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认识的主观方面来说，凡是艺术典型，都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哲理性。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艺术典型问题的新的概念——与从客观方面考察艺术典型时提出的高度真实性相对应，从主观方面看就是其哲理性。所谓哲理性，主要是指凝聚在艺术形象上面的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达到哲学高度的思想认识。我们常常谈论艺术典型具有怎样巨大的思想意义或深刻的认识价值，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艺术典型的哲理性。高尔基对比艺术和哲学、科学对客观现实的思维和认识的不同时曾说：“思维和认识不外是一种技巧，是一系列的方法——即观察、比较、研究，借助于它们，我们的‘生活印象’和‘体验’才被哲学加工并形成为思想，被科学形成为假说和理论，被文学形成为形象。”高尔基又特别指出，有才能的文学家“很好地掌握了观察、比较、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征，并通过想象使这些特征结合到一个人物身上这样一些手法”，从而创造出“文学形象和社会典型”。高尔基的论述，个别用语是否完全准确，还可以研究，但其中这样一个基本意思是正确而且精采的：即艺术可以与哲学、科学对客观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思想认识。而艺术的这种同哲学、科学一样深刻的思想认识，就是艺术典型的哲理性。例如，阿Q这个艺术典型，就是鲁迅从特定方面、特定角度对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点所作的富有哲学高度的艺术概括。表现在阿Q这个落后雇农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着深刻的时代的阶级的根源。阿Q精神虽然长期地和广泛地存在于一定阶级和阶层的人们身上，然而，一般人却习而不察，没有认识，或者没有深刻的认识，或者虽有觉察而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而鲁迅，则以其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对阿Q精神做了深刻的本质把握，创造出阿Q这个不朽的具有巨大认识价值和深刻思想意义的、富有高度哲理性的艺术典型。再如，茅盾《子夜》中的吴荪甫和赵伯韬等艺术典型，也是艺术家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对三十年代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本质面貌，所做的富有哲学深度的艺术概括，同样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巨大思想意义即哲理性。古今中外艺术史上，凡称得上艺术典型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哲理性。
从高尔基上述的话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艺术典型的哲理性，绝非艺术家用抽象的理论概念、哲学范畴述说出来的，而是主要的应该“形成为形象”。它就包含在、溶解在、隐没在形象之中，犹如古人所说：“撮盐水中，饮水乃知盐味”。即哲理性象水中的盐，看是看不见的。当然，艺术家用自己富有哲理性的话，对艺术典型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稍加指点的情况也不是绝对没有，如果做得好，同艺术形象的描绘融合在一起，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方法，而只能是辅助的方法，并且要注意：
第一，艺术家自己用抽象概念对艺术形象所做的说明，有时与形象本身所体现的哲理性并不完全一致，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艺术家甚至在抽象的议论中，他所吐露的观念，也常常要和他在艺术活动中所表现的观念，处于明显的相反的地位。”这里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需要提及，即使艺术家对他所创造的典型的说明与典型本身相一致，读者和观众有时也会发现典型身上所具有的另外的意义，或者更深、更广、更大的意义，即所谓“形象大于思想”，或者说典型的“客观思想”大于艺术家的“主观思想”。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今天的读者欣赏过去时代的艺术典型时常常发生。例如，今天的读者，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艺术典型身上，可以找到曹雪芹当时所意识不到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想原因有二：其一，艺术的特点决定了艺术典型具有现象的丰富性，具有多种意义，后来的读者可以对这种丰富的多种意义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其二，艺术欣赏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读者和观众在欣赏某一艺术典型时也参加了对艺术的“创造”。在不同人的心目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是不会完全相同的，那么，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对某一艺术典型的理解就更可能出现某种差异。
第二，艺术家用理论概念这样抽象地、直接地去说明自已的典型形象，弄的不好，常常是有害无益，以致削弱艺术典型的感染力。一般地说，艺术家应尽量避免这种抽象议论。托尔斯泰的小说常常夹带着一些道德说教，虽然也有精彩的地方，但总的说，并非他的成功之处。幸亏这不是他的艺术的主要部分，才使得托尔斯泰仍然是托尔斯泰。
有的同志也谈到艺术形象、艺术典型的哲理性，但太偏重强调哲理性是“人物自身的思想”，“植根于时代、民族和阶级的人物性格的哲学思想”，并要求艺术家去“刻划人物的哲学思想”。我以为这并不一定恰当。所谓艺术典型的哲理性，主要并不在于人物具有怎样的哲学思想，譬如，李逵、张飞、唐·吉诃德、阿Q等等，你能说他们自身有什么高深的哲学思想吗？但这些艺术典型却很富有哲理性。其哲理性在于整个形象显露出怎样的生活真理和社会意义，特别是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所发现并揭示出来的重大思想认识价值，以及艺术家的这种思想认识达到了怎样的哲学高度。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高老头，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尔、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袭人，鲁迅笔下的一系列形象等等。这些人物自身的哲学思想怎样，深刻与否，并不特别重要，因为不是在写哲学家的传记，也不是人物哲学思想专门研究；重要的是这些形象相当深刻地概括了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级、一定阶层中某些人物的特定本质，特别是创造这些典型的艺术家们的思想认识达到了当时社会的先进水平，使这些形象同当时哲学家的认识和科学家的科学理论达到了同样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具有哲理性。
