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沈渭滨先生1999年这样写道：“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1]
然而时移世易，在沈教授说这番话之后仅十几年，一度被籍籍无名的蒋廷黻梅开二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之一。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可知关于蒋廷黻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2010年296篇
2011年344篇
2012年391篇
2013年394篇
2014年446篇
2015年388篇
2015年论文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目前不太清楚，但截至2014年的十几年，关于蒋廷黻研究论文逐年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论文数量的增长反映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对蒋廷黻的重视，而从读书界的情形看，“蒋廷黻热”似乎刚刚开始，他的那本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一会儿自诩“全本”，一会儿自称“未删节”，一会儿是“纪念版”，一会儿是“彩图增订”。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说明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蒋廷黻作品的引进太过单一，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像胡适、钱穆那代人那样，系统且全面在大陆再版。这是非常惋惜的。
最后的童生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决于时代因素，是新时代、新世界要求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新解释。蒋廷黻就处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期。
蒋廷黻生于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假如说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开端，先前几百年的中西问题至此诉诸战争。中国一战而败，开放五个口岸，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暂时缓解了几百年不断累积的贸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战争，以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之间的矛盾，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东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战火再燃，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京师，中国与西方诸国就此达成《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开放，南部中国自沿海各地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张家口、库伦等处，均开放为商埠。清政府还就此同意与西方诸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互换公使。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至关重要的一步，洋务运动就此发生，向西方学习，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意义重大，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然而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这场运动依然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还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此时的中国尽管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也打开了久已封闭的国门，与世界交往，但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而是很坦然地学习西学之长，且不是像日本那样囫囵吞枣，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均是中国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结果，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经济大幅增长的事实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因而此时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构成重大历史节点。
三十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1894年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让中国人猛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只记住仇恨，忘记教训。知耻而后勇，中国人迅即踏上维新之路，向日本学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由此开始，而工业化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对于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言，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蒋廷黻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来到了这个世界。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家庭。从他的祖父开始，蒋家在务农的闲暇，做点农村社会可以做的小生意，渐渐有了自己的一间经营铁器的店铺。蒋廷黻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瘾。老二即蒋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时代曾接受过教育，也曾想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们蒋家还从来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二伯父虽然致力于此，其结果却屡试不中，名落孙山。
世代务农的家庭要想走出一个有功名的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二伯父自己无望金榜题名，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知道知识的重要，使他决心让下一代好好读书，希望他的子侄辈能够实现这一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蒋廷黻的父亲排行老三，根据蒋廷黻的记忆，他的父亲很有经商才能，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蒋父晚年在当地做过商会会长，属于乡绅，为地方精英，在家乡享有极高威望，往往为邻居排难解纷。蒋父还是一个务实的人，在洋务运动兴起，工业化早期，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国门洞开时期，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正当职业，经商可以致富，可以过上富足、快乐的生活，商人不再是传统社会“四民”之末，而是社会进步的引领阶级。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极具主见，他和他的哥哥都会被蒋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蒋廷黻和他的哥哥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留学美国，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坚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2]。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之后一切都在变。是年1月29日，正在“西狩”途中的清廷发布新政诏书，重新认同1895年以来的维新意识，重回1898年开启的改革之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3]，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在全国渐次开展，蒋廷黻这代人的成长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或许因为大环境使然，蒋廷黻二伯父在这一年悄然办了一所私塾，将蒋廷黻和他的哥哥蒋嵝，以及一些族人的孩子集中起来，并专门聘请了先生。此时尽管朝廷倡导新教育，但事实上，在邵阳这样的地方，蒋廷黻兄弟的启蒙教育依然是很传统的，主要是念书、习字两件事。
自家创办的私塾条件有限，蒋廷黻兄弟在那儿读了一年，1902年，就由其二伯父做主转到附近一家条件更好的私塾。蒋廷黻的舅舅是这所私塾的先生。舅舅本身虽无功名，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公认他很有学问。这所私塾有十几个学生，蒋廷黻在这里的学业依然是念书、习字两件事。不同的是，前一年在上一个私塾已经熟读了《三字经》，在这儿开始念《四书》以及一些诗文。
蒋廷黻兄弟在这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父又做主将他们转到第三家私塾。之所以这样频繁转学主要是因为各私塾老师水平差异，大致遵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三家私塾，蒋廷黻兄弟开始学习《五经》及《资治通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此外，习字仍然继续，新增加的事情，就是作文。
旧的私塾教育确实枯燥无味，学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然而，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蒋廷黻经过五年私塾苦读之后，中国的科举制度却被废弃。蒋廷黻不期然成为科举时代最后的童生——他们没有参加上科举考试，但是他们却系统接受了传统教育，这对于他们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幼年习字的童子功让这一代人拥有科举时代文人的儒雅，远非后来新教育体制下一般读书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四书五经以及历代重要经典，对于这些学子来说固然残忍，但与后来新教育背景下的人才相比，他们对古典的熟悉度，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批，又是新时代新知识人中最具有古典情怀的一批人。与蒋廷黻同时代的蒋梦麟具有相同的经历，他在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教育家。蒋梦麟对死记硬背的私塾教育并不完全否定，他认为，“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4]。
新时代与新世界
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创造，是文官制度的开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适当的社会流动性保证了社会活力，下层社会通过某种方式跻身上层社会可以让政治统治更稳定。
科举制度是一个并不太坏的人才选拔制度，国家并不对基础教育进行人为干预，只是通过用人考试表达文化的方向。学在民间，因而使中国文明在过去时代一直保持必要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能力，需求更大的市场，西方势力东来，终于将中国引向了变革之路。
从后来的观点看，我们当然知道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教育绝对不是科举，不是蒋廷黻在私塾中熟读的四书五经，不是那些儒家的道理。中国学习西方步入近代，构建自己的近代工业，理所当然应该像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那样不遗余力创建自己的新教育。
然而，当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中国没有这样做。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明显的倾向是，那时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错误地以为科举制度类似于近代教育制度，所不同仅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因而从那时开始，中国人致力于“改科举”，试图将西方近代学术注入科举考试，结果让中国新教育的发生推迟了近半个世纪。1901年的新政，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教育，然而由于科举依然为取士的主要路径，新教育的推展格外困难。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朝廷逐年递减科举取士指标，直至最终废除。在他们看来，“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5]。
袁世凯、张之洞期望逐步减少科举取士的员额，让新教育尽快成长起来的想法固然善良，但效果不佳，各省学堂仍然困难重重。经费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是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而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不到十年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事实教训了中国人，必须踏踏实实学习日本，必须像日本那样重建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套全新制度，渐渐成为朝野共识。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6]两天后，朝廷批准了这项建议，科举制寿终正寝，新教育终于获得迅猛发展。
