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呼喊》在“选择”上也是有说服力，有胆魄，值得注意的。我们曾沿用过“干预生活”的提法，是否科学可暂置之勿论，但是，报告文学假如缺乏冲击生活的力量，包括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批评，它的战斗力必将大大削弱。风花雪月，名人趣闻，儿女情长，影秀歌星，固然很能迎合某些读者猎奇和自娱的心理，可是，报告文学首先是战斗的，唯有发出时代的强音才不失其本色。《路的呼喊》的作者，由一条路的报废，“选择”到了一段解剖当今社会不正之风的好材料，从这里发现四化道路上的重重阻力的一个缩影。“宁六公路”--从南京到六合的一段仅20多公里长的公路，是大江南北的咽喉要道。国家拨资二千九百五十万元，倘用拾元的票子排列，每排二十张，还从南京直铺到六合。可是，造了三年的号称“一级公路”，不到三月即“全线崩溃”，变成了“高颠”公路，破烂公路，豆腐渣公路了。筑路的公款到哪里去了？原来，“雁过拔毛”者，拦路打劫者，“对上，割国家的肉，对下，刮农民的皮”者，大有人在。他们明打暗敲，横行无忌，事发后又装聋作哑，互相推诿，成了一笔查不清的糊涂账，作者采访中连吃“闭门羹”，只得借这条呻吟着的破路发出沉痛的呼喊：“不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那些蠹虫挖剔……向四化进军之路，恐怕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所谓“选择”，就应该是首先选择凝聚着丰富社会政治经济内容的典型的事件和人物。
二、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化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核心--“人”的认识和描绘的深化。人们已经发现，这一发展特点也波及到报告文学，原先以纪事为主的报告文学，现在以更集中的笔墨，更多的篇幅，转向了写人：写变革时期创业的人，站在时代前列的亲人，写心灵美的普通人，写具有首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和平凡人物。这种创作重心的移易，不是孤立的、人为的现象，而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需要的反映。在转折和变革的潮流中，不是几个，而是成批地涌现着思想解放，披荆斩棘的人物，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写人的作品相对集中。就这届获奖的作品来看，写人为主的作品占了四分之三的比重。“人”在报告文学中地位扩大、充实，决不单纯是个写法问题。新时期思想解放，实践检验真理的归宿点，是落在了如何重新认识人，尊重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上的。比如，原先视为改造对象的“臭老九”，洗击泼在身上的污垢，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原先被封建“血统论”的重轭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如今卸下重负，挺直腰杆了；原先的“白专典型”，如今的栋梁之材；原先现代迷信下的芸芸众生，如今焕发出心灵之美；原先的小青年，如今的企业家。凡此种种，都在打破多年来对人的认识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恢复着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各种各样的人，丰富生动的思想感情，再也不是被纳入到一个刻板的公式里了。过去，我们只允许一种感情，一种调子、一个模式的人物存在。现在，各种性格，感情的人，带着浓厚的时代感，一齐拥入报告文学的领域。前些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对于开拓报告文学“人”的领域起了带头作用，随后，一个新的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时期开始了。
《虚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之所以受到广泛好评，并不在于它写了一位精明的小厂长如何扭亏增盈，如何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作品的后一部分恰恰是比较薄弱的。按照列宁的说法，事物的本质是分层次，即“不甚深刻的本质”与“深刻的本质”的区别。这里属于“深刻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对“小字辈”在今天社会中的作用的认识。一场大火，把“化工一厂”化为废墟，原先的书记、厂长均不幸殉难，人心惶惶，创巨痛深。周大江这个青年，正是在此危难之际受命为“厂长”的。他起初自卑地说，“我太年青”。十年浩劫，把人缩小了，年轻的更加自卑。可事实呢，这个瘦瘦的、眼睛高度近视的小青年，一旦挑起重担，调动了与他同龄或更年轻的“小字辈”们，竟把工厂治理得年年有余，蒸蒸日上。在他们身上，潜藏多大的热能。作者看到，在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不应是一个周大江，而是千千万万个有为青年。作者写道：“一瞬间，觉得他不是坐在藤椅上，而是站在古老的木船上，正接过父兄的桨板，在激流中划行、搏战……”“一把火烧出个小厂长，我们能不能不用采用‘火’的办法，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黄河儿女尽早站到时代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首关于年轻人的赞歌。
