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的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冬环被抽调到地委工作队，下到县级各机关继续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当她不得不以工作队员的身份，要求下边的员工放心大胆地“交心”“提意见”时，常会因言不由衷而脸红心跳，觉得自己完全充当了诱人上套的不光彩角色。所以当她得悉地委机关干部要分批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就争先恐后地写申请报了名，而且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也不知是她的强烈要求奏效了，还是上面早已有心将她下放，她的要求很快获得批准。地区中心支行和雅安市银行被批准下放的共有20多个人，她被分配到条件最差的宝兴县。
冬环为能摆脱“整风反右”工作队员的身份而高兴，同时在她的内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她下放的实际行动，表明她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藉此使他们的小家庭得到保护，因为在运动中已经有人对他们的“安乐窝”说三道四了。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并不害怕吃苦。所以在敲锣打鼓的机关欢送大会上，当胸戴着大红花的她笑容满面地行走在下放人员的队列中时，确实是既庆幸又满怀豪情的。走前她已与丈夫和母亲就家庭生活和两个孩子的有关事宜一一做了安排，因此也走得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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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县是偏远山区县，当年长征红军翻越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就在县境内，据说中国的第一个大熊猫也是在这里发现的。冬环到达宝兴县后，被直接安排在大山深处的一户生产队农家里。这里属于高寒山区，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无霜期还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一年只能种一季玉米，而且产量极低。家家户户都是一日两餐，顿顿都是吃起来满口钻的老玉米馍馍，一锅清水菜汤就是全部菜肴。她住的那户人家的户主姓王，是一个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沟壑般密布，看上去至少是花甲之年的老汉，细问时才知刚过五十岁。老汉整日沉默寡言，除了上坡做活路，就是蹲在门边抽旱烟，他的老伴已去世好些年了，因为家穷，儿子不得不去给别人当了上门女婿，身边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据说王老汉的家境在这一带还算是中等的，但其贫苦穷困的景况已令她目不忍睹：茅草屋顶到处漏雨，泥糊的墙壁破烂不堪，家里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破床，一口缺了边儿的吊锅和几只黑乎乎的土碗，再不见别的东西，老人和姑娘的衣服就是各自破破烂烂的那一身，没有一件可余下来换洗的，晚上冷得实在受不了，就靠火塘取暖。老人和小姑娘虽然都不善言辞，但对于她的到来，显然还是很欢迎的。小姑娘住在屋里的一处角楼上，冬环就在她旁边打了个地铺住下。没想到这里苍蝇、蚊子、臭虫、跳蚤、老鼠是如此之多，不管白天晚上都肆无忌惮地满屋飞突乱窜，到了晚上更是海陆空一起出动，把个屋子闹得天翻地覆，尤其是老鼠之猖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们咬木头，啃玉米，成群结队地在房梁上、楼板上、被子上、枕头边穿梭般地乱跑，加上楼下王老汉经常是整夜整夜的咳嗽叹息，开初她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安稳了的，半夜醒来听着身旁小姑娘均匀的呼吸声，真是羡慕至极。
冬环自幼在家里是劳动惯了的，以为下来后干农活不会成问题。没想到山里的环境条件和家乡的江汉平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田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嵌在荆棘密布的石头中间的，不要说刨土挖地，就是爬上去都很吃力，尤其是遇到雨天，稍不留意就会失足跌跤。最令冬环感到不适应的是背肥料，干的牲畜粪便或草木灰之类的倒无所谓，最怕的是背清水粪，一走一晃，稍有不稳，粪水便会从木桶里荡出来，弄得满头满身，甚至流进内衣里。当地人似乎无所谓，笑着随便抓把草擦擦就算了，她却是有“洁癖”的人，一弄脏了就恨不得赶紧擦干洗净。但屋里根本没有洗澡的地方，只好收工后一个人偷偷地跑到溪沟里去洗。初去时她很留意小姑娘月经来潮时怎么处理，后来发现她用的竟是包上灶灰的玉米壳！当她拿起那脏兮兮硬绑绑的东西端详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时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大办人民公社，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山区农家的姐妹却在过着这种近乎原始的生活！她将自己的草纸送给小姑娘，又教她使用并告诫她以后再也不能那样糟蹋自己了！
