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这篇小说尽管做了那么多的包装和还原功夫，但它仍未跳出古已有之的英雄美人的传奇模式，其故事框架决不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新鲜。这岂不是违背了作者追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初衷了吗？须知，一旦还原到历史的本来模样，那就避免了单调，沉闷，甚至平淡的过程，那就不会这么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了，英雄也许未必英雄，佳人也许长得一点也不俏丽，事情也许远不哀艳。作者不拒绝传统模式，又追求历史的还原，这说明，他在追求一种历史本色化和故事传奇化的接轨和融合。这可说是作者的第三点尝试。自古及今的文学，已经衍化出多种相对稳定的母题、原型和模式，不管后人怎样挣扎，也难逃其笼盖，也许，人类生活就是由这些模式组成的，也许，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推翻这些模式，总而言之，这些模式未必是不可取的。关键在于，怎样用新鲜的生活之流，感觉之流，意识之流，去刷新、改造、重构这些模式。这才是权衡创作者高下的标准。张廷竹利用旧模式的灶，煮自己的肉，不失为一条路子。还应看到，大概是为了寻求与“还原”相应的形式，在语言上作者多用刚劲、干脆、简洁的肯定语气，决不拖泥带水，犹豫不决，免生疑窦。这既是在寻求对题材人物的适应，也在寻求对特定时代氛围的适应。整篇小说，显现着一种简化风格。
张廷竹的历史题材小说写了多年，另辟门径，在孤寂中坚持，是值得研究一番的。现今历史题材小说出奇的繁盛（古史、现代史、家族史等等），本已出人意料，而风格之异，方法之杂多，尤令人惊讶。如果说，自莫言的《红高粱》起始，出现了一种主观化重诉历史的流脉，并不为过。继而众多先锋小说家纷纷结撰家族秘史，梦幻遗事，游侠萍踪，情天孽海，煞是令人五色迷目。要到这样的作品里去寻求所谓历史的客观性，无异缘木求鱼，它们只是作者心目中、幻觉中的历史。张廷竹与之不同。另有一脉，是严格的传统历史小说，虽然也在变化，或重故事性，或重人性之挖掘，或重人道之张扬，但大体路数不离其客观性。张廷竹虽与之靠近，但也不同。全面探讨张廷竹的历史小说，须得顾及全作，这个短篇倒也不是不能见出端倪。
结庐在闹市--读《杨门家风》
《杨门家风》里有一句话：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流芳百世，那就是情操。事实上，讴歌高尚的情操正是统领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指归和文眼所在。然而，在艺术表现上，它却有两个依托点，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包围着家庭的外在世界，具体背景便是省城及其延伸的扶贫点。于是作品把杨正民一家及其相关的家庭、人物，放到了滚滚红尘中去颠簸，去碰撞，被诸如提拔，退休，扶贫，下海，留学，住宅，装修，性爱，外遇，婚变，门第差异，旧爱与新知等问题困扰不休，几乎所有人物都处在浮沉聚散的变数之中。这就构成了作品特定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情境：通过家庭伦理的变化来折射社会政治，经济，官场，性爱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或者反过来说，通过政治，经济，官场，性爱等领域的变化在家庭关系中激起的波澜和回响来探究时代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情感价值的微妙变化，与此同时高扬起作者所钟爱、所赞佩、所憧憬的道德理想。
我感到，作品的长处，或者说作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她善于用情感的汁液把各种各样的矛盾搅拌在一起。在今天，摹写纷纭缭乱的社会世相，五光卜包的人生百态，已不是很难，难的是既能紧贴日寸代，当下，又能于纷乱中理出思想的头绪，于失范中坚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人生追求。哪怕这种追求与规范带有相当的理想程度也不要紧。《杨门家凤》涉及的关系和领域当然比较广泛，人物的走向也较为纷杂，但就作品的精神架构而言，就主要人物的精神意向而言，还是清晰的。它使我忽然想起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意境；倘若将“结庐”比喻为一种在家庭和人生观念上的超越性追求，将“闹市”比喻为当今欲望横流的历史语境，用“结庐在闹市”来喻示整部作品的构思，不也还比较恰当吗？
