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e Brutzer
[德国]
1970年出生。2002年与妻子杜雪慧（Dorothee Brutzer）来到中国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帮助听障儿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2011年开设吧赫西点面包坊，教授聋哑青年烘焙技能。夫妇俩至今已资助450名聋哑儿童，教会了近30名听障青年制作面包西点。妻子杜雪慧至今仍在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工作，还开办了一个聋哑儿童图书馆。
“今天天气应该还不错。”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会起来，望望窗外，很多时候，还能望见天空中有几颗星星。妻子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一会儿，她要搭乘公共汽车去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原长沙市盲聋哑学校），帮助那里的聋哑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而我要骑上我的电动车赶去面包坊，上午，我们要完成当天所有的面包西点的制作。十六年了，老街坊们与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出门遇见，他们会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们，当年还躲在长辈的身后，用怯怯的眼神打量着我们夫妇，如今都已搬走了，或求学或工作。我们租住的房屋旁边，一幢幢摩天大楼已经巍然耸立。逢年过节遇到回家省亲的各家孩子，他们会惊讶地问：“你们还在这儿？”
是的，我们还在这儿，我们一直都在这儿。
2002年，我和妻子杜雪慧作为德国“环球救助协会”的代表来到中国大陆，原计划在长沙短暂停留，协助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及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对听障儿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
在德国斯图加特，我有份薪水不错的在制药厂实验室的工作，我们设想着，未来会有房有车，或许再添一两个孩子，假期带着他们去森林、海边游玩……但没想到，这次中国之行，却让我和妻子的生活从此改变。
来中国定居前，我们夫妻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姓名。我叫吴正荣，这个姓来自我的德文名Uwe的发音，“正荣”的意思为正直光荣。我的妻子叫杜雪慧，“雪慧”意为冰雪聪慧。一直痴迷东方文化的我们，1997年曾去中国台湾学习了两年中文。
在康复中心，我们见到了许多孩子，他们的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焦虑和茫然，陪在他们身边的，是比他们更为焦灼的父母。当时的中国，对残障人士还没有更多专业性的辅助训练。当时在机构中，我们常常听到大家说“十聋九哑”，而凭借我们在德国福利机构做义工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如果能在七岁以前得到科学的语言康复训练，他们是完全可以学会讲话的。换句话说，听障儿童错过了七岁前儿童语言功能发育的关键时期，才往往成为“聋哑人”。“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这是听障儿童治疗和康复的三大原则。看到当时对听障儿童的语言训练非常缺乏，我忧心忡忡。我在妻子的沉默中读到了她与我同样的心声：“留下来，帮助这些孩子。”
就这样一晃，十六载春秋过去了。
当年，很少有普通幼儿园或学校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而家长们或是担心孩子受歧视，或是完全接受“十聋九哑”的判断，而宁愿将他们送到特殊学校。那时候，昂贵的助听器、人工耳蜗，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确实难以承受。
我们与湖南省残联、长沙市残联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进听障儿童的家庭，鼓励他们的父母不要放弃努力。在康复中心，我们买来许多儿童书籍，手把手教这些孩子看图说话，也尝试用锣鼓等简易设备来刺激孩子的听觉神经。
除了湖南省会长沙，我们还随残联工作人员到了株洲、湘潭、吉首、郴州……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想法：争取让更多的听障孩子感受到有声世界的丰富。
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听障儿童训练2—3年，大致就可以进行基本的交谈，并和普通孩子一样上学，有的甚至会表现得非常优秀。前些日子，有个曾经接受资助的孩子告诉我们，他考上大学了。他学说话学得蛮好，爱读书，成绩一直是班上前十名以内，他考上大学我们很高兴。每次我和妻子看到又一个孩子步入普通学校时，都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尽管我俩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当孩子们终于开口说话，尤其当很多孩子在他们妈妈的鼓励下，扑进雪慧怀里，称呼她“德国妈妈”时，雪慧的眼睛里就会闪烁着泪光。她告诉我，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还有一些人已经结婚生子，我们也觉得很好玩儿，好像当了爷爷奶奶一样。
高峰期，我们曾资助80名听障儿童，每月提供给他们家庭400元钱。这些钱虽说只能给他们带来微小的帮助，但我们希望将一份温暖、一份关爱传递给他们，我们相信爱能够产生力量，甚至产生奇迹。
2008年，中国北京迎来了奥运会和残奥会，而这也使中国8000多万残障人士的命运愈来愈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09年，中国政府将贫困听障儿童救治纳入由中央财政拨款的康复项目，连续三年，每年全国有3000名听障儿童可以免费佩戴助听器和得到康复训练，部分儿童甚至获得免费植入人工耳蜗的机会。康复中心的配置也得到了加强，政府补贴也提高了。
