股东们对大伯纵子投机，亏损巨额，直接损害股东利益怨言颇多，这些事那里说那里散，你不要出去乱说。”
荣毅仁说：“大哥放心，我不会多说的。其实，我早就听说鸿元、鸿三投机连连失手，但不知道亏这么多，如不亏这么多，申新也许不会搁浅？我知道爹爹是坚决不赞成做投机生意的，他们老兄弟在这一点是有分歧的，据说为了这件事还大吵过。”
荣伟仁微微一笑，说：“那次大吵，是大伯六十岁做寿，在梅园宗敬别墅说着说着就争了起来，我在他们隔壁房间，听到爹对大伯说，你这是拼死吃河豚，是饮鸩止渴……”
荣德生几乎什么事都顺从雄迈的大哥，兄弟俩极少有龃龉，一辈子珠联璧合，灵犀相通。但荣德生对荣宗敬在交易所投机，历来持反对态度。在交易所瞬息万变和残酷博弈中，荣宗敬曾游刃有余，赚了不少钱，后来荣宗敬工厂越办越多，没有精力投入其间了。但儿子荣鸿元和荣鸿三却沉湎于投机，荣宗敬睁一眼闭一眼。不过，他们不像他们父亲那么幸运了，盈少亏多，窟窿越来越大。股东们对荣宗敬纵子投机早就看不下去了。荣德生也深感担忧，投机生意和赌博一样，也是一种铤而走险。一种危险的游戏，它会给人以梦寐和憧憬，然而结果也许是很惨烈的。因投机失利，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跳黄浦江。“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例子层出不穷。不过，荣德生对这件事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不想过问了，偶尔对哥哥提醒一下，他相信哥哥不会对两个儿子过于放纵的。
他听说，半年多前，荣宗敬知道鸿远鸿三亏了五十多万美元折合四百多万法币把他们找来训斥了一顿：我一直以为这交易所的买卖，是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没想到你们俩，胆子是大的，谋略这么差……
荣鸿元解释说：“怪得很，交易所这段辰光太邪了，明明势头很好，眼看大把银子要进来了，可风向一转，像吃了泻药似的，泻得挡都挡不住。”
荣宗敬厉声骂道：“十足的败家子，不老老实实做事，一心想捡上个金山、银山……你们不照照镜子，自己有那个本事，那个福气吗？”
“是爹要我们顶住的……”荣鸿三咕哝了一句。
荣宗敬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我叫你们去吃屎你们就吃……混账东西！”
荣德生对上海的情况大致是清楚的，险象早已有了，凛冬将至。哥哥也和他多次通过电话，说了上海的困境，和他商量过对策。他知道，为了渡过这个难关，哥哥曾通过中国经济信托公司，以申新公司九个厂的全部机器、纱锭、厂房和土地作抵押，拟向美国商团借款三千万元。美国商团拒绝了，因为他们调查到申新九家厂的所有资产都用来抵押贷款了，等于是别人的东西了，已失去抵押的价值。也知道行庄见荣宗敬处境艰虞，差不多要资不抵债了，一个个要收回贷款，不能转期，马上有几笔数百万元的贷款就要到期，银行毫无商量余地，一天都不肯拖延。可哥哥无从筹措这笔头寸。
宋子文的美国的棉麦大借款签订后，一度给荣宗敬、荣德生带来了一丝希望，能分到几杯羹，也算得上是一根救命稻草。
荣宗敬曾给宋子文写了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宋子文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先生台鉴：部长起美，报章赞美，获特殊荣誉。闻美款借贷有望，极佩卓识。华北协定后，日方加重经济侵略，尤于吾国纺织厂。若不力图挽救，华厂恐无立足之地，而国家社会之隐忧，诚不忍言。此款成功，当完全为振兴实业，改进农业之用，于国于商，两有裨益。窃思纺织在实业中最为重要，应力予维持，院长有世界眼光。素熟思而明辨，必会尽力扶助也……
但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美国棉麦到中国后，蒋介石插手了，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笔借贷并未用来接济处境艰窘的纺织面粉企业，而是将东西卖给厂商，价格上并未作出过多的让步，而且不能赊欠，要有抵押品。荣家企业已没有什么抵押品了，千盼万盼的棉麦大借款成了水中月、镜上花。按荣宗敬和荣德生的说法，宋子文给他们吃了个空心汤团。更让他们气愤的是，这笔款子被蒋介石用来弥补围剿苏区的军事费用的不足，气得荣宗敬在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借用美国棉麦一节，用之于经济，则可使国内之实业昭苏，用之军事，将陷国家于万劫不覆之域也……
一言既出，满座惊愕。这可是在公开发表赤色言论啊！但荣宗敬满腹的苦闷和牢骚，实在是沉不住气了。
迫不得已，荣宗敬曾经屈尊央求主持福新面粉公司大股东王禹卿以粉济纱，但王禹卿以托词婉拒了，水都泼不进。据伟仁说，王禹卿当时躲避着不见哥哥，宗敬长子荣鸿元、次子荣鸿三打他电话也不接。荣宗敬亲自打电话到王禹卿家里几次，才找到他，说，禹卿，上哪儿逍遥去了，能劳你步到西摩路来一趟吗？什么？伤风了？那辛苦你了，你忍一忍吧，无论如何请你跑一趟，有些要紧的事和你商量，好，我恭候你……
荣宗敬嘱荣鸿元、荣鸿三去门口的廊檐下等候，王禹卿的小汽车到了西摩路的荣公馆，王禹卿从车上下来，看到在暮春的夜风中瑟缩着的鸿元兄弟一怔，荣鸿元连忙说：王叔叔，奉爹之命，在这里接你的驾，请进，爹在书房等候你了。王禹卿干咳几声说：接驾？我不敢当，自己人用不着这么客气的。
哥哥对人特别是部属如此谦卑，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说明哥哥对王禹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即使荣宗敬把身段放到如此之低，王禹卿并没有为之心动，怎么也不愿伸出援手拉一把岌岌可危的申新公司。
王禹卿早年是油麻商店跑街，他精明干练，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擅于交际，但油麻店是小本经营，他的才干发挥不了，不太得志。荣氏兄弟的茂新面粉厂建立后，所产兵船牌面粉销不出去，王禹卿听说后，主动找到荣氏兄弟，要求和他们合作，负责推销，每销掉一包，提成一定比例的固定的回报。虽回报率偏高，荣氏兄弟还是欣然应诺。双方一拍即合，协议书签就，王禹卿就拎了一藤箱的袖珍型的小袋样粉，来到天津，在粮商中进行逐家推销。北方人偏好食面粉，南方人习惯食米，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商埠，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面粉进出量很大。凭着王禹卿的三寸不烂之舌，茂兴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像一匹黑马进入天津、营口等地粮食市场，人们偏爱名牌老牌，也有尝新鲜的冲动。这个从未见过的新牌子在王禹卿的鼓动下，居然引起了粮商们的兴趣。王禹卿拿了一大把订单喜冲冲回来了，几万袋的订额，让荣氏兄弟喜出望外。王禹卿首战告捷，接着，他又杀向东三省，连战连胜。就这样，“兵船牌”面粉在北方打开了局面，王禹卿功不可没。当然，他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小跑街成了大富翁。后来，王禹卿和哥哥王尧臣，本地商人浦文渭、浦文汀兄弟都成了福新面粉厂的大股东，和荣氏兄弟成为一个灶台上煮饭，一个锅里吃饭，不分彼此的出窠兄弟，人称三姓六兄弟。
在申新纺织公司各厂搁浅时，福新面粉公司各厂相对稳定，能维持生产，销路尚可，利润虽不像鼎盛时期那么可观，但还是有利可图，收支平衡，因此，荣宗敬希望以粉补纱，起码调拨给申新三四百万元头寸，以解燃眉之急，但执掌福新大权的王禹卿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当时，在西摩路巴罗克风格的荣公馆，荣宗敬和恭恭敬敬请来的王禹卿有段对话，让荣宗敬很沮丧，传到荣德生的耳朵里，他也很感慨，雄狮般的哥哥会对王禹卿谦和得像一头羊，这可不是哥哥的作派。平时，即使见英国汇丰银行大班和那个华懋饭店绿色金字塔下那个“法老”维克多·沙逊，荣宗敬也是大大咧咧的，大而化之的，现在居然对王禹卿弯下了腰，这让荣德生感到有些不安，也觉得王禹卿虽是尾大不掉的“诸侯王”了，他不愿出手相助有一定道理。
那天晚上，在书房，荣宗敬的骄傲已荡然无存，他照例用他那只时大彬的紫砂茶壶泡了大红袍红茶，在一只紫砂茶盅里斟上，双手递给王禹卿，说：禹卿，我无路可走了，福新能不能调一点头寸给申新，福新和申新是一条板凳上的兄弟，救人如救己啊！
王禹卿沉吟着说：“这伴事我想了很久，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都是自家人，手足不可分啊，况且福新也是总经理的地盘。以粉补纱不是不可以，可福新的日子也不好过，拿少了，无济于事，拿多了，对福新伤筋动骨，救了田鸡饿了蛇，搞不好玉石俱焚，我不得不替福新的兄弟想想……保护福新不是我一己之私，也是为总经理留一条后路。”
荣宗敬说：“行庄见我荣宗敬落水了，怕我淹死，一个个要收回押款，不肯转移，五月底到期要还五百万元，可这笔头寸，我无从筹措，只能靠你了，能付掉五百万元，我可以松开气了……禹卿，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想办法……”
王禹卿说：“宗敬，粉厂确实还过得去，可五百万元是绝对拿不出来的。账上加起来不过二百万不到，这笔头寸要用来进麦料、付工钱，应付其他开销，如果调拨给申新，那等于杀鸡取蛋了，福新几爿厂马上会塌下来。”
荣宗敬说：“公司银账房算了笔账，福新几爿厂加起来可有三百多万余款，客户的赊账有三五十万，库存的麦料足以维持个把月，栈房的面粉也是满的，调出三百万元头寸天塌不下来。”
王禹卿久久地沉默。
王禹卿半晌说：“我不知道总公司这账是怎么算的，他们是算进不算出……反正福新账上没有这么多，总经理可以派人去查账！”
荣宗敬手一挥说：“这没有必要，你禹卿岂会骗人？我只要你补纱三百万元，其余的我另想办法……”
王禹卿不高兴地打断荣宗敬的话头，说：“杀鸡取蛋的事我不能做，福新的董事也不会同意，申新到这一地步，当然是市面不好，可恕我直言，总经理纵子投机，亏损巨额，雪上加霜，这已不是秘密，硬要补起申新三百万元，股东会闹翻天的。”
荣宗敬生气地说：“除了福二，我和宗铨（荣德生字）可是福新其他各厂最大的股董，福新能有今天都是我和宗铨打拼出来的。鸿元妈那时带两个女小囡，磨夜踏缝纫机做面粉袋，这些年股董红利都没少拿，他们也该饮水思源啊，鸿元鸿三是投机失利，我骂也骂了，桌子都差点掀了，但也不能揪住这点不放啊，人非神仙，孰能无过？”
王禹卿板起了脸：“宗敬，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无非是说我王禹卿忘恩负义，是吗？没错，我王禹卿是靠荣家发的财，可我王禹卿也不是无功受禄，你们打拼，我和尧臣也是上过刀山，下过火海的。”
王禹卿说完，就站了起来。
荣宗敬精疲力尽地瘫坐在沙发上。“啪”的一声，把紫砂茶壶重重地放在沙发茶几的大理石台面上。房间外，荣鸿元、荣鸿三在门外偷听，听到那不祥的声响后，他们赶紧离开。远远看着王禹卿登上停在丁香和紫藤下的雪佛来汽车，尾灯闪烁着离去。第二天他们在总公司把这过程告诉了伟仁，笑容中隐藏着悻然，伟仁说了声，大伯明知王禹卿不会掏钱的，还要去碰钉子。伟仁又把荣宗敬和王禹卿的谈话悄悄打电话告诉了父亲荣德生。荣伟仁不太在大伯与父亲间传什么话，上海的情况，父亲一直密切关注着，时常和大伯通电话，看得出来，父亲的态度既担心又谨慎。
