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缺水的城市，那些人工、半人工的湖泊，也许是因为稀罕，都被夸大地命名为“海”。一阵紧似一阵的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把那些“海”里的水波冻成了冰凌。那些本来就不宽阔的御沟的水面，很快也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黑的、黄的尘土。所有的树都静默着无遮拦地站在凛冽的风里，它们的叶片也都落尽。未曾落叶的只有那些遒劲而苍黑的松桕，它们吝惜得把哪怕是一点点的绿意都隐藏了起来。
这一个冬季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从红叶凋零的时候起，人们就穿上了笨重的寒衣，穿行在夹带着黄沙的透骨的风中。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寒露过去是霜降，立冬过去是冬至，小雪过去是大雪，小寒过去是大寒。那么，何时才能河开？何时才是燕来？人们掰着指头，盘算着“沿河看柳”的日子早日到来。
冬天是等待，冬天也是忍耐，冬天更是长长的期待。生在南方的人，到了北方，往往适应不了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没完没了的风搅着沙，沙夹着风的酷烈的天寒地冻。然而，即使是立春了，惊蛰了，二三月的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依然是乍暖还寒，依然还是穿着厚厚的冬装，忍受着风沙的折磨。
情急的是被严酷的冬天憋坏了的急着要开花的那些报春的精灵们：二月兰迫不及待地冲破冻土，在满世界的黄澄澄中拱出了这星星点点的绿意。但这绿的只是她的嫩芽，因为不到开花的时节，我们还看不到漫山遍野那些可爱的紫色的小星星。再就是迎春的连翘了，她们细小而柔韧的枝条在依然寒冽的风中摇晃，急切地探出了淡淡的似黄还绿的小骨朵。最可怜的要算是南墙下边的那些野山桃，她们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用浅得几近于白的小红花宣告着难产的春天。不料寒天里又飘起了小雪花，迎春的花就这样不甘心地为冰雪所摧折！
立春在北方只有书面上的意义。当节气宣告立春到来的时候，这里的天空和大地依然是属于风雪的，真正的春天还在遥远的天边！好不容易盼来了春暧花开的日子，冰化了，柳梢由黄变绿了，那些花们草们一时都兴奋起来，大家拥挤着往前赶，匆匆忙忙地、争先恐后地几乎是挤在一起开放。这时最显眼的是榆叶梅、黄刺梅一类花卉，北京著名的玉兰花大约开在四月初。待玉兰花开过，已是春意阑珊的季节了。
“开到荼蕨花事了”，这应当是指的北京的花季景象。四月过去，天气一下子热了起来，在北京竟是夏天的感觉了。在北半球炎热的太阳直接照射下，那些攀缘的蔷薇科植物，仿佛感到了浪漫的季节即将过去，她们疯了似的拋掷着浓丽的色彩和光泽，倾泻自己的青春年华，在一朝一夕之间。
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短暂得让人在感觉到它的到来时便消失了。长久期待之后的骤然消失，不仅让人惆怅，而且让人伤感。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只有漫长的冬季而没有春季。当我们所认为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天也就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火般燃烧的炎热的夏季。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期待，期待着夏天的过去，期待着冬天的过去。冬天之后是春天，而春天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是一片空空的无！
北京的春天是一曲令人感伤的简短的乐章。
接连不断的沙尘暴已经牵动中国全社会的神经。至少在北京，它已是与人们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事情。人们过去出门问阴晴，现在则加上问几级风沙，问今天的大气污染是什么级别。阴晴是无碍于人们一般的社交活动的，而后二者的程度则决定着今日是否宜于出行。风沙在北京早已不是防范的问题，而是悬置于人们心中的切实而具体的块垒。
风沙是北京的习以为常。从最初一场霜降开始，这座古老的京城，故宫的屋顶，天坛的穹隆，它的红墙白塔，所有华美庄严的一切，都置身于断断续续的、几乎少有间隙的沙尘的笼罩中。从口外吹来的风，夹带着疯狂的沙砾，肆无忌惮地、无所阻挡地跨越漫长的冬日，浸漫了整个的春季。
原本应是由花开草绿、草长莺飞发出的春来的信息，在北京，却是无情的风沙的警示。远的不说了，去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的居民是在沙尘暴的惊恐中度过的。中关村的街道上游弋着黄沙，似波浪般地层层向前推进。黄沙袭击着并摇撼着那些精美的电子广告牌，而后，如千万游蛇搅动着腾空而上，那真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让人惊心动魄的经历。
今年开春至今，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沙尘暴已是五次横扫京城。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此刻，风沙还在窗外肆虐着早春的烂漫。3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电文中写道，“沙尘暴再袭正处于春分时节的北京城”，“从位于宣武门的新华社新闻大厦上向北望去，数百米外的民族饭店已朦朦胧胧隐没在黄沙之中，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今年开初，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了。就在前几天，两支由专家组成的科考队伍分别从北京和兰州出发，考察沙尘暴的生成和它的运动形态。北京出发的这一支，第一站是河北的丰宁。此地距北京仅百余里，在北京的正北方向，有一座云雾山做北京和河北的分界。由此往北是土城子、上黄旗、红石砬、干沟门，直抵内蒙的多伦。这是一个喇叭形的大风口，从塞外刮来的风沙，就从这里向着北京这只大口袋猛灌。