蒋廷黻的二伯父格外关注子侄辈的教育，原本期望他们在科举的路上有所斩获。现在朝廷既然不再组织科举考试了，那么让这些子侄在旧式学堂、私塾中读书也就毫无意义了。国家必须改革，学子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形调整自己的方向。鉴于朝廷的新政策，1906年春，蒋廷黻二伯父毫不犹疑地将蒋廷黻兄弟送往省城长沙接受新教育。[7]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的长沙已经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趋向于洋化。
在长沙，蒋廷黻兄弟就读的第一所学校为明德小学。明德小学分小学与中学两个部分，课程设置与蒋廷黻兄弟在乡下私塾很不一样，有国文、数学、修身、图画、自然、体育，这是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蒋廷黻兄弟只能从头开始，重回低年级就读。
蒋廷黻兄弟在明德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二伯父就认为这个学校虚有其表，英语、数学水平不够好。二伯父认为，所谓新教育，就是英语与数学，这些知识起源于西方，因而西方人办的学校在这方面一定比中国人办得好。二伯父已经预感到一个新中国终将诞生，没有英语、数学，在新中国将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开学时转至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在明德小学、益智中学那几年，正是中国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份。明德小学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联，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气息。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湖南人的自负、激进，体现在这句名言中：“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此时年龄虽小，但在革命气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8]中国必将发生巨变，青年应该为巨变做好准备，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在益智中学，蒋廷黻与外国教师有密切接触，系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洗礼，五年时间一直有算数、代数、几何、英语、西洋史等课程，从而使蒋廷黻对世界，对知识建立了全新的认识，渐渐萌生并坚定了留学西洋的信念。
1911年春天，蒋廷黻不幸染病。在患病的几个星期里，益智中学的外国老师林格尔夫人像护士一样照看着他，并在夏季陪同蒋廷黻至牯岭避暑，藉以休养。在牯岭，蒋廷黻通过林格尔夫人结识了更多的传教士，并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牯岭疗养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关键时期。蒋廷黻此时年龄不过十六周岁，但受革命风潮的影响，相信中国实在需要一场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并且一定会成功。林格尔夫人以及其他传教士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中国应该尽量避免革命，减少破坏。
蒋廷黻的预感是对的。秋季开学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很快受到直接影响，林格尔夫人担心革命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因而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返回美国一段时间。
林格尔夫人的思考启发了蒋廷黻，他由此想到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是一个漫长阶段，如果蒋廷黻继续留在中国，那么他可能会因为这场革命而耗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的时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基于这样的分析，蒋廷黻请求林格尔夫人回美国时将他带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
对于蒋廷黻的请求，林格尔夫人爽快答应了，他们一起顺流而下赶赴上海，并在那儿办理护照，准备衣服，等待船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以及反叛的新军达成妥协，一场貌似需要数年的革命迅即结束。形势突变让林格尔夫人放弃暂时返回美国的计划，而蒋廷黻却义无反顾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那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又是蒋廷黻热切向往的新世界。
以史学参与历史创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蒋廷黻经日本抵达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并从那儿登岸，然后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允许蒋廷黻入学。
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蒋廷黻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费。后来，蒋廷黻也到附近教堂、民间团体演讲，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国的读书情形。
1913年，蒋廷黻获得了湖南省省长奖学金，数目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有了这笔收入，蒋廷黻资助他哥哥来美国留学。1914年秋，蒋廷黻离开派克维尔，前往俄亥俄欧柏林学院。
蒋廷黻转学欧柏林学院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开始，蒋廷黻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同情英法比。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蒋廷黻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并热切期待进入美国军事训练营，或西点军校，但因为视力不适宜于当兵，蒋廷黻渐渐放弃这一想法，继续留在欧柏林学院读书。
此时，中国政治也处在急剧变化重组中。“救中国”的念头也一直潜伏在蒋廷黻的意识中，时隐时现，他如饥似渴选修多门自然科学课程，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这些训练不是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公式、规律，而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训练让蒋廷黻终身受用。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9]。
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欧美文学、历史的阅读，使蒋廷黻的思想认识也在渐渐变化，对于未来职业也悄悄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开始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后果造成军阀割据。中国连绵不绝的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刺激了蒋廷黻，他渐渐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寻找中国问题的出路，从历史上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欧柏林学堂的历史课让蒋廷黻相当失望。他觉得，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不能有助于他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上课时很枯燥，但蒋廷黻私下却读了许多德意志、意大利的历史，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像这些政治家那样从事现实政治，引领中国的进步，创造历史，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蒋廷黻在欧柏林的四年大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对于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以及同情中国学生，蒋廷黻发自内心表示认同，他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政府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宣布参战，并与协约国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与此相配合，中国学生青年会也募集一批志愿者前往法国战地劳工营中鼓励士气，蒋廷黻接受邀约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于1918年夏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蒋廷黻数度赴巴黎，通过各种方式关切中国问题在和会上的进展。他对和会将山东权利转让给日本深感震惊，像许多中国知识人一样，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
离开法国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人员开会，讨论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的结果，产生了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要想提高识字率，就必须极大简化汉字，教育家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个月学会。晏阳初后来回国继续了此项实验，此即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缘起。[10]
1919年6月9日，蒋廷黻与晏阳初等同乘海轮离法赴美继续求学。[11]晏阳初返回耶鲁大学，蒋廷黻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哥大是蒋廷黻留学西洋的最后目标，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曾期望进入这所名校。
刚进哥大时，蒋廷黻曾想专攻新闻，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以言论左右中国政治。但当他真的进入新闻学院读书之后，渐渐感到新闻专业对政治的理解太过表象，无法深入。为了左右政治，必须懂得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须专攻政治科学。一个学期后，蒋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蒋廷黻又发现政治科学的局限性，政治科学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他的结论是，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入手。有了这层觉醒，蒋廷黻又从专修政治改为专修历史。
在哥大，蒋廷黻的历史观逐渐成形。在这个过程中，给蒋廷黻深刻思想影响的教授很多，但影响最大且对蒋廷黻毕生历史观具有决定意义的无疑首推沙费尔德（William R.Shepherd）教授。沙费尔德在哥大讲授“欧洲发展史”，详细描述了欧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向外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英国人统治印度，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瓜分非洲。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对还是错？利益、政治力量、传教、昔日的英雄主义等，在这些扩张进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欧洲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了许多新事物，开始了解欧洲之外的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这些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些虽然不如欧洲，有些的确很好。因此欧洲人在知识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比较，并能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物质实体及现象有所了解。如果说欧洲人不向外发展，科学的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国的革命哲学，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人进入其他社会，也不会发生，尽管这些欧洲人新进入的社会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当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融合，刺激了新的东西。
沙费尔德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欧洲在十六世纪之后向世界的扩张，但他并没有引入当时最时髦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点引起了蒋廷黻的好奇心，因为中国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所以在不问欧洲向外扩张究竟对被扩张地区是福是祸之前，蒋廷黻从理智上很难接受沙费尔德的理论。稍后，蒋廷黻通过对霍布森（John A.Hobson）《帝国主义研究》的阅读，渐渐明白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明白“殖民地化”只是“一种力量的发挥，此种力量无以名之，你可以称其为‘组织力量’。说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向住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发挥这种力量。如果两个地区，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蒋廷黻的这些追问实际上已有结论，那就是：“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12]这个看法，就是蒋廷黻后来建构中国现代化史叙事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哥大对蒋廷黻学术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另一位教授，无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海斯教授师承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鲁滨逊1912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场革命。这标志着美国“新史学”的诞生，是现代史学史上一件大事。
