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如同瘟疫一般无处不在，传播这种瘟疫的，有美国总统、电视主播、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大型教会的牧师、成功学大师，还有其他任何试图表现得与健康有益的普通美国价值观相一致的人们。短短几十年前，美国大众还被称作人民，在更遥远的过往，被称作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都成了伙计。看起来与教士别无二致的电视评论员们习惯性地说“我们为那些伙计们祈祷”——不论这些伙计遭遇的是干旱、洪水、日常犯罪还是恐怖袭击。只有小说才把这个词用作讽刺。在假想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在1940年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悲观架空历史作品《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当中，菲利普·罗斯把林白提出的一个项目冠名为“伙计而已”（Just Folks），他计划把城市中的年轻犹太人送去健康有益的农村基督教环境中度夏，以此实现他们的去犹太化。
尽管“伙计”一词曾经是不带政治意义的口头语，但当二十一世纪美国的政府官员虔诚地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其中的政治意义却无法抽离。2005年7月7日，伦敦爆炸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布什总统向美国人保证：“我一直在和我们的国土安全伙计们保持联络，指示他们将此地和伦敦的实际情况告知各地方和各州官员，让他们在我们的伙计们开始上班的时候格外警惕。”布什接着说道：“深切关注人权和人类自由的我们，与那些内心邪恶，夺走无辜伙计性命的人们，有着天差地别的目标。”那些邪恶的恐怖分子，我们无辜的伙计们，就连国土安全官员，那些应该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但愿如此吧——也摆脱不了这个亲切的称呼。总统候选人们总是在演讲中点缀着对伙计们的阿谀，但他们说出这个词时的尴尬就算并不总是带着上层中产阶级童年生活的痕迹，也总能露出精英高等教育的马脚。成长于芝加哥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毕业于卫斯理学院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和2016年两次总统竞选中每次说出“伙计们”这个词的时候，听上去都像是个心事重重，试图用少年俚语和孩子们的伙伴套近乎的家长。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长大，毕业于火奴鲁鲁的高端学校普纳荷中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开始角逐总统一职的时候，还不太能掌握让口中的“伙计们”一词听起来自然而然的语音语调，但到他首个总统任期结束，他说出这个不可或缺的词的时候，听起来已经没有了高人一等或可笑的感觉。当然，奥巴马是杰出的演说家——但就连杰出的演说家（和十九世纪的总统们不同）也不得不为了美国公众稍稍简化用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则以自己有限的推文词汇为荣。“我了解词汇，”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黑德的一个竞选活动上宣称，“我有最棒的词汇。但没有比愚蠢更好的词了。对吗？”
别再在这种语言上犯傻了。在让人们为他们的代表不是自命不凡的人而放心的同时，对于讨论中的任何议题，非正式的语言都暗含对其严肃性的否认。说伙计们冲向战场，无异于用女孩来称呼强奸受害者（除非受害者确实是女童而非成年妇女）。留意一下1980年前美国历史上任何重要的总统演讲就会发现，其中完全没有对伙计们的屈尊逢迎。想象一下：我们在此立志宣誓，不能让伙计们白白死去。要使那伙计有、伙计治、伙计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1]在二十世纪中叶，尽管当时的政界没有林肯一样雄辩有力的演说家，选民们依然可以期待他们的领袖作出即便不总是博大精深，但也庄重严肃的演讲。阿德莱·史蒂文森也许显得太学究气，不合美国大众的口味，但任何企图登上高位的人都必须有能力作出语法得体、形式恭谨的演讲。而且，要想寻找美国大众言辞最高水平的例子，我们并不需要上溯到林肯那么早。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63年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为例，其中完全没有使用“伙计们”一词。这种词会损害主题和相应场合的严肃性；金不会把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公民称作“伙计们”，就像他不会叫他们“小伙们，姑娘们”一样。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美国成人而言，罗斯福留给民众的记忆依然还是总统演讲的黄金标准（尽管约翰·F.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是激动人心的语言的又一座丰碑）。罗斯福的成就在于，他与普通民众建立直接联系的超凡能力并没有因为上流口音而失色。阅读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文本，不免让人黯然神伤，那种让美国人增长知识、拓宽思维，而不是迎合最低标准的公民文化已经逝去。在艰难时刻呼吁牺牲与利他主义的罗斯福绝不可能把同胞公民称作伙计们，就和他绝不可能在广播中口出污言一样。1940年年底，为了呼吁同胞们为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好准备，总统用他独特的措辞对大众说：
今晚，面对着一场世界危机，我的思绪回到了八年前国内危机笼罩时的一晚。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坐在白宫的书房里，准备对美国人民讲话时，我的眼前浮现着我将要与之对话的所有美国人的面孔。我看见了厂矿中的工人、柜台后的女孩、小商店的店主、忙着春耕的农民、不知一生积蓄去向何方的寡妇和老人。我试图告诉无数美国人民，银行危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今夜，在美国面临着的这场新的危机之中，面对着同样的人民，我想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和战争本身一样重要的紧迫任务。我们必须拿出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与牺牲精神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像我们面对战争时那样。
作为合众国总统，以这个我们热爱与尊敬、这个我们有幸骄傲地为它效力的国家的名义，我呼吁全国奋起努力。我希望我们的人民怀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共同的事业终将大获全胜。[2]
如果把人民、农民、老人、寡妇换成伙计们，对庄重公共话语的抛弃与政治进程的堕落之间的关系便显而易见。呼吁决心和爱国与牺牲精神，便是呼吁人民超越平常的自我，像真正的公民那样行动。而不停地告诉美国人他们只是伙计，却意味着毫无期待——这种对平庸的认同与自得恰是任何时代反智主义的独特标志之一。
这个民族的语言劣化几乎表现在电台、电视和网络上的一切广播与播客之中。在这个真实而无所不包的公共空间里，同质化的语言和同质化的思想不断循环强化着彼此。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6年所写下的：“一个人也许会因为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而开始酗酒，之后又因为酗酒而更加失败。英语语言的遭遇正是如此。它因为我们愚蠢的思想而变得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上的不修边幅又让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想法。”[3]在语言明确性不断模糊和智识歧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政治言论总是最先恶化的——尤其是如今的媒体能够高效地放大和传播谬误，这种效率也许连奥威尔都会为之咋舌。再想一想媒体和政客们的另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替换用法，他们用“部队”（troop）代替了“士兵”（soldier）。每一部字典都会告诉我们，“部队”是集体名词，只有在特指某支大型军队时才会使用复数。但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美国人卷入军事冲突，记者们都例行公事地报道着“X个部队死亡”。这不只是个语法错误；把士兵——我们也许可以与其产生共鸣的个人——说成仿佛无名的部队，这种说法会促使公众以更加抽象的方式来看待战争和战争中的伤亡者。有谁会向“无名部队墓”敬献花圈呢？我们很难确知这种语言风格是以什么方式、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侵入日常语言的。二战之中，除了讨论大型军事行动（比如盟军D日在诺曼底的登陆）之外，士兵几乎从不会被称为“部队”。这个术语在越战中变得更为常见，但却没有被习惯性地用来代指“士兵”。我的猜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军队或媒体（也许就是军方媒体）中的某些蠢货决定，出于对军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尊重，暗含男性特质的“士兵”一词今后必须替换为“部队”。就像对伙计们无休止的逢迎一样，“部队”对“士兵”的压倒性胜利生动体现了日常语言的劣化和思维混乱之间的联系。
