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散文的创作中，由于散文作家的学者身份，也带来了他们的职业特性。这就是重说理、重论证、重知识的承载和传播。因此，行文较为冷静甚至流露出某种拘谨而缺乏灵动和轻松。金克木是诗人，故而有所不同，他的散文随笔在保持了学术性的特点之外，也注意到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的一些随笔喜欢采用对话体，大概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内，其动机除了增强辨析的色彩，可能也为了使文章不至于祜涩，以调节由于说理过重而产生的弊端。本书特意选取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文学散文的《文化的解说》一书的《世界思潮》一节，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像金克木这样的学者学术性文字所具有的文学品质。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全面把握的大视野，看到他通过随意性的漫谈展现出来的深厚学术积蕴，以及那种不容置疑的雄辩的魅力：“人类在毁灭地球，破坏天空，用无法消除的各种有毒垃圾的加速增长来危害自己。人类能控制自然，但控制不住自己，只会由一部分人镇压和屠杀和谋害另一部分人。”最后，这篇文章还以诗意的语言结束：
夕阳经过黑夜仍然会出现为朝阳。
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
只有白发老人不能重返青春了，不过还可以有青春的思想和青春的语言……
金克木对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这类文字往往是抓住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就话题随意展开。在金克木这里，有很多时候是通过对话的设问或驳难把问题说得深入又有趣味，通过互相启发和撞击使思想发出火花。作者借助散文的方式使长期积累的丰富学识得以介绍和阐释。读金克木的散文，不能不为他的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所折服。仿佛有取用不尽的智源，他通过散文尽情地发散着他的学术积贮，几乎篇篇如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从《史记·货殖列传》谈起，涉及《老子》、《庄子》、《孙子》、《左传》、《资治通鉴》，甚而国外的《远征记》、《万人退军记》、东西罗马、围棋的黑白子。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天机云锦、编织成趣。没有丰博的阅历、深厚的储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近年来，金克木写了大量这样的学术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读书记。它不单纯，而是在“闲谈”之中融进了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修养。这在金克木，则是那种学者的认真严肃之外的那种不失幽默的天真乐观，那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入世态度，那种长期为人师表的诲人不倦的（不是板着脸孔的，而是朋友式的聊天的）性情流露。他的创造力愈到晚年愈是旺盛，他已成为当代最多产的散文作家之一，以八十多岁高龄的创作，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甚至超过比他年轻数代的作家，这堪称当代文界的奇观。
金克木这类文章往往行云流水般的挥洒自如。因为是作家，又没有学院通常有的那种“呆气”。他博学，但不卖弄，只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充满机智而又轻松活跃。文章写到这个境界，真是出神人化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这就是他不因为置身校园之内就与世隔绝，相反，他对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相当关注并且投人。他耳聪目明，信息极其流通。文化及文艺，甚至社会市井的种种新闻，在他的文章时时可见。读他的文章，绝无沉闷之感，也没有那种“学究气”、“八股气”，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令人心喜。
读金克木的散文，深深感到他总是和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谈论古旧，总因现今的思考所引发，他的思维是一脉活水。他总是面对实际发生的问题发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他总是根据自己毕生见闻以及渊博的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的学识，自由、洒脱、活泼地展开，从中体现出敏捷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机智和雄辩。这类文字，似乎只是无心地说，看似随意，但内质却有着学者式的严密和认真。举一篇此集未收的例子，这篇题为《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文化意义》的文字为例，从题目看，很像典型的论文，但其写法却是随笔式的。这篇文章有如下的资料征引：
英国还在印度制造灾荒，这是国际周知而且罕见的惨剧。东印度公司占领土地强迫收地租，委托印度包租人不断掠夺。一年孟加拉灾荒中俄死了约一千万人而应交的地租还是收足了。这是公司的公文中承认的。一七七二年印度总督的公文中说：虽然该省居民死了至少三分之一，耕地减少，而一七七一年租税净收入还超过了一七六八年。