接了大儿子的电话荣德生感慨万千，他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哥哥是不轻易求人的，他的刚强、执拗和要强是出了名的。也许他早就猜测到这样的结果，但他还忍不住要试试。试什么呢？王禹卿的忠诚，王禹卿的情义，抑或自己的权威？但正如伟仁所说的，明知王禹卿不会松口，还要去碰钉子，自寻气恼。要是自己，也不会这么求王禹卿的。他知道王禹卿很有点威风的了，同时他也理解王禹卿，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要福新拿三百万接济申新，确实有点杀鸡取蛋的味道，对福新来说是要命的。就像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一厂二厂，和福新差不多，虽不太景气，还能撑下去，账上也有些钱，他也曾考虑挤出一点救大哥的急，但还是如王禹卿说的，少了，无济于事，多了，会伤筋动骨，他犹豫再三，硬着心肠捂紧口袋，没有将钱拿出来给哥哥。
荣德生确信哥哥不会垮下的，他为数不多的拳拳服膺者中，哥哥是第一个。在他眼里，哥哥是个有着超常的识见和有超群的勇气与毅力的斗士，即使浑身上下有伤，都是奋勇不屈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强自信的，从来没有愁苦的样子。哥哥从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他是个行者，不是言者。在荣德生眼里，什么事都难不到哥哥的。荣家好几次危机，比这次申新搁浅严重得多，都在哥哥手里化解和转圜了。哥哥是荣家的“定海神针”，有他在，荣家没有过不了的坎。所以，这次上海申新搁浅，虽凶险莫测，荣德生始终心存侥幸，哥哥最终是有办法扭转乾坤的。
可是，哥哥居然哭了，而且是半夜号啕大哭，这让荣德生惊愕了。他从未见过哥哥哭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哥哥是不轻易哭的，可是，他这次却哭了，而且是大哭。
哥哥不仅大哭，而且灰心丧意得想自杀了。自杀这两个字居然能和哥哥联在一起，这让荣德生更惊愕了。这怎么可能呢？年轻时，他和哥哥拿出父亲荣熙泰和他们兄弟省吃俭用攒下的五千银元，和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在无锡运河中的太保墩合办一家小型面粉厂，这个好友是苏州人，曾担任过晚清地方税务官员，他投资一万五千元，是大股东。他们从法国进口了一副练石磨盘。开端很不顺利，所产的面粉粉质不太好，滞销了。大股东不顾荣氏兄弟的死活，把资金撤走了。这爿初生的叫保兴面粉厂的小厂子立马陷入绝境。
荣德生受不住了，他想到了死，眼泪汪汪地折了一大把红头火柴头，这种红头火柴是有毒的，毒性很强。许多欲寻短见的人都采用吞这种火柴头自杀，荣德生也想吞下这一把红粒子一了百了。
哥哥找到了他，一巴掌把那堆红粒子打散，大声对他说：二木头，你糊涂了，世界上最大的本钱就是命，你连命都不要了，最大的本钱没有了，这才是蚀本蚀到家了。只要我们命在人在，本钱就在，他抽掉一万五千元钱算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嘛！
荣宗敬乐呵呵地笑着。
“你还笑得出来？”
“笑比哭好，我们是男子汉，不能哭！”
“可厂完了。怎么办呢？”
“二木头，放心！天无绝人之路。”
荣德生破涕为笑。后来，他们重新招股，将石磨盘改为钢磨，将保兴改为茂新，再后来，王禹卿加盟了。工厂站住了脚。那四副石磨成了他们事业最初的奠基石。
还有一件事，早年，蒋介石取得政权不久，硬性要上海工商业者捐款，荣氏兄弟不买账，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把荣家的工厂、宅邸都封了。荣德生十分紧张，打电话给上海的荣宗敬，哥哥镇定自若，要荣德生找吴稚晖去蒋那里说情，电话中谈笑风生，劝弟弟，别慌，蒋介石要封就让他封，天塌不来的。赶快去找吴稚晖，蒋光头让他三分的。
荣德生去南京找了吴稚晖，经吴稚晖周旋，事情得到妥善解决。后来，荣德生问哥哥，你真的一点都不怕吗？荣宗敬说，心里还是有点虚忽忽的，可虚有什么用？怕有什么用？要想办法啊，棋断了，棋从断处生嘛……
可是，现在，从伟仁的电话里得知，哥哥竟然又是哭又是想自杀，这只能说明上海申新和哥哥已是穷途末路了，面临崩溃了。自己这段时间对上海申新的严重性竟如此麻木，他知道哥哥头寸调不动了，行庄又在逼债，王禹卿拒绝接济，但没想到巨轮般的上海申新公司在惊涛骇浪中急剧地摇晃着，它可能马上会有灭顶之灾。如果说，以前的工厂是滚雪球般发展，那么，申新的垮台也会引起雪崩般的连锁反应，荣德生的心愈发揪紧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这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上海申新在波涛中竟然快翻船了。
放下伟仁的电话后，他突然感觉有些凄凉，内心潮湿起来。他当时在离护城河不远的无锡申新三厂写字间里，放下电话，他从厂里走出来，走到河边，对面是深灰色的城墙，沿河是茂新面粉一厂，茂新一厂和申新三厂几乎连成一片，机声隆隆，好几个高高的大烟囱在冒着浓黑的烟云，拖着长长的尾巴。这个墩就是太保墩，荣家的发祥地。
他站在河沿，望着连成了一大片的厂房，河面上吹来了一阵阵凛冽的带着污水气味的风，沿河的码头吊车的钢丝绳吊着货物，吱吱嘎嘎地响着。又是一阵风。荣德生打了个寒战，心里生出深深的焦灼，皱着眉头寻思着，如何在不殃及这申三和茂一的情况下，给上海申新筹划一点头寸呢，三百万，不，至少五百万，可这五百万在哪里呢？他知道工人储蓄所有几百万元存款，但这笔钱是工人的血汗钱，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动一个铜板的。那怎么办呢？忽然，他心里一亮，忧郁的脸色略有舒展，他毅然转身，以平时很罕见的急促步伐向申三走去。他回到厂里后，乘小汽车直奔荣巷家里。这幢房子上下两层，楼上有走廊四周贯通，所以称之为转盘楼。
荣德生决定用自己的私蓄来接济哥哥，他打开保险箱，取出所有的债券、存单、有价证券、股票，取出算盘，一一清点起来。并要丁夫人和程夫人将多年收藏的玉器、瓷器、字画和古玩集中起来，这些东西都是荣德生的心爱之物，其中一块春秋玉璧，是稀世珍品，有人出五千大洋求荣德生割爱，荣德生说什么也不肯。
荣德生平时省吃俭用，买文物古董却出手大方，不惜花大价钱收藏，除了个人爱好，他有一个想法，就是防止它们流失海外，主张藏宝于民间。抗战期间，他曾在工商业界倡导，尽各自所能，收购文物，以免为倭寇所掠。他深知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对中国文物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可现在，为了救上海申新，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了，他亲自打电话给几个有来往的品性好的古董商，让他们上门来看货、收货，条件是，不准卖给外国人，日本人尤为不可。
荣伟仁、荣毅仁下了火车，汽车已在车站候接。他们乘上汽车，回到荣巷家里，见满屋子地堆满了玉器、瓷器、字画、古玩。丁夫人和程夫人一脸的痛心和惆怅。父亲也是依依不舍的，一件件抚摩着，观赏着。最后决然地将它们放回檀木或香樟木盒内。
荣伟仁惊异地问：“爹，怎么，你要把它们卖掉了，这可是爹一生的心血啊。”
荣毅仁说：“爹，这些东西是大价钱买来的，现在经济萧条，卖不出好价钱，而且，对于上海申新来说，是杯水车薪……”
荣德生叹息说：“虽然补不了这个大窟窿，但也不无小补，涸辙之鲋，一杯水就可以活过来，至于这些东西，确是我的心爱之物，可你们想过没有，到这种时候了，是这些东西重要，还是大伯和上海申新重要……随它去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荣毅仁和荣伟仁都不响了。
荣德生和两个儿子来到戒欺室。这是荣德生的书房，也是会见重要客人的地方。这是个与转盘楼相连的一个带院子的南北两排厢房，除荣德生书房，还有荣宗敬的书房，家人聚会的厅堂和卧室，自成一体，精致幽静。在书房里，荣德生让荣伟仁将上海的处境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一遍，荣毅仁偶尔插话补充。荣德生吸着水烟，默默倾听着，不时问上几句。荣伟仁谈到，股东们有意让大伯退位养病，由王禹卿接任总经理，政府棉统会副主任李升伯任纺织部经理时，可大伯听不进，认为这是逼宫，荣德生站了起来，沉吟说：“你们大伯激流勇退，我看未尝不可，退下来歇歇，对他对申新都有利，王禹卿绝顶聪明，很有手腕，福新发展到今天，他是有功劳的。更重要的，他在上海滩还有信用，可大哥，已没有了，让王禹卿顶上去吧，能否挽狂澜于既倒？看他的能耐和造化了……”
荣伟仁说：“大伯说，他先前和爹商量换帅的事，爹劝过他，不到万不得已，别退位，退下来固然不失为一策，但引起的震荡也不会小，人心乱不得啊！”
荣德生点点头说：“我是这么说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上海申新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现在是转不动了，不得不借重王禹卿的信用、李升伯的关系，否则，真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荣毅仁说：“我听人说，蜀中无大将，三划头（无锡话对王姓的俗称）当先锋了……李升伯是李济深的公子，他几斤几两，大家都知道，荣家是急病乱投医了……”
荣德生说：“急病乱投医总比不投医好，死马当活马医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毅仁，古玩行的人到了，你去和他们交割吧，货他们看过了，价钱也谈好了，清单也写了，四儿，你去吧……”
荣伟仁说：“爹，你是不是亲自去监督，都是珍品啊。”
荣德生痛苦地闭上眼睛，一挥手：“我不去了，敝帚自珍，总也难以割舍，我心里不好受，好像在卖儿卖女，这是救命钱，务必一手交货一手付钱，去吧，我要和你大哥再拍拍账……”
荣毅仁点点头，到转盘楼大厅等待古玩行的老板。几乎是同时，三家古玩行的老板到了，他们默默地轻手轻脚地清点瓷器、玉器和古玩，不敢有半点马虎，大厅里鸦雀无声，清点完后，装箱贴上封条，由职员搬上汽车。末了，一个古玩行老板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四十三万元的支票，递给荣毅仁说：“四少爷，请收好，请转告令尊，这批东西，我们决不会让日本人染指的，请他放心。”说完，作了下揖，向眼泪汪汪的丁夫人、程夫人点了下头，转身走了。
荣毅仁心里空落落的，看了下支票，自言自语：“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啊……”