我所说的语言劣化，指的并非糟糕的语法，尽管在每个街口、每段脱口秀里都能听到它们；也不是污秽语言的泛滥，在那些原本只有肆意褒贬的修饰语才能大显身手的鲜少场合中，它们已经因为自身太过常见而丧失了力量与意义；更不是混杂了西班牙语的英语和所谓的黑人英语，它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攻击最多的目标——尽管我同意保守主义者“公立学校应当专注于讲授标准英语”的看法。但是标准美式英语的标准，以及如今的私密言论反映在电子与数字媒体上的公众言论的方式，恰恰是问题所在。
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如今也在公共空间之列——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直到有人说出些太过不恰当的话，打破了我们对从刻板乏味到无礼冒犯的各种语言的无动于衷。特朗普总统就职次日，麦当娜在华盛顿女性大游行上令人难忘的演讲便带来了这样一个时刻。她宣告：“有些东西坚持认为这次游行百无一用，但这些诽谤者听着：去你妈的。去你妈的！这是人们急需的变革的开始。”[给M女士的语法建议：指代“诽谤者”的应该是“人”（who）而不是“东西”（that）。][4]说这些有些离题。我们可不能指望一位对观点相异的人说“去你妈的”的女性在意语法细节。麦当娜的“去你妈的”之所以让人感到被冒犯，并不是因为这是句脏话，而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无法说服对方，只能讨好盲目的支持者。不论是在私密还是在公开场合，唯一可能回应“去你妈的”的话只能是“也去你妈的”。麦当娜演讲时，我刚好在看MSNBC电视台的直播，唉，为了保护观众免受一种大部分五六岁以上的美国人早已熟知的表达方式的毒害，这家有线电视网迅速掐断了音频流，这种做法着实把我逗乐了。尽管MSNBC颇感尴尬，但正是因为用得太过频繁，这样的脏话已经没有了什么真正的力量。刻意赋予特殊含义的脏话确实有其用武之地，但当你想通过演讲让敌我双方都意识到你动了真格的时候，它却并不合适。这不是政治中左右两翼斗争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语言贫乏。2004年，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参议院中让来自佛特蒙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J.莱希（Patrick J.Leahy）对自己做一件从解剖学角度讲不可能实现的事情[5]，麦当娜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语言水平同切尼不分高下。（莱希对私营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的做法的质疑激怒了切尼。）在真正的幽默大师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看来，过去的政客们会因为语言上缺乏新意而感到羞愧（尽管他们曾随心所欲地在公共论坛上说出英语中最污秽的话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众议院发言人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曾经评论竞争对手说，“他要是再长几个脑袋就够当个傻瓜了”。对另一个政客，里德说，“他每次开口都会让人类才智遭受损失”[6]。美国人曾经听到（更准确地说，读到）过这种真正诙谐的话语，也曾试着模仿这样的机智。而如今，政客和电台娱乐节目主持人都说着同样愚蠢呆傻的语言，我们跟在后头鹦鹉学舌。
这一模仿进程远远超出了和日常用语之间向来都有一定距离的政治语言。商业化的标准用语之毒如今塞满了我们言辞和意象的仓库，我们依赖这些言辞和意象来思考和描述从荒唐到崇高的一切。比如，电视节目中被糟蹋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独一无二的利伯拉契（Liberace）[7]玩世不恭的笑谈，“我一路哭到了银行”——每当有严肃的批评家把他那大烛台映照下的表演斥为垃圾的时候[8]，他都会这么说。这句妙语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流行语言，“我一路笑到了银行”——往往是有关乐透彩票赢家的新闻底下的无端猜测。媒体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们既是公众语言的创造者，又如同麦克风一般放大和散播着很多美国人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的语言，因果在这个完美的永动机里永远都无法区分。体育节目主播在谈到一位刚签下总额数百万美元的多年合同的运动员时说，“他一路笑到了银行”。一个漫不经心地听着广播——也许一边还在玩着电子游戏——的孩子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句毫无意义的表述，重复着这样的话，把它传播给可能会在日后接受采访的人，他们会在电视上说，“我一路笑到了银行”，由此把病毒传染给新的听众。正如《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里爱丽丝、三月兔和帽匠的唇枪舌战。“那你想什么就说什么。”三月兔对爱丽丝说。“我就是这么说的，”爱丽丝回敬道，“至少——至少我说什么想的就是什么——这都是一回事，你明白的。”帽匠插口说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然，你也可以说‘我吃什么看见什么’和‘我看见什么吃什么’也是同一回事。”在愚昧而反智的文化中，人们吃下去的主要就是他们所看见的。
我们难以像针对废奴主义或女性主义那样，以一种准确而有效的方式把反智主义描绘成一种历史力量，或延续之中的美国现实。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反智主义并非独立的历史或社会现象，而是某个别的目标——比如让受教育的机会覆盖更大人群，或从教会手中夺走对宗教生活的控制权——所引发的后果。“几乎无人认为自己和思想与文化相对立，”霍夫施塔特写道，“人们不会在早晨起床之后对镜微笑，然后说：‘啊，今天我要折磨一个知识分子，扼杀一种思想！’”[9]在我看来，对反智主义的这种描写似乎太过宽容——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尽管无疑极少有人会把自己视为思想与文化（或是他们自己眼中的思想与文化）之敌。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对文化的所作所为要比他们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重要得多。就连那位总发推手（Tweeter-in-Chief），也从来没人听过他自豪地宣告“我讨厌文化”或“我讨厌书籍”。相反，各个经济和社会阶层的美国人都会接受他的说法——没有时间读书。但相较于任何表态，他在竞选期间宣布的废除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计划却更能反映出他对文学文化和表演艺术的真实态度。（就算这两个基金会在技术上依旧存在，预算的大幅削减将严重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除了赤裸裸的审查与威胁，或经费缩减之外，绞杀思想的办法有的是。暗示对思想、理性、逻辑、实证和准确语言的热忱是邪恶的，甚至是“非美国”的，这便是其中一招。2004年总统选举前夕，记者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报道过他和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之间的可怕对话，后者对苏斯金德说，在布什政府看来，媒体人士属于“以现实为基础的群体”——他们“相信解决方案源于对明确现实的审慎研究”。但是，这位助手强调说：“事实上，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已经变了。我们如今是一个帝国，我们将在行动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现实。在你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你们想审慎就审慎——我们会再次行动，创造出其他新的现实，你们还可以继续研究。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研究我们的行动。”[10]只能做些研究的人和那些历史参与者之间毫不隐晦的划分不仅体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也侮辱了所有认为公共政策应该由现实证据而非权力与情绪决定的人。布什的那位助手坚持要求在苏斯金德的文章中保持匿名，而特朗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却毫不顾忌地果断使用真名为老板的“另类事实”辩护，这样的对比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康威和布什的那位助手所说的是同一件事——篡改向大众报道的事实。区别在于，十二年前，布什政府中篡改事实的人耻于与事实上的政治谎言政策挂钩。知耻未必总是美德，但——在应该感到羞耻的时候——不知耻却一定是恶习。