鲁滨逊在哥大执教二十五年，培养了众多门生，遍布美国各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标志着史学上的一场革命。根据鲁滨逊的看法，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中，“新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全部发展过程。鲁滨逊格外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以为“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劳克的话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的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用”[13]。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应该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历史也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更高更重要的地位。[14]
卡尔顿·海斯是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传人，他与鲁滨逊的其他弟子一起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阵容。“新史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注意从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注意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注意历史学的功能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这个说法虽然有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意味，但显然又不是司马光，以及清代学术的那种学问，而更具有一种现代意味。这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15]
海斯教授当时在哥大主讲的课程为“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这门课程让蒋廷黻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全然不适用了。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必须干涉。德国的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高明之举。[16]这对蒋廷黻思想形成影响巨大，蒋廷黻后来的现代化史叙事，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期待，对政治威权主义的推崇，都可以追溯至海斯教授的影响。
“族国主义”也是海斯教授此时一个重要的学术关切。所谓“族国主义”，“简单言之，凡人民同文同史同化者可谓为民族；以民族成国者可谓为族国；以为族国应对内对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享受人民至高无上的忠爱，这就是族国主义。”[17]用现代学术语言说，所谓“族国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意思，当然又不尽相同。
对于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蒋廷黻“一读再读”，这一方面让蒋廷黻“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因而当他后来有机会有时间时，便迅速将这本论集翻译成中文出版。
蒋廷黻没有全部接受海斯对族国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海斯的讨论在许多地方离题太远，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的下一步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当时的中国，建设民主国家的精神基础已经建立了，但在组织架构方面尚有待于完善。蒋廷黻从海斯族国主义讨论中获得的启示是，如果中国能够借用民族主义力量重新架构民主组织，让社会架构趋于自然与合理，那么中国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建构起来。“就中国人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18]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狭隘，他们一定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越是对西方哲学有了解，我们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国自己的哲学。同样的，如果我们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我们就越能重视中国文学。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19]
海斯的“族国主义”深刻启发了蒋廷黻，尽管蒋廷黻的理解与海斯的本意存在极大差距，但蒋廷黻后来的学术取经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沿着海斯的“族国主义”展开。他那部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立论就是中国如何从“中国式”的“中世纪”，或“中古”状态中走出，建立自己的“近代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联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的人类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联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20]中国能否从自己的“中世纪”走出，端看中国能否在西方的刺激下重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既是海斯教授给蒋廷黻的启示，也是蒋廷黻后来学术建构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蒋廷黻在此后学术生涯中当然不是旧派文人那一套，不是以细节考证炫耀博学，他对英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奠基，对鸦片战争的重新解读，其背后无不蕴含着中国社会的真实关切，体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政治担当。
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十多年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二十八岁的蒋廷黻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当年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惯例由大学出版社刊行发布。这虽然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但却非常应时，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组阁。[21]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蒋廷黻并没有在美国继续逗留，而是随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抱有宏大学术志向，他决心继续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这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而且许多内容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其开创性意义由此可见。蒋廷黻决心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国内的便捷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外交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利用上，以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国际学术界的继续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填补外国学者无法，或不方便利用中国史料的缺陷。而且，蒋廷黻也暗自发誓，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一定能够为还不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描述出一个大致的学术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方便，或者是某种范式、方法。据与蒋廷黻同期回国，并一同到南开大学教书的李济回忆：“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怎么建立这新基础的呢？第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要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相关的材料不可。他有了这个基本见解，他在清华（我不知道他在南开的时候开始了没有？）就训练学生，凡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无论是哪一个，都必须研究了解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的历史，比方研究中日关系，单看中国材料那还不够，必须要懂日文，到日本去留学；要研究苏俄的关系，必须要懂得俄文，要到苏俄去留学。他这一基本观念，我觉得非常之要紧，也是很正确的。他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一个具体的可以实行的方法，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了解，非这样做不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单凭中国的材料，至少是不全的。”[22]
收集资料是无止境的，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惊喜。何况近代未远，许多资料都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因而在收集资料时，往往会发生连锁反应，“由甲引出乙，由公开资料引出非公开资料；由官方资料，如给皇帝的奏折，引出非官方的资料，如朋友间的信函，甚至家信。”[23]还在哥大读书时，蒋廷黻就立志尽量收集编纂这样的资料，在他回国就职后，这个目标就日趋明确，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因为那时京津地区拥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条件。当外界获悉蒋廷黻对清代中晚期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都来与其联系。透过一位朋友介绍，有人向蒋廷黻展示了未刊的《筹办夷务始末》抄本。现在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重要的文献，但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这套书包括了中西交往后中国方面发布的每一道皇帝命令、大臣的奏折。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可惜这位收藏者索价甚高，南开大学图书馆实在买不起。
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说天道酬勤。蒋廷黻因为常去故宫博物院看资料，无意中在那儿发现了《筹办夷务始末》原本，后经他的建议，故宫博物院将这部书影印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可凭借的资料。
故宫博物院还有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献，大部分是清代史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里许多大家庭的后人，不论是满人，或是汉人，他们手中往往也有许多宝贵的手稿。由于这些后人往往是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这些宝贵资料有时非常便宜。[24]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教学、旅行之外，潜心收集中国外交史料，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并授权蒋廷黻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注重课程设置，注重人才引进，不再延续清华国学院那种旧式研究机构，而是参照美国的方式，重组历史系，从外部引进一流人才，很快配置起来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最顶级的阵容，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陈寅恪主讲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主讲蒙元史，吴晗主讲明史，萧一山主讲清史，蒋廷黻自己主讲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
清华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大学，其经费来源一直比较稳定、富足。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对清华历史系重组、繁荣贡献卓著。对他个人来说，则是获得了一个绝佳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收集、整理获得了迅速推进，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的整理。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蒋廷黻自陈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25]。蒋廷黻希望读者通过这部资料集能够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蒋廷黻的这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个人也在这些新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
