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局限的长期存在，我国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普遍地发生主体性失落的现象，因而才需要探讨文学主体性，把文艺学研究的重点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转移到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从机械的如实摹写的反映论转换成人的主体论。应该承认，文学主体性理论确是克服机械反映论弊病的一剂相当有效的药丸。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提倡和阐发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同样不能“唯我独优”。文学主体性、主体论文艺学，同客体论文艺学、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一样，也不是万能的、涵概一切的，也有它的理论边界和局限性。如果把文学主体性、主体论文艺学神化，就会走到另一极端。事实上，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倡者已经表露出这种倾向-似乎以前的文艺学理论都不行，唯有文学主体性理论最好。在刘再复的许多文章里，时常流露出一种意向，即似乎以前的客体论文学理论特别是认识论文艺学都是过时的、落后的、无用的，而且几乎都是“机械反映论”的，无形中在客体论文学理论和认识论文艺学同“机械反映论”之间划上了等号。的确，“机械反映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过去的文艺学中它们也的确肆虐过。但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一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客体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都是“机械反映论”，不能因为要反对“机械反映论”、要纠正过去只重客体而忽视主体的理论偏颇，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客体论文艺学一律反对，结果连客体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的存在权利也剥夺了。二是要明确，同主体论文艺学一样，客体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也有它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庞大的文艺学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还特别要注意，虽然过去认识论文艺学受到“机械反映论”的严重污染，但认识论文艺学和“机械反映论”二者绝不是一回事儿，尤其要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艺学同“机械反映论”有着根本区别。
第二，主体论文艺学的倡导还是八十年代的文艺学研究重心从“外”向“内”转折的重要表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无论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批评，曾经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带倾向性的现象，即所谓“向内转”-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喜欢它还是讨厌它，不管今天对它如何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扬还是批判；但它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历史上曾有的一个客观事实，却是不能否认的。创作实践上的“向内转”，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就其主要趋向而言，是从以往更注重再现外在现实转而更注重表现内心世界。理论批评中的“向内转”同创作实践上的“向内转”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理论表现；但理论批评中的“向内转”，除了创作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而且它还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理论批评中的“向内转”，主要表现在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文学主体性”的提倡、文艺心理学成为一门显学、文艺美学的创建等几个方面，而其中“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倡无疑是其最显着的表现。“文学主体性”作为“向内转”的重要表现，主要是在理论上从以往强调写外在现实转而强调写人的内在心灵、精神世界，强调向人的内宇宙延伸，强调文学是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突出了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创作对象和接受主体的内在心理和精神特点的研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学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重在研究文学的自身规律的话语体系；总之，从整体上说，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倡表明，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位移，即从重文学的外在关系的研究转而重文学内在特性、文学自身种种问题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在如下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说已经达成共识：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上，新时期以前几十年一直是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处于主流地位甚至霸主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用某些学者的话说，研究的重心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或“外部规律”，即文学与它之外的种种事物的关系；而相对来说对文学的“文学性”，文学自身的形式要素和特点，文学自身的内在结构，文学的文体、体裁，文学的叙事学问题，文学的语言和言语问题，文学的修辞学问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精神现象、乃至其他艺术现象的特征等等，则关注得不够、甚至不关注不重视，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就是不太关心或忽视了文学的“内部关系”或“内部规律”的研究。（顺便说一说，对这种所谓“外部关系”、“外部规律”以及“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提法之是否科学，一直存在争论。有的学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所谓文学的“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其实正是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规律”，是规定了文学的本质特性的关系和规律。在我们看来，“外部”与“内部”，本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某种范围里是“外部”，在另一范围里则是“内部”；从某种角度看是“外部”，从另一种角度看则是“内部”。
