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绿卡
那天黄昏，我照旧打开门前的邮箱，取出一叠报纸、邮件和书信。
拧亮台灯，我检视着，从一只与其他信件无异的信封里滑落一张卡片，淡黄色，有塑胶贴面，上面印着我的照片、指纹、生辰年月和一长串英文，仔细辨认，是绿卡，我的，整整等了二十年的我的美国绿卡！我摩挲着，关掉台灯。真想吸支香烟，可早戒了，身边没烟，也不想破戒。只好望向窗外。窗外，沉沉暮色重重地压下来，静静的，这黄昏已经陷人寂寞〃寂寞中，记忆的碎片在心幕上交叠：
……一九八一年早春，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离开北京赴非洲探亲，她就是我的妻。她走得并不轻松。因为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在中国虽然活得不易，可对非洲我们更毫无所知，何况我是中国文学中人，正当盛年，扔掉我钟爱的专业去非洲投靠妻的家人，我不愿也不肯。于是商定，两年为期，要么我去，要么她返。
可一年后，妻携儿女来到美国，儿女并且已在旧金山入学，这是任何一个在中国做父母的都求之不得，甚至可以为此牺牲一切的事，我们又何尝可以例外！这时，我们全家人一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的成员，就都陷人一种兴奋。不久，妻写信说，要想在美国堂堂正正地工作、上学，必须得持有绿卡。可要拿到美国绿卡是相当不易的。于是，在北京的我和我的父母弟弟妹妹这些从不知美国绿卡为何物的家人们就一起期盼。想象中它当然是一张绿色的卡片。因其珍贵，它肯定是十分精致，并且闪烁着一股神秘华贵威严如君临一切的华光……
于是我们全家合力，为获美国绿卡而奋斗。妻在美国请律师、求亲朋申办绿卡；我在北京按两年的约期，不再管那些劳什子的专业与矜持，一心只想飞到美国与妻儿团聚。为了万无一失，也寻着妻的路径，在北京办了去西非多哥的签证。半年后，又往美国驻多哥领事馆申办赴美旅游签证（因当时妻尚无芙国绿卡，不敢办探亲）。
那位领事刚从泰国调任多哥，是个中国通。看完我的申请文件，他抬起头，浮出满脸的狐疑：我知道中国正在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要把他们不喜欢的一切作家和作品清除掉，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一位文学家此时此刻到了美国还会回来。我不懂英文，从他的眼神我只意会到他说了些不利于我的话。当我的亲戚翻译给我以后，我只想说他太抬举我了！因为第一，我并不是他估计的那么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家；第二，我也并没成为清污对象，我有些愤怒，我要申辩。可他礼貌而冷漠地挥挥手说，他要向北京调查，还要请示华盛顿。我只有无奈地自嘲：我有那么重要吗？
后来才知道，将任何一个申请人境签证者都视为不怀好意的贼，谁到了他们的国家都会为抢他们的工作职位、赚他们的绿色美元而赖着不走，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领事判断事物的第一思维定式。因此，对他们的眼神话语怀疑侮辱，你再气愤再恼怒都没用，你只能任其裁定、任其判断。我还想证明自己，他却置若罔闻，笑望着我说，请三天后再来，听我最后的答复。
三天后我如约前往，他说他们的北京领事馆证实我没有拒签记录，这说明我没有撒谎；可华盛顿的回答却模棱两可，我的入美签证签与不签由他全权做主。我这才意识到他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那么一个简单的勾画就将决定我与阔别两年多的妻儿是否能够团聚，我们那漫长的隔海相望是否能够结束……
我忘记了三天前对他的恼怒和怨怼，我近乎祈求地望着他那张长满大胡子的神秘莫测的脸，他笑笑说：那我就不敢签了。为什么？我近乎叫喊地问。他举起双手在两耳旁做了个动作说：因为我不能不考虑我的官帽子。给我这么一个区区小人物签个人境签证怎么能影响你的官帽子？我又有些激愤。他笑得更其释然，说：我三天前已经说过了。我知道我们再难说清楚，我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申请？两年之内再不必来。为什么？因为我刚上任，任期两年。在我的任内，我是不可能给你签证的。