接受过现代学术的系统训练，又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近代中国历史资料，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广泛，除了外交史，他甚至开始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发生了兴趣。
新资料的阅读、研究，一定会修正先前的观点、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国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国，国民党推翻了北洋，政治变动一波接着一波，因而对晚清以来的历史，政治上的变化让这段历史近乎不堪。蒋廷黻通过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以为过去基于政治立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评估，可能并不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领导人，不论满汉，可能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样全是坏得不可救药。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的，无须我们过虑。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在与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最近的这一百年也不例外。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换言之，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到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对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时人和后人最不能谅解的莫过于琦善。因为琦善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条约》，所有批评琦善的人都以此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对琦善无法原谅。
蒋廷黻因为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鸦片战争，尤其是琦善的资料。他无意为琦善个人辩诬，因为蒋廷黻的研究除了弄清历史事实，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现实想法，那也不外乎为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历史依据。
1931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长文。这是蒋廷黻第一篇最具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做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琦善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对国家未来敢负责，明事理。他签订的《穿鼻条约》比《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更加有利于中国。在蒋廷黻看来，琦善体察中英两国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中国所能得到的最优条约。一个最重要的反证是，英国政府以为其代表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对义律予以革职处分。所以，琦善不顾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也不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依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国家危机紧急关头，毅然决然不做那种滑头事情，这才算真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蒋廷黻认为，当外交危机发生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不计后果的抵抗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适当的妥协，不失尊严的妥协，可以为有力量抵抗赢得时间。然而，蒋廷黻这种理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中国国运来说，林则徐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26]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
作为研究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当然不会相信外交万能，他更相信外交成功一定要有内政作为凭借。他说，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比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德国因为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德国又恢复自己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内政是外交的凭借，但外交本身也确实能够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比如袁世凯对日交涉，今人记住的好像只有“二十一条”，只有国耻，不知道交涉真相。袁世凯成为近代外交家中受到攻击最多的人，这可能与其人品，尤其是其晚期策动的洪宪帝制有关。不过，如果仅从其外交活动看，袁世凯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蒋廷黻指出，自从袁世凯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止，袁世凯没有做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过去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但是自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发表后，人们开始知道袁世凯在这次交涉中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如果仔细研究袁世凯应付日本“二十一条”的手批，并记得日本当时因欧战关系在远东所处优越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感激袁世凯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才。就连日本人都知道袁世凯是他们不可忽视的劲敌。
蒋廷黻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历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开表明的那样，他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要“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根据他的判断，“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不爱国，而是由于在内政上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以及我们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27]。比如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十年，初有中英鸦片战争，后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里，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认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财政，不值得花费精力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北京驻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慷慨所感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仍有误国的能力。
外交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空档。在这个短暂的闲暇时间，蒋廷黻居住在临时首都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看法。
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现在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著，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当然，蒋廷黻自己谦称是一个观感式的简略的初步报告。其实，蒋廷黻的这部“大家小书”，真的应了古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他并非刻意经营的一本小册子却奠定中国近代史一个全新叙事框架。
经过大约两个月时间，蒋廷黻这部《中国近代史》大致完成，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读者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一个基本走向。根据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后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致，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只有一致，才能谈得上别致。没有一致，就没有别致。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近代中国救亡图强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28]，作者分七个节目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因为在那之前两千年的中国，确实在文化上相对优越，那时中国周边确实均为文明程度较中原落后的“蛮夷”。到了这个时候，清廷主政者依然发生了一个错觉，依然以为西洋来的英国、法国不过就是过去周边那些“蛮夷”的变种，不知道这些新兴工业国家不是来朝贡，而是来通商。
满洲统治者依然想象着像过去那样用广州一口通商糊弄英法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压力，以为这些国家还是周边朝贡国那样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原王朝。殊不知此时早已时移世易，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满洲统治者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知道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还假装大度恩准这些异邦在广州一口有序、有节、有限做买卖。满洲统治者以为自己很开明很大度了，假如这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夷人还不满足，还想节外生枝，那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引发战争。
即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在五口通商实现后，满洲统治者依然不知道世界变化，依然浑浑噩噩度过了二十年，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中国人力物力和聪明，倘若像日本人那样接受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文明，那么中国不仅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像一千多年前中国遭遇印度佛教文明冲击后的情形，在吸纳西方文明基础上再造中国文明新形态，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辉煌，取得极光荣的地位。
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全面腐败有关联。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29]，重新思索曾国藩、洪秀全两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意义”。
蒋廷黻指出，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洪秀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发难，在于发难迫使清廷调整政策，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汉大臣”。洪秀全那样的造反者无法引领中国复兴民族，走向现代，因为他们没有新知识，也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大臣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能够引领中国往前走？蒋廷黻认为这些有真知灼见的汉大臣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复中国固有政治信念、伦理观念，糅合中西，重构中国新文明。中国从此走上一条向西方学习的路，尽管此后挫折不断，问题多多，毕竟引领中国开始了第一步。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时，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历程：向西方学习。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30]，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全景。
