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此话多少有些过誉之嫌。实际上彭定康对香港情况了解甚少，不似前任总督们本身就是中国通、香港通，或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官员。而彭定康虽说在就任港督中来头最大，但也是对香港了解最少的人。他只是一名显赫的政客，并无实际管理的经验，由他主政香港，在今后五年中能否圆满划上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句号还很难说。
彭定康很可能是那种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那种人。香港《明报》载文说道：过渡期最后五年在港府，将由一位对中国和香港氕务不熟悉、在英政坛新惨败的人来领导，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更不能不令人对首相梅杰漠视香港利益及英国舆论的态度，深深感到失望。
更有港人这样说：任命彭定康为香港总督是梅杰给自己落选同伴的安慰奖。梅杰之所以任命彭定康是基于对他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而不是以香港的前途为出发点的。彭定康知道自己的弱项。他知道该怎样取长补短。别出心裁的就职仪式就是补短措施之一。紧接着他又在上任后的第二天，身着便服，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巡视了繁华热闹的旺角市区，并不断与购物的市民握手致意。回到港府，他又打破惯例，在港督府内的草坪上召开了他来港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其情状很像克林顿常在白宫草坪会见记者一样，说明他的确非同一般，加上他妙语如珠，思想深郁，举止透明，立时博得港人的一片喝彩声。
上任第三天，港督府外来了一群示威者。这是一群无证妈妈的丈夫，他们牵儿携女，来到这里要求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考虑，让他们和无证妈妈团聚。谁知因没有事先申请而受到警方的拦阻，在争执中，双方发生冲突，一时造成交通阻塞。这时，彭定康突然信步从督府走出，态度和蔼地来到请愿者们中间，接过请愿信，随之又和他们攀谈起来。他的举动令数百名请愿者立时化干戈为玉帛，请愿者为之欢呼鼓掌。一场冲突就这样被彭定康化解了。
短短的数天，彭定康就获得极大的声誉。中国政府也期望彭定康和前任港督卫奕信一样，在过渡时期，使香港平稳安定健康发展，就像他的名字蕴含的意义。但是，彭定康没过多久，就露出了他的另一副嘴脸。1992年5月24日，英国外交部新任香港事务次官顾立德来到香港。他是奉梅杰之命来向中国发难的。梅杰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太迁就中国的压力了，太偏重维护中国的利益了，应该重新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找回英国的名誉和与之相匹配的利益。顾立德就是基于这一指示来到香港的。
这和彭定康来香港之后所作的对中国政府的亲和态度多少有些相悖。彭定康原本并不想花多大的气力用在香港的管理和建设上，他也不打算与中国建立什么真正友善的深入交流，他所作的亲和态度是有限的和表面意义上的，他来香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个山水当然不是香港的山水，而是英国政界的山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决不允许失败。俗话说大意失荆州，他本来此时应该统领英国政界的，但由于大意，致使阴沟翻船，他才含恨离乡背井屈就香港。他的跟头摔在英国，所以他还要在那里爬起来，他的注意力一直在英国本土，而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的这些表现完全是习惯使然，就像一个对人体烂熟于心的职业画家，即使飞速瞄上眼前的对象一眼，就能按照自己的绘画经验画得八九不离十。他还是个善于利用新闻媒介的高手，在他的眼里，那些记者们就是他撒豆成兵用来呼风唤雨的借用力量，他用政治的魔法驱使他们，奴役他们，把他们哄得团团转。用了这个本水，就会啦半功倍，就会做一点点事而炒得沸沸扬扬普天下都知道。因了这些原由，彭定康就想在香港轻松三五年，尽量不惹囀，等香港平安过渡至1997年自己功德圆满衣锦还乡回到伦敦后再图发展。所以他尽量做出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姿态，以平民化的形象博得香港市民的好感等等。
但是，顾立德一来，带来了梅杰的授意，他立时就更改了自己的程序，重新制定了新的战略。
梅杰的关于香港的授意提醒了彭定康。梅杰主张用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来找回英国丢失的面子，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以高举自由和民主的大旗来吸引国际舆论，即使中国政府得到了香港，也让其声名狼藉等等。而所有这些套路，都是属于政治概念的，都是政治化很强的东西，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如果在香港的任期所有工作都是这样的性质，那么，彭定康是最佳的人选。因为他只善于破坏，只善于摧毁，只善于搞政治运动，而不会建设，不会脚踏实地去工作。他是政坛斗士，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外交事务专家。他是一位党派政治家，而不是政府行政官员。
美国学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曾这样说他：他具有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魅力和个人吸引力，而这些品质对于香港来说是新的，最初给人们以很成功的印象……在伦敦，彭定康以强硬和不敏感闻名，一直有点像梅杰首相的打手；他到香港之后还被人控告有诽谤行为，他不得不去了结（保守党支付了赔偿金，以便他能空出手干他的工作）。彭定康是梅杰1992年后来居上的胜利的设计师，得到首相的强有力的支持，他经常对香港人和北京说，他是首相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和私友……
基于这一切原因，彭定康选择了梅杰指定的路线，因为这更适合他的秉性，适合他的风格。他不再装模作样去搞什么平民化了，不再扭怩作态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了。他可以赤裸裸大干了。
他要把香港当作他的政治战场，以终结香港为代价向英国政界和本国人民阐释他的个人能量。他企盼着将香港变成政治角斗场，他是和中国进行决斗的独一无二的主角，他的孤胆奋战会换来本国人民的喝彩声，就像欢迎卫国英雄一样在大选时投他的票，把他迎进唐宁街10号……于是他决定再次冒险。
顾立德到达香港后说，为了将香港真正变成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城市，香港政制应该加快改革，关于香港立法局增加直选议席问题，将会提到英国首相领导的香港事务委员会上讨论，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1990年4月4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署和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包括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令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基本法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
