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再回到白房子。在白房子，我有一位同年入伍的老乡，后来无缘无故地提前复员了。说无缘无故，这话不准确，是有缘故的，只是，那个缘故不好启齿，而且，当我们这拨兵，后来集体离开边防站时，我们曾经相约，永远为可怜而又可憎的他保守秘密，永远不提那个缘故。
我们在一个班，我是班长。晚上，当我就着油灯，在一个手掌大的日记本上，写那些蹩脚的诗行时，他这时候做的唯一的事情，是躺在被窝里捧着一张一寸大的照片流泪。那照片我见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两根羊角小辫的淸秀的农村姑娘。老乡指着她身上的那带花点的衣服，告诉我，那是他们一块儿逛城市时，他为她买的，他还说，姑娘在她娘家的那个队里担任广播员。
就是在这么一天晚上，我正趴在桌子上写诗时，老乡的暗暗流泪突然变成了抽泣。我完了，班长！我这一生全1完了！他打断我的写作，这样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我问了，他不说，于是，我只好合上日记本，去找指导员。
这事情确实有些严重，而且有些不好说。指导员吞吞吐吐，尽打马虎眼儿，但是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还是说出了实情。
是3倌，那个河南老兵告发他的。我的这个老乡是牛倌。马倌说，那天，他爬上了望台，举着望远镜寻找马群，突然发现，远处的沙包子后边，牛群像惊了一样，纷纷乱跑。他以为是牛群遇上豹子了，于是下了了望台，骑马向大沙包子后边跑去。结果，在大沙包子后边，一个沙窝里，我的那位老乡，拽着一条牛的尾巴，张着嘴，呲着牙，气喘咻咻地正在干那事，光屁股蛋子露在外面，裤子掉在了脚面上。马倌说，他当时骑在马上，伸出腿，朝那光屁股上就是一脚。
我给指导员求情，我说让我这老乡，捱到复员季节，按正常复员处理算了。指导员很为难，他说这里是边防一线，不敢让他在这里留。后来，指导员采取折衷的办法，将他调到驻在县城的炮连里去了。但是，据说他在炮连当猪倌时，仍然不安生，把柄倒没有抓住，只是那年母猪很少下崽。所以好容易捱到复员季节，他就复员走了。
他在临离开白房子时说：班长，我不是人，是不是？说完他号啕大哭。我们一群老乡也抱头痛哭，并且相约，回到家乡后，谁也不准再提这个老乡的事。
这一类事情，大约并不仅仅我的这个老乡有。要塞有一个干事，每天黄昏时分，时常搬着一个小発，拿着一张报纸，到河边去学习。他来到河边，坐在小発上，装模作样地看一会儿报纸，一条草驴，见他来了，便踏着小蹄子蹬蹬蹬蹬地跑过来，在他旁边吃草。瞅瞅天黑了，四周没有人了，干事就站在小発上，拽住驴的尾巴。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这不懂帮助了我。要不，说不定我也会酎不住这充满死亡感觉的白房子的。
有一次我上夜哨。中亚细亚的白夜，夜里两三点了，四周还白花花的，碉堡，芨芨草滩，通往哨所的那条小路，以及白房子，都笼罩在一层虚幻的、淸晰度良好的白光中。我在调堡旁站哨，这时，边防站那只老白狗，用它的身子，老往我的腿上去蹭，眼睛红勾勾的。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我把这看作是动物对人的一种纯洁的感情。后来我下哨归来，那老白狗则紧紧地尾随着我，当走到黑色碱土围墙的一个拐角时，老白狗突然抢前两步，拦住我的去路。而后，它四蹄朝天，仰在了路面上，借着白光，我能看见它眼中那种暧昧的目光，以及后腿叉开后，那肿胀的、充血的、湿漉漉的阴户。我当时很纳闷，不知道老白狗这晚上是怎么了。记得我踢了老白狗一脚，然后跨过它，走进了营房，当我关住营房的双层门时，我听见老白狗在身后像狼一样长唳一声。
复员以后，我还见过我那位老乡一面。他晒得黑黑的，穿着红背心，在故乡的县城里给一个黑包工当季节性民工。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是不是当年照片上的那位广播员，几次话到嘴边，我都不好启齿，生怕勾起他的心。鲁他还按习惯称呼我班长。这称呼没有像往日那样令我自得，而是有些垆尬地意识到，从白房子开始以至如今，我把自己包得太严了，我一直按社会的需要循规蹈矩地扮演着样板人之类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