任何时代的反智主义都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多种原因带来的复杂症状，而症状的延续有可能让原本有望好转的问题变成危及整个政治机体的恶疾。美国反智主义的回潮在特朗普的胜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点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有老的，有新的。回首以往，我们不禁会把文化中充斥的信息娱乐和数字媒体（甚至是社交媒体）视为始于电视问世之初的必然进程。很多人坚持认为电视和社交媒体完全不同，看电视是完全被动的行为，而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交谈是主动和互动性的。我不同意。电视（和广播）是社交媒体的早期形式，因为人们总是会和亲友一同收看和收听，会彼此交流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显然，区别在于他们无法和那么多相距遥远的人交谈。我的祖母有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女人在巴士上谈起另外一个刚刚离开丈夫的女人，我永远都忘不了祖母听到这些话之后的笑声。“她们那么生气，我真的以为其中一个会扇另外一个一巴掌，”奶奶说，“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名字很熟悉，她们聊的是一部肥皂剧里的离婚。我问她们怎么会对剧中角色那么生气，其中一个说：‘我对他们比对我自己的大部分家人了解得还多。’”对于只在Facebook上联系的友邻，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尽管当时大部分民众只对肥皂剧和综艺节目感兴趣——知识分子对电视寄予厚望，将其视为有教育意义的媒介和大体而言有正面作用的力量。说到底，在1954年春天为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的垮台拉开序幕的正是电视报道，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安排了188小时的播出时间现场直播陆军—麦卡锡听证会。麦卡锡看上去像是个小混混，在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的声音之后，人们掀起了抨击滥用职权的舆论大潮，而在之前平面媒体就此刊发报道的时候，问题却显得没那么严重。在这场听证会上，眉毛浓密的麦卡锡和他狡诈的首席律师罗伊·科恩（Roy Cohn）的对手，是美国陆军和彬彬有礼的特聘律师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当麦卡锡背弃了早前的协议，指责韦尔奇的事务所里的一位年轻律师是共产党同情者的时候，这场听证会中最著名的话语出现了。韦尔奇刹那间由和蔼的大叔化身为复仇天使，向麦卡锡发出了怒吼：“在这一刻之前，参议员，我想我都没能认清你的残忍与鲁莽。先生，你到最后还是没有良知吗？”在麦卡锡和韦尔奇的交锋走向高潮的时候，数百万美国人都至少观看了部分委员会会议直播，由此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由于听证会刚开始的时候毫无戏剧性（而且对于当时的电视网络来说，日间肥皂剧带来的收入极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都选择了不作直播报道，这两家媒体因此颜面尽失。
1960年秋天的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再次强化了对电视的公民教育价值的乐观——至少对那些支持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肯尼迪在初次辩论中的胜出更多地得益于他的外貌，而不是言辞或政策主张；尼克松神情憔悴，满脸胡茬，形象和麦卡锡差不多，肤色健康、头发浓密的肯尼迪却仿佛年轻与活力的化身。当时，极少有人注意到大选结果受上镜与否影响的风险。之后的民意调查表明，通过广播收听辩论的人认为尼克松占了上风，看电视的人则认为肯尼迪是赢家。这一发现也许已经为那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拉响了警报，但几乎无人重视——也许是因为在特朗普登场之前，还没有比尼克松更为美国知识分子所不齿的政客。（知识分子确实看不起乔治·W.布什，但他们却不憎恶他。他那亲切的性格，对“9·11”之后的反穆斯林偏见的谴责，还有对在非洲防止HIV病毒传播等事业的真心关注让人们很难对他产生厌恶。副总统迪克·切尼邪恶的右翼形象也帮布什挡开了一些原本以他为目标的讥讽。）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叶，尽管电视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与日俱增，整体而言，电视的威力和存在感还不像进入七十年代时那样无处不在——更不用说有线电视崛起的八十年代了。这是事实，尽管美国家庭的电视拥有率在1950年到1960年间由9%上升到了90%。虽然电视机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但电视节目的数量依然有限，而且还没有实现不间断播出。
更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相对较低的电视拥有率表明，对于1950年前出生、年纪较大的婴儿潮一代而言，电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还是难得一见的享受——至少在影响性格形成的学龄前时期是这样的。生于四十年代的美国人大可以被视为与较年轻的婴儿潮一代在文化上有所不同的两代人，因为较年长的那一批人学会阅读的时候，电视还没有进入他们家中。最年长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已年届七旬，他们人生最初的五到七年和他们的父辈并没有多少差别——在户外玩耍，收听钟爱的广播节目，跟着父母和书本而非《芝麻街》（Sesame Street）学语言。而现在刚过五十岁的人们——最年轻的婴儿潮一代——早在进入真正的学校之前，就已经开始在电视机前接受教育了。和他们的子女一样，他们从婴儿时期便开始接触电视——尽管六十年代的父母中没有几个会傻到把电视机放在婴儿床前。
随着婴儿潮一代中生于1955年前的那些人（甚至包括政客们）在未来十年中退休，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终将交到第一代从出生起便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人手中，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代从出生起便在电脑前长大的人也将加入他们的队伍。对于认为增加“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和数字菜单无法抵消海量负面智识冲击的人来说，这样的前景令人感到不安。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最早发出了颇有预见性的哀叹。“我对电视上的垃圾并无异议，”波兹曼明确地说，“这些垃圾是电视上最好的东西，它们不会对任何人和事物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时，要看它自以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不加掩饰的细节。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身无足轻重，所以，当它志向高远，当它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时，才是最危险的。”[11]
波兹曼写下那些话的时候恰逢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刚好在由录像机所引领的种类繁多的录放设备成为必备的家用电器之前，娱乐消费者们可以用这些设备获得事实上无穷无尽的视频影像，闲暇之时在家中观看。针对印刷文化到视频文化的转变之中的隐喻，波兹曼所说的一切如今依然成立——而且更加成立。波兹曼认为，观看视频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这同样适用于千禧一代，他们虽然因为诸多原因自认为更钟爱移动设备，但也会在各种屏幕上观看不少电视节目。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波兹曼。当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只是个小孩的时候，我的父母立了一条在那个家长控制的时代显得颇不寻常的规矩。我和哥哥可以看任何节目——但在工作日（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庭作业的话）只能看一个小时，周末只能看两个小时。在我成为热忱的棒球迷之后，这条规矩有了一个例外，他们允许我看完整场比赛。我们也会全家一起看晚间新闻，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情。到我十多岁时，所有的规矩都被废除了——但那时我已养成了习惯，只有真想去看那些节目的时候，我才会去看电视。
事实证明，生活优渥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被视频消费这种生活方式——只要那些视频具有“教育性”——安全无害，甚至大有裨益的错觉所俘虏。但是医学研究并不支持适量视频有益于婴幼儿大脑发育的安慰性说法，不论视频内容是否具有教育性都不行。越来越多的儿科研究表明，幼年频繁接触任何形式的视频都会导致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的缩短。生产影像的是电视网络、电影公司还是电脑软件厂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儿童盯着屏幕的时间长短。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结论是，对于两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观看视频没有安全剂量，但不论他们的意见如何，保卫婴儿免受视频影响的战争已然失败。