我们都算坦率。我坦率地要求，他坦率地拒绝。这才是人类社会坦率赤裸的实质：权力在他手里，他就可以无情地扼杀我的要求与愿望。可悲的是，表面上他扼杀的不过是我去美国旅游一次的愿望，实际上他却阻隔了我的骨肉团聚，摆弄着我一家人未来的命运，而这一切我不敢说出，他却未必不明了。人啊，爱与美与善是相互给予的，苦与恨与恶也是人们相互过从的。
在多哥迁延九个多月，绕道赴美已无可能，我只好回到北京，继续那漫长的等待。那些年中国穷得出名，自然无力自费出国旅游，更无力对外投资，因是公开的事实，你即使以此为由申办签证，任谁（指中国国民）也难逃拒签的结局，自然还可以学者交流的身份赴美，可妻初到美国，忙于应寸生活照料孩子，她又不喜交际，无缘与学界接触，此途也一时无门可入，我唯一可等的只有妻儿的绿卡，因为只有他们拿到绿卡，我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赴美探亲。可绿卡何日到手？只有上帝知道。绿卡的珍贵已经带有一种宿命色彩。
一九八七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海公园内一家考究的饭店与来京访问的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夫妇共进晚餐，东道主是我的一位本家兄弟，他任职外贸部某部门，校长夫妇就是他邀请来访的。没想到一晌交谈，我与那女校长竟十分投契。她说她办的虽是一所商学院，可她以为，中国将是美国未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了使她的学生了解中国熟悉中国，她打算设立一个文学专业，以便她的学生通过中国文学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她问我可不可以考虑成为她的文学系的第一位中国教授？我说我当然愿意。于是她兴奋地同我碰杯，脸颊也激动得带出几分红晕，并且不住地为我们的萍水相逢，为她即兴的设想而叫好。
那次饭后，我就开始盼着她的邀请，盼不到就暗暗提醒自己，谓对酒后的话别太认真，否则必然是想得愈高，跌得愈惨。将近两个月中，我的心就不断地在希望与失望的通道上徘徊撞击。就在我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那校长的邀请信到了，并且她告诉我，她已经同时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出了申请。这一切给我燃起了希望之光。
在我即将去领事馆申请签证的前两天，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鲍柏漪女士通过朋友介绍向我发出一帖请柬，邀我便中去她官邸一晤。因为她属华裔，祖籍苏州，又是作家，希望在京多结识些作家同行本属平常事。可因为我当时的境遇与心情，我还是把这次邀约视作一个即将赴美成功的征兆。我如约前往，鲍夫人如老友重逢般一面为我煮咖啡，一面讲解她送我的两本画册。这画册一本是美国白宫珍藏的各类名画；一本是美国驻华使馆的藏画。
我们啜着杯中咖啡，话题又转人即将进行的彼此的讲学：她说北京大学已邀请她做一次演讲，她正不知讲什么、怎样讲为好。我说美国一所大学正邀我去讲学，我也不知如何开课才适合美国学生的口味？我们相互征询着并且都以为给对方出了些不错的主意。我虽然尚未去申请签证，更不知能否拿到签证，可在三个多小时的朋友式的聊天中，我没对她提出一点要求，她也没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以为，在我们当时的意识中，无论她还是我都无疑认定我的赴美签证是绝无问题的。
没想到，就在我两天后去领事馆申请签证的时候，我的遭遇并不因为前天还去他们的大使官邸做客而与其他申请者有所区别：凌晨四点就去领馆门前排队领号排队者按排队迟早自发发出的标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白纸条将近八点才通过层层审查准许人门。一走近大门，也如同在多哥领馆一样，不论遇到的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从他们眼里射出的都是一样怀疑蔑视你为等而下之的目光。同我谈话的是一位白人青年，举止风度中自然流露的都是美国人特有的自信矜持和坦率。