这天晚上，荣毅仁在转盘楼的一个房间的床上辗转反侧，无锡虽有小上海之称，但其实还是个非常宁静、有些凋败的小城。荣巷处在郊区，夜晚更是寂静无比，下起了小雨。他开一点窗，雨声滴滴答答地响着。他想起了堂堂荣家卖起了家藏，心里有种悲哀。他知道，父亲为大伯凑出这么一笔钱，只能让大伯缓一口气，并不能挽救上海申新，下一步这些厂子会没落到什么地步，这不堪设想，他也不敢想下去。荣家的子弟，个个西装笔挺，头发上抹凡士林，留飞机头，玉树临风，派头十足。可这个时候，谁能出来分担大伯和父亲的担子？一个都没有。其实，即便鸿元鸿三，也都能继承家传，在经营上都有一手，决不是银样蜡枪头的纨绔子弟。他们也想尽力，只是这副担子太重了，他们挑不起。他感到惶惑，难道这么多兄弟就这么无能吗？他搜肠刮肚地想着各种办法，他忽然想起，听大哥说，大伯以他和父亲的名义，上书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实业部能体恤申新的处境，予以扶持。大伯还让父亲托吴稚晖替荣家敲敲边鼓，传达上听，那么，是否可以再托孔令侃向宋子文、孔祥熙说说情呢？他马上摇头，这条路走不通，有人对他说过，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是老狐狸，宋子文和荣家关系不错，但好像说话不算数。
吴稚晖是荣家的座上客，帮过荣家不少忙。不过，这次，他婉言拒绝了。有一天他来梅园拜访父亲，父亲说起了这件事。一向口无遮拦的吴稚晖直截了当地说：“老蒋才不会考虑商人的死活。无钱不聚兵，国库仅有的几个钱，都给他用来对付共产党了，用兵一日，所耗千金，连年征战，国家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了……老蒋不定倒过来要向你们富甲江南的荣家化缘呢。”
这席话引起了父亲的共鸣：“不错，宋子文的棉麦借款，让我们一场空欢喜，言之凿凿，是资助工商界的，可后来还是挪作军费……”
荣毅仁记得，他问过孔令侃，孔令侃也说过同样的话。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荣毅仁想来想去，没有一条走得通的路。他灰心丧气了，他在心里说，在中国做商人怎么这么倒霉？纵观世界，美国和欧洲各工业国，无不以商立国，以商富国，以商强国，可偏偏中国，对商人不当回事，这样下去，中国何以会强大、富裕？大伯和父亲“实业救国”的理想，到头来落得一场空，真让人心寒啊！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荣伟仁敲房门，喊他起床，门开了，看见弟弟一张冷脸，问：“你一张隔夜面孔，昨夜没睡好？”
荣毅仁不好气地回答：“落了一夜的雨，烦死了！”
荣伟仁叹了口气：“我困到半夜也醒了，做了个怪梦，好端端在霞飞路上走着，一群鸽子飞到我头顶上一起下鸟粪，头上、脸上、身上都落满了。正懊恼，就醒过来了。”
荣毅仁笑了起来：“梦都是反的，从天下掉下的不是鸟粪，是花花绿绿的钞票，上海申新有救了。”
荣伟仁也笑了：“真是这样就好了，爹那些宝贝可以赎回来了。”
雨停了，荣德生父子三人擦了把脸，就上了停在门口的小汽车，荣德生紧紧抱着一只皮包，里面装着价值近千万元的股票、债券和定期银行存单，以及买掉古玩的四十余元现金支票，这几乎是荣德生的全部家当了。他和大儿子荣伟仁和四子荣毅仁乘早班火车到上海，明亮的阳光，鸽子在飞，鸽哨悠扬，荣鸿元已开车在火车站候接。
到了西摩路荣宗敬公馆，荣宗敬已急不可耐地在家里等着弟弟荣德生。荣德生见哥哥脸色憔悴，衣服领子敞开着，露出已经非常松弛的脖子，人瘦了不少，稀落的白发，枯萎如芦花，精神萎靡不振，荣德生所熟悉的哥哥平时那种自信、傲岸、干练的神态不见了。坐在客厅沙发里的身影竟显露出从未有过的萧索。肩膀都缩了起来，满脸堆着强装出来的苦笑。
荣德生一阵针刺般的痛心。哥哥的捉襟见肘已把自己折磨得不像样了，要知道，哥哥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心气多么高啊，可现在，他变成了满脸晦气的糟老头。
他眼睛忍不住湿了，连忙告诉对哥哥，他帯来了千万抵押品和一百多万元定期存单，已和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说好，马上去找他，押款五百万元，加四十万元现金，可解燃眉之急，荣宗敬一听，又惊又喜，一个劲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给阿哥送来的是及时雨啊，老二，阿哥关云长走麦城，败得一塌糊涂，这日子不是人过的，你来了就好，我有指望了。”荣宗敬的声音沙哑而疲劳。
荣德生安慰哥哥说：“阿哥，你瘦了，这段时期，你太伤神了。别急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你不是常说的吗？船到桥头自会直，你记得不记得？”
荣宗敬说：“当然记得，这是我荣宗敬的口头禅，可是，我怎么能不急呢？船都要快沉了，到不了桥头了。”
荣德生说：“我马上去银行找汉章，先救救急，烂泥萝卜拔一段揩一段。”
荣宗敬说：“吃点早饭，你再去吧，总公司会客厅有十六家行庄跑街聚在那里催款呢。”
草草吃过早饭，荣德生和荣伟仁、荣鸿元坐车来到上海中国银行，荣德生去行长室，伟仁和鸿元在车里等着。行长宋汉章是荣德生的儿女亲家，荣德生的三女儿荣敏仁嫁给了宋汉章的儿子宋美扬。有了这层关系，中国银行和荣氏企业在金融合作上来往颇多，在荣氏企业最好的时光，许多银行都竞相上门锦上添花。荣宗敬、荣德生在中国银行、陈光甫的上海储蓄银行和张公权的上海银行押款最多，在荣氏企业几次头寸吃紧时，也是这几家银行毫不犹豫地雪中送炭。然而，在上海申新搁浅后，荣宗敬找过宋汉章多次，宋汉章一改常态，表示爱莫能助。荣宗敬很不高兴，连自己的亲戚、老朋友都这么势利，难怪那些行庄的老板见了自己，一个个像缩头乌龟，早已忘了以前是怎么巴结自己的。可静心一想，他就理解了，银行钱庄都是撑顺风船不救落水鬼的，上海申新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了，只露出两只手臂拼命摇晃，换了自己，也唯恐避之不及。
宋汉章在行长室很愧疚地对荣德生说：“宗敬兄来找过我，美扬和敏仁也跟我说了几次。我没有帮上忙，上海申新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和陈光甫也很着急，我们也不愿申新这么跨下去，但银行有银行的规矩，请德公和宗敬先生见谅。”
荣德生诚恳地说：“汉章，你别这么说，我和宗敬都是钱庄出身，还不知道行庄的规矩？开银行的都是硬心肠，不会慈悲为怀的。”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大叠票证劵单，继读说：“一家一当都在这里了，价值一千余万，当此一发千钧，空言无效，请汉章兄务必设法挽救，目前总公司押款到期数达五百万，非现数五六百万不能解除。”
宋汉章翻了下单据票证，按铃让贷款部主任进来，关照把证劵清点立据，再准备一份押款五百五十万元的契约，尽量办得快一点。
贷款部主任当着荣德生的面清点了一遍，然后放入一个文件夹走出宋汉章办公室。宋汉章看着荣德生说：“我听说王禹卿要替代宗敬先生，如果王禹卿真的就任了总公司的总经理，日后使用这笔借款需要由王禹卿签字，一切应付款项方能按票面兑现，这是银行的意思，德公会理解的。”
荣德生暗暗吃惊，宋汉章不仅消息灵通，言下之意，也是看好王禹卿主政了，看来哥哥下野，是势在必行的了。他马上说：这自然，这事我还不太清楚，王禹卿真的临危受命，要让他放开手脚做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宋汉章说：“令兄是了不起的企业家，但我看他为申新事，已心力憔悴，你要劝劝他，以退为进，并非坏事，既然下来，就是真下来，倦鸟归林，到无锡养养身体，学学老庄，管自禅修，坐忘无我，别插手公司的事务了。一山容不得二虎的道理我不多说了，否则会乱了套的。”
荣德生说：“我也不知道哥哥是否下定了退的决心，不瞒你汉章兄，原来我是不赞成哥哥退下来的，也不太赞成王禹卿替而代之，可我现在我想通了，哥哥活得太累太苦了，放下这个烂摊子，休整些时日，做回矮人，对他对公司都有好处。坦而言之，王禹卿、李升伯算不上理想之人，但除了他们，也真的找不出比他们更合适的人了，不是谁都能撑得住这艘漏了水的破船的，除非你宋汉章和陈光甫出山，或者宋子文、孔祥熙兼之，哈哈哈……”
荣德生大笑起来。
宋汉章连连摇手：“德公，你饶了我吧，别说我不懂办厂，就是懂，我也不敢站到这个悬崖上去，我有恐高症。至于宋孔，倒是胜任的，庙堂之人，位极人臣，王室宗亲，有权有势，不愁没有办法。嗯，你们兄弟已上书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陈公博等政府大员，请求接济，听说政府也派员调查过了，下文如何？”
荣德生叹息说：“他们不过是文来文去，互相推诿，给你空敷衍，亦不过是剃头担挑进挑出，宋子文和我们那么好，可有事找他，就成了瘫肩胛……”
荣德生和宋汉章虽是亲家，其实平时接触得并不多，许多来往也是公事公办居多，像这样推心置腹的说笑少之又少。信贷部主任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备好的贷款契约书和抵押物的清单。宋汉章接过契约书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连同清单收据递给荣德生，荣德生也认真地逐字逐句看完，点点头说：“就这样吧，汉章、公权两兄慨然相助，济我燃眉，感激之至，图报有期。”
宋汉章说：“德公说这样的话，见外了，申新苦处，我感同身受，但愿云霓在望，能沛甘霖，请签字吧。”
荣德生拿了文件走到宋汉章办公桌上，用毛笔签上名，再从裤带上取出一个小玉印盖上。宋汉章站在荣德生身边，从西装内口袋掏出派克金笔，在契约书和收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吩咐信贷部主任去秘书室加盖中国银行的印信，完了后即去上海银行请张公权签字盖章。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所有手续才完毕，荣德生和坐在汽车里的荣伟仁荣鸿元立即回茂、福、申总公司，荣宗敬已等得很不耐烦了，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的，一脸的焦虑。
这五百五十万贷款，使上海申新稍稍缓了口气，到期的押款还掉了一部分，停工的工厂重新开工，但要攻艰克难，彻底转危为安，渡过危机，还有很长一段坎坷不平的路要走。在荣德生的劝说和周旋下，荣宗敬答应下野，王禹卿和李升伯同意接任总公司总经理和纺织部经理职位，全面执掌茂、福、申总公司十九爿厂的大权，李升伯则主管申新纺织公司，上海申新属下有近十家纺织厂，是荣氏基业中的命门，也是重灾区，这一块救活了，三新公司全盘皆活，李升伯担子很重，李升伯在美国学的纺织，是公认的纺织专家，但他从未管理过纺织企业，熟悉他的都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管不过来。他也懂得深浅，自嘲为“杂牌军”，明白自己挑这副担子有些吃力，但不仅荣宗敬赏识他，王禹卿更是要拉上他，原因是李升伯是政府棉统会副主任，有官方背景，他的路道粗、人脉广，荣宗敬和王禹卿先后找过李升伯，请他出来维持局面。王禹卿对他说，宗敬先生最早是请你出来当总经理的，但你拒绝了，现在又把我推出来了，我希望你任总公司纺织部经理，统管申新各厂，有了你升伯撑腰，我才敢上马，请升伯先生万勿推辞，李升伯被王禹师说动了，勉强答应和他搭档，但他心里忽上忽下的没有底。虽然那近十家上海最大的最先进的纱厂对他很有诱惑力，他从未管个一爿纺织厂，一下管这么多企业，确确实实是个挑战，他很想应战，但无法真正地鼓起勇气去大干一番。
正在这时，荣宗敬打电话请他去总公司出席重要会议，也没说会议内容。到了总公司大会议室，三新公司下属各厂正副厂长、股东代表、高级职员等百余人列席，黑压压地坐满了会议室，但都不说话，一片寂静，有种异样的气氛。荣宗敬、荣德生、王禹卿坐在主席桌上。王禹卿见李升伯进来，招呼他坐到主席桌自己身边。荣宗敬朝李升伯点点头，没有说话，等李升伯落座，便站起来说：“各位，鄙人和弟宗铨创办茂新、福新、申新纱粉厂已有三十年，时至今日，申新面临前所未有困境，我年迈多病，精力不济，决定退职退养，于即日起由总公司面粉部经理王禹卿先生代为总经理，李升伯先生主持纺织部事宜。下面由董事荣鸿元宣读聘书……”
