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口的新川面馆
客居北京沙滩，靠故宫后门，有一段时间坚持利用星期天去白石桥的北图读书，骑自行车总要经过新街口。那是个很热闹的老式丁字路口，坐东朝西有一家装璜极朴素的新川面馆，以售四川风味的担担面为主，涨价后也只三块钱一碗。所以生意兴隆，座无虚席，还有去晚的顾客手托海碗站着吃的。站着，等于在给店主做广告，但也另有一番滋味与风度。我第一次吃，咂咂嘴，觉得很正宗。以后每路过，总想进去挤在人群里吃一碗。哪怕站着。这面条怎么做的？“新川”的老板真厉害，把平淡的面条做成了诱惑。至少，它诱惑过我。
只要想起新街口，首先会记得那家小得快给高楼华厦挤没了的平民化老面馆--在我心目中恐怕已构成新街口的标志。
“新川”除了担担面，还卖红烧肉面、回锅肉面（都是五块钱一碗）。其实都是事先做好的一盆盆浇头，舀一勺盖在面条上。虽是大锅菜，却极其鲜美。尤其回锅肉，是辣的，很明显出自川厨之手。肥而不腻。我曾想像过在“新川”吃完面后，再单买一饭盒浇头，回家搁在冰箱里，写作时饿了，给自己下一碗盖浇面。可惜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怕遭到店家的拒绝吧？
真那么做了，肯定比泡“康师傅”吃得舒服。
我常常遗憾：若是家门口就开有这么一家面馆，多好啊，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单身汉的伙食问题。或者，若是我恰巧住在“新川”的邻近之地，多好啊。
每个周末，风雨无阻地蹬起自行车，长途跋涉，穿过一盏盏红绿灯，我都说不清：是想去北图读书呢，还是想去“新川”吃面？骆驼祥子泡茶馆，我爱泡的是图书馆--说到底不过为吃一碗诱人的面条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读书解精神的馋，吃面解肉体的馋。我一举两得地饱了眼福与口福。
到了夏天，“新川”的凉面很受欢迎。也是搁许多花花绿绿的调料。
一进门的位置有曲尺形的玻璃柜台，服务员站在后面，收钱、找零，递给你一块圆铁片（像筹码），上面刻有不同品种面条的记号。拿着它，就可以去伙房的窗口端面条了。我往里瞟一眼，好大的一口铁锅，翻江倒海地煮出许多白花花的泡沫，伙计正把一箩筐的切面倒进去……
玻璃柜台里，摆放着一小碟一小碟切成薄片的酱肘花、卤牛肉、鸡胗鸭肝，还有茶叶蛋、拌腐竹、拍黄瓜之类凉菜。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可惜，我那段时间刚来北京创业，还很清贫，舍不得点。虽然很馋，但比较容易满足，觉得吃一碗五块钱的红烧肉面已算“打牙祭”了。
现在想想，那些令我浮想联翩的冷盘肉食，也挺便宜的。真的“豁出去”吃一回，又能怎么样呢？不至于倾家荡产啊。可在当时，这些让我心痒难耐的“鸟玩意儿”，居然难倒了英雄汉。我终究不曾“豁出去”。有时挺后悔的。再有钱，也买不回当年的馋了。
也幸亏没尝，它们在我想像中，一直保持着活色生香的诱惑。用鲁迅的话（大意）来说，让这些遥远的食物，盅惑我们一辈子吧。
自新街口往南走，西四一带，有延吉冷面馆。天热时，我也去里面吃过酸香可口的朝鲜冷面。某次回南京，跟当时还在《钟山》杂志社上班的苏童聊天。他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喜欢去西四的延吉冷面馆“改善伙食”。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我们开始回味穷书生的美食。延吉的朝鲜冷面，也是一种诱惑。我可以作证：它诱惑过成名前的小说家苏童。没准，现在也还在继续诱惑吧？
昨天，去西单图书大厦，在马路对面某商贸中心地下一层的美食排档，看见其中一家的字号叫“面爱面”，忍不住走了进去。可能是日本风味的，十六块钱一大碗，浇头与作料还算丰盛。但一想起十年前“新川”的红烧肉面，顿时觉得面前的这碗“面爱面”真够“面”的，滋味差得远了。辜负了“面爱面”这个好名字！同样是面条，要让人真爱上了，并不容易。
与饮食有关的谚语