我和雪慧为“春天”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而这时候，与一位听障青年的妈妈的一番交谈，又让我俩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培训这些孩子掌握一门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帮助他们就业。因为孩子们虽然能进行基本的交流，但与普通人相比仍是有差距的，如果不能就业，不能融入社会，那也很难让他们活得自信和乐观。
恰好那个时候，在长沙当时的繁华路段五一路有家德国面包坊要转手。而聋哑人通常动手能力比较强，触觉比较灵敏，做面包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与雪慧商量后，花费2万欧元，盘下了这家店铺。我并不擅长做面包，更没有开过商铺，在德国老乡的帮助下，折腾了几个月才办好相关事宜。我又跟随德国老面点师，从专业的角度学会了20多种面包、糕点的制作方法。那是2011年，6名聋哑员工，外加一位德国专业面点师傅，我们的小小面包坊“吧赫西点”开张了。之所以叫“吧赫”，是因为我喜欢巴赫的音乐，但是“巴赫”这一名称的工商注册又不容易通过，所以就叫“吧赫”了。
从来没有经商经验的我，没有进行任何的商业推广，也不懂什么产品策略，只是本着亲切待人、货真价实的经营之道开门营业。所有员工都是聋哑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并不是真的困难，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才是让我焦头烂额的事。员工是聋哑人，我们的目的就是培养他们的就业能力，是不收学费的，而且免费提供吃住，因为我们不想给他们捉襟见肘的家庭再增加支出。同时，我们原材料品质要求高，多数从德国购来，成本也就比较高。更让我们为难的是，繁华地段高昂的店铺租金直接导致了入不敷出，一点点的盈利对面包坊和聋哑员工来说简直微乎其微。几乎山穷水尽之下，我和妻子一度想要放弃。望着店员们期待交织着焦灼的眼睛，我和雪慧在那些日子里常常夜不能眠。这个小小的面包坊，不仅仅是德国面包的售卖点，更是聋哑人的技能培训基地，我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它。
在大家的提议下，我们把面包坊迁到了偏僻的湘春巷。中国有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对我们来说，当时的搬迁完全是无奈之举。
2013年，这个面包坊开始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于是，小小的巷子变得热闹起来。嗜辣的湖南人并不钟情于葵花子仁面包等德式面包的口感，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更有一些顾客从外地慕名而来，以至于一些出租车司机都与我们熟悉起来。
我和雪慧常说，中华民族是善良又重情义的民族。内心的悲悯一旦被唤醒，他们往往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情。
在媒体的关注下，在民众的支持下，吧赫西点存活了下来，继续传授听障青年西点制作手艺。看到他们一个个终于可以走上工作岗位，我和妻子感到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如果我们的爱能感染到更多的人，带动大家来一起关注残障人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为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创造条件、提供帮助，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从到长沙至今，十六年过去了，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行车的叮当声被马路上轿车的喇叭声、跑车的轰鸣声替代，街头还涌现出一排排色泽亮丽的共享单车。百姓的腰包鼓了，政府对残障人士的补贴也多了，我们的梦想一点点在实现。让我俩有点忧心的是，现在不少顾客会打电话来店里，问是否提供外卖服务，有些顾客甚至住在离店仅仅几十米远的地方。我想，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人勤劳吃苦的美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我一如既往地骑着自己的电动车，一如既往地在这个巷子里教孩子们做面包，我相信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中国会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我们这家面包坊的目标也终将实现。
当磁浮快线在长沙开通后，我和雪慧特意去感受了一次。我们的中国朋友说，中国的高铁现在几乎已贯通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我想，等我和雪慧老了，我们一定要到中国各地去看看。
很多时候，我遇到的中国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们想念德国吗？你们这么多年是怎么坚守下来的？”
我们当然想念自己的家乡和那里的亲人，大概每隔两三年我们会回德国一趟。德国的亲人们，从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为我俩感到骄傲，并协助我们寻找德国爱心人士和慈善机构的帮助，让更多贫困聋哑儿童得到关爱和康复训练。他们知道，长沙早已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和雪慧能获得中国的永久居留证，在这里长久住下来。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敢于走出家门在公园里奔跑，越来越多的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向他们敞开大门，我们知道“宽容”越来越融进中国的社会。“坚守”其实是一种痛苦的执着，我和雪慧并不认为我俩在坚守，如果一件事有意义，值得去做，大家又有能力去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这个过程或许会辛苦，但也是快乐和幸福的。
（吴正荣/口述 张向阳、周永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