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们认识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得快。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曾、左、李等创造了许多新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引领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在蒋廷黻看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他们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危险、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只知道从事内部的党争。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上的反对者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清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在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顽强坚持下，中国总算保有三十年大致和平，即便1884年为了越南前途与法国开战，中国依然在李鸿章主导下，尽量避战，不伤元气，尽量不错失中国发展机遇。然而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
对于李鸿章，蒋廷黻极有好感。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时间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只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章。李鸿章的救国方案可以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促进中国西化，他觉得中国抵抗西方侵略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时维持中国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治初年，当日本维新运动尚在酝酿时，李鸿章就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个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李鸿章的治标方法，在蒋廷黻看来，主要是主张在中国西化尚未完成时，要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庙堂之上的最大政治家，不过他也是当时士大夫最喜欢弹劾的政治人物。怎样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呢？蒋廷黻解释道：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眼里，皆非根本之图。这些士大夫认定中国固有驭夷方法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他们且以为道咸年间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帮手，他的事业推进全靠专制君主的认同、欣赏、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个青年文人如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邓承修等，目空一切，而其文章、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执意反对李鸿章，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每因细故就主战。李鸿章审时度势，尽量运用外交力量化解难题，至1884年中法战争不得不爆发时，中国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尽量避免了几次大的冲突。
中法越南问题出现后，李鸿章也主张继续运用外交力量进行交涉，反对开战。但是朝野内外主战者多，朝廷也就只能徘徊于战和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后无形中变成一面战，一面和，终于酿成了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伦、陈宝琛，于是清政府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派张佩伦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宝琛在两江任上毫无建树，而张佩伦则当战争爆发后，跑得比谁都快，贻笑后人。由此足证文人的高调除了贻误国家大事外，别无作用。到了1885年春，战事只好结束，全局失败果不出李鸿章意料。
蒋廷黻对中法战争的重新解读并不难被一般知识界所接受，但其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解读则很难获得知识界认同。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劝说下，高丽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均势似乎形成。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时，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藩观念。高丽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高丽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1884年（光绪十年），德国驻高丽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高丽现状。而高丽内部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高丽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鲜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高丽，以免高丽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高丽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阴谋得逞独占高丽，将损害俄国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高丽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也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高丽的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胜利，中国则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夹攻、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
一是中国西化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士大夫阶层来承担。
二是中国此时军政体制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像战和这等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考虑、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臣对所在国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比如驻日公使馆几年来关于日本宪政与日本国内秩序的一系列报告，其实只是没有宪政经验的中国人理解，不明白宪政要旨。对驻在国真实情形不明，或不敢如实报告，是晚清体制的必然，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情感、幻想，不能一厢情愿、自我想象。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是现实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按照蒋廷黻的分析，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分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两银子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战争混乱局势派兵侵占东北。在辛丑北京交涉时，俄国又假借帮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一切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蒋廷黻说，李鸿章生命最后岁月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后，中国外交路线发生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时，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时，代价要远高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健全化、外交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严重不足。[31]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结论有相当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
蒋廷黻在清华园读书、教书、写书，优雅愉快。
清华坐落在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差不多每天都是风和日丽，蒋廷黻几乎每天下午都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地方去游玩。
除了孩子、家庭，蒋廷黻对学生尽心尽力，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他深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没有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蒋廷黻为此却很高兴，因为少数优秀青年在他鼓励下，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终于成为各自领域中顶级专家。
读书、教书之外，蒋廷黻那时在清华在北平还有很多朋友。他在清华的邻居有叶企荪、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萨本栋、周培源等。在北平城里，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以及任夫人陈衡哲等。他们差不多都是留美归来的朋友，有许多共同兴趣、爱好，特别是语言。他们时常聚餐，讨论学术尤其是一些公共话题。
这一代留学生与詹天佑那一代纯技术领域的很不同，詹天佑那一代以技术报国，致力于科学、实业，而这一代一方面看到了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所学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这一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从科学技术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心路历程，不论是留学美国的胡适、蒋梦麟，还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鲁迅，他们不约而同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真进步需要一场观念革命。所以这一代留学生总有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只要有机会，有需要，他们总会就公共话题表达看法。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剧变，二〇年代的革命、建设、工业化，三〇年代的民族危机，在在引起知识人“忍不住的关怀”。蒋廷黻也就在这个时期，从“议政”渐渐走向“从政”，至1935年底，正式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入阁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他的后半生就在官场中度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民国时期享有世界声誉的外交家之一，与早期的顾维钧、颜惠庆等不相上下。现代中国成就了一个大外交家，但也确实影响了蒋廷黻在学术上的继续发挥。
自1923年留学归来入职南开，至1935年离开清华，蒋廷黻在学界工作了十二年。此后，蒋廷黻在从政之余对文化教育特别关心，尤其是与现代化有关的文化教育事业。但在官场磨炼久了，据朋友观察，蒋廷黻的性格也在变化，他似乎不像教书时代的昂扬了，不像从前那么喜欢聊天了。他已经收敛起来了。自1935年底算起，至1965年从“驻美大使”任内退休，蒋廷黻在官场、外交界打拼了三十年，是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时限的两倍还要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蒋廷黻确实想过重回学术界，“念念不忘中国需要一部正确完整的历史”，渴望重回学术生涯，继续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写出藏诸名山，传之久远的史学名著，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的地位。[32]但是天不假年，他没有来得及重回学术，就罹患绝症遽归道山。
在蒋廷黻去世当年2月，他的老友李济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蒋廷黻知道后，函约李济开会期间入住他的官邸“双橡园”。这一次，他们谈了不少次数，大半是有关蒋廷黻的过去或其退休计划，相当庞杂，有时也涉及个人人生观问题。有一次，他们两人闲谈。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李济的提问，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33]李济后来解释说：“我觉得这是他的外交辞令，我想他很难答我的问题，他两边说都不太好，因为他两边都有贡献，他对学术历史有贡献，而在事业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不愿意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推测。实际上，我想，无论怎么样，就现在的读书人来说，像廷黻先生能在学术上有他的基本贡献，我说的基本贡献是指观念上的贡献，而又在事业上有他辉煌的成就，像他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很多。”[34]
胡适留学归来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后来商务印书馆试图引他入伙，他也因为学问断然拒绝。直至国难当头，胡适方才接受国家征召，出任驻美大使。再后来依然义无反顾重回学术。胡适显然深受“三不朽”的影响，相信立言大于立功，要做司马迁，要以学术传之千秋万代。