焦虑的父母们担心看太多视频对孩子们有害，但又放不下电子保姆带来的便利，他们在博客上最常说的话是：“我们从不给孩子看电视，只让他们看视频。”望子成龙而又惜时如金的上层中产阶级父母们对《小小爱因斯坦》（Baby Einstein）的热情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自我安慰心理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小小爱因斯坦》向幼儿们灌输各种教育性影片，向他们介绍从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莲到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在内的一切。婴儿们也无法逃脱这种节目。HBO频道2005年春天开播的《古典宝贝》（Classical Baby）就是个完美的例子。这个每集半小时的节目由柴可夫斯基、巴赫、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的音乐组成，而且都配上了小丑、精灵和动物的动画，此外还有一闪而过、让人不舒服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克劳德·莫奈等人的名画。面对反对向婴儿推销的电视节目的各个团体，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童心理学家、HBO顾问尤金·贝雷辛（Eugene Beresin）声称：“说这种电视节目不好，就等于是说艺术不好。”[12]这样的表态应当被看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婴儿一样会因为视频节目而智力受损的初步证据。人们不知道应该通过在家中播放不受小丑动画干扰的优美音乐来让孩子认识音乐，不知道应该通过枕边诵读来让孩子认识诗歌，不知道应该通过花园里真正的美景和花香，而不是用狂轰滥炸莫奈的《花园》来培养孩子的审美；那些节目如今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了巨大的市场，这实在是可悲。疲惫的父母们让孩子迷醉在视频当中，为自己求得片刻安宁，真乃美事一件——什么人那么无聊，说让孩子们看一会儿随着柴可夫斯基的乐曲起舞的动物其实会导致伤害？——别用这是教育的想法自欺欺人了。确切地说，这是教育——但这种教育，会让幼小的大脑沉迷于伴随着大量噪声的预制视频刺激。
只有勒德分子[13]会声称电视屏幕和电脑显示器上的视频文化对个人才智的发展和全社会的智识生活毫无贡献。《小小爱因斯坦》的目标自然不是为反智主义推波助澜，说到底，它的用意是迎合上层中产阶级父母的竞争焦虑和才智虚荣。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视频对美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早的入侵不但让幼儿不再有必要娱乐自己，而且让他们的思维无法跳出框框，这“框框”甚至不是比喻，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框。可想而知，视频文化催生了一种电子家庭手工业，文人与学者们手拿大棒，保卫着资产以百亿计的产业集团和大放厥词的老派知识分子（别名：坏老头），好让自己从摇篮到坟墓都能吮吸着视频的乳头。只有在当今的美国，《一切坏东西都对你有益：当代流行文化是怎样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How Today's Popular Culture Is Actually Making Us Smarter）这样的书才会得到好评。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为《发现》（Discover）杂志撰写《新兴科技》专栏，据他自己所说，他在电子游戏上花了大量时间。“电视对婴儿的催眠效果有时候会让父母吃惊，”约翰逊写道，“他们发现原本精力充沛的孩子安安静静，大张着嘴巴盯着屏幕，他们作了最坏的猜想：电视把孩子们变成了僵尸。”不用担心，约翰逊向我们保证，电视——还有日后的电子游戏——面前呆滞的眼神“并非智力衰退的征兆，而是专注的标志。”[14]如果一个成人花了很多时间玩电子游戏的话，那么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会想出一切坏东西都有好处的理论了。
真正重要的不是孩子们专注于什么，而是他们在高度专注于早已看过几十遍的视频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屏蔽了什么。约翰逊接着又号称，那些证实了读写技能下降的研究有严重缺陷，因为它们“忽略了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阅读（更不用说写作了）大爆发”。他承认电子邮件交流和网上对电视真人秀《学徒》（The Apprentice）的解读“与文学性的长篇小说不是一回事”，但他还是带着赞许说，两者“同样以文字为主”[15]。（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学徒》节目的监制有朝一日会身居大位，对美国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喊出“你被解雇了”。）约翰逊那以自身为参照的废话只有在自我参照的数字和视频文化中才会出现，人们同样可以说儿童色情和提香笔下的裸体“同样以图像为主”。在一个依赖技术的贪婪社会中，这种辩白显然很有吸引力：父母们会相信他们的钱花对了地方，因为电子媒体玩具全都具有教育价值，他们会相信过去半年一点读书的时间都没抽出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会相信各种屏幕上的动画真的会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聪明。
互联网上爆发的是怎样一种阅读呢？当然不是阅读严肃的虚构和非虚构图书。尽管出版商们不愿意发布明确的销售数据，电子书走出小众市场的失败依然是这个行业里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人们曾经认为电子书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但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电子书销售依然疲软。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有迹象表明，电子书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东西。就连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这样广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作家在网上都碰了壁。2001年，金尝试着在网上连载一部有关超自然力量的惊险小说，读者需要为前三章支付1美元，剩余章节收费2美元。下载图书的读者需要通过信用系统付费，史蒂芬·金承诺，只要有75%读者付费，他就会继续连载。到了第四章，付费读者的比例下降到了46%，史蒂芬·金最终在年底放弃了连载。这种连载的主意当然曾经也有别人试过，而且大获成功——不过那是在十九世纪。为了读到狄更斯小说的最新章节，伦敦的读者们曾经一大早起来排队；当轮船载着令人期待的小说驶来时，纽约的狄更斯迷还会专门前去迎接。然而，网络只关心来得最迅速的快感。最喜欢在线阅读的，恐怕也正是最不愿意等待最爱的作家贴出新章节的人。
那些曾经预言电子书前途无量的科技股分析师们也曾试着用当前的技术水平为自己的误判辩解：万事俱备，只欠更好的下载和阅读工具的东风。这种工具应该小巧、轻便，让读者在乘车、吃三明治、倚在床头的时候也能轻松阅读。比如说：平装书？某种意义上说，电子书的失败更可能的原因是，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与工作上必不可少的信息阅读大不相同——与电脑和便携数字设备上的整体阅读体验完全对立。互联网是分发参考图书和教科书的完美媒介，因为这些书原本就不需要逐页从头读到尾。但是狭隘且以节省时间为重的专注不但对娱乐性阅读有害，也不利于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记忆是视频文化最早的受害者，因为它需要通过接触和体验吸收思想和信息，以及把新的信息与原有知识体系联系起来的能力。如果没有记忆，人们只能依靠短期获取的一知半解的信息，在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所有的大众娱乐媒体和越来越多的教育媒体以娱乐模型为基础，强调“独立成篇”、无须知识基础的节目编排。媒体提供的元素，加上其他美国社会力量和机构的养料，为公共空间中无坚不摧的无知提供了成长的沃土。
