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钟声正在不远的远方等着我们，我们已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近百年我们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我们依然是世纪的落伍者。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我们，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漫硝烟惊破了帝国强盛的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蹂躏和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应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愚钝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意识催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英的使命感的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努力。艰难的时世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想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
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祖先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的意识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自有它们的合理性。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同时，我们也应当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踢倒的激烈。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的人而可能掩饰原本的积极动机。
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一种前倾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传统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对人性和民主体制的迫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时世，为此文学曾经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国。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
文学对社会可能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
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仙丹。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
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废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优患和欢愉。
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那就真的意味着文学的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
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文学回到自身的醒悟仅仅是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所得的教训太多了。
当然文学应该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
但无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
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自身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1992年11月1日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