写人，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的通过人去撞击现实。报告文学的写人，应该与小说、戏剧、电影的写人有极大区别。区别何在？我以为，报告文学不必去塑造完整的人物，更没有必要去创造什么“典型性格”，它的写入应首先服务于时代感极强的主题。多数情况下，它只消截取人物最高时代精神的真实片断就够了。作者的职责，只是发现和艺术地描绘人物本身所包含的某种典型的思想成分，而不是去完善人物的典型性。“报告文学小说化”理论的偏颇，恰在于忘记了报告文学自身的职责，旁骛别求，硬要给自己规定不能胜任的任务，这除了损害它的真实性原则外，还可能导致报告文学的“自我丧失”。
《还是那双眼睛》、《共产党人》、《“蓝军司令”》等，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人物的某些生活片断，把烙印着时代印记的灵魂的某个侧面突现于读者之前，让人们去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那双眼睛》写老革命家王震，这在神化个人的时期是很难出现的。作品集中刻划王震将军性格和情怀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识分子的珍视、信任、保护、重用。穿过历史的雾障，王震将军当年那些曾被视为大胆的、越轨的举动，在今天，就象是他“那双看得很远的好眼光”一样，闪动着特异的神采。这双眼睛使我们明白了，党对知识分子倚重的原因；明白了四化建设如果抛开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泡影的道理。《共产党人》中的上海海关关长张超，“象一个老门卫似地牢牢把住海关大门，谁也别想越过他那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猎人一样的眼睛”，这固然是克尽职守、坚持原则的表现，可是，仅仅表现这一点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只有当我们看到，张超不是在战争年月，也不是在解放初期，而是在“一张名片可以打倒多少人，老实人却得经常承受道德的重负”的今天特有的历史条件下，来艰难地卫护法纪的时候，才深感到，他维护的其实是今天的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蓝军司令”》里的王聚生，性格执拗得有点近“冥顽不化”，军训中让他扮演敌军指挥官，他总不肯轻易“投降”，好象在为演习故意出难题。“他不愿给那些毫无军人气质的年轻士兵去做俘虏，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充当一块豆腐--去证明对方宝刀的锋利”。他严肃思考的是，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是多么可贵的觉悟！有了它。我们才会有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军威。
报告文学能不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的感情活动？这曾经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最忌讳的是，作者漫无节制地发挥想象，把自己对人物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测和分析揣摩，拿来替代人物自己真实的心理活动；把作者希望于人物的东西，强加给人物。这里的界限似乎难以划分。《一片叶子》、《桔》、《审丑者》、《大洋的此岸和彼岸》、《爱的暖流》、《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等，较成功地掌握了分寸，既揭示人物的丰富感情，又切合人物的心理真实，这又使得报告文学在真实的基础上增强了艺术力量。《一片叶子》感人甚深。推土机手马卫国，为了一片夹在书中的枯叶而沦为罪人。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的命运，何尝不是曾经象一片在寒风中抖动的叶子？多少次，他想过死，想离婚，剃光了头，象赎“原罪”般地活着。可是，他从来也不曾懈怠，坚韧地完善自己，驾驶着铁马，把最脏最累的活留给自己，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他受罪的时候干活象主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后干活更象主人。葛洲坝的大坝合拢，他是立了功的，他不是被人抛向空中或者被鲜花簇拥，而是“从23点回到家、他只喝了两口鸡汤，咽不下一粒米，一声不出地坐着，坐着”。这真是一个怪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作者一点也不用主观随意性的心理分析，而是用了一系列饱蘸感情的动作，让我们看到，这个长期受压，多少有点变形了的劳动英雄，始终怀着崇高的责任感的精神境界。作者写人的武器不神秘，只是事实与真情。作者无意于创造典型性格，但马卫国的形象却达到了许多小说没有达到的个性化的程度。《审丑者》格式独特，笔墨因人而异。所写的对象是个青年漫画家，又是哲学系的学生，作者便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结合漫画，让人物自白，抵达了人物的内心。周中华这样的青年，是被“恶”的作用催得早熟的一代，眼界开阔，大有希望。作品包含着一种对人的新的认识，一种把人提高，去追求更高价值的力量。《桔》中的桔科分类学专家曾勉，狷介的个性近乎怪癖，作者全凭通过细节，让这位老专家从“怪”中走出，把他炽热的事业心浮于纸上。没有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是难达这种境界的。作品并不限于提出问题：迟至今日，政策还不能落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应该充分地理解甚至谅解，那些性格虽怪癖，却忠于人民和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分子。写人物丰富的感情活动，并不是不可能。自然不是靠想象来弥补，而只能靠深入调查，促膝倾谈，直至与人物同悲共喜，“进入角色”。
三、向纵深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