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亲和地抵着我的额头，抵着我的胸膛，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坚硬的温情缓缓地流入我的心中，又从心中渐渐蔓延开来，传遍了全身。置身于这生疏而又淳厚的亲情中，我忍不住用手一寸寸地抚遍了整个墓碑。我抚摸着父亲的名字，抚摸着镌刻在墓碑后面的红色铭文。粗砺的墓碑摩挲着我的手掌，有如父爱的回应，让我激动，使我沉醉。
我就在这微醺的亲情中开始阅读父亲：
这是属于父亲的最后的文字，共358个字。
我读得很慢，像数父亲额头的皱纹，像数父亲鬓边的白发。我生怕漏掉一个字。这些字是人民送给他们最优秀的、为他们付出了生命的儿子的。所以，每一个字都刻得很深，每一个字都很重，每一个字都很珍贵。
从这358个字的铭文中，我读出了一个从江西红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一个经历了无数战争考验的红军战士；一个一生驰骋疆场终以马革裹尸的将军。
父亲牺牲于1953年4月12日，距停战只有3个月15天。
母亲说，你父亲打了一辈子仗，20多年啊，多难都过来了，只差3个月就再也不用打仗了，可偏偏……
雨越下越大了，点点滴滴淋湿了墓碑，淋湿了墓碑上的铭文，淋湿了父亲的额头，也淋湿了我的眼睛。我与父亲在湿漉漉的小雨中久久地互相对视着、互相打量着、互相熟悉着、互相了解着、互相亲近着、互相感受着……
那一天，我向父亲诉说了我的一切：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快乐和我的苦恼。我告诉父亲得知自己是他的儿子后我是多么的震惊，更是多么的自豪。
那一天，我郑重地举起右手在父亲面前宣誓：我说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枪，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合格的革命军人。
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躬父陵泣挽，
碑文字字扣我心弦。
风吹红旗艳，
烈士血染。
革命遗志，
后人承担。
子承父志，
任重路远。
前赴后继儿接班。
征途上，
擎先烈精神，
勇往直前！
哥哥、姐姐和我
很少有人知道，在烈士陵园中还有一座孤零零的坟。
这座坟没排在在烈士方队里，而是独自靠在陵园左侧的院墙边上。坟的外形与烈士墓一模一样，只是比烈士墓小了很多，墓碑也与烈士墓碑一模一样，但也小了整整一圈。
在他人的指点下，我踏着生满杂草的小路找到了这座坟。我看到墓碑上赫然刻着这样一排字：
这就是我的哥哥。
哥哥是父亲牺牲一年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夭折的。当年哥哥只有七岁，正准备上学。母亲就是为办理哥哥上学的事，才抱着我去北京而把哥哥一个人留在了五十军留守处幼儿园。为此，母亲懊悔了一生。
当时，父亲的老上级罗荣桓元帅专门找到母亲，提出要为我们母子三人安排今后的生活问题。罗帅问母亲是想到北京来住，还是继续住在沈阳军区。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搬到北京来住，我想让四东到北京的军队子弟学校上学。”罗帅关切地问母亲：“北京的干部多，生活上肯定没有沈阳军区对你们照顾得好，你愿意来吗？”母亲说：“我愿意，我只要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我只要对得起老蔡。”罗帅的眼睛立刻潮湿了，他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是太想对得起父亲，太想让哥哥受到最好的教育了。罗帅当时就把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肖华将军找来，亲自关照让他好好安排我们母子三人在北京的生活。
但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哥哥出事了。
母亲说父亲特别喜欢孩子。每次从前线回来，父亲第一件事就是看孩子，只要把孩子抱在怀里就再也不肯撒手了。有一次，哥哥在父亲的怀里撒尿。母亲看见了赶紧催父亲快把哥哥放下，但父亲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任哥哥往他身上尿。父亲说：不要吓着他，让他尿，让他尿嘛。直到哥哥尿完了，父亲才把哥哥轻轻放下，乐呵呵地比划着湿透了的军装说：看看，看看，尿了这么大一泡，这小子！
父亲常年在外打仗，对孩子的关爱只能通过家信传递。阅读父亲留下的家信，我又读到了一个另一个父亲：一个在戎马倥偬中极尽儿女情长的父亲，一个心细如发充满了舔犊之情的父亲。
1952年6月23日，父亲离开祖国返回朝鲜前线，这一次父亲再也没能回来。从这天起直到父亲牺牲共留下了16封家信。几乎在每一封信中，父亲都要提到哥哥。
第一封是父亲临行前写的。父亲在这封信中嘱咐母亲道：“四东（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使他经常闹小病。”这封信还没发走，父亲就接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父亲立刻匆匆提笔回了封短信。在这封短信上，父亲还不放心地叮嘱母亲说：“你和四东（与）有肺病（的）人驻在一起要特别注意隔离以免传染，你们母子二人身体都是缺乏抵抗力的。”到朝鲜后，父亲立刻给母亲写信，问：“我离别后你和四东身体怎样？吃饭驻房治病还方便吧，甚念。”并嘱咐说：“现在天气热了，希你们注意保重身体。”此后的每一封信里，都充满了这样的关切、惦念和叮嘱：