金克木散文中这种实际材料（包括具体数据）的引用，说明学者风格的坚定表现。他的散文随笔涉及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简直令人目眩。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法文、阿拉伯文到梵文，从佛教到基督教，从音乐、壁画到碑帖，从佛塔、经书到围棋，而且还要加上上述那种从官方文告中摘取的统计数字。但是，他的文字中没有罗列和堆积，而是随着文脉流动而编织成序。读他的文章产生愉悦，因为他把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情趣投人其中，从而与文中那些理趣融为一体。如下的文字便是一种证实，说明诗人的品性在充满理性的文字中闪烁着光亮：
有不少人看到宗教经典读不下去，心中认为那是愚昧无知的产物，以此回答心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些不可相信的话？从社会条件方面解释宗教行为不足以完全解析其内在的思想。这不完全的解说也不能到达充分的理解。由此引出如下智慧的闪光的结语认为别人无知固然可以由感觉自己‘有知’而满足，而由此也会忘了自己对这种‘无知’也同样无知。”
用一般的散文家创作的视点来评价金克木的创作容易产生误差。一般意义的散文总有它固定的艺术约定，包括散文的抒情性在金克木的创作中也有严重的缺失。若是在他的散文中寻找刻意构造的意境或韵味会失望。甚或那些公认为属于散文普泛品格的“即景抒怀”一类，在金克木的散文也极少出现。包括一般的艺术雕琢或技巧追求，他的散文也淡到近于极限。应该说，成熟的人生和成熟的学问，使他自然告别了那种青春幻想的心境、情趣和文风。不是说他不具备和拥有艺术创造的眼光和手段，而是他已不需要。对他来说，情趣就是人格，意境就是人生。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就如何写，写作对他来说已不是“创作”，而只是他要“告知”。他如一只成熟的蚕，通体光明，丝丝缕缕都是生命的精华。他走过的路，他经历的人生，这些经验和体悟已无需形容和装饰。他道出就是艺术，这是自然的、朴素的，或者是近于天成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很少有人能拥有。
当然，不是没有个性，而只是个性无需特别的“表现”；不是没有风格，而只是风格就是他本身。我们读金克木的任何一篇文字，都感到是这一个“他”在说话（是说话，不是抒情，也不是描绘），这种话和说话的方式均非他人所能替代。例如，在最近发表的那篇《与诗对话：〈咏怀〉》，对“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二句诗，他就“多言”、“繁辞”作了精彩的发挥：
“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咏怀》了。然而，现在城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了，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咏怀》共鸣呢？《咏怀》永远是孤独的。
“咏怀永远是孤独的”，这是何等的警语！这不仅说明金克木对阮籍《咏怀》的独到见解，而且他还通过对这首古诗的解读，表达了某种忧思和焦灼，他出语平静，而平静之中却富有现世的激情。
金克木人生阅历极丰，知识极深广，不仅对于人文科学和语言学，而且还对于自然科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章典籍涉猎既多，且思维敏捷活泼，于常人可见之处，每发奇思。所以一题到手，总是泼墨成趣。把学贯中西或博古通今这些话放在金克木先生身上，是恰如其分而毫无溢美之嫌。在他的文章中，关于各国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风土人情，道来总如家常，于平常处闪烁着智慧之光。虽年长，而思想却新敏，于世事毫不隔膜。读金克木文章，无处不感到他的青春精神、新潮意识。在他的观念里，古今中西是浑然一体的，往往随意谈开，便风光满眼，妙趣横生。近作《与书对话：〈礼记〉》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一段话的解释便充满了机趣：“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这份诙谐，这份通俗的深刻，写这文字的只能是这样特定的“年轻”的金克木。
金克木散文的这些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断然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那些散文，也与新文学以来的那些杂文的观念有别。他的散文中包含了思想随感、读书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的宽泛内容，而且以充分的书卷气为其特色，大体接近于杂感、笔记一类。以流行的艺术散文的文体来衡量金克木的作品，可能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好在散文这文体本来就随意，就驳杂，既然大家都承认金克木的文章有文学性，则认为它属于文学便是适当的。