蒋廷黻没有胡适那样的计算，他相信生命的自然流畅，他觉得自己不仅可以教书、做学问，研究历史，而且可以议政，也可以从政，一切听从自然，不勉强。
“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确实在一步一步加深，中日冲突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此时，蒋廷黻与清华、北大教授时常议论战与和的问题。毕竟是研究外交史的人，蒋廷黻在众人一致主战的时候，依然孤独强调“和”的意义。蒋廷黻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后面，日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简朴、最守纪律的国民。但是尽管日本有这些优点，蒋廷黻依然不认为日本会对中国构成永久性的威胁。他相信时间对中国有利。因此，在“九一八”之后，蒋廷黻的主要想法就是要为中国争取时间。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
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不认为“九一八”是要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开始，更不是要灭亡中国的起点，“九一八”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因而他赞成顾维钧将锦州附近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军队的建议，以为如此可以缓解，至少不会激化中日紧张局势。
蒋廷黻曾将这层意思向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讲过，但很少获得赞同。燕大教授陆志韦甚至在蒋廷黻演讲后当场起立反对，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司徒雷登校长将提案付诸表决，台下一片手海，蒋廷黻内心格外沮丧，自认是在与战争狂热者进行一场并无胜算的作战。[35]
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军人，毫无例外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这种现象引起蒋廷黻的深思。他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狂热的战争鼓吹可能掩藏着并不高尚的私欲。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蒋廷黻公开而诚意地主张维持和平，提议创办一个周刊讨论知识人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
蒋廷黻的提议获得丁文江等人赞同。在丁文江筹划下，《独立评论》在1932年春天出刊。为《独立评论》撰稿的均为知识界名人，他们的专业眼光、犀利言辞引来了读者广泛共鸣。蒋廷黻是《独立评论》主要作者之一，他后来发现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他的，而不是那些他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历史著作。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被外族入侵，甚至不止一次被征服，因而中国人面对外族入侵，如严复五四时期所预感的那样，中国人至少从宋代开始，只能言战，不能言和，否则就是奸细，就是投降。传统士大夫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林则徐，面对不可战不必战也无法战的英国，也无法建议朝廷缓和局势，用谈判而不是用战争解决争端。当最后琦善不得不出此和策时，依然被视为卖国，视为罪人。所以在近代中国很长一段历史上，但凡遇到外族，只有喊打喊杀一条路，如道光年间的禁烟，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同光年间的中法越南战争，光绪年间的伊犁问题、甲午之战，以及义和团战争。对于这些中外冲突，中国士大夫无不慷慨陈词，主张一战，主和者噤若寒蝉，大胆反对如许景澄、袁昶等，均付出生命代价。历史主义观察，《独立评论》诸公“都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不畏讥评敢说实话的‘现代士大夫’，真能为社会立正论，为政府作诤友，他们有学问、有见解、有气魄，实开士大夫诚实论政之风气”[36]。因而赢得知识界相当一部分理性主义者欢迎。
至于蒋介石注意蒋廷黻，据说也是因为他在《独立评论》以及天津《大公报》上的言论。毕竟蒋廷黻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一再宣传仓促地对日作战必将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37]这些理性声音自然容易被蒋介石所注意。
在《独立评论》时代，蒋廷黻还说过：“近几十年的内乱，文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由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蒋廷黻还说：“民众对于内战和内争的态度，如同对国际战争一样，总是表同情于小者弱者。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并且中央的缺点，既基于事实，不是换了当局者就能免除的。”[38]这种为中央政府理性辩护的声音，相信蒋介石不会反对。
《独立评论》时代，是蒋廷黻政论的辉煌期，他基于历史背景的许多看法发人深省，助人思考。比如这样几段话，如果不是研究历史的，很难这样说：
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恶贯满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照我个人看起来，就是北洋军阀如袁、段、吴、张，都是想做好的，但是无了不得的成绩可言。因为他们的力量都付在对付政敌上去了。在对付政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牺牲建设来养军，不得不只顾成败，不择手段。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做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式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39]
蒋廷黻那些人无保留地支持“攘外必先安内”，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些言论并没有刻意迎合什么，但无疑与蒋介石的思考、主张暗自契合。无心插柳的蒋廷黻无意中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1933年夏，蒋介石通过钱昌照、吴鼎昌邀请蒋廷黻去牯岭谈话。钱昌照是蒋介石的亲信，吴鼎昌为《大公报》发行人，也是蒋介石的密友，拥有相当影响力。
回国十年，蒋廷黻并没有与官场打过交道。他的兴趣只是教书、写书，他的价值追求，是做“小注人物”，而不是做“标题人物”，“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学历史的人，必须做切实透彻的研究，使后来的学者遇到你所研究的范围，需引用你的研究结果，在附注上列入你的姓名书名。至于成为报章上的标题人物，乃是余事”[40]。蒋廷黻喜欢清华的工作，而且想写一本近百年中国史，以此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永久地位，所以他那时并没有想着弃学从政。
与蒋廷黻一同被邀请谈话的还有南开大学经济学家何廉，他是留美归来的耶鲁博士。他们两人在牯岭停留了一周，与蒋介石会晤好几次。谈话触及中日关系、可能的战争，以及中国的统一、政府的效率等重大问题，蒋廷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蒋介石的思考。同年（1933）秋，蒋廷黻又应邀到南京与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晤谈一次。
转过年，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电召蒋廷黻前往谈话。这一次，他们主要谈了中日关系、苏联外交，以及当时全国热烈讨论的宪法草案。又过了几个月，蒋廷黻应邀又到牯岭与蒋介石谈话，因为蒋廷黻预定暑假前往欧洲、苏联查阅历史档案，因而蒋介石在谈话中希望蒋廷黻利用这次机会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委托蒋廷黻为他的私人代表，答应给予必要的外交协助。
在苏联，蒋廷黻与美苏两国外交官分别有密切接触，对于推动中苏两国重建进一步友好关系探清了症结。蒋介石对蒋廷黻的工作成效甚表嘉许。这是蒋廷黻离开清华踏上仕途的直接因素。
离开苏联，蒋廷黻又游历了法、德、英等国，1935年9月回到清华。稍后，蒋介石约他去南京谈话。11月，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次长级，与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同级，协助行政院长蒋介石处理政务。蒋廷黻由此脱离清华，离开了教育，也离开了历史研究，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1935年12月21日，蒋廷黻从南京写信给一位跟随他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外国留学生，介绍了自己初到行政院的工作，流露出自己的兴奋、自负与苦恼：
你也许对我的工作的调动感到惊讶。当我离开北平到达南京之际，我还没有想到要调动工作。但是当我发现授予我的职务十分重要，担任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我接受了。这就是法国人称之为chef de cabinet politique（内阁政务处首席顾问），在内阁会议上占有席位。工作是庞杂的，有的是例行公事，有的是异常紧急。担任秘书长职务的地质学家翁博士（翁文灏）和我，在那位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将军手下，充任了政治方面的两个监察人。
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这里从早到晚工作繁忙。很多不体谅别人的人，说话从来不肯简明扼要，浪费了我的时间。找差事的人简直要使我发疯了。一天早上七点钟，有一个家伙闯进我的房间，叫喊着说：“可把你找到了。我有二十年没见到你了。”他原来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本省同乡，本国和留美的同学，南开、清华和北大来的学生，都认为我得给他们差事干。但是我所管辖的政务处早已人满为患。假如裁汰一半，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上司反对不分青红皂白解雇公仆，他希望给所有黾勉从事的公仆以职务的保证。这一点，他甚至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新派。[41]
初任政务处长，正是中日战前最吃紧的时期。中国政府对日是战，还是和，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关键。全面抵抗，几乎是全国一致的呼吁，也是几乎所有反对蒋介石，反对政府力量的联合集结在一起的惟一理由。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人清楚当时中国问题所在，也只有蒋廷黻等少数人支持蒋介石，反对在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必胜把握时匆忙开战，主张通过外交手段，通过国际局势转换最大限度为国家赢得备战的时间。当然，蒋廷黻主张的和平是“光荣的和平”，并提出在争取过来的和平时期，应该展开大规模的铁路修筑，大力发展工业，改良农业，既增强国力，又稳定军心民心。然而这些计划在那时遭到普遍反对，中日全面冲突，进入战争不可避免。
选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因为蒋廷黻前次去苏联旅行归来提交的中苏重建紧密关系的报告。现在，中日战争阴云密布，中国朝野各界都期待联合苏联对付日本。这是蒋廷黻出使苏联的大背景。
而蒋廷黻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出使前写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强调，中苏结盟的可能性并不大，苏联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与中国并肩对付日本，苏联最危险的地方在欧洲，因而此行最重要的不是争取中苏结盟，而是争取构建一个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的“反日联盟”。[42]
蒋廷黻并没有有效推动中苏关系更紧密，反而因西安事变与苏联方面生了一些芥蒂；抗战爆发，中国方面固然希望获得苏联支持，甚至期待苏联参战。对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分析，蒋廷黻并不认同，他的判断是，假如日本不对苏联发动攻击，苏联绝对不会对日作战，苏联最需要防守的是西线。蒋廷黻的判断基于他在苏联的体验、体会，理性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显然不合乎中国外交当局的分析、期待，因而蒋廷黻在莫斯科任职年余，即奉调回国，回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如果说蒋廷黻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属于士为知己者死，属于现代知识人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的话，那么蒋廷黻受命出使苏联更属于用其所长，是其可以大展身手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过去也就过去了，当蒋廷黻出使归来，实际上意味着他的机会已经消失，假如他此时像后来的胡适出使归来重回教育，重回学术，也一定可以重塑学术上的辉煌，可以给历史留下不朽的巨著。可惜的是，蒋廷黻没有经得住官场诱惑，也没有重回学术的勇气与信心：“孔（祥熙）院长的诚意使我无法峻拒。他说蒋委员长都请我作政务处长，他若不请岂不是不礼貌。他又说：因为我接受了委员长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请就是‘不赏脸’。他的说词，令我无法拒绝。”[43]1938年5月，蒋廷黻重返行政院政务处再作冯妇。
在政务处第二个任期，蒋廷黻一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兼发言人[44]，还曾受命去各地视察，也曾负责过中央预算的编制，这些工作当然都很重要，但仔细想想并非蒋廷黻的长项，他在精力最旺盛的壮年，将生命耗在公文处理上，而不是自己最熟悉的专业上。从学术史的视角重新想想，总觉得文人从政如果不能用其所长，可能就是得不偿失。