1958年全国大办钢铁，她被抽调到县大炼钢铁指挥部做统计工作。县里将各区乡的农村壮劳力都抽调出来找矿挖矿，砍树伐木，建土高炉，大摆冶铁炼钢的战场，白天黑夜，到处都是喇叭震响，炉火熊熊的景像。她的工作就是对各地的成绩进行统计，将全县每天挖了多少矿石，烧了多少木炭，炼了多少钢铁的数字上报给地委指挥部。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放“卫星”，讲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为她所搜集的都是来自下面，这些神仙数字有没有水分，有多大水分，根本无从核实。冬环不时也陪同县领导下去视察，亲眼目睹遍地开花的土高炉多是“炉火熊熊”地炼出铁水，但流出的铁水和炭渣杂物混在一起，出炉就是废物一堆，而其代价却是大片的森林被砍光伐尽，远山近岭被挖得千疮百孔，成熟的庄稼没人收割烂在地里的痛心情景。大家对此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人敢开口挑明，怕被戴上右倾保守帽子。
第二年恶果就呈现了：城乡各地开始闹粮荒，接踵而来的是全面的物资短缺，连肥皂、火柴之类的日用品都很难见到，广大群众不得不开始为求得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挣扎奔波……各种大小折腾都不得不偃旗息鼓，下放干部们也都重新做了安置，冬环被就近留在了宝兴县银行。这样，一个小家庭就正式地被一分为二了。她对这种安排很是不解，但却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个人服从组织”乃是不容任何人违拗的神圣原则，而且这种安排本身也被称为“大跃进的成果”，再说，没让你一辈子呆在农村已是天大的恩惠了！
不久就发生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批的重大事件，全国又开始了“反右倾”的运动，银行的墙上又出现了“立大志，下决心，鼓干劲，攀高峰”的标语，广播上又在放“跃进跃进再跃进，来一个跃进的大竞赛”之类的歌曲，进而开始上挂下连的大批判。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发过牢骚、传播过风言风语或有抵触情绪的人，统统都逃不脱“右倾”的帽子，轻则做检查，重则挨批斗，甚至遭受体罚凌辱。
在一次县级机关的批判大会上，有人揭发省党校的一个下放干部曾说过“高寒山区推广种棉花违背了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那位下放干部立即被打成“彭德怀的应声虫”，抓上台去批斗，稍有申辩，又被说成是“继续放毒”，被勒令下跪。在场的不少人都觉得这样太过分，不是治病救人应有的做法。坐在冬环身边的一个女同志忍不住想发表看法，冬环悄悄拉她的衣角不让她说，但她还是将这个意思表露了，没想到话音刚落，就被说成“一丘之貉”，抓出去陪斗下跪，弄得痛哭流涕，死去活来。近在咫尺的冬环真是心惊肉跳，就像自己也被揪出一般，从此待人处事更加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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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环在宝兴这边诚惶诚恐地度日，也不能不担心远在雅安的丈夫。尽管也经历过不少事情了，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那不谙为人处世之道的天性是令她极为担心的事情，总以为天底下的人都跟他一样单纯，从来不会察颜观色看兆头，出了笨得罪了人还浑然不知。冬环不断地去信敲打提醒他，然而应了那句越是怕鬼越要碰鬼的老话--艾高真的出问题挨批了，挨批的原因是“对粮食政策不满”！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她吓得不轻，他怎么昏了头，去碰这个事情！后来经多方打听才得知事情的原委：有一次他出差时，一位年轻同事找到他，说他那点定量实在不够吃，请他无论如何帮忙搞一点糕点之类的“进口”货回来。他从来都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于是想方设法地为那位年轻同事搞回来一点食品，在交接时很歉然地解释说到处粮食都紧张，不想这就成了“思想右倾”“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污蔑大好形势”！批判不说，还立即停了他的职，让他去喂猪打杂，接受监督劳动。她在这边束手无策，又急又怕，只能一个人蒙在被子里悄悄地哭。后来艾高告诉她，他起初实在无法接受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只是不忍心撇下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女，方才强忍下来。冬环听后极严厉地对他说：“你要记住啊：就是再苦再难再冤，也不能往那条路上想！如果你做了这种糊涂事，我和两个儿女不但要马上要成为孤儿寡母，还得一辈子承担你所造成的后果！那样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艾高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就在艾高因“污蔑大好形势”挨批受罚的时节，饥荒正像瘟疫似地迅速漫延，很多地方已开始吃草根树皮，饿死人的消息不断地从各地传来，机关干部包括银行的工作人员因营养不良得浮肿病的越来越多……艾高的所谓“问题”完全变成了小儿科，于是对他的批判处罚不了了之，加上他业务熟，工作能力强，银行又宣布恢复了他的工作。
