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情人、诗人都是想象的产儿。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
——福克纳《修女安魂曲》
又是一个雾霾天，先后见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我的大学同事何平教授。我来南开没几年，他便进了监狱，并且丢了教职。如今他出狱也已几年了。
难得再见。话题是从我计划中的下一本书开始的，然后聊到了“文革”，近几年中国的变化以及是否考虑移民等等。其间我们也谈到了一些新闻，比如贾敬龙为婚房被拆状告无门而怒杀“村霸”。
“我差点做了贾敬龙。”何教授话锋一转，眼睛定定地看着我。
接下来，我听到了这样一段故事：
我是1958年出生的，老家在江苏东台乡下。土改的时候，我外公被划为富农，所以被批斗了。主张斗他的人早先是个流氓无产者。这人曾经到我外公家要过饭，我外公当时和他开玩笑说，‘某某人呐，你比我高那么多，怎么要饭要到我家来了？’他没想到这句话会得罪这个流氓无产者。后来这人参加了革命，当了大队书记后就明里暗里开始报复我外公，自然也殃及到我这做晚辈的头上了。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虽然当时没机会考大学，但乡下有民办教师。如果没有人从中作梗，以我的高中学历是完全可以做民办教师的。然而我申请了两次都被那个大队书记以“出身不好”给拦下来了。那时候我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觉得太不公平，于是就对这个书记，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村霸”起了杀心。很快，我从附近的农具厂找来了把钢锉，把头上磨尖，相当于做好了一把匕首了。我把它包在报纸里藏了起来，准备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杀他。
就在我等机会下手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把“匕首”不见了，于是这人我就没有杀成。再后来，国家政策变了，我考上了大学。临行前父亲和我说了一件事，“要不是我，你小子差点闯了大祸”。这时候我才知道那把“匕首”被他发现后扔进池塘了。幸好我父亲帮我处理了那把“匕首”，否则我真有可能成了贾敬龙了。
不过，据我后来分析，当时没有杀人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位大队书记的老婆是个瞎子。这女人特别殷勤，而且有洁癖，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对人也特别好，经常给孩子们糖果和小点心吃，像是一个菩萨……我担心要是把她的老公杀了，会没人照顾她，所以犹豫了好久。
何教授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些经历。
记得此前网上有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讲的是一位母亲如何对孩子所遭受的校园暴力说不。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是“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说起校园暴力，其实我一点都不陌生。不同的是，我那时候已经读到高中，而且靠不了父母，每遇不平事都只能靠自己解决。
我所在的云山中学，如果没有记错，它一度是机夹刀具厂子弟中学。也就是说，这曾经是周田镇上的“冷兵器子弟中学”。当然，这里海纳百川，有来自外地县市的学生，也有来自附近方圆十几公里的乡下人，比如我。
按以前的说法，当时镇上鱼龙混杂是有阶级矛盾的。乡下的孩子属集体单位，父母都是农民，不仅贫穷，而且无权无势。而镇上的子弟属全民单位，就算终日悠哉游哉，不上大学也会有工作。更何况有的父母还在镇里掌权，可以平息一些祸事。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局面：镇上的一些无赖子弟经常欺负来自乡下的学生，他们随时可以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学校所在的周田镇简直就是他们的兵营。开句玩笑，当时最流行的是《霍元甲》里的歌词“这里已是全国皆兵”，讲的就是全民单位的子弟个个都能打架。除了在刀具厂磨好的匕首，他们甚至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三八大刺刀。虽然多半只是虚张声势，但私下拿出来时，这些凶器也是寒光闪闪，令人心生畏惧。更可恶的是，这些“流氓赤膊鬼”不光是在校园里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有时还会醉醺醺地守在半路上，袭击走读的学生。
而农家子弟大多只想安静读书，所以通常都会选择息事宁人、忍气吞声。那时候的我像现在一样安分守己，但也受到了暴力的干扰。记得有一次被两个高年级的学生敲诈饭票，事后我越想越羞耻。晚上和一个同学准备去汪中求老师家里玩，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他。由于心绪难平，我和汪老师说了几句报复性的话，“……然后再远走高飞”。我知道这只是一番气话，但也算是一粒仇恨的种子在心底萌芽。而汪老师的回答是，你们不要陷在这些打架斗殴的事情里了。现在看是天大的事，将来回过头看可能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类似“自由在高处”的话了。虽然当时没有完全理解，但我记住了。汪老师后来写了一本畅销书《细节决定成败》。因为年少时的这些经历，我更愿意相信选择决定成败。倘使我当年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选择与狼共舞，就算拳法的细节管控再好，我这一生也必定是要一败涂地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后怕，我更能体会尼采所说的——“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所幸，那时候我做对了一件事，把空间让给他们，把时间留给自己。
回想当年，虽然我与宿舍几位乡下同学所受侵扰不多，但大家还是觉得有必要抱团取暖，以防外侮。再加上受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小传统”的影响，几位同学就拜了兄弟。记得结拜的那天，我们在老七乡下的家里喝了鸡血酒。那一夜，在“四壁之内皆兄弟”的豪迈里，我抽了平生第一根烟，把自己弄得轻飘飘的。最有意思的是我那性情豪爽的老七，喝醉了以后像复读机一样和他妈妈讲了一晚上英文。记得其中一句是“I'm deeply sorry!”◣注：我深感抱歉！◢
自那以后，几个穷学生过上了好一段互帮互助、自由自在的桃源生活。我们不去招惹镇上的全民子弟，但一般人也不招惹我们。当然学业因此荒废不少。好在大家成绩原本都还不错，毕业以后除了一个杳无音信，其他几位都上了大学，而且至今保持着非常好的情义。