他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问：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一所商学院要请你一位文学家去讲课？我自然要把校长的设计和构想学说一遍。他似听清又似并未听清或许根本就不打算去听，我话音刚落，他就说，我想请那校长再给你写一封亲笔信谈谈她请你去讲学的理由。至于能不能给你签证，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能接受他的谈话和态度，我对获准签证仍然充满信心。
经过一个多月的往返，校长的亲笔信到了，她说她也给领事写了一封亲笔信。我又去排队轮候。对于那些我不习惯不喜欢的目光，我甚至也用我的目光告诉他们：等着吧，我一会儿就让你们拭目相待！
这回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士，黄种人，操一口台湾国语。我刚要为遇到一位我的同种同宗的同胞且是女性同胞窃喜，她射出的两道居高临下冷若冰霜的目光立即斩煞了我的笑容。毕竟有东方血脉孕育出的东方智慧，不管入了哪国国籍，操的是哪种思维，对付起自己的同胞来，他们运用得还是超出西方人的能力，是一下子置人于死地的战术。现在回想，什么引蛇出洞、围追堵截、无声胜有声等这些老祖宗传下后，经极左路线又升华了的战略战术，她几乎都娴熟练达地在与我的谈话中用了个遍。
几番迂回几多推挡后，她终于从我的回答中抓到拒绝我的理由―谓由于我的弟弟在外贸部供职，故而由他引荐的那位美国商学院院长与我的关系就是商业关系。因为商业关系的确立，那么她请我讲学的签证就只能拒签！尽管我从没经过商，从来不懂商为何物，她再不听我的辩白。这不光又一次绝了我与妻儿团聚的路，而且又猝不及防地招来一番对我人格、学问的侮辱。
我强压怒火提出质问：请拿出你的证据。她再不理我不看我。没想到我的同胞比洋大人还要洋大人！后来与人谈起，来签过证的北京人都知道，此女的确生自中国台湾，已人美籍，因其冷面霸道，凡申请签证遇到她者，十有八九都要拒回。我无意对她多所议论，只能认命，认我一家无缘团聚的命。
阔别九年之后，我的妻子儿女终于能拿绿卡了，可按美国移民法规定，无论住在哪里的华人，要拿绿卡必须先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谈话，通过后，方有拿绿卡的资格。一别九年，韶华已去。我想象着与妻重聚的情形，想象着见到儿女时我一定一边紧抱一个……
为使儿女观览故国山川，妻带着两个孩子是从香港乘夜船回广州的，那天清晨，当我和妻的广州家人一起去码头接船时，见到的儿子已经高高大大远远高过我一头，女儿已经亭亭玉立长成一个妙龄少女，本想如多少次梦中情景般一边紧搂一个，可伸了伸手，我终是未敢抱搂他们……站在一边的妻已经两鬓染霜，终是痴痴木木地望着我，往日的激情不知是已经燃尽，还是压在心底一时竟翻腾不出……
……小轩窗，正梳妆。相颐无言，唯有泪千行。
难以抑制地，苏轼的这两句词一下子跳到我的心头，想着别时妻的一头秀发，看着如今她的点点霜雪，九年艰辛自可无声道尽……更其无法追回的是，我的老父终于熬不过命运，没等到孙子孙女归来已经早早地去了；老母总算等到了，可生命却已像将尽的蜡烛，飘飘忽忽，只有残剩的闪烁。妻子儿女拿到绿卡后，我们回到北京，一家人聚在母亲身边时，真不知是喜是悲？我想起那张美国绿卡，我辨不出它的真实颜色。
一个月后，妻携儿女返回旧金山。从此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想的只是如何使我获准来美，结束这残酷的骨肉分离。他们一次次顺理成章地申请我来美探亲，领事们则一次次皂白不分地拒绝我的签证，理由都是怀疑我有移民倾向。八年后我们才想明白，既然他们拒签的理由就是我的移民倾向，我何不理直气壮地申请移民，以彻底否定他们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秋，妻儿正式申请我移民来美。同所有办理移民者一样，自然要办很多繁复的手续，其中一项就是在填写表格时要交三张二寸免冠近照。这照片要求纯白背景，头像要露出左耳。别看如今的北京大小影楼、影苑、照相馆满世界都是，可要拍这种照片却无处接受。我于是骑上车从王府井到西单到东四牌楼，凡是影楼林立的街区一一询问，最后还是一位照相馆的老师傅指点，让我去前门外的大北瞧瞧。
进了大北，那照相师傅说，这回您找对地方了。我问何以如此？他说整个北京城，我们是独一份拍这种照片。我问为什么？他说您想啊，拍一套结婚照就是一万到两万，那拍起来利大份儿大，谁还辛辛苦苦地拍什么二寸免冠呐！我问你们为什么还要拍呢？他说市政府给的任务，能不接吗？我们聊着笑着也拍着。