你和四东最近身体生活怎样？甚念。四东牙治得怎样时刻忧念。——《1952.7.18信》
四东的牙是否需要马上治，沈阳治是否方便，能否基本治好，若沈阳治疗住宿不方便时，我意暂时回双城留守处，再设法到长春或哈尔滨去治。——《1952.8.8信》
离别快两月了，不知你和四东近来身体怎样？时刻惦念。——《1952.8.15信》
四东最近身体怎样，你们母子身体健壮对我是最大的安慰。——《1952.9.13信》
你和四东最近身体怎样请来信祥告。——《1952.9.20信》
四东最近身体没有闹病吧？身体比以前是否健壮点？——《1953.3.9信》
你和四东近来身体怎样？甚念。——《1953.4.11信》
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很挂念哥哥的身体。哥哥的身体似乎很弱，常闹病，但父亲好像并不赞成把哥哥放在家中精心看护，而是不厌其烦地在信中与母亲探讨送哥哥入托儿所的事：
在返回朝鲜前线后不久的一封信中，父亲托付母亲说：“双城托儿所现在拿（用）了个男同志当托儿所长，名叫郭永康，四十多岁原是一五〇师政治部秘书科长，据说现在收的孩子也很多，四东回双城后是否送进托儿所你可以了解托儿所具体情况后决定。”
此后，父亲在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哥哥入托儿所的事。在8月25日的信中父亲说：“四东进托儿所事，我没有什么意见，能够慢慢的给他脱离你，自己独立的去生活很好，再过几年送进学校也方便。因他经常爱闹小病，进双城托儿所靠近你的身边还可以观（关）照。进入托儿所后你们两人都会好。”
9月13日父亲又在信中说：“四东送进托儿所我无意见，现在已经这样大了送进去也不完全吃亏，给他养成一个独立生活条件，将来进学校也是不好处的。总之是不能亲自看到他一辈子的。”
大概是因为看到母亲在送哥哥去托儿所的事上很犹豫，所以父亲在1953年3月9日的信中又表示：“四东是否送进托儿所待天暖后看情况再说。”
但父亲似乎更倾向送哥哥去托儿所，在3月27日的信中，父亲又委婉地问母亲：“四东天暖后能否进托儿所？能进的话，送进去慢慢离开也好，不然就得再带两年，等送进小学去念书。究竟采取哪一个办法好，请你自己斟酌办理就行了。”
我问母亲，父亲为什么如此在意哥哥上托儿所这样的琐事。母亲沉默了一下说，他是担心我太惯四东了，担心四东在我身边无法培养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接着，母亲给我讲了一件小事。母亲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每年都会安排首长家属在战争间隙时间轮流去部队探望。那时母亲多次带着哥哥去朝鲜与父亲相会。在母亲的记忆中，他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所有团聚和欢乐几乎都来自那个异国的土地。至今，母亲仍清晰地记得朝鲜那满山遍野的烂漫山花，记得每次爬山时哥哥那稚嫩的一路欢笑，记得父亲在山上耐心地教他们辨认野菜的情景。有一次，哥哥不小心把手割破了，看到自己手上流出了鲜红的血，哥哥吓得立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卫生员赶来给哥哥包扎伤口的时候，哥哥一直求救般地望着父亲不停地哭，但父亲却默默地站在旁边，始终没说一句安慰的话。事后，父亲认真地与母亲谈了一次话。父亲说，我们的孩子太娇气了，出了一点点血就大哭大叫，这样怎么能行？父亲说，人家的孩子手也破了，可人家就不哭，人家就皮实，就坚强。父亲说，咱们四东可是个男孩子呀，男孩子将来是要当兵打仗的，得从小就培养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他的意志。父亲讲这番话时的语气很重，但态度很温和。因为父亲不想伤害母亲，父亲理解母亲娇惯哥哥的深层原因，因为母亲曾经失去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
母亲说姐姐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个洋娃娃。姐姐出生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纷乱，她不紧不慢地在母亲的腹中抻懒腰，根本不急于跌入凡尘。当时，敌人的军队正从后面追上来，我们的部队已经撤离，只留下一个接产的医生和一个警卫排守候着临产的母亲。医生在里面接产，警卫排在外面抬着担架等候，只等姐姐降生立刻离开这里，但姐姐却迟迟不肯出来。眼看敌人越来越近了，就在大家彻底失望手足无措的时候，姐姐终于左顾右盼地出来了。没时间再耽搁了，一件旧军装裹住姐姐弱小的身体，担架抬起浑身虚弱的母亲，一行人立刻冲出门，冲进了无边的黑夜之中。此时，被他们甩在身后的村庄，已经零零落落地响起了敌人枪声。他们头也不回地一直奔跑着，整整跑了一天一夜才甩掉了敌人的追击。一天一夜之后，警卫排长从一个老乡的锅里找到了一瓢煮玉米的水，递给了母亲。这就是母亲产后的第一顿饭，母亲一口气就把它喝干了。