我们当时结拜兄弟并不是为了打架，而是出于对友情的渴望，对共同命运的相互理解和同情。正是这个朋友圈，在很大程度上抵销外部世界施加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然而，这样一个群体也暗藏着危险。就像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急于行动，也因此容易做坏事。幸运的是，年少轻狂的我们没有走得太远，而且也没有赶上“严打”。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年轻时代，除了赶上好运气，得到老师们的爱护，还有以下诸因：
其一，我们都来自社会底层，心里担负了改变自己与家族命运的责任。
其二，大家成绩都比较好，觉得未来可期，故不愿与无赖学生和社会流氓争一日长短。
此外就是精神上都比较独立，没有电影《浪潮》里的那种可以吞噬个人信念与自尊的群体理想。这一点尤其重要。所以，就算大家在一起也做了点离经叛道的事情，但远未伤天害理。而且，在关键时候也能够互相提醒。
举个例子：有个兄弟是在初二时就结交了的同学，他平时住在镇上亲戚家里，偶尔会被同龄的表叔拉出去打架。为此，我特别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勉励他“浪子回头”。那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我和这位同学是一生的朋友。
多年以后，我对那些无赖学生和社会流氓多了些同情。毕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比较封闭。许多人像电影《斗鱼》里的小镇青年一样，在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在好勇斗狠中放逐人生的激情与意义。而一旦社会开放了，诸位各奔前程，不管曾经如何成群结队、以强凌弱，最后拼的其实还是各自的人生。就像汪中求老师说的，待境过时迁，当年的那点风浪与是非回头想想的确都是一些小事。
我终究是幸运的。如今的我看起来温文尔雅，其实内心总还是有些匪气。只是这些年来因为理性与心灵的成长完全被压制或者枯萎了。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同事还说我像《大宅门》里的白景琦。人的命运谁知道呢？如果我在中学经历了网上那些校园暴力视频里的残酷，被无休止地殴打和侮辱，以我年少时的心智，真不知道能否从容应对。
每个人都自以为善良，然而这个世界却总是恶事连连。在此之前，何教授曾经和我谈起他的一个狱友。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刚做保安没多久。由于哥哥在津南工地上被人欺负，他赶过去解围，结果打死了人，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来月。他跟着我，经常找我推荐点杂志看。执行死刑的那天，大家给他凑了点吃的。现在好像也没有“断头饭”一说了。有些死刑犯吓得都走不动道，他倒是谈笑风生的，说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最担心的是按老家风俗在外暴死的人不能和祖宗葬在一起。记得当时家里给他添置了一身新衣服，还有双新皮鞋。他说皮鞋有点夹脚，大概也是随便在哪儿买的便宜货。这孩子长得一表人材，陕西华县人，可惜现在早死了。
我闻之唏嘘不已。
回到何教授本人的故事，他年轻时在杀人与不杀人之间徘徊，也绝非人性善恶所能解释。同为一对夫妻，他认为丈夫该杀，而妻子该救，这不是因为何教授人性如何，而是因为他给二者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简单说，在那时候的他看来，这世上有的人该杀，有的人该救。这就像是一个人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可能去杀人一样。你很难说在人性上他究竟是善还是恶，因为他既有善的一面（救母），也有恶的一面（杀人）。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相信所谓人性的改造，不过是一种徒劳。
何教授在近十年前锒铛入狱，完全是因为生意场上的事情。他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兄弟阋墙，被人背后下了狠手。我见证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可悲的是，作为好友，我虽然有意为他排忧解难，却没有实质性地帮上他任何忙。在中国，一个人吃了官司，就像是身体出现了伤口，接下来就是各种病菌乘虚而入了。
“你想过报复他吗？”如今出来几年了，我想知道何教授是否越过了这场牢狱之灾。
“不能说没有。”何教授沉吟片刻，“我在监狱里也遇到过一些狠角色，他们表示只要我愿意，可以帮我报复。但是，我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必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没有必要让陷害我的那个人来定义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我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我说是啊，一个人如果出狱后还在惦着报复的事情，这意味着他还在坐旧日的牢。当然我也知道何教授家境殷实，女儿在美国读书，妻子也是非常爱他，他出狱后依旧可以过舒适而体面的日子，而且出狱没多久就有公司请他去做董事长。
“如果你出狱后妻离子散，变得一无所有，会不会起杀心呢？”我接着问。
何教授忽然怔住了，淡淡地吐出几个字——“那还真不好说！”
那一刻，我低下头来，深信这世上作恶的不是人心，而是对人心彻底的剥夺。
我与何教授相交多年，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就物我两忘，在他办公室里讨论了一下午的学问。今年年初，刘泽华先生病危，何教授和夫人特别从南京赶到天津。我去医院探望先生时，何教授夫妇正在用天平为先生秤量每餐荤素搭配。如此重情重义、细致入微地照料，让我终生难忘并自愧弗如。
而这样的场景，也让我很难与几十年前那个手持利刃的乡村青年对接起来。
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得到了人生最好的馈赠，而只在于每遇歧途没有做出最坏的选择。我当年没有因为别人的错误毁掉自己，只是侥幸逃过一劫。
正如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所写的：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
命运深不可测。每个人唯一能控制的也只是他所能够控制的。而大多数时候，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周遭。生而为人，我们能一次次逃脱命运的陷阱，也许只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还不够大。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我常说我在他人的悲欢离合中看到自己可能的命运。当我看到一个人在困境中作恶时，我会想，也许他只是在担负另一个我的罪与罚。而我日日以文字念经或者祷告，也可能是在成全另一个人想要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只是我，我是一切人。佛经里讲的“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想必也有这层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