荣鸿元站起来拿着一张纸宣读：“聘请王禹卿先生为申新、福新、茂新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俟开股东会时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聘请李升伯先生为申新、福新、茂新三新总公司纺织部经理、总公司副总，俟开股东会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全场鼓掌，有人惊愕，有人无奈，有人露出苦涩的笑容。荣宗敬、荣德生起身，向王禹卿拱手作揖。荣宗敬笑着说：“拜托二位了。”
王禹卿和李升伯站了起来。王禹卿抱拳说：“本人一定尽力而为，不负宗先生、德先生厚望，报答公司重托。”
李升伯懵了，没想到，他本来是来辞请的，却碰上了这么一个正式宣布王禹卿和他任命的会议，他心里感到突兀，也有种隐忍的不快，荣宗敬和王禹卿是在搞突然袭击，迫使他就范。他绷紧了脸，想说几句自己不能接受的话。但转念一想，这样的场合这么做，太丢荣宗敬和王禹卿的面子，会让他们下不了台的。毕竟以后还要常和他们打交道，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会戳他脊梁骨，骂他做人不地道，出尔反尔。另外，不妨再想想，也许自己可以尝试一下，想到这里，他的脸豁然松弛下来，甚至出现了一丝笑意，含糊其词地说：“兄弟不才，滥竽充数，我说过，我是杂牌军，杂牌军……”
回到家他去征询父亲李济深的意见，李济深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真以为自己比荣宗敬都厉害了，他干不好的事你能干好？掂掂自己的分量吧！”
父亲这句话，使他的仅有的一点勇气和信心彻底碎裂倒塌了。李济深也有些产业，荣丰钱庄是其中之一，也是上海申新的债权人之一，无论是出于朋友之谊还是个人私利，李济深都不愿看到申新倒下去。但知子莫若父，他了解自己的儿子，眼高手底，是个花架子，当当参谋，出出主意尚可，要去管这么多纺织厂，既无经验，又无胆略，充其量人头熟一点。
他也明白荣宗敬、王禹卿看中儿子，就是着眼于他的人脉和背景，但这不足于使儿子具有回天之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荣宗敬这样的老克勒都败下阵来，徒有纺织专家虚名的儿子肯定输得很惨。儿子落下个坏名声在其次，李济深更担心儿子的瞎来会使已一团糟的上海申新变得更糟糕。
李济深没有把这些想法透露给李升伯，他明白，一句冷冷的话已足够让儿子退缩了。果然，父亲的这一句话对李升伯是当头泼了盆冷水，他心里有一点淡淡地失落，他决意打退堂鼓了。
荣氏企业换帅，荣宗敬下野，王禹卿、李升伯接任，这是大新闻，上海的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在一片喧嚣声中，王禹卿雄心勃勃地高调走马上任了，可李升伯却人影子都不见，打他电话也不接。荣德生劝荣宗敬到无锡闭门谢客，静心休养，过一段清闲日子。荣德生说，钓钓鱼，泛泛舟，太湖的新鲜空气对身体大有好处，上海的事，暂时放一放吧，天塌下来，有高个子去顶。荣宗敬坐在高背沙发上，仰着头，将双手撑在一根乌木手杖上，像一只站往树枝上的猫头鹰，呆呆的，缄口不语，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离开了总公司的大班台，就像老船长离开了舵盘和望远镜，有种沉重的失落感。隔了好一会，他才说，老二，你说我能完全撒手不管吗？五百万元虽能缓解局面，但要彻底扭转乾坤，还得继续输血，我不能离开上海，高个子？王禹卿算什么高个子？许多事情王禹卿是挡不住的，我心里有数。
荣德生突然发现，哥哥今天居然换上了多年来已很少穿的西服，衬衫衣袖上还戴袖卡，是金质的镶钻的袖卡。这是英国大名牌，衣袖上还绣着他的名字。荣德生认出这是哥哥六十岁时，鸿元和鸿三送给父亲的礼物，昂贵的英国名牌西服，袖卡，衣袖绣着名字的一打衬衫，三条丝绸领带，还有皮鞋和礼帽，一只小牛皮的能上锁的黄色公文包，一根象牙把手的乌木手杖，全套英国绅士的行头。除了乌木手仗，荣宗敬这些服饰从未碰过。
这让荣德生感到哥哥有些怪异，下野了，却把这套行头郑重其事地穿戴上了，今天哥哥这么装束，是何意思呢？他猜不透，只是觉得哥哥考究的服饰透出的气息让他不由得感到凄凉和不安。哥哥年轻时穿西服挺有派头的，可现在让人想起“沐猴而冠”这四个字。
“老二，无官一身轻啊！”荣宗敬突然开口说话了，让荣德生心里一凛，“以前忙得连穿好衣服都没工夫，现在有辰光了，今天让鸿庆娘把这套行头找出来穿上，老二，今天我们一起去华懋饭店‘猎人与狗’酒吧吃西餐去，你这个乡下佬也要开开洋晕，喝杯鸡尾酒，尝尝维也纳猪排、焦糖布丁什么的，就我们老兄弟俩。”
荣德生回答说：“我知道那地方，小辈们经常去的，我在那里喝过咖啡，可我不会用刀叉啊。我看，还是到国际饭店吃中菜，那里的扬州狮子头做得不错，是你喜欢吃的。我请客。”
“好啊好啊，国际饭店就国际饭店，老二今天变得大方了，以前请我吃饭，总是挑小饭店。两条红烧鲫鱼，一盘炒鳝丝。”荣宗敬笑了起来，手杖在地板上敲了两下。兄弟俩在国际饭店吃了顿饭，出门时，他还是把西服换成了哔叽长衫，下面是烫得笔挺的西裤，戴上礼帽。两人在吃饭时都刻意回避那些让人不愉快的话题，沉浸早年在上海南市钱庄学生意的回忆中，后来就不说什么了，听着对面传来的跑马场传来的雷鸣海啸般的欢呼声。
第二天，荣德生就乘火车回无锡。
王禹卿的策略是稳住福新、茂新，对申新进行清理，查清家底。然后减产，对无法维持的纱厂果断停产。对总公司人事适度进行调整。该下的下，该上的上。他雷厉风行地实施他的新政，有一股勇猛进取之气。但他总觉得始终脱不了一种强烈的驱散不了的气味，那是荣宗敬的气场，它无所不在。
王禹卿见李升伯迟迟不履任，人也不见，似乎在躲避自己。他不得其解，心里既疑惑又着急。他在一个晚上，直接闯到李升伯家里。一见到李升伯就问：“上次宣布时，你也到场了，可好多天过去了，你还不到总公司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李升伯端起茶杯，吹着浮在上面的茶叶，慢慢地喝起来，不作声。
王禹卿茶杯端起又放下，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升伯，你倒说句话呀！我告诉你，你可不能抛下我，让我唱独脚戏，当时可是你答应我的。你说，我不会让你掮水木梢的。”王禹卿在李升伯面前站定说。
“我知道，这是宗敬先生和你器重我，可不瞒王总经理，我有难处，家父不同意。我想来想去，也自感无法胜任，我干不了，请看这个。”李升伯说着，从西装口袋掏出一页纸递给王禹卿。
王禹卿接过纸，见上面写着：李升伯启事：报载荣宗敬先生启事，以申新纺织总公司纺织部事务见委，升伯因肩任职务繁剧，不克兼顾，再加能力不济，业于近日致函恳请荣先生收回成命。此启。
王禹卿脸色很难看，说：“你已经向荣宗敬提出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岂能这样对待朋友？”
“得罪之处，请禹卿前辈包涵。弟思量再三，深感申新这个烂摊子要起死回生不太容易了，家父一句话，让我猛醒。他说，荣宗敬干不了的事，你能干得了吗？你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我掂了下，我这个杂牌军的确担不起这个重任。所以只能向荣先生和你老兄收回成命。荣宗敬那里，我还未正式提出，未经老兄谅解，我岂敢公布辞职启事……”李升伯振振有辞地解释。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会不知道，申新到今天，和国际经济萧条有关，加上日寇步步进逼，红丸药旗插遍东三省，东北纱布市场全部丧失，当然，荣宗敬好大喜功、纵子投机也是个重要原因。我们出来维持，完全是顾全申新大局，申新之局乃国家纺织之局，申新垮了，中国的纺织业塌了一大块。你是棉统会的人，岂能隔河观火？”王禹卿大声说。
“你别生气，说实话，我没有这个胆力。申新救不了，我反入陷坑，于申新，于国家，都有害无利，智者不为也！不过，你王禹卿不一样，你经验老到，久经沙场，又是和荣宗敬、荣德生一起打拼的出巢兄弟，三分天下占其一，至少福新在你手里。你有资格，也有资本，我可什么都没有。”李升伯说到这里，两手一摊。
王禹卿知道李升伯请不动了，不会买他面子了。他看透了李升伯，认定他是个喝过点洋墨水，但虚有其表的蜡烛洋枪头，即便真的就职，也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甚至会起反作用。显然，荣宗敬和自己高估了他。王禹卿在心里骂他，什么东西，患得患失，既想吃得，又怕噎得，纨绔一个，成不了大器。他冷冷地对李升伯说，好吧，不为难你了。说完，便站起来悻悻地离开了李公馆。
荣宗敬收到了李升伯的请辞信。荣宗敬转给了王禹卿，并附了封给李升伯的回信，信中写道：台函敬悉。所关申新纺织部事务，先生既以职务繁剧，特行声明不克兼顾，鄙人自不万难相求，只有遵命作罢。吾已退职，请王禹卿总经理定夺为荷。王禹卿收到了李升伯的信和荣宗敬的复函件，看都不看一眼，就交给了秘书室存档。
王禹卿决定自己兼纺织部经理。他继续留荣伟仁襄助他，荣伟仁答应了。王禹卿按照他的想法行使他的职权。他认为无威不立，所以一上来就来硬的，撤换了银账房主事汪克勤、栈房主任李兴东，考工部主任徐晓乾的职务，总公司秘书室主任也换上了他的亲信朱仲康。被撤掉的人都是追随荣宗敬的老人马，多年来为荣宗敬所信用。向这些高级职员开刀，起到了杀鸡警猴的作用，会使其他老人员服从他、敬畏他。他的威信也就树立起来了。并不能简单地说，王禹卿是在排斥异己，培植个人势力，他的用心是好的，临危受命，不能软塌塌的，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另外，这些被解职的人在清查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如查得原料进货票面有五百五十三万余元之多，而库存盘下来是五百四十五万元，短少八万余元，银账房主事汪克勤解释不清，被免职了，回家反省。又如栈房，荣鸿元在交易所交易时购进的棉花，价格已超纱价，申新各厂都不要，可荣鸿元不管厂里是否需要，是否接受，硬是塞进来，栈房照收不误。王禹卿对栈房主任说，这是纵子投机造成的恶果。以后进棉花一律要我批准，任何人塞进来，一概拒收。栈房主任申辩几句，也被免了职。王禹卿有理由把他们撤职，但他有点急于求成了，有魄力而缺乏一份世俗的明哲。他没有明白，荣氏兄弟的班底盘根错节，是历史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这个班底，王禹卿傲固不足资傲，谦亦何以为谦，他是左右为难的。匆匆地在人事上动刀，是王禹卿的失策。这些人都不服气，都去荣宗敬那里诉苦告状。更让王禹卿棘手的是荣鸿元荣鸿三兄弟，他们一个是纺织部副经理，一个是庶务部副经理。荣宗敬退位了，他们还留在总公司，那些失意的老人马把对荣宗敬的情结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成了荣宗敬的替身、影子、主心骨，整天围着他们转，加上两兄弟桀骜不驯，根本不把王禹卿放在眼里。王禹卿心里很不舒畅，狠下心在董事会上不点名地说：“有些人不听我的调遣，眼睛生在额角头上，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不想好好做事，拆我的台，我在这里说个明白，今后不允许他们干预不该管的公司事务，听清楚了吗？”