蒋廷黻在政府的功能逐渐变为最没有特色的事务官，大材小用。好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趋紧，蒋廷黻重回特殊外交领域，抗战胜利前后参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筹备工作，并出任首任署长。1947年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使蒋廷黻的才干获得充分发挥，他“担任我国出席安全理事会的常任代表，以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凭他渊博的学识，发扬我国大同世界的精神，维护国际正义，对弱小民族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如越南、印尼等国，为他们仗义执言，赢得联合国内外的一致赞扬”。这也是蒋廷黻发扬他的政治抱负最好的一个时期。[45]1961年，蒋廷黻转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65年5月任内退休，移居纽约，原本计划移居台北，重返学术，续写中国近代史。[46]遗憾的是，五个月后，因癌症病逝。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蒋廷黻不仅是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大师”，“又是在外交上创造历史的风云人物”，其历史地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顾维钧，“九一八”事变后的颜惠庆等相类似，具有不可替换的重要作用，固然属于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47]但是生不逢时，历史没有让蒋廷黻的才能获得顾维钧、颜惠庆那一代外交家类似机会。蒋廷黻在1949年之后继续服务于偏安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确实也为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存在贡献了心智。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蒋廷黻的这些努力实际上都属于无用功。他在1949年提出的“控苏案”，反对苏联提出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表面上看蒋廷黻的提案获得了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直至1971年方才获得。其实，这并不是蒋廷黻外交斡旋的结果，而是战后国际格局尤其是美苏两大国博弈的结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廷黻后半生执着于政治固然体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也是对蒋介石知遇之恩的回报，但如果从大历史层面看，蒋廷黻后来的行政、外交事务，并不是“非他莫属”，缺他不可，实际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缺少急流勇退重回学术的勇气，是浪费生命，同样是一种“愚忠”。了解两蒋关系内幕的蒲薛凤后来回忆说：“廷黻之并无凭借而能插足政界，担任内政外交重任，历三十载之久，完全是由于蒋总统知人之明。记得重庆当日曾流行一项传说：党中人士对廷黻颇有攻击；总裁却说：如彼才具果有几个？不论此一传说是否真实，而廷黻之不是‘做官’，不属‘巧宦’，与夫为国服务，展其抱负，全出于最高当局特遇之知，当无疑问。”然而拿蒋廷黻政务外交与其可能做的学术贡献比，真的不成比例。“假使廷黻当年不入仕途而专心著述，则其在历史学界当必有不朽贡献。即今就其所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二卷而言，亦足传世。至其在《独立评论》所发表之几篇政论，特别是有关民主独裁之见解，不仅反映时代局势，抑且具有历史眼光。”[48]
余韵流风
执着于不可为的政治与外交，不仅使蒋廷黻浪费了后半生至少二十年的生命[49]，而且严重影响了蒋廷黻学术思想在大陆的影响。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但事实确实是，他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再版过，他的学术看法再也没有学者提到过，即便是他留在大陆的那些及门弟子，尽管没有像批判胡适那样批判他，但这样的不睬不理，当作不存在，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损失。
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并不意味着蒋廷黻的学说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费正清几乎一人敌一国，他的继承与发挥，让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在异邦开花结果。费正清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据费正清后来回忆，他初见蒋廷黻时，蒋老师只有三十六岁，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但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老师指导费正清阅读中国外交文献，主要是在蒋廷黻主管审定之下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蒋廷黻建议下影印出来的重要文献。费正清说，二十年之后，他仍然在钻研这些文献，并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如何使用这套文献。[50]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不前，或者后来中国学者所说的“超稳定”，古老的、庞大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无视，或无所谓，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选择了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的政策。于是，西方势力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以及这个学派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内部需求。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上仔细辨析费正清学术理路及其来源，我们应该很容易觉察到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就是他的清华导师蒋廷黻一贯的学术立场，是蒋廷黻“中国现代化叙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余韵流风。
费正清是个知恩图报的学人，中美恢复联系不久，费正清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访问北京。有一天上午，费正清应邀前往北京饭店最高楼层的一个会议室发表演讲，听众近百人。费正清确信这些听众一多半来自中国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顾这样开头：
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51]
当然，不管费正清受到蒋廷黻多少影响，从严格的师承意义上说，费正清与蒋廷黻有着诚挚的私人关系，但他从没有正式成为蒋廷黻的学生，或者在一堂课或一次讨论会上接受过他的指导。当时，费正清的汉语还很生疏，他对蒋廷黻的湖南口音还很难理解。他偶尔遇到蒋廷黻，或者在蒋家吃饭，以各种方式得到蒋廷黻的帮助，但这些不属于教学法上的。这是费正清主要学习方式的一部分。因而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费正清只是受到蒋廷黻学术的相当影响，严格的师承还算不上。[52]
蒋廷黻在历史学领域工作的时间太短了，在清华的时间更短，因而尽管他的那本《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之前风靡全国，但真正称得上或自认为蒋门弟子的实在太少了。假如蒋廷黻不是那么早地去从政，不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仅仅工作十二年，而是工作二十四年，三十六年，凭借蒋廷黻的学术、思路，一定会培养出一大批优异弟子。教育与任何一个领域都一样，坚持，再坚持，才是成功的关键，即便伟大如孔子，假如不是他老人家人生那样不如意，假如他一直在鲁国做宰相，做司寇，他也不会有三千弟子，更不可能淘汰出精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
在南开六年，蒋廷黻奠定了后来南开历史学科的基础，是南开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的开拓者、推动者。
清华六年（不足六年），是蒋廷黻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蒋廷黻创造力最旺盛的几年，他个人在那几年将中国外交史学科从无到有构建起来，他所整理发布的外交史资料深刻影响了后来几代学人。
蒋廷黻对清华历史学科贡献卓著，辞退旧人，聘请新人，而且注意新人的培养，告诉新人如何开新课，如何做研究。蒋廷黻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53]
据刘崇鋐回忆，细绎蒋廷黻在清华的理想，他“独具深心，想在众多学生里，培养几个可深造的人才，可辅助及继续他的外交史研究。据我（刘崇鋐）所知，得其赏识的有王信忠、邵循正、梁嘉彬诸君，皆对于外交史有著作，有贡献。可惜廷黻兄受政府征召，离开清华，这个培养外交史人才分工合作的理想遂未能贯彻。廷黻为史学界小注人物的志愿，也就暂时放弃。”[54]
尽管如此，短短几年时间，清华历史系青年教师或学生受蒋廷黻影响、指点，在后来卓有成就的就有不少。比如王信忠，就因为蒋廷黻的鼓励、指点去研究日本史，在清华利用中日以及英美史料写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外交关系的论文，后到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两年，再回清华教书，后为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日外交史，著有《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日本历史概说》等。
受蒋廷黻指点、影响的还有朱谦云，他研究苏联历史，并从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到一份奖学金，到伦敦斯拉夫语学校从事研究。后来为了能在苏联多住几年，多看资料，朱谦云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
邵循正也是深受蒋廷黻影响的一个人，而且后来留在了大陆，属于蒋廷黻学术在大陆少有的传人。邵循正原为清华政治学系学生，1930年改习历史，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二十余万字，在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发表。毕业后赴欧洲师从伯希和改习蒙古史，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1950年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院系调整后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并将近代史作为主攻方向，着重研究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等，对于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巨大。
由政治学系转学历史系，并且受蒋廷黻影响的还有宋迪夏。在蒋廷黻指导下，宋迪夏集中研究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境内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之前，曾有人就法律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关的中国资料，找出中国官员在国内如何处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兴冲冲地研究此一专题，蒋廷黻确信，当这项研究完成时，宋无疑将成为中国治外法权方面的权威。但就资料搜集而论，蒋廷黻发现宋迪夏的遗漏，他嘱咐宋一定要设法补齐，并答应将来将帮助他用中英文同时发表。可惜战争开始后，宋迪夏过着流亡生活。更可惜的是，他竟然在流亡途中将原稿丢失。蒋廷黻获知后勃然大怒。不久后，宋迪夏开始酗酒，终致客死四川一个小镇上。[55]
夏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但其早岁在清华读书时，主要师从蒋廷黻研究近代史，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其指导老师就是蒋廷黻。他那时与蒋廷黻有比较紧密的交往，这在《夏鼐日记》中有细致的记录。[56]蒋廷黻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这个学生，夏鼐在1949年之后也不曾在公开场合提及与蒋廷黻的师生关系。这应该从特殊的政治背景去思考，蒋廷黻有意保护，至少不想给这位留在大陆的学生增添麻烦，而夏鼐则没有公开言说的自由，毕竟蒋廷黻在1949年之后的外交活动，其主要目标不是外交，而是“内攻”，延续了国共两党的恩怨。这是夏鼐无法表明师承关系的一个深层原因。[57]
受蒋廷黻深刻影响并在后来留在大陆的还有吴晗。吴晗是胡适最欣赏的弟子，但吴晗的数学只考了零分，使他无缘进入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而转进清华历史系。由于有胡适的介绍、推荐[58]，特别是因为吴晗确有真才实学，蒋廷黻对吴晗也格外赏识，读书期间就有许多特别关照[59]，毕业之后就让他在清华历史系教书。1949年之后，成为意识形态转换中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1949年9月2日，清华校务会议议决同意雷海宗辞去清华历史系主任，由吴晗接任。9月23日，华北高教会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0月17日，吴晗为清华三千师生员工开讲政治理论学习大课，第一讲即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引论》，此乃意识形态转换或改造的先声。
对意识形态的改造，对于北平等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区来说，大约从1949年开始。那时，各个大学普遍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之后又普遍增设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这门课程既是一般历史系必须承担的事情，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基础中国近代史叙事渐渐改变的原因。吴晗在1951年初为清华历史系做的总结报告指出：过去各大学的历史课程教授，不论是本国史，或者外国史，均不能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过去各大学所讲授的这些课程，都是根据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著作去讲的，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与中国人民的立场全不相干，甚至相反。讲中国近代史的，也应用了这种方法，受了这种影响。比如讲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要是根据美国人马士的中国国际关系史，或者麦克奈尔的中国历史文选，以英国人、美国人的立场来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历史叙事，在吴晗看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诉求严重不符。