那年冬末，我带着一应文件飞抵广州。约定俗成地，自然是依旧早起，在领事馆前排队轮候。不同的是这多雨的广州，在排队间已经飘飘洒洒地飘了一身的湿，到了领事接谈时，那人人都难克制的紧张兴奋已近阑珊。事情大凡如此，越是阑珊，越有种种不期而遇。几乎没谈几句，那穿着牛仔裤的年轻领事就给我一个马上就可以与家人团聚的签证！告诉我这盼了漫长岁月的可喜结果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很抱歉，你的照片不合格，签证只有拿来合格的照片后才能领取。我那刚刚热起的血液又冷到足底，喃喃着：那要等几天才能取？他带着外国人说中文惯有的洋腔说：出这大门往南，第一座楼的二层就可以拍照，并且立等可取，我等你。
听完他的话我扭头就跑。那照相处既不是什么影楼、照相馆，也不在什么二层楼内，而是在楼梯拐角处支了一架普通相机，后面遮了一块白布，那个毛头小伙子倒也麻利痛快，话也不说，当场就拍当场就出照片，当场就收高于大北几倍的二百元人民币！没想到，北京大北这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拍出的照片不合格，倒是广州楼梯上的快照颇得美国驻广州领事的青睐，其个中缘由我不想去想，因为我的目的只在取得签证。而欲要取之，必先予之。予什么？予领事高兴，予领事认可。
一九九八年二月五日，或许母亲担心我走得沉重，或许害怕同她的长子生离的痛苦，那天日落的时候，她竟在北京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抢先同我和她的全体子孙告了死别。母亲走了，我的心像掉入一个空洞的冰窖……或许这就是命，我要奔向妻儿了，生我养我的老母却撒手而去了！……人生啊，为什么总是不能圆满？
埋葬好母亲，一个星期之后，我戴上黑纱同赶回北京接我的妻子飘飘忽忽懵懵懂懂登上东去的飞机。不知飞了多远，不知走了多久，飞机降落的时候，又是一天的上午。妻说我们飞了十二小时。妻说我们降落的是加拿大温哥华，我们将在这里进人美国海关。只觉得机场外的天格外地蓝，只觉得机场大厅格外清雅空阔。当我们在机场海关等了一个多小时后，那高大的黑衣警官才礼貌地向我们招手。
换了天空换了语言，我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听凭妻与警官用英语问答。当一切妥帖后，警官同我握握手说欢迎你来美国。当我们已经人关后他又送来一句留言说：先生，你的签证照片可能不合格。妻翻译给我，我不禁懊恼：怎么还不合格不过，这懊很快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所代替，谓之日反正已进人美国，不合格就慢慢换吧。
我们一家团聚，定居旧金山。心想这半生期待总算不枉我阖家苦心，终于到达期许的彼岸。可两个月后，移民局寄来一纸公函，果然照片仍不合格，要我重寄合乎规格的照片再发绿卡。当晚妻即带我去全美知名的商场拍照。也是快照，就在商场内那空阔又简陋的柜台后揿动了相机快门。我有些嘀咕：这行吗？妻笑我谨小慎微，谓此为知名大商场，既有此业务，岂能不行！我初来美国，是个地道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妻说行就行。于是寄出。
等待。
……转眼一九九八年过尽，一九九九年伊始，这多年来，绿卡已成心结，尽管一家团聚，但住无妨，该拿到的总拿不到，难免心里发慌。于是托英语流利的作家朋友刘荒田先生陪我去移民局询问，一次次排队，一轮轮轮候，陆续去了五次，有时说积案冗杂，正在排队；有时说此处已办理完毕，已转绿卡制作处。直到二〇〇〇年秋方才查出一又是照片不合规格！到哪里拍才能合格？移民官指日就在移民局斜面的照相馆拍照即可。我于是去了那里，馆内清雅别致，颇有艺术氛围，拍完照片我对荒田说：这次大概可以过关？他无奈地笑笑：如还不合格，那只有烦劳移民局了。
二〇〇一年初春的一个黄昏，在我照例打开门前邮箱时，那只浅黄色的绿卡降临了。端详着它的形貌，蓦然间，文革时期造反派们最常引用的两句诗跳到我的眼前，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等了整整二十年的绿卡果然伴着春天来了，可我一家的身心生命却已成了一株株病树，我已经从冷静到冷漠，怎么也激动不起来。半晌，才告诉妻说我的绿卡到了。她苦笑笑，竟没说一句话。
