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出什么大名啦，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还可以再到别的工厂找找别的活路。可是一上了这个报纸了，我就不得不离开那城市了。
我觉得不可理解。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你想想，那个采石场的杨老板如果没有被我打死，他要是看到了这张照片，你说他难道不会去找警察吗？
我说那你不是说他被你给打死了吗？
他说如果不死呢？
他说也许是死了也许又不死。他心里不知怎么突然有了点怀疑。于是就在大街边上买了几张有他照片的报纸，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城市。
我说那这报纸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女工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他们的故事震撼了整个医院。第二天早上，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们就蜂拥而至，把他和那名躺在床上的女工，围得熊猫一般喘不过气来。
晓雷回到家里的那个黄昏，他的父亲陈村却被吓掉了半颗门牙。
晓雷到家的时候，外面的天还不是太黑，但屋里早已昏暗了下来。那一天是陈村到镇上领回工资的日子。当时的陈村正在残灯的下边往一个本子上记着当月没有领到的数目。那个本子如今我还替他完好地收藏着，那些数目也一直歪歪斜斜地曲蜷在上面，就像记忆中一串一串被风干在野地上的红薯片，但瘦弱的陈村却永远也吃不上了。陈村活着的时候，一直压在他的枕头底下。那个晚上的陈村没想到他的晓雷会突然地回到家里，而且已经悄悄地站立在了他的身后。他刚要把本子放回原处，身后的晓雷猛然地叫了一声爸爸！那声音像一根突如其来的棍子，响亮地敲击在陈村的脑后，陈村吓得往前一磕，嘴巴撞在了桌子的边上。那是一张苍老而坚硬的铁木桌。陈村的牙根一阵疼痛，那半颗门牙便不知了去向。
落到地上的还有陈村手中的那一个本子。当时的晓雷并没有看到。因为屋里已经突然间黑暗了下来。那盏可怜的残灯，在陈村磕下的时候猛地跳了一下，那火苗便在震惊中逃亡了。
那灯原来是有着一个灯筒罩着的，虽然顶上长年破烂着一个拇指大的缺口，但埋下妻子的那个晚上，人们出出进进的，不知被谁突然地碰了一下，便飞身落到了地上，清脆地摔成了无数的碎片。
晓雷看到那个本子的时候，时间已是回家第五天的晚上。
那个晚上的陈村先是到了一趟我的家里，他问我晓雷回来后是不是到过我家。我知道我不能瞒着他。我说他来过。陈村便问他都跟你聊了一些什么？我说没聊什么。我心想他陈村是认真的。但我又不能把晓雷杀人的事告诉他。于是我说，他拿回来了一张报纸，你看了吗？他说看见过。我说他就说了那个事，别的没说什么。陈村便枯坐在那里，情绪忧伤得无可药救的样子。我想，我得找些话安慰安慰他，于是我告诉陈村，说晓雷是因为不喜欢当老师才悄悄离开师范的。我说，他没有告诉你是怕你会与他吵架，他不愿伤你的心。
陈村说，我心里负担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我是在想，他出去也才六七个月，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钱呢？我无法回答陈村的猜疑。晓雷到底带回了多少钱，我当时不知道，晓雷也没跟我说过。晓雷敲开我房门的头一个晚上，一进门就朝我递上了三百块钱。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还你的。我说，我没说让你还呀。他说，我说过，没钱就不还。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他是赚了几个钱的。但在我们后来的话里，再没提起钱的事情。
晓雷把带回的钱收藏在床脚下的一个空罐里，这是陈村无意中发现的。我问他一共有多少？陈村说一共一万多。这个数目对于长年贫穷的陈村来说，当然不是小数。他说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我说我不知道。陈村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忧心忡忡地回去了。
晓雷正在那盏可怜的残灯之下，偷看他父亲收藏在枕头下的那个可怜的本子。他没有想到父亲出门没有多久就又突然地回到了家里。
陈村的情绪因此被破坏得发起了火来。他说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呢？就把本子夺到了手上，塞回了枕头下的席子底。但随之又拿了起来。他一时想不出应该换个什么地方收藏才好。他说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呢？
晓雷却毫不在乎，他问父亲，他们为什么欠了你们这么多的工资不发？
陈村知道为什么。
但那个时候的陈村不愿回答他的晓雷。他说这关你什么事呢？
晓雷说你们可以到上边告他们去。
陈村的内心便愈加的不满。他为晓雷随口而出的话感到十分的惊讶。他觉得他太轻狂了。
他说你知道什么呢？告谁？你说告谁？
晓雷说谁扣留了你们的工资就告谁呗！你管他是谁呢！
陈村说你知道是谁吗？
晓雷说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反正工资是不能克扣的。谁扣了就可以告谁。人家电视台和报纸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陈村说我们？你的那些我们都是谁？你们是谁？
晓雷奇怪地问，什么我们是谁？
陈村说是呀，你们是谁？