我们知道，吴晗批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他当年在清华就读时的恩师蒋廷黻。吴晗此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史学，以为过去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在大学里开设的近代史课程往往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因此现在必须纠正过去这些错误，纠正旧的史观和旧的态度，要以人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编写中国近代史，这是积极迫切的任务，只有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弄清楚了，才能及于其他。[60]吴晗并不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但他的地位，他的这些号召，他的清华背景，使他这些话语对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清华大学历史系别无选择地反省过去，批判旧主，重新学习由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的“革命史叙事”，渐渐地否定了、淡忘了蒋廷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老一辈学者创建的“现代化叙事”。老一代教授但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革命史叙事的渐渐淡出了教学研究第一线，而年轻一代比如像邵循正、孙毓棠、王永兴、陈庆华、张寄谦等开始挑起重新营建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的重任。
这些年轻学者差不多都是清华出身，差不多都深受蒋廷黻等老辈学者影响，他们，还有清华出身的夏鼐、姚薇元、丁则良、王栻、刘桂生、余绳武、丁名楠等，在随后的日子里，为革命史叙事的完善贡献了心智、学识。[61]
不过，也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他们都有清华历史系求学经历，都曾受到蒋廷黻“现代化叙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影响，因而他们在后来的研究及教学中，虽然在学术基本价值取向上尽管可能与“现代化叙事”相反对，尽可能为革命史叙事提供理据，但在他们反对现代化叙事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有个现代化的影子在。换言之，他们竭力批判蒋廷黻的学术，竭力要与蒋廷黻划清界限，但其结果，却是从一个相反的方面传承了蒋廷黻的学说。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最热闹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这些讨论都是要回答蒋廷黻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中国能现代化吗？这些讨论没有继续蒋廷黻的学术话语，而是一套貌似全新的学术规则。然而，如果从学术史层面仔细梳理，并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学术关联。
表面上看，1949年之后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叙事”与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正面冲突，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并非截然对立。2014年底，金冲及先生对媒体记者曾提及胡绳的一次谈话。金先生说：“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一阵子又流行短旗袍。”[62]金先生的说法极具启发，我原来也曾怀疑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扬弃，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假如我们按照胡绳谈话的提示去仔细分梳范文澜、胡绳“推倒”的那些“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一定可以重建一个更完整更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史。
注释：
[1]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卷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蒋廷黻：《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3]《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9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4]蒋梦麟：《北大功狗：蒋梦麟回忆录》，第28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5]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6]《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7]《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27页。
[8]《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30页。
[9]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第5页。
[10]《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71页。
[11]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2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
[12]《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78页。
[13]鲁滨逊著，齐思和译：《新史学》，第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14]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26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5]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第7页。
[16]《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79页。
[17]海斯著，蒋廷黻译：《译者介绍词》，《族国主义论丛》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
[18]《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80页。
[19]《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80页。
[2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页。
[21]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三期，第4页。
[22]李济：《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8页。
[23]《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95页。
[24]《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06页。
[25]蒋廷黻：《自序》，《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上，第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26]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1931年10月。
[27]丁一夫（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1日。
[2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页。
[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8页。
[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1页。
[31]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1日。
[32]李榦：《记蒋廷黻二三事》，《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3]《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李济文集》卷五，第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4]李济：《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5]《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
[36]傅安明：《漫谈廷黻先生的文章风格》，《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37]《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42页。
[38]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五十一号。
[39]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
[40]刘崇鋐：《我所认识的廷黻兄》，《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1]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
[42]《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92页。
[43]《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209页。
[44]张平群：《南开、行政院、联合国》，《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5]刘锴：《我对廷黻先生的观感》，《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6]据王世杰《对廷黻先生外交与学术方面几点补充》介绍，蒋廷黻有一年从美国返台述职，有关部门曾经想要将他留在台湾，调整工作，曾派王世杰劝说。蒋廷黻对王说，他有一个计划，到了七十岁以后，他要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做学术研究，继续他未完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工作。见《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7]王之珍：《追念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8]蒲薛凤：《十年永别忆廷黻》，《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49]从1935年踏上仕途算起，至1965年退休，蒋廷黻付出了三十年的生命。在这三十年中，前十年，即1935-1945年应该说是一个现代知识人在国家危难时期应该付出的，至于平常时期的平庸政治，有专业特长的知识人除非有特别兴趣，一般不应该介入。
[50]《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98页。
[5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4页。
[52]据李济回忆，“一直到现在，外国许多有名的所谓‘中国通’，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他们都不否认是蒋廷黻先生的学生，这是费正清亲自对我说的，他说：‘T.F.Chiang，he is my teacher.’他直认这件事，当他在北平做学生时，是上过廷黻先生的课。”详见李济：《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53]《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30页。
[54]刘崇鋐：《我所认识的廷黻兄》，《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55]《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31页。
[56]《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57]尹媛萍对夏鼐与蒋廷黻关系有很深入的研究，详见她的《从〈夏鼐日记〉看夏鼐与蒋廷黻的一段学术因缘》，《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五期。
[58]《致翁文灏、张子高》，《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上，第5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9]1931年9月12日，胡适致信吴晗：“蒋（廷黻）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者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实证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的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训练方法。……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见《胡适书信集》上，第558页。
[60]《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总结》（1951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5）上，第31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61]万俊人主编：《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第2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62]《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澎湃新闻”2014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