这是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从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2月17日的多次修改完善后报请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它是我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的基本法律，它的修改权应该在主权国家，港英政府岂能修改？但是，彭定康却一意孤行。
1992年10月7日，他抛出了精心策划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一一《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
首先，他提出了立法局与行政局分家问题。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就提出过此类动议，它们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一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绿皮书宣布，其主要目标是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
具体安排如下：
1逐步改变立法局的组成与产生办法，由民选议员取代委任非官守议员，减少官守议员，并由间接选举过渡到直接选举；
2逐步改变行政局的组成，大多数委任非官守议员由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自行互选出来的人选所取代，相应减少港督委任的议员；
3赋予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更多参与政务的权责，在政府中实际担任类似一些国家由民选代表担任的部长职位，为日后实行某种形式的部长制作准备；
4逐步改变港督的职权与地位，将来在适当的时候，立法局由非官守议员自行互选一人为议长，港督不再出任立法局主席；港督人选，将来可由行政、立法两局全体非官守议员组成的选举团磋商后选出。
港英当局何以如此热切地推行政制改革？香港舆论界道破了他们的真正用心：
港英当局的代议政制改革，如果执行顺利，肯定会带来香港政治制度的彻底转变，在1997年前建立起一个立根于香港、在政治上倾向于英国、能隔离中央主权影响的西敏寺式的政权机构，使中国在恢复行使主权时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如果遇到阻力，这项改革又可成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温床，使中国陷入反对民主同港人对立的两难处境，最终同样可以削弱中国将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能力。
这就是说，英国人在撒走之前，要将香港造就成一个自行其是的城市。它只听命于英国人，只欣赏英囯政体，只要英式民主与自由，别的一概不要。英国政府想用极短的时间把香港变成一个古怪的城市，一个实施过换脑手术的城市，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当作最好的馈赠留给这个城市，并包埋在城市的心脏里，这样，即使英国人离开了香港的权力中心，但凭着这些看不见的基因，它们仍可在大洋彼岸遥控这个城市，就像一条驯养多年的猎犬，仅凭一个唿哨就会听命主人。这才是英国人最深的算计。现在，彭定康把过去港英政府的打算迅速付诸实践。在《施政报告》里，他的分家方案是：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从而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行政局非正常化，不委任有正常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局等等。他还对1991年的选举方案作了大变动：变双议席双票制为单议席单票制；将功能组由以前的21个变为30个，改组别投票单位为个人投票即一人一票，这样功能组别投票人数可扩大至全港270万人，选民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他还采用变相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办法，为所谓的民主派们铺路架桥：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使其全部变为直选。成立1995年立法局选举委员会，由直选的区议员出任，由选举委员会推举10名立法局议员，使区直选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的立法局议员，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直选议员。他还规定区议员（均为直选）在立法局占10个议席。
这样一来，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40名，占由60名议员组成的立法局的三分之二，这些人可以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英国政府就可以通过这些彭式快车产生的民选人士继续在香港政府中为它们代言。
中国方面自英方发表绿皮书时就指出，这是英国单方面搞的，中国不承担义务。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姬鹏飞会见香港政务司廖本怀一行时也明确指出：
1。中国不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出现急剧变化；2过渡时期香港政制的改革，应考虑同基本法相衔接；3依据中英协议，1997年后的香港政制由基本法规定。如今，彭定康又一次挑起政改事端，立时引起大多数港人的愤怒和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香港《天天日报》载文抨击说：英国统治香港150年之多，从来没有给香港人民主，而在后过渡期不到5年的时间内，却要大大加快民主步伐，这和香港回归祖国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相信只有英国人能道其详了……
囯泰航空公司旅游与香港事务总经理、香港立法局议员杨孝华说：彭定康提出他那套政改方案后，我曾以立法局议员的身份当面向他表达过我的意见。之后，我又在香港旅游界作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香港人不认同彭定康提出的9个新的功能组的概念和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案。1992年12月，在彭与立法局议员的一次早餐会上，我把这个调查结果交给了他。他应该由此知道港人并不欣赏他的那一套。
然而，彭定康根本听不进香港各界人众的呼声。他仍我行我素。
1992年10月，彭定康又来到北京，为香港的新机场兴建问题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由于香港的特殊位置，它已发展成为国际和区域性航空中心。但早已启用的启德机场的容量已接近极限，如不设法解决，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的长期经济发展。
1989年10月，港英政府决定在大屿山北面的赤腊角劈山填海，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只是这机场的预算着实令入吃惊：全部投资费用竟高达千亿港元（最初估计要花160亿美元，后又估计为23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