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任何伦理准则都毫无关系，更不用说什么宗教思想了。在这个方向上，从因袭的传统解脱出来的能力本质上是某种消极的东西——即最早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才是与这样一种商业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基础。事实上，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生活方式和宗教出发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有，通常也是一种消极的联系，至少在德国是这样的。现在，这些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人要么对教会抱有敌意，要么漠不关心。他们深信天国是无聊无趣的，会让天性活跃的人望而却步，宗教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摆脱尘世劳作的手段。如果有人问他们这样忙忙碌碌有何“意义”，终日奔走永不餍足已有之所得，对纯粹此世的生活取向而言岂非显得毫无意义，他们兴许会这样回答：“为了子孙后代。”可是，这种动机并非他们独有，“传统主义者”亦有同样的想法。更常见且更正确的回答应是：这种为事业永不止歇的操劳已成了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需要”了。事实上，这就是他们唯一确定的动机。而这种说法也表明：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生活方式，人在其中为事业活着，而不是反过来（事业为人而存在）。当然，毋庸讳言，凭借所占有的财富就能博取的权势与声名，也是孜孜求利的动机，就像在美国，一旦全民的梦想都贯注于纯粹的数量宏大的方向时，这种数字散发出的浪漫就会对商人中的“诗人”产生无法抗拒的魔力。而在那些并非如此的国家，沉迷于这种魔力的总体而言并非商界真正的领袖人物，尤其不可能是老牌的成功企业家。自己躲在家族财产世袭继承权和贵族头衔的荫护里，让儿子跻身高等学府和官僚体系，行事像是企图忘却出身背景，一如德国资本主义新兴家族中常见的那样，而这实际上是模仿学样的颓废产物。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理想类型”【55】，就像在我国出现的这类杰出代表，与那些或粗鲁或文雅、喜欢炫耀的野心家完全大相径庭。他们不但避免虚荣和不必要的花费，而且不颐指气使利用权势，还常常对自己获得的社会声誉的那些外在表征感到局促不安。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某种如前述富兰克林的“训示”所展现出的禁欲色彩。这个于我们而言颇为重要的现象的历史意义，我们将会深入探究。尤其是他们身上的某种冷静自制，是种常态，而且本质上要比富兰克林见仁见智的那种自持来得更加真诚。他们的财富加诸个人身上，并没有给这个人带来任何好处，只给人一种“遂行天职”的非理性之感。
然而，正是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看来是那么不可理解，那么不可思议，那么卑劣龌龊、令人鄙夷。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把终生劳作当成生活的目的，带着巨额金钱和财富进了坟墓，那只能说这是倒错的本能，“拜金欲”的产物。
当代，在我们的政治、私法与交易体制下，在我们的经济特有的经营形态与结构中，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资本主义“精神”。不言而喻，它纯粹是适应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这种以赚钱为“天职”的全力以赴的投入，这种对待外在财富的态度不仅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构，又和经济生存竞争中的存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如今不必再说“赚钱的营生”与某种单一统合的“世界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再也无需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撑，而且教规对于经济生活的规制——若还能感觉到的话——不啻为一种妨碍，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规制亦是一种障碍。这样，商业政策和社会决策的利害关系通常有决定“世界观”之势。谁要是在生活方式上与资本主义的成功条件不相适应，那他就会走向衰落沉沦，或者不会兴旺发达。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凯歌高奏并从昔日支柱中解脱出来之后的时代才有的现象，一如它当初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暴力结盟方足以冲破中古经济规制的旧有形式那样，我们姑且这样说吧，而今它与它所面对的宗教势力的关系恐怕也是同样的境况。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是否确是同样的情况，并且在何种意义上如此。把赚钱当作人有义务达成的目的本身，当作“天职”，这样的观点与其他任何时代的道德观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似已无须证明。早被纳入教会法且在那时（像福音书中有关利息的段落一样）【56】被认为是真正的教义，并适用于商人活动的教条——“总非上帝所喜”（Deo placere vix potest），还有圣托马斯·阿奎那用来指称获利之欲的“卑鄙”（turpitude，这一说法甚至还用来指责那种无法避免的且伦理上容许的“利得”）一词，都包含了天主教教会对于意大利城市中的金融势力的极大让步。尽管相当多的人还抱持着激进的反营利观点，但意大利城市的金融势力与教会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57】。而且，即便天主教教义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迎合之处，但那种伦理观从不曾完全消失，即坚持认为为获利而获利的活动到头来终归是一种“可耻的行为”（pudendum），佛罗伦萨的安东尼主教[18]就是这样认为的。获利行为之所以被容忍，不过是尘世生活某些不变的需求所致。当时的一些道德家，特别是一些唯名论学派的伦理学家，接受了已经开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力图证明它们，尤其是证明商业经营是必要的，而在其中发展出来的“勤奋努力”（industria）是利得的合法来源且在伦理上无可非议，尽管这样的证明不无矛盾。然而，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学说仍将资本主义的获利精神视为可鄙的，至少不予以伦理上的正面评价。富兰克林的那种伦理观点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其实是参与资本主义运作的人所抱持的看法，要是固守教会的传统，他们毕生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道德上不相干的、被容忍的，但由于始终存在着与教会禁止放高利贷取息的教义发生冲突的危险，因而会危及来世的幸福。各种资料表明，富人在临终之际往往会把巨额资财捐献给教会机构，以偿还“良心债”；有的甚至将从债务人那里榨取的“重利”归还给他们。只有那些在思想深处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城市商业贵族才不会这么做，异教徒或其他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亦是如此。