中国有两条形容世态人情而较着名的谚语，都跟饮食相关。其一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其二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都很深刻而略带苍凉。你可以认定发明这样的谚语的人是悲观主义者，至少，不是乐观主义者。但冷静地剖析或者回味，又觉得非常客观。是真理，或接近于真理。真理终归会有几分凄凉、几分沧桑，因为它将捅破人们心中仅剩的而又多余的梦想。像手术刀一样锋利。发现真理的人，肯定有着理想破碎的痛苦体验，肯定曾经为真理所伤。
不散的筵席和免费的晚餐，象征着一切不可能的事物。虽然同时又代表人们对永恒乃至无价的情义所抱的幻想。一个人，只要没沦落到绝望的地方，总还是期望有一、两件不可能的事情，以奇迹的形式出现。假如你相信这残酷的谚语，则证明你不相信奇迹，或不敢相信奇迹了。拒斥奇迹的人，过着的是没有梦的生活。没有梦，也就等于做菜不搁调料，纵然原汁原味，也少了一些刺激、一些趣味。时间长了，“嘴里会淡出鸟来”。
如此尖刻的谚语被发明出来，可见人一生中的梦太多了，或做梦的人太多了，需要一盆冷水、一记棒喝、一声惊堂木。它仿佛出自超验而洞彻的上帝之口。又构成一种善意的劝告：傻瓜，醒来吧。
其实，仔细想想，傻瓜才是最幸福的：相信天上会有馅饼掉下来。并且为之不断地流着口水。
中国人，确实以食为天，连谈论人生、揭示真理（多么严肃而崇高的话题啊），都要用饮食来打比方。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不同，东方的哲学家，常常兼而是美食家。在中国，从来就不曾产生过真正禁欲的哲学。譬如，素斋的产生，最初的原因一定是为了解决和尚们的伙食问题，提高佛教徒的生活质量。哦，连苦行僧都知道要争取并维护自己的口福。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筵席都没有不散的道理。不管是鸿门宴还是满汉全席，包括圣经里最后的晚餐，都已曲终人散。
至于免费的晚餐，恐怕只有慈善机构，为赈灾济贫，才会提供吧？但你愿意像托钵僧或叫化子那样去乞讨吗？
味精时代
快餐文化如果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
真正的经典作品--像《红楼梦》那样的，是需要文火慢炖的。炖一锅好汤，比熬中药还要费时间、费火乃至费心。而搁在烤箱或微炉炉里，立等可取的，其滋味和营养价值，必然要大打折扣。
可惜现在，不管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太缺乏耐心了。于是，肯德基、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开始进入文化行业。辛劳一生只写了半部书的曹雪芹，肯定不敢相信：梦工厂里的流水线，会大批量地生产着艺术品，并且占领了最大的市场。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匠人的时代。
唉声叹气的我，更像个落伍者。手拿着一次性餐具，面对着自助食品，却怀念着失传的满汉全席。
我真弄不懂，别人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胃口。是我出问题了，还是别人出问题了？我想，生产者应该承担主要的承任。他用味精在欺骗着消费者。有了味精，一个最蹩脚的厨子，似乎都可以瞒天过海。
我现在越来越怕逛书店了，那简直像沙里淘金似的。面对着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封面，我不敢轻易掀开，怕发现这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或者用句古话来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经过炒作、包装的快餐文化，缺乏的恰恰是灵魂。只能用过量的色素、味精来掩饰。长此以往，会慢性中毒的--或许这有点危言耸听，但至少，会营养不良的。
因为没有灵魂的作品也是没有营养的。可以用来消遣、休闲，却很难因之而获得真正的感动（那才是心灵的洗礼！）。麻醉剂毕竟不能算治根治本的良药。
麻木的人群啊，需要的是顿悟，是警醒，是润物细无声的滋补。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里有句名言：“药补不如食补。”文学的快餐化，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客观地说，这类似于某种渎职。这造成了读者素质的退化：缺铁、缺钙、缺宝贵的微量元素。长期以软性的文化主食，必然导致集体的贫血与弱智。
