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评论的写作上，人们自然很少把我与散文联系起来。其实，我写散文很早，早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穷学生。一次，写了篇自觉不错的散文，同窗好友怂恿我投寄到我所在的西部省份的最高文艺殿堂--省报副刊去。我不抱希望，碰碰运气而已。因为我的老师要在上面发一小块文章尚不容易。然而，奇迹发生了--每个人的平生都会发生一点奇迹，这篇散文不仅上了省报，赫然占去大半个版，还加了插图。此事一度成了校园新闻，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客气起来。我猜想，几年后我能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工作，兴许与这篇文字还有点关系。我至今记得，这篇文章的稿费是二十六元，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字。朋友们逼我请客，押我来到当时兰州最有名的饭馆“陶乐春”。女服务员催我们点菜，我们吓坏了，谁也不懂，互相推委，乱点一通，结果变成了以汤为主，大家喝得肚子鼓鼓的，步行七八里，相视一笑，回到宿舍。不知“陶乐春”今尚在否？这篇叫《洮河纪事》的散文，便是我的处女作，其时我十九岁。我一直珍视这篇小文，这次特意收进这本集子，作个纪念。它固然幼稚，但有一股率真而执拗的青春气息喷薄而出。人会变得老练，有些东西却永远找不回来了。
不知何故，我发现与散文有关的事，大多是愉快的，与评论有关的，大多是烦恼的。我研究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文章，写时颇用功，耗去大量精力，也出过五六本集子，却很少有人主动向我索求，倒是有不少人向我要散文集。包括一些非常着名的作家，专门写了信来要。他们哪里知道，我一直没出过散文集，几年前出过一本很薄的小册子，早没有了。但我的散文还是逐渐得到过一些鼓励：比如，有两家大型刊物给我的散文评了奖；我的《乘沙漠车记》和《王府大街64号》等，两度列入当代中国文学排行榜；时有热心的读者写信来，或指谬，或称赞，或与我讨论散文问题。这些因素都在助长我的心劲，改变我原先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改变写散文一搁就是好多年的懒惰，开始增加了散文的写作量。不过，我虽然慨叹文学批评的无人喝彩，但决不准备放弃，我觉得那是我的宿命、苦命。我将在评论的写作中继续坚持理性的激情，同时，我将在散文的写作中扬厉感性的激情，也许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命。
我有时自问，我的散文究竟写了些什么？凭什么反比我的评论更能引起注意？我写散文时很朦胧，全凭感觉，觉得有诗意的潜质和倾诉的冲动就断断续续写出来，逐渐拓宽意境，由悦己而想悦人。在选材和立意上我都是不确定的，无预设的。我很钦佩一些散文作家有一套庞大计划，或按历史顺序--写来，自成阵势，或限定在某个领域，自成格调。这样集束式的冲锋当然惹人注目。我太任性了，太情绪化了，一切听凭此时此刻心绪的感召。举凡大漠奇景，黄河风色，文化传说，异域消息，冬泳与足球，古玩与秦腔，沙漠与废墟，只要能承载和传达我的感慨的，不管是否适宜于散文表现，我都收纳进来。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生存状我也写出来。我相信，这世界上尚有许多情调还没被人表现过。我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东西。有朋友说，你的散文跟我们习见的散文不太一样，说不上该归哪一类。
我始终认为，散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一个人的散文是他的人格的投影：你可以在其他体裁中遮盖自己，却无法在散文中将自己的灵魂掩藏。这不干人格评价问题--人格也许是有缺陷的，而在于人的情趣，个性，悟性，气质，吸引力，表述风格等等。所以，也可以说，散文一半是自己写出来的，一半是遗传密码的显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作为精神个体的我，生长于西部，“少孤贫，多坎坷，极敏感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一位朋友曾这么评论我），我经历了同龄人经历的一切，战乱，解放，无休止的运动和劳动，压抑与热狂，开放与自省……但我的心灵又是我特殊的律动，我的散文只不过把我心灵的历史朴素地展示出来就是了。我只打开了心灵的一角，我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写，但怎么写才能与世人灵犀相通，需要深思。
我想，我的散文里也许还有较浓的精神性追求，这是我在面对着世界和自我时的苦闷和矛盾的流露，对有的人可能一切不成问题，在我却有一定的不可解脱性。我就像我的手纹一样地布满矛盾。尽管我用的多是解脱的调子，其实充满了求索和追问，诘难和假定。这一切来自我真实的生活和心灵，并非我要刻意披一件哲学的华氅唬人。诸如快乐，尴尬，超脱，疼痛，运气，幽默，时间，失语，性爱等等，先哲们自然多有论说，但经过了我的心灵感悟，便着上了我的色彩。对人生问题的索解是无可穷尽的。我的这类散文能引起一点共鸣，原因即在于此了。
本书的文章分为“抒情文选”、“思辨文选”、“人文随笔”、“议论文选”四辑，这大体反映了我写散文的几种方式。就我的偏爱来说，我最看重的还是第一辑里的一些文章，比如《皋兰夜语》、《还乡》、《足球与人生感悟》、《王府大街64号》、《重读云南》、《依奇克里克》、《辨赝》等篇，我倾注给它们的感情最多，发表后得到读者的回应也多。
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专用一辑选收了一些议论文字，是对近二十年间我国颇负盛名的一些长篇的评说。我是批评工作者，我的散文也没法不带一点批评性，并非为了凑数。我很赞同《余光中散文》的编法，余先生特辟一辑，称为“议论文选”。我想，面对一山一水的发抒，被称为散文，面对一部部内涵深永的作品的发抒，怎么就不可以叫散文呢？就看你用什么笔调知情致来写了。我萌生这种编法，还与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研究者李咏吟先生的一些话有关，他在谈论我的评论时说：“他真正理解了的作家还是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凌力，莫言几位，……他热衷于用作家式的笔法，散文式的笔法，散文涛体结构去结撰批评文本……雷达的诗性文字，火一样的体验文字，像作家的语言表达一样，在批评中自由地恣意地燃烧，因而，这种批评有其生命般的力量，有一和感动人的光辉。”我自知并未臻此火候，毋宁说这是研究者的希望。但我仍循此线索编了一小组文章。由于此类文字一般都很长，我做了节选，但求所选具有较浓厚的散文味。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者们，是他们注意到我的散文及其追求，并郑重出版。还要感谢许多作家批评家朋友，他们关注我的散文，不少人写过文章，对他们的批评我要细心领会。这里，蒙李国文先生惠允，特将他的一篇短文作为序言，不惟替自己壮行，也是为了友谊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