基要主义宗教的复兴是过去四十年来反智主义的第二大动力。这种信仰形式与启蒙运动以来使西方文明发生了巨大改观的伟大的理性洞见完全相悖，或明或暗地迎合情绪而非理性的现代媒体是它的理想传播工具。心怀必胜信念的基督教基要主义大多属于新教，不过也有例外。基要主义以《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都是上帝亲传的信条为基础。过去四年中进行的舆论调查都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对《圣经》的字面解释，而超过六成的人相信《启示录》中的血腥预言——包括杀死所有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会成真。[16]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电台传道者孙培理（Billy Sunday）开始，在一切问题上都持非黑即白观点的美国基要主义者充分利用了每一种新生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由主义宗教有着多元化的观点，决心在信仰之屋中为世俗知识留出空间，它们并不那么适合媒体包装，而且在视觉媒体上甚至比电台更加不具优势。从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700俱乐部》（700 Club）节目中的怒吼，到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2004年的电影《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宗教只有在不向世俗思想和知识妥协，只迎合人们的情绪而不给质疑留出空间时，才能通过视频画面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拿吉布森的《基督受难记》来说，它源自一直不被梵蒂冈接受的罗马天主教基要主义，这种信仰视《马太福音》为真实记载，认为犹太人应当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负责。在美国，这部风靡一时的电影的主要观众不是不信圣经直译主义[17]的天主教徒，而是右翼新教徒。
即使是在娱乐媒体没有主动推广某种宗教形式的时候，它们也在助推和利用美国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普遍轻信。近年来，电视上不断推出种种节目，来迎合相信幽灵、天使和魔鬼的广大观众。超过半数的美国成人相信幽灵的存在，三分之一相信占星术，四分之三相信有天使，五分之四相信神迹。[18]在美国，针对末世的营销是一种多媒体产品，利用基督教基要主义和偏执的迷信获利。主流教派多年来持续淡化《启示录》中的预言，现代圣经学者指出，《启示录》是在真实的耶稣死后六十多年写成的，与四福音书几乎没有联系。可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圣经研究恰恰是基要主义所反对的众多理性思想之一。谁在乎那些脑袋尖尖的知识分子说了什么？谁在乎《圣经》各个部分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谁在乎这些文字和真实历史有什么关系？美国人对末世幻想的热情也许更多地来自《驱魔人》（The Exorcist）和《凶兆》（The Omen）之类的电影，而非《圣经》本身。
过去十五年来，尤其是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2001年遭受的恐怖袭击为种种被害妄想提供了素材之后，推动“末世”场景——意指世界末日——的主要力量是通过右翼基督教书店和基要主义网站所推广的一套丛书，即写给成人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系列宗教恐怖小说——书名指的是耶稣为了最后的审判重临世间之后那些不信神的人的末日——还有配套的童书（《末日迷踪：儿童版》）。这套书的作者杰瑞·B.詹金斯（Jerry B.Jenkins）此前的主要工作是为体育明星们代笔，故事的构思来自基要主义牧师、宗教组织“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创始人蒂姆·莱希（Tim LaHaye）对《圣经》的解读[19]。这套书在美国已经售出了超过1亿本。在狂热的书迷圈子里，这套传奇小说被称为“被提升天”（Rapture），首字母R还要大写。
被提升天也是个动词，意思是在上帝杀死了地上一切怀疑者之后天堂中的狂欢，由此应验圣经中“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的预言（《哥林多前书》2：9）。至于那些怀疑神的人，关于哈米吉多顿[20]的无比残虐的经文详细规定了他们的悲惨命运：“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启示录》9：3、4、6）内布拉斯加州贝尔维尤的一位空军机械师制作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基要主义网站，每天发布“被提升天指数”，那位创始人称之为“末世状况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这个“随时升天”（raptureready.com）网站上的指数在2001年9月24日达到了顶点，因为哈米吉多顿狂热分子们认为，恐怖袭击意味着世纪末日迫在眉睫。
除了有千百万美国人相信末日迫近之外，最让人不安的是，主流媒体竟然认可这些荒诞的想法，并郑重其事地对待它们。2002年，《时代》周刊（Time）在一篇关于《圣经》和《启示录》的封面文章中严肃地宣布：“9月11日以来，那些来自对基督教不甚友好的角落里的人们开始询问《圣经》关于世界终结的说法，牧师们用他们一年前根本都不会想去参加的布道回答了他们的问题。”[21]很明显，《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完全找不到世俗与理性的分析。作者没有为那些相信末世场景只不过是完全以迷信为基础的集体妄想，深知把本应被无视的极端狂热思想视若平常、包含政治风险的人留出空间。这篇文章煞有介事地讨论哈米吉多顿，好像它和地球一样真实存在。表面上，这是为了利用公众的恐惧多卖杂志；从更深层次看，这篇文章展示了一种新闻观，相信一切“有争议的”都值得报道，相信正反双方总是应当享有同等空间——哪怕其中一方就像是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中走出来的病例。只要有足够的金钱驱动，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二加二等于五，媒体就会一本正经地加以报道，而且总是会加上一段修饰性的话，“但数学家们说，二加二依然等于四”。由于这种连谬论都信以为真的病态客观性，主流媒体对逻辑和理性造成的伤害比“随时升天”网站更加严重。
这种错误的客观性对宗教尤为客气，它忽略了刻意造成的无知这一基要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不要非议他人的信仰，这是美国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禁忌之一——这条限制源自一种将宗教自由混同于让宗教免于像其他社会组织那样接受批判性审视特权的混淆。宪法和生活在多元社会里的现实要求我们尊重其他公民的信仰自由——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说，只要他们的信仰“一不偷我的钱，二不打断我的腿”就行。但是很多美国人曲解了这条原本合理的自由原则，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信仰本身的方式来尊重它。这种盲目的宽容把可验证、可观察的科学事实与无法证实的超自然臆想拉到了同一个层次，为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复苏大开绿灯。依照宪法，千百万美国人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可以自由地相信万军之主终将到来，杀死千百万不信他是弥赛亚的人。但其他人也应该行使他们的自由，自由地指出那些信仰是危险的谬论，而且确实会偷别人的钱，打折别人的腿。
现代美国基要主义（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得到广泛应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为清晰可辨的宗教和文化运动，反对在公立学校讲授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它的决定性议题。当时，包括非基要主义的宗教信徒和世俗主义者在内的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德顿市，针对约翰·T.斯科普斯（John T.Scopes）的“猴子审判”已经让反进化论者和基要主义者遭受了决定性打击。全国知名的律师、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接下了斯科普斯案，这位高中教师被指控违反了田纳西州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法律。达罗的对手是三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基要主义英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的名言是，他“对《万古磐石》（Rock of Ages）[22]比对磐石是否真有万古之龄更感兴趣”。布莱恩错误地选择了以《圣经》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而精于诘问的达罗迫使这位自己曾经的朋友承认，很多圣经故事，比如约书亚命令太阳停住，在当代科学知识的背景下不能当真。
尽管由基要主义者组成的陪审团不出意外地认为斯科普斯有罪，来自北方的记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都相信，布莱恩在法庭上的耻辱已经一劳永逸地让基要主义名誉扫地。1931年，文化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写道：“议员们也许还是会通过反进化论的法律，偏远地区的虔诚信徒也许还是会把他们的宗教锁在脑海中不受科学侵犯的领域中；但文明世界中各处的舆论都带着。惊叹和愉悦观察着那场审判，与基要主义信仰的缓慢决裂也在延续。”[23]对艾伦这样成长于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有人预言说进化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依然和十九世纪末一样是个争议话题，他们一定不会相信。