晓雷被父亲问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父亲。
陈村说，你们不就是出卖劳力给人家打工的吗？你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呢？我们是谁？
你们是谁？晓雷朝父亲反问了一句。
陈村说，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给我们的政府干活。你们呢？你们那是给外国老板打工，知道吗？陈村不知道那个外国老板本来是中国人。晓雷没有告诉他。那张报纸也没有告诉他。记者的用意也许是对的，那样更能激起国民的极度的愤慨，更能宣扬晓雷作为英雄的民族气节。
晓雷说给政府干活又怎么样？给外国老板干活又怎么样？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陈村猛然地骂出了一句，他说我白白养了你这么大！一个是自己的政府一个是外国的老板，你说怎么相同呢？相同在哪里？
晓雷也朝父亲板起了面孔，他说，那你说有什么不相同呢？
陈村说不同就是不同。你给外国的老板打工他要是克扣了你们的工资他那是对你们的剥削你们当然要告他，你们要是不告他，他就会不停地剥削你们。可我们呢？
晓雷说我知道，你们是国家干部对不对？可国家干部又怎么样？国家干部就可以像老黄牛一样挤的是牛奶吃的是草吗？问题是你连该吃的草都吃不到，你不觉得你们可怜吗？晓雷觉得他没有办法与父亲再争论下去，他觉得他父亲的脑子太老实太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他父亲是一个傻蛋。他说我没看见哪里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傻蛋。然后站起身往外边的黑暗里走去。
那个晚上的陈村又因此整整心疼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上不到两节课，就又烂渔网似的收缩在教室的讲台一角。而当晓雷把他弄到担架上，要把他抬到医院去的时候，他却死活不去。
他说我没有钱。
晓雷想说你不是国家干部吗？上医院治病还用得着你自己掏钱？但晓雷没有说。晓雷从腰里掏出自己的钱来。他说我给你出钱好了吧，一千？两千？全都由我来出，好了吧？
但陈村还是坚决不去。
他一看到晓雷手上的那些钱就心里发怵，他说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晓雷说你管我哪来的，能治好你的病就是好东西。
陈村说，你不把你那些钱的来历说清楚，我不会用你的钱。用了我心里也得不到安宁。
因为本子上的那些数字，晓雷时常当着我的面，骂他的父亲是个傻蛋。我有些于心不忍，却又找不到更能说服晓雷的话，最后把真相告诉了他。我说你父亲他们的工资不是被人扣的，而是城里的教育局搞了一个教育勤俭服务公司，因为缺乏投资的资金，就把老师们的部分工资先拿去当做投资了，说是到年底的时候再还给他们，还同时付给投资的分红。
晓雷听完却又大骂了一声傻蛋！
晓雷说这样的事我听过多了，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说工资是肯定会还给他们的，但分红肯定得不到。
我说，说好了的事，不会有人想反悔就敢反悔的。我说他们不敢。
他说怎么不敢？是我我就敢！到时我就说没有赚到钱，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早就肥得流油了。
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得那么黑暗，要相信世界上还是有着好人的。
他说这年月你以为是哪年月？话说得最好听的人往往是最坏的人，你信不信？
我说我承认有坏人，但也不是那么绝对。
他说绝对当然不能绝对，但这年月坏人已经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你不能随乱相信谁是好人。
我对这样的晓雷感到不可思议，觉得无法跟他对话。
几天后一个月色模糊的晚上，晓雷拿着两千块钱突然敲开了我的房门。
他说他想出去一些日子。我问他去哪？他不肯马上告诉。他只连连地说了几次我想出去一下。
我问他你拿这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让我转给你父亲？
晓雷点点头，他说如果他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帮我给他，只是别说是我的就行了，好吗？他的眼光当时异常地纯净而感人。
我心里为此一热。我说好的。但他仍然站着不走。我知道他心里还有话要说。但不知道他想说的什么。我说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不会随乱告诉你父亲和别的什么人的，你完全可以信任我。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抬起了眼睛，静静地凝望着我。他说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你看行不行。我说你说吧。他说，我想到城里去摸摸底。我没听懂他的话。我说摸什么底呢？他说就是我父亲他们的工资问题。我说你是担心他们有蒙骗的行为？他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他问我你说呢？我为他的提问埋下了头去。我不敢贸然地回答。而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光还一直十分企盼地望着我。我不由又迟疑了一下。我说这事怎么说呢？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事情有点过于尖锐，而且容易叫人为之胆寒。可他却一直那样地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那模样就像秋天里守候在地坎上的小男孩。