这样看来，作为文学作品的金克木散文，其中自然也包括并体现出作家的特定风格。风格即人，这是大家都赞同的老话了。若说金克木散文的风格即他个人风格的体现，这大体也是适当的。那么，什么是他的风格特征呢？这就是：智慧、谐趣和从容。读金克木让人心境沉静，有一种彻悟。但又不是远离尘世，不是避隐，沉静之中却导引人面对现世，而不是面对空无。《告别辞》可说是一篇奇文字，说的是八卦阵中的“死门”，说的是“自搅”、“自祭”，说的是“前天才得到的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总之，这是一篇生离死别的文字。一般人接触这样的内容，往往会有浓重的悲哀，会有悠长的或轻轻的叹喟，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安详和超然：“设想我躺在那里排队等待火化，那时该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出世入世并无分歧，纸上千言无非一语。在那里的路上有我们无数足迹，现在该收回了。”“又想到新去世的女朋友。她在最后的信中问我要不要她所保存的我的信。我回信说，不要了。人亡物在，何必呢？”这种心态，这种境界，以及表现在文字上的这种风格，是学也学不来的。我想，这就是金克木先生文字的最珍贵的东西了。
金克木先生，安徽寿县人，1912年8月14日生。幼年受塾师课蒙，读古文古诗。早年受业于家乡中学，并任教于乡村学校。1930年夏到北京，在大学听课、自学。1932年到山东德县师范任教。1933年开始在《现代》发表诗歌。1935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39年在湖南大学讲授法文。1941年赴印度，学印地语及梵文。随后，又学印度哲学、文学，并游历印度各地。金先生早年的那些经历，在他以辛竹署名的《难忘的影子》这部“纪实性的小说”中可以看到。1948年起，金克木先生人北京大学任教，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至今。金先生早年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往甚深。随后，金先生又成为著名的学者，特别对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语言有深入的研究，他是国内少数几位梵文专家之一；80年代以来，金克木先生文学创作极丰富，尤其是在散文创作方面。金克木散文创作的成就，可与他的新诗创作、学术研究鼎足而三。他是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影响很大的作家。
替金克木先生编这个散文选是我的愿望。两年前，我获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当代散文作家的作品选，我即向范希文和纪秀荣二位建议应列人张中行和金克木的两本，这意见他们采纳了。编选金克木散文选的任务因此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蒙金先生不弃，他也同意由我担任此项工作。为此他送给我大部他近年出版的书。
金先生愈到晚年，创造力愈充沛，文章写得多，也写得漂亮，这真是一个奇迹。金先生的各种集子，有自编的，也有别人编的，已有多种。我这次编选，想侧重从学者散文的角度进入。学者散文云云，国人多有提及，名字妥切与否可不计，但学者为文有其特点则不容置疑，我取这个角度，也旨在使这个选本有一点新意。
这次编选，参阅了金先生近年出版的多部著作。接受这项工作之后，我便留心金先生散见报端的新作，有见到的我就剪下，留以备用。其中如刊登在1993年9月号《鸭绿江》上的《告别辞》，我读之惊喜，以为此文最能代表金先生的人生态度和写作风格，便剪存至今，终于派上用场了。
任务算是接受下来了，我以琐务缠身，迟迟不能动手，便想打退堂鼓。还是范、纪这二位尽心尽责的编辑，数番自津门驾车莅临寒舍，督促鼓励有加，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动。心想君子一诺，自应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它，也好向我敬重的金先生交卷。今夏北京多雨，天气不热，我利用假期终于完成了萦系于心的这个宿愿。
此书体例是我自定的。大体按内容分类，由近及远编排。只收80年代、即所谓文学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下限是1995年的当下。编目以空格断开，每隔断的部分，其内容大体接近。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分类法，因为金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行云流水，其内容甚驳杂，难以断然分开。按现在的分类顺序，大体是：具有自叙性质的；对历史人物或友朋的纪念的；涉及评论文学艺术的随笔；关于文化或与此有关的思考的，内容也是“由小及大”的展开。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陈嘉庚出身于我国闽南乡间的一个平民家庭，经过一生不折不饶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一代伟人。这有赖于他那勤苦劳作的本色，勤勉而又精明的经营才能，加上毕生坚持正义与进步，这些因素把他推向了人生的至境。其间最核心和最动人的地方，则是他在处理大小事务中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而铸成他的伟大人格的，则是原自几千年文明的中华道德传统中的最精华的那些部分。传统的美德，加上长期在海外生活身受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二者的结合在他的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陈嘉庚事母至孝，待人至诚，在乡里中讲究宽厚，在社交中首重信义。前面我说到的首读二章，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和一个信字。有孝则家和，有信则事兴。世间万象，看起来复杂，实际上简单，而能达到这简单的，则非常人了。以陈嘉庚在父亲身后代还欠款一事而言，这债务在法律上是不成立当然也不被追究的，陈嘉庚承担了，而且言出行果，其实全在一种信念。当他经过多年积攒，带着巨资出现在已经破落的债主面前的时候，不仅是当事人，而且也令我们这些读者眼为之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