袭击进化论的完美风暴正是新的反智主义作祟的完美例证，它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宗教基要主义的复苏，更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缺陷和大部分媒体缺乏科学素养的结果。进化论之役往往被描绘成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但它实际上是造成当今美国社会非理性盛行的种种文化力量的缩影。反进化论主义一直延续至今，近二十年来又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重新登台，这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格格不入。2005年8月30日，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但因为前一天袭击墨西哥湾区的卡特里娜飓风而未受媒体关注。但对那些花了心思阅读的人来说，皮尤论坛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一场和新奥尔良的天灾人祸同样严峻的智识灾难。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公立学校同时讲授进化论和创造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基于《创世纪》故事的基要主义核心信条。仅有不到半数美国人（48%）接受各种形式的进化论（甚至包括上帝引导下的进化），而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人只有26%。足足有42%的人认为，自宇宙诞生以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一直共存着。[24]
对科学如此严重的无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宗教基要主义，因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进化论的美国人的比例要比相信《圣经》字面解释的人高出15个百分点。一定有别的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美国中小学和很多社区大学低下的科学教育水平。从皮尤对进化论的调查中所体现的教育水平差异，我们可以轻松推断出，大学以下的教育机构中，科学教育质量十分低劣。只有27%的大学毕业生相信各种生物一直都是如今的形态——尽管这个数字本身已经高得惊人了——没有接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里有42%、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里有一半坚持创造论观点，坚信各种生物万世不变。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误以为科学家在进化论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争议——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宗教右翼所谓进化论和其他荒唐的想法一样“只是一种理论”，缺乏科学验证的迷魂汤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效果。反进化论者争辩道，既然进化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那么就不必，也不能视之为科学真理。
进化论在细节方面自然有很多科学上的分歧，但整体而言，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已是主流科学界的定论。支持“只是一种理论”这条流行论据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有我们全国对特定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漠不关心的态度。很多美国人并不理解“理论”一词在日常生活和科学中的不同意义。对科学家来说，一种理论指的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系列原理，其既要得到观测的支持，又要作为检验和同行评议的对象；科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新的测量工具和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修正。日常用语中的“理论”指的不过是基于有限或错误的信息所作的猜测——很多美国人就是这么理解科学理论的。对于那些把“理论”一词视同无端猜测的人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末日迷踪》迷“我的理论是，再发生一次恐怖袭击之后，世界末日就要来了”的说法无异。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是非科学理论的典型例子：每一次预言都没有按时发生，而预言家们所做的只不过为预言的应验挑了个新日子。某个具体的预测也许是错的，但预言本身却总是不朽且无法验证的超自然真理。说到底，谁能证明世界不会毁于下一场大灾难？而在科学领域，新的信息要么是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观测结果证伪人们长期相信的地心说那样打破了错误理论，要么就是证实了先前根据不够完善的信息而得出的理论。
对反进化论风暴贡献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对中小学教育的地方控制，美国的这种传统导致全国教育质量长期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在欧洲，各国都有统一的全国课程标准：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也许和皮埃蒙特地区不同，但两地的高中毕业生学到的都是同样的科学知识。而在美国，文化之争的地区差异——基要主义在南方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势力强大——意味着那些地区的教师就算自己相信进化论，也不敢在他们的生物课上引入相关内容。教育研究机构托马斯·B.福特汉姆基金会（Thomas B.Fordham Foundation）在新千年之交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州——大部分位于南方和中西部——不但不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的基本事实，甚至也没有让他们了解到达尔文的理论对所有现代科学思想的重要意义。[25]
屈服于反进化论者的学校最常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在课堂上回避“进化论”之类的词，而换成“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之类毫无意义的空洞说法。生物进化论经常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太阳系的历史，相对于人的尊严问题，它不会让基要主义者们感到那么不安。俄亥俄州是在福特汉姆报告中评分较低的州之一，俄亥俄州奥伯林市的生物教师罗恩·毕尔（Ron Bier）向《纽约时报》总结了他的教学策略。他认为，讲授进化论是有必要的，但为了避免刺激笃信基要主义的家长，他“尽可能地把教学内容化整为零”，而不是作为一个“单元”来讲解。毕尔补充说：“我不会去强迫什么，不会就此和学生们争论。”[26]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不能传授知识——传授知识的过程往往会引发不少争议——那教育还有什么意义？不过，消极被动和教师们回避争议的做法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很多教师——他们就是存在同样缺陷的公立学校的产物——本身就不理解进化论。得克萨斯大学研究人员199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公立学校生物教师认为人和恐龙曾经同时生存在地球上。[27]我们也许无法从这样的错误认识中明确推断出教师的宗教信仰，不过倒是很能让我们看清楚相当多的教师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糟糕。一个不知道恐龙在智人出现之前早已灭绝的教师连讲授十九世纪末的生物知识都不够格，更遑论讲授现代生物学了。（近期没有类似的研究，因此我们没法知道如今的高中生物教师是不是比二十年前的教师们懂得更多科学知识。但是，由于来自畏惧信仰基要主义的家长的管理人员的压力，很多教师在课堂上回避了“进化”一词。我在过去十年中采访的高中教师中，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痛处。）
更麻烦的是，美国人似乎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同样无知。美国恐怕是发达国家中宗教气氛最浓厚的国家，但绝大多数美国人说不出四福音书的名称，不知道《创世记》是圣经的第一卷[28]。既然公民们连创造万物的故事出自何处都搞不明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理解创造论的意义，指望他们在是否应当在课堂中讲授创造论的问题上作出有见地的决定？既然他们曾经和别的无数儿童一起坐在视“进化”一词为禁忌的课堂里，听着老师说人和恐龙曾经一起漫步地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对进化的含义有丝毫了解？