因此，艺术家的思想性质和水平高低，就不能不影响到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的性质和程度的高低。例如，托尔斯泰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家，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的哲理性，既达到了很深刻的程度，也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娜达莎，当然是托尔斯泰对那个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俄罗斯妇女所作的相当深刻的艺术概括，然而又是托尔斯泰式的艺术概括，是他对那个世界的认识，是不同于屠格涅夫式的、冈察洛夫式的或其他艺术家的独特的认识。人们会记得，当娜达莎受坏人引诱几乎失身而陷入精神危机时，她是靠宗教的“真理”进行心灵净化而重新恢复生命的。当时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来治疗她均属徒然，可是后来她一上教堂做斋戒祈祷，便得到了更生，解除了痛苦，恢复了感受生活中一切欢愉的能力。——这一切不是托尔斯泰式对生活的认识吗？而最后娜达莎被写成一个专心执行自己做妻子和母亲职务的贤妻良母的典型，也是托尔斯泰“妇女的解放是在卧室里”思想的表现。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像《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等，还明显地表现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勿抗恶的思想。这些都使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艺术典型身上所具有的哲理性，带有托尔斯泰主义的鲜明印记。
艺术典型的倾向性
上面所述艺术典型的真实性和哲理性，是从艺术作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个角度，对艺术典型所作的考察——从艺术认识的客观方面，我们谈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真实性或真理性；从艺术认识的主观方面，我们谈到了艺术典型的哲理性。
然而，如前所说，艺术不仅仅是认识，它同时还表现着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情感态度和评价，表现着艺术家对现实生活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根本性质之一就是它的社会倾向性——虽然艺术的倾向不像政治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那样可以用宣言的形式直接说出，而是往往如恩格斯所说“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但是，无论何种艺术却不能不有某种倾向。正如高尔基所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像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坏现实。”问题是它的倾向性具有怎样的性质。总的说来，这种倾向性基本上有相反的两种：一是积极的，进步的，以至革命的；一是消极的，落后的，以至反动的。这里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艺术作品虽然有某种进步的或正确的倾向，但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批评的那种“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有的艺术作品虽然具有某种真实性，但其思想和政治倾向是错误的或反动的，如列宁在《一本有才气的书》一文中所说的《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这本书的作者是忿恨得几乎要发疯的白卫分子，当他以惊人的才华描写他非常熟悉的、亲身体验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时，写得十分逼真。但是，这部作品的倾向却是极其反动的。不论是倾向进步而缺乏真实性的艺术形象，还是倾向反动而具有一定真实性的艺术形象，都不可能成为艺术典型。艺术典型除了必须具有高度真实性之外，它所表现的倾向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性、进步性或革命性。艺术典型的这种倾向性，虽然包括政治倾向在内，但决不仅仅限于政治，而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其中思想感情的和伦理道德的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句话，就是广阔的社会有益性——即善。艺术典型是真、善、美三方面的统一，缺少了真不能成为艺术典型，缺少了善也不能成为艺术典型。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莱辛曾强调说：“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教育意义，那它就没有目的性。人类可以超出较低的生物，正是因为他的行动是有目的性的；天才和渺小艺匠的区别，正是因为天才有目的地写作，有目的地摹仿，后者为写作而写作，为摹仿而摹仿，他们通过技巧的运用获得了一小点娱乐，也就满足于此，他们把技巧当作他们的全部目的，并且要求观众看了他颇具匠心，但是有目的的技巧运用而感到满足。天才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安排和形成总是寄寓着更多更大的目的；他教育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使我们认识善与恶，认识什么是真正合乎礼俗的，什么是真正可笑的，使前者在一切关系和结果中表现为美好的，即使在不幸中也是幸运的，反过来说，后者总是丑恶的，即使在幸运中也是不幸的；如果题材没有可供我们直接效仿或直接警戒之处，那它至少至少要供给我们值得爱慕和厌恶的事物，使我们爱慕和嫌恶的能力有所发挥，而这些事物必须显示出它们的真面目，不让虚假的光采来诱惑我们，使我们对该爱慕的反而厌恶，对该厌恶的反而爱慕起来。”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艺术典型的真和善相统一的要求。在古今中外艺术史上，凡称得上艺术典型者，那一个缺少了善的因素？艺术家正是通过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积极参加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社会斗争，他要肯定和扶植那些有益的、积极的、进步的以至革命的事物，促使它们成长发展；他要否定和鞭挞那些有害的、消极的、落后的、反动的事物，加速它们的灭亡。他要塑造美好的、高尚的灵魂，并加以赞扬，从而促使人们的灵魂变得更加美丽和高尚，当然他也要无情地否定和谴责那些丑恶的、卑下的灵魂，使它们无地自容。所以，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自己时代的深刻的思想家——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深刻的哲理性；而且同时也是自己时代的为正义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具有积极的、进步的、以至革命的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