现在的小说揭露贪官的比较多，“官场小说”成了当今文坛一大盛景，这自然无可厚非，这是权力进入市场后某些现实矛盾激化的真实反映，也是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之所需要。但相形之下，描写好官、清官的，写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就不算多了。原因是难度太大，弄得不好，会流于虚假和矫情，缺乏说服力，读者不认可。《杨门家风》主要写了家庭纠葛，却在无意中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杨正民这样一个离休的领导干部，老共产党人的可敬形象。他成了全书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依我看，这一形象既是真实的，又是不无理想色彩的。当今之世，人多谋官，他却不恋官；人多谋财，他却不恋财；人多势利，以攀高结贵为荣，他却具平等胸怀，对等级观念不以为然。他重诺言，重情义，一身正气。他在本可再上一个台阶时激流勇退，退得坦诚。最壮烈的一幕当然是他将一生心血所钟，爱之如命的字画收藏无偿地捐赠了出来，资助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其中虽不无为了他当年的女友、志愿军战俘李来娣的一分旧情的因素，但那高风亮节非一般人可以企及。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亲人也有不同看法。他的大女儿杨锦萍是个好胜、尖刻、占有欲很强的人，她骂他是“中世纪式的伪善”，“世界上最无情的爸爸”。他的亲家牛厅长也出言不逊，说不要企图他帮你什么，这种人只看重名声，越是亲人越不伸手，怕的是弄脏他那顶官帽子。那么此人到底怎样呢？倘若如他们所言，杨正民除了令人反感的“伪”，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当然不是这样。对他，不能只看这些利益受损者的激忿之词。作者透过一些生活化的细节，还是真切地写出了杨正民本色的心态。比如，进与退的关键时刻，他与省委书记下棋，连妻子都告诫他不可赢。他才不管这一套，杀了个忘乎所以，落花流水。他一生的藏画被拍卖了个精光，别人问他此时有何感觉，他答以“只想把它们再带回家，再亲手晾晒它们一次”，真乃性情中人语。但他毕竟带有某些理想化的痕迹。比如，眼下的人，不谋官不跑官就不错了，但杨正民硬是把送上门来的“正部级”推掉不要，又没有多少正当理由。他的收藏，是他“一碗面条就着一根青瓜”省吃俭用所得，是他用滴滴血汗积攒而来的，可是他说捐赠就捐赠，未免太轻松了。他的画，连孙子、外孙女都不留一张，直闹到让自己的女儿买自己的画，未免太绝情了。不过，生活中这样的人虽不大会有，却不敢说这样的理想人格绝对没有。
小说写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矛盾，爱恨情仇，究其实质，仍逃不出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正所谓，一切逃不出一个“欲”字，欲是天使，欲是魔鬼，欲使人爱、恨、嫉妒、发狂。杨家的大小姐杨锦萍不就是为欲所困的极端吗？她因外遇被捉固然狼狈，但因破产而告别宝马车的一幕，则写出了一个欲望化身影的可怜。作者要大力推举的是精神的光辉，精神的财富。在描写李来娣这个志愿军女战俘的坎坷惨烈命运时写道，这是在“向全中国解读生命存在的价值”。我们的文学描写过各种忍辱负重的受难女性，但像李来娣这样独特的，遭遇到不公平的政治化歧视摧残的女性，尚不多见。她与杨正民，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却岔了两股道，一个飞升，一个沦落；一个荣耀，一个罪孽深重。这一对人物的经历是含义深刻的，李的奉献精神是平凡而伟大的。
婚姻和爱情，旧爱与新知，在这本书中所占分量最重，这也是作者一贯擅长的领地。问题是作者有无新的思考？细想起来，此书其实写的是两代人的婚恋及其内涵。作者对杨正民与李来娣因政治原因被迫分手的关系，寻根问底，当时若选择了爱情，会丢掉政治前途，那么他们的命运怎样，儿女怎样，不堪设想。杨没有选择爱，才有了后来的飞黄腾达。对此作者仍然偏向哪怕沦为庶民百姓也无怨无悔的爱的选择。对于杨的小女儿锦裳与司机汪锡军之恋，那种不顾门第差距，两地相望，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惆怅，无疑是作者最为推崇欣赏的。显然，这里仍然有相当大的理想化成分。“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式的坚贞，在今天还有几人能坚守下去？从这一切描写不难看出，作家彭名燕所抱持的，还是偏于传统的爱情观、道义观，这在当今已很稀见，在新新人类那里更将成为笑谈。当然，一个作家的人文姿态，是无须所有的人认同和接受的。
彭名燕小说的优势和弱势像双刃剑一样并存着，她善于抓情感矛盾，善于将人物情感推向极限，忍受撕心裂肺的疼痛，长于制造戏剧化的情景。然而，她不善含蓄，恨不得一口气把什么都说光，语调过于急促，对话失之台词化，缺乏停顿与回味、中断与沉思。这当然不仅是个叙述格调的问题。
命运，在时代潮流和文化冲突中穿行--评中篇《丝路摇滚》兼及有关问题
时常可以听到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描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太少了，作者们大都遁入历史的雾霭，回避着现实。这说法不能说毫无缘由，但细究起来，并不很确实。因为它没有真正抓 住这方面创作的症结所在。就数量而言，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并不少，且有数量越来越大的趋势。近年来，由于有关方面的大力引导，作家们的重视，某些奖项的刺激和促动，已使此类创作数量猛增，而充盈于图书市场的大量带有畅销书色彩的长篇，多以世俗、商战、言情为务，倘这些也可算作准现实题材的话，那还能说它们的数量少吗？所以，一味停留在对数量的呼吁上，就可能变成脱离创作实际的无的放矢。现在突出的问题已不在数量的多与少，而在艺术质量的高与低，在于写得深刻还是浅薄，有多大艺术概括力，在怎样的深度上揭示了现实关系，是否创造出了堪称典型的或接近于典型高度的人物，以及是否真正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走向、情绪和精神。我们需要追问，以长篇小说的规律和体制衡量之，现今的长篇究竟达到了什么又缺少些什么，深化之途又在哪里。