冬环下放后，地区支行便调整了宿舍，外婆搬到街道上的简易民房居住，丈夫也跟她一样，住了银行的单身宿舍。六岁的女儿吴雅和四岁多的儿子吴稚在托儿所全托，所幸外婆身体尚健，可以帮忙照拂家里，遇上艾高外出，就全靠老太太接送照料两个小家伙了。冬环爱她的丈夫，爱她的母亲和一双儿女，可以说除了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的工作和学习，在其他时候，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尽到一个妻子、女儿和母亲的责任，使一家子在她这个主妇失职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过得好一点。跟丈夫时常担心牵挂着她一样，只要她在当地能弄到一点什么好吃的，都要留下来捎回家去。县银行每个月有一次结账，要加夜班，可以开证明去粮食局和商业局的副食品部门批一点特供食品，用来给加夜班的人员吃夜宵，其实也不过就是分几个红糖馅的饼子而已，但这已成了她看年看月的期盼所在，每次拿到那些饼子，她总是小心地包好放着，遇有银行有同志去中心支行开会出差，便请他们捎带回去。
除了每年春节的几天假期，只有她偶尔去中心支行开会或轮上调运钞票回地区之类的差事时，一家子方能团聚几天，但团聚后的别离却更令人伤怀，母女情、夫妻情、儿女情，剪不断，理还乱，没有一次不是泪眼相向，难舍难分，两个小儿女一路追撵，哭得声嘶力竭。
丈夫寄给她的所有信件，她都存放在枕边伸手可及的地方，经常躺在床上一遍遍地翻看，但总也看不够；条桌左角上的一个自制的玻璃夹里，有一张艾高拥着两个儿女的照片，那是她下放不久艾高寄给她的，照片的背后是丈夫充满深情的字迹：“怀抱儿和女，心念他乡妻。”每当她捧起照片，便会双泪长流，无法自持。
那时她已没有别的任何奢望，只要能早日结束这种两地相思的生活，家人团聚，平安度日，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然而她朝朝暮暮地盼啊望啊，盼望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
从那时到现在，不管是在宝兴还是在汉川，她一直在“凄守儿和女，思夫无绝期”的状态中生活，原来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长大，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谁料想前面还有这样多的灾难在等着自己！现在她唯一尚堪自慰的就是，尽管命运坎坷，境遇日下，但自问平生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她的确是问心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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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雅原本只是想通过了解自己的家世去除心中的疑惑和阴影，当她从母的讲述中详细地知悉了自己的祖辈尤其是父母的人生经历之后，心里确实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对爸爸妈妈和吴刘两家亲人的感情也更深了。如果说过去她只是对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的母亲心存同情而极尽孝心，现在，她开始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了--看似平凡的母亲原来竟有过那样多的令人钦佩的人生经历，原来是这样一个勇敢坚强的了不起的女性呵！她确乎也更明白母亲为什么总爱在她和弟弟面前叨念那几句话：要清白做人，勤恳做事，与人为善，为国分忧……不管是身处顺境或逆境，只要自己不倒别人就永远打不倒你！她觉得自己就像突然变了个人，人前人后不再像以往那样自卑自怜，而是充满了一种要自立自强，上进争气的决心。
比吴雅小两岁的吴稚对这一切则似懂非懂，明显地没有姐姐的深刻感受和宝贵收获，依然成天懵懵懂懂地打发着日子。
像是要专门印证父母确实“没有问题”似的，时隔不久，吴雅被班上推荐为红卫兵代表，跟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原来红卫兵刚兴起时上面就有规定，年纪幼小的初一学生不得自行外出参加大串连，所以一段时间里吴雅他们这个年级的学生都只能待在学校里就地闹革命，艳羡不已地看着高年级的同学一批批地往外跑，现在上面终于网开一面，使吴雅有了这样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