科考队出发的第二天，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电视台的记者手持话筒，站在一位村民即将被沙掩埋的屋顶边上说，“去年朱总理视察时站在这里，现在已经被沙淹没。”据科考人员实地考察，沙漠正以每年三公里半到五公里的速度向北京逼近。根据这样的估计，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沙漠就要抵达天安门。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这是事实。
本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年代，那时，诗人们曾说，“沙漠不会吃掉北京。”现在看来，那只是诗人们幻想的语言，并不代表无情的事实，而事实却是——沙漠正在固执地向着北京挺进。如果北京不再防范，它就将在今后的数十年内被黄沙所掩埋！如果我们不再警觉，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北京将成为另一座庞贝！
北京的风沙由来已久，过去就很有名。灰色的城墙衬着黄色的天空，驼队敲打着寂寞的铃声，缓慢地步过高高的城墙下满是尘沙的街道。这是旧日北京典型的景色。但那时的风沙只是季节的象征，冬天到来的时候，就有风沙做伴，那风沙也较现在温和得多，很少够得上是“暴”的级别。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今频繁使用的“沙尘暴”这样的字样。再说，那时在春天到来的季节里，即使也时有风沙来袭，却从来也不见现在这样步步紧逼的昏天黑地！
从丰宁传来的报道说，那一带居民靠砍伐山上和丘陵的灌木当烧柴，这是当地自古而今的习惯。居民们先砍村子周围的树木，渐渐向着远处砍去，直到把四周砍成了一片荒秃。一棵当烧柴的树木一般要长十几年，砍了之后当然也没有人想着再种。退一步说，即使有人种树，种树的速度也赶不上砍树的速度。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只能是，在砍光了树的地方，长出了杂草，杂草之后是裸露的石头，石头风化之后，就只有沙，也只能是沙了！
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牲畜，所谓生产的发展，其实是讲人多了相应的需求也在增添，要靠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来养活人自己。人养牲畜是为了养活自己，牲畜多了，草场就因不堪重负而荒废，人和牲畜争夺草场的结果，是草原生态的彻底破坏。我们能责怪那些砍树当柴烧的村民吗？能责怪他们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吗？试问，他们若是不砍那些近的和远的树木，他们用什么来做饭！
说到底，是人太多了，人向着生养它的土地要求太多了。那么，谁来养活这不断被压榨和掠夺的土地呢！人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土地的不堪重负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土地的超负荷的根本性的原因，却是人口无节制的繁殖，最后是现如今这样的大爆炸。面对当今环境的恶化，大家似乎都在谴责人对环境的不负责，什么乱砍滥伐了，什么不爱惜有限的资源了……人们很少去想想，人类为什么不对自身的生产进行负责任的自我约束？人类为什么要无节制地“发展”自己？
过去在中国，侈谈“地大物博”，侈谈“人多是好事”成风。接连不断的北京的风沙，使人心意难平。从风沙而想起生态的危机，从生态的危机而想起造成这危机的人类。想起人类的自私，更想起中国曾经有过的暗淡的日子，想起批“人口论”那一场“愚昧战胜智慧”的闹剧，想起横在中国人心间的那道永难平复的“20世纪伤痕。
西郊夜话
说起我的经历，非常简单：二十三岁以前在家乡福建，二十三岁以后在北京；在北京的所有时间，在西郊海淀。算起来，我居于京城西郊，成为海淀区的公民，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北京西郊是文化区，这里集中了数百所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都说中关村一带是京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确实是人才的密集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名满天下的人物。
这里还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园林风景区，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所谓的“三山五园”都集中在这里。从玉渊潭、万寿寺逶迤西行，这一路是昆明湖、玉泉山、圆明园……那一路是戒台寺、潭柘寺、大处……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让人羡慕的。波光潋滟中的老槐新柳，山色隐约中的绿瓦红墙。遥想当年，那一代又一代的名士风流，饮宴在这里，歌吹在这里，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我是多么幸运，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秋枫夏荷，花朝月夕，满眼的湖光山色，满耳的笙歌弦诵。这里诗化的环境也诗化了我的生活。从当学生的时候起，我就在这里某一扇临水的窗下，伴着现时已经绝响的彻夜的蛙唱，读书、作文并思考。后来，当然也经历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离乱和灾祸，但生活终究还是恢复了它的常态。尽管十里蛙鸣的景象已永远地消失了，但我依旧在这里读书、作文并思考。时光易逝，让人惊心，不觉间送走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觉间已是夕光灿烂的时节，而我读书依旧，作文依旧，思考依旧。伴我的依然是圆明园的沉重，香山的潇洒，未名湖的清丽！