信息娱乐文化加深了公众在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无知。新闻媒体在提到进化时秉持着虚假的客观，和面对哈米吉多顿的末世景象之类的其他“争议问题”时一样。就连有关自然的纪录片中都很少提到进化。2005年风靡一时的热门电影《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记录了帝企鹅奇特的繁殖习性，在大银幕上的南极洲之旅中完全回避了进化论。事实上，帝企鹅是以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为基础的进化论教科书式的例子，在大学生物课程中经常被提到。为了交配，这些企鹅会离开它们平常的觅食地，到70英里之外寻找能在南极洲狂暴的冬天为它们提供些许庇护的场所。产卵之后，雌性企鹅已经非常饥饿，只能把卵交给雄性孵化。雌性企鹅随后回到水中饱餐一顿，好有力量再次跋涉70英里，及时赶回喂养后代，和亟需回到海中的饥饿雄性换班。
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帝企鹅是随机突变、自然选择和适应恶劣气候的典型例子。面对同样的事实，创造论或智能设计论信徒看到的不是其中的低效，而是“神迹”。为什么“智能设计者”会把繁殖地放在觅食地的70英里之外？为什么会让生物处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之下？那些相信上帝之手执掌一切的人从来不会回答这些问题。宗教保守主义者盛赞这部电影，不光是因为它证明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而且还认为它褒扬了“一夫一妻制、牺牲、抚育子女等传统准则”[29]。不过，这些企鹅家庭的一夫一妻制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周期：小企鹅长大到可以独立生存之后，企鹅爸爸和企鹅妈妈便笨拙地挪回大洋，原来的家庭成员终生不复再见。等到下一个繁殖周期，它们会各自选择新的伴侣。不过这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只要决定这一切的是全能的神，那么每次不同的一夫一妻制似乎也足够好了。
我们丝毫不用猜测，假如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国家地理）和发行方（华纳独立电影公司）在片中用了“进化”一词，这部电影在美国会有什么样的票房表现。2001年，公共电视网（PBS）推出了一部八集纪录片和用于学校教学的配套资料，并大胆地取名为《进化》（Evolution）。基督教右翼因此而大怒，给这部片子打上了反宗教、不科学宣传的标签，成功地阻止了配套教育资料进入大部分美国学校。此外，关于进化论的这部纪录片还促使布什政府开始调查PBS制作的各类节目中的“自由主义偏见”，并为一个政府项目未来的预算削减提供了借口，而这个项目原本就在宗教右翼的打击目标之列。可想而知，PBS也许也在特朗普想要大幅削减预算的政府资助机构名单上。如果类似削减艺术资助的提案在国会通过，我们也许只能在全国各地剩下的PBS电视台上看到引自英国的片子了。另一个证明美国反智主义顽固存在的证据是，美国是唯一依然认为对有教育目的的电视网络的公共资助“存在争议”的发达国家。
在进化论之战中，智能设计论者发起的攻势尤为值得一提，他们颇为擅长运用知识和科学词汇来攻击那些反对以宗教理由攻击进化论的“精英”科学家，并以此在很多社群中取得了成功。总部位于西雅图、由极右保守主义者资助的智库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是智能设计运动的急先锋。发现研究所的运营者是能言善辩、熟谙媒体的右翼分子，他们的办法是淡化宗教色彩，高调宣传科学界中少数叛逆分子的反达尔文主义观点，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和宗教右翼有牵连。受到尊重和认可的主流科学家完全拒绝接受这些人的观点，智能设计论者却视之为自由主义权势集团保护其达尔文主义势力阴谋的证据。发现研究所的发言人经常把他们坚持反主流信仰的研究者们比作哥白尼和伽利略那样曾一度被嘲讽的天才——他们狡猾地略过了一个事实，反对日心说的并不是其他探索科学真理的人，而是罗马天主教廷。智能设计论并不坚持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的说法，但却把生命的复杂性证明了设计者的存在这个并不科学的假设当作基础。“如果你想把设计者叫作上帝，那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是智能设计论的口号——另外还有“讲授争议”。企鹅为了繁殖穿越冰封荒原的过程中存在致命的低效，血液需要在无数种蛋白质的帮助下才能凝结从而避免人们失血而死，这些事实并未被看作自然界的偶然，而是被当作刻意而为的奇迹。为什么指导一切的智能存在会让他/她创造出来的生灵生存得那么艰难？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法给出答案。让教育工作者们在进化论问题上“讲授争议”，无异于让历史学家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讲授争议”。
智能设计的支持者们在2005年年底遭受了沉重打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E.琼斯三世（John E.Jones III）判决，禁止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市的公立学校把智能设计论作为进化论的替代理论来讲授。琼斯的判决意见直截了当，他明确指出，智能设计论是宗教，而不是科学理论，因此，在学校中讲授该理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条款。“毫无疑问，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美，”琼斯总结道，“但是，某种科学理论尚不能解释所有细节的事实并不能被当作借口，借此强行把无法检验、以宗教为基础的另类假说塞进科学教室，或曲解已被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30]琼斯以科学为基石的意见当然不会是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定论。
当布什公开支持讲授智能设计论时，不出意料，宗教右派欢呼喝彩，世俗人士和宗教左派愤怒斥责，但却没有人指出，真正费解的是，一位美国总统居然站在当代科学思想的对立面。美国总统们即便对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新思潮无动于衷，在科学问题上依然总是想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总统们也足够聪明，知道自己应该闭嘴。尽管斯科普斯审判正是在柯立芝任内成为举国关注和争议的热点，人们绝对无法想象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会对讲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替代理论和进化论等问题大发议论。特朗普目前尚未卷入有关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争议，但由罗马天主教皈依新教福音派，十分保守的副总统彭斯（Pence）却曾在数不清的场合中诋毁进化论作为科学定论的理念。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在宗教问题上从未表现出特别兴趣，但绝大部分支持者都属于右翼福音派教徒的特朗普把宗教问题“外包”给了彭斯。倘若如此，进化论——还有与对《圣经》的字面诠释有所冲突的任何科学议题——在公立学校中的处境在未来几年里也许会每况愈下。由于成长背景中加尔文教派信仰影响强烈的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致力于用公共资金资助有宗教背景的特许学校，上面那种可能性愈发的高。
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前辈们不同，从小镇上的学校董事会到华盛顿的权力走廊，如今的反理性主义运动已经上上下下彻底政治化了。因为在公共电视频道上的节目中支持科学和理性主义、反对基要主义的内容长期遭受宗教和政治右翼抨击，曾［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中］长期担任政治助理的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在一段讽刺末日景象的演讲中如此描述反理性主义运动的政治化：“在我有生之年，政治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欺骗与妄想已经不再边缘化。它们已经从边缘爬了进来，坐上了椭圆形办公室和国会的权力宝座。有史以来头一次，意识形态和神学理论垄断了华盛顿的权力。神学理论坚持着无法证实的观点；各种意识形态坚守着与众所周知的现实相冲突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神学理论产下的后代并不一定有害，但却总是盲目的。这就是危险所在；选民与政客一样，对事实浑然不觉。”[31]在属于政治化的反理性主义的国度，伙计们信什么，事实真相就是什么。
问题在于，为什么是现在。相较于过去二十五年来反理性主义的政治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宗教基要主义的回潮十分容易理解。二十世纪早期的基要主义和二十世纪晚期的反理性主义都激发了对现代主义更加普遍的恐惧和对世俗主义的仇恨，受这些向来都是美国反智主义重要元素的情绪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宗教右翼。但二十年代反动的基要主义深深地根植于对更单纯的时代的怀念——传统宗教只是这种怀念之中的一环。造就当时最重要的民粹主义和基要主义政客布莱恩的，是十九世纪晚期以小镇为主的尚未堕落的美国，那时的美国认为自己独享神佑，完全无须外界专家启蒙。难怪，基要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会吸引那么多渴望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那么危险的世界的人。