荣鸿元反唇为讥：“王总经理，你别指着和尚骂贼秃，直接点我们的名就可以了，请你明示，哪些公司事务是我们不该管的？我们又干预了哪些不该过问的事？”
“我不想在这里与你们吵架，看在你们爹面上，我出来收拾申新残局，我没有私利，也希望你们能帮帮忙，以大局为重，这种时候，不是闹意气的时候。各位都应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王禹卿毕竟是老克勒，他笑盈盈地回答荣鸿元。他明白，压压这兄弟俩的气焰是可以的，荣宗敬几次在他面前抱怨过两个儿子的不是，还说，史量才对他说过，不要把鸿元鸿三留在总公司生是非了，让他们出国深造去吧。所以，他这么点到为止，荣宗敬是不介意的，甚至会符合他的心意。但过头了，撕破了脸，就不妥当了，不仅有失自己的身份，而且有可能使荣宗敬不悦，伤了和气。
荣鸿元张嘴要说什么，但荣鸿三在下面用脚踢了一下哥哥，荣鸿元把话咽回去了。荣鸿元和荣鸿三同年，荣鸿元比荣鸿三大几个月，荣鸿元是荣宗敬大夫人所生，荣鸿三是二夫人所生。公司里的职员、股东及工厂的职工在背后都称他们阿大阿二。荣鸿庆是三夫人生的，还很小，当然称阿三了。
一个月过去了，王禹卿忙得焦头烂额，然而，申新的局面并没有明显的起色。除了不声不响从从行庄调来一点头寸，补充申新的流动资金，扶持几家坚持不了的工厂，就是忙于各种杂务。押款五百余万已用去近三百万，主要用在偿付到期的贷款上，抵押的两爿厂解了套。可以继续押一点款了。资金上虽有些松动，但近十爿纱厂大多数继续亏损，没有利润进账。他是主张减产、停产的，市场不景气，棉花价格居高不下，机器一转，就是亏蚀。停工减产在所难免。可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发来了函件，要求申新各厂一律不得擅自停工，并要出具保证信，要王禹卿、荣宗敬、李升伯签字画押。
王禹卿很生气，他感到全身的血都变得冰冷，这函件简直是要申新的命，而且，使他难以理解的是，已退职的荣宗敬居然在保证书上签下了名，他不管事了，还签名，明知不可为而为，是老糊涂了，还是别有用心？李升伯根本没有到职，也要他签名，银行不是在胡来吗？王禹卿觉得受了侮辱，他找到了宋汉章。
宋汉章解释说：“这是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董事会商议的补充决定，原因很简单，申新各工开工不仅不足，而且经常停工，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工厂没有出产，何来赢利？押款五百余万，用什么东西来还？董事会一致通过强制要求申新不得停工，我只能附议，况且，我是征得荣宗敬同意的。”
王禹卿问：“宗先生如何同意的？”
宋汉章说：“我事先和他通过电话，对这个决定表示理解，我再让人将函件送到宗先生府上。”
“宋行长应该知道，宗先生已退位了！”王禹卿几乎要喊起来。
“当然知道，但荣家是申新的大股东啊！宗敬先生和宗铨先生兄弟及子婿在申新所占股份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么，你们行庄为何非要把我抬出来呢？我为了申新大局，为了社稷民生，不得已勉任总经理一职，暂作过渡，而你们不听我的，一味顾及大股东的想法，我岂不成了傀儡一个，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干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你不是傀儡，我们银行把五百余万押款的签字权交给了你，在申新陷入危机之际，给你这样的权力，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不承认，宗先生和德先生姿态是高的，德先生为了凑足抵押品，把多年的债券、存单一家一当都捧出来了。”宋汉章有些激动地说。
“我不稀奇这签字权，要挽救申新，五百余万是远远不够的……”
“银行救急不救穷，五百余万元是解燃眉之急，下面就是看王总经理如何运筹帷幄，扭亏为盈了。宗先生所以签字，是为你分担责任，他本来可以拒签的。”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荣宗敬？”
“是的，他说，一旦有人骂，先骂他吧，他愿意做你的挡箭牌。我们的意思是，停产减产并非良策，厂还是要转的，我相信禹卿先生有办法的，纺织界和申新各厂都对先生寄予厚望。”宋汉章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我已没有什么办法了，你知道吗？我儿子对我说，爹，苏格兰有句格言：你并不知道你得多少，直到一切都失去……宋行长，我可以告诉你，我得不了什么，也不想得什么，不过，申新会继续失去，它已积重难返。”王禹卿冷冷地笑着说，狭长的分布着点点老年斑的脸像风干了的老青菜那样难看。他是太湖边青祁村人。祖上曾煊赫过，远祖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晋王。到了北宋末年，宋王朝南渡，王禹卿这一支脉始祖王皋是南宋朝廷命官，官呈殿帅府太尉，被封为柱国太傅，与岳飞是挚友。此后，王家后人中人才辈出。但到近代，王家败落了，王禹卿父亲是一名贫寒的私塾先生。王禹卿兄弟少小离家，出去闯荡。发迹后生活讲究，举止斯文，在青祁村修了个蠡园，出典是范蠡和西施二千多年前在这片湖面上泛舟过。一条几百米的长廊，儿子留洋回来，说太土了，在蠡园长廊尽头加建了一幢西班牙式样的别墅，露天舞场，西式游泳池。王禹卿很欣赏，又造了几幢欧式别墅，城内的住宅也是高墙深院的多幢花园洋房，周围都是矮小的江南民居，间杂几幢庭院深深的老式院落建筑，王公馆显得非常醒目。在时代风云中，当年的王公馆变成了现在的梁溪饭店，多年来，它一直是政府的招待所。当年神秘的林彪行宫也建在里面，色调枯燥的水泥墙小平房和王公馆精致而贵族气质的青砖红砖的老洋房并列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甚至有点不伦不类。
“我已想过了，申新垮掉，福新、茂新也会被拖下水去，我就回无锡去，蠡园和城里的小房子还容得了我。”王禹卿朝宋汉章弯了下腰，心里居然有种结束了的释然。他夹上公文包，跨出宋汉章的办公室。
隔了几天，他去荣宗敬家，递交了辞职书，荣宗敬躺在床上，病怏怏的，心情不太好，王禹卿的辞职让他深感意外，大为震怒，两人争执了起来，话讲得很难听，很重，到后来哇啦哇啦吵起来，荣宗敬坐了起来，拿起他那根手仗，在空中挥舞着：“走！给我走！”
王禹卿走了，荣宗敬的心情变得很恶劣，到了半夜，发起了高烧，头痛欲裂，他为王禹卿的半途而废而感到愤怒，为自己的失控而感到后悔。荣鸿元喊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后，暂无大碍，只是由于心力交瘁，引起血压升高，心律不齐，有轻度中风的迹象，如不静养，日后难免酿成大患。
荣德生闻讯后第二天即赶来上海，荣伟仁、荣鸿远、荣鸿三、荣毅仁、从外地考察市场刚回来的的荣德生次子、申新二厂厂长荣尔仁等都围在荣宗敬床榻旁。荣宗敬平静地躺着，垫着两个鸭绒枕头，稀疏的白发，脸色苍白，没有表情，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忧郁地望着大家。三个夫人在旁边掉眼泪，眼睛红红的，三儿子鸿庆畏畏葸葸地依偎在他母亲、三夫人身旁，很害怕地望着床上的父亲。荣宗敬对这个老来子溺爱无比，平时总带着他。晚年生活在台湾的荣鸿庆常著文回忆少时随父亲巡视工厂的情况，《无锡日报》几年前曾刊登过一幅照片，少年荣鸿庆穿着背带裤，戴着鸭舌帽，皮鞋衬衫，一副小公子哥儿的模样。荣宗敬则柱着那根乌木手仗，站得笔直，周围是他的团队。
荣德生坐在床沿上，对哥哥说：“王禹卿掼纱帽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无锡的钱鸿义，杨怀远都说过，他做不长的。他不想坐这个位子就算，你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呢？气坏了身子算不来的。”
荣宗敬不响，突然问荣尔仁：“尔仁，听说你签了好几笔订单，是吗？”
“是的，大伯，我这次跑了四五个省，有所收获，总算没有空手而归，我们的‘人钟牌’棉纱，在内地还是挺吃香的。”荣尔仁凑上去回答。
“嗯，好，好，看来还是要走出去，不能守株待兔，我们还是要当跑街先生。”荣宗敬说，“换帅如換刀，王禹卿这把刀自动放下来了，李升伯那把刀拔都没有拔出来。宗铨，我这把老刀只能再上了，我明天上班去，乘你在上海，召开股东会，我荣宗敬归位了。”
“哥哥，你别这么急，养好身体再说。以哥的年纪和目前的状况，已不堪如此之重任了。”荣德生说。
“国不能一日无君，公司也这样。”荣宗敬有点累了，闭上了眼晴，隔了片刻，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对荣伟仁说，“伟仁，扶我起来，我要起床。”
荣德生连忙按下挣扎坐起来的荣宗敬：“躺下、躺下，你现在就要去公司？太急吼吼了。”
“我估计宋汉章、张公权这几个财神菩萨要来，他们怕我倒下，会来轧苗头的。他们惦记的不是我荣宗敬，而是五百万元押款啊！”荣宗敬在荣伟仁和荣鸿元的搀扶下，坐了起来，“我偏不给他们看我病了的样子，我要让他们看看，我荣宗敬好着呢，阎罗王暂时还不要我去，我荣宗敬又要去总公司执政了。”
荣宗敬下了床，穿戴整齐，坐到客厅去。他料事如神，宋汉章、张公权果然上门来了，看到荣宗敬端坐在沙发上，正在和荣德生和子侄谈话，脸色虽然差一点，但精神尚可，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颓然和病态的模样，更没有出现卧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表情痛苦那样一种结果。他请宋汉章、张公权坐下，吩咐茶房端上热咖啡，子侄们退下了，只剩下他和荣德生兄弟俩，在咖啡的浓香和热气中，荣宗敬和两位行长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无锡口音夹杂着上海腔和洋泾浜英语，口齿和思维都很清楚。
荣宗敬说：“李升伯言而无信，王禹卿半途而废，我命苦啊，本来想去无锡太湖边做安乐王了，可现在又要去赴汤蹈火了。总经理这把交椅不好坐啊，我要召开股东会，谁愿意出来坐这个位子，我一定禅让，两位财神看中了什么人，尽管说，没关系的。”
宋汉章说：“宗先生言重了，我们支持王禹卿也是权宜之计，李济深对儿子说，你以为自己比荣宗敬厉害了，荣宗敬干不好，你能干好？一句话，把李升伯吓退了。商场拿破仑并非浪得虚名啊！”荣宗敬快活地大笑起来，说，“惭愧惭愧，李济深小看自己儿子，王禹卿赏识他，你们也赏识他，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宋汉章和张公权有些尴尬，坐了不长的时间，告辞走了。
待宋汉章、张公权离开，荣宗敬战抖不已，力气用尽，满脸虚汗，让人扶入卧室，瘫倒在床上，双目紧闭，和刚才判若两人。
荣德生难过地说：“哥哥，真为难你了，你何苦呢？”
