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当初人们起用“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怀有弃旧图新的兴奋。这个概念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即与我们所指称的新时期相对，存在着一个旧的文学时期。一个文学形态发展到了极限原有的一些朝气和新意的基本丧失，五四文学的传统性受到极大损害，文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就是与新时期相对的那个文学时代的特征。节实上，封闭性、固化状态，和畸形的大一统，已经宣告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新时期文学的涎生，是对旧文学的形态的反动。开放的、充满创造精神的文学，实现了中国作家自五四以来痛苦以求的梦想。多元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这个新的文学时代所达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高度。中国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这个十年中发挥到了极致。多种多样的试验和引进，惊心动魄的论争和批判；刊物如林，作者如潮；“主义”盛行，名家辈出创作、理论批评、评介和出版均有长足的发展。这十多年，文学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超过了“文革”结束以前的数十年，取得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最好成就。郑伯奇先生早年形容“五四”最初十年的情景，如今重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当之无愧的可与五四初期十年相比拟的又一个“伟大的十年间”。文学挣脱禁锢之后以有限的自由所创造的业绩堪称现今中国最重大的一件事件。
所有的高潮都有落潮的时候，弦绷得太紧便要断裂。持续的紧张和跃动必然寻求一个松弛的机会。我们不想在这里探讨为什么新时期文学会选择八十年代的结束宣告它的结束。但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事实上是以这一个十年的结束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的“疯长”状态最后导致创新的失控。作家主体意识的过度张扬把创作和批评推向无节制；不能不承认文学的严肃氛围因太多的随意性而受到损害；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变动诱引权力意愿的重新加强，以及一些消极力量对于这种强加的依附，这一切，使文学新时期因面对重大威胁而寻求新的出路。
九十年代在热情的冷却和激情的丧失中降临。那种冲动地追逐新潮的欲望降到最低点。表面的沉寂为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提供反思的机会，被黄子平称之为文学这只“创新的狗”终于把无休止狂奔的脚步收了回来，我们终于有可能在痛苦面前检讨过去从而设计明天。
行政性的预很难从根本上动摇业已取得的独立意识，并由自由心态支配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流通；而商品经济的威胁则有可能改变文学的现实处境。和“新时期文学”一样，要是我们赞成使用“后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我们都希望把这一概念界定在向身一一尽管它们的机会和发展从来都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八十年代后半期歼始，新时期文学内部便有新质产生并开始它的裂变：后新诗潮以反对崇高和幽雅为1标的向着新诗潮的挑战；先锋小说对于传统艺术方式的强刺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创作的渗透；以及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大步进逼。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事实，已证实它有必要通过身的调节和应变以适应继续前行的需要。仅是外部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文学内部的因素，诸如对文学自身的失度和误区的调整，以及对文学增生的新品质和新形态的确认和支持，兴然也有中国近期社会变动施加的压力，驱使新时期文学由“前”向“后”进行转型期的更迭。这种更迭不仅进一步巩固中国“文革”之后文学新旧交替的成果，也确认了八十年代经历巨大挫折之后冷静而沉稳的过渡十年推进，而为业已到临的世纪之交的文学交替提供机会和可能。
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处在一个百年的尾声，世纪末的苍茫弥漫无际，中国历史的沉重负担，加深了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的悲凉感以及这种情绪的变种或派生物如调侃或闲暇等。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文学自身的调整和发展，再加上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积淀，这一切的综合所产生的文学追求，使我们对当前文学的历史转型进行概括持有信心。现在我们的工作是给这种转型以适当的指称。不管人们是否赞同“后新时期”这个范畴，但文学的新生命已经诞生，它正在那里焦急地期着我们的确认。
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一一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阶段亦随之结束，这已是事实。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文学变革，而经十数年的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已是一枚丰满的果实，迎到了它的成熟期。从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翻译、中外文学交流等等方面看，它所已达到的兖分的程度，为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受到极大破坏的旧有文学传统的修复；冲破文化禁锢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引进西方观念方法的积极性的发扬；以及长期受到压抑的创作欲的激扬和喷发的一系列合规律的演进之后，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文学通过后新诗潮、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现象，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的条件和可能性。
前此一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喧杂和纷乱局面，一方面说明文学觉醒所已达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已痉具备了广泛实践前提下进行选择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如同地层内部岩浆的燃烧和沸腾，当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等待的只是一个爆喷的突然口和触发这种爆喷的时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被确定在向八十年代告别的时刻，这只是偶合。即使中国社会不曾发生什么，文学的转型也会在这个时间的某一时出现。
当前我们企图把九十年代歼始的文学形态作一种新的概括，被叫做后新时期的这个概念至少包含广两个意思：一是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一是作为在八十年代走过了完整阶段的中国文学，这概念确认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实质，即对它由前一个形态进入后一个形态的转型的一种归纳。对文学思潮或运动进行种概念的归纳，由此提出一种新的范畴，的在于给文学的发展以一个新的符码，便亍人们的辨识，并互期待它对文学的研究起实质性的推动。这概念并不空泛，它是一个文学阶段终结、另一个文学阶段开始的具体信息的传达。
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开始在九十年代，它无疑将为九十年代文学描画出一个具体明晰的轮廓，怛它的使命不单是对九十年代文学进行某种描述。作为跨世纪的文学现象，这一特定的时代将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特定的品质。它将投射出出于世纪末的中国特有的忧患感和悲凉色彩，并且将具有面对新世纪的充分幻想和僮憬，以及对未来不可尽知的苍茫氛围，总之，世纪之交的机缘将赋予我们的文学以特殊的内涵，新旧世纪的交替往往是造出某种历史性的奇观。历史在这个时刻往往也格外钟情于文学。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举步跨出了古典时代，新世纪赐予文学的是一个划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时代的变革。中国新文学是那个世纪摇篮中的新生命。一百年过后，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的公正，给我们以与我们的前辈均等的机会种新的选择和可能性。也许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的沉寂和热情的退潮不是一件坏事，它给原先为创新而疲于奔命的文学以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将有益于心理、情绪，以至创作思维和方式的调整。
告别八十年代之后，觉醒的文学将拒绝非文学的行政性骚扰尽管这种意图还无时不在一一但拥有主体意识的文学会进一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拒绝那种意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名称来概括这阶段的文学，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将摆脱充当某种附庸的地位。文学自身的规律将给文学的发展规定可能性，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由非文学的力量牵着走。我们始终希望，我们对文学阶段的划分和概括仅仅属于文学自身。
无法拒绝的隐优八十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九十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倚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蠢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久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这是一个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细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优时之作。上一个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去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且，他们要么飘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是从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词包装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纬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目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麦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但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都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有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撙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笞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再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到丙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地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世纪末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含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我们对于不断制造出来的占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卨精神的愤世疾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理想的召唤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当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在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纪俥人们乐干栌女举宗格干满足侬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岜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义何必苛求于文学？况迀，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开的精神劳作。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体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谠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萨逦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天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