伊甸园式的过往对如今怒斥专家、科学家和知识界“精英”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固然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回到2001年9月11日之前那个安全——或者说自以为安全——的世界，但反理性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兴起早在这场恐怖袭击几十年之前。还是说，我们渴望的不是有形的安全，而是数字革命之前那个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尚未被技术隔阂分开的世界？随着特朗普的崛起，一种新的怀旧情绪加入了反理性主义的大杂烩——对一个不那么城市化，白人更多，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移民更少，总是吹捧基督教（和后来的犹太—基督教）认同的国家的理想化。特朗普本人当然不是他所颂扬的那个更单纯、更乡村的社会的产物——在那样的社会中，美国人总是会赢得所有战争，只欢迎白皮肤的移民。众所周知，总统来自大城市。他的祖父是德国移民，他的母亲是苏格兰移民（尽管他们都长着受青睐的白皮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他的移民祖父会预料到自己的孙子——不管他有没有当上总统——会公然蔑视知识与专业问题。特朗普迎合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很多反智言论放在1917年的地产商口中都会显得不合时宜，更不用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了。同样，从特朗普的个人经历当中，我们找不到为他当选总统创造了条件的反智怀旧情绪浪潮的真正原因。
那些不仅与智识现代主义和科学相悖，更与对美国的建立居功至伟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传统为敌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对美国人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要尝试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分析看似矛盾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起步，它们早在美利坚民族诞生之前便塑造了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幼年之时便成了美国试验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力量中有一大部分都兼有对知识的深切崇尚和对拥有太多知识的严重疑虑；它们经历了第一代美国人民绝对预想不到的经济和人口变化，并延续和演变到了我们如今的非理性时代。
注释：
[1]语出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原文为“我们在此立志宣誓，不能让这些死者白白死去。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译者注
[2]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ireside Chats(New York,1995),pp.48-49,62-63.
[3]George Orwell,“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Horizon 76(London,1946);www.orwell.ru/library/essays/politics/english/e_polit.
[4]麦当娜的原话为To the detractors that insist this march will never add up to anything:Fuck you.——译者注
[5]Helen Dewar and Dana Milbank,“Cheney Dismisses Critic with Obscenity,”The Washington Post,Jane 25,2004.
[6]Russell Baker,“Talking It Up,”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11,2006.
[7]利伯拉契（1919—1987），美国钢琴家、歌手、演员。在他名望最高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利伯拉契是全世界收入最高的艺人。——译者注
[8]利伯拉契在1957年第一次说了这句话，当时他刚刚赢得对英国小报《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诽谤诉讼。发表在这份报纸上的一篇专栏文章说这位艺人是“要命的、眨着眼的、嬉皮笑脸的、依偎着的、花哨的、气味独特的、鲜艳的、笑呵呵的、水果味的、扭捏作态的、冰封的一堆母爱”。
[9]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1963),p.22.
[10]Ron Suskind,“Without a Doubt,”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ober 17,2004.
[11]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New York,1985),p.16.
[12]In“HBO Criticized for Pushing TV to Infants,”Associated Press,May 12,2005.
[13]勒德分子（Luddite），指反对技术进步的人。得名于十九世纪用破坏纺织机的方式表达抗议的英国纺织工人。——译者注
[14]Steven Johnson,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New York,2005),p.181.
[15]Ibid.,p.183.
[16]See Nancy Gibbs,“Apocalypse Now,”Time,July 1,2002.
[17]基督教著名赞美诗。“万古磐石”又为耶稣基督别称之一。——译者注
[18]莱希于2016年7月去世。
[19]《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亦引申出“毁灭世界的大灾难”“世界末日”等涵义。——译者注
[20]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又译经律主义，认为《圣经》字面意义不具有隐喻与象征，主张完全依照字面意义理解《圣经》。——译者注
[21]“The Religious and Other Beliefs of Americans 2003,”Harris Interactive Poll,February 26,2003.
[22]Gibbs,“Apocalypse Now.”
[23]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New York,1931),p.171.
[24]“Public Divided on Origins of Life,”August 30,2005,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www.pewforum.org.
[25]“Good Science,Bad Science:Teaching Evolution in the States,”Thomas B.Fordham Foundation,September 1,2000,figure I,www.edexcellence.net.
[26]Cornelia Dean,“Evolution Takes a Back Seat in U.S.Classes,”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005.
[27]George E.Webb,TheEvolution Controversy in America(Lexington,K.Y.,1994),p.254.
[28]George Gallup,The Role of the Bible in American Society(Princeton,N.J.,1990),p.17,Genesis reference in Steven Prothero,Religious Literacy(San Francisco,2007),p.12.
[29]Michael Medved,“March of the Conservatives:Penguin Film as Political Fodder,”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2005.
[30]Kitzmiller vs.Dover School District,U.S.District Court for the Middle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case no.04CV2688.
[31]Bill Moyers,“The Delusional Is No Longer Marginal,”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2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