刘再复关于“内部”于“外部”的提法过于绝对化。在此，我们对这种争论的是非曲直崭且不作详细讨论，只是为了方便姑且使用“外部”、“内部”指称我们要说明的对象）。以往的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等）关注和研究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这些“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并没有错-当然，这里所谓“没有错”，不包括那些庸俗化的研究，例如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文艺学是必须进行这些研究、重视这些研究的；而且至今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我们还应该大大发展和加强科学的文艺社会学、文艺认识论、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哲学、文艺文化学……的研究，深刻地和科学地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各种同它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的关系。我们以往的文艺学的偏颇和弱点，不在于曾经进行了这些“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在于进行了不正确不科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内部关系”的研究。
具体说，一，进行这些“外部关系”研究时曾经出现过将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政治等关系“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二，进行这些研究时具有某种“封闭心态”、“单一心态”、“排他心态”，甚至是如前面在谈从重客体到重主体的转折时所说现实主义理论的某种“唯我独优”、“唯我独尊”的“盟主”或“霸权”心态，以至于我们的文艺学确确实实曾经只注意或只重视文学的所谓“外部关系”和“外部规律”的研究，而不够重视或忽视甚至“蔑视”文学的所谓“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那是“小道末技”，那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那是重形式轻内容，那是西方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那是“唯心主义”的学术倾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而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倡导，无疑是对以往重“外”轻“内”弊病的有力匡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倡导者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即重“内”轻“外”，鄙薄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似乎一切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与文学本身无关，只有所谓“内部关系”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如果说这不是对真正的文学理论的误解，那么就是一种学术偏见。刘再复就是这样把“外部”和“内部”截然对立起来的。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他所批评的对象的同样的弊病。
“文学主体性”的局限
前面说过，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都既有其优势又有其局限。“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局限，一方面是它的倡导者理论素养和哲学功底的不足给它造成的局限和缺陷；另方面是它同任何理论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它的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
先说第一个方面：倡导者理论素养和哲学功底的不足给“文学主体性”理论造成的局限和缺陷。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刘再复本人的理论素养和哲学根柢不深，他在从李泽厚那里接过“主体性”命题并运用于文艺学时，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李泽厚的弱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李泽厚理论论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譬如，李泽厚在1976年前写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1981年发表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是从“人性发生学”角度来阐释“人类主体性”问题的。他以“人类超生物种族的存在，力量和结构”的强调为开端，认为，人类主体性在漫长的历史性活动中展现为主观及客观两种显示形态：客观形态为实践性的工艺－社会结构；主观形态为精神性文化－心理结构。而这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人性的载体，凝聚人类文化价值信息，它是受制于工艺－社会结构，并萌生和展开于这一结构的历史性进化过程中。正是由于人类发展中的这两大显现形态的历史生成和进化，人类拥有了区别于一般生物界的人性发生，拥有了主体性的内化形态，或称精神主体性。刘再复就是从这里入手汲取其中哲学思想的养份，衍生出自己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但当他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美学体系进行再阐发时，正如夏中义所指出的，着力点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即由人性发生学的外在群体性研究转向人性形态学的内在个体性研究。李泽厚的人类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是从人类群体本性的历史发生出发，强调外在客观即实践工艺－社会结构之于人性发生的重要作用的。在李泽厚看来，“主体性”是指受制于历史具体性的人类的实践力量和心理结构，它虽然更侧重于主体和知、情、意的心理结构，但它最终仍是物质生产为前导的“全部世界史的成果”，是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终极制约中发生的。“主体性”作为某种超生物性不仅受制于自然律，而且受制于人类社会所衍生的历史律。
显然，在李泽厚的人性发生学论述中，主体性与客观历史性的关系是重要的，文学主体与包括物质前提在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精神血缘是无法割裂的。然而，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到了刘再复这里，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人性发生学角度被人性形态学论述所替代，人类群体外在结构的强调被人类个体心灵内在诗化形态所置换，而“文学主体”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血缘关系也在这替代置换中被一笔抹去，变成一个游离于历史客观制约之外的精神主体。刘再复虽然也谈到人的“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的“受动性”，但他在具体论述中，却在实际上撇开“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的一面，只注意“主观能动性”一面。于是主体性被等同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学的主体性便超越历史及文化背景的制约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主体。如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所描述的：“作家精神需求带有无限性，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想象力，谋求超越时空的限制。作家永远不知道满足，他们总是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精神领域，把自己的心灵生活无限制地向外延伸。”由于文学中这个拥有无限丰富可能性和创造性内涵的精神主体的存在，文学也被刘再复誉为：“精神主体学”、“深层精神主体学”、“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显然，从李泽厚的人类实践主体论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原本受制于历史现实的有限能动的“主体”，变成了一个超越现实关系的无限能动的“主体”，那个立足于一定物质前提的历史关联中人类群体，变成一个天马行空，自由往来的精神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