荣宗敬睁开眼睛说：“是啊，我是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应付他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第二天，王禹卿和王尧臣兄弟买了人参、白木耳等补品上门来探望荣宗敬，王禹卿向荣宗敬道歉，他说，宗敬先生，弟昨天冒渎你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回去给内人骂了一通，我自己就差没打自己的耳光，今天我和尧臣特向宗先生谢罪，请多多包涵。荣宗敬挥挥手说，禹卿，你言重了，我脾气也不好，事情过去了，我忘了，你也别记在心里。你扇自己耳光，我是记得的，多年前，你好抽几筒福寿膏（鸦片），给我骂得狗血喷头，你抽起自己耳光，立下字据痛改前非，如发现你再犯，我可一枪毙了你，后来你果然改掉了这个毛病……还记得这些吗？王禹卿说，记得，这样的事是终身难忘的。荣德生见王禹卿尴尬而负疚地样子，和前一阵盛气凌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有点不忍心了，对王禹卿说，禹卿，别放在心里，老兄弟争几句，算不了什么。另外，你当总经理是经股东会通过的，你辞职也应该通过股东会，这不是小孩子做家家，这个股东会最近就开掉，省得道路纷传，生出是非来，今后还望禹卿、尧臣兄多多扶助。王禹卿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于公于私，我都有责任支持大先生二先生，前几天回无锡，无锡商会的同仁对我说，维护申新即是保存三新，帮助荣氏即是自全自保。
荣宗敬又戏剧性地回到总公司任总经理，一切好像又回到原点。但王禹卿短暂的主持，还是留下了值得肯定的成效。一直在王禹卿身边的荣伟仁和还在上学的荣毅仁提到，王禹卿对申新进行清理摸底是对的，人事整顿也有道理。申新、茂新、福新各厂在管理上确有不少弊端和漏洞，实业部和银行也列数出工厂的种种不足。在像尔仁那样开拓外援的同时，内部要痛加改进。荣毅仁说，求生固然不易，求死恐怕更难。现在的局面确实严峻，不悲观不行，但不能做盲目的悲观主义者，要做认真的悲观主义者。这不是我说的，是学校里流行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也是适合的。
荣氏企业本质上是家族企业，实行的是“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董事会没有否决权，荣家拥有绝对的，压倒性的股权，企业的重大决策、重大事宜事实上是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及逐渐成熟起来的下一代及几个大股东，如王禹卿兄弟、陆辅仁兄弟，即所谓的三姓六兄弟说了算。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他们在挫折中迫出来的，好处是管理权和决策权能高度集中在他们手中，能排除干扰，能施展拳脚，能维护他们的商业精神和财富道统。缺陷是，企业内部容易近亲繁殖，形成很深的家族观念，体制和管事上也会出现许多弊病。
荣氏企业在二十年代曾实现过一次较大的改革，即革除工头管理制，实行技术人员管理制，因为作坊式的师傅式的模式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设备已严重不适应，于是从无锡申新三厂开始，由荣尔仁、荣伊仁带领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技术人员进行革新，由此触动了工头的利益，工头们都是和工厂的发展一起摔打过来的，自恃有功，闹起了事，动手打了那些革新者。讲究中庸之道的荣氏兄弟进行了改良主义的革新，起用技术人员的同时又照顾了工头们的利益。他们对这些帮着打天下，功不可没而又胡作非为的工头们是又爱又恨的。
虽然这次改革不算彻底，但还是使工厂面目一新，此后，荣氏企业急速膨胀，洋设备加上洋人包括日本技师参与管理，使管理上和制度上逐步改进和提升，特别是荣德生及三子荣尹仁主持的申新三厂推行了工人自治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法庭，工人夜校，贤德祠，工人宿舍，职工內部银行，缓冲了劳资矛盾，改善了工人福利，这在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中是可说首创。这是荣德生达则济世思想的体现，这也是申新三厂在申新危机中能相对稳定的原因。
荣宗敬回到总公司重新执政后，采取了对外拓展市场，内部进行改进的一系列措施，任命荣伟仁为改进委员会主任，荣尔仁、荣伊仁、荣鸿元、荣鸿三为副主任，还是学生的荣毅仁参与一部分事务。第二代在危难中走上了舞台。他们在补漏洞、减成本的同时，推行无锡申三工人自治制度，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减少了库存，回笼了一部分头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总公司和各厂认为，申新最坏最困难的时候已过去，黑暗中看到了一缕曙色。
可是，荣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密谋当中，并悄然逼近荣氏企业。那就是荣氏兄弟多次呈请行政院及财政、实业两部，要求救济，以维持营业。实业部长陈公博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一个方案，由实业部会同财政、实业两部塈棉统会，对申新九个厂进行调查整理，改组经营组织。具体办法，由政府召集债权人，派员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接收九个厂，由财政部拨款三百万元作为营运资本，至于目前的管理机构，包括荣宗敬统统靠边。实业部的理由是，申新以二十年时间，逐渐扩充，执国内纱业之牛耳，但该公司组织不良，经营毫无统筹，管理混乱，投机失败，因而债台高筑。一旦倒下，会连累一大批银行、钱庄、商号、工厂，引起很大的社会震荡。在会议上，宋子文、孔祥熙提出了不同看法，但陈公博执意要这样做。行政院长汪精卫见有争议，提出下次再议。会后，陈公博单独找宋子文，要宋子文支持他。这个方案，首先由孔令侃透露给荣毅仁。
孔令侃说：“父亲平时回家不怎么谈公事，他这次和我说，无非要我捅给你。陈公博用心险恶，乘人之危，以‘整理’为名，将申新九个厂收归国有，以后再安排人收购，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申新吞吃掉。”
荣毅仁大吃一惊，他喊了起来：“这和抢劫有什么两样？想一口吃掉申新九爿厂，于理于情于法，都是缺乏依据的，他简直是胡作非为！”
“实业法中有一条，对民营不良产业，资不抵债的，政府可以收归国有，进行整理。你们不要大意，你们自己上书实业部的，活不下去了，喊救命，这给陈公博找到了由头。”
“这么说，我们是引狼入室。”
“不错，引来了吃死人不吐骨头的大灰狼。”
荣毅仁当时和孔令侃在学校球场打棒球，他气愤地抡起木棒，对准一块石块猛然一击，石块从空中划过去，飞得很远很远。荣毅仁把木棒塞给孔令侃，衣服都没有换，骑上蓝领牌脚踏车就直奔总公司。
荣宗敬一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实业部竟会下此毒手，这可能吗？他问：“孔令侃会不会听错？”
“大伯，孔令侃不是马大哈，他说得清淸楚楚，是他父亲孔祥熙亲口跟他说的。”荣毅仁说。
“实业部想拿三百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问他们一个明白，这是凭什么？这个可恶的陈公博，存心想挤垮申新，好拾个便宜货去享用，这是什么实业部长？简直就是拆白党！”荣宗敬拍着大班台，气愤地说。
荣伟仁、荣鸿元等从隔壁房间听到荣宗敬近似吼叫的声响，都赶了过来，待知道事委后，个个愤愤然的。这是巧取豪夺，是乘火打劫，是敲诈勒索，真想不到实业部如此荼毒啊！闻所未闻啊！欺人太甚啊！荣宗敬虎着脸，脸色苍白，一双手颤抖着。荣伟仁赶紧安慰大伯，让他服药。荣宗敬镇静了下来，嗒然若失地沉默了一会，便让荣伟仁通知王禹卿兄弟、陆辅仁兄弟、子侄和各厂厂长、总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前来开会，商量对策。王禹卿等人一听，无不露出惊骇的表情，许多人的眼睛恐慌地急促地闪烁着，紧张地对视着。很长时间，荣宗敬一直不说话，目光不时阴沉地在大家脸上扫过，在座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经历过风浪的人，懂得这种时候要保持克制，不能随便发表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荣宗敬终于开口了，他说，实业部成了条大鲨鱼，它张开了大嘴巴，露出比刺刀还要锋利的牙齿，向我们申新扑过来了，企图一口把申新鲸吞，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各位发表高见，如何和这头吃人的鲨鱼斗个鱼死网破？
讨论下来，作出了三个决定，首先以总公司名义上书行政院和实业部，对实业部的违法决定提出抗诉和批驳，其次是联手业界，获得同仁声援，对实业部决定进行抗议，再次是将这件事披露给报界，唤起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荣毅仁这样的场合还是第一次经历，他知道，这是生死博斗，是一个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政府实业部之间的博弈。他愤怒中有种悲哀，有种不甘欺凌的抗争，就像面对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产生了拿起棍棒和石块，冲过去决一死战的冲动。他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看到了强盗手里举着的火把，唯有反抗，才能保住家园不受侵犯。想到这里，一股勇气使他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作为一个后辈，一个学生，他能干些什么呢？他苦苦想着。
忽然，大伯说，无锡是我们老家，也要把申三、茂一、茂二和无锡商界动员起来，谁去无锡，帮帮他们？荣毅仁弹簧般地从椅子上跳出来，像教室里要求发言那样举起一只手，大声说，大伯，我去。荣宗敬说，你在上学，不能耽误你的功课。荣毅仁说，明天是礼拜天，后天上午宗教课可以不去。我今天乘晚班火车，后天上午回上海，时间上可以了，不会耽误上课。荣宗敬点点头说，好吧，毅仁，你回去吧！今晚让伟仁打个电话给你爹，让他心里有数，具体由老四回家和他详谈。
荣毅仁回到无锡后，荣德生已知道这事，父子俩点了下火，商界、学界感到很震惊，纷纷集会谴责、抗议，申三、茂一、茂二的员工上街游行。这件事让上海和无锡两地的民族资本家深为寒心和愤慨，舆情一片哗然。中外报纸反应强烈，《申报》发行人史量才代表报界，指责实业部处理不当，反对申新由民商强行转为官商。反对摧残民商实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陈公博不顾群情激愤，依然派出实业部司长刘荫佛、科长李家礼、棉统会副主任李升伯为首的调查小组进驻上海申新进行调查。陈公博对李升伯说，我给你交个底，一旦整理完毕，即组成申新管理委员会，由你来牵这个头。李升伯受宠若惊，有陈公博这把尚方宝刽，可成为申新的掌门人和原来荣宗敬聘请他出任三新公司总经理和王禹卿请他出任纺织部经理，主管申新纺织公司截然不同了。他不是杂牌军了，而是正儿八经的中央军了，可以不避私情，铁面执法，荣宗敬做不到的事，他可以做到了。他欣喜地对陈公博说，升伯不会有负陈部长的重托。陈公博说，作为政府特派员去申新，你们不要为假象所惑，为所谓的舆论所误，别看荣家是个大家族、大财团，实际上早已是个空壳公司了，整理申新，就是整理民族企业，市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该淘汰的就淘汰，荣家打着实业救国，造福社会的旗号，为富不仁，垄断竞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罪恶。别误解，我不是主张共产，但纺织面粉事关国计民生，得由政府来指导……
