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在七十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复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宄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臼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笮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汾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
至少是心理情绪上要求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于是才有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的愿望及其有限度的实现：新文化由是开始发端；新文学由是开始生长；被严酷的封建秩序束缚、禁锢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由是开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一一尽管这一切均是初萌状态的，而且随后还受到无尽的折磨和抑制。显然，要是没有那个完整的和彻底反封建传统的抗争，为今日的发展所拥有的一切基础也许都不存在口中国社会古旧的伦常礼教及其所铸成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积习所造成的危害，也许处于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的知识界最能痛切地感受到。只要想想数十年后我们仍能感到封建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驱者的“粗暴”和“偏激”。这里是陈独秀致胡适书中的一段话：“改良文学之先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一卷第四十三页）还有鲁迅关于“不读古书”的惊世骇俗的宣告。鲁迅把自己对旧文化的深入了解喻为曾经纵酒”伤了肠胃。其实他的“戒酒”（至少是劝人“戒酒”）的决绝与他的发现酒中有毒即发现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有关。五四一代“多看外国书”以及引进西方观念的倡导，意在使中国人挣扎束缚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进思维习俗、陈独秀标榜的《新青年》的两大罪状，即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显然是以民主、科学的提倡以彻底反抗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
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文革”的文化命题只是发动动乱的政治目的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灾难却是真实的结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义上的。显然它所推进的现代迷信狂热，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对象的延展，它体现封建体系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废墟，正是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彻底背逆而不说明其他。
许多人受到了传统文明湮没与传统爻化断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兴旧物的祈愿。这种沦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变异及罪恶决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担，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给予人们的觉醒，若导向古旧传统的追恋，只能是悲剧的倒退。
个人崇拜导致神权的复活，人性的泯灭和沦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而使民主、科学精神荡涤无余。事实正是“文革”再度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因袭之顽强的警惕，使人们重燃反抗传统的意愿，这和当年的激烈反抗旧传统与认识到构成传统的封建思想体系不可分。
中国缺乏的不是对传统的背定和礼赞，恰恰是怀疑和批判精神。几千年的恶梦不会轻易离开我们，需要的倒是重新审视与必要的挣脱。为此，五四以来的先进知识界，无不以激情面向西方面向现代义明。那一代盗火者，宁肯为鹰啄而流血，仍以做一个传统的逆子而荣。
那些耽心引进西学而忘却或消失传统的人，他们的缺少自信是对中国历史的不甚了解。这片占大陆犹如一个其大无比的泥淖。它对异己文化的吞噬力，惊人地强大。任何新异之物都会在“中国式”的名义下被“改造”为真止的“土产”。其实人们尽可放心，中国即使玉十年，乃至一百年不谈传统，传统也不会消亡。真正可怕的是旧传统对于新生之物的强暴吞并和“改造”。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感到悲哀的并不是五四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而是当年那种锐气的减弱，以及它的一些有限成果的丧失，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是渐进的，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是惊人的。
中国因内忧外患而急于寻求出路。三十年代开始，弥漫整个知识界的，是追求前进的革命意识的引进和传播。这种传播使自由竞争的局面渐趋消弥。学术和创作活动的加速意识形态化与当时社会选择高度一致，它造成由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的局面。
上述局面在四十年代因行政力量的鼓励而强化。当时的形势要求确立以农民为本位的思想文化结构，并以此推进新进事业。文学艺术中推行排它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造成新的文化一统化。因为情势发展的需要，农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高了民间村社的思维样式和文艺样式的权威地位。它为统一文化提供了模型。因农民文化本体而间门传统文化的览盖，行政性的号召和运动的方式也使学术民主的位托受到危害。文化的大一统，是说建专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现象，行政的推进印领导艺术运动的方式，体现厂卨度的集中意志这些运动的权力施与以及强制推进的结果，只能是文艺和学术的非民主和非自由化，必然与五四多元、民主和自由的传统相背离它的屯向五四反而而与匀初的反抗对象妥协是必然的。
从上一代知识齐醒了中闰的封建长夜之梦。这片沉车：深厚的贫土地。我们用近一西年的时光试图走出，然而不能。我们収们和心灵的承受，显然比前辈更为严峻。不仅有一个完整的旧封建传统亟待清笕，而且还有一个以最寸新的名目出现的新的封建意识需要清算。我们陷入魔屋。我们因找不到出去的通道而感到西沔弗斯的悲哀。传统梦似乎没旮醒的时候。它如阴云笼罩，它造成极大的心理病态。
意识构成和思维办式的高度统一化。极大程度地束缚了中国人的心智。传统的中闺文化不仅未曾改造中国，反两成为无情缠缚中围人心灵之树的铁丝，中国人的深层心插结构中的恋旧情结，成为中闰人心理病态综合症最大的潜因。中国人一方面承受着浓重的因袭的负担。一方面又承受着近数十年“寻找药又”而药不对症的新的文化思想重负。
密不透风的传统病使几代人陷入困境。突围需要血战，而血战又需要源源不断的志士仁人。知识者自身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状态无情地扼杀了生机。一百年前，在西方的坚船利甲面前，中国于惊恐之余猛醒而坚决面向现代世界。但自那时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恶谥不绝。悲剧的命运从来属于盗火者。因此我们悲凉，我们宁愿肝脏被啄而选择高加索山顶的峭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