去哪里寻找鲁迅先生烹饪的那一类强身健骨的药膳呢？去哪里寻找那样富于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大厨师呢？
三里屯的酒吧
我在三里屯度过多少个夜晚？无法统计了，我记住的永远只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或许就是昨夜。
幸福花园酒吧座落在较偏僻的胡同里，推门而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用个通俗的比喻）。我一下子又看见了那么多张熟悉的老面孔，像葵花向太阳一样转向了我。但我并不感到骄傲。我知道，这幅欣喜的场面会为每位新来的客人而出现。室内的光线仿佛更亮了一点。
我赶赴的是老乡陈永春的约会，他招呼我坐下，给我介绍新朋友--来自福建的女画家小蝉，看来今天的主题将由诗歌转向绘画了。方文正跟她聊天呢，扮出一股对花鸟画很内行的样子（小蝉是画花鸟的）。见其谈锋甚健，我只好跟永春频频碰杯，顺便看一眼女画家美丽的脸--作为下酒菜。这样的喝法倒也不错：美酒佳人全有了。
邻桌坐着艾丹、龙冬、张弛等人。每次看见艾丹，我总会联想：艾青怎么有这么个络腮胡子、像大货司机一样粗犷的儿子？幸好艾丹的小说写得很细腻，隐约可见诗人的遗传。张弛转移战场，到我们这桌坐下了，却拒绝干杯--他端着的杯子里盛的是牛奶。他神秘兮兮地透露：“戒酒了，改喝奶了。”这几年来，他的胃早已经在酒吧里泡坏了。就像他写的畅销小说的书名所云：“北京病人。”胃病已成了这一帮酒徒的流行病。
酒吧是个新时代的大染缸，泡坏了我们的胃，还泡坏了我们的心。心太软，几乎承受不了得不了生命之轻。
有人跟张弛开玩笑：“张弛现在真行啊，吃的是草，喝的是奶。”张弛连忙更正：“喝的是奶，挤的还是奶。”嘿，整个一哺乳动物。
接着走进酒吧的，是两位写小说的女明星：尹丽川和阿美。尹丽川估计学过表演，浓妆艳抹，叼着烟卷--颇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游刃有余地来往于几个酒桌之间，边吐着烟圈边和各位熟人打招呼。当了二十多年编辑的永春直咂嘴：“新人类，真厉害！”
后来的情节变得模糊，因为我喝得有点多了。后来又有谁出场或离席，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在酒吧里，似乎比别的地方更容易醉。每次都这样。每次站在三里屯的路口招手打车，我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望一望天。我看见了旋转的星空。但是它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它早已经在梵高的绘画里出现过。
三里屯酒吧，有一点商业气息，有一点艺术气息。这是在北京城里调试出的一杯鸡尾酒。难怪有那么多人要披星戴月地赶赴三里屯呢--这是一个从不延误的公开的约会。大家不请自来，又不约而同，聚集在城市的壁炉边取暖。
假如你怕黑暗、怕寂寞抑或怕梦想，就去三里屯泡吧。带着你苦涩的胃、干瘪的心。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比上班还要准时。老板跟他们已熟稔如兄弟。他们属于猫头鹰一族。没谁逼着呀，可他们天天都要加夜班--莫非这里有他们精神上的工资等待领取？他们是北京城里最闲的忙人，最忙的闲人。三里屯，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每次歪歪倒倒地离去，我都想向三里屯告别：这是最后一次，再不能这么下去了--虚度光阴，浪掷青春。可第二天夜色阑珊，华灯初上，我就会感受到三里屯在远处呼唤我--于是就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纳而去。
我们是铁屑，但不是渣滓。
我们是灯蛾，但不是害虫。
同样，三里屯的魅力不在于酒精，而在于诗意。所以，它成了一批落伍的艺术家的收容所。在这里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与幸福感。
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我们只能永远地穿梭于书房与酒吧之间。