调查小组进驻了申新，经过七八天的调查，写了个调查报告给实业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派系矛盾，以及荣氏兄弟的竭力抵制和迫于社会與舆论的压力，陈公博企图吞噬申新的阴谋未能得逞，实业部的整理计划暂缓，改为荣氏企业自行整理。但风暴并没有过去，宋子文欲插一手，汇丰银行勾结日本人，想以拍卖形式，拒绝押款两百多万的申七延期偿还的申请，将工厂转让给日本人，这些图谋都遭到荣家和工商界及各界的坚决反对而流产。但申新系统的金融危机仍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申新二厂、五厂不得不宣告停产，四千余工人失业，生活无着。最后，不得已，由银团委员会控制企业，申新勉力维持。1936年，我国棉花丰收，供应充沛，价格下跌，花贵纱贱的局面得到扭转，纺织业得到起色，申新诸厂起生回生。
就在这一年，还未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荣毅仁和杨鉴清经过几年的恋爱，正式在荣巷转盘楼举行婚礼。孔令侃带了近三十个大学同学分乘十多辆小轿车来到荣巷，一辆敞篷车载了个大花篮，花篮由三百朵红玫瑰做成“心”形状，一路开来，万人争睹，小小的无锡城轰动了。
荣毅仁收获了爱情，他的内心充满着幸福感。他对杨鉴清是一见钟情，在学前街的无锡中学读高三时，他偶然见到了从黄包车上走下来的杨鉴清，她的清纯、美丽和端庄使荣毅仁无法忘怀。后来，他母亲频繁地取来提亲的女孩子的照片，荣毅仁扫一眼就回绝了。他的眼前总是有那个从黄包车上下来的女孩的倩丽的影子。可说是天意，在又一批照片里面，她奇迹般地出现了，他马上欢快地喊起来，就是她，就是她！这浪漫而奇特的巧合使荣毅仁和杨鉴清的婚姻超越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及自由恋爱，而是一种天作之合。
杨鉴清是个世家女儿，在浓郁的书香和锦衣玉食中长大，父亲杨干卿饱读史书，为社会贤达。他的家族血统不像荣家那样，由实业而改变了家族，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杨家是书礼传家久远的江南望族，在时间绵延的洇蚀下，这个家族沉淀出它特有的深厚底蕴和家传。大音希声、抱朴守拙的杨家和崛起不久的一代巨贾荣家联姻，可说风光无限。
刚刚经历过一场险境重重的危机，荣毅仁在沉浸幸福的同时，申新这场危机仍使他心有余悸。回想起来不免有种后怕感。发生的那么多令人惊骇的那些事，与还是学生的荣毅仁似乎有段距离。但他其实一定程度参与了这个过程。他看到了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在一个坏的时代，实业救国是何等的不易，而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在挤压民族资本时，是何等的狰狞和残酷无情。他明白，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家族的企业做事时，他的前途会是蹉跎的。而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何等重要。十余年以后的1949年，在那个决定上海乃至中国命运的夜晚，他想到了申新搁浅这件事，以及以后发生的各种事，和他的家族和他本人的坎坷和蹉跎，这使他产生了一点希冀，一个坏的时代要结束了，他可能盼来了一个好的时代。他决定不出走，留下来拭目以待。
对荣家致命的毁灭性打击的莫大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如果说，申新搁浅，让荣宗敬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而战争却把荣宗敬兄弟逼到了毁家纾难的地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剑拔弩张，狼烟滚滚，全面抗战开始了。遮天蔽日的涂有太阳标记的日本军机出现在大上海的上空。中国军机升空迎战，互相格斗，双方都有军机被击落，拖着一股黑烟，栽向地面。虹口、闸北、沪东、沪西的华豁区则成了中日交战的区域。荣家在上海有近二十家纺织厂和面粉厂，除了租界内的申新二厂、申新九厂、福新二厂、福新七厂、八厂等厂外，其余位于战区的十多家厂在日本军队的狂轰滥炸下无一幸免，受到严重损毁，甚至成为一堆废墟，被炸死炸伤的员工不在少数，巨响迸裂，火光冲天之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申一、申八死伤职员工人四百三十人，当场炸死的就有七十多人，重伤者三百多人。与此同时，日军和日商肆无忌惮地抢掠工厂的棉纱、棉花、面粉、布匹以及马达、机床、发电机、锅炉和纺织机，其凶残、野蛮的程度，令人发指，完全丧失了人性、人道和国际法的底线。淞沪战争历经三个月，这场战争的酷烈是空前的，中国军队殊死抵抗，给日军以重创。上海沦陷后，日军沿沪宁线向南京进攻，苏南重镇一一陷入敌手。无锡的申新三厂、茂新一厂、二厂均被日军占领、进行破坏抢劫。申三烧毁了近四万枚纱锭，一千四百多纱布机和大批棉花、棉纱和棉布。茂新一厂抢走四万多袋面粉，一万多包小麦被烧光，全厂烧成焦土。茂新二厂的数万包小麦、面粉、麸皮被抢一空，厂区成了日军的军马场。
国难家难当头，荣家多年的心血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在风雨飘摇中生存下来的申新大多厂在日军的战火和铁蹄下彻底崩塌了。由于租界英法当局宣布中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尚没有和西方翻脸，租界成了一道防火墙，将战火堵在界外。租界成了火海中相对安全的孤岛，成了飓风中的风眼。申二、申九、福二、福七、福八仍能开工，还有远在汉口的福五、申四在后方由荣德生大女婿李国伟主持下坚持生产外，大部分工厂已毁于一旦了，兵火过后，满目疮痍，成了冒着硝烟的断壁残垣，或成了日军刀光剑影的营垒。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像置身于砭骨寒风中那样战栗，他们担忧着国运，也担忧着家运，寒心、焦虑、愤懑使得体弱多病的荣宗敬像疾风中的纤草，办厂和治厂的勇气哪里去了？一点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无可奈何和胆战心惊。他和荣德生相对无言，一筹莫展的默默坐着，沮丧之极。荣毅仁亲眼看到他们弯腰曲背地坐着，泪水簌簌地流下来，湿了他们的胸襟和裤腿，那是无声的饮泣，可以想象他们内心有多么痛苦。荣宗敬昏厥过几次，他不愿住进医院，撑着病体和弟弟荣德生苦苦应付着危机。他们安排家眷避居浙江莫干山，再向内地转移。他们也尽最大努力将工厂迁移内地。1937年9月，无锡申新三厂部分纱机布机装船内迁；11月，无锡公益铁工厂又迁出部分设备和原材料，不料在途中被镇江海关拦阻，部分散落在苏北各地，为新四军军工厂所利用。部分迁移重庆，在菜园坝租地建厂，后又迁至江北黑石子，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厂，生产各种工作母机。他们阅报、收听中外电台的广播，洞察着日军的动静和欧美的态度，筹划着如何保全租界内的还在转动的企业。
1937年年底，荣氏兄弟俩分了工，荣宗敬留在上海维持，荣德生去汉口处理福五和申四的事务。这两家厂可是他们荣家的后路，不能再有什么差池了。荣毅仁等人打前站，乘车从无锡出发，绕道宜兴，到芜湖，再坐船到汉口。几天后，荣德生带领家人走同样的路线，来汉口会合。在汉口主管申四福五的大姐夫李国伟和大姐荣慕蕴忙不迭地找居所、买家什安置父亲和逃难来的亲人。住下不久，就传来无锡陷落敌手，工厂遭殃的坏消息。荣德生在《乐农纪事》写道：“每日闻苏锡一带避难来汉者谈及，沿途水急风狂，人多船挤，吃尽苦楚，为之恻然。”他来汉口第二天就下厂视察，和女婿李国伟、四儿子荣毅仁运筹增产之计。
当日军威胁到武汉时，荣德生又支持大女婿李国伟冒着敌机的轰炸，异常艰巨地长途跋涉，翻山涉水，将申四、福五迁移到宝鸡、天水的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空旷、辽远的黄土高坡，建起钢筋水泥工厂和独特的窑洞工厂。到1945年，这些工厂拥有纱锭三万四千余枚，布机五百八十台，规模不是很大，但开工很足，在当时一片凋败的民族工业园地里是一支盛开的奇葩。
这年12月最后一天，荣宗敬受邀参加一次会议，是由杂粮业同业公会会长顾馨一，南市电器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发起一个叫上海市民协会的筹备会，说什么这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提议的，以图救济战后商工界之苦境。未经讨论和本人同意，他们提出了一个二十一人的委员名单，荣宗敬和王禹卿都在其中，荣宗敬还是常委和主席团委员。荣宗敬在会上表示过质疑，这个组织是否报中国政府审批过？顾馨咬定已设法送武汉行政院汪精卫院长。荣宗敬不介意了。这一机构的宗旨符合荣宗敬保护租界产业，修理重启战区内工厂的意愿。荣宗敬事先确实对这个组织的内情一无所知，只以为是工商界的自救组织，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坏事。但会后他不是很积极，对这样的机构不抱多大希望，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战区那些烂厂破厂是难以收拾的。但他没想到，这一次列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开始有友人告诉他，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日本人在背后操纵的。接着，有报纸揭露，市民协会是直属大道政府的汉奸组织。
荣宗敬和王禹卿吓一跳，立即在报上刊登声明，撇清与这个组织的关系，表示不与此类组织合作。国民党助奸小组暗杀了陆伯鸿、顾馨一、杨福源，剌伤了尤菊荪，他的保镖做了他的替死鬼。日本商会会长在公开场合为顾馨一、陆伯鸿张目，用心险恶地抬出荣宗敬大加赞誉，说他是德高望重的商界领袖，市民协会主席非荣先生莫属。日本人还利用一些被市民讽剌为“东洋草纸”的小报，影射他过去“著有劳绩，在此时期，似不致甘愿傀儡登场，容系奸徒假名活动”。通过一吹一打，硬是揪住他不放，逼他就范，要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要么上军统锄奸团的黑名单，让他血淋淋地倒在冷枪下面。