母亲没有奶，一点点也没有。无奈的母亲整天把姐姐抱在怀里哭泣，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姐姐却从不哭，只是瞪着大大的眼睛静静地望着母亲，望得母亲心酸落泪。母亲就到处找人帮助喂姐姐，谁的孩子吃饱了，母亲就把姐姐抱过去吃点人家吃剩的奶。母亲说她数过，姐姐一共吃过24个人的奶。24个人啊！但姐姐最终还是饿死了。姐姐只在这个世上逗留了一个月就义无反顾地悄悄地走了。姐姐一直睁着那双大大的眼睛，直到最后，她也没能看懂这个炮火连天的世界。
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从失去姐姐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直到有了哥哥。
从父亲给母亲的信中，不难看出父亲对母亲悉心呵护的缜密情感。他希望送哥哥去托儿所，希望培养哥哥的独立生活能力，但却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母亲，只是商量，只是劝导。难怪母亲常说父亲是个很重感情、很细心的人。
在这些信里，我终于找到了有关我的内容。
第一封关于我的信是在得知我出生后写的，这封信上父亲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上月二十三日来信和二十五日电报均悉。闻讯欣喜，希注意爱护和保养身体。”并关切地问询：“小子诞生后身体如何，是不是也跟四东小时一样？”父亲这时大概还没想好给我起什么名字，所以只称呼我为“小子”。
给我起名的信是在1953年3月27日写的，这时我刚满月。父亲在信里征求母亲的意见，问：“小孩名字取他个小东，区别比四东小，你看是否可以。”仅仅16天之后，父亲就牺牲了。
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在牺牲的前一天写的。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一行字：另给四东带去一本花看。我很疑惑，“一本”应该是书，怎么会是花呢？是不是父亲写错了？我问母亲，母亲说没错，说父亲牺牲前的确是给哥哥带来了一本画满了花草的画册。母亲说那时小孩能看的画册很少，父亲见这本书挺好看的，就给哥哥捎回来了。
我找到了那本画册，那是一本志愿军用来识别朝鲜野菜的图谱，上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真的好看极了。
战争年代的铁皮箱
其实我早就见过这个铁皮箱，在我很小的时候。
这是个战争年代留下的箱子，箱体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仔细辨认才能看得出早年的黑绿色。如果不是有个木制底座的话，这应该是个极普通的铁皮箱，但那个精致的木制底座一下子就使这个箱子变得独特起来。底座很敦实，两面有孔，绳子从孔里穿出兜底拦上去，整个箱子就可以提起来了。即便看到这里，没人指点你也断然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用来挂在马背上、挑在担子上行军的箱子。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箱子永远是紧锁着的。小时候我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都藏了些什么，但妈妈从来不答应我的要求，从来不肯打开铁皮箱。
从烈士陵园回来后的当天，母亲就主动为我打开了这只箱子。
箱子打开的那一刻，我像被定住了似的呆立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箱子里面是父亲的遗物，满满一箱子的遗物！
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父亲使用过的几个公文包、父亲获得的各种纪念章、父亲手书的家信、父亲的历史照片、父亲用过的手戳、抗美援朝慰问团赠送给父亲的纪念册、手绢……
在这里，我看到了父亲佩戴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一个胸章的背面写着：蔡正国、部别：第一二一师司令部、职别：师长、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度佩用第1号，上面盖着一方红色的大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师长章；另一个胸章的背面写着：蔡正国、部别：第四十军、职别：副军长、一九五〇年度佩用第0004号。
在这里，我看到了父亲牺牲时穿在身上的毛背心。毛背心是降色的，织着精致的花针，只是两条肩带都被剪断了，剪口很不规则，一定是在抢救时急急忙忙剪断的。在毛背心的右侧可以看到两个清晰的弹孔，一个在心脏处，一个在上腹部，都是致命的部位。弹孔的周围至今还依稀可见片片陈旧的血迹。
捧着这件毛背心，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我仿佛看到了1953年4月12日的那个晚上，看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青龙洞，看到了父亲倒下的身影，看到了父亲的生命在人们的惊呼中渐渐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