并且尽可能地省略两者之间的距离，乃至中途的记忆。
路过三里屯酒吧，隔着落地玻璃窗，能看见那些像标本一样静静地坐着的男男女女。姿态那么优雅，服饰那么鲜艳，仿佛在为全世界表演--表演自己的闲适与富有。
我并没有羡慕他们的富有，却羡慕他们的闲适。在喧嚣的都市里以及漫长的一生中，如果能那么静静地坐一会儿，该有多好。哪怕没有酒，没有背景音乐，没有伙伴。仅隔着一层玻璃，我和他们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放慢了心跳，我却加快了步伐。这典型是忙人对闲人的羡慕：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水族馆里的鱼，飘摇着裙裾，不时透出几串散漫的气泡。我不敢贴在玻璃上看，怕他们发现我，发现我的羡慕。
如果仅仅偷偷地羡慕一会儿，也好。哪怕没有真正地享受那份轻松。我忍不住走进去了，为了体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这时我才发现，我被他们欺骗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被自己欺骗了。他们虽然三五成群地正襟危坐，可嘴唇在嚅动--原来他们并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在聊天、调情、谈判甚至争吵。嘈杂的说话声把音乐都给破坏了。我之所以误以为酒吧里很安静，只是因为隔着一层玻璃。我被隔音玻璃欺骗了。我之所以误认为里面是一群度假的天使，只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口型。事实教育了我：永远只有一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第二种人。人间的酒吧，不可能比天堂更好，也不可能比地狱更糟。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羡慕，终究会落空的。
三里屯酒吧，名不虚传。但绝不是隐士的宿营地。隐士若是来这儿沽酒，也会被浓郁的人间烟火吓跑的。那么我们该去哪里休闲呢？到哪里才能找到隐士的感觉？
做个现代人好累！
海宁的吃
我来海宁，抱有两个目的：主旋律自然是观潮，小插曲则是品尝当地美食。后者却跟大名鼎鼎的钱塘潮一样，给我日趋麻木的感觉带来一次震撼。确实不同凡响！
其实，在我来海宁之前，就对海宁的吃回答有耳闻。海宁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1923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八，海宁人祭典潮神伍子胥的日子，志摩邀约了胡适、陶行知、朱经农、马君武、汪精卫等一班名流来海宁观潮。众人在斜桥下火车，上了志摩早已租好的水网船，走十几公里水路，投奔观潮地盐官镇。他们一边欣赏两岸的江南水乡风光，一边还吃了一顿饭，是富有地域特色的船菜。这桌船菜的菜谱，在谁的回忆录中被记载下来：小白菜芋芨，鲜菱豆腐，清炒虾仁，粉皮鲫鱼，雪菜豆板泥，水晶蹄膀，芙蓉蛋汤……据说吃得胡适他们赞不绝口。
食物再好，留给人的记忆终究是短暂的，更令人难忘的则是就餐时的氛围乃至谈笑。有人先问经农：“什么事这样得意？”精卫说：“结婚吧？您得请我们吃喜酒。”行知说：“比结婚还好。”精卫说：“那么是生儿子了。”志摩说：’生儿子不如结婚，结婚不如订婚，订婚不如求婚，求婚不如求不成。”精卫所猜，是一般中国人之心理，志摩所说，则本现了诗人的“另类”态度。陶行知根据这次“船宴”的笑谈写了一篇《精卫与志摩的喜事观》，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有所感叹：失了恋才写得出好诗来，歌德失掉夏绿蒂而《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却占据了普天下青年们的心灵，志摩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终身奉行；小曼答了一声Yes之后，诗神便向志摩不告而别了。他当然还会做诗，只是没有从前的那么好；这在爱读诗的人们看来是何等重大的一个损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