而即便是怀疑论者或非教会人士通常也都借着大笔捐献来讨好教会，以保证自己死后不会遇到可能发生的种种不确定情况；或者因为（至少是根据广泛流行的观点）对教会戒律的表面顺从就足以保证他们死后得到救赎【58】。这正好将捐献者自己的态度表露无遗，即认为自己的行为要么出于表面道德，要么出于反道德。那么，充其量是在伦理上被容忍的行为怎么就变成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笔下的“天职”了呢？这还得从历史角度加以说明。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是所有政治大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当时的营利活动被认为是可以商榷的，或至多是可以容忍的。但在18世纪，地处边陲的北美宾夕法尼亚州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由于货币短缺，经济上常常不得不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地步，那里找不到大企业的影子，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营利活动却被视为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许，甚而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的内容。对此，要是说“思想观念这种上层建筑是物质状况的反映”岂不荒唐可笑？那么，把表面看来纯粹是为了获利而进行的活动归入个人怀有义务感的“天职”范畴，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呢？因为正是这种思想为新式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支撑。
人们通常把“经济的理性主义”称为现代经济的基本动因，桑巴特更是对此做出了富有见地且影响深远的论述。如果说这指的是在科学观的指导下，对生产过程进行重组以摆脱人类天然的“生理上的”局限，从而提高生产率，那么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种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理性化过程，毋庸置疑，也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服务于向人类供应物质产品的理性组织，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来说，无疑是其毕生工作的指向性目标之一。只消读一读富兰克林为费城的市政改善所做努力而写下的记述，就自然会明白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为许许多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协力促成家乡城市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实现以人口和贸易量两个方面的增长为取向的经济繁荣，这自然会使人感到喜悦和自豪。所有这些对近代企业家来说，显然是一种特有的且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满足。同时，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在严格算计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化、有计划且头脑清醒地谋求经济上的成功。这大大不同于农民只图勉强糊口的生存、古老行会工匠依仗特权独享的懒散以及以政治机遇和非理性投机为取向的“冒险资本主义”。
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似乎干脆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中的局部现象，而且此种精神应该是从理性主义对于终极人生问题的根本性态度中引申出来的。由此，基督教新教只有作为纯粹理性主义人生观的头茬果实时，方才是历史观察的对象。然而，一旦我们试图认真地尝试时，就立刻会发现这样的解题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理性主义的历史表明它在各个人生领域绝非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的。比如私法的理性化，如若将其理解为对法律材料进行概念上的简化或者编排，那么这在古代末期的罗马法中就已经达到了迄今已知的最高程度。然而，在一些经济最为理性化的国家，私法的理性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特别是在英国，罗马法的复兴因为当时受到法律社团的强势阻挠而失败；反倒是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罗马法一直处于主宰地位。18世纪时，纯粹现世本位的理性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甚至并不主要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盛行。即使在今天，伏尔泰思想仍是拉丁语系天主教国家广大的上流阶层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中产阶层的共同财富。而且，如果将“实用理性主义”理解为有意识地将尘世的一切与“各个自我”的现世利益挂钩，并由此来评判这个尘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生活形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诸如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那种骨子里浸透着“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的民族的典型特色。由此，我们可以说服自己相信，在这样的土壤里，绝对滋长不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那种人以“职业”为使命的关系。人们正可在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循着不同的方向来使生活“理性化”，而任何对理性主义的研究都应该由这个简单的道理出发，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理性主义”是个历史概念，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事物，所以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从“天职”思想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中滋长出来的“理性”思维以及生活的具体形式，究竟是何种精神孕育而生。“天职”思想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曾经是且至今仍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已经看到，单从享乐主义的利己观点来看，它是如此非理性。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文化中，也存在于所有天职观中的非理性因素究竟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