我在北京西郊的数十年生活，平淡、简单，也实在。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荼是喝的，酒只是陪朋友喝，烟则绝不沾唇。做些运动，也只是简单的跑跑步而已。最近有位年轻的朋友送我一只网球拍，她要教我打网球，可惜至今还没有开拍。至于游泳、滑冰等等，看来今生是无望学会了。于是平生所能做的只是写些文章。后来，当这种爱好成了职业，没完没了的，也让人心烦。这是职业病。只是有一件，是乐此不疲的，那就是在家里接待朋友和学生，无拘束地谈天说地。
这种聚会多半是在公余、课余，结束一天的紧张之后，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之下进行的。多半是无主题的，说到哪里算哪里，从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到身边趣事。年龄不分大小，身份没有高低，言谈无涉正误，在外界感到是遥不可及的言论自由，却在这一方陋室之中轻易地实现了。当然，我们的职业是文学，所以，文学还是这里的基本话题。夜阑人静，四围花气袭人，斗室之中，荼香四溢，谈兴正浓。
这就是我的“西郊夜话”，是我在京城西郊诗意生活的最富诗意的内容。为此我付出了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它是我永远钟情的记忆。这些谈话，随意而散漫，有时是妙语连珠，有时是深刻窨智，或逝水无痕，或余音绕梁，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夜阑了，客散了，我静了下来，灯下把笔，将那些有趣的言说和碰撞变成了文字，再变成铅字印成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文章了。
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这些文字，虽有一定的学术性，却说不上是论文；虽有一定的随意性，却也说不上是散文，不好分类，就算是学术随笔吧。
天安门的眷念
记得当年意气如虹，北上求学来到京城的第一件事，便是朝圣般地去看天安门。那时，当然有很多的激情，也有很多的诗意和自豪。因为毕竟是从遥远的东南海滨来到这里——当日能够有这种幸运的人并不多；因为毕竟知道这个皇城的巍巍城门已经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斗争，代表着理想，也代表着光荣。
这城门建造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这样的建筑，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当然并不算十分古老。但是，如今它却是中国最有名的一座建筑物。我想，若把它称之为中国第一门，也是非常妥切的。这不单是由于天安门的造型有不可比拟的庄严雄伟，还因为在古今所有的建筑物中，能够像它这样，在涵容文化、历史的丰富性上，特别是在和社会兴衰、时代荣辱的紧密关联上，极少，甚至没有能与天安门相比的。
就我个人来说，天安门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在我一生中，凡称得上是最重要的和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和记忆，几乎都与这座城门有关。我生得晚，没能赶上“五四”，“一二·九”时我尚年幼。但是，却赶上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它身边发生的所有大事，从而在心灵深处记载下了情感的、心理的受到震撼的经历。这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记得当年，少年轻狂，在东南中国海的一座岛屿，在阴湿而低矮的军事坑道中，我曾经真诚地思念过天安门。当我思念它的时候，周围的一切紧张和严酷，竟然奇迹般地化为了彩色的祥云。后来，我终于做梦般地来到了它的身边。青年时代充满了幸福感，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里有过名副其实的彻夜的狂欢。那时节，悠扬的乐曲声中，天上绽开着五彩的礼花，身边跃动着欢乐的人群华灯如云，长裙似水。那时我们年轻，毕竟涉世未深，幸福是单纯的，欢乐也是单纯的。执著而不免轻信，坚定却失以天真，但的确与真实的生命和诫挚的信仰紧紧联结着。
如花的岁月，如花的年华，一切仿佛都是那样被安排了的美好。我们只知道前行，不知道后退。平原尽头是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我们只是一径地向前追求，不曾，也不会预感到前途会有曲折，会有失落，更不会想到还有苦难。等到有一天，一个明媚的早晨，头顶突然间笼罩了乌云，电闪和惊雷代替了昔日的宁静和温馨，我们依然坚信，依然怀疑可爱可亲的现实生活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丑陋！
天安门在这时代成了欢乐和幸福的象征，但天安门更多的时候总是庄严肃穆的。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们多少次来到天安门。每次来到这里总与重大的主题有关，但每次又总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有时激奋，有时愤怒，有时是天翻地覆的狂喜，有时是天崩地裂的悲伤。而天安门始终庄严地站立在那里，它是一位智者。它不言不语、不动声色，却又心明如镜。它使这一切变成了历史——一部不断书写的活的历史，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会打开，回答人们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