我说这事最好是别管。
他的声音便突然地飞越而起，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呢？
我说，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带有某种蒙骗的性质，到时候总会有人去管理他们的，用不着我们去操这份心思。他问我，你说谁会去管呢？我说这我不知道，但我想总会有人去管的。他为此低头沉默不语。我说，再说了，如果他们是真的为着老师们的利益着想的呢？他说我不相信。他说那些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是别人。我说你也是凭空想象的，你有什么理由吗？他说我是凭空想象，但我相信我的直觉。我说直觉这东西有时不一定就对。可他说，在这个事上，他的直觉一定是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们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怕事的。他说你别看他们都嘴巴顶硬的，真要是吃了什么亏了，往往只是嘴巴上说了一通，随后就死了一样吞往肚里，接着便不了了事了。我说反正这个事情不好弄。
我说你是真的要去了吗？
他说当然是真的。
我说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他没有告诉我。
也许，他本来是想告诉我的，而且想从我的嘴上得到一些鼓励性的东西，但是没有得到我的支持。
他说反正我有我的手段。
我一定让他们这些傻蛋开开眼界，他说。
我知道他那说的是他的父亲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往城里闯去。
一个星期后的晓雷，在城里请人用电脑打了一份致乡下全体教师的公开信，然后买了一大扎的信封，蹲在旅馆里一封一封地装进去，然后一封一封地寄给乡下各地的中小学校的负责人。晓雷以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儿子的身份，措辞激烈地告诉所有的老师叔叔伯伯阿姨，他说你们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把教育局的一些头头们的新建的房屋地址，详尽地描写在给他们的公开信上。他说你们只要前来看一看，你们就什么都清楚了。因为那些房屋全都是漂亮崭新的楼房，有的两三层，有的竟达四层五层。他给他们留了一个聚集在城里的时间，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一点，他说到时他负责带着他们到实地去参观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血汗是不是流失在了那些高楼的红墙白砖之中，看一看那些高楼里，有没有他们的工资伤心出没的影子。
晓雷的年纪毕竟与成熟还有着一段的距离，他竟然将那样的信同样地寄给了他的父亲陈村。信封上的收信人当然不是他父亲的名字，他写的是学校的负责人收，可他父亲的那个学校就他父亲一个人。也许，他曾事先想到应该回避他的父亲，后来却因激动便忘了所有的禁忌了。可以想象，他埋头抄写信封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激愤。
那封信到达村里的时候，却最先落在了我的手上。
那是一个阳光极好的中午，我从地里出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就碰着了送信下来的乡邮员。那是一个与我十分相熟的小伙子，因为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封我儿子寄自瓦城的信。但那一天没有我的信。他递给我的只有陈村的那一封。他说你帮我把这信转给陈老师好吗？我说好的。他说那我就不到学校去了。其实那里距离学校已经没有多远。但他不愿多走。我说你放心吧。他笑了笑，说了一声辛苦你啦，转身就往回走了。
年轻的乡邮员在前边的大树后刚一消失，我就在阳光下把信拆开了。我并非事先想到信的内容。我只是猜测着那可能是晓雷寄给全县教师的什么信，因为那是一种普通的信封，任何来自官方的公函是绝对不会那样随意的，而且信封上没有任何具体的落款，只是潦潦草草地歪着内详两个小字。我想如果不是来自晓雷的信，陈村也不会怪我。因为那些日子里的陈村几乎都在我屋里吃饭。
看完信后我当即恐慌在了路上。一种说不出的胆寒在周身流窜。我想这小子看来要惹事了！但我想不出我该怎么办。我把那信收藏了起来。我不敢交给陈村。我担心陈村的那颗心承受不了，担心他看不到一半，就又烂渔网似的收缩在地上。
晓雷写在信上的那一天当时是四天之后。那四天在我的脑子里异常的漫长。
那四天里，我时常暗暗地看着陈村发呆。
等到第四天早上的时候，我却突然地受不了了。我的脑子乱哄哄的鸣响个不停。我想还是把信给他为好，否则，那晓雷真要出了什么事来，我无法对他解释。当时的时间是十点左右，陈村正要出门到山上弄回一些柴火。我说有封信你先看一下。他问什么信？我说看了你就知道。他便把信接了过去。我在旁边惊恐地望着他，我担心他会倒在地上。可是，看完信后的陈村竟然没有倒下。我只发现他的眼睛像在冒火。他闷闷地说了两句完了完了，这小子要完蛋了！然后丢下东西往门外飞奔。
陈村出门的时候，我仍愣愣地站在屋里，像置身于一场没有结束的噩梦中无法醒来，等到我随后追去的时候，陈村在前边的山路上早就没有了影子。我担心怒气冲冲的陈村没有走到搭车的大路口，就把身子收缩在路边的野草丛里。可那天的陈村却跑得飞快。我追到大路口时，他已经抢先上车去了。我迟疑了半刻，也搭上了一辆小面包，紧张地往城里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