由于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特意选择了长篇《丝路摇滚》来评析。我认为，就现实题材的创作而言，这部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提出的…些思想、观念、艺术方面的新问题耐人寻味，它似乎比别的同类作品具有更强烈的概括整体生活走向的欲望，它搭设了一副更大的框架，把“时代与文学”的课题更醒豁地提了出来。
《丝路摇滚》（作者文兰，作家出版社），全书四十余万字，是一部容量较大的作品。就整体构思和结构布局来看，它处处充满了对比和冲突，而这些对比与冲突，又无不是我们今天现实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冲突。小说所写的枣树沟村，实在太小了，它蛰伏在渭北高原和古丝绸之路的边上，也许它曾经繁华，周遭累累的帝王坟冢表明它有很厚的文化土层，但它却一直备受冷落。作品写道：“几乎没有一辆车在这儿停过，这些车就像在荒漠上飞驶一样开过枣树沟，要么对我们不屑一顾，要么瞥一眼我们村的贫穷落后，就像穿过瘟疫区似地跑得飞快，甚至都不像打发乞丐那样给我们扔下一点脱贫的机会……”，其愚昧和封闭可知。然而，尽管偏僻，改革大潮还是逐渐波及到它了，80年代初，它先是建了砖瓦厂，“第一次冒出了带工业性质的烟”，继而主要人物“狼娃”提出筹建水泥厂，搅起了更大的风波，贯穿全书的情节线，就是水泥厂的兴衰。倘若这部小说只是孤立地写了西部一个村落的改革进程，就小村写小村，或写农民性的某些蜕变，或写一些曲折与觉醒，或写上下左右的介入与反响，当然未尝不可，但那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话题了。这部小说在构思上的大胆和创意表现在，它敢于把芥豆之微的枣树沟放到一个宏大的参照系里。依枣树沟的岑寂和荒远，原本不大可能汇聚太纷纭的矛盾，但作者却通过概括手段，让它成为观念和欲望冲突的一个焦点。一方面，作者把一股强大的外力引进枣树沟的封闭结构，打破原有的均衡，那就是广州的女工程师海风的“逆潮流而动”的北上，她的援建水泥厂及随之发生的情爱风波；另一方面，作者又让枣树沟的狼娃们南下，去体验欲望与良知的交战。这种南北对流，使沿海与黄土地，传统与现代，贫瘠与繁华，粗野与文明，禁锢与恣肆，以对角线的路径，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展开了冲突。
我感到，将人物的命运，置于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文化冲突的夹缝里，观察其微妙变化；而大时代的走向，便也随着人物的命运显现其轨迹，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其实，能想到采用这种南北对峙的方式，并不奇突，一般的作者也大都可能想到，关键要看，小说是不是脱胎于生活，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仅仅是一种观念化的预设，理念化的操作，浪漫的奇想，生活表象的堆砌，还是饱和生活的血肉，楔入了我们当今文化矛盾的腹心，拥有强大的生活逻辑和性格力量？海风女士毅然北上，甘心忍受枣树沟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甘愿承受人们投来的狐疑和轻蔑的冷眼，无偿援建水泥厂，并把性与爱一并献给狼娃的情节，是牵动全局的。那么，它的生活依据是什么，它可信吗，它包含着怎样的意味？我甚至认为，这一贯穿性情节的得失，决定着此书的成败。我不排除这样的看法，起初作者只是被一些炫目的表象和自己的灵感所吸引，带有较大的理想化成分，于是在开始的一长段描写里，南方被简单地作为文明的象征，枣树沟也被简单地作为愚昧和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海风则有点像一个猎奇的、任性的、奔放的女学生，小说流露出矫情的诗意。
此书虽然设计了南北对比的架构，使人耳目一新，但它终究还是一部写农村、写农民的书，因而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如何，对农村人物刻画到怎样程度，特别是对当今农民的现状及前景有无独到的观察和深沉的思考，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作者有所推进，又有所妥协。
由《丝路摇滚》我联想到两方面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的作家已显得较前更加智慧而成熟了，那种通过一个曲折的故事演绎一种简单的观念、思想甚至哲理的写法越来越少了，文化的视角上升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视角，“故事之外”的意蕴成为许多作者追求的东西。《丝路摇滚》作者的聪明之处就表现在，他把援建水泥厂的过程仅仅作为外在的情节线，甚至背景，内在线索则是人的命运，文化观念，性意识，贫富观，道德秩序，风俗人情等等内容，它们才是大量存在着的时间状态，这就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文化意味。书中揉进大量关于秦腔、社火、香头会、敬天祭祖之类的描写，富于声色，像“工程师戏说皇上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