荣宗敬不免有些紧张，并感到受尽羞辱。他连忙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真相，洗刷谣传，声明不会参与市民协会的任何活动，慷慨陈词决不会屈服于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荣宗敬的表白虽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猜忌，但日本人和汉奸一再从中挑拨生非，荣宗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特务和军统方面的双重监视，这使他决定暂时避离上海。一天晚上，荣公馆东墙一扇黑漆小铁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墙角下，停着英国通和洋行薛克大班的专车，荣宗敬穿着西式大衣，头戴呢帽，足登皮鞋，握着手仗，和他平时长衫西裤，马褂长袍的打扮完全不同。车门打开了，薛克下车，和荣伟仁一起搀扶荣宗敬上车。
荣宗敬坐下后说：“我这是怎么啦？俯仰无愧，却要像贼一样溜走……”
“大伯，世道险恶，不能不提防啊。”荣伟仁说。
“我荣宗敬在上海滩落到如此下场，连自己的车都不敢坐了，让人不免尴尬。”
“这没有什么尴尬的，荣先生会创造新的历史的，重返上海的时候，我到码头来接你。”薛克说。
通和洋行的汽车在黑暗中启动了，离开了荣公馆。荣尔仁开着一辆汽车也停在东墙墙边，荣鸿元、荣鸿三拎着皮箱在等车，两人将箱子放在后备箱后上车。两辆车穿过宁静的小街和风情万种的大街，孤岛依然繁荣，荣宗敬呆呆地看着车窗外他熟悉的街景。
他很眷恋这个他从少年时就打拼、奋斗而发家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留下他太多的痕迹，不说别的，光苏州河两岸，荣家的厂房绵延达十几公里，他经常乘小火轮，噗噗地响着，鸣着汽笛，在苏州河里观看岸上他的纺织厂和面粉厂，一支支烟囱吐着浓烟，像一团团墨黑的乌云尖锐地弄脏了蓝天。他踌躇满志，就像一个将军检阅他的部队。可是，他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这座城市，离开他的“部队”了，他很败兴，真的很败兴。他又很不甘心，希望很快就能回来。可是，他没得想到，今晚他离开上海，是和这座城市永诀，他这一去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五年后，他回来时，是他漆黑的灵柩。他像去香港时一样，也是搭载外国邮船回来的。
荣宗敬乘了薛克的轿车来到十六铺，登上停靠在那儿的一艘加拿大的邮船，悄悄驶向香港，荣伟仁、荣鸿元、荣鸿三陪同。荣宗敬走后不久，王禹卿也到了香港。荣德生在他的《乐农1937年纪要》中记叙了哥哥荣宗敬出入香港这件事：“上海亦有人发动组织市民协会，拟挽余兄加入。外间谣言日甚，各友暗暗通知，劝其不便在內，兄亦以沪上未宜再留，决定离沪去港，借息浮言。”
荣宗敬在香港不甘寂寞，频频会见一些要人，其中有袁世凯时代当过总长和代理总理，驻日首任大使，时任香港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许世英，上海滩闻人、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时任中央信托局驻港常务理事孔令侃等，孔令侃和他母亲宋霭龄利用中央信托局这块牌子，在香港开设母子店，大发其财。荣毅仁曾写信给他，让他对大伯多加照应。孔令侃去荣公馆探望了荣宗敬几次。
尽管门庭并不冷落，但荣宗敬依然心情沉重，人在香港，心在上海，借酒浇愁，寝食不安，时时顾念家事国事，以致于旧病未愈，又突患脑溢血，住进香港养和医院。抢救无效，于1938年2月10日逝世。临终前，遗言荣鸿元和荣伟仁：欠下的债务要尽一切努力偿还，要让荣德生回上海主持总公司，任何时候不能和日本人搞在一起，并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国民政府派实业部刘荫佛司长为主祭员，赴港唁祭，香港总督杨敏尔及在港的国民政府要员、友人、名流纷纷前往祭奠。
2月15日，行政院通过决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荣宗敬“提倡实业，苦心经营数十年功绩和不畏日伪威胁，遁迹香港的志节”。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赏。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以命令褒扬，用昭激励。”
这是符合实际的盖棺论定，香港、上海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褒扬令，上海、无锡、汉口一片哀悼声。对荣宗敬的种种传闻、谣言、猜忌顿时烟消云散，荣宗敬身后一洗其屈辱，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颗实业巨星陨落了，它曾经发出过绚丽的光芒，而此刻，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它的坠落，它的黯然失色，并没有引起普通民众的多大关注。哀荣之后，只有他的子侄，他远在汉口的弟弟荣德生才痛感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荣德生在长江边的一个渔棚里整整坐了半天，他神情悲戚，泪流如泉，枯萎的芦苇在江滩上白花花的一片，在寒风中摇曳着。一个老渔民看到了不放心，问他为何事这样伤心？他号啕起来，对老渔民说，昨天，昨天，家兄在香港去世了，他一辈子办厂，实业救国，没过上一天安顿日子……他太冤了……老渔民说，这年头不好，年头不好啊，穷人活得累，有钱人也活得不轻松，这都是小鬼子害的，老先生，你别难过，记着这份仇就是了。
3月8日，荣鸿元、荣伟仁将其灵柩搭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运回上海，停厝在陕西北路荣公馆厢房内。直到1943年9月1日，在举行了家祭后，由荣鸿元兄弟扶柩回乡，13日在无锡梅园公祭，14日安葬于太湖边上的杨湾。这块墓地是荣德生踏勘了太湖周围好几处地方才为兄长选定的。面对浩如烟海的太湖，背靠一脉青山，天籁之音中犹显幽静安宁，是块居高临下，风光绝佳的长眠之地。荣德生在笔记中说，墓地“乾山巽向，后枕全山，面向太湖，气概雄浑，为不可多遇之地，与吾兄身份、事业亦相称”。
有一个插曲，当荣宗敬的灵柩和送葬队伍进入狭窄的杨湾湖边公路时，被日本占领军的哨卡拦了下来，要求开棺检查。荣德生愤怒地责问那个日本军曹：“你们连一个死去的人都要为难，还讲不讲道理？你可以告诉你，他是荣宗敬，实业家，你到上海无锡问问，有哪个人不知道他。”
正僵持着，一个日军中佐跑过来，当他得知逝者是荣宗敬时，肃然起敬地说，他读小学时，就从课文中知道了荣宗敬兄弟的创业故事，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支那商界巨子。并吩咐立即放行！还向棺木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同时命令全体士兵整队肃立，持枪致敬。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的情绪非常低落，王禹卿已从香港回上海，与哥哥王尧臣以及荣氏企业的元老吴昆生、陆辅仁等联名致电滞留在汉口的荣德生，请他来沪主持公司一切。电报说，“令兄去世，纠纷日多，穷于应付。总经理一席，内外一致”，荣鸿元也按照父亲遗嘱，发电报给叔叔，请他赴沪接任总经理之职。荣德生还没有从悲哀中回过神来，又忽患臂疾，右手难起举起，加上上海局面复杂，债台高筑，权衡下来，他暂不想回沪。
在给荣鸿元的信中说：“俟大局安定，即到申料理。”并要两个侄子荣鸿元、荣鸿三与他的两个儿子荣伟仁、荣尔仁共同担起责任，其中两个人当协理，两个人当襄理，总经理之位空缺。关于福新面粉公司，信中明确关照由王禹卿、王尧臣主持。
后来上海因偿还债务等问题再次面临窘状，四面楚歌，债权方面咄咄逼人。受荣德生委托，处事老到的王禹卿出面周旋，王禹卿和银账房的会计通宵磋商，噼里啪啦打算盘轧账，火急火燎和荣鸿元到处搬救兵，如找杜月笙帮忙。王禹卿和荣鸿元不断催促荣德生回上海料理，荣德生忙于汉口事务，心情又灰暗，除了遥空指挥，和王禹卿及子侄书信往来，依然不愿返沪。他在《乐农纪事》中写道：“余身虽居汉，而心怀家乡。念及半生事业，全付劫灰，深为怅然。”
1938年6月，荣德生在电疗臂疾后回到上海。荣毅仁等陪父亲一起返沪，这时的上海虽繁华不减当日，外滩的岸线依然错落有致，优美而巍峨。然而这个城市已是豺狼当道，暗无天日。荣家二十余爿厂已支离破碎。除了几爿在租界的厂在开工，并由荣家管理，其余均被日商所窃据。
哥哥荣宗敬的棺木无声无息地停放在这幢欧式大房子的光线幽暗的厢房里，散发着一种沉重而颓然的气息。荣德生抚棺长哭，泪水狼藉地流得满脸。荣毅仁焚香祭灵后，又跪拜在棺木前，向这位可敬的长辈叩头致意。荣毅仁知道，今后再也见不到大伯匆遽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但不管幸与不幸，他永远是这个大家族紧密相连的一部分，即便他躺在灵柩里，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不幸又接踵而来。1939年，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病倒了，确诊为鼻咽癌晚期，经过多方医治无效而过世，年仅33岁，他安葬在苏州七子山，遗下三子四女。2005年，晚年当了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因病去世葬在太湖马山，荣智健在这个安宁的半岛的一个山湾购置了一块家族墓地，这里安逸、沉静，郁郁葱葱，鸟语花香。荣伟仁的灵柩也从七子山迁移到马山。荣家对太湖有种特殊的感情。荣宗敬、荣德生的墓都是坐落在一览无遗的波光粼粼的太湖边。
哥哥去世不到一年，现在大儿子又英年早逝，这是荣德生难以接受的。在哥哥和自己眼里，伟仁是个大好人，无论做儿子，做侄子，做父亲，做丈夫，做事业，都认真、豁达、憨直，众人一致公认他道德文章高尚，家国民族在心。可上苍不公平，甚至蛮不讲理，那些恶人、奸人活得好好的，自己的爱子，哥哥的爱侄偏偏撒手而去，这让荣德生的心情更变凄楚悲切，万念俱灰，感觉到世事无常，命运残酷，一点希望和乐趣都没有了。回到家后，二子荣尔仁、三子荣伊仁对父亲说，荣鸿元已成了实际上总经理。荣德生淡然地说，就让荣鸿元去做吧。
从此，荣德生住在高安路的寓所，深居简出，以字画、古玩、诗文自娱，不太过问总公司的事了，进入半退休状态。任凭子侄们在乱世中闯荡。当然，他对时局和公司的运行还是关切的，重要的决断，子侄们还是要让他拿主意。
1939年，荣毅仁的大女儿智和出生，他开始做父亲了，至抗战胜利，他膝下又添了一女一子。二女儿叫智平，儿子即荣智健，改革开放后，去香港创业，事业有成，后加盟中信香港公司，担任中信泰富公司董事局主席，经营有方，大施拳脚，连创奇迹，对稳定香港“九七”回归大局，对中信香港公司的传奇性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不可否认，荣智健的成功，有多种因素所促成。但其中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他的身上所具有的家族工商基因的传承在新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激活。从形象气质，做事风格，目光胆略和思维方式，荣智健和他的父辈，祖业何其相似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